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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再生产业发展范文1
关键词:不可再生资源;可持续发展;资源税;生态工业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5-0193-02
不可再生资源也称可耗竭资源, 包括各种能源如石油、天然气、煤炭以及非能源矿物质诸如铜、铁矿、重晶石等, 它们是经过数百年的地质演变而形成的, 储量固定不变, 在某一时点上的任何使用都会减少后续时点可使用的数量, 因此具有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1]。所谓不可再生资源产业指的是以不可再生自然资源为主要劳动对象的经济活动部门,在产业分工体系上处于能源、原材料供给方的角色。西部丰富的不可再生矿产资源孕育了众多资源型产业,使得资源型产业在西部的经济结构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张伟教授在《资源环境约束下西部地区矿产资源型产业发展模式研究(2008)》一文中认为,目前,西部地区资源型产业仍然处于初级化的发展阶段,产业发展大多为以增加投入要素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普遍存在高消耗、高污染、资源利用率低的状况。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掠夺式发展之后,西部地区资源型产业开始面临资源耗竭及环境恶化问题,极大地制约了资源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进程。
一、不可再生资源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含义
不可再生资源产业可持续发展是指在可持续发展观指导下对不可再生资源的科学合理利用,最终实现资源型地区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观要求当代人在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问题上,既要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他们需要的基本条件,要求在代际内部实现效率,在代际之间探求公平。不可再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不是某种不可再生资源的永续利用。也不是将资源封存起来不去使用,而是超前考虑资源的枯竭时限,将耗损减少到最小程度的技术可行性,以确保在得到可接受的替代资源之前,这种不可再生资源不会枯竭[2]。
二、中国西部地区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现状
1.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的较低资源利用效率。从工业生产的能源效率来看,中国八个主要耗能工业的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出近一半,而这八个主要的工业部门占工业GDP能耗的73%;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要比发达国家低15～25个百分点;矿产资源的总回采率大概是30%,比国外的先进水平低了20个百分点;而在建筑、节能领域,建筑能耗高的问题也都十分突出。节能居住建筑仅占全国城市居住建筑的3.5%,但是单位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的2～3倍[3]。中国的资源利用效率尽管在近年来有所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较大。
2.技术落后使资源型企业失去竞争力。西部地区的资源型企业大多创办于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普遍存在设备老化、工艺落后的问题,企业生产成本高,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现有生产条件和设备难以形成有效规模。并且,由于资金瓶颈,新产品及高附加值产品开发困难。
3.产业结构单一,资源日趋枯竭。虽然丰裕的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但资源丰富并不意味着地区的经济结构就是合理的。当资源耗竭时,因经济结构单一而致使区域经济不能持续发展,高成本的资源消耗和生态破坏代价将无法得到补偿。西部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比较单一,资源型产业为其支柱产业,其他主导产业相对缺乏。非资源型的替代产业、接续产业尚未真正形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任务非常艰巨。根据资源开发程度和目前拥有的可供开发的后备资源量,西部地区许多资源已经接近枯竭,资源的自给率不断下降,企业的经营成本不断上升。
4.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由于开发成本、技术等因素的制约,中国不可再生资源的粗放型、掠夺式开发比较普遍,从而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二氧化硫超标排放,大气浮尘指数过高;二是“挖地球”式的采掘生产作业方式严重破坏地表植被;三是地下过度开采造成地面塌陷,危及当地居民与生态的安全。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造成了资源开发的高昂社会成本。
三、中国不可再生资源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一)树立不可再生资源的可持续消费观念
与传统消费观念不同,可持续的消费观念是以适度消费、绿色消费为主要特征的全新消费方式。中国西部地区(甚至是全国)的可持续消费意识淡薄,需要加强可持续消费理念的宣传教育,促使消费者反省过去的消费行为,增强消费的危机意识,牢固树立可持续消费和可持续发展观念;同时要加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消费模式实现机制的研究,以促进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综合运用行政、法律和经济等规制手段,规范消费行为,倡导文明、合理和适度的消费方式,坚决扭转因不可持续而导致的资源破坏、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
(二)改革资源税,构建不可再生资源消耗补偿机制
如何有效开发不可再生资源是关系到中国西部“资源富集”地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而当前资源税改革所面临的直接问题就是如何在资源开采阶段减少浪费及减轻生态破坏,从而降低因生产外部性带来的社会成本。中国现行资源税存在较多不合理因素,如现行资源税征税范围过窄,调节广度不够,课税税额过低,计税方法不尽合理,税收调节效率低下等等。针对矿产资源生产外部性带来的高昂社会成本,急需对中国资源税进行改革。
1.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将水资源、森林和草场资源等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且极易因资源开采外部性而受严重破坏的基础自然资源纳入征税范围,真正体现资源税的保护功能,使矿产资源地区生态保持良好,资源可持续开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2.采取从价定率的征税方式,设计合理的资源税税率。从价定率的征税方式可以将资源税收入与企业获得的级差收入内在地联系起来,使资源开采企业获得的收入在价格上涨时增加,应缴的资源税也相应增加,当价格下跌时,资源开采企业获得的收入减少,应缴的资源税也相应减少,这可以更好地解决目前存在的企业税负不均衡、不对等问题。为了避免为获取短期超额利润而出现的采富弃贫现象,应将因资源自然条件不同产生超额级差收入部分收归政府,从而避免资源开采企业的短视行为。另外,应将税率与资源回采率相联系,使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兼顾资源的有效利用[4]。
总之,地方政府部门应根据本地区资源环境实际状况,采取恰当方法,力求准确评估资源开采对环境的损害程度,采取相应的征税方式,构建不可再生资源消耗补偿机制,使资源开发带来的外部性内部化。
(三)发展生态工业,减少环境破坏,促进可持续发展
以生态工业促进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是降低因资源开发外部性产生的社会成本的有效途径。生态工业是模拟生态系统的功能,建立起相当于生态系统的“生产者、消费者、还原者”的工业生态链,以低消耗、低(或无)污染、工业发展与生态协调为目标的新型工业。根据生态工业的生态链系统,把不可再生资源开采放入工业生态链相关环节。发展生态工业,需要构建工业生态化政策体系,把工业生态化和可持续发展理论植入工业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全过程,需要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综合规制各生态链环节协调发展,以有效减轻环境破坏,降低社会成本。西部地区企业数量多,规模小,离散度高,加上企业资金的制约,必须走联合重组、集约经营的发展道路[5],实现生产方式和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以实现循环经济的发展目标,促进生态工业化建设,促进可再生资源产业可持续发展。
(四)构建政策机制,提升资源型企业科技创新能力
政府应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引导资源型企业建立内部创新机制,促使西部地区资源型企业不断地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由过去低科技含量的粗放型高资源消耗的发展模式转变为高科技含量的集约型低资源消耗的发展模式。按照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的循环经济发展原则,对企业的各环节产品,包括副产品、废弃物等进行综合研究,依靠现代生产技术和环保技术的应用,使企业实现清洁生产和对现有资源的综合有效利用。另外,西部资源型企业要通过科技创新,为企业的持续发展, 寻找替代资源,研发可替代的原材料而放弃以前的原材料,以降低对原有资源的过分依赖[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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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宋冬林,赵新宇.不可再生资源生产外部性的内部化问题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06,(1):28-32.
[4]孙冰,裘实.中国资源税现状及改革思路[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9,(11):127-128.
[5]郜更顺.构建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补偿机制[EB/OL].,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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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伟.资源环境约束下西部地区矿产资源型产业发展模式研究[J].改革与战略,2008,(7):116-117.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 of Non-renewable Resources Industrialization
――Taking Western China as Example
CHANG Guo-shan
(Tour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stitute, Kaili Uniwersity, Kaili556000, China)
资源再生产业发展范文2
是需要“动脉产业”和“静脉产业”
组成一个完整的物质流体系，
亟需改变动脉产业与静脉产业断裂的现状
对大多数人来说，“静脉产业”这一词汇，还是比较陌生的。
静脉产业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由日本学者提出。当时日本在基本解决了工业污染和部分生活型污染之后，由后工业化型或消费型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大量废弃物，逐渐成为其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在此背景下，为了解决废弃物处理及填埋场不足等问题，同时为了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日本学者把废弃物排出后的回收、再资源化的相关领域形象地称为静脉产业。比如东京湾内靠近羽田机场的“东京超级生态区”和日本北九州生态工业园已经成为世界发展静脉产业的标杆。
而之所以用“静脉产业”这个词语，是因为这个产业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与静脉非常相似。在人体中，为身体各部位输送养分和能量的动脉自心脏发出，经反复分支，数目逐渐增多，成为毛细血管；经过血液与组织间的物质交换后，毛细血管逐渐汇合成为静脉，小静脉汇合成大静脉，最后返回心脏。与我们的人体相似，动脉产业将资源和能源从土地上挖出来，变成我们所生产和生活所用的产品；而静脉产业则将我们使用过的产品处理掉。可以说，动脉产业制造了整个社会活力的动力，而静脉产业则保证资源实现循环流动和可持续发展。
我国在《静脉产业类生态工业园区标准（试行）》中对静脉产业的基本概念表述如下：静脉产业是以保障环境安全为前提，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目的，运用先进的技术，将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物转化为可重新利用的资源和产品，实现各类废物的再利用和资源化的产业，包括将废物转化为再生资源、将再生资源加工为产品两个过程。
静脉产业与动脉产业的关系
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倡导发展循环经济，但受到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制约，我们始终将利用新资源进行生产和流通活动的产业，即资源、产品、消费、废弃的线性消费过程作为经济发展的途径，这种产业结构即是“动脉产业”。然而，循环经济的运行模式是需要“动脉产业”和“静脉产业”组成的一个完整的物质流体系。由于我国动脉产业与静脉产业的断裂，一直以来，我国的动脉产业（如机械、船舶、汽车、家电、纺织品制造业等）过多，而在此过程中由于污染物排放量大，环境污染逐步加深；由于没有或只有较少的“静脉血”供给动脉进行动脉血再造，资源危机、环境危机已经成为经济健康发展的障碍。
那么，静脉产业的真正内涵是什么？
简单来说，静脉产业是将产业废弃物和生活垃圾经过回收、分拣、再生、加工等过程，转换为再生资源或再生产品，重新进入消费领域。静脉产业主要承担对废物进行收集、分类、运输、分解、再资源化及最终安全处置，是循环经济重要组成部分。
为什么静脉产业如此重要？主要是因为静脉产业可对社会上产生的大量废旧物质、废弃物与闲置资源进行加工处理及再利用，可弥补动脉产业发展所需资源不足的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指出，我国的资源利用方式，应从“资源—产品—废弃物”这样的单向式直线过程，向“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循环过程转变。而这种转变就是要将静脉产业重视起来，使其成为利用副产品废物及闲置资源进行生产与流通活动的产业。
静脉产业与资源再生产业的区别
静脉产业与资源再生产业在产业功能上有很高的重合性，但静脉产业的内涵与资源再生产业也有不同之处，主要是资源再生产业目的是“废物利用”，它从废物中提取出有价值的资源进行再利用，但是却不对不可再生利用的废物进行处理，缺乏对环境保护和对环境安全的考虑，目的在于追求最大化的经济利益。而静脉产业发展的前提则在于保障环境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有价值的废弃物资进行再生利用，其发展的目的在于实现经济利益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所以从这一点上考量，我国资源再生产业一直都存在，比如过去我国的国营废品回收站、后来的数百万城乡“回收大军”。他们对社区和单位产生各种废旧物资进行捡拾、收购、交易，但是基本还处于低层次、脏乱差、粗放型、污染大的层次。以北京市为例，废旧物质主要由河北的“回收大军”进行收集，然后在海淀区清河镇、朝阳区小关北里、昌平区东小口镇、房山区窦店镇、丰台区马连道等地集合，然后在三河、香河、沧州、邯郸等地进行分解和处理，然后进一步被发往上海、江阴、石家庄等地进行重新制造。
由于这些“回收大军”主要在城乡结合部进行拆解、粉碎、集散和运输，因此造成废旧物资的二次污染和资源浪费，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低，整个回收体系十分混乱。
以北京市海淀区双清路至清河一线为例，这里是中关村乃至海淀区重要的废旧物资回收地，每到晚上，废旧物资回收和交易车辆从清华东门附近一直延伸到清河后八家附近，沿路遗洒严重，很多车辆在路边就地交易，还经常堵塞交通。但是可以看出，目前我国较多的资源再生产业还未进化到真正意义上的“静脉产业”，它们大多采用粗放型资源回收利用方式，缺乏对环境保护和对环境安全的考虑。
静脉产业导向逐渐清晰
按照资源的来源不同，可以将循环经济产业划分为静脉、动脉与环保三大产业。业内人士认为，静脉产业与动脉产业是循环经济运行的主体，环保产业是辅助。它们只有协同运行，才能实现人类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的和谐发展。
静脉产业在发达国家的产业环境带动下，已经通过承接和转化过程，有效地解决了困扰动脉产业发展的污染问题，并为动脉产业提供更加持续稳固的充足发展空间。据悉，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源回收率为40%～50%。美国的静脉产业规模已达2400亿美元，超过汽车行业，成为美国最大的支柱产业，并提供了几十万个就业机会。
2006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批准并颁发了《静脉产业类生态工业园区标准》。
2009年，《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实施，为产业发展静脉产业提供了政策保障。
2010年 10 月，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中，提到节能环保产业将加快资源循环利用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和产业化示范，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和再制造产业化水平。并特别指出，未来要加快建立以先进技术为支撑的废旧商品回收利用体系、积极推行现代废旧商品回收利用等新型商业模式。
2013年2月，《中国城市低碳发展报告》，报告认为静脉产业在加快发展废弃物发电、填埋气利用、回收再利用，污水处理等方面可从源头上减少碳排放的措施。
资源再生产业发展范文3
关键词：再生资源回收；科学管理体系；研究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10-0039-01
0 引言
目前北京市朝阳区的再生资源回收已初步形成以物资回收公司为主体、基本覆盖全区的回收体系，但是其废旧再生资源回收与再利用还存在着较多问题。由于旧的管理体系不能适应市场运行机制的要求，而新的管理体系没有建立起来，使得朝阳区的资源再生产业长期处在一种无序管理和无序竞争的状态下，市场结构呈现出小、散、乱、杂的局面，资源浪费严重，产生了严重的二次污染。
北京朝阳区作为北京主要商务区，合理构建再生资源回收和再利用体系关系到再生资源产业的健康发展。为了实现朝阳区废旧资源再生产业健康发展，保证产业链能够正常有序的运转，本文建立能够适应和保证朝阳区再生资源产业链健康运转的综合管理体系，从四个角度为北京市朝阳区废旧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事业发展提供可供参考的解决方案。
1 北京市朝阳区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现状及存在问题
目前北京市朝阳区废旧物资主要有废旧纸张，废塑料，废旧电器，木材，轮胎，玻璃，各类杂品，年再生资源回收量约80万吨。朝阳区共有废旧回收网点800多个，覆盖率达到93.5%，城乡结合部地区共有各类废品回收集散市场40余处，占地面积超过1000亩。但因缺乏统一管理和规范建设，整体发展层次不高，规范化建设的回收亭仅占20%，多数还是以临时摊位和流动摊贩为主。再生资源回收行业体系主要涉及收集、储存、运输、处理4个环节。朝阳区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废品回收集散市场亟待整顿和规范；其次，前端回收网络缺乏统一规范管理；再次，回收行业整体发展处于低谷期。更好地利用北京市朝阳区再生资源，提高再生资源的利用率，减少环境污染，正确实践科学发展观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2 北京市朝阳区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思路研究
2.1 回收利用网络和路径方面
对朝阳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路径进行合理设计和流程再造，在朝阳区每个街道选址3-5个封闭式再生资源回收站，满足居民废品交售要求，促进无序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尽快退出城市道路公共空间；在不具备建设封闭式再生资源回收站的地方，应当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原有无序再生资源回收站点进行升级改造；封闭式再生资源回收站收集的废旧物品，经过分拣分类将使用再生资源专用车直接运送到利用厂家，不再运往本市回收市场，以促进北京市废品回收市场外迁或取缔、人口疏解。封闭式再生资源回收站定期开展环保、资源回收利用宣传活动，定期对回收人员开展相关教育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整体服务水平，消除缺金短两、偷盗、破坏市政设施、收脏销赃等隐患，引导广大社区居民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2.2 财政金融方面
（1）政府采购和投资支持。
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同有关部门制定政府采购目录时，应优先考虑列入经认定的再生资源利用企业生产的产品或印有环保局统一制定的标识的产品。北京市朝阳区应当加大对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的政策扶持，将再生资源回收作为公共事业进行投资，可以要求受政府投资的企业每年将利润的一部分交给朝阳区政府。还可以吸收和引导民间资本大量进入再生资源行业。
（2）税收政策和贷款优惠。
建立完整的再生资源回收企业的免税减税退税机制，可以对朝阳区部分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实行免税制，用低税率减轻企业压力。对于再生资源回收企业，银行应当从利率、期限等多个方面提供优惠。银行可以从期限上给予优惠，延长还款年限。
（3）专项基金。
政府每年从财政中拨出一定资金用于成立“再生资源回收”财政专项基金，防止再生资源回收行业风险。建立“废旧资源回收”基金，基金用途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希望工程事业；另一部分用于防范金融风险，同财政专项基金共同作用。
2.3 相应法规设计方面
（1）生产责任制。
北京市应以国家法律为基础，要求制造企业在产品设计时考虑使用可回收利用的材料，同时使制造者、销售者、消费者共同承担起产品回收、再生、处置的责任。
（2）抵押金返还制。
通过对每户收取一定的费用，该制度通过收取押金使不回收再生资源的行为付出丧失押金的代价，从而以经济利益驱使居民将再生资源交回制定部门，达到回收再生资源的目的。
（3）绿色采购和清洁生产制度。
通过政府庞大的采购力量，优先购买对环境影响较少的环境标志产品，促进企业环境行为的改善，推动国家循环经济及其具体措施的落实。朝阳区政府应鼓励企业将清洁生产运用于制造过程，这样从源头上减少废弃物，而且使生产出来的产品符合绿色标准，有利于产品废弃后的回收利用，提高回收利用率。
（4）其他针对性措施。
在朝阳区实行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手机回收送话费政策；电池“以多换一”政策；学校旧书回收；塑料瓶换矿泉水活动等措施，通过这些鼓励性措施，为朝阳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法规设计起到补充作用。
2.4 宣传教育方面
朝阳区环保局可以鼓励志愿者活动，在社区进行宣传活动。对于中小学，朝阳区教育委员会应将循环经济和再生资源回收的相关知识纳入课程范畴。朝阳区商务委员会每年举办一个以“再生资源回收”为主题的活动周，举办“再生资源回收”主题公益晚会提高再生资源回收影响力。北京市工商管理局拓宽其下设企业信用监督管理处的职能，将再生资源回收情况、废旧排放情况与企业信用挂钩，进而对企业形成更有约束力的监管。北京市广播电影电视局应当在电视或流动媒体上插播公益广告，引导公众进行垃圾分类和废旧资源回收，唤醒公众的责任感。
3 总结
北京市朝阳区应当以建设“人文朝阳、科技朝阳、绿色朝阳”为目标，加大力度推进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本文通过从政策机制、规划设计、技术管理和实际操作等多个维度进行分析，建立能够适应和保证再生资源产业链健康运转的综合管理体系，为朝阳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事业发展提供可供参考的解决方案，促进污染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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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再生产业发展范文4
关键词：文化产业 总体经济 互动中介 格雷欣法则 可持续发展
文化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在高收入国家，经济和文化有明显的收敛趋势，即经济与文化的融合。现代经济充满丰富的文化内容，文化也在以各种形式被企业所生产和交换以创造价值，这种趋势可被描述为经济文化化和文化经济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市场已趋于全球化，音乐、书籍、工艺品、电影和其他文化产品已跨出国界，形成了巨大的国际贸易流，文化产品的国际贸易在全球经济中开始占据重要地位。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UNCTAD，2005）统计，文化产品的全球市场价值大约为1.3万亿美元，文化产品的贸易额也从1994年的393亿美元上升到2002年的592亿美元，几乎翻了一番。自2000年，文化产业以每年7%的速度增长，大约占全球GDP的7%（世界银行，2003）。从1999年到2003年，世界文化产业的平均增长率明显超过冶金、航空、种植、机械、化工、采矿、食品等传统行业的增长率，也超过了一般服务业的增长率（花建等，2005）。
作为新的财富形态，文化产业创造了大量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形成日益扩大的文化市场，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文化产业还可以利用大量的文化智力资源，为制造业和服务业增加可观的附加值，并在国际市场上传播自己的价值观，争取广泛的国际认同和合作（左学金，2004）。所以，在全球范围内，文化经济和文化贸易的发展正在改变着传统的经济形态，对世界市场格局、经济发展趋势和可持续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培育创新能力、增强地区、国家和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发展文化经济和文化贸易，已成为各国竞相争抢的焦点。
文化产业与总体经济的互动
（一）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增长
文化增长也称为文化总量的增长，指一国综合文化国力的增长，包括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文化消费水平及其他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文化增长具双重属性，既是文化概念，又是经济概念，“既是关于文化经济总量的增长，也是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当代转变”（胡惠林、李康化，2003），深刻地反映了现代社会大生产条件下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文化增长是社会运动过程中的自我发育现象，是一定社会、一定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综合国力的体现，主要通过经济和文化总量增长体现。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增强综合国力，不仅要大力提升经济实力，还要提高和发展文化实力，要提高文化增长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中的速度和力度。
文化增长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经济增长也称为经济总量的增长，指国民财富和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增强。无论文化建设规模、文化消费水平，还是文化发展水准，都直接反映了经济总量增长及文化投入状况。因此，在一国文化水平和文化资源量不变的条件下，经济增长水平决定了文化投资总量和文化消费水平，经济总量增长制约着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呈同步趋势，当一国（地区）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时，经济增长与文化产业便呈较强的正相关关系。文化增长与文化政策有一定关系。我国没把文化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仅把文化作为消耗国家资金的部门。加之文化产业属于第三产业，不是经济发展的重点，无论在产业结构还是在投资规模上，文化产业都远低于第一、二产业的增长。因此，国家财政对文化的投入，既影响了文化发展的速度和结构，也制约了文化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文化产业发展是文化增长的一部分。文化部门是以特殊的方式为社会创造财富的部门。在经济意义上，文化增长指以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为核心内容的文化产业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在递升过程中所反映的数量关系。这种数量关系反映的是文化经济增长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以及由这种数量关系所揭示的文化经济发展趋势。
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都揭示了这样的现实：知识可以提高投资回报，反过来又可以增进知识积累。知识可通过溢出效应，在几乎不增加额外投资时反复利用，以缓解资缺对经济增长的压力。而文化经济无论作为技术样式的存在（数字艺术），还是作为知识形态的存在，都显示出其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特殊地位。文化附加值在产品价值中的增加，以及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总量比重的增加，都反映了并推动着经济增长方式由外延增长为主向内涵增长为主转化。
（二）文化产业与总体经济的互动中介
本文认为，经济贡献、文化观念、关联带动、人力提升是文化产业与总体经济相互作用的重要中介。文化产业正是通过上述中介与总体经济进行互动。同时，总体经济又通过经济的质量与数量对文化产业产生作用。其互动机制如图1所示。
其一，经济贡献。文化产业作为重要的产业门类，必然会有一定的经济贡献。文化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在微观上表现为单位产品的价值构成中，物质、能源消耗的比重减少而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比重增加；在宏观上表现为文化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和从事文化工作的劳动者在全社会从业人员中所占比例的提高。
其二，文化观念。具有特殊性质的文化产业能够传承、改变、重塑，甚至创造新的文化观念，而文化观念将直接刺激和引导个人、群体、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影响个人、群体、社会的兴趣偏好、消费观念、消费倾向，进而影响总体经济。“绝大多数商品交易在建立起某种社会关系前是不可能成交的，要想让对方接受自己的商品，首先要让人们接受自己的观念”（尹永波，2004）。
其三，关联带动。“关联带动”是指文化产业通过为其它产业提供文化附加值，并与其他产业的关联作用来影响总体经济。文化一旦成为充满活力的经济因素，便不可阻挡地通过纵向关联和横向关联两条路径，向一切可能的产业渗透，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壮大了自己，也大大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延伸和升级。
其四，人力提升。人是经济活动中核心的、最具能动性的要素，物质资料、科学技术、价值观念、管理调控等都需要通过人来实现。人力素质是影响经济的重要因素。文化产业能够通过提升人力素质来影响总体经济。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无论是投入还是产出，文化都是从精神的角度“生产”和“再生产”人。文化培训的投入，是为了再生产出具有新文化和掌握新科技的劳动力；文学艺术活动的消费，是为了通过鉴赏性的休息，解除疲劳，调节人体生理机制，以再生产出精神充沛的劳动力。文化消费是人自身的内含或扩大再生产的主要动力。文化产品能够作用于人的智力、观念、思想、能力，并能从整体、根本上引导、培育人力素质。通过提高全体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就为总体经济的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高质量的劳动力和各类人才。因此，健康的文化产业不仅能够通过直接的经济行为作用于总体经济，还能够通过文化、教育行为作用于总体经济。
（三）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
文化产业从产业文化化与文化产业化两方面，通过经济贡献、文化观念、关联带动、人力提升等中介，支撑、带动、促进总体经济的成长。
第一，文化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许多西方国家，以文化产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的产值已超过第一、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已成为后工业社会即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美、日、英等国的文化产业已成为最大产业，一个国际传媒公司的产值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GDP。中国专家预计，2050年以后，文化产业将超过信息产业和自动化、机器人、计算机辅助组织管理而占产业结构的70％－80％（王哲平，2003）。文化产业需要的自然资源不多，主要依赖智慧创造，故而信息时代文化产业占据经济增长的大部分份额。
第二，文化产业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提高了就业率。文化产业主要属于第三产业，除创意过程外，生产、销售过程对从业人员的要求不是太高，资本有机构成相对较低，具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特点，从而成为许多地区主要的就业产业。此外，还提供更多的临时就业机会。
第三，文化产业的发展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具体表现为：一是文化产业内部及其与其他产业的联盟、融合或重组的趋势出现，促进产业整合。二是文化产业在特定地区形成高度的产业集聚。如文化创意产业最发达的地区集中在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这些城市既是世界经济中心，也是区域乃至世界文化创意产业中心。三是文化产业以其强大的乘数效应带动其他产业发展。
第四，文化产业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各国产业结构重心开始从工业化转移到信息化，与此相适应，产业竞争也从规模经济的制造工作转移到创意竞争的知识型现代服务业，经济增长方式开始依靠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和企业自主创新。以创新为基本特征的文化产业不仅可将现有的文化资源和创意资源转化为经济成就，提高产业经济的附加值，还会通过对文化资源的保护、再利用及激发来提升整个地区的经济结构，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文化产业对产业结构的升级作用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独立的产业形式存在，并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二是通过产业渗透的方式对传统产业加以改造，以延长产品生命周期的形式拉长产业价值链。好的创意，可以大幅度提高企业知名度，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市场占有率，并使传统产业和产品焕发新的生机。
第五，文化产业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价值支撑。主要表现在：
一是文化的导向赋予经济发展以价值意义。经济制度的选择、经济战略的提出、经济政策的制定，无不受到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以及决策者文化水平的制约。文化给物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以思想、理论、舆论的引导，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方式。二是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极高的组织效能。文化能够促进社会主体间相互沟通，保证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在一定的组织内有序开展。三是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更强的竞争力。经济活动所包含的文化因子越厚重，其产品的文化含量及由此带来的附加值也就越高，在市场中实现的经济价值也就越大。日本汽车制造业每年贩卖新型车的收入达4万亿日元，其中有一半属于出售“文化符号”的收入，另一半才属于销售汽车的纯收入。同样在日本，如果印上一个“G”字，原本价值700日元的女式布制提包可以卖到7万日元，增值100倍（日下公人，1989）。因为“G”是表示有米开朗琪罗、罗西尼创造的意大利超级流行文化符号。四是传播价值观念，形成价值和形象认同，进而形成文化产品和非文化产品认同。以韩剧《大长今》为例，它不仅引发了国人的韩剧热，大大推动了韩国文化制品的出口，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还带动了韩国旅游、美容、餐饮、服装、化妆品等其他产业的发展，并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韩国怀有好感。
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文化市场的“格雷欣法则”
文化产品的生产和需求互相创造、彼此推动的机制，在低俗文化产品长期成为主流产品的情况下，会促使消费群体产生对低俗文化产品的偏好甚至痴迷，促使低俗文化产品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者文化素质下滑的结果是：一方面，低俗文化产品的畅销和市场份额的畸形扩张，另一方面，优质文化产品的市场份额日益缩小。上述现象是文化市场的“格雷欣法则”，可称为“庸品排斥良品的趋势”，体现了文化生产中的“市场失灵”，意味着文化低、劣品的重复生产和占领市场。文化生产中的上述“市场失灵”，在实行文化生产自由放任的国家，表现得极其鲜明。其深层根源在于文化产品的内在矛盾：艺术、社会价值与商品价值的矛盾。表现为消费偏好与生产的偏离。文化生产中一些创作者往往会产生将商业价值追求超越和脱离艺术、社会价值创造的非理，这种现象表明，文化生产偏离了艺术、社会价值创造这一精神生产的本质，而从属于对商业价值的追逐；文化工作者陷入“市场陷阱”，将严肃的精神生产变成了一般的营利活动。文化生产由此出现“畸化”，偏离了正轨（刘诗白，2005）。
（二）文化生产与需求的两种循环
文化生产的良性循环模式：在优良文化、艺术品为主流产品的场合，文化良品影响和塑造消费群体健康的文化心态，引起对文化良品需求扩大，由此又促进文化良品生产扩大。这就是商品性文化经济中的生产与需求的良性循环，它意味着文化生产经济效益和艺术、社会效益的并进，这是文化生产健康发展的路径。
文化生产的不良循环模式：在文化次、劣品成为主流产品的场合，文化次、劣品影响和塑造消费群体畸形的文化心态与不良偏好，引起对文化次、劣品生产进一步扩大，形成次劣品的重复生产，这是商品性文化经济中的生产与需求的 不良循环，它意味着文化生产经济效益正增长而文化艺术、社会效益零增长或负增长，这种情况表明次劣品的大肆泛滥和文化生产偏离正轨。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实行商品性文化生产中，应该自觉用生产与需求的互相创造和互相促进以及文化市场主流产品形成的规律，构建良性的文化与经济互动机制。
（三）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推动力
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指文化产业在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实现产业利益最大化以及不断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内涵是公平，既包括代际公平，也包括地区公平。任何文化产业的发展有横向纵向两条线索：横向线索反映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间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纵向线索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阶段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李康化、王一侬，2003）。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就是在不损害后代利益和其他地区利益的前提下，利用市场机制适度开发各种文化资源，满足当代人对文化产品及文化服务的需求。如果说可持续发展强调的是生态伦理，那么文化产业的发展强调的就是全球社会伦理。可持续发展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文化发展则更注重人与人之间、身心之间、民族之间的和谐发展。
文化产业并不是一个自我维持、独立运转的封闭系统，它要不断获取信息、智能、技术、资金、自然资源等，避免过多消耗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而通过智能资源等的不断投入与优化整合，推动文化产业实现扩大再生产。文化产业是国民经济系统的一部分，更是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国民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系统构成了文化产业系统的外部环境。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各种生产要素、文化需求、文化市场发育程度、企业治理结构、政府政策和法律状况、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都对文化产业的发展产生影响。
首先，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对提高文化产业竞争力具有基础性作用。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该国文化需求状况。而一个国家公众对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需求内容和需求程度，对该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其次，一个国家文化市场发育程度也与该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紧密相关。包括人力资源、资本、文化资源等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流通情况等。第三，竞争机制对提高文化竞争力尤为重要。文化产业只有在竞争中才能发展，离开了竞争也就没有竞争力可言。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文化企业必须不断推出新产品，提供新的服务。市场竞争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动力。第四，政府行为和法律状况。一个国家政府行为和法律状况，是构成文化产业发展外部环境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否、支持与否对一个产业的初期形成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政府管理体制、产业政策、税收政策、财政政策、投融资政策、行政效率，以及法制健全程度等，直接影响着文化产业的发展。第五，文化传统。与其他产业相比，一个国家文化传统与文化产业有着更为深厚的联系，对文化产业发展产生着更为深刻的影响。
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良好的产业内运行机制和良好的外部环境。文化产业与其它产业形成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平等互利、和谐共生的产业经济关系，并与总体经济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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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再生产业发展范文5
内容提要: 绿色产业是21世纪的新兴产业，是以传统生产方式与资源有限性矛盾为背景提出的新的发展方式和新的产业模式。要使新产业得到发展，制度供给是最基本的因素。环境法在绿色产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完善环境法的相关制度也就有了积极的意义。本文从三个方面展开探讨。
绿色产业是能够充分运用生态学原理、系统工程等方法，遵循生态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并借助现代科技管理手段，把环境作为一种宝贵的资源要素来利用的一种高效生态经济形式。其主旨是实现“零资源废弃”，以促进资源利用和经济发展。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绿色产业也不再是传统的环保与生态建设，而是一项具有系统性与前瞻性的工程，使环境与经济不再是相互制约而是在发展中相互促进。绿色产业是能够提供绿色产品与服务并能创造经济价值的朝阳产业。其核心的是把环境作为生产要素，是全新的发展理念。我国在经济发展中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应以生态经济学为基础，在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中走出一条“平扁”的环境库滋涅茨（Kuzners）曲线⒈。
一、 绿色产业产生的背景分析
随着全球环境的持续恶化，各国环境保护意识迅速增强，环保技术的持续进步，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商品正在迅速失去消费者的认可，一些没有取得环保认证的商品，市场空间迅速丧失。而绿色产品获得了消费者的普遍青睐，购买和使用绿色产品已成为风靡全球的一种消费时尚。资料显示：77%的美国人认为，企业的绿色形象会影响他们的购买欲，94%的德国人愿意购买绿色产品，67%的中国消费者在超市购物时会考虑环保认证。在商品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条件下，绿色产品以其高品质、高附加值而成为21世纪的市场新宠。
绿色产业是一种融合了人类的现代文明，以高新技术为支撑，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能够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是市场化和生态化有机结合的经济，也是一种充分体现自然资源价值和生态价值的产业。它是一种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有机结合的良性发展模式，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产物。绿色是地球上生命的最终源泉，是大自然的本色，把它运用于经济领域，象征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所谓产业结构的绿化，是指在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投入资源能量少，各种资源利用率高，产出的产品或服务多，废物最少，甚至无污染，使产业经济的发展建立在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基础上。因此，产业结构绿化是组织生态化的生产物质生产过程或服务过程，使整个社会生产技术过程和经营管理过程生态化，即社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在生产各环节生态化过程，这是21世纪产业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演变的总趋势，是历史趋势，也是现实追求目标。在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各类产业的产品与服务在生产与消费中对生态与环境和人体健康的负效应最小化乃至无害化，实现生态经济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为此，必须实现生态环境发展的产业经济化。产业结构绿化的本质是产业经济的生态化与生态的产业经济一体化。它不仅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基础，在全部产业经济及整个国民经济中这类绿色产业的比重将不断加强，非绿色产业的比重也随之下降，而且是21世纪最典型的新兴产业，并逐步成为主导产业。传统的第一、二、三产业和知识产业的绿化趋势也将加强，用生态改造全部产业经济及其整个国民经济。绿色产业的关键是提供绿色产品，是对产品“从摇篮到坟墓”的全绿化过程。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引导生产厂家生产符合生态环境要求标准的绿色产品，导致生产领域的彻底革命。据美国际环保商业公司的统计，1990年新产品中有5%的绿色产品，到1997年这一比重已经高达80%，增长速度很快。因此，可以预言，未来市场将是绿色产品占据优势，非绿色将处于劣势，世界市场将全部进入绿色产品时代。
二、影响我国绿色产业发展原因
我国的绿色产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实力逐步得到增强，目前我国已经开发出不少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但由于我国绿色产业起步较晚，技术落后，至今还存在许多不足。
（一）发展绿色产业意识落后。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绿色产业发展意识落后，很多企业与政府将发展经济与环境看作是对立的两个方面。从本位和短期利益着手，不考虑环境的承受能力，大量的环境破坏型企业不但不会被制裁，更会受到地方保护；有些企业不仅不了解欧盟的“CE ”和“FV”，甚至连国际环境标准ISO14000也不了解，这很难与国际最新的绿色产业发展进程一致，也使国家与地方在绿色产业建立过程中出台的正负制度功效相抵而无效。因此，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生产意识，成为企业发展的基本要求。
（二）绿色产业竞争力较弱。由于我国的绿色企业主要是乡镇企业与私营企业比重较大，规模小、竞争力弱。1997年我国绿色企业有6090家，1998年12000家，其中产值超过5000万的还不足5%，技术人员仅占工人总数的6.8%。难以形成大规模的技术系统和产品体系，产值仅占国内生产的0.7%。绿色产业是高科技产业，因为研发能力较低，使得与发达国家高比例的绿色企业及其提供的产品服务远远不能相比。西方发达国家绿色产业规模大，高科技技术发展快，绿色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强。因此，加速绿色企业的有效制度供给和对企业竞争力的提高成为迫切问题。
（三）绿色产业投资不足。由于我国总体水平较低，面临企业亏损与改革的一系列问题，政府对绿色产业缺乏必要的资金投入，1999年我国政府的为GDP的0.7%，日本为3%，美国为3.4%，而世界银行的要求最少是1.5%。目前我国绿色产品很难满足国际需求，主要的问题是资金和技术，尤其是资金投入的不足造成绿色产品发展裹足不前。由于资金缺乏，一些先进的技术设备不能很快的从国外进口、先进的技术不能从国外引进来满足本国的需要，使我国的企业发展受到滞碍，甚至进一步拉开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解决资金投入的不足是发展绿色产业的基本问题，也是我们在设计制度供给上重点讨论的内容。
（四）绿色产品的价格较低。现行市场条件下源自再利用和再生利用的原料常常不仅性能上不占优势，而且价格上也不占优势，以致在现行市场条件下绿色经济生产方式很难自发产生。再利用和再生利用原料的成本常常比购买新原料的价格更高，由此构成了推进绿色经济的价格障碍，成本障碍就直接影响着绿色投资的热情。目前我国的环境容量尚没有作为严格监管的有限资源，企业和大众消费者支付的废弃和排污费不仅远低于污染损害补偿费用，甚至也明显低于污染治理费用，这就使废弃物排放具有显著的外部性。如果不能将这种外部成本内部化，循环型生产环节一个重要的效益来源就不能显现，循环型生产环节的成本就很难收回。价格障碍和成本障碍影响绿色经济发展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部分火电厂，已经建成了钙法脱硫联产石膏设施(用脱硫工艺的废渣生产石膏)，却由于这样生产的石膏在价格上缺乏竞争力，同时固体废弃物排放收费较低且监管不严，因而停用了废渣生产流程，造成严重的固废污染。
（五）环境产权交易制度没有建立。虽然我们已经在四个方面寻找了原因，但最重要的是绿色产业发展中的制度供给。绿色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必然在某些方面尤其是环境资源方面存在强制性的规范，要求企业在某些方面必须满足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但市场经济不是命令经济，企业进行绿色生产还必须建立在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不能过分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应将企业生产的环境外部性内化为企业的生产成本，这在现行环境立法中还存在空白。因此，应当修改过现行立法中落后的以GDP为经济发展尺度的模式，确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生产方式，在具体制度上确立环境产品交易制度即排污权交易制度，实施严格的环境标准和法规，加速绿色产业发展，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企业生产与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六）强化环境执法。不断发生的环境事件引发了民众极大的环境意识，但绿色产业的发展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不可能完全仰赖企业公民的自觉行为，必须强化政府职能部门的环境执法，使执法成为企业生产的硬约束。因此，在制度建设上应当提高职能部门的执法地位，使之在执法中能独立地行使权力，排除地方政府因为局部利益而实施地方保护。
三、完善我国环境立法，促进绿色产发展。
我国环境法是在旧的体制下制订的，其不论在立法理念，而且在立法体系、具体制度上都存在与绿色产业发展不相符合的内容。绿色产业发展需要多方面的因素，但制度供给是最重要的，因此修改环境法成为，使其成为绿色产业发展的强有力的助推器。
（一）确立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立法理念。如果说我们用一个词汇来概括一个历史时期社会文明的基本成果，近代文明史可以抽象出“契约”一词的话，现代和后现代文明史则首推“可持续发展”⒈。可持续发展理念因环境问题而生，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新的理念产生于20世纪60、70年代，可持续发展的涵义广泛，对其所下的定义也各有特点，其中以挪威前首相格·布伦特兰提出的最有代表性，其涵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使经济、社会、环境等相互协调的发展。我国政府也在《中国21世纪议程》即《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新的发展观，是在对传统发展观深刻反思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与传统的发展模式截然不同，它是针对“增长的极限”与“没有极限的增长”⒉两种理论而提出的当前人类求取发展的最佳选择。它吸收了两者中的合理成分，提出为了确保人类的持续生存和发展，必须把经济发展与资源的有限性和环境的生态性有机结合起来，使人在与社会、自然和谐的基础上规范自己的行为。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中心在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强调在经济发展中动态地维护经济发展强度与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相协调，但决非仅限于此，可持续发展还包括经济的稳步发展、而非破坏性、震荡性发展，而要实现这一新理念，将其法律化、制度化是最基本的途径。环境立法应能体现最新的发展理念，环境是人、自然、社会经济活动不可或却的资源要素，可持续发展作为环境立法的基本理念，将极大地推动环境基本法及各单项立法，从而推动绿色产业的发展。
（二）完善环境立法的体系，完善单行性专门立法。我国环境立法经过近些年来的建设，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体系，但绿色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环境贸易壁垒对环境法的体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在加强对环境基本法修改的同时，应完善单行法的建设。首先修改《清洁生产促进法》以清洁生产为目标，确立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减废、回收、再生制度及其政府的鼓励措施（如税、费减免以及政府优先采购等）。其次，绿色产业的发展需要各种制度资源，因此，《循环经济法》、《绿色产业法》、《绿色建筑材料法》、《绿色食品法》《绿色消费法》、《绿色金融投资法》等法的制订也迫在眉睫。在环境法体系更新过程中注意对市场机制的运用，如上面中提到的国家实施的环境税费鼓励制度等，除了政府有形之手干预之外，目前的环境资源立法中还应充分运用市场手段来解决环境问题，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经走在前面，而且这些制度在实践中效果不错，这在我国应是一个发展方向，当然也必须与我国市场经济的完善和成熟相适应，法律制度也不能超前加以规定。
（三）建立和完善环境法的具体制度。具体的制度规范充分体现了立法者的目的与宗旨，为了使企业的绿色生产能够量化为具体的标准，明确的环境产权制度和交易规则就成为立法的首要内容。
1、建立排污产权交易制度。建立与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政策相配套的富余排污量交易制度对明确环境资源的产权关系、促进外部不经济的内部化、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激励企业积极进行污染的治理、降低污染防治的交易成本、以及有效促进环境质量的改善和提高的重要意义.富余排污量交易制度能为实现城市环境和经济的同步可持续发展奠定宏观基础，其应成为现代环境保护制度的一个重要研究发展方向。政府是资源环境的供给者而不是资源环境的生产者，厂商才是资源环境的生产者，产权交易是厂商显示意愿的动力源泉。中国资源环境的改善最终取决于资源环境产权交易制度的创新，为此现行资源环境法律制度必须作出抉择。
2、建立绿色GDP制度。绿色GDP制度就是将资源消耗成本与环境损失成本等绿色因素列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联合国统计署就曾公布了《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这一指导性文件，它可以说为如何统计一国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总量，如何建立自然资源账户和污染账户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共同框架。而世界上最早开始进行自然资源等绿色核算的国家是地处北欧的挪威，随后美国、泰国、印尼、墨西哥等国也已经或开始进行绿色GDP核算。在我国环境立法中规定此制度可以扭转某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唯GDP马首是瞻”惯性思维，促进其由过分“经济利益最大化”向“整体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角色转变。同时，此制度也可以内化为相应的成本收益计算标准，使企业的绿色生产变成自觉的生产竞争动力。
（四）加强环境执法权，提高执法机关的行政层级。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是为了更好的适用法，因此必须充分重视环境执法。在我国所有的行政执法中，环境执法可以说是阻力最大，收效甚微的一个环节。这是我国目前各地频繁发生各种环境污染事件的主要原因。环境社会利益与局部个体利益的冲突是阻止环境执法的根本原因。为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鼓励绿色生产企业的经营行为，必须通过必要的制度设计来有效保证执法权的落实。因此，在立法上提高环境执法部门的行政层级及独立性的制度建设，有效保证执法的独立性。现行环保执法部门是政府的组成部分，其执法与所属政府机关的利益发生冲突，其执法权力必然受到重重阻力。其次，加大环保部门的权限。环境问题是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因素，加大权限可以有效防止各种权力的干涉，尤其是各利益集团规避行为。同时还要约束环境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规范执法者的法律责任，滥用权力或不作为等玩忽职守应承担的处罚，造成严重后果的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执法人员的权力寻租也会在自身收益与成本的比较中得到遏止。因此，应对环境法律责任制度进行相应的完善。
注释:
[1]王万山 ：《中国资源环境产权市场建设的制度设计》，《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
资源再生产业发展范文6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常州 213164）
（Changzhou Institute of Mechatronic Technology，Changzhou 213164，China）
摘要： 装备制造业与生产业渊源深厚，互动融合已成发展趋势。通过对装备制造业与生产业的内涵与关系进行梳理和分析，进而对装备制造业与生产业协同互动模式深入剖析，探索装备制造企业与生产企业协同发展的路径。
Abstract: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manufacture-related service industry have profound origin, and the interactive fusion of them has become a development trend. Through tidying and analyzing the connotation and relationship of the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manufacture-related service industry, the collaborative interaction model of them has been deeply dissected, and the path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manufacture-related service industry has been explored.
关键词 ： 装备制造业；生产业；互动模式
Key words: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manufacture-related service industry；interactive mode
中图分类号：F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5）02-0021-02
1 装备制造业与生产业内涵与关系
装备制造业是为工业发展提供“母机”的制造业，是为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提供生产工具的制造部门的总称，是生产出各种通用或专用的生产设备而为工业生产提供工具的产业。
生产业的出现源于制造业的专业化分工水平深化后将原本处于同一产业主体内部的大量生产业环节剥离，服务规模扩大，形成了单独的产业。作为服务业中重要的“亚产业”集群，生产业是主要依托现代化管理理念和先进信息技术发展起来的、知识密度相对较高、产业关联性较强的服务业，相对于传统服务业，更突显了高技术密集性与高密度知识性等特点。
同时，生产业与装备制造业类似，都具有集聚经济特征，且其城市化经济倾向显著，因此大型城市经常成为生产业发展的集聚区。生产业通过关系式嵌入、结构式嵌入等方式为装备制造业等其他产业服务，但又可以在空间上与之相分离。主要包括：信息服务业、金融保险业、现代物流业、房地产业、管理咨询业、科研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等。
2 装备制造业与生产业协同互动模式
生产业是基于制造业的社会分工，致使在产业链上的不断衍生而产生的，两者具有先天的“血缘”关系。它的目标就是为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从信息收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分销售后等各个价值环节提供配套支持，其价值链形态与装备制造业价值链形态密切关联，并呈现互动融合之势。“两业”之间互动发展模式可以划分为以下模式。
2.1 “两业”协同互动的市场化模式
这种模式是通过市场交易手段来完成装备制造业企业的服务活动外部化过程。企业服务活动的外部化可使企业更加专注于核心业务，降低经营成本，主要可分为以下两种形式：
①剥离独立出服务部门形式。在这种模式下，实力雄厚的装备制造业企业中的一些服务能力随着企业的壮大而不断地壮大，且服务水平、专业化程度都比较高。在满足了本企业的服务需求后，还剩余较多的服务能力，为了更好的提高企业资源的利用率，这类部门可考虑从装备制造业企业中剥离独立出来，成立专业的生产企业。它不仅可以为原装备制造业企业本身提供生产，还能为其他此类服务需求企业提供生产业。同时，随着业务量的不断扩大，还能形成规模效应，从而进一步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企业的利润。
②企业服务活动外包形式。这种形式主要表现为装备制造企业终止一些本来由自身内部部门而提供的与核心业务关联性较小的非战略性环节服务活动（如物流、IT服务、会计等），转为运用市场交易机制，引入企业外部的独立的生产企业来提供相关服务，从而降低装备制造业企业自身的经营成本，提高核心业务的凝聚力。同时，也扩大了生产企业的业务量，便于其形成规模效应。
2.2 “两业”协同互动融合模式
随着世界经济与产业的发展，装备制造业企业与生产企业逐渐呈现出边界模糊、相互融合的趋势，“两业”的产品特性、组织特征、产业边界等方面逐渐模糊。“两业”协同互动融合模式主要包括以下两种形式。
①服务制造化形式。生产业凭借着与制造业有着深厚的血缘关系，以及制造业的工业化模式，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提高服务活动的交付效率、扩大规模，并呈现出大量的制造业类的要素（如：资本密集、流水线生产、大规模定制生产等）逐渐向制造化方向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在这种发展趋势与市场环境下一批主动性强、规模较大的生产企业，开始占据产业链中较高端的位置。这些生产企业不仅为装备制造企业提供服务，而且也为其他生产企业提供服务，同时向产业链后向进行延伸，逐渐形成装备造业产业链上一体化趋势较强的生产功能企业，为装备制造业提供一体化的服务，发挥生产业的功能优势。
②装备制造服务化形式。与此同时，一些实力强劲的装备制造企业在成长中，自身服务能力、服务化水平都在不断提高，进而逐渐转变为提供生产的供应商，而不再是单纯的装备制造企业，并再次模糊了“两业”的界限。
这几种装备制造业与生产业的协同互动模式并非是按照产业发展、经济进程阶段等标准进行划分的，而是可能共同处在同一时期的。在一个装备制造业企业中也可能同时包括着剥离独立服务部门、企业服务活动外包等多种“两业”协同互动的市场化模式。同时，各种模式之间也没有优劣之分，每种模式都有自己适用的条件、企业类型。
3 装备制造企业与生产企业协同发展路径模式分析
3.1 转型模式：加快装备制造业企业服务化发展进程
根据上述分析，“两业”之间的界限随着产业发展的进程越来越模糊，呈现出服务业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服务化的趋向。具体来说，装备制造业服务化有两种形式：①业务主体转型。实力强劲的装备制造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向能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服务供应商转型；②价值链转型。装备制造业企业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抓住升级机遇，逐渐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实现价值链升级。实现方法如下：
①政府积极引导实力强劲的装备制造业企业进入行业关联度较高的服务行业，向服务化方向转变，加速产业融合发展，逐渐成为技术研发、工业设计、品牌打造、营销策划、网络构建等关键的综合供应商。
②政府扶持装备制造业企业逐步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发挥其自身的品牌、设计、研发、网络等方面的优势，实现从单纯装备制造企业向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的转型。
③政府针对装备制造业企业服务化项目建立适当规模的专项引导基金，对服务化转型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困难给予补助。并对于转型效果显著、具有示范作用的装备制造业企业给予公开表彰、奖励、推广。
3.2 剥离模式：鼓励装备制造业企业逐步进行服务活动剥离
伴随着世界经济发展产业升级、专业化经营的趋势，装备制造业企业剥离服务活动是未来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而漫长的趋势。具体操作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①专注核心竞争力，逐步剥离非核心业务。实力强劲的装备制造业企业在进一步凝聚和培育核心业务环节的同时，可将非核心服务活动逐步剥离。对于自身服务能力强的服务部门，可剥离出来成立专业的生产业企业；对于自身并不擅长的服务，可转包给专业的生产企业，并与之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使得装备制造企业更容易集中资源进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②政府引导、扶持生产企业的快速发展，提高服务提供效率，降低经营成本，形成规模效应，更好的为未被剥离服务的装备制造企业提供高水平的专业化服务。
③发挥税收杠杆的调节功能，引导装备制造业企业进行“主辅分离”。如明确“主辅分离”后的税负，如果高于分离前的，对于高出部分，政府给予适当的减免、补贴。
3.3 升级模式：促进生产企业与时俱进，升级换代
生产业与装备制造业有着浓厚的血缘关系，实现生产企业与时俱进的产业升级、完善服务体系，会为装备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①政府引导生产企业实施服务业制造化转换。加速生产企业在运行中更好地融入“制造业元素”，促进与装备制造业融合。帮助企业进行知识产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的保护，在保持拓展服务活动大规模定制的同时，突出个性化发展。
②政府设立适当规模的专项资金，鼓励生产企业进行创新（商业模式、服务界面、服务内容、服务技术等方面）。同时，利用专项资金支持服务业支撑平台建设，对于列入重大项目建设平台的，从专项资金中按比例给予扶植。
③建立和完善装备制造业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建立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体系，采取多种形式，拓展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大力培育与扶植中介服务机构和行业协会。
3.4 外包模式：推动装备制造业企业生产外包
顺应国际形势，主动抓住装备制造业与服务业剥离的的机遇，推动装备制造业企业生产外包。具体措施如下：
①鼓励各类生产企业在产业组成服务联盟，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共同承担复杂性高的大型订单。
②政府加大税收支持力度，培育本地区生产企业发展，如当本地装备制造业企业与本地区生产企业合作时可减免一定税额。
③打造公平竞争的透明市场环境，落实国家、省、市各级政府颁布的政策，维护经济机构间的信任和政府机构的诚信。
4 结束语
装备制造业是为工业发展提供“母机”的制造业，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工业体系的完善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提供必要的生产工具，本文通过对装备制造业与生产业的互动模式的相关研究，为探索装备制造企业与生产企业协同发展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思考。
参考文献：
[1]霍景东，夏杰长.制造业与生产业：分工、互动与融合的实证分析[J].安经济研究参考，200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