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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意识形态范文1
摘要：
意识形态的表达、展现及传播与网络传媒技术紧密关联，在深刻透析网络传媒技术本身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的学术难点基础之上，结合网络媒介意识形态传播的后现代背景解读，判断出在网络媒介时代，互联网等新兴网络媒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本身，表现出强烈的后现代特征，消解乃至颠覆了传统的意识形态传播，而且媒介意识形态传播的社会发展宏观背景进入了后现代的符号生产和消费的社会。从而，网络媒介意识形态传播有了“日常生活化”转向。这意味着“媒介化生存”已成为许多人“在世”的方式，网络媒介意识形态传播进入“生活化”的空间和“生活化”的符号消费。
关键词：网络媒介技术；意识形态；生活化
中图分类号：D64；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7）03006605
伴随云计算、大数据、传感技术等网络传媒技术的迅猛发展，意识形态传播内容及模式发生了极大变化，研究网络传媒技术下的意识形态传播成为当下一个研究热点。但目前学界基本聚焦于网络媒介作为载体如何传播意识形态的功能研究，更多地把网络传媒当作一种媒介工具，很少甚至忽略了对网络传媒技术本身的深刻特质进行探索，在学理上缺乏深入辨析意识形态的网络传媒技术与作为意识形态传播工具的网络传媒的区别，只有在厘清这个难点以及对网络媒介意识形态传播的后现代背景进行解读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更深入、客观地理解其传播转向。
一、媒介技术：工具还是意识形态？
网络传媒技术作为社会生活当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重要实践媒介，其提供信息生产与传播效率的手段、技艺、知识不断革新。如何运用网络传媒技术进行意识形态传播，首先要弄清楚这个基本事实：网络传媒技术本身是不是意识形态？单纯认定网络传媒技术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结合体，这没有什么问题。自然属性是作为纯粹的工具性的特质而表现出来，与社会体制、社会文化相脱离，表现为技术的客观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表现一致，体现出技术的中立性，意味着价值中立。
以传播批判研究见长的法兰克福学派对此却有不同看法。马尔库塞认为，在现代社会，技术弥漫于社会各个角落，已经演变成一个无所不在的统治体系，即便认为技术仅仅是作为工具，但也不足以表明技术在政治上是中立的。因为只要使用技术，哪怕是当成基本的应用，在现实社会也已经构成人对人的统治方式的基础。“技术对现存事物的顺从主义使它们自身成为统治工具，成为意识形态。”[1]按照这个逻辑，媒介技术要达成意识形态传播或控制，有两个走向：要么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工具，要么最终本身成为意识形态（媒介即是意识形态）。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甚至认为：“电影和广播不再需要作为艺术……连它有意制造出来的废品，甚至也被认为是意识形态。”[2]这显然是对媒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人与社会统治的夸张表达。在上述语境中，技术虽然显得无所不在，但又是抽象的，而媒介却是与生活息息相关，具体可触摸的。由此，技术外化为媒介，或者说媒介取得了技术的代言权，为直观起见，或以媒介技术指代。
媒介通过“工具理性”悄无声息地消除了个体的反抗本能，实现了技术的意识形态奴役。“工具理性”以技术主义为圭臬，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强调效率标准。个体沟通需求时，总是希望媒介工具的技术化程度越高越好、便捷高效，于是，在媒介行业，技术标准取得了合理化的地位、获得理所当然的存在，最终实现了马克斯・韦伯所称的“手段目的合理化”。马尔库塞对韦伯的理论做出了进一步阐释：“在韦伯所说的合理化中，要实现的不是合理性本身，而是以合理性的名义实现没有得到承认的政治统治的既定形式。”[3]在“文化工业”的现代社会，媒介技术由此取得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依照海德格尔的“技术不仅是手段，技术是一种解蔽方式”[4]，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技术如何维持既定的存在。作为意识形态的媒介技术是非暴力的、温和有效的，结果却是技术统治的意识相比以往其他类型的意识形态更潜移默化、深入人心。可见，“媒介即意识形态”在于媒介对人意识的控制和操纵，使人的思想和行为一致化和规范化。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媒介具备实践意识形态职能，可以成为直接的生产力，并日益成为社会意识形态，这样一来，媒介“技术”与实践的差别就得以消除。由于媒介技术的日益进步，韦伯所谓的“技术合理化”的媒介系统被社会制度所吸收，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政治框架得以进一步确认，意识形态的社会问题解决要么剔除实践，要么把政治、经济等实践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一切由技术安排寻求合理、有效的行动路线。从而，这种技术统治模式在表面上取得了社会问题“非政治化”的效果，表面上的合理化掩盖了意识形态的内在动机。法兰克福学派对媒介即意识形态的论证非常具有思辨性，角度新颖，其理论推导抽象而又“理性化”，但它却难以验证，过于强调媒介的力量，把媒介塑造成意识形态，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并把社会的弊病归结为媒介或者技术本身。
显然，技术不是解决当今媒介化社会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亦非问题的“替罪羊”。尽管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追问：“人们真地能将作为信息和娱乐工具的大众媒介同作为操纵和灌输力量的大众媒介区别开来吗？”[5]那么，媒介技术就是意识形态吗？媒介技术到底楹挝铮吭凇豆赜诜讯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提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6]因此，有必要立足于马克思技术本质观的实践哲学来解读该疑问。
法国哲学家库斯塔・阿克斯劳斯在《卡尔・马克思思想中的异化、实践和技术》中不无深意地指出：马克思思想关键点之一就在于其对技术的深入透彻的把握，我们只有在深刻理解马克思对于技术诠释的基础上，才能对有更为清晰的哲学认识[7]。第一次工业革命不仅是技术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革命，更是引起了深刻的社会变革。马克思敏锐地捕捉到了“技术”这一影响社会巨变的核心要素。在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中，马克思把人类社会一切领域中的实际活动都理解为实践。俞吾金认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是“生存论的本体论解释框架内的实践概念”[8]。生存是人类面临的前提性问题，物质生产实践非常重要。在马克思那里，他对生产活动的优先性给予了充分肯定，“第一活动”就是生产活动，在生产活动中，技术及技术变化非常重要，技术革新甚至带来整个生产关系的变化，并最终推动生产力跨越式发展。因此，从本质上讲，技术是由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所引发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实践活动，技术问题在生产活动过程中产生。技术是一种生产力，它不仅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见，技术在马克思实践哲学中，在人类生存的现实生活层面，是与生产劳动实践紧密联系的。根据马克思的技术实践哲学我们可以认知，作为生产力的技术（包括媒介技术）与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不能等同[9]。
法兰克福学派看到了强大的媒介工业对社会控制的一面，但他们对媒介即意识形态的论述过于强调媒介技术的政治性，最终走向了技术决定论，与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相背离。
总之，从唯物主义的实践角度考察媒介技术，可以认为媒介技术（包括网络传媒技术）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一种工具，本身带有强烈的文化或意识形态倾向，即社会属性。应用媒介技术背后蕴含着具体的社会制度以及意识形态。
二、网络媒介的意识形态传播后现代背景解读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左右滥觞于西方国家的一种泛文化思潮，表现为对西方近现代哲学体系的反思和分离。但无论是对于后现代的进化历程或是从词源学上来对其进行的考察都是模糊的，因而，关于后现代的解释一直没有定论。吉姆・柯林斯认为，后现代主义“没有一种涵括一切的理论范式能够提供适于解释后现代主义的定义”[10]。但这并不影响后现代主义表现为一种极强的对现代文化消解、颠覆的文化形态。后现代与当今的网络社会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特别是与自媒体时代的网络传媒紧密相连，都展现出去中心化、对统一性和同一性消解的特质。
在网络媒介时代，互联网等新兴网络媒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表现出强烈的后现代特征，对传统的意识形态传播进行了消解乃至颠覆：自媒体等新兴媒介的涌现对技术中心的瓦解，打破了意识形态传播的技术中心垄断，实现了技术分散化；网络媒介对传统的意识形态传播组织、机构权力的消解，使“把关人”控制信息传播的权威受到挑战，去中心化的社交网络传播日益兴盛；网络媒介对传统意识形态传播语言及传播文本的颠覆，迫使意识形态传播进行话语转换。
此外，网络媒介意识形态传播的社会发展宏观背景进入了后现代的大众传媒社会。鲍尔德温的大作《文化研究导论》中持有这种观点：“后现代性可以指这样的社会：它仍然包含着某些现代（不是传统的）的面貌，但是已经为大众传媒或消费增添或开放了重要的作用。”[11]大众传媒的社会和消费盛行的社会就是鲍氏所定义的后现代社会。汤普森在大众传媒社会的论断上更为大胆，他认为现代文化以及现代社会的一个核心就是大众传播的发展，甚至可以将其提升到中心维度的地位。继而，汤普森提出了“现代文化的传媒化”理论。汤普森认为，文化是作为一种意义形式出现的，主要体现于各种语言或者行动等具体的象征形式之上，也就是通过象征形式表达意义特征。对文化的各种阐释、分析，实质上就是对象征形式中蕴含的意义进行解读。
大众传播日新月异，特别是新媒体的崛起改变了“象征形式”在四大核心流程“生产、分配、消费、交换”的流转模式，使得意识形态第一次涌现为群众现象，O大扩展了意识形态的运作空间。大众传媒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进入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作为普通人来说，这就是他们感知权力与国家意志等统治关系的社会背景。汤普森把关注目光从宏观性的意识形态政治传播投向了媒介社会中意识形态传播的日常生活背景，通过对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对传媒信息使用、传播的考察，得出大众媒介象征形式所隐含的意识形态，“突出传媒信息所推动的意义服务于维持或瓦解、建立或破坏结构化社会背景的方式”[12]。确实如此，媒介化生存已经深入到当今时代的骨髓，网络媒介浸入到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象征。实质上，如今网络传媒的网络化、社交化、数字化进一步深化了大众传媒对于社会的影响，比汤氏所论述的走得还要远。意识形态传播已从政治领域向文化领域深化。
媒介意识形态传播的社会发展宏观背景进入了后现代的符号生产和消费的社会。“符号是人们共同约定用来指称一定对象的标志物。”[13]在后现代的时空背景下，不仅网络社会是由符号组成的虚拟世界，就是现实社会也难免“穿越”、断裂抽离，表现为由各种五花八门的图像、媒介、音频等构成的时空错杂的感官世界，人们容易忘却传统，也缺乏富有创见的幻想，唯有在当下符号构成的世界刷满整屏的存在感。正如鲍德里亚所言：“当代电子媒介社会完全是一个模拟的符号社会，它是一个类象的新时代。”[14]技术进步和生产的发展不仅使当今社会从一个注重生产的社会慢慢过渡到消费社会，更是使其成为一个以把符号的生产和消费定格为核心的社会。比如从当今社会对电子媒介苹果手机的消费中可以看出，苹果手机真实的使用价值已经被其本身作为一种价值符号所掩盖了，人们并不是首先关注其使用价值而是对其符号指向兴趣盎然。符号意义的生成是其中运作逻辑的核心环节，意识形态控制通过符号消费得以完成，进而其中潜在的意象在悄无声息中得以传递。
在网络传媒时代，人们依赖性地借助网络媒介，以之为载体，用声音和图像编码，通过具象符号将现实世界施之于符号化、景观化的呈现，这种呈现实质上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当然也有人为的文化创造成分。鲍德里亚认为：“消费是一个系统， 它维护着符号秩序和组织完整。因此它既是一种道德（一种理想价值体系），也是一种沟通体系、一种交换结构。”[15]在媒介信息的超负荷传播中，个体难以避免、或多或少地被裹挟在信息之中。信息时代给我们展现的是一幅由各种信息编码的宏观图景，被动、无意识成为个体接受信息的一个愈发显著的特质，同时也是这个宏观图景的一个标志性注解。个体的想象力和文化自觉逐步退化，造成消费者的集体无意识。大众成了被信息所俘获的奴隶，首先是丧失了自我的主体性，只有通过消费，才能获得存在及符号的意义；其次是失去理性，陷入集体无意识。在“普遍丧失，不是个别丧失，是集体无意识，不是个别无意识”[16] 的场景中，编码得以实现，意识形态的意义结构得到构建。总之，在网络传媒的后现代语义中，意识形态的展现有了更多的符号表征及意义，值得意识形态传播研究者深究。
三、网络媒介意识形态传播“日常生活化”的转向
法兰克福学派“媒介即意识形态”的论断以及网络媒介的意识形态传播的后现代背景解读实质上是建立在工业社会后期，文化工业强大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个体和社会陷入到媒介化生存的境况之下，通过对社会学的批判和反思基础之上建立的。法兰克福学派把研究目光投向了社会实践领域，认为通过消费、媒介技术、大众文化的隐役，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不自觉地接受意识形态的输入。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和个体生产的消费品很多具有文化符号的意义，某些消费品的文化符号甚至与国家的价值基础、信仰导向互为支撑。比如好莱坞的电影消费附加了太多美国的价值观，而这种符号消费往往是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社会生活紧密关联，从而构建了消费社会的整体性意识形态。
网络媒介的兴起与普及，使其逐渐构建起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媒介化生存”已成为许多人“在世”的方式。新媒体重新定义了主体、受体、渠道、传播效果等内涵，开启了信息传播者、使用者的创造性，媒介技术渗入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而使信息的传播、创造、重组、变异变得更加日常化，普通大以自身对信息理解、接受的方式建构了另一种虚拟的信息社会。网络媒介的无孔不入，使得意识形态传播从狭隘的政治领域进一步转向更为隐秘和广阔的日常生活空间。大众在日常生活中无意识地就接受了政治意识和各种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稳定秩序的思想观念。日常生活实践作为人类一切活动的起点和共同基础，通常被理解为人类活动领域的基础性层次，具有无意识特征。它必然受到由“工具理性”和现代媒介技术所主导的文化工业和媒介组织的挤压和影响，“文化工业的每一个运动都不可避免地把人们再现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个样子”[13]。大众传播的媒体技术促使意识形态以各种有意义的象征形式在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传播，而且使意识形态的象征形式扩展第一次出现了群众涌现现象，这意味着在日常生活层次的意识形态传播进入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所以有必要把意识形态传播活动与日常生活实践相结合进行考察，关注零散的、实践的个体物质化的日常生活，意识形态传播在网络信息时代有了向日常生活的社会学转向的倾向。
网络媒介意识形态传播进入“生活化”的空间，表现为媒介与意识形态传播关系进入到一个包罗万象的日常生活实践空间，通过日常生活这个中介性的基础层次迈向政治与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在此人类整体的全部关系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形成，我们的各种需求和欲望、快乐和快乐的缺失等意识和情感都被卷入到技术化的媒介传播机器当中，最终以丰富的社会日常生活形式被纳入到意识形态传播范畴。日常生活与政治、艺术、宗教等有了更多重叠，日常生活的个人私人领域与公共生活领域也有了更多交集，但意识形态文化的高度专业化和技术化与日常生活是有距离的，这导致私人参与公共事务实际上处于匮乏的状态，普通人对于公共参与的鸿沟只是表面上得以克服，意识形态传播在所谓的公共领域通过工具理性和程序规制得到合理性的认可，现代技术和政治制度在日常生活中完成了意识形态无意识的实现。
同时，网络媒介意识形态传播进入“生活化”的符号消费，表现为网络媒介造就了光怪陆离的景观社会，蕴含于消费中的日常生活被推到了理论的前沿，媒体在市场经济中推波助澜，与消费文化一起“制造出与现存的价值观、体制、信仰和实践相一致的思维和行为”[17]。符号消费意味着符号本身作为一个系统所具有的系统性力量，能够对个体或社会产生影响和操控，而且在消费过程中对意识形态进行传导，对意义进行导向性、目的性的重构。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强势集团，通常利用媒介的外力影响或通过仪式感很强的方式内化符号的感召力。而商品由于在交易上是市场化、平等的形式，所以在外在形式上显得隐蔽很多，主流阶层（占统治地位的阶层）通过媒介鼓吹、塑造商品符号（赋予其意义、象征、身份、品位、个性），最终使得商品不再是单纯的、具体的物，而成为某种价值符号，以各种外在话语、图像表征来体现种族、阶级等意识形态，消费符号背后支撑的是严密的社会层级。符号消费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文化消费，反映了消费者的文化观念、意向、准则以及各自的生存样式和自我认同观念。这种认同和生存样式在看似日复一日的机械和重复的日常生活中微妙转换，并固定下来，“它体现着人的消费行为的个性化和多样化，而这种个性化恰恰在文化系统中又被同质化了，成为一种意识形态”[18]。电子媒介造就了景观社会，最终使自身也异化为消费符号，在消费中个体个性得到张扬，个体体验到存在，个体在无意识中陷入一种深层的幻觉，这种幻觉不仅体现于人的心灵层面，也体现在意识形态传播的文化层面。
总之，网络媒介意识形态传播有了“日常生活化”的转向，需要我们充分认识网络媒介技术，在工具和政治之间找到意识形态传播“生活化”的平衡点，从理论上做好研究和解读，提升我国意识形态传播的理论研究和建设水平，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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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Tools and Politics： The Diversion to Sociology of the Ideological
Communication of Network Media
HU Qiming
（The Base for Marxist Theory Research and Construction， Guili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The expression and propagation of ideology are closely related to network media technologies. Based on the discri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twork media technology and the ideology， through the study and analysis of the postmodern background of the spread of network media ideology， the present paper draws a conclusion： the spread of the network media ideology has a sociological turn based on daily life. In the network media era， the Internet and other emerging Internet media as a means for spreading the ideology itself， show strong postmodern characteristics which even subvert the traditional model， and the background of the spread of the media ideology enters into a society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postmodern symbolic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This means that the “media survival” has become a way for many people to live in the world， the spread of network media ideology into the “living” space and the symbol consumption.
Keywords：
社交媒体意识形态范文2
在该书中，作者对科技发展与战争演变的机理进行了深入探讨。从古至今的战争演变，就其与科学的关系而言，可以称之为物理战。从更高的层面上看，武器杀人，还不是战争的终极目的。战争的最终目的是使对方屈从于我方意志，即从精神层面上制服对手。这就意味着，光有物理战是远远不够的。信息化战争是物质与精神、观念与现实的统一，它既是物质形态发展的表现，也是精神因素作用的必然结果。赢得未来信息化战争，必须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获取战争的制域权并主导战争的话语权。夺取认知空间的制脑权，“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信息化战争的最高境界。
认知空间指的是人类认知活动所涉及的范围和领域，它是反映人的情感、意志、信仰和价值观等内容的无形空间，存在于斗争参与者的思想中。国家认知空间分散存在于每个个体的主观世界，由全社会无数个体的认知空间叠加而成。国家利益不仅以实体形式存在于自然空间、技术空间，也无形地存在于认知空间。“制脑权”就是以宣传媒体、民族语言、文化产品等所承载的精神信息为武器，以渗透、影响及形塑社会大众与国家精英的认知、情感、意识为指向，最终操控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念、民族精神、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历史信仰等，促使其放弃自己探索的理论认识、社会制度及发展道路，走向自我毁灭的彼岸。
伴随着全球网络的崛起及新兴媒体的发展，目前，美、俄、英等世界主要军事强国都十分重视认知空间安全的战略问题。美军正在信息战框架下整合传统的心理战、战略传播、公共外交等不同形式的认知空间作战。2009年6月，美国国防部在“信息协调委员会”基础上，又成立了全球接触战略协调委员会，随后，又向国会提交了首份《战略传播报告》。 2010年12月3日，美国时任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签署命令，将“心理作战”改为“军事信息支援作战”，正式将心理战纳入信息战框架。俄、英、德、法等国军方也在探索加强心理战力量体系建设，切实提高信息作战水平。
当前，随着全球媒体时代的到来，特别是新兴社交媒体的发展，大国之间的政治博弈持续加剧，人类心理困惑、道德危机、信仰迷失等“认知域症状”不断凸显。对此，作者在《制脑权：全球媒体时代的战争法则与国家安全战略》一书中指出，认知空间对抗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国家认知空间的安全边界具有模糊性，二是国家认知空间的信息攻防具有操控性，三是国家认知空间的战略对抗具有持久性。
进而，作者剖析了夺取国家认知空间较量“制脑权”的四种主要方式：
社交媒体意识形态范文3
想做互联网产品方面的创业，首先要考虑的是“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产品?它要满足哪些需求?这些需求的必要性如何?”。
之后便会考虑，“该如何延长这款产品的生命周期，不至于很快过眼云烟?”，这个问题恐怕是许多互联网产品都存在的，也是创业者最费心的问题。因为，决定做什么不难，难的是如何持久。
最后，一个很隐晦的问题便会出现。“满足需求和产品生命周期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如果有的话，又是什么样的关系?”
大家的讨论七嘴八舌，各有见地，不过我却上了心，对创业风起云涌的时代“究竟该如何做互联网产品?”这个问题细细想了一番。
一、“我认为产品好，一定能大卖”的时代早已过去;做互联网产品应从“产品思维”向“用户需求思维”转变
仍以想做大数据产品的朋友为例。
对方问：
我想做一款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平台，这个平台会通过大数据精准分析用户需求，然后我们向品牌商提供用户分类数据，帮他们向用户精准推送品牌广告。我们从品牌商处收取费用。这个有没有市场前景?
我提出问题：
第一点，这种精准分析和精准推送，应该更像微信能做的事情啊。你的竞争力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如何先在自己的平台上积累用户资源?如果没有用户资源，你的大数据分析不就是幻想吗?
第二点，你有没有调查过你的目标用户?他们为什么非需要你这样一个平台?仅仅就是为了看广告吗?他们有什么样的需求?如果能满足这个需求，才能把他们吸引到平台上来。
第三点，即便你的目标用户有需求，那么还要看这个需求的大小程度，因为需求大小决定了他们黏在平台上的时间长短。比如需求小，大多数用户就是为了获得奖励才去你的平台，然后就跑路了，那么，你那些后续的精准推送广告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
对方一时无言，又讲了几个能吸引用户到平台上来的方法(此处保密)，不过在我看来更多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其实我们的对话，反应出了两个关键问题：
1、“我认为产品好，就想当然认为一定能大卖”的想法，至少做互联网产品不能依赖了。
我不否认朋友对做新产品的初衷想法是极好的，但这个想法是典型的“产品思维”，没有考虑用户到底需不需要，为什么需要?这种思维是站在“产品”角度考虑的，比如，我只想着如何做出各种强大的功能，但我没考虑这些功能为什么一定能吸引用户过来。我自认为产品好，就觉得一定会很有市场。
技术和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早已导致各种产品极大丰富，且同质化严重，竞争前所未有。这也就让垂直领域和细分领域产品更加的细分化。其实，细分就意味着把原来某个大群体“看似”共同的需求，切割成不同小群体的各种各样的需求。今天的互联网产品就是在这样的局面下生存的。所以，互联网产品只能更加艰难地挖掘小群体用户的需求，甚至又把需求打散分成好几类，然后抢占其中的某一小类需求市场。今天做互联网产品面临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困难的竞争和挑战。
所以，过去那种“一款产品通吃天下”、“一个广告招揽所有人”的“大产品”和“大广告”的美好年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也将成为幻想。
也有人说“定位理论”已经失效，未必见得。只不过，如今的“定位”已经不再站在产品的角度去定位了，而是站在“用户”的角度去定位。
2、“用户需求思维”应该主导今天的互联网产品
尤其对于互联网产品来说，用户对其看重的更多是“能否满足我的某种需求”，而对其“品牌”的重视要小于对传统行业中的品牌重视。比如，现在的用户使用某个平台或某个APP，不会凭借它是BAT的产品就断然使用，而更多的看这款产品本身是否符合了我的需要，对它是谁家的、谁做的不太关心，或者说关心度要小的多。
这与传统行业有较大不同。在传统行业，一个新产品如果要脱颖而出，难度非常大，因为它面对的是与大品牌的竞争，并且在几乎没有知名度的情况下，需要大量广告投入才可能让消费者了解到它，经过反复广告后，消费者形成印象，从而可能去尝试这个品牌。此时，消费者的行为和心理路线是：认知——情感——行动。人们更愿意相信“品牌”的价值。
而互联网产品似乎是相反的路子，只要产品满足了用户的某个需求，那么，用户便会使用，使用后感觉好，便会在社交平台上告知分享给朋友，朋友体验的好，又会告知分享给其他人，如此形成了口碑传播链条。此时，用户的行为和心理路线是：行动——认知——情感——分享传播。人们更愿意相信“满足我体验/需求”的价值。
我经常会给学生讲一个“雨伞”的例子，形象地对比这两种思维。假设有一家制造太阳伞的公司，该公司自认为造出了世界上最牢固的伞，使用的材料环保、坚固、抗摔、抗磨、防晒…。总之，从产品本身看，的确是一把好伞。企业在这款产品的众多功能中，选择了一个它认为最重要的功能(坚固耐用)作为“卖点”和“广告诉求点”。然而，它的伞并没有像它想象的那样大卖，销量惨淡。原因何在?
这就是典型的用“产品思维”做产品。它没有考虑到，太阳伞的用户是年轻女性，她们需要的不是多么结实、多么牢固的伞，她们最本质的需求就是防晒功能一流，美观。至于是否结实只是她们考虑的次要因素。对于用户来说，不管这款产品有多少功能，他们最“看重”的就是“防晒”这个主要功能，“时尚”是附加功能。所以，如果这家公司能够提前做一点调查，抓准目标用户的真实需求，并且把这个“防晒”需求和产品的防晒特点结合起来，就会找到准确的广告卖点(防晒)。只需一句简单易懂的广告语——“用了这把伞，怎么晒都晒不黑”，或许就轻松搞定了销量。
举这个例子可能并不太准确，但至少可以形象地反映出，目前做互联网产品的两种思维方式：“以我为出发点”和“以用户为出发点”。
二、社交媒体时代，用户需求的三个层次：本质需求、附属性需求、边缘性需求。本质需求是“拉力”
假设在做一款互联网产品之前，已经准确了解到用户的需求了，这意味着这款互联网产品一定会被用户广泛使用或者长期使用吗?仍然不一定。那么，这时的决定因素是用户需求层次。也就是，看你的产品能解决哪个层次或哪几个层次上的用户需求?
心理学家马斯洛在1943年曾提出过著名的马斯洛五个层次需求理论，由下而上依次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从此，这个需求层次理论便应用于广告、营销、商业等领域。
当然，今天的人仍有这样不同层次的需要，但可能有些许变化。在今天的社交媒体时代，环境让人的需要变得更加多样化，需要的重要程度也有改变。
因此，根据需要对用户的重要程度不同(触及人的痛点的程度不同)，我试着把今天用户的需求归为三个层次(如图所示)：
第一个层次是本质需求，这些需求主要包括：通讯、社交、生理、本能的渴望或欲望等。
生理需求自不多说，是最基本的需求，主要包括：吃、穿、住、行等。本能的渴望或欲望，是潜藏在内心深处的，主要包括：性、色、金钱、求偶等。对于社交而言，人生活在今天的信息社会之中，本能地有与他人沟通交流的需要，不同的通讯媒介都是满足社交需求的手段。所以，我将社交需求也看成是一种本质需求，而通讯需求自然是满足社交需求的必须条件，所以也是本质需求。总之，本质需求都是最能触及人的痛点的需求。
第二个层次是附属性需求，这些需求主要包括：价值观、意识形态、某种心理需求等。
这个层次的需求并非人的必需品，但却依附在人身上，受到人所在的特定环境或社会境况的影响。比如，90后人群比较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喜欢个性和与众不同等等，这些都属于价值观层面的东西。意识形态主要包括：观念、态度、生活形态等。而某种心理需求则包括，认同感、成就感、虚荣心、表现欲等。附属性需求所触及的痛点程度要小于本质需求。
第三个层次是边缘性需求，这些需求主要包括：兴趣、爱好等。
之所以称为边缘性需求，并非说这些需求不重要，而是因为这些需求虽然更多涉及精神层面，但在触及痛点的程度上相对要低于本质需求和附属性需求。
在这三个层次中，本质需求是最核心、最根本性的需求。
就好比，人只有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问题，才会考虑精神享受一样，如果是饿肚子的状态，那么心理只会想着吃，绝不会再考虑静静欣赏美景或一本书。
所以，如果不能满足用户的本质需求而单单空谈附属性需求或者边缘性需求时，互联网产品是没有根基的，也未必能长久黏住用户。比如，之前一段时间在微信上火极一时的“足迹”、“脸萌”等产品，其设计初衷是希望满足人的爱表现或好玩或扮情怀的心理，通过用户使用后在微信里的分享传播迅速聚集越来越多的用户。但这些用户多是一次性用户，因为当满足了这些心理(附属性需求)后，也尝鲜之后，便没有其他理由让用户长期留在此地。
此类产品层出不穷，但死掉的也一波接一波。原因在于，这类产品只满足了附属性需求或边缘性需求，但这些需求并不能真正触及用户痛点，用户来的快走的也很轻松。其实，缺少的或许就是“满足本质需求”这一“拉力”。有了这个“拉力”，产品便会形成闭环。
或者换句话说，互联网产品越能满足用户的本质需求时，用户越难以轻易放弃这款产品。而越接近边缘性需求时，相对来说，用户放弃这款产品几率越大。
三、如何根据用户的三个层次需求来设计互联网产品?
虽然用户的需求是多层次的，但是互联网产品不可能同时满足所有层次的用户需求，只能满足某一个层次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需求。比如像现在的某些美食O2O产品，以吃为由头，做线下社交活动，其实满足的是生理+社交需求，是本质需求层次上的需求组合。微信满足的是用户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即时通讯+社交需求，也是本质需求层面的组合。美图则满足了用户的虚荣心理，爱美、遮丑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欲望。
或者满足某两个层次中的某几个需求。比如现在刚兴起的一些O2O产品，其实都是在本质需求的基础上，与附属性需求结合或与边缘性需求。有的产品以吃为引线，聚集用户到私厨进行厨艺切磋和交流，让美食不再单是吃，而变成一种审美体验，让人感受一种生活状态和生活态度，这种体验就是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这种产品满足的是本质需求(食)+附属性需求(意识形态)。而有的产品则仍以各种美食为主题，聚集对做美食感兴趣或爱好做美食的群体，前来交流。这样的产品满足的是本质需求(食+社交)+边缘性需求(兴趣+爱好)。但同样是美食O2O产品，因为满足的需求不同，它们之间便有了差异化。
纵观一些成功的互联网产品，其实质都是，要么满足了用户最本质的需求，要么是在本质需求层次上添加了其他层次的需求，以此做出创新和特色，并提供差异化的功能。
仅按照上面说的用户三个层次需求，就可以有三大层次的组合出现：
1、本质需求+附属性需求;2、本质需求+边缘性需求;3、附属性需求+边缘性需求。在此基础上，如果将不同层次中的各种需求细分后再尝试排列组合，那么就可以产生很多种类型的互联网产品想法。(如下图所示)
但仍需要强调的是，产品满足的用户需求层次不同，用户对产品的依附程度也是不同的。我仍认为，满足了本质需求的产品，用户的依附程度最高，而单单满足附属性需求或边缘性需求的产品是缺乏持久力的。本质需求依然是产品的核心拉力和根基，这个层次中的某个需求可以不作为产品的主要功能，但却可以做为让用户不轻易离开的一种理由。
当然，上面的组合都是假设你打算做某款互联网产品时，需要首先进行的需求定位。但是，在这之前，最重要的工作仍然是你需要先调查目标用户，到底有哪些层次的需求，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然后将产品现有的功能和用户需求进行匹配，或者重新设计能够满足用户需求的功能。
四、然而，想了解用户的真正需求有那么容易吗?
今天很多人都在讲“用户思维”，其实“用户思维”本质上应该叫做“用户需求思维”。然而，真正站在用户需求思维想问题，了解用户的真正需求，是一件很难的事。
在了解用户需求上，目前大致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凭借心理学分析，分析用户的想法、态度、意识形态、观念等心理层面和精神层面的东西。另一种则是完全依赖技术，通过大数据分析或者传统数据来分析用户行为，对用户画像，从行为推断需求。两种方法各有利弊。
如今，在广告和营销领域，许多大公司仍然喜欢利用传统的调查方法去调查和分析用户的真实需求，比如通过面对面的深度访谈和科学的抽样问卷调查，这些方法有很多好处。
也有人会认为大数据会搞定一切，但是大数据也很难分析出准确的用户需求。首先，公司要有大量用户数据源，或能找到相关数据源，其次，你要考虑这些数据源中的数据有多少是有用的，有多少是干扰的，否则都是没价值的，就没有分析的必要。第三，即便前两者都达到了，你也不能单分析这些数据，还要考虑用户有某种行为时处于什么样的场景，了解用户处于什么场景下做出的这种行为，才能分析用户当时真正的需求是什么。但要做海量的用户行为场景还原简直不可能。
比如，今天某电商平台推送了一件衣服给我，我就买了，那么大数据就会认为我喜欢这种类型的衣服。但是，电商平台不知道，我到底为什么买这件衣服?我心情好，一时冲动买的，还是真的喜欢这种类型才买的?假设我就是心情好，冲动买了，买了就后悔。但电商平台不知道，它一定会给我继续推送类似款，但不会再引起我的二次购买行为，甚至这些信息会对我造成干扰。对于我当时“为什么买”这个场景，仅靠分析大数据是很难准确判断的。然而，“为什么买”的场景才能反映出我的真正需求。
所以，了解用户需求并非一句口号那么简单。利用大数据时要拼命绞尽脑汁还原场景，或者未来利用算法通过文本更准确分析用户意图(比如情感分析、情绪分析等，但目前都处于最初级阶段)。而利用传统调查方法时，要去做大量访谈，或者利用心理透射法，在此基础上利用心理学做文本分析，真正的需求才可能探测出来。
社交媒体意识形态范文4
1.1创造新的校园文化
随着新媒体的产生与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方式、沟通方式以及学习方式等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同时也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变革。在新媒体环境下，新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逐步形成，从而促进的就是新文化的产生。因此在新媒体环境下高职校园的文化建设也会产生巨大的变化，而且在新媒体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会产生新的校园文化。这种新的校园文化更加强调个性发展和公平正直，有利于高职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和完善人格的形成，同时也会全面提升校园文化建设的水平。
1.2培养学生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是学生必备的素质，同时也是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新媒体环境就是一个推进学生媒介素养培养工作的一个契机，也是高职校园文化建设中必须抓住的机遇。高职院校需要借助新媒体环境，对学生进行新媒体教育，在教育中不断渗透正确的媒体应用方法，全面提高学生对信息的识别和判断能力，让学生充分理解新媒体的内涵，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良好的媒介素养和综合素质。
1.3缩小知识鸿沟
由于行业和历史原因，高职院校和本科院校及其他重点院校比较起来差距较大，高职院校起点较低、文化积淀较少、再加上投入少等原因，造成了学生素质普遍不高，知识鸿沟逐步增大。新媒体环境下高职校园全面推进新媒体文化建设能够为高职院校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能够使得文化资源的利用效率进一步提高，先进的知识文化也能够得到广泛传播，与此同时，学生借助多媒体环境，能够逐步提升信息收集和利用能力，提高知识素养，这样高职院校与其他院校之间的差距也会逐步的缩小。
2新媒体环境下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策略
2.1革新文化建设理念
高职校园文化建设为了能够适应新媒体环境和借助新媒体力量提高建设水平，首先就需要在文化建设理念上进行改变，依照校园文化建设的要求和新媒体文化的发展需要革新理念，树立以信息传播为核心的观念，加强信息的传播，扩大校园文化的影响范围。新媒体环境下为了更好地推进校园文化建设，高职院校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来革新文化建设理念：第一，改变传统的教育理念，认识到新媒体环境下高职校园文化建设应该逐步改变学生被动接受的方式，更多的关注我和听取学生普遍关心的文化信息。第二，为了充分发挥新媒体在高职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价值，高职院校要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尽可能多的利用新媒体和媒介手段，用QQ、微博、微信等媒介工具将学生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一个互动交流式的团体。第三，要认识到在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学生和学校的关系是平等和交互式的关系，应该做到信息共享，除了要结合校方信息反馈之外，还要更多的听取学生的反馈，以便发挥新媒体的最大价值。第四，新媒体环境之下的校园文化建设要求学校和学生必须要对文化信息有共通性的认识和理解，加强彼此的认同感，避免出现文化信息曲解甚至难以传播的情况。
2.2发挥新媒体利用价值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大量的新媒体工具产生，其功能也越来越齐全，并且受到学生的广泛欢迎。对此，高职院校必须认识到新媒体环境下要想提高校园文化建设水平就必须要将新媒体工具应用到文化建设中来，找到学生热捧新媒体的原因，选择学生感兴趣的新媒体工具，充分发挥其在高职校园文化建设中的应用价值。例如，微信是学生普遍使用的社交工具，也会从中获取大量的信息，那么高职院校就可以利用微信这一新媒体工具，将其作为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新媒体平台。例如，高职院校可以申请微信公众号，开立官方微信平台，并在这一微信平台上校园文化和其他学生感兴趣和有利于学生素质提高的信息，并在这一平台上及时回复学生的求助问题，在方便学生的同时，也能够传播学校的校园文化，使校园文化的传播和建设成为每一位学生感兴趣和乐意去做的事情。除此以外，学校还可以利用QQ群和微博对高职校园的文化进行传播和发展，用学生熟知和经常使用的新媒体工具，发挥新媒体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使用价值，并为学生素质的培养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
2.3融合传统媒体和新媒体
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融合是新媒体环境下高职校园开展文化建设的必然选择，也是媒体发展的必经阶段，能够逐步实现媒介的一体化和多功能。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媒体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并且逐步丧失了媒介传播的优势，为了保证传统媒体能够在逆境中生存和发展，那么就必须要和新媒体合作，依托计算机网络技术确保传统媒体的生存发展。因此，在新媒体环境下高职校园的文化建设同样要将新旧媒体融合为一体，在发挥新媒体的利用价值的同时，也要将传统媒体应用到校园文化建设中。因此，高职院校要将学院校报、校园广播以及校园网站融合起来，优化信息传播的结构和方式不能一味的强调某一种文化传播媒介的官方地位，要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的方法为学生提供大量可供选择的信息，满足学生对信息和文化的需求，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扩大校园文化对学生的影响力，让学生在繁杂的信息中汲取营养，提升自身文化素质，为高职校园文化建设贡献力量。例如，学校网站可以新建一个新闻模块，用新媒体传播传统媒体的内容；可以将学院校报和校园广播等文化信息电子化，将新旧媒体融合起来，发挥最大的应用价值。
2.4表达新媒体的符号和意义
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实质就是信息文化建设，而这些信息是符号和意义构成的，因此新媒体环境下高职院校要用符号以及意识形态来表达和承载校园文化。一方面，高职院校要利用新媒体工具和新科技设计出能够彰显校园文化的符号、标识，以此来吸引学生的眼球，并将这一符号深深刻在学生的脑海，形式感强的符号来推进校园文化建设，彰显新媒体的价值。另一方面，意义即意识形态也是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尤其是在新媒体不断发展的环境下，高职院校必须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以及学生培养的实际需要，凝练出能够表达校园文化精粹的意识形态，并利用新媒体将学校的主流意识进行广泛地传播和发展，全面提高文化建设水平。
3总结
社交媒体意识形态范文5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大学生；价值引领
大学阶段是人生发展的重要时期，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自2018年以来，大批“00”后涌入高校校园，开始作为崭新血液注入高校大学生群体，“00”后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国家的富强而茁壮成长起来的一代，这代人从出生起就被标签为“千禧宝宝”，他们与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一起进步和成长，是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他们视野开阔、思想包容、接受和捕捉新鲜事物能力较强，同时也更加注重自我体验感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作为网民群体的中坚力量，“00后”大学生更青睐利用网络社交软件积极参与探讨社会热点和校园焦点问题，甚至容易引起带有个人倾向和政治导向的网络舆情。如何有效引导“00后”大学生正确利用互联网，树立正确的网络舆情观和网络安全观，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重要课题。
我国是互联网大国，互联网普及率达71.6%，我国也是网络人口大国，网民规模已达10.11亿，排名世界第一。在2021年6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了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中显示我国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高达99.6%。在10亿网民大军中，6—19岁网民规模达到1.58亿，占网民整体比重的15.7%；20—29岁网民规模达到1.76亿，占网民整体比重的17.4%，而“00后”大学生介于16—21岁之间，就是这其中的“生力军”。
1.“00后”大学生对互联网的追求更加个性化
“00后”大学生出生于21世纪之初，这代青年人从出生起就生活在信息化的网络时代，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经济迈入高速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正是中国互联网从搜索到社交文化网络转型期；当他们从小学、初中迈入到高中的成长期时，又经历了互联网发展从PC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的变革时期，互联网发展由“广”至“深”，网民生活全面“互联网化”，几乎所有“00后”的衣食住行都依赖于互联网，加之大多数“00后”大学生拥有“70后”父母的强大经济支持，家庭经济条件较优越，高科技信息设备和资源更易获得，使得他们与互联网一起成长的过程中丝毫没有任何代沟，所以更注重自我感情的表达。“00后”大学生更倾向于将个人社交、学习、娱乐、消费与互联网相结合，创造了一系列网络热词，在日常话语体系中经常出现“躺平”“佛系”“内卷”“后浪”“尬聊”等网络语言。由于其经济背景较为优越，到大学报到几乎都是乘飞机、高铁甚至私家车来回接送，收快递、定外卖几乎成为他们在大学生活的重要部分，显然，“00后”大学生更会充分利用互联网为自己的学习和生活提供便利。
2.“00后”大学生在互联网的发言更有主动性
“00后”大学生自出生起就与互联网产生了密切的联系，这一代人伴随着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一起成长，被称为“网络原住民”“移动互联一代”[2]。一方面，他们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较高，从生活起居到衣食住行都离不开网络；另一方面，他们的思想、行为和创意也不断丰富着互联网，推动网络技术和网络文化迭代更新。随着信息化手段的不断普及，他们网络技能也不断提升，“00”后大学生已成为学习和接触网络媒介最频繁的一代人，他们不但具有与时俱进的互联网思维，而且也占据了较大网络空间的话语权。在“微博”“微信”“知乎”“腾讯QQ”等社交软件中，他们的话语权一直在影响着网络舆情的走势，同时他们也是自媒体的输出者，“抖音”“快手”“B站”等短视频网站中，“00后”大学生的作品也不断上升，他们将个人日常生活和娱乐活动与互联网无缝连接。与此同时，他们在网络社交中也暴露出来一系列网络意识形态薄弱问题，部分“00后”大学生不能自觉节制自己的上网时间，经常浏览一些没有营养的页面，参与很多没有意义的话题，对于网络平台推送的内容缺乏深度思考，养成了从众心理和惰性思维，甚至很多“00后”大学生悖离正确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利用互联网随意发泄个人情绪，在网络上匿名发言、传播谣言、语言攻击、抨击学校和社会等，对网络舆论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3.“00后”大学生对互联网的应用更多元化
“00后”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突出，他们擅长运用信息化平台和移动互联设备辅助自己的工作和学习，主要体现在网络工具的运用和网络信息的捕捉等方面。在网络上，“00后”大学生能够运用各种软件、搜索引擎、论坛、社区和相关学术网站等获取自己需要的知识和信息，只要能满足自己获取知识和服务的即时性，便不会吝惜有偿服务的价值；在现实中，“00后”大学生也能有效利用“线上”功能满足“线下”需求，比如，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很多学生喜欢参与线上互动环节，充分利用网络媒介辅助自己完成各种作业，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面对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00后”大学生不再局限于依赖父母和请教师长，他们在移动互联时代变得相对独立，可以从“百度”“知乎”“微博”“高德”等信息时代的新型媒介中去获得解决问题的办法，这种新型媒体是多维和立体的，让“00后”既可以作为输入者也可以作为输出者，从视觉、听觉、感觉、触觉等方面去获得满足感和安全感，同时互联网媒介还具备即时性、准确性、交互性、便捷性、简约性等特征，可以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让他们独立而不孤单。互联网媒介的迅速扩张已覆盖“00后”大学生的方方面面，他们可以从多种渠道、途径、平台获得多元化信息，并随时传播扩散自己的情绪和言论，取得最佳传播效果。
参考文献：
[1]刘天航,靳振华,林波.全媒体发展背景下的大学生舆情引导与危机应对[J].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学报,2016(25).
社交媒体意识形态范文6
网络攻防战的“矛”和“盾”都来自西方
在阿拉伯之春中，以流亡国外的反对派和本国的抗议者为一方，以中东各国政府为另一方，展开了以屏蔽与反屏蔽为核心战斗方式的网络战。有趣的是，由于阿拉伯国家普遍缺乏信息技术人才和装备，屏蔽与反屏蔽的技术都是西方公司开发的。西方国家一面唱白脸，一面唱红脸，在向政府出售屏蔽设备的同时，向反政府组织提供突破屏蔽的技术，迫使政府必须不断花钱向西方购买升级换代的屏蔽设备，真是“站着就把钱挣了”。
2011年美国国务院宣布，已经为有关软件和技术开发提供2000多万美元资金，帮助中东地区的人们规避由西方公司提供技术支撑的。据研究网络自由的机构“开放网络”（OpenNet）的一份报告，中东和北非至少有9个国家的ISP曾经“为了屏蔽社会和政治内容而使用西方制造的工具”，“事实上屏蔽了总数逾2000万的互联网用户对这些网站的访问”。突尼斯政府多年来都使用2008年被迈克菲收购的美国研发的聪明过滤器（SmartFilter）软件。迈克菲公司发言人证实这款产品曾卖给突尼斯，但拒绝透露卖给了哪些客户。
值得指出的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既然反政府人士可以利用网络来组织动员，政府也就能通过网络监管手段，来识别网上活跃的反对派分子，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阻碍他们向潜在游行者讯息，乃至对他们按图索骥，加以逮捕。现行国际法中没有任何规定说明什么情况下可以过滤网络、中断网络，因此，政府封锁、过滤、切断网络，并不带有非正义性，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都是合理合法的。
拥有世界最严的网络管制
突尼斯经济比较发达，与西方的文化交流也较多。在非洲国家中，突尼斯最早接入国际互联网，也是上网费用最低的国家。据Internet World Stas 2011年统计，在突尼斯的1020万人口中约有360万网络使用者，和超过160万脸谱网站用户。同时，突尼斯的网络过滤墙也是世界最严密的之一。
2005年11月，突尼斯主办了关于信息社会的联合国世界峰会（UN WSIS），本·阿里政权不仅没有放松管控，反而加重了管控力度。当时参会的外国记者就注意到突尼斯国内的反对派开始使用因特网作为工具展开反对本·阿里的运动。2010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谈到信息自由流通威胁激增的问题时，提到了中国和突尼斯。
本·阿里下台后，突尼斯互联网监管机构新负责人莫孜·查克楚克（Moez Chakchouk）说，他去看国家电话公司放置过滤设备的房间，大为震惊。这位36岁计算机工程师说，房间里全是不认识的设备。他说，我不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干什么的。内政部从2004年以来一直控制着过滤设备，整个国家的互联网流量全都要经过这些设备。无论如何，旧政权至少给突尼斯留下了世界最尖端的互联网过滤设备。莫孜·查克楚克表示国际专家看到这些设备都说：中国人可以来向你们学习。
动乱期间突尼斯政府管控的失败
突尼斯政府苦心经营多年的网络管控之墙，却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灰飞湮灭，这与突尼斯政府未能识别威胁统治的重点网站、未能将信息产业看作一个整体来管控以及在动乱期间的互联网管控措施失当有关。
这次在突尼斯骚乱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维基解密”和社交网站脸谱。在突尼斯有不少网站被禁，这两个网站却逃过了管控机构的注意。人们先从“维基解密”得知本·阿里家族骄奢逸的生活，愤怒如火山爆发，又通过脸谱网站来传递示威的信息，放大官方对示威者镇压的残暴程度，激发更多民众的不满。互联网学者伊桑·祖克曼（Ethan Zuckerman）认为，突尼斯人在Facebook上找到了不受审查的另一番天地，同时也通过Youtube和Dailymotion的视频向世界传达消息。随着骚乱从Sidi Bouzid蔓延到Sfax和Hammamet，到最后全国上下不可收拾，突尼斯人在Facebook上记录下了每一起事件。由于人们对更新的关注，流传在网上的游行消息很有可能让其他人认为，是时候走上街头了。突尼斯政府试图侵入社交网站，想要删除那些鼓励反政府抗议的人的账户。这一努力并不成功，社交网络的主要作用在于在初始阶段，传播抗议的思想。在抗议运动形成规模之后，社交网络就没那么重要了。
忽视了对电视和手机的管控
有趣的是，突尼斯虽然对因特网管理很严，但对电视节目则缺乏管控能力。突尼斯卫星电视的普及程度很高，突尼斯人可以收看埃及、泛阿拉伯和欧洲的卫星电视节目。在示威发生后，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支持示威的节目毫无阻碍地通过本国电视台传送到千家万户。突尼斯政府也没有广泛地管控手机服务。这样，国外支持示威游行的信息迅速传遍突尼斯，示威者也能通过手机短信串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