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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的浪漫知识范文1
2004年开始，国内悄然兴起星座热，尤其在年轻人间流传甚广。一时间，男女相亲看星座，事业发展看星座，判断运势看星座，甚至连企业面试也要以应聘者的星座来判定。我对星座虽无精研，但发现很多时候又好像有些道理，便也对其产生了兴趣。近日，偶得铜道艺术馆年轻设计师张亚力的《星座之天蝎》，欣赏把玩间似乎又得以明悟出一些新的道理，同时不得不赞叹张亚力思想之深刻，艺术之精巧。
天文学上，天蝎座位于天秤座和人马座之间，夏季出现在南方天空，是黄道十二星座中最显著的星座，其中亮星云集，格外引人瞩目。据古希腊传说，曾有一位名叫奥瑞恩（海神波塞冬的儿子）的猎户很善于狩猎，但过于傲慢，夸口说天下没有一个动物是他的对手。这话传到奥林匹斯山上，引起诸神的不满。太阳神阿波罗弄来了一只鳄鱼般大小的毒蝎，蜇伤了奥瑞恩。随后，他们便搏斗起来，打得难解难分。后来主神宙斯把他们都提升到了天上，一个成了猎户座，另一个成了天蝎座。为了阻止猎户与天蝎在天上继续搏杀，宙斯把他们置于天球上遥遥相对的位置。夏日，天蝎座刚刚从东方升起，猎户座便已沉入西方地平线下；秋末，只要天蝎不在西方天空隐没，猎户就不会从东方升起。年复一年，彼此起落，他们便一直在天穹上相互追逐，又永不相见。对此，唐代大诗人杜甫有感：“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赠卫八处士》）。
其实，星座是西方世界的概念，和天文学一样，都脱胎于古老的西方占星学。所谓占星学，是用天体的相对位置和相对运动（尤其是太阳系内的行星的位置）来解释或预言人的命运和行为的系统。且不论其准确与否，至少在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中，人们都曾经甚至至今仍然相信天文现象对人和人类社会存在影响。早在4000多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人便已在乌尔和乌鲁克建造了七级庙，分别代表月亮、太阳、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那个时候的苏美尔人就已经有自己的星座了，他们相信天体按神的意志运行，有着特定的预示。
在巴比伦人的影响下，古埃及人将黄道分为十二个星座。公元前3世纪，有人开始把大小宇宙相对应概念数学化，建立黄道十二星座与人体（即小宇宙）特定部位的关系。星象学家（或者叫占星术士）则根据一系列复杂的天文学、算术、几何学知识，希望找出天体与地上一切森罗万象的对应关系，得出占星的结果。虽然这种结果有时自相矛盾，需要占星者根据求占者的情况和本人的经验加以圆通，但占星学满足的是许多人对他们目前或未来的超自然的、形而上学的解释需要。任何形而上学的解释从其定义上来说，就已经超越了自然科学的范畴。而当下流行的星座热依旧是这种需求的一种彰显，艺术家张亚力又将当代人这种需求以刻刀为媒，记录于一枚铜章之上了。
大铜章《星座之天蝎》的正面是一只匍匐前行的毒蝎，造像精美，栩栩如生。蝎子的两只巨螯架在头部前方，似要试探，似待捕食，又似在开疆拓土。蝎尾高高翘起，末端的毒针弯曲向前，好似随时要发出攻击。最具特色的则是这只蝎子的躯干，乍一看去，其肢节动物的分节特征显而易见，蝎子身上的甲壳也闪耀着盔甲的光芒；而仔细品味就会发现，这更像一个成年男子的躯干，蝎子头部的第一节是两块胸大肌，下腹部分布着线条分明的6块腹肌，而两侧的巨螯则如两只手臂，肌肉健硕，孔武有力。现代占星学中认为10月24日之后一个月内出生的人属于天蝎座，个性突出，格调分明。大铜章似乎让人隐约看到这只健壮的蝎子活了一样。
在黄道上，天蝎座只占据了小小的7°的范围，是十二个星座中黄道经过最短的一个。而黄道星座其实也只是人类目光所及的点点繁星中的一颗。大铜章牌的背面，似乎就想要为我们打开一幅苍茫宇宙斗转星移的画卷。反面的主体背景是一个表面布满放射状痕迹的球体，好像在运动，刚刚从画面中心向右移动了少许，露出的部分与铜章的边缘巧妙的构成了一个模糊的月牙形状。章牌的正中出现了一个深深凹陷下去的四角星。这般层次清晰的构图，使我产生了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两种理解。如果背景这颗巨大的球体是发光发热的太阳，那么左侧的月牙自然代表月亮，中间的四角星则是以漫画形状表现的闪烁繁星。画面整体便形成了一个由日月星构成的立体空间，虽然简单，但符合普通人对宇宙的认知。而在另一种稍具浪漫主义情怀的理解中，巨大的球体好像一只星空巨兽的眼球，布满血丝，球体中央的原圈是未知生物的瞳孔，被模糊化了的月牙部分背后是无尽的虚空，让人对这只巨兽产生了无尽遐想。中间的十字星好似一个从中间开裂的伤口，像极了基督教徒身上出现的圣痕，代表了上帝的某种意志。
天文学的浪漫知识范文2
他们，配备着精良的摄影观测装备，却不只是为了捕捉美丽的风景。
他们，目光永远向上，却不是因为性格高傲。
他们，官方称谓是“重庆第一个天文联谊协会”的会员，而更多人愿意称他们为“追星族”。就让他们来告诉大家重庆最美的星空在哪里吧！
金佛山顶观银河
时间：2012年8月19日
地点：重庆金佛山顶
观测人数：4人
两次刻骨铭心的“追星”之旅
联谊会里的陈雨是位无线电爱好者。受南川区政府之邀前去金佛山顶帮助修理无线电终极站设备，几位联谊会成员跟车前往。因为他们知道，金佛山的开阔与8月重庆晴朗的天气，极有可能在山顶看到银河的出现。
金佛山上的小路窄且陡峭，一般的车辆无法上去。短短10公里的车程，他们却花了两个小时才到达山顶。在他们眼中这是一次生与死的较量，最窄的地方连车轮都悬在了外面。因为这不是一次有“预谋”的银河观测，金佛山片区少云的机率是判定天文观测最基本的条件，所以银河出现的机率只有20%。
下午五点许，北风吹至，冷气流的到来天空瞬间转晴，夜观银河的所有条件都具备了，大家开始在山顶扎营。主城温度在摄氏40度左右，而海拔两千多米的金佛山上却只有摄氏12度。晚上八时左右，银河开始在金佛山顶出现。
坐在帐篷前面缓慢地欣赏着天空中的星云、星团是件很浪漫的事。银河像一条带子一样从天底一直拉伸到地平，夏季星空里出现的五六十个星座全都出现在天空中，如同宝石般耀眼，此时的星空是何其的壮观。所有人都把精力集中在浩瀚的宇宙星空里，连狂风吹走了帐篷都浑然不觉。
往返一千八百公里观测金星凌日
时间：2012年6月6日
地点：西昌
观测人数：15人
48小时的不眠追逐，在别人眼里他们似乎有点疯狂，但是千年难遇的星空景观给予了他们疯狂的动力。
天文学中的“金星凌日”，是指在某些特殊的时刻，地球、金星、太阳会在一条直线上同时出现，这时从地球上可以看到，金星就像一个小黑点一样在太阳表面缓慢移动。会员很激动地回忆，现在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法再看到“金星凌日”的天文奇观了，因为下一次要等到2117年。
6月初，重庆以及周边地区天气状况并不理想，重庆、西安、四川均有降雨现象，在重庆做观测的机率几乎为零，只有四川西昌与攀枝花等南部地区天气较好。最初联谊会商议在四川东部地区进行观测，即广元、万源等地，但在6月5日做天气分析时表明，这些地区随时会出现阴雨情况，最后他们决定重演时时分析的剧情，向四川出发。
4日中午，所有人在重庆北部新区科技园附近集合，途经遂宁、成都、雅安等地，在两天的时间里，风、雨、雾、阴、晴各种天气都遭遇了一次。此时有人建议大部队将车头对准西安方向，但是一想到去西安的路途比较颠簸，再加上已是深夜，可能赶不上观星的时间。
根据地图与各地天气数据的提示，在6月6日，西昌会是最好的观测地点。为了追赶时间，开车抵达西昌只花了10个小时，车辆的平均时速达到了100公里每小时。还有40分钟“金星凌日”便要开始，根据天气状况，联谊会决定在距离西昌三公里的地方有一处选择下道。
此时的会员们对能看到“金星凌日”的现象已是胸有成竹。联谊会里大小观测设备开始布置，其中最重的一台天文望远镜重达六十斤左右。
早上6时14分01秒，凌始开始外切，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不外乎金星出来的一瞬间，肯定了他们这九百公里的辛苦追逐。直到12时48分32秒凌终外切，长达6个多小时的“金星凌日”全程被成功观测。我国虽是全世界范围内最佳观测点之一，但是只有在西昌是全中国观测最清楚、时间最长的地点。这也是重庆天好者联谊会在中国天文史里最精彩的一次追逐。
周一鸣：因《十万个为什么》爱上头顶那片天
周一鸣，2004年进入重庆邮电大学应用技术学院读书，2006年11月开始成立邮电大学天文协会，2007年组织重庆天好者联谊会，并担任会长。
提起如何接触到天文还得从他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说起，只有七岁的他得到了一本《十万个为什么》，里面的天文知识神秘有趣并深深吸引了他。从那时开始，书本和电视是他获取宇宙奥秘的最佳途径。2002年，一鸣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台望远镜，夏日的傍晚观看星星是他最喜欢做的事。
作为联谊会的会长，他担负着招募成员和联谊会宣传以及组织会员集体观星等活动，并通过多年积累下的天文知识向协会会员预告天文现象。提起从一个会员都没有发展到如今的五百多名成员时，他感到这个过程幸运且自豪。
最初联谊会里的部分成员都来自重庆邮电大学的天文协会，贴吧、论坛和天文网站成了他招募成员的主要渠道。一次电视台对日全食的直播，写着“重庆天好者联谊会”名称的横幅无意入镜，竟成为了联谊会最好的招募广告，一夜之间联谊会增加了五十名成员。组织开始壮大，但是在他眼里真正喜欢天文知识的人并不多，要实现对重大天象的推算还需要很长时间的沉淀。重庆的天文环境远不如上海、广州等沿海地带，联谊会的发展任重道远。
联谊会近五年来没有错过一次重庆重大天文现象的观测，无论是在千里之外，还是在海拔千米的山顶，都会看到他们的身影。月全食、太阳黑子、彗星、星云和星团都不曾错过。如今，周一鸣惟一觉得遗憾的便是2008年8月1日，在大学宿舍楼顶等待观测日偏食，就在初亏前的几分钟，太阳突然被乌云遮住，雷雨倾盆而下，观测失败。
据周一鸣透露，重庆一些天好者正在筹备修建天文台，站在重庆的天文台观看星空将不再遥远。
天文学的浪漫知识范文3
【关键词】玄学派 思辨 奇喻 巧智
出生于富商家庭的多恩一生经历曲折复杂。青年时代个性狂放，野心勃勃，做了宫廷大臣的
秘书后，因与大臣夫人的侄女私逃结婚，而被关进监狱。获释后，虽生活潦倒仍不肯放弃仕途生涯，但不得不在教会中寻求出路，做了牧师，最后受命任伦敦圣保罗大教堂教长，直至逝世。作为玄学派大师，无论哪类主题，多恩都采用了一种崭新的方式来加以表达。其中最能体现多恩独特怪异风格的还是他早年所写的爱情诗歌，他的爱情诗充满激情，不是直接说出，而是把感情哲理化；他的爱情诗中不乏思想，不是直接抒发，而是把思想知觉化、意象化，从而根本改变了爱情诗单纯抒情的常规。多恩还一反文艺复兴时期爱情十四行诗从自然景物中取喻的传统，而大量从天文学、地理学、医学、数学等当时的新知识中发掘意象，并根据自己的独特的感受和经验将表面明显无关的观念与事物联系到一起，这种意象或比喻虽有时显得晦涩和缺乏共通性，但却决无变成陈词滥调的危险。有时甚至能像闪电一般有力，给读者带来一瞥真理。有时乍看之下显得离奇，思索过后却使人震慑于其惊人的准确性和深度。
作为多恩爱情诗中的精品，《赠别：莫伤悲》则完美地体现了多恩诗歌中情感和理性的统一。诗中描写的是一位将要远行的人在临别前为恋人所做的道别辞。诗中充满了奇思妙喻和奇特的联想，玄学的技巧在《赠别：莫伤悲》一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该诗中，多恩主要抒写了爱的发现和爱的拥有。该诗的主题是赞颂男女恋人之间的净化了的感情，认为他们之间的分离并不重要，甚至并不可能，不要为了暂时的分别而悲伤。该诗分为九节，共三十六行。诗的第一节就采用了一个“玄学”的类比，给人造成一个强烈的知觉意象。
有如德高之人安详辞世，
只轻轻对灵魂说一声：走，
哪管悲哀的朋友纷纷议论，
这个说断气了，那个说没有。
这一节语气平和缓慢，整个场面完全是为了烘托第五行的融化(melt)一词。诗人在告诉恋人，不要陷入一种世俗的悲哀中。他认为他们的分别应该象“德高之人”辞世一般安详，轻巧的不能让他的世俗朋友们听到。尽管在表面看来，德高望重的人逝世同诗人的爱情丝毫没有关联，但诗人巧妙的运用了其中的共通之处：安然的分别。玄学派巧妙的思辨在此体现的一览无余。而这位玄学大师也正是在这方面体现出自己的“怪才”，他使得“离别”这一意象几乎令人难以察觉，使得死亡成为一种回归宁静和圆满的精神意义上的“融化”。为了烘托这种“融化”，诗句第一行中的头韵“s”听起来象临死的人低微的喘息声，造成一种“融化”的音响效果，使诗句更加形象。诗人从世俗生活中取来了素材，对他和情人的分离进行了类比，手法运用的高明，不着痕迹。这里既没有风花雪月的浪漫，又没有生死诀别的悲怆。诗人把表面上互不关联的事物突然联系在一起，形成新颖而别致的类比，读者在惊讶之余，不免感叹诗人抒发内心情感的独特。
第二诗节中，多恩写道：“把我们的爱情向俗人宣讲，无异于亵渎我们的欢乐。”这里，恋人的分别既没有中国诗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悲戚，又没有浪漫派诗人堆砌华丽的辞藻，只有循循善诱的安慰。诗人告诉情人，也告诉自己，他们的爱情是神圣的，无须世俗的道别方式。
为了突出分离的博大独特和不同凡响，多恩表现出了对创造新词的热爱。在词语的使用方面，多恩喜欢用自然意象的词语表达新意，甚至热衷于用自然意象来创造新词。他将“眼泪”和“洪涛”组合在一起，构成新词“泪浪”(tear－flood)，将“叹息”和“风暴”组合在一起，构成新词“叹风”(sigh－tempest)，还有inter－assured等等，都使诗句显得生动形象，同时也在“人体”与“天体”的类比方面，寻找到了“契合”，为以下的“天体的运动”作了恰当的铺陈。而七八两行中的“俗人”(laity)一词与“亵渎”(profanation)一起连用，更是暗比他们的爱情似宗教一般神圣，不同于凡夫俗子。第一和第二诗节中，诗人用类比的方式进行了世俗和神圣这一对比，揭示了诗人内心出世和入世的矛盾。诗人复杂的感情呼之欲出。
该诗的第三节中以地面上的较小的然而有害的运动——“地动”(moving of the earth)和太空中更大的然而无害的运动——天体的“震动”(trepidation)进行对比。诗人在此所强调的是，他们的分别不同于凡夫俗子，他把离别比作是庞大的天体的偏移，显得神秘、重大，但极为神圣，不为凡人所道。地震和天动的对比引出了下面的诗节中“世俗恋人的乏味爱情”与“我们”的精纯爱情的对比。多恩诗中“构成奇想的名词术语来自于知识的各个领域，如科学、神学、地理、哲学等。”这一类比出自科学领域，新鲜而又不落俗套的奇思巧辩正是艾略特所说的把思想重新创造为感情的本领的体现。
在第六节中他写到：
所以我们的灵魂是一体浑然，
虽然我必须走，但灵魂却
并不分裂，而是延展，
就象黄金打成透明的薄叶。
恋人一体的灵魂被比喻成打造的黄金薄叶，其构思可谓新奇，感受可谓独特。这一奇喻充满了典型的玄学派诗歌的风格。黄金薄叶这一比喻可谓精美之极。这一出自工艺领域的比喻方式是常人想象不到的，却被诗人用来比喻爱情的升华，不仅丝毫“无损于诗人对感情的抒发，反而会使读者的视野更扩大，联想更丰富”。诗人独特的爱情观在奇巧的比喻中表露无遗。
最后三节又引出一个新的久负盛名的玄学派的奇喻：以圆规的两脚来比喻分离过程中的男女双方。这最后的三个诗节实际上分成了三个层次的寓意，第一次意思是说圆规的两脚是互相牵连的，来说明真实的分离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其次认为两脚分久必合，来说明分离只是暂时的；最后一层寓意是该诗中最为重要的“圆圈说”。在诗人看来，圆是完美的象征，象征着诗人和他的恋人完美无暇的爱情。在圆规画出圆圈的过程中，其起点就是终点。诗人认为，只要圆规的定脚坚定，另外一只脚才能画出完美的圆圈。这里，定脚象征着妇女的坚贞，而这种坚贞又赋予诗人力量来完成圆圈。这一玄学的比喻使得诗人对待妻子的充满着关切、担忧、劝诫等等复杂的心理体验和情绪都极为形象性地表现了出来。诗人用圆规这一科学的计算工具来比喻恋人的离合关系，想象突兀，感受新奇。
从对《赠别：莫伤悲》这首赠别诗的分析看来，多恩的诗中充满了奇思妙想和深刻的矛盾。奇喻和思辨这一思想的语言工具被巧妙的运用，包含了极为独特和复杂的真情实感。思辨和奇想并没有抑制了感情的抒发，正是因为有了理性的思辨，才使得情感表达的更为真切，使多恩的诗在经历了两个世纪的不公与淡忘之后，在20世纪重新以其特有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参考文献：
[1]王佐良.英国文学名篇选注.商务印书馆，1987.242.
天文学的浪漫知识范文4
有一次，我应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教中文的汉学家朋友尼古拉之邀，到他乡下的住宅度周末。
就在金黄色的田园情调中，尼古拉告诉我一则教学趣闻。课堂上，当他讲授唐代诗人李贺的“雄鸡一声天下白”时，那些从没见过活公鸡的当代法国大学生，个个都觉得匪夷所思，说：“雄鸡不就是繁殖鸡后代的鸡爸爸吗？就算再加上一个功能，也就是肯德基的美味了。奇怪，诗人怎么把公鸡的叫声与天色发白联系到一起呢？”尼古拉只好作冗长的诱导：公鸡这个物种的生物钟很特别，唯独它每当黎明到来时就高声啼鸣；在农耕时代就是靠公鸡打鸣报时的……
“想想看，要靠生物学与历史知识的诸多注释之后才能体味诗韵，那肯定产生不了直冲神经根的美感愉悦，就只剩下‘肯德基’味！”尼古拉笑红了眼眶如是说。
我也被感染得肆意笑了一会儿，接着旁证：当下城市中长大的中国大学生何尝不是这样？公鸡诗味变成“肯德基”味了。
尼古拉忽然想起什么，说了句“失陪”就进屋去了。出来时拿了一幅水墨画，说是他在北大留学时得到的，不知是真品还是赝品，请我鉴赏一下。我一看是徐悲鸿画的公鸡。虽然我不是鉴赏画的内行，但是我知道当时尼古拉是个穷留学生，肯定买不起天价的原作，马上就说是复制品。他眼睛发光地点头，说，这画是他在中国交往的女友――中央美院的一名纯情女生――临摹送给他的。画是赝品，情是真品。
我再仔细欣赏这幅“爱的载体”――徐悲鸿的《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时，心头不禁“咯噔”一下，萌生出了一个“顿悟”：“尼古拉，我从这公鸡的啼鸣，忽然想到孔子为什么是一条丧家狗了。”
尼古拉一头雾水，失语看着我。
我连忙解释说：“孔子是中国第一个提出德治、仁政的大智者，在他那个风雨如晦的时代，是政治天空中雄鸡啼鸣的第一声。可是，他历尽艰险周游列国去营销他的安邦治国之道，‘鸡鸣’12年，却到处碰壁，没有被一个国君采纳，他就像一条到处受冷落、被驱赶的丧家狗。其根本原因就是‘叫’得太早了！你看，280多年后西汉的董仲舒，在汉武帝面前以《天人三策》为题‘啼鸣’了一阵，孔子的治国平天下之道马上就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并绵延了两千年，而董仲舒本人被尊为大汉帝国皇帝随时请教国策的国师！”
“喂，你到底想说明什么？”尼古拉还是懵懵懂懂的。
“你不觉得公鸡啼鸣，或者说思想者宏论，有个时效问题吗？叫早了，不仅无效，还会倒霉，孔子这只叫早了的‘公鸡’成了他自己说的丧家狗！”
“哦！”尼古拉终于理清了我紊乱的意识流。“孔子还算幸运的呢，在我们这里，叫早了的公鸡更惨，都被烧死了！譬如，14世纪意大利天文学家采科・达斯科里说了一句‘地球是圆的’、16世纪末布鲁诺宣扬哥白尼的‘地球绕着太阳转’，就都被烧死了！”
“因此我质疑：因为‘叫早了’而牺牲的思想先驱（固然‘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殉道精神可嘉）其实没有任何实际的社会价值，你们的布鲁诺白死了，我们的谭嗣同、也白死了！”
“啊？不，不不，这对牺牲的先驱们太不公平了，我甚至觉得这是亵渎！”尼古拉绝不苟同。
从达・芬奇手稿引申出的“公鸡定律”
没过几天，我去卢浮宫看一个特展――《达・芬奇手稿展》。
从几千页的像天书一样的达・芬奇手稿得知，他何止是一位天才的画家，还是一位“天才中的天才”发明家！手稿里的图像令人眼花缭乱，有建筑设计图、人体解剖图、各种植物的花与叶图、几何图、机械图等……“讲解员”一一讲解了500年前达・芬奇的超前发明：飞机、直升机、降落伞、大炮、战车、战舰、云梯、各种船只、潜水用具、纺织机、印刷机、起重机、抽水机、卷扬机、挖土机、冶金炉、钟表仪器、聚光镜、望远镜、人造眼球、水库、水闸、拦水坝……他所涉及的学科广博得近乎神话，其中有：光学、力学、物理学、数学、天文学、水力学……
哦，还不止这些，让我惊愕不已的达・芬奇还是一位先知！譬如，在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之前几十年，达・芬奇就提出地球是绕太阳转的，否定了地心说；又如，在比达・芬奇小200岁的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之前，达・芬奇就计算出了地球的直径。更了不得的是他超越几代思想家，其批判教会的言论无人能出其右：“教会是一个贩卖欺骗的店铺”；“假仁假义就是神父”；“真理只有一个，它不是在宗教之中，而是在科学之中”。讲解员讲到这里加入了自己的猜想：“可能为了免遭教会的残酷迫害，达・芬奇手稿是用左手写的反字，用镜子读才能得以反正；而且他用的是古意大利文，只有很少文字专家能读。这是一份真正的达・芬奇密码！”
当我走出卢浮宫，忽然尼古拉家的那只“徐悲鸿公鸡”又在我耳际叫开了，于是我马上就给尼古拉去了电话。我介绍了这次达・芬奇特展后说：“尼古拉，达・芬奇也是一只叫早了的公鸡，更是一只毫无价值的公鸡。他把自己的先知先觉全部锁在密码里几百年，哥白尼的伟大发现与他无关，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与他无缘，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与达・芬奇的飞机更是无涉……他的天才智慧全部白费了！”
尼古拉有点不耐烦了:“你这么煞费苦心去证明先驱没有价值到底有什么价值？有没有觉得像经院哲学家那样在研究针尖上能容纳几个天使跳舞的问题？”
“不，尼古拉，你听我慢慢说。达・芬奇手稿证明了一个很新鲜的“公鸡定律”。 达・芬奇锁在手稿里的天才发明与深邃思想，虽然超前，但后人都一一发明与发现了，这就证明了如下“公鸡报晓时效定律”：
一、 太阳不是靠公鸡叫出来的，不叫也会按时升起；
二、 人也不是靠公鸡叫醒的，不叫，人也会按生物钟自然醒来；
三、 公鸡报晓的时效价值是：在太阳将要升起，人将要醒来时引吭高歌，人们即闻鸡起舞；若叫得太早，半夜鸡叫，不仅无人响应，甚至要被宰杀；若叫得太晚，也会被人耻笑和鄙弃。
尼古拉听了很不以为然：“哈，公鸡也弄出个定律来，是不是吃了激素精力过剩？”
我坚持争辩：“达・芬奇在反神权思想与科技发明等方面，不仅是叫早了的，而且还是没叫出声来的毫无意义的公鸡！不过，达・芬奇在绘画方面是文艺复兴时期叫得最有时效的公鸡，因而是伟大的有价值的先驱。”
“不不，这太牵强附会了！”尼古拉大声否定。“拿个小公鸡说个没完，不说了！”
巴黎先贤祠证出的“公鸡/先驱定律”
有一天晚上尼古拉亢奋地给我打电话，说：“你的公鸡定律我认同了！在巴黎先贤祠里安眠的法国先驱，都是太阳将要升起时鸣叫的公鸡，因此雄鸡一唱天下白！”
“什么？”对于这“突变”我昏昏然不知如何回应。
尼古拉的语音柔了起来，比平常压低了一个大二度，浸润着品尝“路易十三”葡萄酒似的醇香：“告诉你吧，送给我公鸡画的那位前女友到巴黎国际艺术城开画展来了！她邀请我参加了开幕酒会，还把送给我的那幅临摹徐悲鸿的公鸡画借去展览了！因为她的缘故，我才品味到你的公鸡定律确实是见微知著的高见。”
接着他把这个戏剧性突变娓娓道来。
画展很成功，尼古拉请女画家吃了顿法国大餐热烈祝贺，并主动提出要当“地陪导游”。女画家首选巴黎五区（拉丁区）的先贤祠。先贤祠初建是一座教堂，1791年改为埋葬法国伟人的墓室。200多年来祠内安葬了伏尔泰、卢梭、雨果、左拉、柏辽兹、马尔罗、居里夫妇和大仲马等学者、科学家、艺术家，还有少数政治家。至今共有72位对法兰西做出非凡贡献的人享有这一哀荣。
尼古拉接着说，他们进入先贤祠首先拜会的是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与卢梭。他们的棺木放在最中心、最显赫的位置。伏尔泰的棺木上镌刻着金字：“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他拓展了人类精神，他使人类懂得，精神应该是自由的。”走廊对面是卢梭棺木。卢梭隐居乡村写出伟大的《社会契约论》唤醒了世人，因此他的棺木造型设计成在大自然中的乡村小庙模样，庙门微启，从门缝里伸出一只擎着的火炬，照亮了世界。
女画家突然问尼古拉：“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尼古拉迷惑地摇头。女画家接着说：“灵感来敲门了！我要把伏尔泰、卢梭注入李贺的诗，创作一幅唤醒蒙昧人类的‘雄鸡一声天下白’！难道不是吗？颠覆神权君权专制的法国大革命就是他们叫出来的；权力在民、三权分立的美国宪法也是他们叫出来的！如果说，徐悲鸿的‘公鸡’是想叫醒被奴役的一个国家的国民，那么，这里的公鸡是想叫醒全人类――那才真正称得上‘天下白’……”
尼古拉茅塞顿开地大声对女画家说：“啊，你也把我叫醒了……”然后，他细说了前些天由那幅公鸡画引出的关于公鸡定律的争论……
“后来在先贤祠继续参观，”尼古拉告诉我，“我们两人不断发现你的公鸡定律在这里有太多证据了！这些“公鸡”们之所以能在这里安眠，正是因为雨果叫出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天下白’，左拉叫出了自然主义文学的新天下，柏辽兹叫出了浪漫乐派，居里夫妇叫出了物理学放射线与原子能的新时代……总而言之，进到这里来的全是叫出过新天下的公鸡！”
尼古拉接着说，他们参观完之后，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又到就近的卢森堡公园对面的咖啡馆坐下来继续聊“小公鸡”。人逢知己式的热烈谈论，使尼古拉又想到中国古代诗歌描绘公鸡的两句诗，即李频写的“在暗常先觉，临晨即自鸣”的公鸡诗。女画家立即抢过话头，说，太妙了！这两句诗可以推出在法国先贤身上完美体现的“先驱定律”：
一、 先驱必须是有“长夜先觉”的公鸡；
二、 （尼古拉抢说）先驱是敢于登高并大声地把先觉叫喊出来的公鸡；
三、 （女画家又加了一条）先驱是选择“临晨才鸣”的合时宜的公鸡；
“唯有满足上述三条者，方能称得上是人类社会所礼赞的先驱。”女画家如是总结。
尼古拉笑着问我，语调里有着踌躇满志：“你对我俩由你的‘公鸡定律’推导出来的‘先驱定律’有何见教？”
我说：“太棒了！我这才是真正的抛砖引玉呢！不过，我觉得还应该加一条――”
尼古拉说：“请讲！”
“第四条：先驱是能够叫醒（启蒙）万众闻鸡起舞去颠覆长夜、迎来‘天下白’的公鸡。伏尔泰、卢梭等就是如歌德所评价的，是‘结束一个旧时代、开创一个新世界’的公鸡！”
尼古拉连声说“好”，他提议把两条定律合二为一为:公鸡/先驱定律。
我非常赞同，但接着开始自嘲：“我们仨的喜悦程度绝不亚于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但我们应有自知之明，这不过是在玩一个雕虫小技的思想游戏！”
“不，我不这么认为。”尼古拉不想当东方的谦谦君子。“公鸡/先驱定律至少是第一次把几类伪先驱给剔除出去了。譬如，只敢在书斋里唱高调还想将高论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识时务的思想者是伪先驱。又如，不会审时度势叫得太早的悲剧性思想者也是伪先驱。再如，不善传播技能而没能把万众叫醒、但又自恋的思想者，还是归属伪先驱。”尼古拉说到这里打住，立即抛出了一个新问题：“你说，叫晚了的公鸡，有吗？这里有逻辑矛盾，先觉者怎么会晚叫呢？”
我说有，并给他举例说明：“伏尔泰的思想，如果在教科书里讲述，或者是研究者研究，就属于正常的认知与考据，且是小众的活动。倘若有人建立了一门‘伏尔泰学’，并通过国家电视台以名家讲坛的形式向公众热播，那么这些‘讲坛公鸡’是不是叫晚了两百年的公鸡？”
尼古拉说，在法国不会有这等事。
我说，我们东方盛产这等叫晚了的睿智公鸡。那里新学科像雨后春笋，满地长，节节高，譬如有新儒学、国学、黄老学、墨学、阴阳学、法学、易（经）学、新红（《红楼梦》）学，金学（《金瓶梅》学）、曾（）学、扬州八怪学……什么都可以立个学，不用任何权威学术机构论证就可结伙立个山门分享“学术”成果。这等公鸡叫的都是先人们叫过的声音或者是稍加演绎的变奏。这些人不就是叫晚了的公鸡吗？说他们睿智，是因为他们这样做绝不会有任何学术与政治风险，而且通过国家电视台的电磁波达到无远弗届的效应，能使自身的知名度比原创者扩大千万倍！
尼古拉充满笛卡尔式的怀疑问道：“你们的文化批评者到哪里去了？”
天文学的浪漫知识范文5
继三年前访台后，史景迁、金安平夫妇再度联袂现身台北书展，向读者演绎两人的新书，并且进行罕见的对谈──变局中的儒家知识分子，让外界得以窥见这双爱智眷侣所激荡出来的灵魂火花。
携新书翩翩而来
史景迁的最新作品《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锁定了明代散文家张岱的一生。张岱出生于父祖家人均以考取功名、经世济民为首要之务的书香门第，却始终未曾中举。在他长达80余年的一生里，体验了改朝换代的局势下，知识分子内心的冲突、茫然以及思索。藉由这样一位中国文人的私历史，史景迁企图勾勒出大时代的全貌，也探讨儒家的传统，如何因受到政治递嬗影响而变化。
张岱不曾在明朝任官，以文学作品扬名，耗费后半生努力修纂明史。史景迁选择铺陈追索这样一位与他自己生命向度、心性都有些类似的中国文人，不仅饶富趣味，也颇具自况的意思。张岱文采非凡，观点卓而不群，写史不入流俗，史景迁恰恰同属此等人物，这使得书迷在读《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时，十分过瘾。最有趣的是，史景迁写作时，仍保持他一贯的谦逊低调与活泼顽皮，并不点破或明说，也让人有更多“张岱耶？史景迁耶？”的想象空间。
金安平新出炉的书则是《孔子：喧嚣时代的孤独哲人》。台湾最古老也最兴盛的孔庙位于台南，在台南安平出生、成长至12岁的金安平，是如何看待这位千古以来被奉有至高无上地位的伟人思想家呢？而庞大的、环绕着孔子所构筑起的儒家体系，在一位拥有台湾经验的华人女性历史学者眼里，又是怎样的一种哲学？
夫妻擂台头一遭
史景迁笑着透露，两人在写作研究时，经常是对方的第一个听众与读者，但公开在许多人面前提出对彼此的质疑，却是破天荒头一遭。他对金安平理解的孔子感到好奇，想知道在她的观察里，孔子是怎样取得所谓的“天道”的？此外，史景迁也对孔子长达13年离乡背井、充满危险艰辛的困苦旅程感到不可思议：“投入这样的旅行与磨难是必要的吗？对孔子的思想有什么影响？”而在治学方面，史景迁也注意到金安平新书的文献，多提及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学者的数据：“为何特别看重这些考证考据，而不想引用以直接诠释经典为基础的宋明理学？”
对正史之外的文本，向来怀抱极高兴趣的史景迁，也直接问金安平，除了《论语》等“官方”经典，孔子生存年代所遗留下来的竹简，记录了当时人们的思想生活，是否可以帮助她更加理解孔子其人与思想呢？主张写史不可尽褒无评，臧否笔下历史人物不遗余力的史景迁，更是对孔子的崇高地位提出挑战性的麻辣问题：“从早宋至以来，孔子的言行化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以至于文人的仕进、功名利禄与儒家思想画上等号。你觉得科举造成的独尊儒术，对于孔子的儒家哲学，究竟是帮助成就，还是贬低呢？”
拥有密西根大学数学学士学位的金安平透露，历史与数学的共通点就是“思考”，她因此非常享受与史景迁辩证、脑力激荡的过程。小时候从父亲口中听到许多孔孟老庄故事的金安平，长大后对先秦诸子的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谓孔子的“天道”，她认为是一种为学与做人密不可分之道，就像是孔子的教学与生活从未分割一样，“先秦甚至更早的哲学家，都深谙这个道理。”至于孔子周游列国的旅程，金安平认为对他的儒家思想体系影响至大，而且至关重要。“当世界处于混乱崩溃之际，孔子毫无选择必须离开他的家邦，他必须带着他的跟随者，也就是他的学生们，包括子路、子贡、颜回，沿路学习、相处，并且从中参悟天道。”金安平指出：“智慧与苦难相伴而生，虽然是看起来很老套的思考逻辑，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这在别的文化里也适用。许多西方的圣贤或者哲人，同样会只身前往深山或荒野独处，以求思考透彻，体悟出人生之道。”
金安平说，宋明理学，多属朱熹等各家批注孔子言行，清乾嘉学者不厌其详、多元精细的考据，提供了不同的孔儒思维，不再只是“指南式”地理解孔子与儒家思想，而是帮助建构另一套，或者允许人们看见与宋明学者诠释截然迥异的孔子儒家哲学，“开放对孔子与儒家哲学的想象空间。”
对孟子、荀子也有深刻钻研的金安平甚至语出惊人地表示，她发现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前，儒家思想的分别其实并不明显，许多政治或道德上的议题，先秦诸子百家都是殊途同归：“到汉朝才出现分歧相左的学派。”金安平主张，融会贯通百家争鸣的主张，取其精华，是现代历史学者的艰巨责任也是挑战。关于中国千百年来崇孔儒成科举八股之术，金安平认为：“是两面刃的做法。缺点是让孔子儒家思想流于求官禄的形式与功利，优点是，至少养成了中国文人表面上都必须以孔儒经世济民为本的治学观与处世态度。情操虽有高低之别，但存乎每个读书人的心里，书生自己可以取决要往上或者往下。”
处乱世，天道是他面对的最大重担与危机，“那么张岱呢？”金安平问史景迁，像他笔下的张岱这样一个文人，所面临最大的危机是什么？最艰难的抉择又是什么呢？
史景迁笑着回答:“其实，张岱所面临的，并不比孔子简单。”他指出，明朝灭亡时，张岱48岁。40岁以前，出身仕宦家庭的张岱衣食无忧，游山玩水，收藏古玩，谙园林布置、懂音乐、擅弹琴、制曲、品茗、赏戏，但在逐渐步入老年之际，张岱却得去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让张岱活得多姿多彩的辉煌明朝，被各种竞逐的残暴、野心、绝望、贪婪力量所撕裂而土崩瓦解，蒙羞以终，其藏书逸毁，亲朋好友也四散，张岱的心里发出疑问:“文人对国家的忠贞是什么？效忠自己的国家民族，是不容抹灭的天性吗？”史景迁指出，张岱身旁的好友与亲人纷纷选择自杀，成了张岱在心头挥之不去的痛，以及永恒的拉锯命题:“应该在异族的统治下继续活下去？还是干脆了结性命殉国？”最后，张岱选择不入清为官，但在野编纂明史《石匮书》，以自由的笔，与明代遗儒的知识分子姿态，描述书写他所眷恋深爱的故朝家国，夺回并保住对于历史的诠释权。
史景迁过去专研康熙、雍正年间的清朝盛世历史，但这位史学家坦承，张岱提供了汉族与“异族”交替、朝代更迭的历史新着力点，让史景迁对明儒发生兴趣：“也帮助我去思索四百年前的生活与美学。”
“张岱嗜读历史，也着迷于写史，但他对历史始终抱持好奇怀疑的态度。”史景迁认为，张岱开始书写那些让他传颂后世的小品文学，是因为读史之余，他发现也意识到自己想解决历史中的问题，这应该也是张岱日后投身历史编纂与书写的重要动力。
关于张岱笔下的历史，史景迁说，原本是以350万字洋洋洒洒记述盛明，后来不禁写到明朝衰亡，张岱披头散发，不做满清人打扮，拖携着厚重的手稿躲到山林之中，足见其护史之志切。
史景迁坦言，史家仿佛天文学家，历史书写也犹如月相盈缺:“纵使月有圆缺，仍不妨人们对历史全貌的了解。”史景迁说，张岱非常清楚自己修史的动机，并且意识到知识就是一种诠释的权力，知识如何呈现永远是最大的难题。“但皎洁的明月终究会回来，史家不必刻意弥补史缺，就像历史小说不是被承认的正史，但每个朝代，这样的文学作品都能某种程度的填补历史的空白。”史景迁说，身为一位史家，甚至必须主动创造历史的空缺：“意识形态永远都会让历史有空缺与待填补的空间。”
关于文人学者与帝王两种不同的人物，史景迁如何描述他们的差异？他表示，这两种纪传，其实很容易区别，因为可供查考研究的历史来源南辕北辙:“譬如康熙雍正这样的皇帝，自然会有许多来自官方的资料。而妇人王氏，就必须参考许多当时的地方志、税赋、震灾、法制史与犯罪史。”史景迁说，但他试图从帝王身上找到人性的部分，这是为何他偏爱康熙雍正或乾隆的原因:“他们固然是不可一世的帝王，但也都是很有天份的人。从他们创作的书法、艺术，甚至是以朱砂眉评批注的宫廷文件，都能观察他们的性格与行事作风。”史景迁透露，他只能透过山东地区的相关记载，得知当时的妇女死亡，仵作不得亲自验尸，必须透过地方上年长且具有公信力的妇女对尸体的观察转述，才能够判定死亡的原因。“对于王氏这样一个终生没有办法书写阅读的人而言，我根本无从得知她真正的感受，对于她被亲夫谋杀的原因也只能旁敲侧击的推测，想象空间很大。但是康熙雍正这些帝王，我不但能知道外界是如何看待、评价他们，还能从其闲暇逸趣之中，得知他们脑海里在想些什么。”
天文学的浪漫知识范文6
关键词：欧洲中心主义；西欧；沙皇俄国；文化历史类型
中图分类号：D751.28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0961(2008)02-0090-03
欧洲中心主义，也称为“欧洲中心论”，是人文科学领域存在已久的一种思想偏见，它出现于18世纪中后期，在19世纪得以发展和最终形成。简单地说，这种观点就是认为欧洲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殊性和优越性，它是依靠这种内在力量兴起并以自身为中心组建了一个世界。这种狭隘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导致人们对西方以外的世界缺乏了解，也不能正确认识西方，最终使人们不能正确认识整个世界和世界历史。因此，长期以来，学术界针对这种观点展开了深刻的批判。19世纪末俄国文化学家尼・雅・丹尼列夫斯基(Н.Я. Данилевский)就通过自己的“文化历史类型”说，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对这种错误观念提出了质疑，并予以明确的否定。
一、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渊源
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揭开了欧洲资本化道路的序幕。此后，西欧各国开始逐渐兴起，并大规模地推行海外殖民扩张。当19世纪到来时，欧洲已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奠定了自己的霸权地位，对东方各国的殖民侵略也慢慢变成了最后的征服。世界在欧洲脚下的事实使他们不由地认为，这是自己文明的先进性所带来的。于是，欧洲人便产生了一种民族优越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观，即把西欧的历史进程当作整个世界的不同民族和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应遵循的规律。那个时代，人类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思想领域无不打上了这种思想的烙印并深受它的影响。而恰逢此时，达尔文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观点在科学界掀起了一场对进化论的争论。因此，19世纪的思想家们纷纷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自己对世界历史和文明进程的看法，从而导致了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理论的最终形成。
黑格尔正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最大代表。他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即世界历史是以东方为起点的，但历史运动的终点则在欧洲，特别是在普鲁士的君主立宪制度中。黑格尔是一个历史主义者，但同时他又把一种非历史的态度输入到历史之中，他真正的历史兴趣始终落在欧洲，而把东方社会仅仅看作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插曲、一个陪衬。兰克是19世纪欧洲历史学的代表，被称为“近代史学之父”。他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具体历史事件中阐述了欧洲中心论。他把欧洲看作是一个历史统一体，这个统一体的主角是拉丁民族和条顿民族的相互斗争和融合，所以世界历史的演进与这两个民族的发展进程相一致。他直言：“印度和中国根本就没有历史，只有自然史”，世界历史就是西方的历史。此后，他的同胞马克斯・韦伯宣称资本主义是欧洲的特产，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不存在产生资本主义的条件。韦伯比许多前辈大师掌握的东方资料更多，写了许多专著来宣扬欧洲作为独特性与普遍性的统一，成为“最精心致力于欧洲中心论的集大成者”。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中也说，“我们的历史研究几乎只应该以人类的精华或先锋队（包括白色种族的大部分，即欧洲诸民族）为对象，而为了研究得更精确，特别是近代部分，甚至只应该以西欧各国人民为限。”［1］至此，这种欧洲至上的观念便风靡世界，直到一些先进的学者发现并揭下了它的假面具。
二、欧洲中心主义与俄国
通常情况下，“欧洲中心主义”概念中所指的“东方世界”都被理解为非欧洲民族的中国、印度等国，然而，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部分东欧民族也被排斥在外，比如斯拉夫民族。沙皇俄国，作为斯拉夫民族的代表，虽在欧洲舞台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还是被后者关在了这一“中心”的门外。兰克就明确指出：不仅东方各民族长期以来一直处于野蛮、落后、停滞的状态，不在世界历史的进步行列之内，而且欧洲的匈牙利人和斯拉夫人也不属于这个体系，他们在欧洲的历史进程中只是处于被影响的地位，并没有对各种历史事件产生过决定性的作用，而拉丁民族和条顿民族则与之不同，自希腊和罗马以来，他们就一直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是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典范和榜样。可见，这种泛滥于19世纪的欧洲中心主义，确切地说，应该叫做“西欧中心主义”。
俄国之所以会受到这些西欧国家的排斥，从根本上说，是由俄罗斯民族独特的历史和文化所决定的。17世纪之前的俄国与欧洲文明几乎是隔绝的。到了17世纪，当沙皇俄国的中央集权才刚刚得到巩固，封建农奴制度才刚刚得以强化的时候，西欧早已不是王权的辉煌时期了，资本主义关系已经在荷兰和英国确立，资产阶级文化已经开始在西欧蓬勃发展了。而俄国虽在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了转向西方的趋势，但真正大规模地学习西方却是彼得一世时期才开始的，所以它远远落后于这些西欧国家的发展步伐，直到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改革之后才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无论是弗拉基米尔大公引进拜占庭的基督教为国教，还是彼得大帝开辟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热潮；无论是叶卡捷琳娜女皇受法国启蒙思想家影响实行“开明专制”，还是西方自由主义、浪漫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人文思想在俄国的传播，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俄罗斯民族一直都在追随着西欧的脚步，发展始终落后于西欧各国。这使得这些国家从骨子里就不把它看作是一个纯粹的欧洲国家，而俄罗斯人也以其独特的文化传统认为自己有别于英、法、德诸国。别尔嘉耶夫就明确地指出：“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罗斯是世界的完整部分，巨大的东方―西方，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2］
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渊源，欧洲中心主义的概念里并不包括俄国。于是，当19世纪这种思想大行其道之时，地处东欧平原上的俄国知识分子感受尤为深刻。在当时的俄国，因为对西欧文明的态度不同而出现了两个对立的派别――西欧派和斯拉夫派。于是，如何揭开这种极端思想的真面貌，及时纠正人们的错误理解，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历史任务。有不少先进的知识分子都参与到这一问题的解决中来，纷纷提出自己的看法，丹尼列夫斯基就是其中的一员。
三、丹尼列夫斯基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
丹尼列夫斯基认为，历史上总共存在过十余种文化历史类型，这些类型按照考察年代的顺序排列，即埃及、中国、亚述―巴比伦―腓尼基、印度、伊朗、犹太、希腊、罗马、阿拉伯或伊斯兰、德意志―日尔曼或欧洲；此外，还可以加上为暴力所灭绝的墨西哥和秘鲁，另外还有俄罗斯或整个斯拉夫民族。这些文明类型都独立地发展了与众不同的宗教、政治、文化和艺术创作，走过了独特的历史道路。而属于德意志―日尔曼文化历史类型的欧洲文明，只不过是上述多种类型中的一种，不管这种文明如何夸耀它的优势，它仍和历史上其他文明一样，难免衰亡的命运。因此，认为只存在一种文明――欧洲文明――的欧洲中心论是不正确的，与它同时存在的还有许多其他“独立文明”。为了抨击这种早已根深蒂固的观点，他还提出了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当欧洲尚处在早期的发展阶段时，中国人就已经学会了使用火药、指南针和纸（而且后来流传到了欧洲）；中国拥有独特的哲学和伟大的文学、农业、天文学（当古代希腊人对彗星还深感恐惧时，中国的农艺学家们就已对天象进行过有根有据的研究）等等［3］95。因此，如果说欧洲文明决定了所有民族和人种发展的话，那么西罗马帝国衰落以前的中国应该如何看待呢？
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指出，不能将特定的欧洲文明的概念，同普遍的或全人类的概念混为一谈。他认为，没有且不可能有全人类的文明，有的只是文明的各种不同的文化历史类型。历史并不是某一种普遍智慧、普遍文明的进步，而是各种不同的文化历史类型的共同发展。如果欧洲（西方基督教文明）确实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历史统一体的话，那么亚洲与此毫不相符，在此意义上无任何统一可言。丹尼列夫斯基明确地指出，当时依存于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以及根据欧洲文明普遍性而得出的传统的世界历史三分法（将世界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的断代方法），都是没有根据的。例如，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与之几乎毫无关系的印度和中国的命运，以及在此之前已经衰亡的埃及和希腊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塞进同一个古代史的框架中，完全是不合理的。在他看来，人类历史生活的形式（跟艺术、语言、动物和植物世界一样）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展的。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古代、中世纪、近代历史。因此，仅仅依据欧洲文明就把整个世界历史划分成这样三个阶段是不正确的。他指出，如果顺从这种不合理的“人为的”时代划分，就不可能对历史和历史现象取得充分的理解。要想达到对人类历史的确切理解，只有按照其本身的“自然”秩序对各种历史现象加以区分，才有可能获得。而“文化历史类型”就是进行这种区分的基本单位。
他用这种方式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文化历史类型”的概念。这种观点的基本立足点在于，历史不仅仅是国家和民族从产生到消亡的发展过程，更宽泛地说，它还是许多区域文明出现、形成、发展、灭亡的过程。五彩缤纷的世界历史是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多种文明和文化类型共同发展的结果。历史的发展阶段应该在各种文化历史类型中加以认识，而不是在以黑格尔历史哲学为代表的普遍世界史和人类历史中加以认识。因为各种各样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是在不同的文化历史类型中表现出来的。只有属于同一文化历史类型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才可能具有互为关联的意义；同样道理，具有互相关联之意义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只有在同一个文化历史类型中，才能被配置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因此，“无论是罗马还是希腊，无论是印度还是埃及，历史上的各个民族都具有其本身的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历史。也就是说，它们和所有的有机体一样，都具有自己的发展阶段，没有必要将其无条件地、既不多也不少地划分为三个阶段。”［3］105
在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的今天，多元化和多样性已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流，批评和超越欧洲中心主义便也成为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丹尼列夫斯基从文化学视角对这个问题的阐释，给我们打开了新的思路。虽然他的观点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了，但即使是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它强调了各个民族和不同文明的文化历史特点，指出了人类世界的多样性，并提醒人们对不同的文化历史类型应当予以同样的关注。这一思想，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都无疑是正确而富有价值的。文学评论家罗扎诺夫（В.В. Розанов）写道：“关于文化历史类型的思想是伟大的、简单的和不容置辩的；说它简单是因为，花园里有各种各样的树木，每一棵都各不相同，它们会基于播到土里的种子而长成不同的模样。”［4］
参考文献：
［1］陈立柱.西方中心主义的初步反省［J］.史学理论研究,2005,(2):65.
［2］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M］.雷永生，邱守娟，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