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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并购的原因范文1
【关键词】 企业并购； 过度支付； 动因
一、引言
并购作为一种外延的经济发展方式，已日益成为全球企业寻求快速发展、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手段。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步完善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入进行，我国企业的并购活动也日益频繁，2001年至今，并购事件数量及并购成交金额持续增长，仅2010年我国企业宣布并购交易案例就有2 771起，环比上升13.80%；披露交易额1 772.1亿美元，环比增长35.87%①。然而，在繁荣的并购市场中，并非所有的并购都能实现价值增值，也存在大量并购活动减损公司价值的现象。
造成企业并购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并购定价中的过度支付是其重要原因之一。过度支付是指并购企业预期合并可使企业的效率提高，愿意以高于市场预期的价格进行并购。一般而言，企业支付的并购价格要高于目标企业自身的价值，即企业在并购定价时存在并购溢价。合理的并购溢价，被认为是收购企业对于未来协同效应的合理预期，但并购支付的溢价过高，交易价格大于并购所能带来的预期收益时，会导致企业在未来无法实现对价格的补偿，企业并购后发生价值毁损，则被认为企业在并购定价中出现过度支付。陈晓慧、孙涛（2008）对溢价支付的业绩补偿模型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企业并购时支付的溢价过高，导致企业在并购后难以予以补偿，造成企业的价值毁损。
廖俊杰、陈家妤（2009）对台湾并购市场中的并购溢价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当溢价率超过36.98%时，则企业并购存在过度支付。近年来，我国出现大量高溢价并购活动，其溢价率远超出以上结论中的限定范围，如界龙实业2010年以高达278%的溢价率对上海界龙浦东彩印公司实施并购；同年5月16日广安爱众宣布拟以147%的溢价率对云南红石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72.09%的股权进行收购②。此类案例在我国并购市场上屡见不鲜，表明在我国企业并购定价的过程中存在过度支付现象。
二、过度支付的动因分析
并购定价中过度支付的原因可以从客观和主观两个角度对其进行解释。从客观角度来看，并购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是导致过度支付的重要原因之一，并购活动中信息的不完全性和虚假性使得收购企业制定的并购价格偏离真实价值，导致过度支付；从主观角度来看，并购方的问题、管理者过度自信是导致过度支付的重要原因。学术界关于过度支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理性人”假设下的问题导致的过度支付；二是“非理性人”假设下的过度自信导致的过度支付。我国处于资本市场转轨的特殊时期，造成企业并购过程中过度支付的原因，既与传统理论有相似之处，又存在特殊经济背景所带来的差异性。本文主要从主观角度对产生过度支付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理性人假设”下过度支付产生的原因
1.问题导致的过度支付。大量自由现金流的存在，容易导致股东和管理层的利益冲突。股东与管理层目标函数的差异，使管理者更倾向于将自由现金流用于获取自身的私有收益，而并购就成为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管理层通过并购，扩大公司规模，不断增加可控资源，实现其私有收益最大化。由于并购对象的相对稀缺，管理者在支付并购价格时，会以高于市场预期的价格进行并购，进而导致过度支付。
我国证券市场的股权结构有其特殊性，上市公司普遍采用配股或发放股票股利的分红模式，而不发放现金股利，特有的股利分配方式导致我国多数上市公司聚集了大量的自由现金流。研究表明，现金流多的企业更容易出现问题，掌控大量自由现金流的经理人往往以过度支付形式扩大自身私有利益。虽然企业负债对于问题具有一定的约束，但我国证券市场中，债权在一定程度上只能作为一种软约束，经理人更有可能出于建造企业帝国满足私有收益的需求而将自由现金流用于过度支付。
2.大股东控制行为导致的过度支付。西方经典理论认为大股东控股是影响并购业绩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大股东控股并不被认为是影响并购价格的因素。相对于西方上市公司分散的股权结构，我国上市公司由于历史原因，存在股权分置、股权高度集中、一股独大的现象。这使得大股东控制行为不仅影响并购业绩，同时也可能成为导致企业在并购中过度支付的一个重要因素。
股权分置改革前，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较高，公司控制人多为国有控股的非流通股股东。相对于流通股股东，非流通股股东的收益更多地取决于上市公司净资产的增加，这导致非流通股股东期望通过增加自身的净资产来实现其私有收益，而并购就是实现资产规模扩张的有效途径之一。该类企业并购活动的目的不在于通过并购实现价值创造，而是期望通过并购，实现资产规模的扩张，实现控股股东私有收益最大化。股权分置改革后，虽然消除了股权的流通性差异，但股权集中度高的现象并未得到根本改观。因此，股权集中度较高的企业在进行并购定价时，极有可能通过支付过高的价格来推动并购的实现，从而达到其获取控制权收益的目的。
（二）“非理性人假设”下过度支付产生的原因
行为金融学理论认为，由于存在认知过程中的偏差和情绪、情感等方面的偏好，人们无法以完全理性的方式作出无偏差的估计。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现实中的投资者和决策者并非传统经济学理论所假设的感情中立或是纯粹的利己主义者，认知的偏差决定了决策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必然出现理性以外的情绪及决策行为。上市公司的决策者在进行并购定价时，由于各种心理因素的影响，容易作出偏离理性的决策，从而形成并购过度支付现象。
1.管理者过度自信导致的过度支付。过度自信理论源于社会心理学，指由于受到诸如信念、情绪、偏见和感觉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导致管理者对自身的评价过于乐观。过度自信是一种认知偏差，相对于普通人，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倾向更为明显。Roll（1986）首度将过度自信引入到公司并购的研究，并提出“自大”假说，认为管理者对自身能力过于自信，导致其高估并购带来的协同效应，低估甚至忽视并购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及不确定性，最终导致企业在并购过程中支付过高的价格。Pekka Hietala等人（2000）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通过研究股票价格的波动所反映的信息来推断并购定价中的过度支付，结果表明，企业在并购过程中存在过度支付，且认为导致过度支付的原因是由于管理者过度自信引起的。
我国的上市公司绝大多数为国有企业，其管理人员一般是由政府任命而非经理人市场产生，因而高管人员在投资决策时更倾向于过度自信。 郝颖、刘星和林朝南（2005）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中，近四分之一的管理者存在过度自信的行为。我国现阶段经理人市场尚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和监督机制，管理层在进行各项决策时主观性较强，且存在盲目性和随意性。过度自信的管理者由于过分相信自身判断能力，并购时往往忽视现有信息及客观情况，低估可能导致并购失败的各种风险，主观相信目标企业被市场低估，并认为凭借自身能力能够实现并购预期带来的协同效应，进而在制定并购价格时愿意以高价实现并购。因此，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企业在进行并购定价时出现过度支付。
2.并购竞价导致的过度支付。当存在多个企业争夺标的资产时，并购市场就转变为类似的拍卖市场。在一场资产价值不确定的拍卖中，投标者为获取标的资产的控制权，即使准确地估计了资产的平均价值，也会因为并购竞价程度的加剧，而为资产支付更高的价格。只要围绕着拍卖品有许多可能的竞标者，那么竞标的成交价格就是过度支付。Varaiva（1988）对并购高溢价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的结论表明：在并购活动中，并购竞争的投标单位的数量越多，并购高溢价的情况就越容易发生。
相对于国外“场外交易”的并购途径，我国的并购活动大多是通过在产权市场公开竞价实现的。近年来，我国的并购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企业间通过并购取得控制权的竞争不断加剧，许多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了目标企业的控制权，但在实现并购后却出现业绩下降等价值毁损的表现。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收购企业在进行并购定价时，缺乏对竞争者及目标企业的认识，忽略其他竞争者在并购定价时的战略考虑，单纯为取得目标企业的控制权而盲目定价，最终以过高的价格实现并购。虽最终取得目标企业的控制权，但其取得资产为企业带来的收益远低于其所支付的溢价，最终导致价值毁损。
三、并购定价中减轻过度支付的建议
并购定价是企业并购的核心，并购定价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并购的成败。我国并购市场中的过度支付严重影响企业的并购效率，因此，本文提出相关建议，以期缓解目前并购中过度支付的程度：
（一）并购前做好尽职调查，合理确定并购支付定价
在进行并购定价时，收购方应通过各种渠道对目标企业的资产状况、经营状况、企业的管理能力及其内外部的发展环境进行详细调查。一方面，收购企业对目标企业的资产、负债及税务状况进行调查，同时，要对所有可能影响企业未来经营的或有事项以及与企业经营有关的政策进行了解，确定该并购是否符合企业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收购企业应对目标公司进行风险分析，客观地评价和分析目标企业已有及潜在的风险。通过尽可能详细地了解目标企业真实的财务状况和发展潜力，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价值评估误差，避免过度支付。
（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现金股利支付水平，避免问题导致的过度支付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是企业确定合理并购价格的重要环节。收购企业可以通过建立完善的约束激励机制来限制因问题而产生的过度支付问题，如适当增加经理人对公司股权或期权的持有比例，以此协同企业经理人和企业所有者之间的利益，使经理人避免短期行为的发生；同时，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从企业内外两方面对人经营行为进行有效的约束和监督，避免人的“逆向选择”行为。
提高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减少企业内部自由现金流。当企业内部存在大量可用资金时，企业在并购过程中更易产生过度支付。通过增加现金股利的派发，可以减少企业中可随意支配的现金流，迫使企业在再融资过程中接受市场和机构投资者的监督，从而抑制并购中的过度支付行为。
（三）防范管理层过度自信，减缓管理者在并购定价决策中的非理性程度
1.引入专业评估机构，增强并购定价的合理性。收购企业可以通过建立多元化的并购评估机构和资本投资团队，促使企业在进行并购定价的过程中，采用更为科学的方法，客观、公正地对目标企业以及并购所能产生的协同效应进行评估。从而，从外部缓解由于过度自信而导致企业在并购过程中支付高溢价的现状。
2.建立有效的信息反馈机制，通过学习，降低可能出现的自我偏差，避免过度自信的倾向。人的认知心理是由一定事情的内、外部因素共同决定的，企业一方面可以通过建立有效的信息反馈机制，加强过度自信管理者对于企业投资决策活动的认知；另一方面，通过学习，加强管理者的风险意识及对目前并购市场的客观了解，减缓甚至避免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从而降低企业管理者非理导致的过度支付。
【参考文献】
［1］ Roll， R. The hubris hypothesis of corporate takeovers［J］. Journal of Business， 1986，59（2）.
［2］ Pekka Hietala， Steven N. Kaplan， and David T. Robinson.What is the Price of Hubris ―Using Takeover Battles to Infer Overpayments and Synergies［J］.working paper series，2000.
［3］ 廖俊杰，陈家妤. 买贵了还是买对了? 主并者并购溢价与长短期股票报酬的非线性关系［J］.中华管理评论国际学报，2009，12（2）.
［4］ 周琳，张秋生，汪晓霞. 论企业并购中的过度支付风险［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3（4） .
公司并购的原因范文2
民营企业并购上市公司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简而言之,民营企业并购上市公司是因为并购能给自身带来一定的或者巨大的利益。概括而言,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并购上市公司可为民营企业筹集发展资金,开拓上市融资渠道,这是最显而易见的一点。此外,在拥有了上市公司的资金融通权力后,在现有体制下又可以利用上市公司的融资权,作为变相信用体系而得到金融机构的融资便利。如利用上市公司名义进行担保贷款,股权质押等。但这一点也引发了对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担保等行为的担忧,特别是大股东利用上市公司担保贷款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
第二,并购上市公司可以促进民营企业改进公司治理结构、改善企业机制。民营企业原有的家族管理模式往往会制约和阻碍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民营企业亟需改变经营管理模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通过并购上市公司,可以极大地促进民营企业规范化管理的步调,获得管理协同效应,还可以借此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可谓一举多得。
第三,通过内部人控制对上市公司进行掏空,获取投机利润,也是民企并购上市公司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不可否认,很多企业在并购上市公司之后,不是为提高上市公司业绩而努力,而是把上市公司当成提款机,千方百计地挖空上市公司,极大地损害了上市公司的利益。
综上,民营企业并购上市公司目的可归纳为两类:一是合理利用上市公司平台促进自身发展,同时向上市公司输送利益的共赢;二是基于融资和投机两个方面,为了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掏空。
探讨民营企业并购上市公司真实目的所在,最直接的方法便是观察民营企业在收购上市公司后的一系列行为,如资产重组、再融资等行为。观察是否存在注入非优质资产、侵占上市公司资金、利用上市公司名义过度担保等行为。
二、 民营企业并购上市公司资产注入行为
在我国,股价往往闻重组而飞涨,这一方面说明投资者对上市公司重组后的未来业绩充满期待,另一方面也说明投资者对注入资产质量缺少关注,盲目乐观。诚然,优质资产注入能大幅提升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与业绩,但倘若注入的是非优质资产甚至是风险资产,其结果未必就那么乐观了。
总体而言,民营企业并购上市公司后的资产注入行为确实存在一些非优质资产注入现象。例如民营企业锦江集团在入主安源股份后的资产重组行为,2005年锦江集团把自己的非核心资产浙江锦龙水泥有限公司55%的股权以九千多万的价格出售给安源股份,资产注入之后上市公司当年即告亏接近三百万元,随后第二年亏损进一步扩大。经过多次折腾,最终安源股份元气大伤。遗憾的是这一事例并非个例,很多民营企业并购后不愿把自己的优质资产注入。例如,浙江浪莎控股有限公司未把其优质资产浪莎袜业注入浪莎股份(600137,SH),而是注入其内衣业务资产;横店集团未把优质资产注入太原刚玉(000795,SZ)等。
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部分民营企业并购上市公司看重的是上市公司可提供的融资途径,如担保贷款、定向增发融资等。但这些融资手段与重组方资产注入质量关联不大,有壳资源即可,导致他们没有动力注入自己的核心资产。
这反映出一些民营企业并购上市公司并非出于发展上市公司的目的,而主要是为了民营企业自身融资等的便利,甚至是以掏空为目的。
三、 民营企业并购上市公司再融资行为
虽然民营企业并购上市公司的动因是多样化的,但不可否认上市公司的融资
途径是很多民企并购行为的动因。通常上市公司主要有配股、增发、定向增发和发行公司债券四种再融资方式。同时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利用上市公司名义担保贷款,股权质押等行为。
综观我国民营企业并购上市公司后的再融资行为,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特征:
一是民营企业并购上市公司后多采用定向增发方式进行融资,其他三种方式采用的较少。究其原因是:配股、增发、定向增发和发行公司债券四种再融资方式中,定向增发具有手续简便、成本低、时间短等优点,遂顺理成章地成为首选。但同时也有上市公司被并购后,其业绩表现差,财务指标达不到监管层规定的最低标准的原因。
二是部分民营企业并购后存在较为显著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现象。在我国证券市场,大股东占款并不是一个新话题,而一直是一个沉重敏感的话题。民营企业在并购上市公司后往往也通过各种手段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如直接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支付费用,利用非公平的关联交易侵占上市公司资金等。这些行为导致上市公司应收账款等不断增加,严重影响了上市公司正常经营和发展。
三是民营企业并购上市公司存在利用上市公司名义担保现象。担保本是正常融资行为,但当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缺陷,尤其是一股独大的情形下,民营企业在并购后便会利用其控股权,使担保成为通过上市公司“圈钱”的手段。同时近些年民企并购上市公司后,其担保行为具有涉及担保公司数量增多,担保金额大,担保频率升高等特点。此外,利用股权质押进行融资的情况也在迅速增多。
四、 启示
民企并购上市公司资产注入和再融资行为的特点,说明一些民企并购上市公司行为可能是基于把上市公司当作提款机,掏空上市公司的目的,提醒我们对上述现象进行思考:
一是民企并购上市公司后,未基于上市公司业绩提高和持续发展的需要注入优质资产,而注入非优质资产的现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不利于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建议民企转变动机从长远出发,真正致力提高上市公司业绩,谋求上市公司长远发展,实现与上市公司共同发展。
二是在上市公司存在非优质资产注入的情况下,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后的业绩表现是难以持续良好的。投资者应改变过去盲目乐观,认为资产重组一定带来投资机会的观念,多关注注入资产质量,谨慎投资。
三是我国很多上市公司都是原国有企业,政府和上市公司应该在并购发生前,对并购方进行严格考察,并对股权转让、资产重组等方面的协议进行周密思考和商谈,尽量做到事前防范风险。
公司并购的原因范文3
一、关于并购协同之谜
在现代资本市场上，几乎没有哪一类事件能够像并购一样充满如此巨大的诱惑，又充满着如此巨大的风险，动辄上百亿的资本交易，有时无异于以身家性命作赌注。并购能否获得协同效应?这个已经争议了半个多世纪的问题至今依然人言人殊。究其原因，一方面，协同本身就是一个在其来源和影响方面充满了不确定的概念，另一方面，在并购理论和实践当中，协同又是理解并购动机和并购绩效的关键。一个不确定的、甚至已经被证明是负效益的并购活动，为什么在现实中还受到大家的如此吹捧，并且趋之若鹜、纷纷效尤?这就是所谓的并购协同效应之谜，亦有人称之为并购悖论。股神巴菲特似乎就对此不屑一顾，尖锐地指出许多管理者过分天真地以为得到美丽公主的一吻，被施予魔法的王子就可以摆脱青蛙的躯体，并用近乎王子的价格购买了青蛙，但遗憾的是却很少有奇迹发生。
无可否认，标准的经济学说普遍支持并购行为肇始于对正协同效应的期望上。而所谓“成功”的并购则往往意味着并购增进了公司价值，实现了预期的协同效应。然而国内外关于并购绩效的理论研究、实证检验和调查分析结论大都证实了并购协同之谜的真实存在。有时候，“尽管协同效应的确具有传奇色彩，然而所有学者都知道，这种特殊收益只有在恰当的时间来临后才会出现”(里德、拉夫曼，Reed&Luffman，1986)。根据著名学者赛罗沃的观点，并购协同效应代表了购并方对于并购的一种预期，并成为溢价支付的一种依据。所以对于协同效应的评估也成了并购双方的一种博弈和筹码。基于协同效应存在的可能性，自然就存在着溢价支付的风险。例如在美国，公司并购溢价一般为目标公司市场价值的20％-60％，有时甚至会超过100％。为追求协同效应而支付过高的溢价，而最终并购企业对于协同效应的期许没有实现，并且在绩效的改进方面力不从心或者得不偿失，从而导致并购的失败，这就是所谓的“协同效应的陷阱”，即并购协同之谜的另一个说辞。基于他对1979～1990年间发生的重大并购案例的研究，足有65％的重大性战略并购是失败的。同样有学者对过去百年间公司并购进行了详尽考查，最终结论和马克’赛罗沃之说同样令人气馁：将近70％的并购“没有收效，或者赔本”(弗雷德里克・谢勒，Frederic Sheeler，1987)。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并购协同悖论的存在。换言之，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并购浪潮此起彼伏，大家又是如此热衷于并购，往往就在于对于并购协同效应抱有不切合实际的幻想，并愿意为此支付过高的溢价，所以历史上很多并购都以失败而告终。麦肯锡公司对116家公司并购的研究表明，至少61％的公司在并购后3年内无法收回其投资成本，研究还总结了并购失败的6个主要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并购整合的效果不够理想。
二、破解并购协同之谜的整合立场
对于令人苦恼的并购协同之谜，以及由此引发的协同效应的“陷阱”和胜利者的“魔咒”，众人孜孜以求，刨根问底，除少数从并购动因、估价支付等方面的解释外，整合就成为大家不约而同的共识。几乎可以肯定，协同效应已经成为一把双刃剑，“合”而不“协”的并购只能意味着反手取其刃，受害的是并购者自身。也许并不是所有的并购都涉及或者在乎整合，例如所谓的“报表性重组”，以及出于转售目的的并购等，多属于金融资本的短期套利行为，本文斥之为“假并购”，用极端的观点解释，这种并购不过是投机者的“诡计”，反映了一种“赌博社会”的疯狂。这应成为社会严格规制的对象，所以不在作者的考虑之列。企业并购的价值创造最终依赖于并购后整合过程中的能力管理，它保证了并购双方战略性资源和能力的转移和运用，是价值创造的来源和并购成功的重要保证。
在具体的并购实践当中，错综复杂的并购动因、形形的并购策略、扑朔迷离的并购环境以及捉摸不定的并购后或有事项等都会影响并购协同效应的实现过程和实现程度。英国战略管理专家坎贝尔(Campbell，2000)形象地指出：“协同效应可正可负的事实意味着，寻求协同效应就如同穿越地雷阵，有路可走，但牺牲的概率也很高。”其字里行间流露出整合的关键性和困难性。拉杰科斯(LajOHX，1997)归纳分析了十五个世界知名研究机构、专家关于并购失败原因的研究成果，发现在所有已知原因中，直接与整合有关的占到了50％，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因素。足见整合在并购过程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整合既是协同效应的实现过程，也是构筑新的企业核心能力并创造出新的价值的过程。一般认为，整合是整个并购过程中最后而又关键的环节。当然从战略的角度考虑，并购绝不仅仅是并购协议达成之后才开始的事情，成功的并购必须在并购一开始就考虑整合的效率、效果、风险和成本，“一个好的收购者应该把整合问题放到估价中去考虑”(赛罗沃，Sirower，1997)。整合不力，即便存有潜在协同效应也会昙花一现，进而出现所谓的“并购后的衰退”或“并购综合症”。
一般而言，协同效应是关于企业并购的最重要和最合理的预期，并表现为一种价值增值潜力，而协同效应通常并不会自动实现，整合就是将潜在协同效应释放出来并放大的根本举措。管理学大师迈克尔・波特富有真知灼见地指出，“寻求协同效应的失败，并非因为其概念的某些本质缺陷，而是公司没有理解和执行协同效应的能力……许多公司的收购战略建立在定义很蹩脚的协同效应概念上。甚至当公司拥有利用协同效应的真正机会时，他们还常常因缺乏分析协同效应的工具，或不能解决执行中的实际组织问题而失之交臂。”他与其说是在谈协同效应，毋宁说是强调执行和整合效应。协同效应作为一种潜在的客观的存
在，其发挥和展现却可能会因为企业的并购环境、并购策略的制定和实施、整合管理的效率和效果等原因而有所区别，进而表现为并购绩效的大小，并最终决定并购的成败。整合既是协同效应的实现过程，也是构筑新的企业能力创造新的价值的过程。有效的并购整合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估价的失误，规避并购风险，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而且借助于整合，可促使企业革故鼎新，尽快步入稳定，并为企业提供可持续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三、关于协同整合的若干重大方面
管理科学的茂密丛林以及现实环境中的生动案例，都为并购整合策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诸如战略管理、组织再造、作业管理、供应链、价值链等等，一次次把并购整合的理论与实践推向新的高度。而整合之难，有时难于上青天。越来越多人提出应当把整合当作一个项目管理课题加以解决。拉杰科斯(LajouX，2001)把整合视为一门独特的艺术，指出整合是融过程整合、计划与沟通整合、人力资源整合、有形和无形资源整合、系统流程整合、报酬计划整合、技术与创新整合等于一体的多层面、多角度的复杂框架。在国内也有人提出基于能力管理的整合、基于核心竞争力的整合、基于BRP(企业再造)的整合模式等。综合各研究模式及其规范性成果，这里归纳和梳理出如下整合路径：
第一，战略层面的整合。即根据对并购协同效应的可能预期，利用SWOT、PEST等科学分析技术，整合新的企业或企业集团的发展战略，重新打造企业新的可持续发展路线。在这一层面上，意味着在并购实施之前，就应当考虑利用整合激发和实现协同效应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而不仅仅把他当做一种善后事宜。而且，并购整合不同于企业日常业务的整合。并购整合更注重于以一种战略手段来打破被并购企业的资源边界，有机整合并购各方的优势资源，创造出一种企业核心能力和价值链体系，以适应新企业或企业集团的价值增长蓝图。
第二，基础层面的整合。主要指让合并各方形成一体感的软硬基础设施的整合，包括统一完备的制度设施整合、系统完善的信息及沟通机制整合，还包括资本结构和股权结构的优化组合，建立健全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机制等。并购双方在协同过程中的关系、行为方式及其差异则会影响协同的进程及最终的效果，双方必须在基础层面上为整合过程寻找最恰当的执行平台和交流通道。
公司并购的原因范文4
【关键词】绿地投资 跨国并购
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方式主要有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而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也是在不断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外资的方式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这么多年，基本以合资，合作和独资等新建投资为主。最近几年，跨国公司开始在我国基础材料，消费品生产等领域进行收购。跨国并购在国际上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主流方式。按照数据统计，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总额中，以并购方式进行的投资占85%以上。而在我国跨国并购还不到10%，但是，从长远看，外资并购将会日益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这一趋势是不会改变的。本文在对两者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找出绿地投资逐渐减少，而跨国并购逐渐增加的原因。
一、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的比较分析
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对投资企业和东道国都各有利弊。跨国企业选择进入方式的时候就要选择较有优势，能创造较多利润的方式。而东道国对进入方式的偏爱，也是受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各自的优缺点影响的。绿地投资对跨国企业和东道国的利弊（见表1）。
表1 绿地投资对跨国企业和东道国的利弊
跨国并购对跨国企业和东道国的利弊分析（见表2）。
表2 跨国并购对跨国企业和东道国的利弊分析
二、中国利用外资方式的现状和趋势
近几年来，跨国公司在国内重工业化，基础材料，消费品生产等领域进行收购的案例也是呈出不穷。
2006年，安塞乐与莱钢集团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溢价购买莱钢38.41%股权，与莱钢集团并列成为莱第一大股东；荷兰喜力参股粤海啤酒；还有正在审批中的安塞乐―米塔尔收购我国东方集团等。随着我国加入WTO，跨国公司在我国金融、保险、旅游、商业零售等行业的并购投资也不断涌现。如汇丰银行参股交通银行；摩根士丹利收购永乐家电等。从1990年开始跨国并购在我国的绝对数额排除经济周期性变化的影响，整体上是上升的，1990年还只有800万美元的并购额，1991年就翻了几番，达到1.25亿，一路上升到1996年的19.06亿美元，由于1998年中国洪涝灾害导致跨国并购的减少。但之后就一直增加，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的统计，2003年还只有38.2亿美元，2004年就上涨到了67.88亿，几乎涨了一倍。2005年进一步上涨到82.53亿美元。
不仅绝对数额一直在增加，而且从1990年到2006年，外商在我国的并购占外商直接投资的比例也是上升的（见图1）。
图1 1990-2006年跨国并购占外商直接投资的比例
（数据来源：UNCTAD FDI/TNC数据库）
从图1可以看出外商在华并购在外商直接投资中的比例在排除了经济周期性的变影响，整体是上升的。特别是最近几年，比例上升到10%以上。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的投资报告展望中，外商在中国的并购预期是上升的，在2007到2009年的数据超过了20%。这说明外资在中国的并购会逐渐增加。
三、跨国并购逐渐增加的原因
1、主观原因分析
第一，跨国并购的优点导致跨国公司更喜欢跨国并购。跨国并购的优点正如前面讲的可以迅速进入目标国获得资产，占领市场。随着中国加入WTO，我国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在经贸领域展开了广泛的合作，中国也降低了外资进入的门栏。外资势必争先恐后的想要进入中国市场，而要想快速抢占中国市场，跨国收购和兼并便是最好的方法。
第二，跨国公司获得签约和履约能力的较便捷的方法。跨国公司全球经营的目的就是获得签约和履约能力。如果跨国公司自己不具备，也暂时不能通过自身培养签约和履约能力，又因其没有控制权而很难获得这样的签约和履约能力，跨国公司只有考虑以并购来“购买”这种能力，而且要是目标公司处于破产境地，跨国公司还可以获得“溢价”效应。
第三，跨国公司为了避开我国某些绿地投资政策进入中国特定产业市场的方法。进入我国汽车整车领域就是一例。我国政府曾经规定若干年内暂缓审批整车合资项目，迫使国外汽车公司转向通过收购方式来绕过这一政策限制而进入我国。
第四，跨国公司R＆D投资管理的需要。跨国公司对其公司的研发能力也是很关心的。跨国公司对具有一定R＆D能力的公司进行并购，不仅可以获得研发资金，还可以获得人才、设备、管理等方面的资源，而这是绿地投资无法给予的。在中国，成为目标企业的企业一般都是行业内的骨干企业，都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跨国公司是很乐意并购这种企业的。
第五，跨国公司追求利润的动机所致。跨国公司如果能以较低的价格购买一个不错的企业，他当然不会选择去自己建一个企业，因为这样获利空间大。在我国国企改革前后，企业体制不完善，机制不灵活，尤其是资金短缺等经营上的困难导致濒临倒闭的企业，外商可以以较低的价格购买，而且还能获得其他效用，使其坐享利润。
第六，跨国公司参与全球化竞争的主要战略手段。面对竞争压力，全球自由化，外商就通过并购快速的获得竞争力。这也是跨国并购的优点所在。
外商对中国采用并购的方式一直是很感兴趣的，但是由于中国政策法规的不完善，如无法解决人员安置，并购价格等问题，所以，中国一直都是绿地投资为主。将来，绿地投资就会被跨国并购取代而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
2、客观原因分析
第一，政府利用外资政策法规的逐步完善。以前的政策主要是针对“绿地投资”的，并不完全适合于并购投资，使得外商因为不确定性而不敢采用并购方式。为了规范外资并购的健康发展。2003年，原外经贸部颁布了《外资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2006年，商务部等八部委有联合颁布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这一规定为外资并购国内企业拓宽了渠道和手段。中国商务部条法司副司长郭京毅说：“新的规定意在拓展外资利用渠道，从未考虑对外资进行设限。”这就让跨国公司一颗悬着的心踏实了。
第二，我国资本市场的逐步完善。我国吸引外资一直以绿地投资为主，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不完善，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日趋完善，并购方式也会增加。
第三，国内资源现状也引起绿地投资的减少。以前，中国的低廉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吸引了大量外商前来建厂。国内资源要素的逐渐紧缺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绿地投资”在中国的优势逐渐不如其他国家，从而就有了并购投资方式的需求。
第四，国内经济形式的变化也带来了投资方式的转变。在国企改革的同时，国企自身的矛盾也逐渐的显现，企业布局分散，结构失衡等导致国有企业的资产价格一跌再跌。一些民族品牌也面临困境，甚至不得不将产品品牌出售，跨国公司就乘这些机会并购这些企业；而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开展，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和企业对并购的逐步认可，也使得外商开始从新建投资转向并购。
第五，政府和企业对并购的需求。在国企资产重组时，政府希望与势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合作；而且重组时还涉及地方利益和税收的归属等问题，外资不存在这些问题，政府也希望外资并购来解决这一问题。在当前我国流动性过剩的形势下，单纯的资金投入对我国国有企业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他们需要的是能带来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理念，同时又能提高其国际竞争力的合作伙伴。
我国的投资环境对并购也逐渐敞开了胸怀，在我国的政策法规、经济环境越来越好的将来，我国的外商并购也会赶上国际水平。针对外商投资的这种变化趋势，政府应该准确评估并购所产生的效应，以及对我国产业安全的影响和经济安全的影响，进一步完善跨国并购的政策法规，明确对外资的管理思路。而企业应该积极面对这种挑战，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并有效的利用外资。
【参考文献】
[1] 王志乐：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新趋势[J].中国外资，2003（3）.
[2] 田立新、尹坚：跨国公司跨境并购与绿地投资的比较分析[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8）.
公司并购的原因范文5
[关键词]中国上市公司；企业并购；绩效与行业；并购策略研究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B
近年来，许多国内企业为了扩大国际市场影响力，获得海外市场份额，掌握较新的科学技术，采用并购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然而并购企业的并购计划并未带来预期效果。分析原因发现，除了国内并购制度不够规范，并购手段不够成熟外，行业监管力度的不恰当也是导致很多并购案例失败的原因之一。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对上市公司的并购类型进行分类并分析和研究各行业内的最优并购策略，以此为依据为各行业内的企业并购实施和行业监管提供参考。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的文献对于上市公司长期并购绩效的计量及研究主要采用了以下四种研究方法事件研究法（主要基于股票市场），会计研究法（主要基于公司的财务经营业绩），访谈调查研究（主要基于对公司管理层的采访结果）和个案研究（主要基于管理咨询界专家的研究分析经验），其中前两种研究方法使用范围更广，是比较常见的研究方法，也是现在国际上使用的主流研究方法。Jensen等人认为实施并购后，目标公司能够在一段时间内获得显著的超额收益，其超额收益在15%-30%，然而并购的实施方并没有获得显著超额收益。Gregory总结发现实施跨行并购的企业在发生后的两年时间段内的平均超额收益为-11.33%，而同行业并购在同样情况下的并购实施方实施的平均超额收益为-3.48%。
（二）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上市公司并购案件相关时间发生起步较晚，相关学者一直在参考国外的文献研究理论对上市公司并购绩效进行实证研究。从研究方法上看，主要是关注市值交易量变化的事件研究法和基于财务管理效率的会计研究法。张新采用了这两种方法分析了十九世纪末的十年间我国上市公司实施的1216起并购事件，运用市盈率和利润增长率指标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并购对被收购公司带来经济效益的大幅度增长，而对收购公司产生了负的利润影响。朱滔依据时间长短比较研究了1998-2002年间的一千四百余起并购事件，研究发现，实施企业并购会在短期内为并购行为的收购方带来超额收益，但长期则会使收购方遭受显著的财富损失。
（三）本文与前人研究的不同之处
本文没有采用传统的变量分析指标研究并购为企业带来的收益，而是将企业并购的数量作为自变量，研究并够数量对企业中长期发展是否起到积极作用，并结合对应的市值增长率的变化来研究在十年的时间里，企业并购为上市公司带来的中长期绩效。虽然在所选取的时间企业并购行为受到其他因素对市值增长率的影响，但数据分析结果依然能够明确的对并购策略进行评价分析。
二、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该文中的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价数据来雅虎财经2005-2015历史价格中的年末复权收视价。2005-2015年上市公司并购数据来源于国泰君安数据库。全文中选取的上市实体为上交所、深交所中流通的A股中在2005年之前上市并且历史数据完整的股票，共计1103支；全文中使用的并购数据是以并购完成日为基准依据，共计23070起并购。
（二）分析方法
传统的企业并购案例中，绩效考核的测量单纯依靠资本市场对于并购的反应作为杠杆，用来计算企业并购的绩效，不客观的高估了某些大型交易（超过股票现有市值3096的交易）的并购效果，从而对应的低估了小型并购交易的绩效，也就低估了那些运用多交易并购策略的小企业的并购绩效，同时也低估了那些运用多交易并购策略的小企业的并购绩效。为了避免这些缺点，本文研究了2005至2015十年内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和并购数量统计数据，按并购数量划分不同类型行业分析并购数量对市值增长率的影响，虽然市值变动还受到其他因素影响，但不妨碍我们研究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关系，数据间的联系较为清晰明确。
使用并购数和市值增长率两个变量对所有上市公司进行聚类分析，其结果如下：
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按照并购数量和市值增长率划分为三类，其中第一类和第二类市值增长率接近，而第三类市值增长率相比较高。进一步研究数据发现，第三类中的案例与聚类中心的距离普遍更大，即第三类中的案例更分散。根据聚类结果分析，我们按照并购数对市值增长率的影响划分为三类，具体如下：
虽然上述研究仅依据行业采购数量对行业分类研究，找到恰当的策略和实现价值所需的执行能力。但对于确定行业在不同时间是否实施采购计划未得到解决。因此，本文通过对行业进行细分，找到不同行业，不同采购数据下对并购后市值增长率影响，从而找到最优策略。虽然个体存在很大程度的差异，但是确实出现了明显的聚类分类特征。
本文根据CSRC行业分类进行行业划分，字母沿用《中国上市公司分类指引》中的分类代码进行标识。13个类别分别为：A农、林、牧、渔业；B采掘业；C制造业；D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E建筑业；F交通运输、仓储业；G信息技术业；H批发和零售贸易；金融、保险业；J房地产业；K社会服务业；L传播与文化产业；M综合类。我们将上市公司并购行为效果按上述行业标准划分得到结果如表2：
表中空白项目表示该项研究参数案例少于五件，为减少误差所以舍弃。根据以上行业市值增长率，可以发现部分行业适合采用的行业采购策略类型和对中长期绩效的影响。其中市值增长率超过50%则认为存在最优策略，如果少于50%则认为该行业不存在最优策略。
三、实证结果
根据计算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信息技术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以及综合业的采用冒进型策略获得较大的市值增长率提高浓林牧渔业、采掘业以及传播与文化产业采用保守型策略获得市值增长率提高；制造业的最优并购策略为规划型策略；其他行业不存在明显的最优并购策略。进一步研究发现，以特定策略作为行业最优并购策略的行业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因此对于各行业的最优并购策略的原因分析如下。
冒进型：使用冒进型策略的公司往往实施了大量的并购行为，但股票市价增长率并未发生显著变化。尽管如此，并购仍然为企业扩大发展的重要策略。使用这一策略作为最优策略的行业中，一个典型代表是信息技术业，因为这一行业为新兴行业，技术更新换代速度快，需要不断的吸收各大公司先进的技术平台和管理方式促进发展。另外一个选择冒进型策略为最优并购策略的行业是房地产业，由于房地产资本中占有主要份额为土地和在建工程，并购使企业获取资本的最优方案。
保守型：应用这一类型的企业较少地进行采购行为，缺少完善和积极的并购策略。因此，我们很难将采购数量与中长期采购绩效寻找直接的联系起来。因此增长缓慢的，技术水平差异较大的行业是采用保守型作为最优采购策略的主要行业，例如资源采购类行业、采掘业。这类行业的发展依靠政府的审批和技术扶持，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和地域性。相比较信息技术产业，更适合采用保守型策略。
规划型：采用规划型并购方案获得成功的较少，主要为个别成熟企业制定的成功的战略，其高市值增长率与并购并没有直接联系。制造业作为各国的经济命脉，有着雄厚的发展背景和成熟的产业链，担心总体科技含量不高，技术更新缓慢，制药业的发展更多依靠营销手段扩大市场份额获取高额利率。因此制造业适宜采用规划型采购策略。
四、结论
（一）行业最优并购策略总结
根据以上研究分析，本文将沪深A股上市公司依照并购数量与市值增长率划分为三类，冒进型、保守型和规划型。其中，冒进型的并购策略适用于对技术革新要求高的行业，如信息技术业威需要不断通过并购来保持在业内竞争力的行业，如房地产业。保守型的并购策略适用于已经发展成熟并处于稳定缓慢增长的行业，如采掘业、农林牧渔业以及运输仓储也。规划型的并购策略适用于发展迅速且对企业并购依赖性不大的行业，如制造业。根据行业分类结果，本文得到各行业的最优并购策略如下：房地产、网络软件、社会服务行业最适宜采用冒进型并购策略，资源类和依靠政府管理的行业最适宜采用保守型策略，制造业最适宜采用规划性策略。
因此我们给出建议，当企业进行投资时，现根据市值和行业发展类型判断自己适合的并购策略，发现适合的方向要及时调整。即使对于刚进入市场的公司，也根据本文的行业类别进行分析再进并购判断。同时并购方也可根据此研究选择适合的并购方案，来拟补自己的不足，寻找共同发展的并购方。
公司并购的原因范文6
关键词：海外并购；TCL；施奈德公司；阿尔卡特公司；汤姆逊公司
一、导论
全球经济震荡导致资产价格降低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意愿加强的主要原因。尤其是资源类资产，价格降低时很多企业都愿意进行收购进而完成产业链的整合。其次，人民币不断升值，致使购买力增强也是并购增多的又一原因。未来，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强劲发展，将会为中国企业并购意愿注入更多动力。然而，早在2003和2004年,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还是一个比较新的现象。中国加入WTO之初，为了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培养其对抗外国企业的能力，政府放宽了企业进入海外的相关法规，制定了“走出去”的政策，积极鼓励企业进入海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有了较大飞跃，如海尔集团在美国开设工厂，四川长虹集团通过美国商将彩电出口到海外，TCL集团通过收购海外企业品牌等等。其中TCL公司在法国和德国的并购行动格外引人注目。
二、TCL在欧洲进行的三笔并购
1.购买德国施耐德公司
2002年9月，作为TCL国际化的首次尝试、TCL国际持股公司购买了位于德国Duekheim的老牌电器制造商施耐德公司。该公司已有113年历史，因破产，TCL仅用了820万美元将其收购。这次收购包括了施耐德的厂房、连锁店在内的的销售网络、大型超市，电子商务和一系列商标使用权。施耐德公司拥有三条彩电生产线，年生产能力为100万台，2001年的销售总额为2亿欧元，主要销往德国、英国和西班牙。TCL想通过这次并购，用施耐德公司的品牌使TCL在世界范围获得销售网络，并通过这种并购行为把自己的品牌打入欧洲市场。
2.并购法国汤姆逊公司
2003年11月，TCL和汤姆逊电子共同出资5亿六千万美元，成立了合资公司TCL-Thomson Electronics(TTE)。作为中法两国政治友好的象征，两国总理一同出席了签字仪式，引起世人瞩目。TCL将位于中国国内、越南及德国的彩电、DVD工厂、研发中心和销售网等资产注入到合资公司。汤姆逊公司将位于法国、墨西哥、波兰和泰国的电视厂房、所有的DVD业务、所有的电视研发中心和DVD研发中心注入到合资公司。此次并购就像结婚一样，很好地将TCL的成本优势和汤姆逊在欧洲及北美的品牌影响力、销售能力、技术开发能力有效地结 合起来。当年关于此次并购，TCL有如下预期：发展中国家的企业TCL如果控制了发达国家的老牌企业汤姆逊的电视品牌，今后就会摆脱成本优势，可以确立品牌优势。
3.并购法国阿尔卡特公司
2004年10月，TCL通讯公司和阿尔卡特公司共同出资1亿2800万美元，创立了生产销售手机终端产品的合资公司TAMP(TCL and Alcatel Mobile phones Limited)。两国总理共同出席了签字仪式。阿尔卡特公司的手机终端产品生意虽然连年亏损，但在整个公司所占比例较低。因此，阿尔卡特决定将该部门卖给TCL。TCL最初拥有55%股份，2005年5月开始从阿尔卡特公司追加购买股份，2006年已经拥有95%股份了。
TCL的主要动机是在技术和市场相关资源的参与，并通过参与轻易获得阿尔卡特手机生意专利。另外，TCL想通过这次并购而拥有与手机终端产品业界老大诺基亚和摩托罗拉匹敌的品牌影响力，通过创立合资公司锻造打进西欧、中欧、非洲和中东市场的能力。但是，和并购汤姆逊一样，2005年9份，TAMP公司就已经出现1亿6600万美元的巨额赤字。不仅如此，阿尔卡特公司的员工们和TCL管理者之间，就经营的价值观、人品、个性、企业文化等方面的冲突不断发生。
三、促使TCL进行海外并购的原因与动机
促使TCL进行海外并购的原因有成本优势、交易专家的存在等。
1.生产成本的优势及充足的资金
作为中国企业最大的经营资源是低廉的劳动工资。西方的竞争对手经常为削减开支而痛苦。TCL等中国买家通过将发达国家的企业购入，可以充分利用其生产成本的优势。
2002年以来，TCL在国内彩电市场上占有19%的市场份额，而且是1998年至2003年期间中国唯一一家持续占有市场份额和持续盈利的的电子企业。因此，其积蓄了大量资金，可以进行对外投资。此外，中国政府给各大企业提供了便利的经济环境，可以利用政府对企业的赞助金制度。这是促使TCL进行海外并购的最大原因。
2.交易专家的存在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失败是由于缺乏相关并购经验。“在并购时中国企业往往准备不足，没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于是提出了高报价，另外也没搞清楚要购买的企业的业务是否跟自己合适。”（Theil 2006）一言以蔽之，中国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和购买手段还处于初级阶段。
中国的并购交易能力出现了两种动向。一是世界的主要投资银行开始为TCL等中国企业提供负责交易的专家。比如，TCL对汤姆逊公司的并购交易过程相当复杂，针对不并入合资公司部分的销售额及既定资产，两家公司特意拟定了详细的合同。TCL从世界优秀的投资银行那里学到了这种复杂的并购技术。二是像TCL这样的大企业从微软公司、Procter&Gamble公司以及Ogilvy&Mather等跨国公司搜罗人才，着实提升了公司的经营管理能力和市场运作能力。
3.品牌和其他市场资源
中国企业作为追随者，无疑欠缺妥善管理和运营国际商务的能力。从发达国家引进的现代管理技术只限于传统的、有形的和数量方面。但另一方面，由于过去的国营经济长时间在经营管理等软件方面忽视现代管理技术，没有考虑市场和消费者行为管理。市场研究文献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谋求国际化的大企业都缺乏管理专家和管理能力。中国的企业往往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不得不做一些来料加工等低技术含量的工作。其最有力的竞争武器是便宜的价格。有时价格比产品价值还要低，导致中国企业常因为盗版而成为被告。
中国的许多企业都热衷于追求销售额和市场份额。但是，对于完善市场部门和构筑自己企业品牌的意识较弱。进入海外市场时，也没能有效利用国际销售网络、售后服务以及独自的反馈资料。
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也在和外国的品牌进行激烈竞争。中国的消费者崇拜发达国家生产的汽车、手机、电脑和其他高科技产品。因海外产品性能和样式都优于国内产品，即使价格高些也受欢迎。年轻人当中，这种倾向尤其明显。为迎合这种倾向，TCL积极纳入外国元素，比如，用韩国女明星为手机做代言人等等。
四、从TCL的海外并购中得到的启示
1.TCL的收购计划缺乏合理的评估
目前我国企业并购的海外公司在交易前都已经伤痕累累，像TCL购入的汤姆逊彩电业务就亏损过亿欧元。难道说我们真的要为追求规模效应而吞下这么大的债务吗？从长远来看，大部分并购的资产并不能让股东受益。被并购方的评估值过高，往往让并购方的经营目标无法实现。像TCL收购汤姆逊彩电前就忽略了它严重的亏损原因是什么，只看重了它的技术及研发中心。因此在2003年的欧洲彩电市场开始转向平板电视的更替时代，TCL就高估了汤姆逊彩电业务的资产，导致自己要承担起这些不必要的多余债务。
2.国际经营方面经营价值观、个性与企业文化的冲突
要想使国际并购成功，很重要的一点是对异文化的整合。TCL的欧洲并购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能够很好解决国际经营中经营价值观、个性与企业文化的冲突问题。比如，阿尔卡特公司一贯实行基于预算的程式化经营，但TCL一方往往会临时做出决定。在选聘经营管理者的标准方面，法国方面向选用学历高的专业经理，而TCL一方则强调企业家的素质和实用主义。并购施耐德公司后，TCL不任用熟悉当地市场特性的当地的经理，并购汤姆逊公司后，双方围绕语言交流的障碍以及经理的报酬问题、产品战略问题等画了很长时间进行了调整。
3.构造方面的原因
TCL存在着收购后的技术应用等诸多问题. 从2003年开始，欧洲彩电市场开始迅速向平板电视更新换代，以飞利浦为代表的平板液晶电视产品迅速地降价，平板电视的需求大幅度提升。而TCL和汤姆逊则适逢彩电技术发生变革之际才彼此并电业务。首先在产品上，TTE的营销人员发现跟不上时代了。欧洲消费者的嗜好变化快，由原来的显像管电视转为新型的数字LCD电视。关于这一点，TCL的李董事长也承认本公司应对的迟缓。但是，TCL对中间形态的背投电视很执著，其品质和设计根本无法跟LCD电视相比，市场上不可能畅销。TCL原本是通过电视制造业迅速成长的企业，像这种巨大失误是一种重大战略失败，是无法原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