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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艺术论文范文1
旅游外语是为适应旅游学这一新兴的边缘学科的发展需要，适应国民经济发展需要而开设的旅游专业外语，是培养高素质旅游从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必修课程。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有关内容，在传播文化、保护文化、融合文化、消除文化差异、避免文化冲突等方面，起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一、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提高学生的交际能力和意识
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进入旅游外语课堂，使学生不再局限于单纯地学习语言，而是在学习语言的同时，也学到了使用这一语言的文化，更易于理解和掌握所学的语言及文化，并能改善知识结构，激发学习兴趣。例如，在《旅游英语》第一册LESSONFIVE的REVISION中，Porter有一段话“Thisisthesecondfloor．Hereisyourroom，Mr．andMrs．Morri－son．Yourroomis223．Thesingleroomisoverthere．”［1］讲到这里，教师就要结合文中出现的房间号码，给学生讲解不同民族对数字有不同的看法。如中国人喜欢选择在带有“3”、“6”、“8”数字的日子旅游，也喜欢带这些数字的楼层和房间；西方人则忌讳“13”，旅游时常常回避这个数字，也不会住饭店的“13”层和13号房间。再如数字“4”在中国人的眼里并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常说“四季发财”；“四季如春”。可是日本人却不喜欢这个数字，其原因是在日语中，“4”和“死”的发音相同，所以，日本医院一般没有4号床位、4号房间、4号楼，电影院也没有4排4号，饭店里很少见到以“4”结尾的房间号码。如，中国自古就喜欢数字“9”，如“九州”、“九九归一”等；在日语中“9”因与“苦”的谐音而遭日本人忌讳。由这么一个枯燥的数字和没有多大意义的房间号码，教师却能引发出丰富的中外文化差异知识，这比起单纯教学生如何读数字，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通过这堂课的学习，学生就掌握了数字在不同民族中所代表的不同意义，使他们的知识结构得到进一步完善，并在今后的实践中，不会出现由数字而引发的“文化冲突”。再比如，我们在讲到“dog”一词时，虽然“dog”与中文的“狗”在语言意义上没有什么差异，但从其价值取向所赋予的文化内涵来看，却有着很大的区别。在汉语表达中，与狗相关的词语绝大部分带有贬意，例如“狗仗人势”、“落水狗”、“走狗”、“丧家狗”、“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等。然而，在西方人眼里，“dog”却令人好生爱意。在他们看来，“dog”是忠实的象征，是人类忠实的朋友，以狗来喻人是褒义的。如“luckydog”意为“幸运儿”，人疲惫时可用“dogtired”来形容，“Loveme，lovemydog”是“爱屋及乌”的意思。因此，如果把“dog”一词与汉语中的“狗”联系起来，可能曲解原意。在教学实践中，教师不仅要传授给学生中外文化的知识，而且还要引导学生有意识地收集“语料”，促使他们时刻留心吸取和积累有关中外文化差异方面的资料。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通过组织专题讲座，开展有关中西文化差异的知识问答等活动，使学生在学到语言知识的同时，也了解跨文化交际中的差异，从而全面提高学生运用外语进行交际的意识和能力。本人曾作过一项调查，结果表明，90％以上的学生喜欢教师在旅游外语教学中讲解中外文化的有关内容；85％以上的学生表示，通过文化差异的讲解，能牢固记住所学的语言知识点，95％以上的学生认为，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有必要讲授中外文化差异的有关知识。
二、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能有效培养谙熟中外文化知识的旅游
外语人才，提升涉外旅游活动的文化品位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有关内容，对于我们培养涉外旅游人才有着重要意义。藉此培养出来的旅游外语人才，就会有意识地抛弃“中文思维＋外文形式”，在涉外旅游活动中，知道如何尊重外宾的文化传统，知道如何与外宾进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从而有效提升旅游活动的文化品位。深入了解了中外文化差异，我们在涉外旅游活动中就会如鱼得水、游刃有余。接待前来旅游的外国旅客时，就不会犯文化错误。如果我们说：“Youmusthavebeentirednow．”（你一定很累了。）“Youhavehadahardtime．”（你累坏了。）“Youhavehadatir－ingjourney．”（你这一路辛苦了。）这好象是表示对对方的关心，但结果恰恰相反，对方会觉得受到了伤害，因为他觉得在你眼里他好像是“弱不禁风”似的。所以我们应该说：“Howwasthetrip？Didyouhaveapleasanttrip？”（这次旅行如何？一路愉快吗？）“Welcome！Ihavebeenexpectingyou．”（欢迎！我一直在盼望你的到来。）“Iamgladtoworkwithyou．”（能和你一起工作非常高兴。）“Ihopethatwewillhaveapleasanttriptogether．”（希望一路愉快。）有了丰富的文化知识，我们在涉外旅游活动中，就能够对外宾加以引导。比如，被中国人喻为“岁寒三友”的“松、竹、梅”，在汉语中有很丰富的内涵，象征着高尚人格，的著名诗句“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就是一个例子，以“岁寒三友”为题材的文化作品在中国也十分受欢迎。当我们在旅游中看到千奇百怪的松树时，就会联想到松树的高贵品质，进而联想到人的毅力等。而一个外国客人可能就很难有这些联想。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外宾与我们有共同的情感体验，就需要在介绍时加入“松”在中国文化中蕴含的意义，从而激发外宾与我们的共鸣。有了文化背景知识，我们就能够游刃有余地做好涉外旅游工作。如，当我们带着外宾走进桂林公园，“阵阵桂香扑鼻而来”就可译为“TheParkofSweetOsmanthusisnotedforitsprofusionofosmanthustrees．Flowersfromthesetreesindifferentcolorsareinfullbloomwhichpervadethewholegardenwiththefragranceoftheirblossoms．”这样的译文，打破了原文的句子排列，改写原文华丽的词藻和细节描写，整体概括，简洁明白［2］。又如，浙江兰溪有个济公纪念馆，里面写有：“济公劫富济贫，深受穷困人民爱戴。”我们给外宾介绍时，可译为“Jigong，RobinHoodinChina，robbedtherichandhelpedthepoor．”在这里，我们把济公比喻为英语民族的人都很熟悉的罗宾汉，他们听起来不仅易于理解，而且还倍感亲切［3］。
三、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把中外文化差异知识介绍给学生，有效地提高旅游外语专业人才的文化素养，繁荣中外文化的交往。
交融旅游业是一项文化性很强的事业，旅游外语教学就是直接为涉外旅游业服务的，所以，在教学过程中，中外文化差异的知识会常常在课堂上、课文中有所反映。我们在旅游外语教学中，介绍语言的文化背景，介绍语言所反映的文化内涵，就会使学生加深印象，使他们在学习和运用语言的时候想起文化知识，这种在学习中运用、在运用中学习的办法，比起我们为学文化而学文化、为学语言而学语言的效果要好得多。比如，我们在讲到《饭店服务英语》餐饮部分中的TAKINGORDERS的时候，会提问学生诸如：“Be－foretakingordersforguestswhatdoyouusuallyof－fer？”“Howdoyouaskthegueststoorderanaperi－tif／starters／maincourse？”“Iftheguestorderssteak，howdoyouaskhimhowheprefershissteakcooked？Andhowdoyourecommendspecialdishesofyourrestauranttotheguest？”的问题，我们就会结合相关的问题，给学生讲解中外饮食文化，并通过指导学生进行模拟练习，自然而然地把中外的饮食文化介绍给学生，也使学生对中外饮食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他们真正知道了在什么情况下，给客人推荐什么，从而有效地促进中外文化的交往。了解中外文化差异，了解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能使人们对中外语言的差异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对中外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更为敏感和关注，在学习语言的同时能学到该语言所属的文化，最终能真正融会贯通地理解和使用该语言。其实，旅游外语教学并不仅仅是教会学生学习和运用旅游外语这一工具，实际上是一个既学习这门语言又学习该语言文化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完满了，我们就能有效地提高旅游外语专业人才的文化素养，促进中外文化的交往、交融。
外交艺术论文范文2
2014年1月21日，将值段文杰先生仙逝三周年纪念日。本刊特刊发段先生两篇遗作及一组纪念文章，以缅怀一代敦煌学大师。
段文杰先生1917年8月23日生于四川绵阳。1940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从杭州迁往重庆的国立艺专五年制国画科，师从林风眠、吕凤子、潘天寿、陈之佛、李可染、黎雄才等先生学习中国画。由于学习勤奋努力，在绘画基本功和文史知识方面都打下了坚实基础。1944年，在重庆观看了张大千先生临摹的敦煌壁画展览，被敦煌艺术所吸引，同时也了解到地处边远荒漠的敦煌石窟艺术遗产需要有识之士去保护和研究，就下决心要担当一名志愿者。他的想法得到林风眠、潘天寿、陈之佛等先生和同学们的支持。1945年毕业后，几经曲折，义无反顾，于1946年到达敦煌莫高窟。在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从事敦煌艺术保护和研究工作，并担任美术组组长和考古组代组长。1950年后，历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组组长、所长、副研究员。1957年后，遭错误处理。1962年，经上级组织甄别，恢复原有职务和待遇。“”期间又遭迫害，1969年，下放敦煌农村劳动。1972年，回所工作。1980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一副所长。1982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1984年，任敦煌研究院院长。1998年以后，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段文杰先生是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还曾担任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甘肃敦煌学会会长、甘肃省对外交流协会名誉会长、甘肃省国际传播交流协会名誉理事长、甘肃省社科联副主席、甘肃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等多种社会职务。1986年，被日本东京艺术大学聘为名誉教授。1993年，被日本创价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还被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授予名誉研究员。曾获日本东洋哲学研究所学术奖、东京富士美术馆最高荣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