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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的哲学的原理范文1
一、广谱哲学为实现传统哲学的现代科学形式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一般来说，哲学是一个纯粹观念性、思辨性的学科，其科学性主要表现在它如实地反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普遍规律上，但传统哲学的表现形式确有不可避免的缺陷，即自然语言含义的模糊性、多义性和思辨思维的某种神秘色彩，这是导致哲学史上对许多命题长期论战不休的重要原因之一。近现代以来，许多哲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曾试图运用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工具来改造传统哲学的形式，但由于近现代自然科学发展水平和视野的限制，这些尝试终未成功。这是因为这种“改造”使哲学变成了实证科学，丧失了哲学的根本性质，离开了哲学的“谱”，并因而招致了许多哲学家的批评。张玉祥教授在长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认真吸取了历史上在哲学科学化、规范化间题上的种种教训，鲜明地提出了“广义公理化、广义模型化、广义数学化、广义程序化”的“四化”标准，充分吸收和扬弃系统科学、泛系方法论与现代结构类数学（集合论、图论、近世代数、数理逻辑等）的新成果，使广谱哲学奠基在极其宽厚的科学和数学基础上，初步成功地实现了哲学“四化”的目标。
从常规科学的眼光看，很难想像迈出这一步的困难有多大。精通数理自然科学的人都知道，对于实际的工程技术问题，可运用观察实验手段计量或模拟的问题，模型化、数学化与程序化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对于像哲学思想、民间谚语中的哲理、一般事物的哲学、绝大多数人形成的思想共识等等纯粹思想性、无法直接度量与操作的东西要实现这几“化”，确有天方夜谭的感觉。至于公理化则一般要到一门数学或精密自然科学成熟到很高的程度才能进行，而哲学还处在不同学派的经常争鸣之中，要找出公理化方法要求的无争议的原始概念和不证自明的公理是无法想像的。广谱哲学的首要的或关键的一步是她针对传统哲学的现状和实际，把绝大多数人心目中狭义的公理化、模型化、数学化与程序化的概念拓展到含义极其广泛又相对确切的水平上；特别是她找到并创造性地运用了泛系方法论这样一个可模拟一般事物机理的锐利武器，从而使哲学的现代科学化这样一个“神话”成为现实。
二、广谱哲学转变了哲学的传统思维方式，为沟通当代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思维方式建造了一座宽阔的桥梁
广谱哲学以现代科学技术的语言、模型和方法来模拟和描述哲学问题，这种模拟和描述，不是一个单纯的、外在表现形式问题，它的触角所“伸入”的是哲学问题的内在结构，因而它改变的就不仅是哲学问题的描述形式，而是哲学的思维方式。例如哲学思维要求对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要从宏观整体上去把握，要抓住“主流”，但对于一般的而非特殊的、任意的而非具体的社会历史，什么是“宏观整体”？什么是“主流”？如何去把握？如何去抓？传统哲学没有进一步的、可操作的方法论，它仅仅是提了一个要求而已。广谱哲学则提出了形式具体的“历史望远镜理论”，它为“历史望远镜”下了一个可操作性的结构化的定义，并为如何使用“历史望远镜”制定了一个不失普适性而又模型化的五步观测程序。这就把哲学家们纯粹定性的、观念的、思辨的思维方式转化为可观察、可控制、可模拟及可运作的思维方式。 毫无疑问，广谱哲学所实现的这种转变，为沟通当代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思维方式建造了一座可双向交流的宽阔的桥梁。人们知道，早在黑格尔哲学在德国和欧洲广泛传布的鼎盛时期，著名生物学家施莱登、大数学家高斯等一大批自然科学家和数学家都曾经对黑格尔的思辨体系表示了深深的厌恶。而黑格尔则对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科学及其机械自然观做了深入的解剖和辛辣的批判。应该说，这种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之间对立和互相诋毁的状态从未停止过。直到今天，“两大阵营”的互相蔑视和攻讦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究其原因，在于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在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上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广谱哲学的一个重大价值就在于，她以现代科学的语言、方法、模型来模拟和描述哲学问题，这就产生了一个双向的效果：一方面，她有利于广大自然科学工作者对曾经貌似空洞玄虚的哲学产生学习和研究的兴趣，使他们借助现代科学语言直接吸取哲学营养。另一方面，广谱哲学的现代科学形式也向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勿庸讳言，由于传统的学科划分壁垒，由于教育思想和体制的原因，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绝大多数不熟悉现代科学的陈述方式，不了解现代数学的广义量化趋势，不少人的知识层次还停留在近代经典科学和数学的水平上。要了解或掌握广谱哲学，甚至要评价广谱哲学，必须具有相当广泛深入的现代科学（如系统科学、泛系方法论）和现代数学（如离散数学）的知识。广谱哲学的建立，无疑促进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知识结构的更新换代。
三、广谱哲学把过去凭“悟性”或“内省”才能把握的理论转化成了可组合模拟的理论
许多人都承认，传统哲学是有一定的神秘性的，她用观念的或思辨的语言所营造的理论迷宫一般人难以走出来，学习、理解和掌握哲学理论主要靠不可言喻的“悟性”和“内省”能力，特别是像黑格尔的“逻辑学”、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哲学等更是如此，这和学习自然科学或一般科学截然不同，后者可以通过观察、实验、模拟、解题等可操作的方法完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主要原因有三条：第一是哲学没有具体的可观察对象，她研究的是所谓“形而上”的层次，即看不见、摸不着的普遍道理。但这是不是哲学只能凭“悟性”或“内省”去把握的根本的唯一的原因呢？事实上，被称为现代抽象数学的许多理论也是“形而上”的，即远远超出了可观察对象的范围，例如现代公理方法或形式化方法所描述的知识，结构主义的描述方法，泛系理论等等，它们研究的都是一般事物的抽象结构，是一般形式和一般内容的统一。但这些知识都不是凭“悟性”、“内省”或“参验”所能掌握的，它们可以通过一定的知识阶梯、一定的逻辑生成程序理性地获得。
哲学理论需要“悟性”去“参破”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她的描述方式上，最典型的是思辨哲学（如黑格尔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哲学等）。它们采用自然语言来描述哲学问题，自然语言含义丰富、用法灵活，同时歧义很多，为了能够用自然语言“精确地”描述“形而上”的问题，必须对自然语言本身进行提炼、抽象和“蒸发”，使之脱离自然语言的朴素意义，形成远离日常交流含义的思辨语言，这就为理解哲学家们的思想设置了语言的障碍。特别是，每个哲学家都试图创造带有个人特点或学派特色的专用语言，而没有形成统一的共同语言，这就更增加了互相理解和交流的难度。
对于像辩证法这样极其深刻和独特的理论而言，要能够在理性上把握她还有第三个困难，即自然语言无法精确地描述和模拟辩证原理的内在结构。例如像辩证否定、辩证矛盾、否定之否定、对立面的互相渗透等概念与常规科学的思想（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相去甚远，传统的数学无法描述，自然语言或思辨语言只能做宏观的、定性的粗略叙述，而无法深人到内部结构。
广谱哲学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它以新的方式克服了上述三个困难，这种方式就是它采用了具有集成性、结构性的离散数学模块来描述哲学问题，这些模块足够普适，足以满足哲学普适性与应变性的要求；这些模块也是一种统一的精确语言，避免了各个哲学家的“门户”语言。特别是，广谱哲学依靠数学模块的组合方法可以精确地模拟包括辩证法在内的复杂哲学理论。例如辩证矛盾的概念在经典辩证法中规定为“又对立又统一”，这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是不可思议、不可接受的。从描述方式上说，传统的数学方法无能为力，用自然语言或思辨语言又无法精确刻划其结构。广谱哲学则用两个模块的组合准确地刻划了这一概念。
自然科学的哲学的原理范文2
关 键 词:技术科学;技术;技术哲学
前苏联以及现今俄罗斯的重工业技术和军事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究其原因我们不能 回避其发达的技术科学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实早在前苏联时期，学者们就对技术科学 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其相关研究具有鲜明特色，不但代表了前苏联技术哲学的主要 成就，也极大丰富了当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技术哲学体系。
一、 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背景
前苏联和俄罗斯的科学技术哲学是世界技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指导思想、研究纲领 和研究重心都与中国和西方科学技术哲学有着显著的区别，因而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科学技术 哲学界特别关注的研究领域。值得一提的是，上个世纪我国学者在前苏联自然科学的哲学问 题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作为前苏联科学技术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技术哲学 的研究却大相径庭。之所以存在上述状况是因为，一方面，正如俄罗斯学者指出的:“哲学显 然很晚才开始研究技术现象。……相对于实践认识和实践理性，哲学更偏好理论认识、理性 和理论规则，显然，这种偏好成为哲学很晚才转向思考技术现象以及技术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 的一个原因”［1］。的确，相对于其他哲学分支学科，技术哲学本身起步较晚，现代技 术哲学就其本身而言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到目前为止发展也不是很完善，诸如技术的本质 、技术是否是价值中立的焦点问题，以及技术哲学的奠基人物和奠基性著作还没有形成压倒 多数的、相对统一的观点。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前苏联时期的技 术哲学往往被视为资产阶级哲学加以批判。苏俄技术哲学研究开始于19世纪末，那时“П.К .恩格迈尔(П.К.Энгельмейер)在自己的小册子《19世纪技术的总结》(1898 )中提出了技术哲学的任务。同时他的许多著作被用德语出版”［2］。但是，自1917 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前苏联技术哲学研究开始转向一个特殊时期。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评论的: “技术哲学在俄国的命运非常悲惨。关于技术哲学必要性的思想，是由П.К.恩格迈尔提出 的。П.К.恩格迈尔是俄国工程师，他是技术哲学第一个研究纲领的提出者，这个纲领于1912 被提出来。1929年，当恩格迈尔不得不再次号召建立技术哲学时，他遇到的是不理解和公开的 反对。恩格迈尔在《我们需要技术哲学吗?》一文中发展了技术哲学重要性的思想。而在这 个杂志的同一期中还收录了Б.马尔科夫(Б.Марков)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技术哲学 遭到批判－‘现在没有，以后也不可能有独立于人类社会和独立于阶级斗争之外的技术哲 学。谈技术哲学，就意味着唯心主义的思考。技术哲学不是唯物主义的概念，而是唯心主义的 概念’。从这时起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把技术哲学斥为唯心主义，在苏联哲学界已成定论 ，尽管马克思就是19世纪有兴趣从社会—哲学方向研究技术的一个创始人”［3］。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技术哲学”的提法在前苏联时期被禁止，但是对于“技术”的哲学 思考在前苏联却从未停止过。那时(也包括现在)有一大批学者长期致力于技术哲学问题的研 究，其中比较重要的人物有:В.М.罗津、В.Г.高罗霍夫(В.Г.Горохов)、Г.М. 塔夫里江(Г.М.Тавризян)、Г.И.舍梅涅夫(Г.И.Шеменев)、И.Т.弗 罗洛夫(И.Т.Фролов)、В.В.切舍夫(В.В.Чешев)和В.С.斯焦宾(В.С. Стёпин)等人。他们的研究成果颇丰，而且具有不同于西方技术哲学的典型特色，因而 这些人的思想和成果成为我国学者和西方学者极为关注的研究课题。
В.М.罗津等在《技术哲学:历史与现实》一书中曾写道:“苏联时期对于技术的研究开始于 世纪初(指20世纪初－笔者注)。由于П.К.恩格迈尔，技术哲学在俄罗斯获得极大发展。 后来在我国，这一学科被视为资产阶级科学而被禁止研究。但是却发展起一系列研究或讨论 技术不同方面的学科，并且，如今它们被部分地纳入到技术哲学中来。首先就是技术史。…… 研究技术的第二个领域被称为‘技术的哲学问题’。恰恰在这里讨论了技术的本性和本质， ……第三个领域在苏联时期急剧发展－这就是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和历史。虽然这门学科 属于科学学和方法论，但如今它们被包括到技术哲学中来。……第四个领域是设计和工程技 术活动的本性和历史。……正如我们已经发现的那样，如今这些研究领域不仅仅单独发展，而 且还处于技术哲学的范围之内。”［3］因此可以说，前苏联时期学者们把技术史、技 术的哲学问题、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和历史、设计与工程技术活动的方法论和历史等问题不同 程度地纳入到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围内。在这四个组成部分中，对于技术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最 为充分，并且具有鲜明的俄式风格。
二、 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重心
前苏联学者非常重视对技术科学认识论的研究，这主要包括技术科学的起源、对象、结构、 功能、任务等问题，其中技术科学理论的结构问题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1. 技术科学起源的内外史要素
前苏联学者普遍认为:“技术科学是关于有目的地将自然物质和过程改造成技术对象，关于 构建技术活动的方法，同时也是关于技术对象在社会生产体系中起作用方式的特殊的知识系 统。”［4］关于技术科学的产生，前苏联学者们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技术科学的产 生有 外史和内史两方面因素。从外史方面看，人们的生活、生产(特别是机器生产)为技术科学的 产生和发展提出研究的课题，并决定技术科学的研究方向。从内史方面看，一方面，技术科 学是技术知识的系统化、逻辑化的结果，它是人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在对象活动中所形 成的对习惯、概念、认识的思考和概括;另一方面，有一部分技术科学的产生源于对基础科 学的应用，是从基础科学中分化出来的;此外，还有一部分技术科学源于不同知识、模型、 概念和原则的大综合，是这些要素横向搭构的结果。
2. 技术科学对象的两重性
关于技术科学对象，前苏联学者们认为，技术科学对象具有两重性，即技术科学对象有“天 然的”和“人工的”区分。而且其中技术科学的“天然性”对应着技术与自然、技术与自然 科学的关系;而技术科学的“人工性”对应着技术与人、技术与人文科学的关系。正如В. 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在《技术科学的哲学方法论研究》中指出的:“在技术科学中可 以统计出两个技术对象:自然的技术对象和人工的技术对象。……技术对象的人工性在于， 它们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它们的天然性首先在于，所有人造对象归根到底都是由天然的(自 然界的)材料制成的。”［4］而这种观点也得到А.Н.鲍戈柳波夫(А.Н.Бого любов)的认同，他指出:“技术科学不仅与自然科学(这决定了技术科学的‘天然的’特 征)相联系，而且它还与经济学和人文科学有着不同的、极为重要的交叉(而这一点相对于它 的‘人工的’特征)”［5］。
3. 技术科学理论的三种结构要素
在对比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理论的结构时，前苏联学者认为，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 理论的结构均可分为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本体论模式、数学工具和概念工具，但其含义却有 很大差异。其中自然科学的本体论模式是指在一定的理想化实验中的理想对象的总和。而技 术科学理论的本体论模式可分为三个基本层次:以数学描述为目标的函数图像;在工程对象 中进行的自然过程的连动模式;表现为构造参数和工程计算的结构模式，即研究对象的结构 。此外，在自然科学理论中，数学工具首先是为了实验计算，它们是建立和证明所获得的理 论知识的手段。而在技术科学理论中，数学则具有多方面作用:第一，用它来对工程对象的 结构和工艺参数进行工程计算;第二，用它来分析和综合技术的本体论模式;第三，用它来 研究发生在工程对象中的自然过程［6］。可以看出，技术科学理论结构中的三个要素 要比自 然科学理论结构中的要素更为复杂。其原因恰恰在于技术手段具有特殊性，它是主体和客体 相互联系的中介，而且它往往比自然科学理论更多兼顾实践的方面。
4. 技术科学功能的工程指向性
与此相联系，在对比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理论的功能时，前苏联学者认为，自然科学理 论的功能主要是反映自然过程，研究理论问题，以预测和描绘理论发展的未来状况。而技术 科学理论功能的起点和归宿，都是为了对工程对象的技术结构和 工艺参数进行理想描述。而且技术科学理论功能的实验层次不仅仅包括实际上是以概括工程 师的工作经验为目标的结构技术和工艺知识，还包括特殊的实践方法知识。当前工程研究的 目的是:把在技术理论中获得的理论知识形成实践方法的形式，提出新的科学问题。这些问 题是在建立工程对象的各个阶段中，在解决工程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且它们将会传播到 技术领域当中去，以实现技术理论的功能［6］。
5. 技术科学任务的实践特征
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结构与功能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者在科学领域中所担负任务的 不同。作为科学知识集合的自然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和研究新的自然规律，预测自然过程 的发展;而作为技术知识集合的技术科学的任务在于，从实践上利用这些自然科学成果，研 究自然规律在技术设备中的作用，以及运用知识和计算保障工程技术活动［4］。尽管 前苏联学者认为技术科学的任务在于实践，但是他们仍然强调不应将技术科学的形成与技术 科学在工程中的应用混为一谈。В.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指出，技术科学的形成与技术 科学应用于工程实践是有区别的:前一种情况说的是独立学科的建立，这意味着各种不同科学 知识、模型、概念和方法被应用于一定的研究对象，并建立起理想模式及其转换程序，形成现 有学科所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和任务;而后一种情况指的是在解决具体的工程任务过程中，各 种科学知识、方法、模型和原理的系列化和组织化的过程［7］。
三、 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特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苏联学者习惯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四个角度分析自然 科学哲学问题，这一传统也影响到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即学者们往往从技术本体论、 技术认识论、技术方法论和技术价值论角度来研究技术科学的哲学问题。因此可以说“师从 自然科学哲学”是前苏联技术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特点。
在前苏联学者看来，自然科学方法论之所以能够类推至技术科学领域是因为，自然科学和技 术科学都是科学的组成部分，因此较为发达的自然科学方法论当然可以成为技术科学方法论 研究的范例。这正如前苏联学者们指出的:“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无论是 在起源方面，还是在起作用的过程方面。技术科学最初的理论原理、认识客体和概念的方式， 恰恰是从自然科学向技术科学传递过来的;同样，技术科学自身科学性的规范、知识理论结构 的确立、理想对象的结构和数学化，恰恰也都是从自然科学借用到技术科学中来的。” ［4］尤其针对技术科学的数学化，А.Н.鲍戈柳波夫指出:“知识数学化的问题是历史 性的问题，从广义上讲，未必能够在科学史和技术史的框架之外去研究它。特别是相对于技术 科学，更是如此。多亏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紧密联系，才产生出将适合于自然科学的数学 化模型转移到技术科学中去的可能性，并且同样产生出利用自然科学数学化历史来了解数学 在技术知识发展中所起(或者说它应当起)作用的可能性”［5］。正是基于这一点，前 苏联学者更关注自然科学对技术科学和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的影响。
概括说来，前苏联时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人们通常只是在科学哲学的背景下研究 技术哲学，把技术哲学混同于规范的科学哲学的附属物，并且仅仅从自然科学知识附属物的 角度来研究技术。技术被归结为科学的附属物，而技术哲学则被归结为运用于技术知识结构 的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研究的简单附属物，这就是20世纪50至60年代的特点［1］。 如果说这一时期运用科学哲学手段研究技术哲学是自发的，那从20世纪70年代中 期开始，前苏联学者就开始自觉地借用科学哲学和科学学的方法研究技术哲学，特别是研究 技术科学的哲学问题。В.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在《技术科学的哲学方法论研究》一文 中指出:“虽然很早以前，技术知识的不同方面就引起了哲学家们的兴趣，但只是 在最近五六年才开始形成新的研究方向，在这个方向范围内提出一个目标:就是用科学学和科 学方法论的手段来系统地研究技术科学。”［4］他们还补充道:“技术科学方法的特 点暂时揭示得还不太清楚。一方面，应当注意专业方法独特的多样性，另一方面，要注意广泛 地应用一般科学的认识方法(如分析、综合、模型化、实验)。”［4］在此不可否认， 分析、综合、模型化、实验等方法最先都是在研究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时成熟壮大起来的。
可见，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自然科学充当了技术科学的基础，因此我们不能脱离自然科学 孤立地研究技术科学;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技术科学相对独立的特点，正如前苏联学者鲍 戈柳波夫指出:“技术科学从本质上应当与不断发展的技术相适应，并且最佳的情况 是应当超前于技术。……技术科学、实用科学和基础科学是知识具体化和概括化的不同层次 。因此，技术科学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能够变成实用科学(如果技术科学的应用范围超出技 术框架外)，甚至变成基础科学”［5］。这表明，在技术科学与技术的辩证关系中，技 术科学应当具备先验的预测功能，而且技术科学、实用科学与基础科学之间存在着转换关系 。这是技术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总之，通过上述研究我们能够看到，前苏联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是其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斯大林高压意识形态统治时期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成绩， 其相关问题研究(如技术科学的起源、对象、结构、功能、任务等问题)即使在技术哲学日 趋走向成熟的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大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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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的哲学的原理范文3
自然科学研究是人类最富有创造力的社会活动，这一探索过程是科学工作者不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自然科学发展史就是一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历史。科学研究活动作为一种探索和揭示自然界奥秘的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发现和提出问题；第二阶段是搜集有关该问题的感性材料或经验事实；第三阶段是对搜集到的经验事实进行分析整理；第四阶段是在整理经验事实的基础上提出有关科学假说，对有关经验事实进行统一解释，即解决原先提出的问题；第五阶段是对科学假说或解释进行严格检验或验证。科学研究过程的这五个阶段密切联系、环环相扣，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组成了自然科学的过程性系统。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坚持认为，科学研究起始于问题，因为有了问题才能引发研究。当确定了所要研究的问题后，科学工作者为了解决问题，就要搜集尽可能多的感性材料或经验事实。众所周知，为了获取解决有关问题的经验事实，通常是运用观察和实验方法。实验方法之所以成为近代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是因为它本质上是科学工作者运用人工方法“创造”自然现象。由于这些自然现象是科学工作者根据一定理论的指导有目的、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所以它可以为科学工作者提供系统的、精确的、典型的、纯粹的、定向的、专业的经验事实，从而使他们获得科学研究所需的数量多、质量高的感性材料。事实上，今天科学研究所需的绝大部分感性材料或经验事实都是通过实验方法得到的。科学工作者获得了大量有关经验事实后，就必须运用归纳、演绎、分析、综合、分类、类比、比较等方法对之进行整理加工，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关科学假说，对这些经验事实作统一解释和推演出有关结论（如定律、预言等）。那么，人们如何才能知道科学工作者提出的科学假说究竟是否正确呢？或者说，人们如何检验、判断科学假说的对错呢？不用说，只有通过经验对照加以检验或判断。如前所述，由于实验方法能够为科学工作者提供系统的、精确的、典型的、纯粹的、定向的、专业的经验事实，所以，今天绝大多数科学假说都要通过实验才能得到严格检验。科学史上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数不胜数。比如，生物界为什么总是遵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遗传规律，无一例外，这一遗传现象的背后原因究竟是什么？遗传学的先驱和奠基人奥地利科学家孟德尔首先发现并提出了这一人们司空见惯的问题，并着手进行解决。为了搜集解决这一问题所需的感性材料，孟德尔用豌豆做杂交遗传实验，并进行了长时间的观察，得到了系统、丰富的第一手科研材料。在此基础上孟德尔对所获得的这些感性材料进行了科学的比较、分类、分析、综合和归纳，最后，他得出了奠定生物遗传学的两大基本规律：孟德尔分离定律和孟德尔独立分配定律。这两大定律在后来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中得到了充分验证，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分子生物学的进步。20世纪美国生物学家摩尔根在他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并最终搞清楚了生物的遗传基因在生物遗传中的决定性作用。很显然，科学研究作为人类探索自然界活动的一种过程性系统，其五个组成部分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二、作为社会文化组成部分的自然科学系统
“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3］1因此，“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科学同其他文化现象一样，也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性”。从实际情况看也是如此。我们今天学习的科学（及其技术）是西方文化基因的产物，带有非常浓厚、明显的西方文化特色，就如同中医学是中国文化基因的产物，带有非常浓厚、明显的中国文化特色一样。中国人有目的、有意识、大规模地学习、引进、移植西方科学仅仅是从开始的，仅仅是基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考虑。既然科学是文化的一部分，那么它作为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其本身的各部分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而且它必然与其相应的文化基因吻合，并且相互匹配、相互协调一致。从总体上看，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作为文化的一个子系统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其一，价值观决定人们研究的目的和研究什么；其二，思维方式或哲学思想决定人们如何研究或用什么方法进行研究；其三，信仰信念决定人们研究的信心和如何看待其研究成果。之所以不同的科学形态之间存在重大差异或本质差异，正是由于自然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子系统，其内部的基本文化要素，如人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信仰信念等方面存在重大差异。首先，价值观决定了人们是否研究、探索自然界奥秘或研究什么问题。以西方科学为例，其价值观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古希腊人一开始就认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因而探索自然界的奥秘、认识自然界，以达到驱除愚昧、满足人类好奇心的目的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事。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昧，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这就是说，古希腊人认为探索自然界本身就是目的，就是人类最值得做的事。第二是古希腊人认为只有认识了事物背后的原因才算认识了该事物，仅仅认识事物的表象，只是感性知识，只是经验，而感性知识或经验是不可靠的。留基伯最先提出了“因果原则———没有什么事情无缘无故而发生，一切事物的发生都有原因和必然性”。亚里士多德更明确地指出：“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因为“明白了原理和原因，其他一切由此可得明白”。正是在这种价值取向的引导下，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开始，直到文艺复兴后近代科学的诞生及发展，西方科学始终都把探索自然现象背后的原因作为研究的主要指向，因而随之也成了西方科学的本质和最主要特点。其次，思维方式决定了人们如何研究或通过什么方法、途径研究自然界。作为文化子系统的西方科学的思维方式因素主要表现在其形而上学基础和方法论两个主要方面。康德曾明确指出：“一切本义上的自然科学都需要一个纯粹的部分，在它上面可以建立起理性在其中所寻求的无可置疑的确定性。”在康德自己看来，这个作为基础的纯粹部分唯一地是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没有这些哲学思想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科学将成为空中楼阁。方法论对西方科学的要求更为明显和重要。可想而知，进行科学研究如果不运用观察实验方法、数学方法、分析方法、分类方法、归纳方法、演绎方法、比较方法等适当的方法，科学将寸步难行。从科学史看，西方近代科学之所以从自然哲学体系中独立出来，并得到迅猛发展，正是这些科学方法的功绩。不言而喻，科学方法论本身就是哲学的一部分，正如所认为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哲学），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同时方法论也最能体现出一个民族的人或一种文化模式的思维方法。再次，信仰信念决定了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信心。西方科学的信仰信念前提主要基于两类：一类是宗教的，另一类是世俗的。基督教认为，整个宇宙都是上帝创造的，因而是有序的、完美的、简单的、和谐的、有规律的。基督徒研究自然界本身就是对上帝的赞美和认识上帝的伟大。这就是说，“人们必须研究上帝的创造物以便更好地理解上帝本身”。实际上，西方绝大多数科学家集研究者和基督徒身份于一身，牛顿、哥白尼、孟德尔、爱因斯坦等都是如此。爱因斯坦甚至明确指出：“相信世界在本质上是有秩序的和可认识的这一信念，是一切科学工作的基础。这种信念是建筑在宗教感情上的。”西方人在研究探索自然界奥秘的世俗方面的信心来自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因为“数”是简单的、有序的、有规律的，所以整个宇宙也是简单的、有序的、有规律的。这种简单性、有序性和规律性可以用“数学”精确地表达、反映出来。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这一观点直接影响了整个近代科学的发展过程，像哥白尼、开普勒、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等大科学家几乎都是虔诚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总之，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作为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其内部的几乎一切要素都与文化基因，即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信仰信念密切联系、相互吻合、相互协调，从而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使科学呈现出鲜明的文化特色。
三、作为社会活动领域的自然科学系统
作为一种社会活动领域的自然科学系统，主要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基础性研究、应用科学知识的实践和教育。这三个组成部分紧密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自然科学这一社会性系统，并与其他社会子系统密切联系，相互协调一致，共同构成了整个社会系统。自然科学作为一种社会性系统或社会领域，基础性研究是其核心或基础。这是因为，自然科学系统之所以能够发挥社会生产力功能，能够推动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主要是由于它能够通过对自然界的认识成果来指导人们进行技术发明、技术创造，从而使人们更加有效地进行社会实践，而且能够通过揭示自然界的奥秘以达到驱除愚昧，满足人类求知的本性，使思想科学化的目的。从本质上看，科学的基础研究过程相当于科学家在进行着“创造”知识的活动，即“创造”出人类以前不知道或还“没有现实地存在”的知识，如牛顿“创造”出万有引力理论，麦克斯韦“创造”出电磁场理论等等。而技术实质上是“应用”知识。科学是对自然界的认识，技术则是对自然界的有效改造和利用，是社会实践。这就是作为社会活动领域的自然科学系统内科学与技术之间的本质关系。不过，科学家“创造”出来的关于自然界的知识要想得到应用或用来指导社会实践，就必须被大多数人所掌握，否则，科学知识的应用也仍然是一句空话。那么，如何才能做到科学知识被大多数人所掌握呢？不言而喻，必须通过教育，没有教育，自然科学系统既不能正常运行，也不能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因此，教育作为科学知识传承、应用的必要和唯一途径，必须包括在自然科学系统内。当然，把教育包含在自然科学社会性系统内并不仅仅是基于教育是科学知识传承和应用的必然要求的考虑。从现实情况看，作为自然科学社会性系统一部分的教育的主要功能是为了科学知识的传承和如何把科学家创造的知识应用于社会实践，变为推动经济发展或社会物质文明进步的杠杆，这就是国家普及教育、提高教育水平的主要目的。但教育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要培养出能够“创造”知识的科学家来。很显然，如果培养不出“创造”知识的科学家，自然科学系统“创造”不出新知识，那么知识的应用，即技术发明或技术创造就是一句空话，就是空中楼阁。所以说，教育作为自然科学社会性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其重要功能有二：一是培养传承和应用科学知识的人；二是培养“创造”科学知识的人。这充分说明，自然科学与教育的关系十分密切，这正是我们通常都把“科教”作为一个词来使用和理解的重要原因。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作为社会一个重要活动领域的自然科学社会性系统的三个组成部分，基础性研究（即关于自然界知识的“创造”活动）、应用科学知识的实践（即技术或对自然界的有效改造和利用）和教育（培养创造、传承、应用科学知识的人）是密切相关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四、启示
自然科学的哲学的原理范文4
[关键词]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歪曲；意义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14-0059-02
欧洲革命风暴以后，恩格斯系统的总结了十九世纪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就，并且对其在哲学的道路上进行了探索，从而揭示了自然界发展的辩证法，创立了自然辩证法的理论与方法。以《自然辩证法》为标志，恩格斯阐述了自然界、自然科学的客观辩证法以及概括总结了自然界辩证法的理论与方法。
一、西方学者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否定与歪曲
“自然辩证法”是人们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文章中对于辩证法理解的一种通称。然而，自卢卡奇以来，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理论与方法遭到了种种否定与歪曲，持“马恩对立论”的西方学者认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降低了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论水平。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最先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做出批判，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然的理解不同。卢卡奇认为人本身是历史辩证法的现实基础，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产生出辩证法，并且辩证法是社会历史性的，围绕社会历史领域旋转，客观自然界不存在这种相互作用，也就是说――客观自然界没有辩证法的存在。卢卡奇质疑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并且反对恩格斯将辩证法推广到自在的自然本身他指出：“最重要的是要意识到，这种方法在这里只限于历史和社会领域。来自恩格斯的关于辩证法定义的误解主要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恩格斯仿效黑格尔的错误引导，把这种方法也扩展到自然界。但是，辩证法的决定性因素：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历史变化…等等，并不是来自我们关于自然界的知识。”卢卡奇对恩格斯的批判对西方引起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美国当代实用主义哲学家悉尼・胡克指出：“必须排除把辩证法推广到自然界这种企图。这和一个自然主义的起点是不相容的。马克思从未说过自然辩证法，虽然他很清楚在物理和化学的基本组织中量的逐渐变化会导致质的变化。”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承袭于黑格尔自然哲学，他不否认自然辩证法的存在，但是认为自然辩证法只有建立在黑格尔形而上学唯心主义体系的基础上才成立。诺曼・莱文也说“实际上，恩格斯赶走了哲学，他用实证科学代替了哲学”，他认为马克思是以人为中心的论述者，而这与恩格斯说的自然界的辩证规律完全不同，恩格斯绝对误解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内涵。莱文认为马克思关心的是人类社会的领域，而恩格斯却集中体现在自然的形而上学方面。
西方批评家认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全盘否定，是对社会历史领域辩证法的歪曲。恩格斯认为人受自然界和社会规律的制约，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是为了更加正确的掌握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规律，从而更好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二、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不同见解
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和自然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当代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探讨研究各有不同。在这里，我不引证各家的见解，从恩格斯关于辩证法的两个基本命题出发。其一，认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自然地一般规律；其二，认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一种思维方式，其重要特性是批判性和革命性，是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
不同的见解具有不同的研究方向和分析方法。对于第一种见解，《自然辩证法》是关于自然地一般规律，这主要是从文本中对于“辩证法”所给出直接的阐释作为分析对象的。在《自然辩证法》中，“关于一切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实质上它们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从恩格斯的这个定义中，可以明确《自然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认为恩格斯辩证法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所以，“自然辩证法”同样是关于自然界运动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恩格斯的话充分阐明了辩证法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恩格斯辩证法是关于自然地一般规律。
而第二种认为自然辩证法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观点，这一命题与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他学科在考察把握世界的问题上都是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关系作为理论前提，而哲学则是反思二者的为什么以及怎样实现统一。
国内研究者孙正聿教授认为恩格斯对辩证法的重大贡献是在理论思维的层面上系统阐述辩证法。在科学研究领域，人类的自然科学研究从“搜集材料”的科学发展为“整理材料”的科学。恩格斯指出：“辩证法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发展过程，为自然界中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孙正聿认为，恩格斯明确把“辩证法”归结为超越经验思维的“理论思维”，他认为辩证法是一种思维方式，自然科学中贯注辩证法这一理论思维使自然科学领域不断发展进步。
对于这两个命题，我们不能分开单一的去理解，恩格斯对于辩证法的论述是前后一致的，这两种见解的文本依据在《自然辩证法》一书的都有体现，所以我们要将这两个命题联系起来去理解自然辩证法。
三、理解《自然辩证法》的意义之所在
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是从构建完整的论体系的角度来看待的，也就是说，自然辩证法和社会历史辩证法相互支撑，相辅相成才能构建完整的马克思主与理论体系。自然辩证法，即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辩证法》创作距今有近140年的历史了，在这期间《自然辩证法》不仅对自然科学领域有重大指导意义，而且在哲学理论层面也引起强烈的反响。首先，《自然辩证法》在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恩格斯把“辩证法”引入自然科学领域补充马克思的社会辩证法，为哲学创立了辩证自然观，完善了哲学。
其次，《自然辩证法》不仅提出了有重要哲学意义的观点，而且还提出有重要科学意义的观点，书中不但揭示了自然科学发展的规律，而且将自然辩证法应用与自然科学研究中，解决了当时自然科学理论研究中的一系列重大疑难问题，为自然科学中运用辩证法提供了案例。例如：关于阐述“地球――月亮”系统中，潮汐摩擦条件下的机械运动像其他运动形式的转化问题。恩格斯在1880――1881年写了《潮汐摩擦・康德和汤姆生――台特》一文批判汤姆生和台特的错误，并运用运动形式相互转化的辩证法原理正确地解决了关于地球自转不均匀性问题。
此外，恩格斯还在数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领域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并加以阐述，它所表现出的深刻思想对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系统地总结了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重要成就，深刻地批判了自然科学领域中各种各样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并且科学地论证和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恩格斯在书中不但揭示了自然科学发展的规律，而且运用自然辩证法成功的解决了当时自然科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些重大疑难问题，将辩证法运用于自然科学中。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促进了哲学的系统化，在哲学发展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力和十分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自然科学的哲学的原理范文5
关键词：文化 大统一 统一的依据和途径
科学统一大都是就自然科学的统一而言的，当然也不时超出这个范围。这是诸多学者一直讨论的问题，也是逻辑经验论者的奋斗目标。现今，许多学者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宏伟的理想，企图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乃至全部人类知识或文化都统一起来，清除所有学科的藩篱，弥合所有文化的分裂，从而走向真正的人类文化大统一。
威尔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人类的行为由物理因果性事件组成，那么为什么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不能与自然科学相互契合呢？从这种契合中它们怎么不会受益呢？他从历史的视角做了考察：人类历史的进程与物质的历史进程之间，无论在星体中还是在生命的多样性，并没有根本的区分。天文学、地质学和进化生物学是原先历史上不同的学科与自然科学中其他学科结合的例子。在知识的综合中，哲学起了至关重要的，哲学使思想的力量和连续性经过几个世纪之后仍然富有活力。 伊利英和卡林金立足于以人为中心立场认为，在“接近”人的意义上，所有科学都是人文的，都是在人的实践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仅就它们或迟或早在人的实践中被使用而言，它们的结果具有价值。在这种意义上，正是自然的、社会的、技术的和人文的科学都是关于人的科学（science of man）。 西博格则径直指出，在科学和技术界与艺术和文学界之间造成的障碍是人为的，在某种程度上，这只不过是通过我们的词语和行动造成的障碍，能够通过新的视野和态度来消除它们。这些障碍部分地是我们需要方便地分类和编目我们的观念和活动的结果。虽然科学今日在我们的生活中具有无孔不入和蒸蒸日上的影响，但是在过得有价值的未来世界需要的交叉学科文明中，则不能够存在任何截然分明的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划分。他表明：
科学毕竟是人的努力，它不会独立于人而存在。我们必须不要忘记，在整个历史中，科学迄今与其说使人“减少人性”，还不如说使人“有人性”。
珀尔曼也赞同“人的科学”这一概念，他从不同文化传统的起源、相互关联以及与人的关系诸方面详细地论述说：科学传统、文学传统和社会传统这三个文化传统是人纺织的衣服的部件，这些部件反过来又装饰他和塑造他。这些文化装饰是相互作用的框架。也就是说，人创造了他的传统，传统反过来又影响他。文学的、科学的和社会的这三种文化传统在人与他们的环境构成和相互作用中具有共同的起源。例如，科学坚决要求观念的共同证据，并诉诸人们共同具有的感觉，而艺术本身则基于人的器官、印象和洞察方面的个体差异。但是，科学和艺术都是人的产物，科学的共同证据和艺术的个体差异都基于刻画人的特点的神经系统、心智和感官。人从自然进化而来，科学、文学和政体从人进化而来。如果人是自然的有意识的部分且与自然的其余部分在日常生活、科学、艺术、音乐或社会理论中相互作用，那么人的这些文化产物没有一个孤立地存在。因为它们相互关联，它们在自身的发展中、也在人的发展中相互影响和反映。人的科学确实在该词的最充分的意义上被需要，也需要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的人们相互接近地工作。通过共同的努力，人的科学是可能的。没有专门化，我们是肤浅的；没有展望，我们是暂时的。但是，专门化和展望、分析和综合，对于受过教育的人都是必需的。像自然的其余部分一样，在我们之内没有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心理学或社会学的人为隔离。我们几乎把所有的科学结合在一起，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 米泽斯（R. von Mises）考虑了科学和其他表面上是非科学的学问和文化分支之间的关系，这些分支是形而上学、诗歌和视觉艺术。他通过仔细的分析表明，这一切比所设想的有更多的共同之处。虽然他并不否认形而上学和科学之间有差异，但是却认为它们的目的和问题往往是相同的或相似的。他说，形而上学的特点能够被概括为“处于其开端的科学”，它是原始科学的一种类型，诗歌在其某些形式中是形而上学的一种类型。当它是神话学的时候，它是形而上学，它与形而上学具有的科学有关。就诗歌的另外的形式而言，这些形式也与能够清楚陈述的科学有关。因此，叙事的诗，包括小说，都具有接近物理学中的思想实验地位的“逻辑的地位” ：所做出的假定与经验不矛盾，在思想中构造的事件的链环也与经验、与已承认的假定一致。虽然诗的其他形式在语言和另外的常规与叙事诗不同，但是任何一类诗歌的创造者都不变地“报告了可观察的现象之间的活生生的相互关系的经验”。因而，诗的题材与科学的题材并非无关，尽管它使用的语言是十分不同的。即便是抒情诗，乍看起来与科学完全隔绝，但是它的交流基于知识和源于经验的情感。
这些学者的看法尽管并未成为现实，但绝不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而是有其理由或依据的。坚持某种本体论的还原论的观点的马斯洛发现，道德与精神问题也属于自然王国，是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与自然王国相对立的王国。 珀尔曼的考察和分析更为具体和详尽。他提出，科学大统一的基础可以在下述三个命题中窥见。（1）人的存在可以在亚原子的、化学的、物理的、生理的、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的水平上适应世界中的变化的能量机制。（2）在各种水平上的活动是相互关联的。在一个水平上的活动变化影响其他水平的活动。（3）人的微观宇宙的内部活动、相互作用和变化，能够借助在各种组织水平、包括社会文化水平之内和之间的基本定律来理解，常常能够预言。这三个命题可以通过如下概括而增强。（1）构成我们身体的物质与我们周围的其他客体一样，具有相同的电基础，服从相同的亚原子的、电的定律。（2）身体在其运动、温度调节和感觉器官中，为了适应变化的环境的动力的和物理的关系而被装备起来，它服从普适的力学、热力学、光学和声学定律。（3）身体通过它自己的构成成分、细胞活动以消化、呼吸和腺系统，为它自己的需要完成化学转化。（4）具有其特殊功能的细胞、组织、神经系统和大脑，为人的有机体的健康形成复杂的活动整体。（5）与上述各种活动有关的生物的、神经病学的、心理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机制，制约着人的存在和社会及其环境的追求目标的相互作用机制，这一切反过来又受到那些相互作用的影响。 因此，正如萨顿所说：
把自然研究和同人的研究对立起来是最愚蠢的事了，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中我们都必须同基本的二元论——人与自然——打交道。对人来说，还有什么事物能被人更有意义？然而，同其他人以及他们的共同背景自然界隔离开来的单个人是不存在的。自然界总是存在而且无所不在；把人从自然界孤立出来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自然的研究必然是由人研究的。尽管这种研究是客观的，并且科学家试图使它尽可能地客观，但是它仍然是以人类的经验和价值观来观察和解释一切的。个人的癖好能够而且必须被排除，但是人类的天性不可能被消除。科学不过是自然界以人为镜的反映。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始终是在研究人，因为我们只能通过人的大脑才能理解自然；然而，我们同样也可以说我们一直是在研究自然，因为没有自然我们无法理解人。无论我们是研究人的历史还是研究自然的历史，我们研究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人。我们无法摆脱人，即使我们想这样做也不可能。科学的和谐是由于自然的和谐，特殊地说是由于人类思想的和谐。要得到真实的图像，不仅自然必须是真实的，而且作为镜子的人也必须是真实的。
不仅自然或世界是一个整体，而且人的文化活动体系或人性也是一个不可割裂有机整体，人为地肢解它们只能导致无或无意义。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讲得很有道理：如果有什么关于人的本性或“本质”的定义的话，那么这种定义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功能性的定义，而不是一种实体性的定义。我们不能以任何构成人的形而上学本质的内在原则来给人下定义；我们也不能用可以靠经验的观察来确定的天生能力或本能来给人下定义。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体系，规定和制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周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因此，一种“人的哲学”一定是这样一种哲学：它能使我们洞见这些人类活动各自的基本结构，同时又能使我们把这些活动理解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语言、艺术、神话、宗教决不是互不相干的任意创造。它们是被一个共同的纽带结合在一起的。 也许正是出于类似的考虑，丹麦哲学家海因强调：
所有问题，一旦我们肢解了它们，砍掉我们想砍掉的部分使其适合我们任意定下的特定框框，那么它们就会失去意义。要使一个问题有意义，你必须把人类全部知识同一切活动都考虑进去。
例如，在近代的开端，近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第一次进入了争辩的场所。对关于人的一般理论的探究，从此是以经验的观察和普遍的逻辑原理为根据了。这种新的科学精神第一先决条件就是，拆掉一切至今把人类世界与自然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的人为的栅栏。为了研究人类事务的秩序，我们就必须从研究宇宙的秩序开始。而且这种宇宙的秩序现在是以全新的面目出现，新的宇宙学——哥白尼著作中提出的日心说体系——是新人类学的惟一可靠的科学基础。 反过来，对自然的研究何尝没有受到对人的研究成果和其他文化的启示呢？韦克斯勒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科学观念（模型、假设）是在根植于科学家的历史时代中的文化框架内发展起来的。在科学概念中存在着文化风格和传统。” 林德伯格也断言：科学思想与其他知识体系——哲学、宗教、政治、文学等——关系密切；“科学理论也是文化的产物；而文化在形成科学方法和科学理论的内容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历史研究揭示得格外清晰。”
许多学者洞察到，人类各种各样的知识学科和文化门类，尽管在表面上有诸多差异，但是在处于创造时刻或达到成熟阶段，其统一性就明显地呈露出来。塔利斯注意到，在最高的水平上，艺术和科学会聚。自然的数学化是一种灵感和工具：毕竟西方数学开始是作为用音乐术语诠释物质的方式和聆听天球音乐的方式。而且，过去的艺术是伟大的刺激物，可能在实践上有益于人类的成就的刺激物。在人的意识尝试越过对他的生命的禁忌和把日常的白昼转化为显圣的神灵（substance of vision）时，艺术和科学二者是人类意识的伟大冒险。在最高水平上，手段王国在那里被归入，两种文化合二而一。 B. 巴伯则大胆地预言：自然秩序观念在19世纪的广泛流行，迎来了自然科学发展的多产时期。类似的人类秩序若在20世纪出现，必将逐渐地显示出，社会科学在预见与控制人类事务方面是比“常识”更强的手段，从而对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巨大而有益的影响。这样一来，“社会科学由于其成就为自己赢得支持，并反过来由于这些成就而加强了对人类秩序观念的信仰。我们也可能逐渐地认识到，人类世界并不比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更武断、更变幻莫测或更莫名其妙。只有社会科学和它的姐妹自然科学都走向成年，科学才能真正达到完全成熟的水平。”
科学和艺术或者广而言之科学和人文在创造的时刻——不管是创造者的原始创造还是鉴赏者的继续再创造——都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即创造者灵感突发，想象张扬，自然和人合二为一。布罗诺乌斯基言之有理：
科学发现、艺术作品都是对潜藏的相似性的探索，宁可说是潜藏的相似性的爆炸。发现者或艺术家在它们之中呈现出自然的两个方面，并把它们融合为一。这是创造行为，独创性的思想就诞生在其中，它在独创性的科学和独创性的艺术中是同一行为。但是，它并非因之就是写诗的人和做发现的人的垄断。相反地，我相信，这种创造行为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惟有它才能把意义给予鉴赏行为。诗或发现存在于两个想像时刻：像创造时刻那么多的鉴赏时刻。当明喻带着我们回溯并同时说服我们时，当我们发现图画中的并置是奇特的和引起好奇心时，当理论同时是新颖的和令人信服时，我们不仅仅对某个他人的工作点头称许，我们重新演出创造性的行动，我们自己再次做发现。归根结底，在我们也俘获它、在我们也为我们自己做出它们之前，不存在统一的相似性。
卡西尔眼力好像更为深邃一些：他从赫拉克利特的“对立造成和谐”的箴言中受到启发，针对人类文化的不同形式，提出对立面的斗争导致统一的思想 ——这也许是辩证法中的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展现。
为了达到人类文化大统一的宏大目标，学者构想和设计了各种统一途径。诠释学不失为一种值得考虑的选择，因为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在诠释学上具有统一性。实际上，这主要通过自然科学借鉴人文学科常用的诠释方法（这在自然科学中是比较薄弱的或受到忽视的），促进自然科学向人文学科靠拢，从而达到二者的沟通和融合。罗蒂指出，自然对象和事实与人类社会行为和实践一样是有意义的，自然科学的经验材料不可避免地具有理论负荷，自然科学的理论与人类的旨趣、目标和价值密切相关。因此，二者在诠释学的基础上可以统一起来。谢廷娜（K. Cetina）认为，自然科学的对象和事实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象和事实具有相似的地位：是建构的而不是描述的。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都具有社会条件、背景特征和符号的解释的性质等基础，二者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同样应该具有相应的诠释学。赫西（M. Hesse）通过传统观念向现代观念的转换，阐明了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在诠释学意义上的统一性。这些发生在自然科学上的转换是：从质料和理论可分、事实客观独立，转向质料和理论不可分、事实根据诠释组织；从理论是在假设-演绎基础上产生意义的说明，转向假设-演绎图式是事实被看到的方式，不是与自然做外部比较的模式；从经验法则的关系是外在的，转向是内在的，因为所谓事实是由理论所阐释的相互关系构成的；从语言精确、意义单一，转向语言难免也是隐喻的和不精确的，形式化语言曲解了科学阐释自然的方式；从意义与事实分开、理论的意义依赖于与外在事实的一致，转向意义由理论决定、意义依靠理论上的融贯一致。这五个转向使人文学科的一些要素和规范渗透到自然科学，从而明显地拉近了二者之间的距离或减少了某些隔阂。这些学者以及其他科学哲学家对自然科学的最新分析表明，自然科学具有与人文学科相近的特征和诠释学上的统一性。其一是，自然科学的对象是主体构成的，而不是发现的，它们的存在取决于科学实践、科学语言和科学共同体。因此，必须放弃对自然科学的绝对性理解，以及科学的进步是向实在的真实描述逐步逼近的实在论观念。其二是，各种自然科学都是在语义领域或传统中构成的，它们与日常生活和科学实践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自然科学也具有社会建构的特征，解释的意义域不可能被背景化。其三是，自然科学像所有认识活动一样，是受特殊的人类旨趣引导的，这些旨趣尽管是社会地和历史地建构的，但却是普遍的。其四是，自然科学也具有“筹划的”特征。诠释学的价值就是克服和消除所有知识形式之间的假的区别。当然，这并不否认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差异，如方法、标准或规则、理论语言等方面的差异，也不否认在诠释程度上有所不同，但是这一切并不构成二者在诠释学意义上是本质区别。 我基本赞同上述几位作者的说法和总结，不过必须引起注意的是： 在诠释学基础上的统一，只有在对自然科学的某些貌似“冷峻”、“严厉”的面孔淡化的情况下才是合情合理的。倘若走极端，抛弃自然科学严格的检验手段和评价标准，取消它的数量化和精密性的特色，把诠释学方法和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建构论的观点不分青红皂白地强加于自然科学，这不仅有害于自然科学，对其他学科或文化门类也不没有什么好处。行之有效的途径也许是，在科学和非科学、在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创造条件让它们经常接触，在接触的过程中促使它们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最终达到统一的目标。
与我们的主张合拍、也与诠释学的统一途径类似的是，可以通过弱化自然科学的定律、因果性等概念——这在自然科学中早已进行了，如几率概念和不确定性原理的引入——以及提升社会科学的概括和预言能力，使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靠近并沟通起来。陶伯正是这样考虑问题的：社会科学的实证论议事日程不再被普遍接受了，取而代之的是，被修正的社会科学如何基于它们自己的普遍规律的发现的概念作为中心的理论关注持续下来。一个战略是把这样的探究由科学说明的连续统担当，在那里来自在自然科学中所采纳的比较松弛的定律观可以满足。这种论证路线往往导致赞同下述建议：需要一种新的类型的科学，于是这作为许多纲领的宽松的理论基础起作用，而这些纲领甚至不去试图给它们的努力披上科学合法性的外衣。正像有些学者提议的，社会科学家必须寻找新的描述标准，这些标准服从把现象还原为简化的定律。社会科学的问题是，把似乎是社会现象的自然呈现的东西变为可以更好地被分析的新的词汇表。削弱因果律标准为预言社会行为提供了空间。人及其文化根本地和可归并地是自然界的延伸：人没有特殊的质，不值得特殊的地位。
发挥哲学的连通和综合功能，也是一种值得效法的人类文化大统一途径。卡西尔意味深长地说：人类文化分为各种不同的活动，它们沿着不同的路线进展，追求不同的目的。如果我们使自己满足于注视这些活动的结果——神话的创作、宗教的仪式与教义、艺术的作品、科学的理论——那么把它们归结为一个公分母似乎就是不可能的。但是，哲学的综合则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寻求的不是结果的统一性而是活动的统一性；不是产品的统一性而是创造过程的统一性。如果“人性”这个词意谓什么东西的话，那么它就意谓着：尽管在它的各种形式中存在着一切的差别和对立，然而这些形式都是在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他进而指出：
对于人类文化事实的这样一种组织工作，已经在各种特殊科学——语言学、神话与宗教的比较研究、艺术史——中开始了。所有这些科学都在努力追求某些原则，追求确定的范畴，以图借助这种原则和范畴把宗教现象、艺术现象、语言现象纳入到一个系统的秩序中去。要是没有这种由诸科学本身早已从事的综合工作，哲学就会没有出发点。然而另一方面，哲学不能就此止步。它必须努力获得一种更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神话想象、宗教仪式、艺术作品的无限复杂化和多样化的现象之中，哲学思维揭示出所有这些创造物据以联结在一起的一种普遍功能的统一性。神话、宗教、艺术、语言，甚至科学，现在都被看成是同一主旋律的众多变奏，而哲学的任务正是要使这种主旋律成为听得见的和听得懂的。
事实上，在人类理智勃发的幼年和童年时期，哲学曾经是囊括人类所有知识的母体或统帅人类全部文化的旗帜；在当今人类理智的青年和壮年时期，哲学完全应当、而且能够发挥类似的连通和综合作用，只不过是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采取新的方式罢了。这就是，在承认各种学科或文化门类的相对独立性的前提下，追求它们的活动和创造过程的统一性，追求它们的目标和普遍功能的统一性。
审美也可以作为人类文化大统一的途径。歌德认为，诗人的眼睛在寻求自然的真实设计时可以服务于科学：“无论在哪里，也许任何人都会同意，能够把科学和诗统一起来。他们忘记了科学源于诗，他们没有看到，当事物变化时，二者能够再次作为朋友在较高的水准上相遇。”在这种意义上，审美可以重新整合经验决定性的官能。简言之，审美维度可以是桥梁，把作为科学的客观的东西与作为人性的主观的东西统一起来。科学家正像诗人一样，凭借相同的作为他的经验的主要组分的审美源泉。 布罗诺乌斯基在提到柯尔律治论美时说：
柯尔律治在试图定义美时，总是返回到一个深刻的思想，即科学和诗都共同追求我们经验的多样性的统一。他说：诗是“多样性中的统一”。科学无非是追求发现自然界的杂乱的多样性中的统一，或者更严格地讲，我们经验的多样性中的统一。诗、绘画、艺术是同样的追求，用柯尔律治的话来讲，追求多样性中的统一。每一个都以它自己的方式寻求人的经验的多样性下的相似性。
人类文化大统一的伟大蓝图有可能最终大致达成吗？威尔逊对成功充满信心。他看到，“随着20世纪的结束，自然科学关注的焦点已经从寻找新的基本法则转向进行新的综合，以便理解复杂系统；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将这种综合叫做‘整体论’。其目标有很大的不同，比如研究宇宙的起源、气候的历史、细胞的功能、生态系统的形成以及思维的物质基础等。在这些研究中想要取得最大的成就，策略就是构建一种可以覆盖多个组织层次的、连贯的因果解释。所以细胞生物学家关注分子的集合，认知心理学家关注神经细胞聚合在一起的作用模式。一旦有意外的情况发生，也便于理解。并没有什么原因能够说明，使用同样的策略就不能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结合起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差别体现在问题的数量上，而不在解决问题的原则上。研究人类状况是自然科学最重要的前沿。反之，自然科学所揭示出的物质世界又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最重要的前沿。可以将契合论点概括如下：两个前沿是相同的。”他乐观地表示，如果这个世界真是以有助于知识契合的途径运行的，那么文化事业最终将变成科学，这里指的是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创造性的艺术。在21世纪，这些领域将变成两大知识分支。到时候科学将继续分化出不同的学科，这一过程已经深入开始，有的部分已经结合、而且继续结合到生物学中，还有一些已经与人文学科融合起来。社会科学的一些学科仍将存在，但是与原先的形式有根本的不同。在人文学科中，从哲学、历史，到道德依据、比较宗教和对艺术的解释，都将会与科学的关系更近，而且会和科学部分地融合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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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赫早就对此有明锐的论述：“计划者、空想家、小说家、社会乌托邦和技术乌托邦的作者都用思想做实验；精明而讲究实际的商人、严肃的发明家和探究者也这样做。他们都想象条件，把他们的期望与条件联系起来，并推测某些结果：他们获得思想实验。”参见马赫：《认识与谬误——探究心理学论纲》，李醒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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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西尔的议论如下。赫拉克利特曾说：“他们不了解如何相反者相成：对立造成和谐，如弓与六弦琴。”为了论证这样一种和谐，我们不必去证明产生这种和谐的不同力量的统一性或相似性。人类文化的不同形式并不是靠它们本性上的统一性而是靠它们基本任务的一致性而结合在一起的。如果在人类文化中有一种平衡的话，那只能把它看成是一种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平衡；它是对立面斗争的结果。这种斗争不排斥“看不见的和谐”——根据赫拉克利特的说法，它“比看得见的和谐更好”。参见卡西尔：《人论》，第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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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的哲学的原理范文6
关键词：中国特色，建筑哲学思想，建筑理论，建筑技术方法
建筑理论，历来成为建筑界争论的焦点。建筑理论涵盖哪些内容，在建筑界存在很大争议。研究建筑理论的最高层次是建筑的哲学思想，它是对建筑科学本体性质属性特点的看法观点，是提出建筑理论的指导思想。建筑理论的研究目的，是在建筑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对于建筑科学的认识提出理论原理，并在建筑理论的指导下，研究建筑技术方法，提出技术方法的原则。现就中国特色建筑理论浅谈如下。
1建筑的理论基础
建筑基础理论，结合现行的建筑设计实践，从初级到高级有不同层面，所涉及的问题各有侧重，诸如建筑概论、建筑构图、建筑设计原理、建筑空间等等。总的说来，建筑的基础理论可以分为建筑设计原理和建筑理论两个层次。
1)建筑设计原理，侧重于阐述建筑创作和实践中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大都较为明显突出，内容包括建筑构成、建筑组合、建筑形式构图、空间组织、建筑构架、环境设计、艺术处理、建筑创作等。
2)建筑理论，侧重于建筑深层哲理的探索，是多层面、多角度、多方位的研究和深化，涵盖建筑的群体态势、地理环境、居住建设、不同建筑层次的需求、建筑文化品位的深化、建筑创作思维的阐述、建筑哲理的剖析、建筑机能组织的变化、建筑形象的表现、评论的准则、未来建筑趋势的预测等，涉及多学科交叉内容。
2中国特色建筑理论的哲学思想
2．1城建园林一体化
城市建筑园林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国传统的建筑学统称为“营造”，它包括建筑城市和园林，几千年来的城市建设都体现着城市建筑园林三位一体的内容，三者的关系十分紧密。
1)城市的选址在大自然中，城市本身具有绿地系统和庭院绿化，城市和园林密不可分；
2)城市的整体由中心区街道院落各个层次的建筑组成；
3)建筑与园林的关系可以用“建筑在园林中，园林在建筑中”来概括。
由此可见，三者的关系是紧密联系的整体。整体性的哲学思想，是中国特色的建筑理论哲学思想。
2．2建筑理论是自然社会相结合的学科
建筑科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一门独立学科。过去人们一直将建筑学划分在自然科学范畴内，20世纪80年代末，才提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向。实际上，建筑科学本身的特点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的学科，城市规划和建设，不仅包括自然科学的内容，也包括社会、经济、人文、管理、安全等社会科学的内容，因此，建筑理论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一门学科。
2．3城市不同现代化
中国城市现代化，因地区不同，现代化水平不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指标和发展步骤也不同。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特点，有北京、上海、天津及沿海城市等发达地区，有新乡、成都等中等发达地区，还有甘肃、新疆等不发达地区，对于发达程度不同的地区，应当区别对待，针对不同地区城市现代化特点和发展重点，应确定不同的发展指标和发展步骤，既要重视发展知识经济，还要重视城市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建设和历史文化的保护，更要重视生态节能和环保的建设。各城市的现代化建设要发挥各自的优势，扬长避短，快速发展。
2．4综合效益节俭论
以前说起中国，人们总是很骄傲地用“地大物博”来形容她。但是，随着我国人口急剧增长，我国人均资源明显不足。针对这一特点，中国特色的建筑理论提倡“勤俭建国”的建筑理念。在城市建设时，采用全寿命造价控制，强调综合效益，力争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发展效益的最佳综合效益。
3建筑理论在建筑实践中的应用
建筑理论的发展与建筑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任何理论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确立其价值和地位。中国特色的建筑理论在我国建筑实践中的应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建筑与生态和谐，注重环保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