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农村宅基地改革方案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农村宅基地改革方案范文1
受金融危机影响，作为进出口生命线的贸易融资变得日渐困难，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中国作为发展中的贸易大国，在未来的国际经济复苏中被寄予厚望。
对此，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团公使张向晨在上海“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选择：加入世贸组织”论坛上表示，从整体和大局出发，中国仍将会作出进一步开放的承诺，按照目前的谈判方案，中国仍将在农业和非农领域作出20％－30％的关税削减。
张向晨表示，作为发展中的贸易大国，中国始终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支持者。尽管中国已经在加入WTO谈判中作出了广泛而深入的承诺，但从整体和大局出发，中国仍将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出进一步开放的承诺。
张向晨指出，中国的约束关税和实施关税一样，没有任何“水分”。这种自由化程度在发展中国家已首屈一指，甚至不逊于一些发达国家。但是在谈判中，从整体和大局出发，中国仍将会作出进一步开放的承诺，按照目前的谈判方案，中国仍将在农业和非农领域作出20％－30％的关税削减。
――中国证券报
国家旅游局提交“国民休闲计划”
金融危机已经使中国入境游人数出现明显下滑，为应对这场“海啸”，日前，国家旅游局相关负责人透露，除了将在海内外加大旅游推广促销力度外，为了拉动内需，已向相关部门提交了“国民休闲计划”。 在2008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上，中国国家旅游局旅游促进与国际联络司司长祝善忠表示，在吸引国内旅游市场方面，已向有关部门提出“国民休闲计划”，以促使更多中国人参与到国内旅游活动中，促进国内旅游市场获得更大提升。 据了解，该计划旨在采取具体措施倡导奖励旅游(企业对优秀员工的工作奖励)、福利旅游(对低收入群体，企业可把奖励旅游、福利旅游支出列入其经营成本)、修学旅游(对学生群体)、银发旅游(对离退休人员)等，引导国民休闲旅游沿着正常、安全、持续的方向发展。
――每日商报
财税改革年底推出建立县级保障不涉分税比例
借“4万亿”扩大内需大单东风，财税体制改革这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最难啃的“硬骨头”，继增值税全面转型以后又有新动作。
据悉，为了配合扩大内需系列政策，此前一直在研究中的财税体制改革方案有望提前出台：“不出意外该方案将在今年年底前出台，”知情人士透露，“方案重在缓解地方财政困难，将会建立县级财政的最低保障制度。”上述知情人士表示。
“事实上，此次的方案只是对原来的财税体制的小修补，并不像前期媒体报道的那样涉及中央地方分税比例等问题，并不是一项大的改革方案。”上述知情人士反复强调。
事实上，此次方案的重点还是在配合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增长的系列政策，重点在缓解地方财政困难。
由于各地经济基础和财力的不同，财政部将要公布的方案将是一个框架性的东西，各地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实施，前述知情人士透露。财税体制小修小补方案的出台，意味着此前一直备受关注的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的暂时搁浅。
――华夏时报
我国将制订宅基地退出机制
国土资源部相关负责人在国土资源部一次内部会议上表示，我国将提高宅基地利用率，国土资源部在结合土地资源条件、抓紧修订宅基地标准的同时，正探索制订宅基地退出机制。
根据此前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农村人口的历史性转移、迁徙，已经约有2－3亿农民从农村转向城市就业、居住。正是由于这部分农民由农村转向城市就业，使得全国2亿亩农村宅基地中有10％－15％处于闲置状态。
尽管此前国土资源部等部委曾制定政策规定，不再具有农村居民属性的人口(例如农转非人口)，应当退还宅基地由集体重新分配。但在宅基地实行福利性分配和无偿占用的巨大利益驱动下，要村民无偿退出宅基地很难做到。
“如果宅基地退出制度一旦制定并予以实施，对于交出宅基地的那部分进城农民而言，他们闲置的资产得以盘活，相当于得到了城里人的社保；而对于国家而言，这部分退出的宅基地可能会复耕，从而增加耕地面积，也可能通过一家土地开发进而收归国有，转化为建设用地补充市场，对于日趋紧张的建设用地而言也是一件好事。”相关专家分析认为，一旦宅基地退出制度正式颁布，此前一直处于风口浪尖的已有小产权房将有望守得云开见月明。
――北京商报
尚福林：支持证券公司依法自主开展创新
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近日在“证券公司规范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鼓励证券公司实行差异化经营，支持证券公司市场化并购重组，不断优化行业格局，进一步加强与改善对创新活动的监管，支持证券公司发挥创新主体作用，依法自主开展创新。
尚福林表示，总体上看，证券公司专业水平不高和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仍较突出。各公司要深刻认识提高专业水平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重视基础，尊重人才，下大力气、用苦功夫做好这项工作。
尚福林要求，证券公司要加强行业内部的交流、研讨，互相学习借鉴、取长补短；认真分析国际同行开展金融创新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实际加以吸收借鉴；深入开展市场调研，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开展创新活动；转变创新观念，拓宽创新视野，着力挖掘传统业务的深度和广度，善于围绕提高经营管理效率开展创新。
尚福林指出，所有创新，都要按照“先试点、后推开”、内控与监管同步落实的原则进行。评价证券公司的创新方案，要充分发挥行业专家的作用，重点关注主体是否具备条件、与法律法规是否冲突、风险论证是否充分、内部控制是否配套、客户权益是否得到充分保护、外部监管安排是否适当可行。
――上海证券报
吴晓灵：人民币完全具备成为国际货币的条件
吴晓灵在中央财经大学的讲座上指出，次贷危机爆发后，即便通胀压力仍非常大，但各国央行连续降息，并大量注入流动性，其目标是打压货币市场利率，因为所有衍生品的违约都是由利率上升引起的。只有把利率降低，才能降低违约概率。
谈及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吴晓灵认为，中资金融机构受到的直接影响并不大。虽然中国外汇储备和中资银行业持有的两房债券是3700亿美元，但预计不会受到太大的损失，因为两房债券有美国政府的隐性担保，而美国不会贸然失信。
她同时指出，虽然当前美国经济危机相当严重，但是美国国债利率反而不断降低，这说明各国巨额外储没有去处，中国的外储也面临缩水风险，但目前尚找不出能替代美元的第二种货币，所以不合理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注定了全世界的人都要被美元欺负。
吴晓灵认为，应让人民币加快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并且人民币完全具有这个条件。她还表示，
必须加大改革力度，提高中国产品在世界产业链中的位置，同时要逐渐让人民币成为国际结算货币，拓展人民币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加快人民币可兑换的进程，给人民币持有者创造投资的渠道。
她还重申，中国现在经济情况还没有到不顾负利率的状况而不断降低利率的时候。利率政策今后还要用，但要考虑国内外的息差。在外汇流动形势不确定时，先通过减少央票发行来释放流动性，而后才是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
――上海证券报
周小川：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金融支持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周小川在谈到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时表示，今后，人民银行系统要更多地关注国民经济大结构的调整，深入了解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各项金融需求，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服务业、节能减排、改善生态环境、新农村建设等的金融支持，研究探索更适合经济发展和扩大内需的金融服务模式，拓展金融服务领域，真正促进经济科学发展。
周小川指出，当前正处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特殊阶段。深入研究金融危机带来的各种影响和冲击，并妥善应对，是实现科学发展的重大问题。我们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积极应对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加大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力度，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周小川强调，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真抓实干。人民银行系统要认真学习、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中央精神，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上来，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统一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坚定信心，统筹兼顾，加强对经济金融运行的监测分析，深入了解各方面的金融需求，切实做好进一步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各项工作，并确保落到实处、起到实效。
――中华工商时报
吴定富：强化保险公司资本管理
近日，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在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调研时指出，保险业适应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必须坚持解放思想，继续深化改革，加强基础建设，强化风险管理，不断完善现代保险企业制度，努力提升保险业科学发展的能力。要强化保险公司资本管理，建立资本约束机制，在制定发展战略、经营规划以及设计产品、资金运用时，充分考虑对偿付能力的影响。
吴定富指出，最近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国内需求的措施，特别是在保障民生、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社会事业、刺激消费等方面的政策，都需要配套的保险保障服务，对保险业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农村宅基地改革方案范文2
就在1月10日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以下简称“国土年会”）召开的前一天，国务院总理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国土资源是生产、生活、生态之本，事关“四化”同步和整个现代化进程，要求国土资源部积极稳妥推进国土资源领域改革，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建设生态文明提供坚实支撑。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为期两天的国土年会上了解到，国土资源部将成立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国土资源重点领域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和督促落实。
国土资源部内部一位负责人向记者透露，目前国土部已经着手编制保耕地红线新规，并将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手推动划定三大城市群和500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的开发边界。同时，国务院已成立了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国土部将牵头承担6项重要改革任务。
改革大局已定，但路线图仍待明确。上述负责人表示，按照国土部部长姜大明的规划，2014年将是国土资源改革的顶层设计年，改革方案真正落地实施将在2015年大范围铺开。
酝酿耕保新规
国土部副部长徐德明部署2014年重点工作时表示，按照中央提出的严防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要求，国土部将从“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和保护补偿机制”、“加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和耕地质量管理”三个方面，着手开展工作。
国土部将先从控制500万人口以上大城市周边开始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由大到小，由近到远，全面覆盖各类城市和小城镇。用两到三年时间，把永久保护农田划定到户。
在国土年会分组讨论上，徐德明谈到，现在有的农民让地荒着不种，只等政策放开卖地。如果划定永久性基本农田，就等于告诉他土地永久卖不了，会促使他把地流转出去让别人种而不是荒着，这有利于推动集约化规模化经营。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获悉，目前国土部已指定了具体的业务负责部门着手编制新的耕地保护文件，并已经形成了一份草稿。参与编制文件的核心人士表示，新文件将规定基本农田永久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如果一定要占用，则需要得到国务院的批准，这样可避免地方通过调整城市规划来侵占基本农田的行为。
“过去耕地占补平衡是‘占一补一’，对补充的耕地的质量没有作硬性要求，导致优质耕地被大量占用。新编制的文件将强调‘以补定占’，在保证有能力补充同等数量、同等质量耕地的情况下，才允许占地。”上述核心人士同时表示。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新的耕地保护文件将提出全面实施耕作层剥离战略。要求被占用的各类耕地全面实施耕作层剥离，剥离后运到就近地块覆盖，如果空间距离远也要在附近找到合适地块进行堆放保护。
记者了解到，2012年国土部在下发的《关于提升耕地保护水平全面加强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的通知》中，曾提出过上述耕作层剥离要求，但地方并未严格落实政策。
“这主要会增加开发成本，建设单位不愿意做。但是从全国来看，耕作层是很重要的资源。要采取行政的手段，设置专门的费款，推动起来。”一位地方国土部门负责人建议。
推动划定城市边界
“划定城市发展边界，500万人以上城市不再新增建设用地”，这是本次国土年会释放出的最吸引眼球的消息，也是国土部加强和改善土地调控的一项重要举措。
姜大明在会上表示，城市建设无序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控制好开发强度，没有划定好城市开发边界。国土部将与住建部门联手，在划定城市周边永久基本农田的基础上，修订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尽快划定城市发展边界，并选择部分县市开展“三规合一”或“多规合一”试点。
国土部相关业务司局负责人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透露，按照姜大明的要求，2014年将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以及5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开始，着手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具体到城市内部，还将划定中心城、卫星城、组团、重点镇的发展范围，限制各板块继续向外扩张。
据相关调查数据，当前中国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国土开发强度已经严重超载，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特大城市的开发强度已超过30%的国际极限。其中珠三角核心区国土开发强度平均已经达到了27.51%。而当前地方加速挺进特大城市的冲动依然强烈。
“过往做城市规划时，优先划定城市发展和建设空间，然后在剩下的空间中再寻找要保护的生态和农业空间，致使众多城市陆续陷入城市病泥潭。”上述负责人透露，国土部下一步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推动转变城市规划理念，优先划定生态和农业空间。
国土部还将严禁地方突破规划设立新城新区和各类园区；压缩东部地区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建设用地规模，减少工业用地；从严审核城市批次用地，严格控制增量，除生活用地外，原则上不再安排人口500万以上特大城市的新增建设用地。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特大城市建设用地供应量会马上降低。
国土部表示，对2014年中央确定的700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用地应保尽保，并稳定普通商品房用地供应，防范地价异常波动，加强监测监管，促进已供住房用地开发建设。
不能硬闯关
姜大明在本次国土年会上表示，目前，各方对议论较多，有些人希望改革步子快一些、改革范围大一些。对此，国土资源系统要保持政治定力，要坚决按中央的统一部署推进改革，不急于求成，切实做到谋定而后动。
他还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赋予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的权能，赋予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的权能，赋予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的权能，这些权能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前提。但这些都涉及农村土地房产的特殊性质、涉及众多部门协调、涉及有关法律法规的修改，落实下来都十分困难。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获悉，国务院领导小组已经明确了各部门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任务分工，其中国土部负责牵头的包括：“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及其配套制度”、“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加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控力度”等。
“部里正在组织制定改革的总体框架和思路，需要报中央同意后再实施。”徐德明在会上表示，国土部将加快征地制度改革设计，抓紧制定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研究起草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的指导意见，做好《土地管理法》修改的准备工作等。
记者了解到，在此次国土年会的分组讨论上，各地方国土部门负责人对于土地制度改革如何推进也最为关心。
“是我们先报试点方案，然后部里审批后实施？还是部里先确定哪些可以试，地方再做方案？”江西省一位国土部门负责人向参与小组讨论的国土部副部长胡存智发问。
胡存智回应，各项土地制度改革试点需要经过国务院改革领导小组审批，地方不能“硬闯关”。
农村宅基地改革方案范文3
2015年12月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会议公告明确提出要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
对于农民工市民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业内解读多从房价入手，中国企业投资协会副会长、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理事长孟晓苏却表示，对“农民进城”的相关配套政策落实，将深层次激发实际需求。
中国房地产协会原副会长朱中一也表示，产城融合较好、基本公共服务配套的情况下，新型城市化吸引的人口自然会化解楼市库存。
房地产投资“急踩刹车”
2015年12月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会议公告明确表示，要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
“房地产去库存”这一提法并不新鲜，引人关注的是，楼市还有多少库存要“去掉”？
1998年“房改”大幕开启之后，中国房地产行业快速“奔跑”了15年，近十年间，房地产实际投资额同比增速几乎每年高达20%以上。然而2014年以来，房价高企、库存增加、投资下滑、区域市场严重分化等现象加剧，房地产实际投资增速由2013年的19.8%迅速跌至10.5%。
2015年年中，有机构预测2015年这一数据应当在8%左右。然而最新的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1-11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87702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3%。
虽然投资“急踩刹车”，但由于持续去库存与降息等政策利好叠加，2015年的房地产销售低迷状况有所缓解。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1-11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10925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7.4%，增速比1-10月份提高0.2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额74522亿元，增长15.6%，增速提高0.7个百分点。
然而，销售增速下降，楼市库存仍处高位。同样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5年11月底，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6.9637亿平方米。这一数据还不包括报告期已竣工的拆迁还建、统建代建、公共配套建筑、房地产公司自用及周转房等不可销售或出租的房屋面积。此外，全国商品房在建未售面积约为48亿平方米，待开工面积为8.5亿平方米，以2.4的容积率计算，全国整体库存约为63亿平方米。
“踩刹车”之后，房地产市场是否已经企稳？对于上述数据，孟晓苏估算：“截止到2015年11月份，整个房地产投资下滑，跌掉9000亿元，销售跌到了-6.3%，丢掉了2.7万亿元的房地产销售额。”对于房地产市场整体形势，他对《中国经济信息》记者表示，房地产市场的库存压力仍然存在，整体还处在低迷期，整个产业的复苏迹象还没有到来。2015年受2014年房地产的拖累，库存压力仍然存在。”
另一方面，“买涨不买跌”的怪圈也同样压抑了购房欲望。孟晓苏表示：“2014年社会舆论倾向于‘房价会下跌’的预期，百姓购房欲望不足，更倾向于观望，也间接导致了房地产业销售惨淡。”
“市民化”的农民工占比已达8.9%
从制度改革、政策配套，到产业引导，这一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告，对“楼市去库存”的部署可谓详细而具体。
在制度层面，公告称，要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要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使他们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求。要明确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向，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
在产业引导上，公告表示，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鼓励自然人和各类机构投资者购买库存商品房，成为租赁市场的房源提供者，鼓励发展以住房租赁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化企业。要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促进房地产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要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
此外，对于新型城镇化，会议明确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这一提法如何解读？
国家统计局对城镇化率的统计指标有两个：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以及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按常住人口统计，中国2014年城镇化率为54.8%。按户籍人口统计，2014年城镇化率是35.9%。二者之间有18.9个百分点的差额，主要构成就是2.5亿左右的农民工。
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按这一数据测算，“十三五”期间，如果外来人口入户比例能够大幅提升，城镇户籍人口将增加1.3亿。
朱中一表示， 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解决“3个一亿人”的问题，2015年出台的“十三五”规划建议以及多次讲话中均提到，首先要加快落实一亿左右的农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地区落户的目标，而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对整个房地产市场的走向也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农民工市民化”这一途径，不仅能有效消化楼市待售库存，也将使社会整体消费上一个台阶，对经济“稳增长”来说意义重大。
“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哪类供给？
城镇化是在以人为核心的基础上建立的，以农民进城为标志。城市对劳动人口最核心的凝聚力，大多来自就业机会以及配套公共服务。如果缺少系统性的配套方案，去库存的过程依然障碍重重。
朱中一在接受《中国经济信息》记者采访时表示，新型城镇化对房地产的发展主要有两方面影响：一方面，产城融合较好、有产业发展机制的地区，能提供就业岗位、有聚集人口能力、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库存及市场消化比较好，最典型的就是北上广深。“深圳（楼市）为什么那么好？就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氛围比较强，在二线城市里，楼市销售好的都是这一类城市。与之相反，三四线城市，以及部分二线城市，比如东北的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传统产业和新型产业对接不上，劳动人口持续流出，楼市去库存压力很大。”
除此之外，朱中一还认为，人口流向和国家城镇化发展的发展方针不一致，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国家希望控制大城市规模，要发展中小城市或小城镇，但是大城市就业岗位较多，基本公共服务好，人口流入在加速，尤其是一线城市，周边人口一般都会向这类城市聚集，流入中小城市的人口在减少。所以，大城市供求关系稍微紧张，中小城市或小城镇库存量相对较大。”
近年来，对于“农民进城”的配套政策相对模糊，“进城速度”全靠自然增长。在诸多生存与发展压力尚未化解的情况下，大部分农民进城之后依然租住，长期打工，攒钱买房。对此，孟晓苏表示：“农民进城遇到的艰难是与政策不配套的。”
除了“进城群体”，城市自身的发展与产业定位，也是新型城镇化的另一难题。
对于目前楼市的所谓库存，孟晓苏将之部分归因为限购、限贷等 “懒政”，“当时提出限购限贷，已经说是临时性措施，但一直不愿意取消，这条捆绑中国经济的绳索，压制市场需求，也令楼市供给畸形发展，既打压了消费又打压了生产，在麻醉市场的同时也麻醉了开发商。很多城市实际供应不足却限购，开发商被迫到非限购的三、四线城市去开发，形成了如今的大量库存。”
此外，在经济尚未找到新的增长动能之前，孟晓苏表示“不要急着‘去房地产化’”。他表示，很多潜在需求是附着在房地产行业之上的，例如城市整体规划设计，科技入户，物业管理，家政服务，金融服务……去房地产化，也在某种程度上打压了这些行业的创新动力。“比如不保温的房子现在有了外墙保温，WiFi进入家庭，网络入户，冬季取暖有了地暖，家电也在智能化。再比如前总理提出的节能瓷砖、节水洁具，光提倡这些，没有房子，这些瓷砖洁具装在哪？去房地产化，这些创新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进城住房，支付能力如何匹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城市发展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农业用地按相应规模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的过程，人口和用地要匹配，城市规模要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对于住房制度改革，主要以新市民为出发点，主要是农业转移人口。由于这部分群体支付能力有限，会议提出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等，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
朱中一分析称，农民向城市转移，相对应的是农村居住占地面积减少，城市占地面积将增加，相应的制度改革应当跟上，“如果农民的宅基地房产可以依法转让或抵押贷款，就可以提高他们在城市购房、住房的能力，这就是与能力相适应。”
孟晓苏也表示，农村宅基地问题存在了很长一段时期，然而民间这部分市场依然存在，要促进农民进城落户购房，对于原有的农宅、宅基地的流转问题急需法律补齐短板。
与之相比，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发掘潜在的租赁市场或许是相对容易的疏解渠道。
朱中一表示，房地产的协调发展就是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房地产应当与其他产业互相适应，地方政府也应当加强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地上地下基础设施应当配套，建设宜居城市对房地产的发展是有利的，“不能只追求快，配套政策、硬件都要跟上”。他举了个例子：“比如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与其他机构联手开发房地产租赁，现在的房地产库存，大部分都是毛坯房，要把毛坯房转化为租赁房，需要装修，达到拎包入住的程度。”
实际需求与成本推动新型城镇化
对于新型城镇化，坊间有种说法――“造城运动”。孟晓苏对此不以为然，“城镇化一定要造城，这种说法有点极端，不造城难道要造乡吗？”
他表示，新型城镇化必然会增加新市民，很多改造之前的原城市用地也必然会转为开发用地。此前城市化强调改造老城，不注重新区开发，实际上，老城的改造成本往往比建设新区更高。例如北京、上海，可用地都在6400多平方公里左右，建的城区也差不多大，1300多平方公里，大约五分之一，“五分之一的面积用来建设城市，另外五分之四用南水北调的高成本水，在北京种庄稼？非要强调北上广深保留农田，不科学。”
对于北京市政府要迁往通州及京津冀一体化将带来的“造城”，孟晓苏表示，这并不是“硬造”，而是源于城市发展、匹配居民工作与生活的迫切需求，“建新城成本低，比如医疗设施这一基础服务，同仁医院、协和医院改了好几回，现在人们发现70%左右的就医者不是北京市人，是周边城市的，那么，是把医院的楼拆了、盖得更高，人们还得到这个地方来看病，还是在通州另建一座协和医院呢？”
放弃盲目供给，重视有效需求
住房制度改革将面对农业转移人口形成的“新市民”，释放这2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的住房需求，楼市库存问题也将基本解决。目前，楼市库存累积严重地区主要还在三四线城市，去库存举措也需要更具有针对性。
孟晓苏认为， 从2015年初两会传递的“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政策信号来看，“房地产业仍将是国民经济主导产业，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引擎”这一观点慢慢扩散，逐渐被接受。到了2015年底，借助“化解房地产库存”的倒逼机制，以“问题导向”来推动难题解决，党内与社会统一了认识，变得相对容易。2016年将以去库存为指导，推动农民进城，让农民工变为新市民，进而围绕新市民的需求进行改革，一度停顿的城镇化也将迈出更大的步伐。
与此同时，孟晓苏表示，农民进城的意义也绝不仅仅是为了化解楼市库存。通过去库存，城镇化改革有了更多的空间，新的住房制度改革也将被更多的人接受。“上一轮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让多数城镇居民获益，这一轮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化将惠及包括农民群众在内的全体人民。”孟晓苏称。
农村宅基地改革方案范文4
关键词：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展望;综述
中图分类号：F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5）02-0059-06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5.02.14
在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背景下，2014年宏观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全年GDP增长率在为7.4%，略低于7.5%的经济增长目标，延续了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下滑趋势。一是经济增速连续跌破下限。进入2014年，我国第2季度GDP增速跌至7.4%，第3、4季度则继续下滑至7.3%，基本打破了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的区间，全年经济增速创24年新低。二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尽显疲态。2014年2月，我国出口出现了-18%下滑，之后继续维持低位震荡，全年进出口增长2.3%，其中出口增长4.9%，进口下降0.6%;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30%已经回落到15.7%，其中，扣除土地购置款的房地产投资2014年11月以来已经进入负增长;消费虽然取资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拉动力，但消费需求也保持着一个逐年下滑的态势，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回落到10.9%。三是物价水平持续走低。2014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2.0%，其中2014年9月CPI跌破2%，连续4个月运行在2%的下方，11月和12月分别为1.4%、1.5%，创下近年来的新低。四是经济发展预期有所恶化。2014年7月份以来，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从51.7%的高位回落到12月的50.1%，已经靠近经济强弱的分界点50%。经济增长动力明显不足，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的指数从3月就一路下滑，从3月的62.7跌至12月的48.7。在2014年宏观经济在增速回落的过程中同时表现出一些可喜的变化。一是需求结构出现新变化，消费拉动力增强;投资结构改善，民间投资开始发力。二是第三产业占比超过第二产业，经济呈现服务化态势;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提升，“中低速增长、高就业”格局初现。三是中小企业快速发展，新兴产业加速发展;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城乡关系更趋协调。正如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与挑战，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结构调整阵痛显现，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部分经济风险显现。” 2015年是新常态统领中国经济工作的关键年份，也是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年份，这一年将面临经济增长速度、增长动力、经济结构、发展方式等全方位的转型切换。一方面是中国经济之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力量在逐渐弱化，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新的常态的经济驱动力还没有强大起来，再加上美元升值、全球贸易政策变动等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增强[1]，总体看，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将面临三大风险和六大挑战。
一、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三大风险
（一）发展速度换档的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在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城镇化红利的推动下，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1978―2007年均增长率高达9.8%，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瞬间急速下滑，从2007年14.2%的高峰滑落至2013年的7.7%和2014年年均经济增速的7.4%，2008―2014年比1978―2007年低一个百分点。顺应经济增速的下滑，中央政府做出了“增长速度换档期”的判断。增长速度换档切换是客观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也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内在反应，但是在切换的过程中也存在换档的风险，这一阶段经济增长容易陷入停滞，近期我国增长速度连续跌破7.5%的下限，出现继续探底的趋势，预计2015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速会进一步下滑，突破7.5%～8%的区间波动，这一风险值得警惕。
（二）发展动力置换的风险
从旧的发展方式向新常态过渡，一个重要内容是经济发展动力的转换，但转换过程如果发生动力断档，那将会给经济造成断崖式下跌的风险。当前依靠要素投入为核心的增长动力在弱化，新的创新驱动的动力机制还没有培育起来;依赖投资、进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减弱，新的以消费为主的推动力还在上升;旧的支柱产业在衰退，新的战略性产业虽然蓬勃发展但其主导性、牵引力还没有充分发挥;旧的经济增长点在多年发挥作用后在削弱，新的经济增长点小荷才露尖尖角。发展动力一旦青黄不接，经济可能出现失速风险。
（三）发展体制转轨的风险
不可否认，过去多年来，在赶超型的经济模式中国政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形成了推动经济增长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我国政府很早就意识到这套体制的缺陷，开始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由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我国过度依赖高投资和进出口的问题更加突出，出现了大起大落的经济增长方式。但在经济“新常态”要求下，发展驱动力要从投资、出口转移到创新上来，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经济体制转型势在必行。体制转轨过程中，经济增长的动力程度差异较大，从而加剧了整个宏观经济形势的波动程度，这种体制转轨对宏观经济产生的波动很可能使经济发展出现断层，从而影响发展速度，而2015年恰恰是这样一个关键时点。
二、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六大挑战
（一）宏观调控效用递减
2014年我国面对经济持续下滑，通过微刺激来稳定经济增长，避免了大水漫灌，但连续刺激也出现了边际刺激效应递减。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统计，近几年贷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下降。2003年到2007年，人民币贷款增速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速提高0.73个百分点;2008到2014年，人民币贷款增速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速提高0.47个百分点。基于投资在稳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我们计算社会融资对资本形成的作用，2002年1元社会融资贡献的资本形成为2.27元，2008年下降到1.98年， 2014年进一步下降为1.68元。这意味着通过增加社会融资来扩大投资的边际成本在增加，随着增量资产产出率的上升，等量投资的GDP贡献率在下降，这些都增加了2015年经济刺激的难度。
（二）金融“融而不通”带来的融资约束
金融是实体经济发展的血脉，血脉如果不通，实体经济也很难有好的表现。近年来金融领域仍然存在融而不通、结构异化、脱实入虚、企业融资成本高企等现象，对2015年经济发展不利，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金融总量增速下滑。货币增速连续下滑，2014年M2同比增长12.2%，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年初13%的目标。M1的增长速度更低，2014年仅增长3.2%。M2和M1增速之差已经扩大到9个百分点，意味着货币流动性下降，表明人们消费信心降低，投资信心趋弱。贷款同比增速是2005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2014年社会融资规模为16.46万亿元，比上年下降4.8%。货币发挥作用具有时滞，2014年连续出现的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总量低增长将会制约2015年的经济发展。
2.货币流通速度降低。从M2与GDP之比来测算，2002-2008年货币流通速度一直保持在0.61-0.67的水平，2009年以来则连续下降，2014年已经下降到0.52，这意味着同样的GDP需要更多的货币来实现。
3.融资成本高居不下。据统计，2014年我国贷款基准利率为6%，在11月22日贷款基准利率才下调至5.6%，远远高于美国的3.25%、欧元区的2.43%、日本的1.246%和英国的0.5%，高于全球主要经济体。根据调研，现在中小企业的资金成本平均在15%左右，甚至20%。
4.货币金融资源配置出现严重问题，突出表现在金融与工业经济的背离，中小企业融资难与大企业融资便利，国有企业融资便利与非国有企业融资难。我们一直在鼓励金融资源更多向中小企业与创新型企业配置，但目前金融体制下金融资源却更多向大型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和房地产领域配置。2014年上半年在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债券市场上，国有企业和城投平台发行债券合计占比高达87.63%，而民营企业仅占5.47%。金融体系存在的这些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决的，将对2015年的经济发展形成较强的融资约束。
（三）房地产行业新常态化后的低增长
房地产一直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由于受刚性收入约束和库存销售双重压力，房地产投资很难出现20%以上的高增长，受市场力量的自身调节，未来房地产行业投资增速进入低速增长区间，行业竞争倒逼市场出清，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市场力量主导的自我调整。截至2014年11月，商品住宅施工面积50.49亿，商品住宅待售面积5.72亿平米，两者合计56.21亿平米，而过去5年年均商品房销售面积9.8亿平米，即使未来没有新开工建设，消化这56亿平米的供应就需要6年左右的时间。随着保障房建设加快，住房登记制度实施、房产税等将挤出部分存量房，这都增加了潜在供应。从需求面看，我国人口拐点正在出现，20～49岁的购房人口总量在2015年将达到高峰，随后进入下降通道，城镇化速度也有所减缓，2014年城镇化率已经放缓到1.04%，国内民众对房产的投资性需求在2015年将减弱。房地产开发企业对地产的投资意愿也有所下降。2001―2013年13年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5%，其中住宅投资年均增长速度为19%。2014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1-11月同比增长11.9%）、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增速、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及销售额增速、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到位资金增速以及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等指标全面回落，预计2015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速度还将回落，房地产投资将从超高速增长逐步降落到中低速增长区间，房地产行业逐步回到理性、常态、均衡的状态，适度、中低速、可持续发展将成为房地产行业的新常态。
（四）全球价格下行将给经济增加通缩风险
从国际上看，现在主要经济体基本处于低通胀环境，有些经济体正在滑向通缩。美国2014年12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PPI）月率创下3年来最大跌幅，欧元区PPI已经从2013年7月持续17个月负增长，11月CPI下滑至0.3%。在原油价格不断下跌的情况下，欧元区通胀仍然有继续走低的可能。日本的物价虽然在安倍经济学的推动下走出通缩，但目前仍然处在一个较低的通胀水平， 2014年11月日本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为2.7%，但如果扣除4月份上调消费税的影响，其CPI仅有0.7%。全球低通胀环境通过国际贸易影响到中国的价格水平。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来看，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下跌，连带铜、铝、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对于大宗原材料严重依赖进口的中国来讲，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使得中上游部门的通缩愈演愈烈，2014年全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下降1.9%，12月份同比下降3.3%，价格下跌将传导到下游消费品领域。展望2015年，有几个因素会对价格走势形成负面影响，增加通缩风险。一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带来的输入性通缩风险，2014年下半年以来石油价格暴跌将通过中上游部门向下游部门传导，这种传导效应将在2015年上半年出现;二是PPI连续负增长传导到消费品价格领域导致CPI继续走低;三是在美元升值背景下，人民币兑美元价格稳定导致人民币贸易指数持续上升，货币升值带来输入性价格下跌风险。在我国债务规模持续扩大的背景下，通缩将使债务人处于一个更加艰难的环境，2015年要防止生产和价格、通缩和债务的恶性循环。
（五）就业出现阶段性萎缩
充分就业是各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把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下限联系起来，提出稳增长是为了保就业。近几年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持续下滑，但是就业展现出很好的态势，从2009―2014年，每年新增就业人数都在1000万人以上，但有数据表明就业市场上的岗位需求实际上是在下降的。从2012年以来，各年度第三季度的招聘人数在持续下降，2012年为461万，2013年448万，2014年为420万。2014年度相对招聘指数（报告期需求人数/往年同期需求人数的平均值×100）为101，处于2009年以来最低水平，特别是2012年以来持续下降，说明当前人力资源市场用工需求增长趋势在减弱。由于制造业升级和工业4.0等的冲击，未来制造业可能会转移出大量的就业人口，这部分人口可能会对我国就业形成巨大的压力。这意味着2015年我国将从原来第二、第三产业共同吸纳第一产业对外转移就业人口转变为第三产业单独吸纳第一、第二产业对外转移就业人口，压力之大值得关注。
（六）企业“三座大山”的压力持续发酵
当前国内企业由于产能过剩、成本过高、债务过重的三重压力。首先，产能过剩是我国经济发展中老生常谈的问题，也是当前经济面对的突出矛盾。发改委披露2013年上半年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8%，随着经济增速逐阶下滑，产能利用率预计也会进一步下降。这意味着针对当前需求，2014年我们有20%以上的产能过剩。其次，成本过高则在近几年一直威胁企业的利润。2014年1-10月，规模以上企业成本从年初85.18/百元增加到86.02/百元，这将意味着大多数企业认为未来6个月的成本与去年同期相比会上升。产能过剩导致企业价格竞争，收入减少;成本过高导致企业支出增加;一增一减之间企业利润减少，盈利能力下降，投资收益率也随之下降。第三，债务过重也成为当前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债务过重一方面表现在企业负债水平高，企业债务规模迅速扩大，杠杆率就会快速上升，据统计2012年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为106%， 2013年进一步增至109.6%，这一数值远高于德国的49%、美国的72%、日本的99%，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和经济周期密切相关，经济增速下滑，导致2012―2014年企业的杠杆率再度上升[2]。债务过重另一方面表现为债务成本高，从我们调研中发现，由于过高的融资成本，国内有很多民营企业陷入了债务黑洞和债务链条，形成了新时期的三角债。
三、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展望：平衡稳增长与调结构
面临宏观经济的三大风险和六大挑战，我们对2015年的经济增长持谨慎态度，2015年稳增长的压力将更大。同时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中央提出要“再接再厉、趁热打铁、乘势而上，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取得新成效。”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之间的关系进一步面临考验[3]。为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关键是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平衡”，我们认为2015年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和难点就在于如何实现稳增长与促改革、调结构之间的平衡，其政策要点在于两方面：一方面短期内通过稳增长为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打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另一方面长期内围绕促进发展这一根本推进重大改革，激发企业活力。
（一）服务改革这一主题稳定经济增长
当前不仅要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待稳增长，更要从改革的角度来看待稳增长，稳增长要致力于为重大改革和结构调整创造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当前经济增长跌破底线的风险越来越大，要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防止经济跌破底线和陷入通缩。
1.实施灵活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近些年，我国一直秉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每年在稳健的总基调下有所差异。我们建议2015年央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采用更加灵活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除了传统货币政策工具调节货币的流动性。总理在达沃斯表示我国未来的货币政策不会大水漫灌，建议央行适当增加反周期货币政策的实施，在常规的货币政策仍然有空间的情况下，注重预调、微调，更好的实行定向调控。
2.实施更加积极有力度的财政政策。一是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激发企业活力。营业税改增值税自2013年在全国推广以来，2014年铁路运输、邮政电信业纳入， 2015年，营改增将改革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等领域，在企业困难加大的背景下，政府可以适时启动结构性减税，增加企业利润，帮助企业渡过困难时期。二是扩大公共支出，初步构建福利社会基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通过减少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盈余，每增加1%的财政支出，并平均用于教育、健康和养老，将使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1.2%。2015年实施更加积极、有力度的财政政策，加大对符合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驱动方向的政府性投入，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支出，织好社会政策的托底网。将以公共支出的适度增加促进引导合理消费的制度建设。三是创新投融资方式，积极推进公私合营（PPP）平台。据统计从1990年到2009年，欧盟近1400个项目是通过PPP实现的，价值2600亿欧元。2015年我国新预算法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套上预算监管的“紧箍咒”，未来地方财政资金能够用于基础设施的部分不会有太大的增加，依据PPP模式，以政府出资和公共资源为依托，采取市场化方式运作，鼓励更多的公私合作平台项目，使民间资本、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在市场原则下互利合作，不仅可以解决建设资金问题，还可以改善国家治理体系，增强社会凝聚力。四是适度利用地方债，有序化解债务风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高度关注风险发生发展趋势，按照严控增量、区别对待、分类施策、逐步化解的原则，有序加以化解”。目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虽总体可控，但大多数债务未纳入预算管理，脱离中央和同级人大监督，局部存风险隐患。新预算法第35条和第94条，从举债主体、用途、规模、方式、监督制约机制和法律责任等多方面做了规定，从法律上解决了地方政府债务怎么借、怎么管、怎么还等问题。如何防范地方债务风险是2015年财税改革的重点，要进一步健全债务扎口管理机制，严控新增债务。继续扩大自发自还试点省份范围，启动专项债券发行工作，健全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化定价机制，强化对地方政府举债的市场化约束，维护投资者权益和市场信心。
（二）围绕发展这一根本推进重大改革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2015年应尽快推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各项改革，推进更好发挥各类企业积极性的改革，推进资本、土地、技术、劳动力等各项经济增长要素相关的改革，使各项要素、各个主体能够释放新的活力来推动我国在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仍能保持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
1.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降低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要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按照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明确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抓住现在低通胀的时机，尽快推进水、电、气、油等价格改革，把凡是能由市场定价的都交给市场;强化政府市场监管职能，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消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的各项地方规定，建立统一开放的国内大市场。
2.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当前对地方财政的改革将使地方政府渐次退出经济建设领域，企业在经济发展中主力军的作用将更加突出，为此必须通过改革培育一个自主经营、公平竞争、结构合理的企业体系。通过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尽快制定中央层面的国有企业改革方案，明确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强化激励约束机制，分类施策，提高企业市场化、国际化水平。
3.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要更好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此要稳步推进利率、汇率等金融价格改革，通过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为利率市场化创造良好条件;推进金融机构改革，适当增加金融机构主体，促进金融机构间的有效竞争，以竞争推动金融机构完善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加快资本市场发展，创新资本市场融资工具，加快推进注册制改革，鼓励企业更多从资本市场获得资金。要在金融领域中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此要完善政策性金融体系，加强对金融服务薄弱领域的金融覆盖，发展普惠金融。加快推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为中国资本实现全球资源配置创造条件，为此要提升对外投资便利性，建立支持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服务体系。
4.加快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土地在经济发展中承担着多重角色，既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生产资料，又是工商业发展落地的载体，还是部分人群的资产，也是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因此，要按照土地不同的角色和职能进行分类设计。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建立公开规范的土地流转市场，通过市场配置土地使用权，鼓励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降低经济发展中的土地成本。探索试点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多的宅基地用益物权，增加农民财产。
5.加快科技创新体制改革。首要的是形成激励创新的体制机制。创新的主体是人才，要完善职务发明、技术入股等相关规定，让创新人才在创新中得到应有的回报。创新的主力军是企业，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使企业创新得到最大化利益;完善财税、金融、贸易政策，支持鼓励企业创新。其次是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机制，使创新真正面对市场，面对经济发展主战场。深化科研院所改革，能放则放，能推向市场的就推向市场。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市场来形成企业和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关系，建立公开透明的技术交易市场，让技术走向市场，同时也让市场来引导技术创新。
（三）抓住企业这一关键激发其发展动力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当前国内大量企业因产能过剩、成本过高、债务过重而喘不过气来，很多企业既没有生产动力，更没有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帮助企业消减三座大山的压力，激发企业活力乃当前稳定经济增长甚至为未来保存增长活力的当务之急。
1.打通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消化企业产能。过剩产能的消化一方面通过淘汰落后产能来实现，另一方面通过市场需求的扩大来消化。从市场需求看，一方面可加大力度开发国际市场需求，就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相关产业链而言，目前仅亚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的缺口就达到8万亿美元，通过建立可行的融资方案，这些潜在需求可以转化为现实需求，从而为我国相关产业提供巨大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要深挖国内市场潜能，减少区域市场壁垒，通过打造无障碍的统一国内市场来消化过剩产能。
2.依法推进企业破产清算，消融企业债务链条。根据我们在地方的调研，很多债务链的形成并扩散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该破产的企业没有破产，导致其债务雪球越滚越大，形成了数量众多的僵尸企业。僵尸企业的存在拖垮了债务企业，也拖垮了债权企业，不如迅速破产清算掉，这样债务企业的企业家也能轻装上阵，重新出发，而债权企业也能够拿回部分债权资金，结算自己的债务。
3.以“少取”、“减负”激发企业活力。在此关头，我们认为政府应当承担起责任，从现实来看，政府对企业的支持基本思路是 “多予少取”。多予，意指给资金、给项目、给行业准入、给补贴;少取则是实施结构性减税，减少企业负担。
2015年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在中央提出“新常态”的判断后，我国将不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预计2015年我国在设定经济发展目标时，将进一步淡化经济增长速度，换之以弹性目标和发展区间进行管理，采取预调、微调等宏观调控手段予以应对。面对经济增速下滑，中央将坚持不进行大规模刺激，而是采取预调、微调等宏观经济管理手段予以应对。这种变化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发展效率，实现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的平衡，从而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参考文献：
[1]刘伟，苏剑.“新常态”下的中国宏观调控[J].经济科学，20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