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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范文1
关键词：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内工作；启示；建议
中图分类号 P9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4）05-0014-05
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与危害（Loss and Damage）已经威胁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每年夺去近40万人的生命，全球变暖的经济影响也已经造成每年超过1.2万亿美元的损失，相当于全球GDP的1.6%[1]。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多边治理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的减缓与适应进程进展缓慢，因此气候变化导致的损失与危害急需更加直接的解决方案[2]。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遭受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等造成的损失与危害十分严重，为维护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以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正推动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公约）下建立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的国际机制，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共鸣[3]。我国部分区域对气候变化高度敏感，加之近年来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气候变化带给我国的损失与危害也逐年加剧，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与危害问题已经成为关系国内民生的重大问题。因此，研究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的背景与内涵，尤其是梳理出这种国际机制对于国内相关工作的启示，对于推动国内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工作具有借鉴意义。
1 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的背景与涵义
1.1 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的由来
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是在《公约》下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议题谈判中逐步形成和演变而来。2007年，巴厘行动计划要求缔约方考虑特别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相关损失与危害的方法与策略[4]。2008年在波兹南会议（COP14）上，小岛国联盟首次提出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的多窗口机制[5]。2010年第十六届缔约方大会（COP16）的《坎昆协议》中决定建立一项旨在考虑特别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相关的损失与危害方法的工作计划[6]。2011年第十七届缔约方大会（COP17）的《德班协议》中提出缔约方之间开展讨论以加深对损失与危害问题的认识[7]。2012年，由于IPCC《管理极端事件和灾害风险推进气候变化适应》特别报告的推动[8]，以及发展中国家利用发达国家急于关闭巴厘路线图授权的有利机遇，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在损失危害问题上提高要价、寻求突破，使损失与危害问题突然升温，在多哈举行的第十八届缔约方大会（COP18）上，成为影响大会能否成功的关键议题之一。最终，《多哈协议》决定在第缔约方大会（COP19）上建立应对损失与危害的机构安排[9]。
1.2 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的涵义
学术界尚未对损失与危害问题形成统一的定义，但基本认同气候变化的损失与危害是人类通过减缓或适应未能避免的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10]，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由于政治决策与行动迟缓、资金技术缺乏等限制导致减缓或适应行动不能完全消除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存在“残余的损失与危害”；二是某些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是当前人类无法采取适应行动的，如海洋酸化；三是按照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成本-效益”的原则，采取行动的成本大于收益而放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形成的损失与危害。由于当前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实践的现状决定了气候变化的损失与危害已不可避免，因此建立专门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的机制就成为必然选择。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的国际机制――多窗口国际机制主要通过保险、恢复与赔偿、风险管理应对损失与危害：保险部分支持小岛国联盟、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特别脆弱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创新性的保险工具，帮助管理、传播、对冲、减少和转移与气候变化相关灾害的经济风险。恢复与赔偿部分用于应对渐变事件的不利影响，比如海平面上升、温升、海洋酸化。由发达国家出资建立“国际保险基金”补偿小岛国联盟、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特别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因渐变事件造成的损失与危害。风险管理部分通过发展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工具，加强减少风险措施的实施，增加技术和资金支持来减少与气候变化极端事件和渐变事件相关的风险[5]。
2 国内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相关工作的现状
目前，我国没有建立针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的应对机制。但现有的自然灾害应对机制为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提供了基础，主要有三种：一是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二是社会捐助制度，三是自然灾害保险。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以各级政府之间所存在的财政能力差异为基础，以实现各地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为主旨而实行的一种财政资金转移或财政平衡制度。向居民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物品与服务，不仅是现代国家在民理念的重要体现，而且是国家政权及其财政合法性的基础和来源。因此，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具有稳定器的功能，是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关系、实现各地财力均衡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制度安排。自1994年以来，我国财政转移支付中的专项补助主要用于特大自然灾害的救济费用。如汶川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 000亿元，财政部、民政部下拨灾后重建补助资金300亿元。同时，通过地方政府对口支援建设的形式，实质上形成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11]。
社会捐助是慈善的一种最常见的表现方式，是我国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恢复重建过程中的重要资金和物资来源机制，汶川地震灾区接受的社会直接捐助超过100亿元。目前，我国的社会捐助制度尚在发展过程中，经常性的社会捐助制度正在建设。
逐步由一种零散被动的行动演变为经常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活动，创新型的社会捐助制度
正在建设。目前已经建立运行的是经常性社会捐助公示制度。但与先进国家对比，仍存在捐
赠与需求之间信息不对称，社会捐赠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捐助来源单一，缺乏相应的激励机
制等问题。在进一步发挥民间组织在社会捐助中的作用，明确社会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及社会
捐助违法行动的法律责任，提高捐赠款、捐物管理和使用的透明度等方面仍待提高
[12]。
自然灾害保险是运用市场机制，增强社会和个人对自然灾害承受能力的良好做法。在市场机制发展较好的国家普遍应用于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自然灾害损失与危害的风险转移。
减轻政府救济和居民自救压力。我国习惯运用行政手段进行灾害管理和救助，但政府在重大
自然灾害补偿中的比例不高，大约在3.5%左右，居民自我负担比例约为90%以上。同时，
尽管社会存在对自然灾害保险的强烈需求，但国内保险市场的自然灾害保险产品极度匮乏。
一般保险公司不提供巨灾保险，财产险均将洪水等自然灾害作为免责条款，被保险人无法从
保险公司获得相应赔偿。如汶川地震后获得保险业的赔付只占全部经济损失的0.21%。因此，
进一步加强和推广自然灾害保险，建立全国性的自然灾害市场化应对机制对应对气候变化的
损失与危害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在宜兴、苏州等地区正在开展农业自然灾害保险的试点，
尝试适应农业自然灾害不平衡发生的规律，具有自我调节、自我平衡的功能，在补偿灾害损
失、恢复生产、保障灾民生活、保持农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且为全国自然灾害
保险机制的建立积累经验[13]。
3 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对国内相关工作的启示及建议
3.1 构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框架系统
我国气候灾害涉及面很广，受灾程度较深，仅依靠个人、家庭和企业难以应对气候变化的损失与危害，若借鉴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建立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的系统将可能极大的推动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借鉴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的框架，将气候灾害损失与危害通过商业模式、政府分担和社会力量援助等形式，损失与危害实行分级、分层分担，有助于受灾人群和地区的快速重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的机制尚未成形，建议从三个方面进一步探索：一是适度调整政府过度承担的灾后重建模式，将财政转移支付由灾后应急的、临时的和随机的模式转向灾前系统的、稳定的、长期的灾害防治机制；二是探索制度化、规范化的灾害捐助制度，加强捐助过程的公开、透明、高效和公平，引导社会资源有效的参与到自然灾害的重建和恢复过程；三是逐步建立和扩大自然灾害的保险制度，通过公共和私营资金的合作，减少自然灾害对经济社会运行的冲击，最大化的减少气候变化导致的损失与危害。最终，形成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相关的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救灾捐赠体系和农业灾害保险等的整合机制。
3.2 充分利用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机制中的保险工具
保险工具是应对极端气候事件损失与危害机制的核心作用点，在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设计中充分突出保险作用的创新性模式，给国内保险相关领域潜力开发带来启示。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中的保险部分包括无法采用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行动来应对的中等或很高气候变化风险，分为两条线：对中等频度和低影响程度的气候风险，气候保险援助机制通过公共或私人保险，以及其他社会保障体系支持脆弱的地区。比如，对农业的宏观保险、国家的风险基金。对低频度高影响程度的气候风险，提供金融安全网来应对[14]。国内气候保险、特别是农业灾害险已经初具规模，在近年气候灾害的应对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仍面临机制创新不足、市场机制作用发挥不充分、参与程度有限等问题。国内应该通过借鉴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中创新的保险机制，如加勒比海地区飓风灾害基金、慕尼黑气候保险计划等[15]，发展具有我国特色的气候灾害风险分担机制，充分发挥我国气候保险在应对灾害、维护农民生计、社会稳定方面的独特作用。建议针对气候灾害的特点，重点发展巨灾类保险产品的研究与开发。在现有农业灾害险、财产险的基础上，发展气象灾害保险/再保险，建立完善的保险产品体系系统设置，适度增加政府的引导和财政支持力度，不断扩大气候灾害保险的覆盖度和受益度。
3.3 加强国内重点区域和领域的气候变化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可有效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与危害，启示国内重点区域和领域需要加强风险管理以更高效地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气候变化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中风险管理模块主要通过发展风险评估和管理工具，加强减少风险措施的实施，增加技术和资金支持来减少风险。如英国应对海平面上升和洪水风险的泰伍士河大坝、荷兰综合管理洪水灾害风险和淡水供给的三角州地区治理机制、欧盟的城市地区综合应对热浪、洪水和水资源短缺风险的组合行动等，均有效减少气候变化对区域和领域的风险[16]。国内农业、水资源、林业等领域，城市、海岸带等区域面临较高的气候变化风险，通过风险减少措施，特别是增加技术和资金投入，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领域气候变化风险的管理。建议加强重点区域气候灾害风险管理，对城市、海岸带等气候灾害高风险区域加强管理，通过建立完善的风险预估、灾前预警、灾中救助和灾后恢复等机制，有效降低重点区域的气候灾害风险，维护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安全。
3.4 开展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机制的科学基础研究
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机制存在科学不确定性，国内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工作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相关科学基础也急需加强。首先，由于《公约》下气候变化的定义是狭义的，特指工业革命以来由于直接或间接人类活动排放温室气体改变地球的大气组成导致的气候变化，不包含气候的自然变率。现有科学认识无法准确的区分气候自然变率和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在遭受的损失与危害中的贡献[17]。其次，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损失与危害的空间范围巨大，涉及的类型和种类多样，几乎全球所有国家都面临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损失与危害，广义上包括人员伤亡、经济损失、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文化和社会传统等[18]。国内开展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工作也需要加强损失与危害的定义和范围等基础理论研究。第三，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机制需要坚实的数据基础。同样，国内也需要建立具有共识的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的科学评估方法，还需要收集、获得全国范围内准确的损失与危害的数据开展评估。建议系统开展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应对机制的研究，探索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的归因，深入分析损失与危害问题的内涵，加强损失与危害评估理论、方法和数据获取等方面的研究，增强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问题的科学基础。
3.5 警惕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机制带来的出资压力
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的机制仍在设计与谈判过程中，由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存在为损失与危害补偿方面出资的压力。虽然，《公约》第4.3条中关于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责任认定是非常明确的，发达国家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17]。但近年来，美欧等发达国家竭力逃避和转嫁自身责任，强调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在气候变化面前都是脆弱的，在国家驱动的原则下，损失与危害是各国自己的问题，应该由各国对自身的损失与危害负责[19]。同时，发达国家向新兴的发展中大国施压，让与发达国家“具有同等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在损失与危害补偿方面出资，承担出资义务[20]。小岛国联盟在损失与危害机制中提出“污染者付费”原则，也不符合《公约》由发达国家承担历史责任的宗旨，有向发展中国家转嫁责任的风险。建议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谈判工作需要早做准备，明确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定位，不能承担与发达国家“具有同等能力”的责任，并制定损失与危害机制谈判中“污染者付费”责任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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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范文2
关键词：气候变化；农业；适应措施；对策
中图分类号 X196；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4）05-0019-06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指出，1880-2012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约上升了0.85℃。与1850-1900年相比，2003-2012年这10年的全球地表平均温度上升了0.78℃。近百年来，全球平均降水量变化不明显，但区域差异明显，极端干旱洪涝事件频发[1]。根据《中国气候变化监测公报》（2012），1901-2012年，中国地表年平均气温呈显著上升趋势，并伴随明显的年代际变化特征，其中1913-2012年中国地表平均气温上升了0.91℃，气候变暖导致中国部分地区的气温、降水、日照等主要气候因素发生改变。农业是对气候变化反应最为敏感和脆弱的领域之一，任何程度的气候变化都会给农业生产及其相关过程带来潜在的或显著的影响，特别是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诱发的自然灾害将造成农业生产的波动，危及粮食安全，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中国地域辽阔，各区域之间自然资源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等差异较大，因此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农业领域区域差异特征尤为显著[3]。东北区气温呈显著升高趋势，农作物种植面积扩大，生长季延长，干旱趋势增大，水稻产量减少，病虫害出现，次要病虫害发展为主要病虫害。华北区随着气温升高和降水减少，粮食产量降低，水资源短缺加剧，积温增加，作物生长季缩短，可能复种指数增加，晚熟品种种植增加。华东区增温速率呈加快趋势，区域旱涝事件趋多趋强，双季早稻和夏粮种植面积呈减少趋势。华中区气温呈显著升高趋势，双季稻，春性小麦种植区域增加，水稻生育期缩短，气候变暖病虫害发育速度加快。华南区主要植物，动物的春季物候期提前，秋季物候期推迟，气候带有加速北移趋势，双季稻中高适宜种植区面积增加，水稻生育期缩短，产量波动增大。西南区主要表现在气候带向高海拔和高纬度的位移和作物产量和品质上，山区水稻和玉米等中晚熟品种产量会提高，春旱尤为突出，大田作物产量受影响。西北区无霜期显著延长，提早了春播作物播种期，推后了秋播作物播种期，加快了作物生长发育速度，种植区域向北和高海拔区域扩展，干旱加剧，种植结构改变，病虫害增多。
总之，气候变化对农业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和多层次的，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有利有弊，不同区域之间存在很大差别，对我国农业而言，如何趋利避害，科学应对气候变化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 气候变化对农业领域产生的重大影响
1.1 气候变化对农业气候资源的影响
农业气候资源直接影响农业的生产与布局，光、热、水资源是农业气候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气候变化已对农业气候资源产生了重要影响。气候变暖使我国年平均气温上升，农业生产所需的热量资源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延长了气候生长季，研究表明[4]，年平均温度增加1℃时，≥10℃积温的持续日数全国平均可延长15天左右。如东北地区近50年平均气温上升1.5℃，增温率为每10年0-3℃。当热量资源满足的情况下，水分则是决定农业发展和产量水平的主要因素。然而气候变暖使土壤水分蒸发量加大，热量资源增加的有利因素可能会因水资源的匮乏而得不到充分利用，作物产量波动的气候风险性增加，如华北平原地区作物生育期内的自然降水和底墒水只能满足冬小麦全生育期需水的1/3-2/3，如果没有灌溉，冬小麦全生育期缺水率20%以上出现的概率大都在80%以上，缺水率30%-40%的重旱年出现的概率高达30%[5]。
1.2 气候变化对农作物种植制度和布局的影响
气候变化使我国的种植制度和农业布局发生改变。气候变化使我国年平均气温上升、积温增加、作物生长期延长，从而导致种植区成片北移，有研究表明，平均气温每升高1℃，年平均气温等值线将北移1.76°N，种植制度分界线将北移2.44°N，相当于复种指数提高7.2%。据估计，在品种和生产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到2050 年，气候变暖将使目前中国大部分两熟制地区有可能成为三熟制适宜种植区；两熟制北界将北移至目前一熟制地区的中部，一熟制地区的南界将北移250 km-500 km，一熟制地区的面积将减少23%[6]。如东北地区随着气温的升高，喜温喜湿作物水稻的种植北界已经移至大约52°N的呼玛县等地区，玉米的栽培北界向北扩展到黑龙江呼玛县， 向东扩展到辽宁东部山区，小麦作为喜凉作物，在温度、经济和技术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呈现出显著的北退现象[7-10]。
1.3 气候变化对农作物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气候变化可能导致农业的不稳定性增加，农作物产量和品质将会受到影响。研究表明，华北平原区域在夜间冠层增温2.5℃，冬小麦生育期提前、生长期缩短，产量下降26.6%[11]。从1991-2000年，华北平原耕地生产潜力小幅减少1.1%，约52.7 kg/hm2[12]。研究估计，如果不采取气候变化适应对策，到2030年全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可能下降5%-10%[13-14]。气候变化同时也会对农作物品质产生影响。CO2浓度升高对品质的影响因作物品种而异。在CO2浓度加倍的条件下，大豆、冬小麦和玉米的氨基酸和粗蛋白质含量均呈下降趋势[15]。当温度和CO2浓度均增加时，水稻籽粒蛋白含量降低，对人体很重要的铁、锌元素以及稻米籽粒营养品质（蛋白质与氨基酸含量）显著下降，直链淀粉含量将会增加[16]。
1.4 气候变化对农业旱涝及病虫害等气候灾害的影响
随着气候变化，高温、洪涝、干旱、台风、寒害等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频率有可能增加，最主要的是干旱和洪涝灾害发生几率较大，其导致的灾害损失约占气象灾害的70%-85%。气候变化会加剧农作物病虫害的流行和杂草蔓延，病虫害出现范围也可能向高纬度地区延伸。研究表明，生长季变暖可使大部病虫害发育历期缩短、危害期延长，害虫种群增长力增加、世代增加，发生界限北移和海拔界限高度增加，危害面积和程度不断加大加重，尤其是水稻病虫害早发和向北扩张趋势突出[17-18]。
1.5 气候变化对粮食安全和农产品贸易的影响
气候变化影响粮食安全，全球粮食总产量因严重自然灾害而降低，到2030年，我国种植业产量总体上因全球变暖可能会减少5%-10%左右，其中小麦，水稻和玉米三大作物均以减产为主。而当前世界主要粮食价格波动呈放大趋势，粮食安全问题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气候变化影响农产品贸易，全球极端天气事件增加，灾害频繁而严重。未来气候变化影响农业生产， 也间接影响农产品价格和贸易活动，相关研究认为中国的气温升高降低了粮食贸易量[19-20]。
2 农业领域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技术措施
综合相关文献分析，目前农业领域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适应技术措施包括：
2.1 调整农业种植制度和布局
针对气候变化对农业种植制度和布局的影响，在分析和预测农业气候资源条件变化的基础上，调整农作物的种植模式，改进农作物的品种布局，提高复种指数，调整作物种植季节[21]。如西北干旱区减少高耗水量的农作物种植，增加马铃薯等节水、耐旱型农作物的生产。东北地区利用气候变暖热量增加趋势，应适当推进水稻种植区域北移，华南地区适当增加双季稻中高适宜种植区面积，西南地区应向高海拔和高纬度地区增加农作物种植面积[22]。
2.2 选育优良农作物品种
针对气候变化对农作物产量和品质的影响，开发农作物高光效育种，抗高温育种技术，选育抗逆品种，提高作物的光合效能以及对逆境的抵抗能力，不但可以抵消气候变化引起的不利影响，还可以充分利用未来农作物的高CO2肥效作用使粮食获得增产，保证子孙后代的粮食安全。如随着气候变暖，热量资源的增加，玉米早熟品种逐渐被晚熟品种代替，过渡型、半冬性或弱冬性生态类型的冬小麦品种逐渐取代强冬性冬小麦品种，这些都是应对气候变暖的适应，有助于农作物总产的稳定和提高。
2.3 加强农业气候灾害防控
针对气候变化对农业旱涝及病虫害等气候灾害的影响，开展农业气候灾害预测，建立农业灾害监测与预警系统，特别是建立干旱、洪涝、低温灾害、重大植物病虫害等防空减灾体系，并建立农业灾害保险机制等，同时开展研发生物农药有效靶标技术，物理与生态调控技术以及化学防治技术等，有效规避农业气候灾害风险。
2.4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提高农作物抗旱，抗涝等能力，有利于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和防御灾害能力，如推广膜下滴水等节水灌溉技术、地膜和秸秆覆盖技术，可以提高地温、减少土壤水分蒸发及增加土壤有机质。在干旱缺水山区兴建一批蓄水塘库，普及集雨设施与补灌技术，开展坡改梯和沟坝地农田基本建设等，提高农业领域应对气候变化的物质基础与适应能力。
3 农业领域在适应能力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3.1 农业领域适应技术薄弱分散，尚未形成和建立适应技术清单和适应技术集成体系
农业领域适应气候变化技术还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各类技术分散于不同部门，其应用领域、影响范围和成熟度均有不同，限制了适应气候变化技术的发展，农业领域适应技术主要集中在农作物品种改良、农业气候灾害防控和基础设施条件建设上，适应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较弱，适应技术之间相互联系和依赖性相对较差，适应技术缺少典型区域示范，有效的适应技术薄弱，如在西北、高纬度和高海拔地区适应温度升高的农业生产技术，目前仍在试验中，尚未形成配套和示范规模[18]。部分适应技术措施可操作性不强，尚未形成和建立可操作性的适应技术清单和适应技术集成体系。
3.2 农业领域适应技术评估方法中缺少对适应技术的成本效益分析
选择适应技术和措施是存在风险和成本的，目前我国对气候变化适应的农业技术尚停留在对现有可用技术的分析筛选，基于气候变化影响的风险分析，采取有效性的针对适应技术措施以及对各可行农业适应技术的评估研究还很缺乏，对适应技术的表达方式和适应效果分析比较薄弱，目前对适应成本效益分析的全面评估仍然非常缺乏，应推进相关研究，以便为制定和实施适应对策提供科学依据。
3.3 农业领域适应技术研发和推广的资金和政策保障体制薄弱
适应气候变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持，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由于适应的基线较低，在适应行动中需要投入的资金更大[23]。目前我国农业领域尚未构建完善和成熟的适应技术推广体系，尚无行业可操作性的适应技术清单，在技术研发和引进以及适应技术措施示范方面缺乏稳定的资金和政策保障。
3.4 缺少对农业领域适应技术推广的国家战略规划与国际合作
目前农业领域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措施开发和应用水平很不平衡，理论研究较多，实践信息不足。对适应技术研究的科学基础薄弱，目前科学认识水平尚不足以满足制订科学的适应规划的需要。因此，在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行动中，缺少国家适应战略规划的指导，导致农业领域应对气候变化适应行动分散、针对性不强。由于缺乏有效的国际合作制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适应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和矛盾[23]，不能公平和及时掌握农业领域适应技术研究与创新的最新动态，导致在引进、吸收和转化先进技术方面的国际合作基础薄弱。
3.5 对农业领域适应技术的公众关注程度不高
虽然国内外对适应气候变化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途径达成一致。但是气候变化的适应问题却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对如何提高公众适应气候变化的意识与管理水平，增强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做得很少。当前中国农业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经营为主，小规模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同农业现代化的矛盾突出，相关政策推行、技术普及成本高昂，可操作性难度大。因此，应进一步利用现代信息传播技术，加强适应气候变化的先进农业技术的普及、推广及应用培训，提高公众对气候变化影响认识的深刻性和行动的自觉性[23]。
4 未来农业领域适应技术措施发展对策
4.1 加强气候变化对农业领域影响的科学系统研究，减少不确定性，提升农业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
农业领域温室气体排放增长快、减排潜力大以及较高的生态脆弱性等决定了其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地位随着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发展而日渐提升。农业在气候谈判中地位的变化对气候谈判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4]。然而由于气候变化事实研究的不确定性，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增加，产量波动加大[25]。因此，加强气候变化对农业领域影响的科学系统研究，开展适应技术的成本效益分析，农业适应技术选择与评价既要考虑区域之间的差异性，还要考虑区域内部的相对一致性和可操作性，减少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提升农业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
4.2 建立区域性和综合性的农业适应技术清单和技术集成体系，并示范推广
在充分收集和总结现有农业适应技术基础上，根据不同区域气候变化对农业领域的影响和响应特征，构建应对气候变化的农业适应技术清单（见表1），并选择典型区域进行示范，全面推广成熟与无悔的农业适应技术。建立农业适应技术集成体系，对各种适应技术进行选择、优化、配置，形成一个由适宜要素组成的、优势互补的、匹配的有机体系，当前阶段，我国适应气候变化技术体系整合集成亟需开展的关键工作包括：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技术体系构建与技术清单编制； 优选现有比较成熟的适应技术，吸收最新适应技术研发成果，评估其综合效益与适用范围，构建中国适应气候变化的基本理论与技术体系框架[26-27]。同
时为避免人类无序适应活动所可能产能的不利影响，需开展相应的科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协调不同部门以形成有序适应，从而实现科学应对气候变化，达到“有序适应、整体最优、长期受益”[28]。
4.3 建立农业领域适应技术选择的方法步骤
在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农业适应技术清单与技术集成框架体系基础上，选择和分析农业适应技术应包括四个方法步骤[29]：
一是全面分析农业领域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及其脆弱性和敏感性；
二是正确表达农业领域应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和优先考虑选择的适应技术和措施；
三是科学评估应对气候变化的农业适应技术成本与效益；
四是有效选择区域性农业适应技术并示范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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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范文3
[关键词]气候变化经济学；减缓；适应性
一、导论 气候变化经济学及经济政策是一个刚刚起步的研究领域，伴随着科学家们对气候变化认识加深和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的大力推动，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内容。目前气候变化经济学一般包括全球变暖、节能减排、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等内容。 气候变化经济政策的研究主要是在三个框架中进行的。一是收益一成本框架。气候变化政策成本即减少温室气体或增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的机会成本。气候变化政策的收益指削减排放以降低气候变化风险以及在增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方面所得收益。Cline (1992)和Stem (2007)认为富裕国家需支出其GDP的2%来采取行动。二是国际公共品框架。气候变暖源于跨国外部性效应的影响，但气候变化问题并不是传统外部性问题的一个简单拓展，一个国家的行为使其他国家获利或受损，无法通过市场来进行弥补( Sandler&Hart-ley，2001)。因此，气候变化需要国际间有效合作。“京都议定书”就是国际合作的一项成果。三是博弈论框架。该框架主要用于国与国之间气候变化责任与义务的确定，强调每一个参与主体都是自利的，只有一个有效合作博弈才是对所有参与者有利的策略( Schelling，2005；Carraro＆Siniscalco，1993)o
气候变化政策分为适应性气候政策和减缓性气候政策。前者强调用低成本政策来适应气候的变化，后者强调用低成本政策来减缓气候变化( Stern，2007)。减缓性政策研究较多的是碳税和限额，限额有助于达到预定的政策目标，碳税则有利于减少碳排放价格的波动(Metcalf，2009；Ka-plow，2010)；适应性政策主要是在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气候变化信息，调整产业结构和调整经济的地理分布等方面展开( Stern．2007)。
近年来国内直接针对气候变化的研究有所增加，但集中在气候变化对敏感性行业的影响上（吕亚荣，2010；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2010；刘恩财等，2010），经济政策方面的研究集中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以及相应思路（刘晨阳，2010；张丽宾等，2010）。
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正在形成应对气候变化的新的国际经济和贸易规则。广西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农业占GDP比重较大，是气候变化的敏感地区。近50年来，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 69℃，冬季气温上升趋势明显。1986年到2009年间，广西经历16个暖冬。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不断增加。研究广西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政策，主要是希望通过制定合理有效的财政、金融、产业政策，减少排放，提高广西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促进广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广西抓住机遇、实现经济和外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气候变化对广西的主要影响
（一）气候变化影响广西农林业
气候变化对广西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正在显现，农业生产不稳定性增加。广西局部干旱和洪涝的频率有所增加，危害不断加大。气候变暖引起农作物发育期提前，暖冬现象加大了病虫害现象。气候变化对广西农业未来的影响虽有正面效应，但可能仍以负面为主。气候变暖以及降雨量分布变化引起的干旱和洪涝将减少甘蔗的产量、蚕桑生产的产量和使其质量下降，水稻和玉米也可能以减产为主。广西农业生产布局和结构将出现变化。土壤有机质分解加快，农作物病虫害出现的范围可能扩大，畜禽生产和繁殖能力可能受到影响，畜禽疫情发生风险加大。
随着全球变暖，亚热带、温带北界北移，物候期提前，未来广西大部分地区可能进入热带地区，部分地区林带下限上升，广西北部的林业种类将发生变化，广西动植物病虫害发生频率上升，分布变化显著。
未来气候变化将使广西生态系统脆弱性进一步增加，主要造林树种和一些珍稀树种分布区缩小，森林病虫害的爆发范围扩大，森林火灾发生频率和受灾面积增加。广西境内湖泊将进一步萎缩，湿地资源减少、功能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
（二）气候变化影响广西渔业和水产养殖业
广西是海洋大省，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加剧，引发海水入侵、土壤盐渍化、海岸侵蚀，损害了滨海湿地、红树林和珊瑚礁等典型生态系统，降低了海岸带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和海岸带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引起的海温升高、海水酸化使局部海域形成贫氧区，海洋渔业资源和珍稀濒危生物资源衰退。 人类食用的水生动物绝大多数属于变温动物，水温升高能够明显地影响到动物的新陈代谢、生长速度、繁殖情况以及对于疾病和毒素的抵抗能力。气候变化使广西依托海洋的水产养殖业将受到较大影响，可用于水产养殖的海域萎缩，养殖品种减少。由于气温升高，海水蒸发速度加快，表层海水中的盐分不断增加，引起鱼类的生理发生改变，进而影响到水产养殖业的种群和数量。
（三）气候变化影响广西的水资源分布
气候变化已经引起了广西水资源分布的变化。就全国来看，近20年来，北方黄河、淮河、海河、辽河水资源总量明显减少，南方河流水资源总量略有增加。广西洪涝灾害更加频繁，但由于降水量分布不均，干旱灾害更加严重，极端气候现象明显增多。气候变化加大了水资源年内和年际变化，气候变暖使得中国西部地区的冰川融化加速，未来广西干旱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水资源的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
（四]影响广西人的健康
气候变化对广西人健康的直接威胁包括由热应力引起的疾病和死亡、传染病（疟疾和登革热）、与水有关的疾病如腹泻和营养不良。气候变化会间接造成伤害甚至死亡，如泥石流、山洪爆发和热带气旋（强风）造成的结果。因日益恶化的空气污染造成的呼吸系统疾病也可能是气候变化引起的。
三、广西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思路
（一）加大对气候变化问题科学研究的支持
科学研究是应对气候变化决策的基础和依据。现有关于气候变化经济学理论分析主要以适应和减少排放绝对量为目的，且宏观层面讨论为主，这为进一步研究应对气候变化经济政策提供了良好的视角和方法。然而，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一定要考虑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结合广西的实际情况讨论气候变化的影响及相应的对策，才更具适用性。因此，广西要积极开展有关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相关科学研究，尽快取得相应的研究成果和基础数据，为政策决策服务，并在此基础上，制定适合广西自身特点的政策措施。
（二）抓紧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
随着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不断累积，全球气温呈缓慢上升态势，极端天气发生的概率不断加大，世界各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将不断加强，节能减排的政策措施将不断强化，能否降低能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将成为广西能否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目前，国际合作框架内，主要集中在减缓性行动，如发展低碳经济、减少碳排放。此外，广西应对气候变化既是国际、国内压力的体现，更是广西经济发展的一种内生要求。随着气候的不断变化，广西的发展环境正在不断变化，为了可持续发展，广西必须制定合适的政策措施，并不断地进行调整。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气候变化作为一种外部性，在时间和地域上已超出了经典经济学范围，需要用一种更大的视角进行研究。市场仍是配置应对气候变化资源的基础性方式，广西应抓紧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影响和优化资源配置。由于气候变化的外部性特点，仅仅依靠广西自己并不能有效遏制气候变化，通过适应性政策影响资源配置，在较小的政策成本下，提高广西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尤为重要。
（三）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推动减缓性行动
当前，全球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减缓性行动上，广西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应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低碳经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随着北部湾经济区和“两区一带”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区正处于资本密集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投资规模在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资源富集区经济发展的加快，大的铝、锰等有色金属的冶炼厂的建设和扩能，能源消耗总量不断增加，温室气体排放量加大。如果只按传统常规技术的建设模式，一经投入，便有一个投资回报期技术和资金的锁定效应，将来大规模的二氧化碳排放不可避免。因此，我国未来发展技术路径的选择，对国家乃至全球节能减排、减缓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在节能减排的历史潮流面前，不论从对全球负责的角度，还是从实现我区可持续发展的角度，都必须积极探索节约发展、低碳发展之路，从法规制度、经济结构、能源利用、技术创新等多个层面，加快推进低碳经济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以实实在在的事实，展现广西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决心和魄力。
（四）把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放在突出位置
自气候变化问题提出来以后，在联合国的推动下，国际气候的努力主要集中在减缓，即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以防止危险的气候变化。广西也在外在压力下把发展低碳经济、完成减排任务作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中之重。实际上，由于气候变化的外部性特点，减缓性气候政策的效果取决于国际合作程度，哥本哈根、坎昆气候大会进展缓慢，“巴厘路线图”的谈判至今没有完成，“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实质性内容并未落实，国际气候谈判越来越艰难。此外，根据斯特恩报告，即使全球停止排放，由于气候变化的惯性，十年内全球气温仍将上升0.5 -1度，减缓性行动不能根除气候变化问题。而且，减缓性行动的不断推进需要适应性的行动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广西应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要考虑提高广西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以促进广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政策建议
（一）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切实转变发展方式
广西应加快结构调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大力发展服务业，推进循环工业，改善农业效益，提高林业的固碳效果。具体来说，广西应综合利用财税、产业、金融政策，积极推进产业结构，不断提高服务业的比例，降低工业比重。工业内部，应着力发展低碳经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具体措施包括淘汰落后设备和产能，建立健全和完善节能、清洁生产、综合利用的各项机制，落实各级政府成立节能执法机构、加强执法队伍建设、节能工作常态化、市场化等。同时，积极承接东部沿海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低能耗的产业必将向广西转移，如技术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新兴产业等。大力发展林业，提高固碳效果。
（二）加大财政资金在气候变化研究领域的投入
广西应对气候变化，关键依靠技术进步，通过新的技术降低排放，通过新的技术发展清洁能源，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科研工作在广西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科研资金严重不足，研究成果较少，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基础数据和资料严重缺乏，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新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广西应设立专门的研究资金，通过政府委托形式进行专题研究，加快共性技术进步。通过激励和约束机制，鼓励企业发展实用技术。同时，在各类科研经费的分配中，向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倾斜，提高广西区内关于气候变化的科研能力，为制定适合广西特点的气候变化政策打下良好基础。
（三）提高广西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
广西应利用经济政策，优化气候变化的资源配置，提高广西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一是要加快气候变化趋势和影响相关知识的研究。目前，对气候变化最大的共识就是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即气候变化对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及对未来气候变化的预测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使得气候变化政策的成本和收益难以确定，政策评价和选择变得非常困难。加强对气候变化趋势的研究，给公众提供更多的气候变化信息，有利于公众做好准备，提高自我适应能力。二是财政资金大力支持适应性技术的研发。如开发耐干旱的品种、推广（下转第28页）（上接第11页）适合较高温度的物种，通过新技术应用，提高应对极端天气条件的能力、提高对自然灾害的监测能力等。三是加大适应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对敏感地区和敏感行业，如加强农田灌溉设施、加高沿海的防水墙，激励和补贴农村建设储水设施等。四是推行有关气候变化的保险，以加强经济系统应对气候变化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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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范文4
关键词：气候变化；青少年；行为意愿；影响因素；计划行为理论
中图分类号：X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6）12024505
1引言
气候变化已经被看做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也成为了遭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中国现已成为世界上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1]，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都高度重视，并在巴黎气候大会前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提交了《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总结和规划了应对气候变化所实施的政策与行动[2]。然而在中国，公众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度还很低[3]，但社会意识及环境态度又能够决定社会行动，如果公众具有强烈的气候变化意识将能够极大程度地促进低碳政策的完善及低碳社会的发展建设[4]。
气候变化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青少年将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群体[5]，近年来的一些极端天气事件的频发及气候的变化趋势也预示着气候变化将会在未来给当今的青少年群体带来更多的威胁及挑战。同时，青少年也将对未来的气候变化减缓决策及应对方式有重要影响。首先，青少年仍处于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时期，对青少年气候素养的培养将有助于应对公众的气候变化关注度降低等问题，也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各方面挑战。其次，青少年对采取积极行动富有激情、想象力及活力，这在当今的社交与媒体时代将对气候变化问题有更重要的贡献，例如：青少年在家庭中提倡气候友好型行为；在学校及一些课外群体中扮演重要的信息交流者；能够通过社交媒体接触并传递全球性的信息[6]。
青少年想要应对气候变化以求未来的发展，不仅需要具备气候科学知识，还应具有减缓气候变化的行为驱动，以及在个人及群体层面拥有实施气候友好行为的信心。然而，中国现有的对青少年气候变化教育方面的研究多集中于传递气候变化知识来增加青少年对于气候变化的原因及其影响的理解，却缺乏对最终的亲环境行为的探究及培养。因此，了解中国青少年对减缓气候变化问题的行动参与意愿情况及探究其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对今后开展气候变化教育、培养气候素养、建设低碳社会就显得尤为重要[7]。
国外已有一些研究基于环境心理学及行为学来探讨有效的气候变化交流机制以及影响个人气候行为的影响因素。笔者的研究就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来进一步探究中国青少年减缓气候变化的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计划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来预测个人亲环境行为的理论模型[8]。该理论指出，对于最终的行为，行为意愿是最具影响力的预测指标，并且行为意愿又主要由3个因素决定：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及知觉行为控制，即态度越积极、认为周围重要他人越支持、自我感知的行为能力越强，行为意愿就越强。在Schindler的研究中态度还被定义为针对特定环境问题的态度[9]。一些调查研究也表明，对于特定的环境问题，比如对气候变化而言，关注度越高，以及地方脆弱性危机感知越强，越能够激发个人节约能源的意愿[10，11]，而对气候变化的怀疑也将阻碍对减缓气候变化的行为参与。因此针对气候变化问题，态度可再细分为3个主要维度：①对气候变化的怀疑度；②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③基于气候变化的地方脆弱性危机感知。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细分气候变化态度的复杂性及特殊性，将有助于进一步探究影响青少年减缓行为参与意愿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希望该研究结果还能够运用今后的气候变化教育，培养出参与减缓气候变化及低碳发展的青少年。
2研究对象与方法
2.1调查地点
研究于2014年12月20日至2015年5月30日开展问卷调查。由于非城市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更高，对气候变化敏感度及脆弱性也更高，因此了解这一地区青少年气候变化行动意愿将更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而在中国，不同地区对气候变化的敏感程度存在差异，因此研究参考了中国1960年以来极端天气的分布及变化情况，如夏季高温天的变化等，最终选取了12个省的非城市地区开展问卷调查。这些调查地点的海拔跨度从50～3000 m，并且包括了内陆地区及沿海地区，以求尽可能代表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情况。每个非城市地区选取1所小学进行调查研究，共12所学校。
2.2调查内容
调查问卷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及细分的气候变化态度，测量了对气候变化的怀疑度（如“我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等）、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如“我不会去关注电视或报纸上有关气候变化的报道”等）、基于气候变化的地方脆弱性危机感知（如“我认为气候变化不会对我居住的这个地方造成影响”等）、知觉行为控制（如“我觉得我的努力对减缓气候变化不会有什么帮助”等）、主观规范（如“我的家人认为减缓气候变化的节能行为是没有必要的”等）、减缓气候变化的行为意愿（如“接下来的一年里，我愿意为减缓气候变化而捐出自己部分零花钱”等）和一些社会学变量，测量题目主要基于国内外相关领域学者的研究结论根据实际情况而设定。为保证调查质量，问卷采用了正向-负向题设计，且先由专家进行讨论，修改后又先后进行了两次预实验（N1 = 150，N2 = 88），最终问卷共包含51个问题。所有感知变量及减缓意愿都使用了李克特五点量表进行测量（非常同意-同意-保持中立-不同意-非常不同意）。社会学变量多采用填空题及选择题，其中性别、年龄、地区、家庭成员数、家庭私家车及摩托车拥有情况被用于了之后的分析。
2.3信度检验
信度检验是测定所设计的量表是否具有可靠性和稳定性的有效分析方法，根据Cronbach alpha（α）值评价量表的可靠性，一般认为α大于0.7被认为可信度较高。利用SPSS 22.0软件对最终问卷中所测的感知变量及减缓意愿进行信度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基于气候变化的地方脆弱性危机感知、知觉行为控制、主观规范、减缓气候变化的行为意愿的α值均大于0.75，对气候变化的怀疑度的α值接近于0.7，仍在可接受的范围。由此说明本次调查的问卷具有较高的可靠性，所有变量所得分值将进一步用于的数据分析。
2.4调查参与情况
该调查研究一共邀请到了1229名年龄在9～13岁的青少年参加。
3研究结果
3.1信息来源途径
在参与调查的青少年中，绝大多数青少年已经听说过气候变化（图1）。对于气候变化的信息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的途径，且可能同时存在多种信息获取途径，因此途径累计百分比超过100 %。在这些传播途径中，大众媒体作为信息来源的比重最大，例如电视（69.7 %）、网络（49.7 %）。其次，课内外课程教育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也占有很大比重，如课外书籍（47.3 %）、学校课程（38.2 %）。从家人那里获知气候变化（35.9 %）或者从报刊杂志上获得此信息（34.3 %）相比其他途径而言比重相对较少，但仍有超过1/3的参与者提及。大众媒体作为青少年获取气候变化信息的最主要来源，其对气候变化的报道将可能影响着青少年的气候变化情感感知与参与（表3）。
3.2青少年减缓气候变化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及细分的气候变化态度探究青少年参与减缓气候变化情的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如表3
结果表明在社会学变量中只有性别对最终的减缓意愿有显著影响（B=-0.06，p>0.05），且表现为女生对气候变化的减缓意愿会强于男生。分析所有情感感知变量对减缓意愿的影响时发现，对气候变化的怀疑度（B=0.00，p>0.05）和基于气候变化的地方危机感知（B=-0.01，p>0.05）这两个气候变化态度对最终的减缓意愿没有直接影响，而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B=0.16，p
3.3气候变化态度与行为意愿的关系
由于对气候变化的怀疑度和基于气候变化的地方危机感知这两个变量在回归分析中对最终的减缓意愿没有直接显著的影响，而同属于态度的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对减缓意愿却是极显著的影响，因此研究建立了中介模型来进一步探究这3个感知变量与减缓意愿之间的关系（图2）。
结果显示：对气候变化的怀疑度可以通过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作为中介变量来影响减缓意愿（直接效应c’=-0.12，p
4讨论与建议
（1）从理论上基础来分析，在Ajzen提出的计划行为理论中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及知觉行为控制能够影响个人的行为意愿。通过实证研究，基于理论进行的回归模型分析也发现，青少年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行为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等情感感知变量能够有效地影响减缓气候变化的行为意愿。因此，要鼓励青少年更多亲环境亲气候的行为以应对气候变化，就必须关注影响青少年行为参与意愿的重要情感因素，从而更有效地开展气候变化教育。
根据研究中分析总结的影响青少年参与意愿的直接因素，气候变化教育对情感感知变量的关注应注意以下几点：①气候变化教育的重点应该是提高青少年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度。通过有效地信息传递，建立青少年自身与气候变化的相关性，并真正意识到气候变化与个人生活及行为的息息相关，从而激发参与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意愿。②气候变化教育应当注重主观规范对行为意愿的重要作用。主观规范对于行为意愿具有极强的影响力，这就需要今后的教育注重创建良好的群体认同感，让青少年个人接受到来自他人的积极性期望，从而触发他们行为意愿的增强。③今后的气候变化教育也可以通过提高知觉行为控制来鼓励更多的行为参与，即提高青少年个人的行动能力以及对自我行为作用力的信心。Moser等的研究表明在气候变化教育中，直接教授青少年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解决措施比只传递气候变化的形成原因及影响更能有效地提高个人的行动能力感知以及对自我行为作用力的信心，从而付出行动参与其中[13，14]。
（2）根据研究的中介模型分析，虽然对气候变化的怀疑度和地方脆弱性危机感知并没有直接对行为意愿有显著影响，但它们却是有效的间接影响因素，能够通过影响关注度来间接地影响行为意愿。这说明，这种负向的气候变化态度与行为意愿间还存在某种距离，但这种间隙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积极的气候变化态度来调节，因而深入理解了这3个态度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将更有助于全面地分析影响青少年参与减缓气候变化行为意愿的因素。根据模型结果，可以通过克服青少年对气候变化问题在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的距离，降低青少年对气候变化的怀疑度或者增加青少年对当地来自气候变化的危机感知，来吸引青少年对气候变化的关注，从而获得最终的减缓行为的参与。
（3）研究还发现性别在减缓气候变化的行为参与意愿上存在显著差异。针对青少年而言已有研究表明，当面对气候变化问题时女性比男性具有更强的气候变化危机感知，甚至对于其他环境问题也如此[15]。而研究的结果也进一步证明，女性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有更强烈的行为意愿来参与到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中。而这种性别差异导致的行为意愿差异可能由社会经历的不同而引起，同时这种差异还有可能和价值观有关，如利己主义或共享主义，而这种价值观的形成也会与家庭背景、同龄人的影响有关。
随着极端气候事件的频发，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生态危机、经济危机及社会危机也日益显著，国际社会也在加强各方面的合作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政府提出了低碳社会的发展策略，制定了一系列阻止碳排放高速增长的低碳减排政策，但低碳社会的发展不能仅仅依靠政府，还需要鼓励更多居民的日常行动参与，以及培养青少年的低碳意愿及行为，才能真正实现低碳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应对长期的气候变化问题。为鼓励公众参与，激励青少年的行为响应，政府及社会可以通过气候变化教育入手，做出以下努力。
第一，针对不同的地区细化气候变化教育活动。研究建立模型及提出的行为意愿影响因素能够反映出，心理认知过程在对于理解和实施减缓气候变化教育行为的重要性。已有研究证实了当地的气候变化信息将更有助于激发个人的参与[16]，同时，强调个人经历和当地影响的信息交流更可能触发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及减缓行为的发生[10， 17]。因此，基于地方信息的、结合地方气候特点的气候变化教育活动更能有效地克服个人对气候变化的心理距离，改善对气候变化的情感感知，进而影响减缓气候变化的行为参与[18]。
第二，鼓励开展多形式的气候变化教育来增强公众及青少年的气候变化行为参与。气候变化信息来源途径的多样化体现出了对多形式教育模式的需求。气候变化教育的类型主要可分为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及非正式教育。正规教育主要依托于学校，以传授气候变化基本知识为主；非正规教育一般指在非正规的教育场所开展气候变化教育活动，如植物园、动物园、博物馆等；非正式教育主要依靠大众媒体作为信息渠道开展气候变化的宣传教育。多形式的教育模式能够提高气候变化教育的有效性，但教育活动应该不仅仅传播气候变化知识，还要注重对气候变化情感感知的培养，强化个人与气候变化的联系，激发个人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及自我责任意识，最终引导和鼓励行动的参与。
5结语
基于对全国多地区的青少年调查研究，结果具有广泛性，对未来开展气候变化教育、提高青少年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参与具有理论参考价值及实践指导意义，也对政府应对气候变化、进行公众的宣教工作、加强公众的参与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研究仅针对青少年开展，结果又具有一定局限性，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社会特征人群的气候变化教育建议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及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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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范文5
作者：吴桂月 张亚丽 郭世界 张明宇 王培豪 单位：河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河南省高校农业资源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全省水资源总量的年际变化特点与降水量基本一致，2030年在平水~中等干旱年情况下，全省总缺水量114.3~181.4亿m3，占总需水量的21%~31%。气候变暖对农业灌溉用水的影响，远远大于对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的影响。气候变化诱致农业灾害频发极端气候导致农业气象灾害频发，农业生产风险增大。在河南省农业气象灾害中，主要有干旱、洪涝、干热风、风沙、冰雹及与气象条件关系密切的病虫害。干旱是河南平原地区最普遍、最频繁的气象灾害，近50年来旱灾面积大767万hm2的年份有22年，频率达45%。河南省雨涝灾害的发生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区域性及年际变化特点。全省春涝、初夏涝频率南高北低，平均雨涝成灾面积每年在80万hm2以上。各种灾害中，以干旱、洪涝灾害的危害最重，其造成的损失约占全部农业自然灾害损失的70％左右。2009年，河南全省小麦受旱面积达290.00万hm2，超过麦播面积的1/2，其中4.33万hm2小麦出现枯死现象。目前河南省农业基础设施依然脆弱，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低，粮食生产条件亟待改善。随着气候变暖，重大气象灾害具有“提早、增多、加重”的发生趋势，气象灾害造成粮食产量减产率由正常年景的10%左右将升至20%~30%，从而使粮食增产的限制性因素增大，对防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与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气候变化导致粮食生产成本增加暖干气候导致作物生育期可利用水资源总量减少，为保障粮食稳产增产，势必增加了抗旱灌溉的支出。气候变暖后，土壤有机质的微生物分解将加快，造成地力下降。这意味着需要施用更多的肥料以满足粮食作物的需要，施肥量的增加意味着投入的增加。气候变暖和干旱将加重病虫害对农业生产的危害程度，特别是小麦锈病、粘虫、草地螟等的危害加重。各种病虫出现的范围也可能向高纬地区延伸，必将增加施用农药和除草剂，增大粮食生产成本。
河南省粮食生产气候变化分区根据《河南省综合农业区划》、《河南土壤区划》、《河南省农业气候区划》、《河南省水利区划简明报告》等资料，对河南省应对气候变化粮食生产措施进行分区，把全省共分8个区：Ⅰ豫北山区粮食生产气候区；Ⅱ豫北平原粮食生产气候区；Ⅲ豫西山地粮食生产气候区；Ⅳ豫中丘陵粮食生产气候区；Ⅴ豫东平原粮食生产气候区；Ⅵ南阳盆地粮食生产气候区；Ⅶ豫东南平原粮食生产气候区；Ⅷ豫南山丘粮食生产气候区。头脑风暴法简介头脑风暴法(Brainstorming)的发明者是现代创造学的创始人，美国学者阿历克斯•奥斯本于1938年首次提出头脑风暴法。Brainstorming原指精神病患者头脑中短时间出现的思维紊乱现象，病人会产生大量的胡思乱想。奥斯本借用这个概念来比喻思维高度活跃，打破常规的思维方式而产生大量创造性设想的状况。头脑风暴法力图通过一定的讨论程序与规则来保证创造性讨论的有效性，特点是让与会者敞开思想，使各种设想在相互碰撞中激起脑海的创造性风暴，是一种集体开发思维的方法[4]。头脑风暴法在应对气候变化粮食生产措施遴选中的应用议题：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粮食生产措施遴选及排序。会前准备：根据河南省粮食生产气候分区及各区主要气象灾害，制定应对自然灾害各种农业生产措施清单，请专家综合考虑各措施（实施应用情况、存在问题、风险、安全性、可行性）进行优先排序。确立定人选：所请专家的专业范围包括作物栽培、农业气象、农田水利、林业、环境、农业经济等专业专家。实施过程：由主持人公布议题，安排各专家针对议题综合考虑各措施进行优先排序。时间实施：一个区大概10—15min讨论时间。最后汇总各个专家们意见措施，再进行粮食生产应对气候变化适应性措施综合分析，结果见下表。
合理分配自然资源、多途径进行节水保肥等技术和措施，对稳固我省粮食生产、推进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今后，河南省气候将继续向“暖而干”的方向发展，高温、干旱和强降雨等极端气候事件发生频率增大，而这些气候变化及其带来的影响是不可调控的。本文运用头脑风暴法针对河南省不同的粮食生产变化分区进行分析，并筛选出各个气候变化分区的适宜性应对措施。气候变化对河南省粮食生产的影响相互作用，相互交织，在时间和空间上呈现错综复杂的现象和结果，气候变化及其粮食生产的适应、减缓措施研究涉及因素多、影响方面复杂，各项应对措施的遴选应结合自然条件、气候变化规律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条件，统筹考虑，进一步细化和重组。
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范文6
关键词:哥本哈根会议;碳排放;低碳减排
中图分类号:X-65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0)020(C)-0213-01
一、哥本哈根会议,低碳高要求
2009年12月7日―12月18日,来自192个国家的谈判代表聚集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气候大会,也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大会发表了“哥本哈根宣言”,签订了《哥本哈根协议》,内容包括: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紧急应对气候变化;把温度上升的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内,要加强长期合作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于2010年至2012年向发展中国家每年提供100亿美元资金援助,至2020年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援助;到2020年,发达国家应通过不同渠道,为发展中国家每年筹资1000亿美元;应建立哥本哈根绿色气候基金,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减排、适应、能力建设、技术开发与转让支持;应建立技术机制,支持各国自主采取的减排行动。
此外,协议应交由各国立法机构审核签署,并在2010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会议上得到批准,成为法律文件。
二、减低碳排放迫在眉睫
伴随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闭幕,减低碳排放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我国作为碳排放大国,面临着空前严峻的考验,据英国《泰晤士报》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十大必知之事”中指出,“中国现在已超过美国成为头号排放国,占总排放量的约21%”,在这种情势之下,如何实现中国对于低碳的承诺,如何交出令中国自身和世界满意的答卷,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三、英国减低碳排放的经验
英国,作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先行者,上海世界博览会上英国的“零碳馆”充分展示了英国在减低碳排放方面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其所采取的减低碳排放的措施主要有以下两方面:(1)“气候变化税”,面向企业征收气候变化税,其本质是“能源使用税”,即针对企业使用的煤炭、天然气和电能的数量来作为计税依据征税,而使用石油产品、热电联产和可再生能源均可减免税收。(2)“碳基金”,由政府出资企业运营,资金来源主要为“气候变化税”,通过“碳基金”帮助低碳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并帮助低碳技术实现商业化运作,并作为新型低碳技术公司的“孵化器”。(3)“碳预算”,英国财政部了2009财政年度预算报告,确定从2009财政年度起设定“碳预算”,并根据“碳预算”排放目标安排相关财政预算,支持应对气候变化活动。2004年英国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了12.5%;英国减低碳排放已取得成效,成为世界低碳领域的领军。
四、我国低碳路径及建议
我国现阶段做出的关于减低碳排放的中长期目标为“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以此“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2009年11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做出上述决议,使得我国低碳之路有了明确的目标方向,在此基础上,我国减低碳排放有以下几种途径:
(1)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上述会议决议中指出“通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积极推进核电建设等行动,到202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据英国石油公司(BP)能源统计,当今世界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是煤炭占29%、原油占35%、天然气占24%、核能5.5%、水电6.4%,而我国的能源结构是煤炭约70%、石油19%、天然气3.9%、核能0.8%、水电6.6%。据预测,到2030年,化石能源括石油、天然气和煤仍占全世界能源供给75%的份额。我国要减低碳排放,必须提高非化石能源在能源供给中的比重。
(2)提高减低碳排放的相关技术水平。可通过与减低碳排放方面技术领先的国家或企业展开合作,实现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提高我国自身减低碳排放技术水平。英国碳信托有限公司与中国节能投资公司签署了一项突破性的低碳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致力于在中国开发和部署低碳技术。该公司表示未来的工作重点:首先就是向中国引进英国先进的低碳技术;第二就是在中国发展低碳技术的孵化项目;第三是对中国或英国的低碳技术进行投资。
(3)提高能源利用率,节约能源。以节能和高效为目标全面改进和完善高耗能企业的技术水平和设备体系,使得能源得以合理利用,能源使用效率提高,能源消耗量下降,碳排放量下降。
(4)加强立法保障。我国已相继出台了《矿产资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煤炭法》、《森林法》等法律,以及诸如《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节能减排综合方案》、《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等一系列文件和行动计划,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未来我国应加强立法,进一步加强减低碳排放的法律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