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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对经济的影响范文1
刘志刚（1989—） 男，汉族，郑州大学水利与环境学院，水利水电工程专业
摘要：水利工程在造福人类，带来经济利益与工业效益的同时，还应以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为目标。
关键词：水利工程；环境经济；影响
随着现代经济的飞速发展与水利事业的兴起，水利工程的建设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一大批水利工程的修建在改善周围环境，给社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同时，也从一定程度程度上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因此，如何将兴水利除水害与资源环境保护结合起来成了必须考虑的前提。
一、水利工程对经济的影响
所谓水利工程，是指对自然界的地表水和地下水进行控制和调配，以达到兴利除害的目的而修建的工程。水利工程的修建大大缓解了水资源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分布不均匀与天然来水和用水之间供需不相适应的矛盾，为人类的农业生产和资源开发提供了良好的保障。水利工程的兴建不仅可以防洪、供水，而且也可以发展供电、航运、港口等各项任务，为国家的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条件，对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许多方面都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随着大坝等水利工程的修建，带动了养殖、旅游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同时为能源急速消耗的当代社会提供了电能，使中国这个自古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在灌溉、供水、排水上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阿斯旺大坝，为世界七大水坝之一，它横截尼罗河水，高峡出平湖。高坝长3830米，高111米。1960年在原苏联的援助下动工兴建，1971年建成，历时10年多，耗资约10亿美元，使用建筑材料4300万立方米，相当于大金字塔的17倍，是一项集灌溉、航运、发电的综合利用工程。高坝建成后，其南面形成一个群山环抱的人工湖。阿斯旺水坝，湖长500多公里，平均宽10公里，面积5000平方公里，是世界第二大人工湖，深度和蓄水量则居世界第一。大坝水库的巨大容量不仅调节了下游流量，防止了洪水泛滥，还利用蓄积的水量扩大了灌溉面积，因此，近100万公顷的沙漠得以被开垦成耕地。同时大坝电站每年发电80亿度，解决了埃及的能源紧缺问题。并且水库建成后，水库周围5300-7800公里的沙漠沿湖带出现了常年繁盛的植被区，使得水库周围的经济得到了更快的发展。[1]
二、水利工程对环境的影响
在面对环境这个千百年不变的重要问题中，水利工程以及现代技术手段得到不断发展，通过调节水利，合理计划配置水资源，提高了防洪抗旱能力，减轻水旱灾害损失，促进了农业发展，同时也减轻了水污染，改善了干旱地区缺水的现状。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大坝等水利工程对环境与生态的影响是持久的，一旦建成，其负面后果甚至是难以治理的，这就要求在我们研究水利工程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万万不可忽视其负面后果。
1.水利工程建设对局部气候、水库水温结果、水质和地震的影响
大型水库的建设使库区微气候环境条件有所改变，包括气温、风速、湿度、降水等。水库的水温结构分为分层型和混合型两种。混合型的水温结构对环境的影响比分层型小。水库水温的变化主要取决于水温的分层温度高低的变化。水库下部的低温水对农作物、水生生物、人类生活等产生危害：①造成农作物（主要是水稻）减产。②影响水生生物（主要是温水鱼类）的生长和繁殖。③不利于工作、学习和娱乐。水利工程的建设对水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方面水体经过长距离的输送或一定时间的储藏，都会使复氧过程充分，从而丰富了水体潜在的环境容量资源。另一方面，在库区内水位抬高，水流缓慢，不利于污染物扩散。同时水库中由于大量水体的聚集，会使库区地壳结构的地应力发生变化，容易诱发地震，特别是随着高坝水库的修建，强烈的水库地震时有发生。
2.水利工程建设对土壤环境的影响
水利高洪成的建设对土壤环境的影响也是有利有弊，一方面通过筑堤建库、疏通水道等措施，保护农田免受淹没冲刷等灾害；通过拦截天然径流、调节地表径流等措施补充了土壤的水分改善了土壤的养分和热状况。另一方面水利工程的兴建也使下游平原的淤泥肥源减少，土壤肥力下降。同时输水渠道两岸由于渗漏使地下水抬高，造成大面积土壤的次生盐碱化和沼泽化。例如。阿斯旺大坝的兴建使得泥沙淤积在水库内，汛期不再出现洪水泛滥肥沃两岸的土地。三峡水库的中下游地区大面积低湖田面临沼泽化威胁，渍害田比例增大。[3]
3.水利工程建设对动植物、水生生物的影响、
修筑堤坝使得鱼类特别是洄游性鱼类的正常生活习性受到影响，生活环境被打破，严重的会造成灭绝。例如，长江特有的白甲鱼、岩源鲤、中华鲟在渔业产量中的比重已经很少，特别是白鳍豚近几年来的种群数量急剧下降。水利工程的建设使自然河流出现了渠道化和非连续化的态势，这种情况造成库区内原来的森林、草地或农田被淹没水底，陆生动物被迫迁徙。[2]
为此，在修建水利工程前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在埃及修建阿斯旺大坝时，由于当时人们认识上的局限，低估了水库库区淤积的严重性，因而对大坝工程可能的效益过于乐观。兴建大坝时形成的巨大的纳赛尔湖，有泥沙的自然淤积，水库的有效库容逐渐缩小，因而导致水库的储水量下降。水利工程效益大大降低。此外，浩大的水库水面蒸发量很大，每年的蒸发量就相当于11%的库容水量，这也降低了预期的水利工程效益。更为严重的是，埃及政府和工程设计者在建造如此宏伟的大坝时，还忽视了大坝对生态和环境的影响，既没有对此作出认真评估，也未曾慎重考虑生态和环境受破坏后的应对措施，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影响：1）大坝工程造成了沿河流域可耕地的土质肥力持续下降。2）修建大坝后沿尼罗河两岸出现了土壤盐碱化。3）喝水性质的改变使水生植物及藻类到处蔓延，不仅蒸发掉大量河水，还堵塞河道灌渠等等。[1]
仅仅讨论大坝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还是不够的。因为大坝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会转变成对人类社会经济的损害。阿斯旺大坝建成后，尼罗河两岸肥力下降迫使农民 不得不大量使用化肥，这大大增加了农业成本，降低了农业收益。1982年有一位土壤学家估计，由于土壤肥力下降、大量使用化肥农药，使得农业净收入下降了10%。结果，虽然因为水利灌溉条件的改善，使农作物由一年一季变为一年两季，单位土地结果的年产量增加了，但投入成本却增加得更快，导致农民净收入下降。
现代水利不仅要有工程观点、经济观点，还要有生态观点。把水利建设的立足点放到环境水利上，以生态环境的动态评价为准则，促进当代水利科学有一个新发展。因此全面系统研究水利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不但是水利发展的需要，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4]（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水利与环境学院）
参考文献：
[1]《阿斯旺大坝的经验教训》
[2]《当代中国研究》 1997年 第3期
环境对经济的影响范文2
关键词： 石油化工；环境影响； 对策
中图分类号：F407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在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中，石油化工产业是重要的能源基础工业。石油化工产业虽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位置非常显赫，但是整个生产过程，以及产品的消费过程等对环境的破坏也是显而易见的。众所周知，石油化工企业在生产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有害物质，这些有害物质给人类的生产、生活环境带来了很大的威胁。因此，在石油化工企业的生产过程中必须要贯彻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环境保护理念，争取尽快实现绿色化工。
一、 石油化工产业对环境造成的主要污染
1、 水污染
石油化工行业的废水主要是在石油开采、炼制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各种有机物，或者无机盐等组成的水，这些废水中含有非常多的油、盐，以及酚等有害物质，不仅成分复杂，而且排放量大，处理起来非常困难。因此，石油化工产业的废水污染不仅浪费了大量的水源， 而且还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给水体带来一定程度的伤害。
2、 大气污染
石油化工产业的废气污染有着不同的形式，根据生产行业主要分为石油炼制废气、合成纤维废气、石油化肥废气，以及石油化工废气等。石油化工产业的生产装置非常复杂，治理方式各不相同，而且在提炼石油的过程中往往由于需要大量热量，排出较多的气体，含硫量非常大，造成了严重的大气污染。
3、 土壤污染
石油化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主要废弃物有很多，诸如酸渣、盐泥、碱渣以及污泥等，在这些废弃物中，还有很多的重金属，对土地的污染非常严重。与此同时，石油化工产品在开采与运输的过程中，也会有一些石油类的物质深入到土壤中，经过化学反应、物理反应的发生，更加严重的污染了环境。
二、 石油化工企业环境保护的现状
1、 缺乏环保意识，缺乏强有力的宣传
有许多石油化工企业单纯地将精力放在生产环节，在整个的生产与经营过程中没有形成环境保护意识，片面地追求经济效益，经常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一些企业甚至认为环境保护是政府的工作，在政府监督机制放松的情况下，投机取巧，恣意妄为，一些石化企业的高层管理者环境保护意识淡薄，片面追求企业利润。另外有些石油化工企业缺少对环境污染治理的资金投入，宁愿将资金花费在政府的污染处罚方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治理污染的费用要远远高于处罚资金数额，一般来说后者只占据前者的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这就对企业环境保护的发展带来了阻碍。
2、 缺少健全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环保制度
从目前我国相关的法律体系来看，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体系只占据很少的一部分，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新型经济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新情况出现，这些法律已经无法全部覆盖，甚至存在一些制度方面的法律空白；缺乏有效的法律法规指导，环境保护工作很难得到落实，这必将为环境保护工作带来巨大挑战。
三、石油化工企业环境安全保护的对策
1、 加强处罚
政府环保部门要加强执法力度，采取“谁污染、谁治理”的方法，对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实行“突然死亡法”以及不断加大社会监督力度等。
石化企业生产也要采取“谁污染、谁治理”的方法，加强对员工的监督管理。石化企业要成立专门的环保部门，并配置专业的环保管理人员，才能为环境保护提供基础保障――机构与人员的，而且环保部门的负责人最好是企业的高层管理者，这样才能确保其作用有效的发挥。环保部门需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环境风险评估、生产过程的监督与控制、工程抢险，做好人员职责的分工，科学地制定任务与工作目标。
2、 要加强环境意识的教育
环境管理目标与生产管理、安全管理的目标之间是协调统一的，他们相对独立而又有内在的必然联系。而许多石化企业的管理者往往认识不到这一点，从而导致对环境管理的漏洞，或者说仅仅是环境管理部门的事情。因此，管理者不仅要提高环境合法意识。还要把环境管理工作运用在全体员工的各种生产活动过程中，管理者在提高自身自觉守法的同时， 还要积极不断地培养企业员工良好的环境意识和工作习惯。例如，对企业的环境意识培训，可分为管理层培训，内审员及骨干培训，普通员工培训，并通过生动的案例教学、事故分析， 摆事实、讲道理，提高全体员工的环境意识。随着有关环境法律法规的不断修订，还要把新的规定及时传达给大家。
3、 加强员工操作规范的培训
实际在许多时候，由于不规范的操作方法产生环境问题的事故时有发生，特别是石化企业的员工如果不按规定操作，就有可能导致工序紊乱，排放大量的废水、废气、固体废物， 从而导致环境事故和环境问题的出现。近期在大连新港附近的中石油输油管道起火，据调查事故发生原因是由于油船在卸油过程中，工人操作不当引起输油管线爆炸，所幸并无人员伤亡，但是输油管线的爆炸给当地环境造成了很大的污染。因此一线生产单位在操作过程中，要检查现有的操作规程是否合理，员工是否容易掌握，对不合理的要不断改进；其次密切关注员工的日常操做方法是否符合规范要求，是否有不良的操作习惯，要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以期达到好的环境绩效。
4、 加强设备和材料的环境管理
在生产过程中采用良好的符合规定标准的设备，不仅可以保证工艺技术和产品质量的实现，也大大地保证了物料的节约和高效利用，以及减少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因此，石化设备在采购或改造时，首先要充分考虑环境管理的要求，以保障其高效运作。例如现在高硫原油的供应比例已超过50％，这样在生产加工、输送、贮存、后加工等各个环节对常压塔、减压塔、闪蒸塔等设备的设计制造及其材料的选择上，都要具有更高的防腐蚀能力，所以设备材料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行业标准。
5、 环境计划的运行与应急预案
目前大多石化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薄弱环节是环境计划的运行控制，存在着生产操作与安全环境的矛盾，在发生异常、紧急状况时，多数企业往往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在企业的环境管理过程中，对于水处理、废油、固体废物的焚烧过程要时时加强检查，要有严格的全程的跟踪、检查规定、记录。要强调运行控制文件的制定与执行，必须制定有应急预案，明确异常情况时的应急处理措施，尽可能避免事态扩大。应急预案是指组织识别可能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潜在的紧急情况和事故而做出的响应方案。应急预案来自于日常管理，又严于日常管理，是我们减小事故危害的最后屏障。但有些企业往往缺乏有效的应急预案或不严格按规定执行。青岛市“11.22”中石化东黄输油管道泄漏爆炸特别重大事故的发生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据调查潍坊输油处及青岛输油站、中石化管道分公司在事故发生时对事故的严重性并未及时作出风险评估，没有及时下达启动应急预案指令，并且现场处置人员没有对泄漏区域实施有效的警戒和围挡，此次事故共造成62人遇难，136人受伤，斋堂岛街大片路面和胶州湾附近海水受到严重污染，教训非常惨痛。
目前，国内很多石化企业在对化工过程采用计算机管理同时，建立了应急响应专家管理系统，对生产全过程进行监控，效果很不错，非常值得借鉴。
结束语
当今社会，在人类对资源需求越来越高的同时，石油化工生产给环境造成的污染也越来越严重，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提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因此，在社会中生存的我们必须要树立起强烈的环保意识，自觉加入到节约资源的行动中。在石油化工生产中， 企业应加强现场检查，不仅要保证达标稳定，而且要不断改进生产工艺，降低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同时，石油化工企业还要采取科学的手段，防止大面积污染，最大限度地避免环境的污染，进而促进石油化工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延山等.石油微生物采油技术[M].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
环境对经济的影响范文3
一、知识经济概述及特点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1996年题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定义是：“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上的经济。”
就特点而言，知识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的是知识及智力，知识经济与传统的工业经济发展相比，智力和知识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说明在知识经济中，知识及智力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人力资源的发展中，人才是知识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知识经济时代下，经济的增长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某种意义上，劳动型的密集产业被知识经济型的产业所代替。知识经济中，信息化和网络化是发展的助力器，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信息的传输变得更加容易，而且经济活动变得日渐全球化。此外，知识经济还体现出无形化与虚拟化的特点，一定的无形资产在知识经济发展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网络化的发展使得经济活动变得更加虚拟化，并且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经济活动的网络化及数字化，便于人们相互沟通，使得经济活动更加全球化。全球资源日渐匮乏的今天，知识经济还表现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形态，循环经济的兴起和新能源的使用不断地让人们的智力、知识，得到开发和积累。智力和知识是知识经济时代下最重要生产要素，在今后的发展中起到增值作用。
二、知识经济环境对会计的影响
（一）对会计基本假设的影响
会计工作中基本的前提条件是会计的基本假设，是现存的环境所赋予会计工作的基本特征。经济环境的不断发展，影响会计基本假设的原因是新问题的出现。首先，知识经济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会计的基本假设。另外，知识经济下，全球化经济发展成为现实，并且促使网络化成为企业经营发展的新场所。一种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应运而生，虚拟企业成为一种网络临时性的结盟组织，它与传统意义的组织不同，主要借助计算机网络，将市场、目的进行重组。对于会计主体而言，它们在不断地整合中发生变化，呈现出多方位、多层次的特征，并在知识经济下对会计信息系统空间的界定上，将“虚拟企业”及集体涵盖在内，有必要反映价值运动。
（二）对持续经营假设造成影响
持续经营假设在正常情况下，会计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按照既定的发展目标持续进行，并做出预见。会计系统中持续经营假设具有一定的时间范围，而且该情况下，通常采用的是保持一致的会计方法，是成本及权责发生的基础。知识经济时代下，竞争日渐激烈，商品、设备更新换代较快，企业市场份额的占有在短时间内被抢走。另外，相应的产品周期大大缩短，极大程度上造成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导致企业解体风险增加。
（三）对会计分期假设的影响
事实上，会计领域内分期假设是对经营假设的补充，由于持续经营将会计的主体看做长期经营单位，但是对信息的使用者而言，它通常因关注一个短期的决策，而需要对经营成果信息进行掌握。这就需要结合企业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再作出决策。在具体的会计分期假设中，受到手工会计模式的影响，系统信息的加工中需要投入相应的人力及物力，将企业的持续经营划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个体又相互衔接，进而实现持续性及规律性。现如今的知识经济时代下，因网络化、技术化的不断应用，使得人们对会计分期的必要性及划分方法。另外，在知识经济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信息成为应用的关键，而且对前瞻性的信息呼声高涨。当今，会计信息假设满足不了信息使用者随机利用会计信息及时性决策的需要，信息的使用者需要在网络上获取联机实时报告。信息化产业的发展下，会计信息快速更新的特点，为实时报告提供了技术可行性。
三、知识经济下，会计的发展对策
（一）完善无形资产的会计核算
在传统工业经济条件的发展下，对于实体企业的发展而言，主要是通过资本运营进行销售，进而获得利润。但是，知识经济时代下，有型的资产不再是独有的，企业能否良好发展还需要具有人力资源、知识产权等相应的无形资产。而且，现如今的企业中，企业总资产的组成部分中金融衍生资产和无形资产成为最重要的资产内容之一，而且所占有的比重越来越大。
（二）增强宏观会计的主体假设
在知识经济下，互联网经济日渐发展，企业想要获得大发展，就必须借助互联网寻找发展机会。尤其对集团跨国公司而言，包括母公司和各个子公司在内，公司与公司之间的交流及合作必须借助网络技术传递信息。另外，会计信息作为“利益相关联合体”，对其会计信息数据进行收集和处理产生极强的影响。我们应该正本清源，增强宏观会计的主体假设，将相应的会计系统限定在一个经营良好或经济相对稳定、独立的单位，并从理论上将会计系统限定在特殊的空间范围内。目的在于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利益相关联合体”会计信息披露的问题。
（三）提高对人力资源的重视
具体来说，知识经济下，应加快将人力资源会计纳入会计系统的发展中。现代经济理论研究指明，经济系统的知识水平和人力素质成为企业生产及发展的内在表现部分，成为生产力及内在动力的基础。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发展，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体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对知识经济环境的发展而言，对资产的概念进行评价已经显得力不从心，所以对人力资源的应用评价需求显得相当迫切。
环境对经济的影响范文4
The influence and strategy of the monitoring room environment for the postoperative patients
BAI Xia，ZHU Li-jun.Tianjing Municipal Hospital,Tianjin 300211,China
【Abstract】 We investigate the reasons of postoperative infection of ICU patients.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perating factors and the special circumstances cause som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problems which have effects on recovery.Improving ICU circumstances,implementing sterilize and isolated,applying aseptic manipulation are the effective measures for solving these problems and promoting the recovery of ICU patients.
【Key words】 ICU;postoperative;infection;nursing care
在医院,烧伤病房和ICU是感染的高发区［1］。由于ICU收治的患者病情危重复杂［2］,加之高龄、免疫力低下、营养不良、慢性基础疾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ICU医院感染发生率相对较高，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总结我院ICU自1999～2001年收治的363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以便采取有效的措施。
1 临床资料
我院自1999～2001年ICU病房收治的363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多发伤12例；开放骨折8例；合并颅脑损伤3例；合并血气胸5例；合并脾破裂1例；膀胱破裂3例；大型手术后9例，其中脊髓损伤术后3例，外科疾病术后3例；人工关节置换术后1例；恶性肿瘤术后2例。以上患者合并内科疾病21例。363例患者并发医院内感染50例，其中伤口感染9例，肺部感染41例。9例伤口感染患者经换药后，伤口一期愈合。41例肺部感染患者经全面系统治疗痊愈36例，死亡5例，病死率12.2%。
2 原因分析
ICU收治的患者多为创伤、大手术后、多脏器损伤患者，可携带不同部位程度感染的病原体，发生感染的机会比普通病房高5～10倍，ICU内肺部感染是指重症监护病房这个特殊环境内的获得性肺部感染（NP）［3］。分析ICU患者出现感染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2.1 免疫机能受损 ICU内患者病情危重，多发伤、开放骨折及大型手术后患者，常伴有创伤性、失血性休克，机体处于应激状态，且年龄较大，伴有严重的基础疾病，如糖尿病、肝硬化，严重损害机体健康状况，或直接损害机体的特异性体液和细胞免疫，使机体整个免疫功能低下，极易发生感染。
2.2 吸入性因素 由于老年人咽喉部细菌生长较快，加之呼吸道清除功能障碍易造成口咽部分泌物的吸入而造成肺部感染的发生，意识障碍的患者70％易发生吸入性感染。由于长期留置胃管会削弱食道括约肌的功能，容易发生胃食管反流，胃内细菌随反流物进入呼吸道。
2.3 人工气道及机械通气因素 致病菌逆行感染，各种侵入性操作，如气管插管或人工机械通气等使呼吸道黏膜抗菌本质受到损害，细菌容易直接侵入局部组织，定植引起感染。导管相关性感染成为医院感染的常见类型［4］。呼吸治疗的器械污染：呼吸机管道、氧气湿化瓶消毒不彻底或被污染等诸多因素均可导致感染。呼吸道分泌物的沉积：胸腹部手术后患者常因惧怕疼痛不愿深呼吸及有效的咳嗽，使痰液潴留，为细菌繁殖提供了条件，引起感染。正常菌群失调：长时间大量应用抗生素，可助长细菌移生，同时选择性地消除人体的正常菌群，使耐药菌群大量繁殖，造成感染。
2.4 病房内的交叉感染 长期住院患者往往是多种细菌的携带者，细菌可以通过患者的咳嗽、喷嚏以飞沫的形式传给他人。危重患者各种侵入性检查导致感染机会增多。由于患者病情危重，肢体活动受限，较多治疗护理操作，使患者与医护人员密切接触，通过手及其他途径容易造成交叉感染。
3 预防措施及护理对策
3.1 切断交叉感染的传播途径,有效控制感染，尽早拔除各种留置导管 如:气管插管、各种胸腹腔引流管、导尿管等引流管。严格掌握留置导尿的适应证，尽量考虑用其他方法代替［5］。严格执行无菌技术操作，不认真执行消毒隔离制度和无菌操作规程，使患者在医院发生交叉感染［6］。提高医护人员对洗手的重视程度，由于洗手是防止感染扩散的最简单而最重要的一项措施，在进行各种操作及接触患者的分泌物后，要正确洗手才能防止致病微生物扩散。重视病情观察，加强呼吸道管理，促进患者排痰，防止发生肺部感染。只能用密封的药物呼吸道给药，盛液体的容器或药瓶一经开启，24h内未用完，应予以废弃［7］。严防因雾化吸入器污染导致医源性感染［8］。
3.2 保持各种引流管的通畅 每日更换，无菌操作，防止逆行感染。加强各种治疗设备的消毒和管理。严格消毒各种治疗用具，包括呼吸机各种管道、雾化器、氧气罩、换药碗等。增加一次性无菌物品的应用，可有效避免交叉感染的发生。定期细菌培养，合理使用抗生素，减少真菌感染［9］。各种有创引流管拔除时均应留取标本做细菌培养、药敏试验，以指导临床用药，有效控制感染的发生。每月对空气、物体表面、工作人员的手进行细菌学监测，并符合要求。坚持监测是做好消毒工作的保证［10］。
3.3 严格病房管理及消毒隔离制度 病房布局合理，保持病室整洁，通风良好，空气清新。每日紫外线空气消毒2次。做到一床一套，一桌一布，湿式打扫。严格探视制度，减少细菌传播。探视、陪护人员是带菌者由于做不到消毒隔离因而污染病区和病室［11］。在发生呼吸道感染时，立即采取有效的隔离措施。
3.4 合理应用镇痛剂 目前，自控镇痛泵的应用有效地缓解了患者术后的疼痛问题。自动给药途径较多，采用形式有静脉或硬膜外［12］。加强健康教育，做好心理护理教育的主要目标是提高住院病人住院适应能力和自我保健能力［13］。应用合理的教育方法，采取适宜的教育形式对目标的实施起了事半功倍的作用［14］。护士是监护环境下主要的支持因素，在调节患者情绪，减轻其痛苦方面起着重要作用［15］。术后患者鼓励咳痰，在做各种侵入性操作时，详细向患者解释，消除恐惧，取得配合。加强营养，指导合理饮食，多吃高钙食品，绿色蔬菜等，减少盐的摄入量，禁烟少饮酒［16］。对危重病患者可进行胃肠外营养，以增强机体的抵抗力。
4 总结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各种侵入性操作日益增多，随之而造成的医源性感染率明显上升，而一旦感染危重患者不仅增加住院天数，同时住院费用也会成倍增长，更严重的是增加了患者的痛苦，甚至危及患者的生命。因此，严格消毒隔离制度，认真执行无菌操作技术，加强基础护理，对预防和控制医院内感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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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对经济的影响范文5
(一)社会利益观的理论依据
利益，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是为了满足其自身生存和发展而应运而生的，是人类最原始动机、最终目的的有机结合，但它也是受到客观规律的制约。作为一部社会本位法的经济法，社会利益是其所要保护的首要利益目标。亚当•斯密倡导的是人类所的一切经济活动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对于社会利益的促进则放在次位，这样会使其行为要比出于自身本意的情形下会更加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的发展。此时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个人本位主义并不能够很好地促进对社会利益最大化的保护。19世纪社会法学派、目的法学派所提倡的恰恰相反。美国学者庞德认为社会利益是法律保障的主体需求。并强调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目的法学派代表耶林认为，法律的创造者是社会利益。也是法律的唯一的源头，一切法律的产生都是以社会利益为目的。这一利益理论为国家规制个体本位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经济法是对国家、社会、个人利益起着协调平衡的作用，通过立法的倾向对弱势群体给予保护。企业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破环了环境和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导致社会和公众为其行为买单，这有背于正义、公平。经济法对企业负外部影响予以否定评价，对其规制从而实现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兼顾和协调。由此可见，社会利益观为企业所要承担的社会环境责任夯实了理论基础。
(二)企业生态环境社会责任的价值成因
法律的价值属性和功能表现为满足主体的需要。社会经济体中的企业自身不断的发展和壮大，更凸显了对社会生态环境环境的影响，企业是与社会多方面利益相关者有着密切联系的独立体，在追求企业价值的同时，还应该依法承担起生态环境这一社会责任。通过对企业生态环境社会责任是否符合法律基本价值这一问题的论证，就能得出法律追究机制对企业生态环境社会责任的合理性、正当性。一是从秩序价值来看，所体现的是在社会进程中与自然进程中两者之间表现出来某种程度的连续性、一致性、确定性。是实现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法律的转变，达到利己与合作的协调与平衡，实现社会联带、社会统合，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构建。企业社会环境责任对秩序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首先是益于构建一个稳定的秩序利益关系。其次是益于构建一个良好的资源秩序。二是从自由价值来看。自由价值主张主体行为和法律规范的有机统一，如果主体实施的行为符合法律规范，就享有法律所对其界定的行为权利。法律对自由的保护主要表现为对个人权利的界定，是在个人与社会的对立、统一关系中。企业如果不考虑社会利益以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顾及到社会公众和后代的发展，肆意开采、损耗资源，排放污染物这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对人类社会所赖以生存自然环境的奴役。三是企业生态环境社会责任的正义价值，是人类恒久的价值追求，是法学界研究的永恒主题。实现社会正义的途径是要以社会条件以及各阶层的经济为基础，通过其所享有的基本的权利、义务等进行平等分配，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正义。如果企业怠于承担社会责任，法律通过其强制力推动企业承担生态环境社会责任。四是效率价值。是要符合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目标，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资源用于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自然生态价值是人类发展所投入的最重要的成本，所以企业在发展的同时要最大限度地创造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经济模式，以发展低碳经济，减少对资源、能源的消耗，保护环境，实现社会公众的环境权，使企业肩负起经济行为和生态环境保护行为的多重社会责任。
二、实施责任追究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建立企业责任追究机制的必要性
有利于企业本身适应和参与国际化竞争的需求。也是激励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对企业实施环境责任追究制，实质是有效地促进企业自身的竞争力因此，对企业实施责任追究机制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也是必然要求
(二)建立企业责任追究机制的可行性
在目前的国情下是完全具备对企业实施责任追究机制，并使其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一是上述已说明实施企业责任追究机制所具备的思想、理论基础。法律制定、法律体系都反映了这个时期的思想价值观。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充分表明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变能力在不断的加强，但负面影响凸显，人类开始认识到尊重自然规律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也使生态人文主义取代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理论。二是充分体现公众利益和企业利益的一致性。由于我国社会性质所决定，国家、社会公众与企业的根本利益存在一致性，这是建立企业责任追究机制的基础和原动力。企业其各个经济活动环节，自觉地肩负起环境保护意识，适应新经济发展的要求，由此体现出公众利益与企业利益的一致性。三是建立追究制具有法律保障。我国宪法、刑法对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生态环境，以及危害、破坏自然环境等都做出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循环经济促进法》以及国家颁布实施的一系列保护环境、防止污染及其他公害的法规，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企业社会环境责任的重要性，通过法律追究、激励机制使企业更好地肩负起其社会责任。所以，建立和完善企业责任追究机制不仅有坚实的理论依据，同时也具备了客观的现实基础。
三、完善企业责任追究制的几点思考
(一)建立行之有效的赔偿基金制度
在加大对违规企业惩治力度的同时，还要通过财政投入、税费征收、社会捐助等筹集赔偿金以达到为环境污染的受害者提供救济为目的，是对环境污染而遭遇损害的有力补充，其实质是责任的社会化分担。赔偿基金具有基础性、积极性、最后保障性的特征。将基金用于传统民事无法救济的责任转嫁给社会的一种方式，形成对污染者规制失控的救济，实现责任的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的转变，促进了社会的公平。
(二)建立多元共治的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监督机制
鉴于我国对企业环境责任现状，应建立以法律监管为主，社会监督的多元共治的监督机制。多元共治是在充分调动社会各主体进行监督的积极性，是政府、行业组织、消费者、社会媒体等共同参与运作，构建多重监督的良性互动机制，其表现形式为政府有效督导、中介科学评估、社会通力配合。政府监管虽具有强制性和组织化、制度化程度高的特性，但成本也是高昂的，对企业只是要求法律所规定的最低标准。而社会监督尽管缺乏强制性，但所具有的预警性强、覆盖面广的优势，且对企业要求高，能够对企业在环保问题上达到更为理想的状态。
(三)构建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公益诉讼机制
一是扩大诉讼原告主体资格。要从扩大原告资格入手，将环保诉讼资格要件扩大到有间接利害关系者，这就为其提供了及时获得救济的保障，也能达到对潜在的环污企业产生威慑力。二是构建公益诉讼制度。环保部门和社会相关组织应当为对具有原告资格的当事人，在给予精神鼓励的同时提供法律援助和相关的技术支持，从而使诉讼更具有公益性，免除原告的后顾之忧。三是建立公益诉讼费用制度。为维护公众的环境权，应改变有偿主义的诉讼费用征收标准，建立公益诉讼费用制度，对公益诉讼胜诉的，应判决被告承担涉案的一切费用(监测、鉴定、化验、评估等费用)，提高公民环保公益诉讼的积极性。四是完善激励机制。可以通过法律规定从被告的赔偿金或由国家、地方政府及组织出资设立的环保基金中给予原告一定的奖励。
四、结语
环境对经济的影响范文6
关键词：并购；宏观经济环境；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4）06-0087-08
一、引言
关于并购活动的动因，西方学者通常是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和行为理论进行解释的。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并购浪潮一般由经济、管制和科技等因素的冲击所导致（Mitchell and Mulherin，1996；Brealey and Myers，2003；Harford，2005；Martynova and Renneboog，2008）[1-4]；而行为理论则认为并购浪潮是由管理者的问题、自负及羊群行为所引起（Shleifer and Vishny， 1991； Bikhchandani， Hirshleifer and Welch，1992；Milbourn，Boot and Thakor，1999）[5-7]。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并购浪潮是资本市场的发展、公司管理者利用资本市场的过高估价而择时并购的结果（Shleifer and Vishny，2003；Rhodes-Kropf and Vishwanatan，2004；Rhodes-Kropf，Robinson and Vishwanathan，2005）[8-10]。尽管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环境不同，但并购活动总体上也呈浪潮式发展，并且具有周期性（唐绍祥，2006；刘淑莲，2010；张秋生，2010）[11-13]。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国内学术界主要运用归纳性假设分析方法来研究并购浪潮的驱动因素（刘淑莲，2010；张秋生，2010）[12-13]，在采用实证方法研究中，唐绍祥（2007）运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检验了1998―2006年我国总体性并购活动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联性，发现经济周期、利率及股价与总体性并购活动存在长期均衡关系[14]。
总体而言，采用实证方法检验并购与宏观经济的关系，特别是运用中国公司并购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宏观经济冲击的影响还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于1998年1月至2012年12月发起的并购事件为研究样本，运用协整检验、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及股价与总体性并购活动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利率与总体性并购活动并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经济发展水平与股价是总体性并购活动的Granger原因，而利率并不是总体性并购活动的Granger原因；短期内，经济发展水平波动与股票价格波动对总体性并购活动波动存在正向影响，利率波动对总体性并购活动波动存在负向影响。与其他研究中国并购活动的实证论文不同，本文的研究样本时间跨度长，采用协整检验、平稳时间序列数据的向量自回归模型以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检验并购动因，一方面可以克服多元线性回归在刻画经济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时可能存在的伪回归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与非平稳时间序列数据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相比较。本文研究结果与唐绍祥（2007）的结论有所不同，得出了一些新的研究结论。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检验我国已取得的各种归纳性假设，而且还有助于理解我国上市公司总体性并购活动的发展趋势，明确影响并购活动的宏观驱动因素，为公司预测与选择并购时机、提高并购协同效应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二、文献回顾
关于并购活动的驱动因素，西方学者大多是侧重于微观经济个体研究并购的形成动因，至今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尽管对并购动因的理论研究尚存较大分歧，但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大部分并购活动几乎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公司同时发生，这表明并购活动可能存在共同的驱动因素（Harford，2005）[3]，即不同于微观经济个体的宏观经济动因，这些因素可能是经济发展水平、资本市场、产业冲击、科技进步等，本文主要从前两个方面作一个简要的回顾。
Reid（1968）提出了并购活动-经济繁荣理论[15]，为更好地理解并购活动与宏观经济的关系作出了开创性的工作。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并购活动与经济周期存在着相关性，即并购活动存在顺周期特征（Melicher，Ledolter and D’Antonio，1983；Becketti，1986；Makaew，2011）[16-18]；并购活动的强度与经济增长及资本市场状况的变化正相关（Nelson，1966；Liu and Wen，2010；Palmquist and Sandberg，2012）[19-21]。Maksimovic and Philips（2001）研究发现并购活动通常在经济繁荣时期升温，而在经济衰退时期放缓[22]。Lambrecht（2004）采用实物期权方法研究表明并购活动与产品市场需求正相关，当产出价格处于高位时触发并购[23]。因此，并购活动与产品市场周期相关。从宏观经济指标与并购活动的关系分析，Steiner（1975）研究发现并购交易数量与GNP正相关，且并购活动的增加与经济环境的改善相关[24]。Golbe and White（1988）也证实并购交易数量与GNP正相关，但与实际利率负相关[25]。
Harford（2005）不仅认为并购活动是应对经济环境变化的结果，而且还认为资本市场的繁荣所带来的足够的资本流动性是驱动并购的必要因素[3]。Shleifer and Vishny（1992）认为并购活动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联性由资产流动性价值与债务融资能力的关联性所驱动[26]。Eisfeldt and Rampini（2006）也认为公司之间资产重新配置的顺周期缘于资本重新配置成本的反周期[27]。Melicher、Ledolter and D'Antonio（1983）将并购作为股票价格和债券利率的函数来解释并购活动，他们的研究发现：（1）股票价格上涨（下跌）后一个季度内出现并购活动的增加（减少），由于并购谈判往往在并购完成两个季度前才开始，所以并购谈判可能比股票价格的变化领先一个季度；（2）并购活动与先前的债券利率负相关，但其相关程度弱于并购活动与股票价格的相关程度[16]。这些结论表明融资可获得性是主并公司进行并购活动的重要驱动因素，当资金较容易获得时（股票价格上升、利率下跌），并购活动增加。这与资本市场状况或其背后的原因可以解释并购活动的观点是一致的。李瑞海、陈宏民和邹礼瑞（2006）认为中国的兼并活动与GDP增长率和市场化程度正相关，而与股票指数存在较弱的相关性[28]。唐绍祥（2006）研究发现中国总体并购活动呈浪潮式发展，并购活动具有周期性，而非遵循随机游走过程[11]。唐绍祥（2007）认为经济周期和利率是中国并购浪潮形成的主要原因[14]。潘勇辉（2007）通过对中美两国1991―2005年跨国并购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验证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和短期修正关系[29]。
行为金融学的发展使股票市场与并购活动的关系得到了新的注释。Brealey and Myers（2003）认为引发并购的原因是部分股票的价值被错估，特别是当股票市场处于繁荣期时，股票价值被高估公司的管理层更倾向进行并购交易活动[2]。从行为学的角度分析，股票市场错误定价与管理者的过度乐观与自信的交互作用共同推动了并购活动。Shleifer and Vishny（2003）明确将这种观点概括为“股票市场驱动并购”[8]。Rhodes-Kropf and Viswanathan（2004）（R-KV）认为繁荣的股票市场使得主并公司可以通过被市场高估的股票去收购被市场低估的目标公司[9]。虽然R-KV给出了收购者行为的解释，但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即既然主并公司的股票被高估，为何目标公司会接受股票对价并购交易呢？R-KV认为主并公司与目标公司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目标公司不足以正确估计并购行为本身的价值。他们对股票价格的总估价错误导致了对并购协同效应的估价错误。因而接受了主并公司被市场过高估价的股票。Rhodes-Kropf、Robinson and Viswanathan（2005）将公司的市场账面价值比率拆分成公司成分与市场成分，认为市场层面的错误定价是并购浪潮发生的显著影响因素[10]。Rosen（2006）检验了并购对主并公司股票价格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于其他时期的并购活动，并购市场繁荣时期的并购活动给主并公司带来的收益较高，但是从长期来看，并购收益较低[30]。这表明过度乐观的投资者误判了并购所能带来的协同效应。股票市场虽然是并购活动的一个显著驱动力，但不能完全解释并购活动的出现。由于受到其他经济因素的影响，股票市场的繁荣可以刺激更多并购活动的发生，但并不是并购浪潮唯一显著的驱动力。
除上述经济发展水平、资本市场等宏观经济因素外，Mitchell and Mulherin（1996）、Harford（2003）的研究不仅证明并购活动和经济环境中的股票市场有关，同时他们发现经济、制度、产业冲击等因素都会引发集聚的并购活动[1，31]。也有的学者分析技术进步对并购的影响，他们认为技术冲击对产业环境、经济环境的影响，改变了市场上要素的平衡关系，通过并购手段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新的平衡（Jovanovic and Rousseau，2002）[32]。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并不存在唯一的并购活动驱动因素，并购浪潮的出现是各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正如Ali-Yrkk？（2002）所认为的那样，宏观层面的因素诸如经济繁荣、技术发展、全球化与规制等引起行业冲击，为了有效应对这种冲击，微观层面的管理者出于经济动机、管理动机与自负动机而作出并购决策[33]。因此，我们认为虽然并购更像是公司层面的事件，然而这种微观层面的并购交易活动的发生往往具有聚类的趋势，形成一种浪潮，这种现象表明从宏观上来看，可能存在着一种普遍的长期均衡环境驱动着并购活动。本文主要从宏观经济环境层面来研究我国总体性并购活动的驱动因素，检验宏观经济环境与总体性并购活动是否存在着长短期关系。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经济发展水平与并购活动
根据“并购―经济繁荣理论”，经济增长和资本市场繁荣与并购活动呈同方向变化，如果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代表总体经济增长水平，那么，GDP越大，并购活动的交易量与交易额就越大。这是因为GDP绝对规模越大或者GDP增长率水平越高，意味着总体经济需求越大，因而可能导致经济资源的重新配置以达到最佳使用。而这种经济资源重新配置的需要又触发了并购活动。在美国、英国和欧盟其他地区，并购浪潮总是发生在经济强劲增长、股票市场高涨时期，并购浪潮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紧密，全球并购的兴起与衰退伴随着世界经济发展水平高峰与低谷的轮回而交替。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动，宏观经济因素的变化对公司并购活动也产生周期性变动。GDP对并购活动的正向影响也得到了Resende（2008）的支持，他们认为国内总体并购活动与GDP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34]。另一方面，Healy and Palepu（1993）认为GDP规模越大，公司现金持有水平越高，而公司则会利用这些超额现金去并购当地的其他公司以增加公司规模及获得市场支配力[35]。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待检验的假设。
假设1：经济发展水平（GDP）对并购活动存在正向影响。
（二）市场利率水平与并购活动
并购作为一种投资行为，需要大量的资金作保证。由于并购公司的内部资金有限，完成并购交易所需要的资金一般是通过债务融资支付对价，因此，并购活动可能会受到现行实际利率水平的影响。较高的利率水平将意味着较高的资本成本以及紧缩的货币政策，将不利于并购活动的发生。结果，并购活动与现行实际利率水平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Golbe and White，1988；Weston，Mitchell and Mulherin，2004）[25，36]。融资约束可能会阻碍公司的并购交易活动，而较低的利率放松了公司的融资约束，当公司持有更多的现金或更容易进入外部资本市场融资时，就会更容易发起并购活动（Harford，2005）[3]。已有的研究表明并购水平与经济环境及资本市场状况的变化相关，并购活动为主并公司的融资可获得性所驱动，较低的利率降低了融资成本，当资金较容易获得时，并购活动增加（Melicher，Ledolter and D'Antonio，1983）[16]。Yagil（1996）研究发现利率与并购活动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37]。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待检验的假设。
假设2：市场利率水平对并购活动存在负向影响。
（三）股票市场状况与并购活动
根据预期理论，股票市场状况直接影响人们对未来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股票市场越繁荣，股票价格越高，越容易引发公司的并购活动。Geroski （1984）、Guerard（1989）考察了股票价格与并购活动之间的关系，认为股票价格对并购活动具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是高股票价格降低了公司的资本成本，提高了并购活动所能带来的未来回报的净现值；二是现行的股票价格在预测未来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方面在统计上显著[38-39]。Gort（1969）提出了用以解释并购活动与股票价格之间关系的“经济突变理论”（Economic Disturbance Theory）[40]。他认为外部经济因素的变化（如股价的上升）会引起持股股东和非持股股东对公司价值的不同预期，从而引起并购活动水平的增加，变动的股市比静止的股市能产生更多价值被低估的公司，促使公司去收购价值被低估公司的股票，从而解释在股市上升或下降过程中产生并购活动的出现。当一国股票市场进入萧条期时，股票价格往往被严重低估，就会出现较多的跨国并购现象。Shlerfer and Vishny（2003）、Rhodes-Kropf and Viswanathan（2004）认为股票市场估值驱动并购浪潮。他们认为繁荣的股票市场导致主并公司用过高估价的股票去并购被市场低估的目标公司的资产[8-9]。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待检验的假设。
假设3：股票价格指数对并购活动存在正向影响。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由于中国较为频繁的上市公司并购起始于1997年，所以，本文采用的数据起止日期为1998年1月至2012年12月。为了保持数据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将各变量数据调整为季度数据，并对明显具有季节性的变量数据利用X12方法进行了季节调整。并购数据来源于CSMAR中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研究数据库，GDP、利率与股票价格指数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及Wind资讯。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设定
1. 变量定义。（1）并购交易数量。衡量并购交易活动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根据并购交易的数量，二是根据并购交易的总金额。单独考虑并购交易的数量，可以做到对所有并购交易活动一视同仁，是对发生在中国的并购活动广度的一个明显度量。相对地，单独关注并购交易的总金额，是对大规模交易的深度或重要性的度量。但由于不少中国上市公司的并购交易金额并未披露，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问题，本文决定采用并购交易数量的季度数据来衡量中国上市公司的总体性并购活动。根据CSMAR中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研究数据库的重组类型标准，将并购限定为资产收购、股权转让、吸收合并以及资产置换，而不包括资产剥离、债务重组与股份回购等形式的广义并购活动。在实证研究之前，利用X12方法进行了季节调整。变量用M&A表示。
（2）GDP。为了研究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上市公司总体并购活动的影响，本文采用实际GDP的季度数据进行度量。变量用GDP表示。
（3）利率。本文利率指标采用六个月期贷款实际利率的季度数据。变量用R表示。
（4）股票价格指数。由于综合反映股票市场状况的沪深300指数只能获得2005年及以后的数据，且国内没有其他反映沪深股价综合水平的指数，同时考虑到深圳综合指数与上证综合指数的波动几乎保持同步，因此，采用深圳综合指数的季度数据来反映股票市场状况。数据在使用之前采用X12进行了季节调整。变量用StockPrice表示。
2. 模型设定。为了研究宏观经济环境对中国上市公司总体性并购活动的影响，本文建立（1）式的基本模型，以分别考察经济发展水平、股票市场状况以及市场利率水平与并购活动之间的关联性。考虑到各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我们将对1998年1月至2012年12月的变量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分析。采用的研究方法具体包括协整分析以及建立VAR模型，通过运用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检验各宏观经济变量对总体性并购活动的动态影响关系及其影响程度，最后对各宏观经济变量与总体性并购活动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M&At=？琢+？茁1GDPt+？茁2Rt+？茁3StockPricet+？着t（1）
（1）式中，M&At为并购交易数量，GDPt为国内生产总值，Rt为利率，StockPricet为上证综合指数，εt为随机扰动项。
五、假设检验与结果
（一）宏观经济变量与并购活动的长期关系检验
1. 单位根检验。Chowdhury（1993）认为大多数宏观经济变量与并购活动的替代变量为非平稳变量[41]。因此，在模型的构建过程中，为避免时间序列出现伪回归的现象，本文利用Augment Dickey Fuller（ADF）检验以及Phillps-Perron检验，以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
从表1可以看出，这些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I（1），即它们本身都是非平稳时间序列，而其一阶差分序列都为平稳时间序列，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
2. 协整检验。Johansen检验和用于单方程的基于回归残差检验的ADF检验不同，它是基于回归系数的协整检验，用于检验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M&A、GDP、R与StockPrice这四个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均为I（1）过程，从而采用Johansen检验法分别检验M&A与GDP、R及StockPrice之间的协整关系。表2至表4的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检验方法的结果同时表明，M&A与GDP及StockPrice之间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而M&A与R之间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不存在协整关系。表明并购活动与经济发展水平及股票价格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而并购活动与利率之间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二）宏观经济变量随机波动影响并购活动的动态过程分析
由协整检验确定了M&A、GDP、R与StockPrice四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之后，我们利用VAR模型考察变量间的短期动态关系。在VAR模型中，它直接把系统中的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冲击，从而解释各种经济冲击对经济变量造成的影响。为了考察并购活动、经济发展水平、利率及股票市场状况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我们建立了包括并购交易数量、实际GDP、六个月期贷款利率以及深圳综合指数的VAR模型，见方程（2）。由于平稳时间序列在建立VAR模型时效果较好及各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因此在下文中将使用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分析。
AiM&AtGDPtRtStockPricet=？椎i+？着it（2）
其中，Ai为i维矩阵，i为滞后阶数，？椎i为常数项向量，εit为白噪声扰动向量。
1. VAR模型滞后阶数的确定。建立VAR模型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最佳滞后阶数的确定，滞后期的选择可能会影响VAR模型估计的结果。因为模型的解释变量多了，解释力就要大一些，而解释变量的增多会带来自由度的损失。因此，在选择滞后阶数时，既要有足够数目的滞后项，又要保证足够数目的自由度。而各种信息准则考虑了自由度的损失，可以作为判断模型阶数的依据。本文采用常用的LR检验、AIC信息准则以及SC信息准则等来判断恰当滞后期（见表5），由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滞后1期的VAR模型最为合适，因此，建立VAR（1）模型。
2. VAR模型的平稳性检验。VAR模型具有稳定性是模型适用的前提，模型稳定的充分必要条件是所有特征值的模都在单位圆以内（小于1），本文通过VAR单位根表对模型进行平稳性检验，得出模型中不存在大于1的单位根（见表6），所以建立的VAR（1）模型是非常平稳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检验宏观经济变量波动对并购活动的影响。
3. 脉冲响应函数。VAR模型的系数通常难以解释，而脉冲响应函数描述了在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或新息（Innovation）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因此，研究者通常运用脉冲响应来推断VAR的内涵。在VAR模型基础上，本文采用Cholesky分解技术，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来进一步分析并购活动对GDP、R与StockPrice的一个标准差新息的脉冲响应。
从图1来看，对GDP的一个冲击，M&A在初始阶段呈正向影响，之后这种扰动冲击对并购的影响缓慢减小，在第三期后，并购的波动趋于零。说明中国并购活动的波动与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GDP的波动正相关，处于扩张或繁荣阶段的宏观经济环境有利于并购活动的开展。然而GDP冲击对M&A的影响较为微弱。原因在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如西方国家那么成熟，并购重组活动大多在行政主导下完成，带有政策性色彩，真正通过市场化运作完成并购交易的较少。
从图2来看，对R的一个冲击，M&A在短期内有较小幅度的下降，在三期之后趋于稳定。可见，并购活动的波动与利率的波动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说明在短期内融资成本的高低直接影响并购交易活动的发生。
从图3来看，对StockPrice的一个冲击，M&A在短期内有较小幅度的上升，在三期之后趋于稳定。说明并购活动的波动与反映股票市场状况的股票价格指数的波动正相关。但StockPrice冲击对M&A的影响较为微弱。原因在于中国政策性的股票市场不能完全有效地反映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股市不能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上市公司长期以来股权分置，存在股权高度集中，“一股独大”现象，不利于股票在并购交易中充当支付工具的角色，同时，由于政策制度等方面的限制，也不利于主并公司利用股票市场的错误定价而择时并购。最后，从并购交易支付方式的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出股票市场状况对并购交易的影响较为微弱。刘淑莲（2010）根据CSMAR数据库对并购支付方式的分类标准，统计了1998―2008年共20 647起并购案，发现采用内部资金支付方式的并购案为90%以上，股票支付等方式占的比例非常小。这说明中国主并公司较少利用股权融资来完成并购交易活动。
4. 方差分解。分析了并购活动波动对经济发展水平、利率及股票市场状况扰动冲击变化的响应之后，我们将利用方差分解方法分析经济发展水平、利率及股票市场状况的波动对并购活动波动的贡献度，从而了解各新息对并购活动变化的相对重要性。
从表7可以看出，在对并购活动波动的影响中，如果不考虑并购活动自身的贡献率，利率波动对并购活动波动的贡献率虽然最大并且长期保持稳定，但也只达到0.8%左右；而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GDP的波动对并购活动波动的贡献率较小，一直在3%左右；股票价格指数的波动对并购活动波动的贡献率也同样较小，一直在0.2%左右。总之，在短期内，GDP、利率及股票价格的波动对并购活动波动的影响均较为微弱。
5. 基于VAR（1）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由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可知所有变量均为I（1）序列，即原序列是非平稳时间序列。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要求变量序列是平稳的，且滞后期的选择很重要。而基于VAR模型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却可以运用于具有协整关系的非平稳时间序列，滞后期的选择也是确定的。基于VAR（1）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
检验结果表明，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GDP与反映股票市场状况的股票价格指数是并购活动的Granger原因，而贷款利率并不是并购活动的Granger原因。说明繁荣的经济发展与股票市场状况确实有助于并购活动的发起，而贷款利率对并购活动发起的影响不甚明显。
六、研究结论与展望
本文运用时间序列数据深入地研究了经济发展水平、利率与股价指数对我国总体性并购活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性并购活动与经济发展水平及股票市场状况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而总体性并购活动与贷款利率并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从因果关系看，存在着经济发展水平与股票价格指数到总体性并购活动的单向因果关系，而利率与总体性并购活动不存在因果关系。说明经济发展水平与股票价格指数是我国并购浪潮形成的重要原因。（2）在短期动态调整过程中，各宏观经济变量波动的冲击对并购活动波动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GDP波动在短期内对并购活动波动有着正向影响，但这种影响幅度较小。影响程度虽然没有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宏观经济的繁荣与否确实影响着公司的投资行为。虽然利率与总体性并购活动并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利率波动在短期内对并购活动波动有着一定幅度的负向影响。说明融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并购活动的发生。股票价格指数波动在短期内对并购活动波动也存在正向影响，影响幅度同样较小。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我国证券市场还不是很成熟，为典型的政策市场，而且股改前后，我国股票市场均存在大量的国有股与法人股，这使得股票价格指数的波动很难对总体性并购活动波动产生显著的短期动态影响。通过以上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股票价格指数的波动是形成并购浪潮的重要原因，而利率波动虽然短期内对总体性并购活动有影响，但并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影响。
本文仅研究了反映宏观经济环境的几个主要因素对总体性并购活动的影响，而进一步地研究需要在此基础上，结合微观层面与行业层面的因素来分析总体性并购活动的影响因素，及其分析驱动总体性并购活动的各层面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逐渐深入，对不同国家的总体性并购活动的主要驱动因素进行比较分析，将进一步加深对全球性并购活动驱动因素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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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the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on M&A Activity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Time-series Data
Li Jinglin1，2
（1. School of Accounting，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Wuhan 430205， China；
2. Hubei Accounting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Wuhan 430205，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