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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海洋经济范文1
关键词：海洋生态损害；补偿制度；国际经验
基金项目：辽宁经济社会发展项目重点课题：“生态文明建设视阈下辽宁省海洋生态损害补偿体系研究”（编号：Lslktzdian-15）阶段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P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10月25日
为了更好地利用资源，相关海洋资源管理部门专门制定了《海洋生态损害国家损失索赔办法》，并明确规定对海洋生态损害之后应该如何赔偿的相关问题。此法律对保护我国的海洋生态资源，规范此方面的索赔工作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海洋环境是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恶化后会对人类的当前生活环境造成影响，且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类未来一段时间的生存和发展。因而世界各国在交流和协商下，制定了海洋资源利用相关的国际公约，各海洋国家也根据自身的相关情况而制定了各自的海洋生态保护相关法律。
一、美国海洋生态损害补偿制度
美国最早关于海洋生态保护相关的法律为《油污法》、《清洁水资源法》等，这些法是在普通法基础上形成的，其对规范美国的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工作起到了基础性作用。相对而言这些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比国际公约的更广，且相应的赔偿额度更高。例如美国的EXXON石油公司在出现一次邮轮触礁事故之后，泄露的原油污染了近1，609公里的海岸，近万平方海域被污染，并对附近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同时产生了一定全球影响。这次污染事件促使美国在次年制订了《油污法》。随后美国对其进行了改进，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规范的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制度。
（一）普通法下的生态损害补偿制度。美国关于生态资源保护的法律首先具体规定了相应受保护资源的范围，主要包括渔业资源、湿地、野生动物等。如果这些资源被破坏，根据普通法的规定，可以对行为主体进行公诉，并据此获得相应的生态损害赔偿。根据实际情况可知普通法对赔偿的范围并没有具体的规定，主要是资源损害相应的货币度量。这样对于一些重要特殊资源的损害，不能准确的估计其货币度量值，这样就产生一定的补偿不合理问题。美国的普通法对生态损害的赔偿范围规定为资源减少的市场价值，而对主体则规定为公共机构，在确定赔偿金时，只有资源的修复费用低于造成的损失情况下才能实现，这样对一些与重要环境、文化相关的生态损害一般难以明确其市价，其赔偿也就不容易实现。而且普通法对损害与行为之间关系的确定也有明确的要求，而在生态损害情况中，这种关系一般不能很清楚的确定出。据此可以看出，通过普通法来保障生态损害的赔偿情况存在明显的缺陷，相应的损害行为认定和损害赔偿范围确定方面都有较大的局限。
（二）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为了有效地应对普通法在此方面的局限问题，美国随后制定了《清洁水资源法》和《油污法》，并以此来作为生态损害赔偿的基本法律。在此基础上美国的生态损害赔偿制度进一步明确了在出现生态损害情况下的赔偿主体、主体、赔偿范围和标准等。这样在海洋生态损害事件发生之后就有法可依，相应的损害也可以得到及时合理的赔偿。根据这些规定，赔偿范围主要包括修复费用、过渡期损失和评估费用等，而相应的生态损害的赔偿，主要用途为恢复受到损害的环境，保护其免受再次损害。同时这一制度还明确规定了海洋环境损害评估标准，在此情况下如果出现海洋污染情况，受害者可以清晰且合理地得到相应的赔偿。在这些法律和制度规范作用下，美国的海洋资源得到了有效保护，这些也对其他国家起到了重要参考作用。
二、加拿大海洋生态损害补偿分析
加拿大的海洋资源也很丰富，其很早就研究了海洋污染损害赔偿相关问题，并从法律层面确立了船舶溢油赔偿机制。加拿大还最早加入了《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同时还根据自身海洋资源实际情况而制定了相应的国内赔偿机制，这样就可以根据国内外两方面赔偿机制来确保相关的船舶油污损害得到妥善赔偿。
（一）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制度。加拿大关于海洋资源损害赔偿的法律主要为《航运法》，其侧重于国内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方面，在1971年修订之后，此法中加入了相关溢油责任的规定，并对溢油相应的赔偿主体和范围以及标准等做了规定。《航运法》对相应的溢油责任限制规定为，每吨溢油133个特别提款权。对比各国关于溢油法律的建立时间可看出加拿大是此方面立法最早的。
（二）赔偿基金制度。《航运法》同时还对海上污染赔偿基金做了规定，也就是通过海洋运输石油到加拿大的货主需要交纳每吨15加分的摊派，并将其加入到油污基金中。加拿大对此基金专门设置了相应的账户，并设定了相应的固定利率。20世纪80年代末，加拿大对《航运法》进行修改，也就是设立了新的船舶油污基金，简称为SOPF，同时还增加了国际油污基金不曾包含的部分。在此情况下油污赔偿包含的范围显著增加。新设立的SOPF和国际基金组织也有一定的关联，这样在出现海洋资源污染情况下，可以通过SOPF先支付清污费，并先期进行受害人的赔偿，之后再依据相应的规定向损害主体和国际基金提出索赔。这样就可以使得相应的赔偿工作顺利进行。
三、日本海洋生态损害补偿制度
日本在二战之后为了尽快促进经济发展而对海洋资源进行了大量开发。不过当时对海洋资源还没有明确保护意识，因而大规模的进行围地填海、海洋渔业资源开发等，同时还大幅度的改造了沿海地区的海洋生态环境。在此情况下经过20多年的持续无限制开发，原本风景优美的海岸线受到巨大的破坏，并出现明显的侵烛，海藻、湿地面积在也急剧缩小，一些地区还出现了大量赤潮现象，造成了一定经济损失。为了有效地应对这方面的问题，日本政府从海洋规划、立法等领域开展了相关规范管理活动，同时还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措施，这些对日本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很大促进作用。
（一）多种海洋发展规划减少生态损害。日本在海洋经济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与其他国家相似的道路，也就是早期肆无忌惮的牺牲海洋生态环境，在多年以后对海洋资源造成较大破坏并受到严重损失后，才开始重视起海洋资源保护工作。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制定海洋发展规划，并在随后的开发中积累了大量此方面的开发经验。进入90年代之后其开始对前期中暴露的具体问题进行总结反思并制定了更科学合理的海洋发展规划。随后在世界各国对海洋资源都加大重视的形势下，其也和国际社会合作，并制定了更具体的海洋规划，对原有的规划内容进行了适当的修订。这些对日本海洋开发、环境保护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二）注重海洋法律体制建设，强化生态保障。在不断的努力宣传下，日本社会各方都普遍形成了自觉保护海洋资源的意识，并形成了全面的海洋环境保护体系。为了更好地进行本国海洋环境的监管，日本还和世界海洋保护组织联合开展了相关海洋环境的调查和监测工作。2004年日本根据海洋资源开发保护实际情况而制定了《海洋白皮书》。此书对日本相应的海洋资源的存量、开况等做了详细和深入的论述。次年日本渔业部还制定了海洋政策建议书，主要是从海洋立法及海洋管理等方面论述了日本在未来一段时间应该开展的工作。同年日本颁布了《海洋基本法》，这对规范和完善日本海洋政策法规体系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并预示着此体系已经很完善。
（三）门类众多的生态损害赔偿。日本社会对环境保护有着深刻的认识，并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法律制度。日本环境立法最初是在水俣病的促进之下开展的，在当时水俣病事件产生了轰动全国的影响，引发了民众的强烈关注。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之下日本政府相继出台了《公害对策基木法》之类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并对公害的补偿等做了明确的规定。根据此法律，在受到相关公害导致的影响后，受害者可以根据《民法》、《公害对策基木法》等侵害方，并提出一定的赔偿。例如西淀川大气污染诉讼主要就是这些法律而要求作出赔偿的。
四、国外海洋生态损害补偿制度的经验及启示
根据以上各国相关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论述可以看出，为了确保相应的赔偿制度得以贯彻落实，就很有必要制定相应的制成法，并建立相应的赔偿和诉讼制度。可以详细地分析发达国家在此方面的经验，同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而建立起我国的海洋生态损害制度，以促进我国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一）实施环境公益诉讼机制。这种制度最早是美国建立的，随后被其他西方国家参考引用。根据这项制度规定，在出现相关生态赔偿问题之后，联邦及州政府可根据法律规定，要求污染主体停止污染并作出相应的赔偿，在受害对象不明确情况下，政府可以代收取赔偿金。在一般情况下此类污染事故主要是损害了公共利益，因而根据这种公益诉讼制度，可以通过政府机构来提起公诉并要求其进行赔偿，以此来避免相关诉讼主体缺失情况。
（二）建立专业评估机构和制定切实可行的海洋生态损害评估标准。为了确保相应的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得以顺利落实，且损害赔偿金额清晰确定，就需要建立与之对应的海洋生态损害评估标准。与此同时，还需要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海洋生态损害评估规则，以及相应的专业赔偿管理机构。美国的这种损害赔偿制度相关功能的发挥和其专业的赔偿管理机构密不可分。我国在制定此方面的赔偿标准时，需要考虑到具体国情，对此类评估规则进行全面分析并充分考虑到其执行后产生的各种后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专业的生态损害赔偿评估机构以及与之匹配的损害评估标准。
（三）建立海洋生态损害责任保险制度。《海洋环境保护法》对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制度作了具体规定。由于海洋环境污染事故一般会造成大面积海域污染，因而导致的损失往往很大，大部分污染者并不具备赔偿能力，为此就需要通过相应的损害保险制度来保证赔偿工作得以落实。在此制度下相应的赔偿可以顺利进行，且事故导致的损害也可以得到有效恢复。因而我国很有必要加强现有的保险制度，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建立起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保险制度。
（四）建立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基金制度。我国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对生态损害赔偿虽然做了一些大体规定，不过太粗略缺乏操作性。而美国的《FUND1971》法在海洋生态污染损害方面有较好的适应性，可以适当的参考其并建立相应的生态损害赔偿基金制度。可以通过政府财政拨款和税收来为此提供资金；同时设置相应的专业基金管理机构，并依据行政管理体制进行责任界定，通过法律层面确定出此类基金的性质，以此来为这项基金制度的贯彻落实打下良好的基础。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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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海洋经济范文2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世界各沿海国家纷纷把目光投向海洋，寻找未来发展的支点，我国也不例外，海洋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随着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海洋资源开发管理力度加大，海洋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成为国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但粗放式的经济增长也给海洋环境带来了压力，海洋成为污染输出的空间载体。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排放量的加大，加之薄弱的海洋环境保护观与低效的污染治理力度，导致海洋环境污染的加剧与海洋灾害的频发，严重影响了海洋经济的发展。《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中要求，在促进海洋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要高度重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由此可见，海洋经济发展过程中引起的环境问题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的协调发展对于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对于环境与经济的协调研究国内已有不少的研究成果。国内的研究有1996年吴越明等对环境—经济指标体系以及协调度模型做了相关研究;2000年阳洁等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库兹尼茨曲线， 建立了环境经济的协调度函数，并给出了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判据;2003年，张晓东等利用灰色系统模型对90年代我国省级区域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度进行了计算，并对2005年与2010年的区域协调度进行了预测;2007年李鹤等运用因子分析和相关分析法对1990年以来辽宁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定量评价;2010年王辉等通过建立协调度模型对辽宁14市的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度进行了定量测评;2012年盖美运用可变模糊识别模型来分析辽宁沿海经济带经济与海洋环境的协调关系;2013年许冬兰，王超运用熵变方程法对我国海洋经济和海洋环境的协调度进行了定量分析。
本文在借鉴众多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取11个评价指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在综合评价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子系统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相关性分析法定量评估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发展的协调度，为实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一、海洋环境与海洋经济协调度
(一)协同论与协调度
协同论由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 ·哈肯教授1971年提出。他认为：系统发生相变与否由系统控制参量决定，系统相变过程通过系统内部自组织来实现，系统走向何种序和结构取决于系统在临界区域时内部变量的协同作用。相变点处系统内部变量可分为快、慢驰豫变量。慢驰豫变量是决定相变进程的根本变量也称为系统的序参量，快驰豫变量服从于慢驰豫变量，因而可以不加考虑。
系统的相变结果不一定都走向新的有序，也可能走向无序。在临界点处，如果系统内部变量不能区分成慢驰豫变量和快驰豫变量时，则系统将进入无序状态。临界点处，系统内部变量的不可划分性说明了子系统的耦合能量不占主要地位。
协调度指的是系统之间或系统要素之间在发展过程中彼此和谐一致的程度，体现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趋势。由协同论可知系统走向有序的机理不在于系统现状的平衡或不平衡，也不在于系统距平衡态多远，关键在于系统内部各子系统间相互关联的“协同作用”，它左右着系统相变的特征和规律，协调度正是这种协同作用的量度。
(二)海洋环境与海洋经济协调度
海洋环境与海洋经济发展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其发展演化的过程中，因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会存在由协调到不协调或由不协调到协调的一种动态演化过程。根据协调度的概念，本文将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协调介定为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内，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发展协调一致程度的定量评估，它能表征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整体的发展水平，最终追求的是两系统之间相互促进、互惠共生的协调发展。
二、研究方法与模型建立
(一)研究方法
(1)数据标准化方法。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发展的协调度评价过程中，需要用到不同的指标分别对海洋环境质量和海洋经济的发展现状进行描述，但由于不同指标数据的量纲、正负向、数量级均有差异，为消除各指标数据的量纲的影响，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数据标准化常用的两种方法是标准差变换和极差变换，本文中采用极差变换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对子系统有积极影响的正向指标，即指标值越大对系统发展越有利的指标，采用正向标准化方法;对于子系统有消极影响的负向指标，即指标值越小对系统发展越有利的指标，采用负向标准化方法，具体公式如下：
正向指标标准化：Zij=■
负向指标标准化：Zij=■
其中，i是指标序列，j是年份，xij为指标数据，min(xi·)是指标i在所有年份中的最小值，max(xi·)是指标i在所有年份中的最大值。
(2)层次分析法。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是对一些较为复杂、较为模糊的问题作出决策的简易方法，它特别适用于那些难于完全定量分析的问题，该方法的核心是将专家的经验判断予以量化据此确定指标权重的一种方法，属主观定权法的一种。在指标权重确定的过程中，需要借助专家的实际经验对指标的重要性进行量化评估，因此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从主观方面确定指标的权重。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需要以下几个步骤：一是利用德尔菲法，邀请多名相关领域专家分别对指标的相对重要度进行打分，根据评分结果构建判断矩阵。判断矩阵可用A=(αij)m×n表示，αij为因素i和因素j对目标因素的影响之比。二是计算判断矩阵A的最大特征值λmax及其对应的特征向量。λmax的特征向量经归一化后即为同一层次指标对相应上一层次指标或目标重要性的排序权值。三是进行一致性检验;若未通过一致性检验，应该对判断矩阵进行进一步修正。
(3)熵值法。熵原本是一热力学概念，它最先由申农 C. E.Shannon引入信息论，称之为信息熵。现已在工程技术，社会经济等领域得到十分广泛的应用。熵是系统的无序度量，可以用于度量已知数据所包含的有效信息量。熵权法就是根据指标数据的变异程度，利用信息熵，判断该指标提供的有效信息量，从而确定权重。当指标值数据变异程度大时，说明该指标提供的信息量大，指标的有用性就越大，其权重也应相对较大;反之，指标数据变异程度较小时，说明指标提供的信息量少，指标的有用性就越小，其权重也应相对较小;当某项评价指标的数值完全相同时，意味着此项指标提供的是无用信息，可以从指标体系中将其剔除。熵权法属于客观赋权法的一种，本文运用熵权法确定指标的客观权重。
用熵权法确定权重需要以下三个步骤：一是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二是计算指标信息熵ei，ei=-k■(yij×lnyij)，其中，yij=Zij/■Zij，k=1/lnn，Zij是第i项指标第j年的数据xij标准化之后的值;三是计算信息冗余度di，di=1-ei，其归一化后的数值即为指标权重。
(4)相关性分析法。相关性分析是数学统计中的一种分析方法，主要用以分析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表现为两者之间的正相关程度、负相关程度以及两者之间无太大相关性的无序程度。相关系数基础的计算公式是：
r=■
其中，r是相关系数，r∈[-1，1]，r<0时为负相关，r>0时x，y为正相关，且│r│越接近于1，两者的关联程度越大。
海洋环境与海洋经济的协调发展，不仅体现在两者具有相同的发展程度，还表现在两者的同向发展以及同向发展的相关程度。简单来说，若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处于协调发展的状态，两者应具有相似的发展水平，同时，发展水平应同步正向提高，此时两者之间相关性是正相关，且相关系数越大说明其同步发展的程度越大，两者的协调度也就越大;当然，正相关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两者同步衰退，此情况属于极不协调状态，因而在分析相关性的基础上，应结合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的发展状态对两者的协调度做出判断。若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相互之间呈负向发展，则两者处于不协调状态，此时两者之间负相关。在测算并分析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通过相关性分析方法，完全可以达到分析二者协调发展程度的目的。
(二)模型建立
(1)发展度模型。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作为两个子系统，在不同的阶段其发展程度是不同的，二者的发展水平是一个随时间变化的动态演变过程。协调度的评价正是基于对二者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因此需要建立发展度模型分别评价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在不同时段的综合发展水平，具体的评价模型如下：
海洋环境：FAT=∑(wAi*zij) (1)
海洋经济：FBT=∑(wBi*zij) (2)
式中，FAT、FBT分别是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在第t年的综合发展水平，wAi、wBi分别是各指标体系第i项指标的权重，zij是各指标对应实际数据经标准化后的数据值 。
(2)协调度模型。根据前文可知，相关性分析方法属于统计学中的一种方法，可综合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程度和发展方向。在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都呈良态正向发展的情况下，海洋环境状况和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的正向相关度越大，两者的协调度越高。本文基于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的发展水平，利用相关性基础计算公式，建立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协调度评价模型如下：
C=■ (3)
式中，C表示系统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度，-1≤C≤1;
FAt、FBt分别表示两系统在t时期的发展水平的综合评分;
■A和■B分别表示两系统在不同研究时段发展水平综合评分的均值;
相关性原理中，要求K≥3，根据这一要求，同时考虑海洋环境变化的渐进性与环境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滞后性，选取5年为一个观察周期考察2003—2013年我国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的协调性。
三、协调度类型划分
本文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选取相关系数检验的临界值作为协调度类型的划分标准。一般而言，当│R│0.805时，属同向相关，代表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海洋经济发展的同时海洋环境改善，两者协调共同发展;二是海洋经济衰退的同属海洋环境恶化，二者共同衰退;具体的情况应结合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的实际发展水平而定。样本数为5，R0.1、R0.05、R0.01分别为0.805、0.878和0.959，以此为划分标准(见表1)。
四、海洋环境与海洋经济指标体系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指标筛选原则。指标体系的筛选直接影响到海洋环境质量与海洋经济发展水平评价的准确性，进而影响到两系统之间协调度评价的有效性，因此确定客观合理的指标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具体来说，指标的筛选应该遵循如下原则：
(1)科学性原则。在筛选指标体系时，应该首先考虑指标筛选的科学性，这关系到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协调度评价的准确性;科学性原则主要体现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遵循客观实际而非主观臆断筛选指标体系;另外，选取的指标应能通过观察、测算等方式客观真实的对系统特征做出明确的定性或定量分析。
(2)系统性原则。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各作为一个子系统，指标体系应正确合理的描述海洋环境子系统和海洋经济子系统的发展现状，指标的选取应综合考虑影响系统发展的各个因素，同时所选指标之间既要有联系也要有区别，尽可能全方位、多角度的反映系统的总体特征。
(3)有效而实用原则。指标的选取尽可能的简练、有效，数量上要少而精，避免过于庞杂;且指标体系能较为准确的反映海洋环境现状和海洋经济实力，其分析结果能准确的说明问题。
(4)数据可获性原则。在筛选评价指标体系时，不应只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和动态性原则，还应遵循数据可获性原则。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时，指标数据的采集和获取必须有正确合理的途径;其次，所选指标应该能够量化，以保证定量计算，这是进行计算的关键。
评价指标体系。依据科学性、系统性、有效而实用和数据可获性等原则，综合考虑海洋水质、入海污染和海洋环境灾害情况，分别选取全国劣于四类水质标准海域面积、径流入海CPDCr总量、径流入海重金属总量、工业废水直排入海量、沿海工业固体废弃物丢弃量与赤潮灾害面积为反映海洋环境质量的指标;综合考虑海洋经济的发展情况，选取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涉海就业人员与全国海洋科研机构从业人员为反映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根据2004—2014年的《中国海洋统计年鉴》、《中国海洋环境统计年鉴》2003—2013年的《中国海洋报环境质量公报》确定表2中指标数据。
(二)指标权重的确定
权重是在评价过程中，各指标重要程度的定量分配。在评价过程中，不同的指标对海洋环境质量和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难免会有差异，因此需要根据不同指标的重要性赋予不同的权重。而指标权重直接影响到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因此选用科学合理的方法确定指标权重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分别使用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分别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确定指标权重。层次分析法(简称AHP法)是通过德尔菲法建立判断矩阵，并据此计算指标权重的一种方法，属于主观定权法;由于此方法的主观性比较大，本文中权重的确定结合了熵值法。熵值法是基于数据的有效信息量确定权重的一种方法，属客观定权法。综合主客观因素，最终的指标权重取两种定权方法计算结果的平均值。由于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在科研中的运用已相当成熟，本文不再赘述具体计算步骤，指标权重计算结果见下表：
五、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发展协调度评价
(一)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综合评价
利用经标准化后的指标数据，结合已确定的指标权重，根据公式(1)、(2)综合评价2003—2013年间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的发展水平，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综合评分变化情况见图1。
由图1可知，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总体呈上升趋势;在2003—2006年间，海洋经济增长势头较猛，海洋经济发展在2006年出现了一次高峰;在2006以后海洋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缓，呈波动上升趋势。海洋环境质量总体呈下降趋势，2003—2004年间环境质量下降最明显，2004年以后呈缓慢波动下降趋势，在2012年环境质量出现研究时间段内的最底峰，2012年以后环境质量有明显的改善。
对比海洋经济和海洋环境质量发展状况，海洋经济增速最猛的时候也是海洋环境质量下降速度最大的时候，说明在此研究阶段，海洋经济的发展以海洋环境的恶化为代价，此时人们只看到经济增长带来的短期利益，忽视了环境恶化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从而造成对海洋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和海洋环境的严重破坏。2006年以后，海洋经济总体发展态势放缓的同时，海洋环境恶化的速度也放缓，这说明了两点，一是海洋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海洋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二是政府和民众已经意识到海洋环境恶化问题的严重性，越来越重视海洋环境的保护问题。
(二)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协调度评价
根据海洋环境会和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结果，利用协调度评价公式(3)，分别以5年为周期滑动进行海洋环境与海洋经济的协调度评价，计算结果见表4。
由表4可知，2003—2007年间，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处于异向发展状态，说明海洋经济增长的同时，海洋环境反向恶化;根据协调度类型的划分，判断2003—2007年间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发展属中度失调。该时期海洋经济增长速度过快，沿海工业迅速发展的同时，大量工业废水排放入海，加上工业废弃物的倾倒，严重污染了海洋环境，致使海洋环境质量持续恶化。
2004—2009年间两个研究时间段内，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的发展都处于相关性关系不明显，无序发展的状态，同属轻度失调;但值得注意的是，两者的协调度基本呈直线上升趋势，说明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的协调发展关系有所改善。在此期间，不论是是海洋经济的增长速度还是海洋环境质量下降的速度都有所放缓，说明恶化的海洋环境已对海洋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同时也说明海洋环境问题已引起政府和民众的重视，在发展海洋经济的同时也会注重海洋环境的保护。
2005年之后的4个研究阶段内，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仍然呈相关性不明显的无序发展状态，同属轻度失调;协调度呈先降后升的“U”型趋势发展，说明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的协调发展关系呈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2003—2013年，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的发展总体处于不协调状态。海洋经济发展的同时，海洋环境并没有得到同程度的改善，且海洋环境的恶化会制约海洋经济的发展。
六、结论
本文从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协调度的概念出发，根据科学性、系统性等原则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从主客观两方面综合确定指标权重，在对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的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利用相关性分析原理建立协调度评价模型，研究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发展的密切程度与变化方向，定量评价了2003—2013年间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的协调度。评价结果表明：我国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的发展基本处于不协调状态，海洋环境的改善落后于海洋经济的发展，但人们已经意识到不良的海洋环境对海洋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海洋环境问题已受到了重视。为促进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海洋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优化海洋产业结构，提高海洋产业创新能力。目前，我国海洋经济呈现的是高速发展态势，但是经济发展质量仍然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仍停留在低层次水平，第三产业比重偏低，制约了海洋经济质量的提高。因此，应优化海洋产业结构，积极推进第三产业的发展，转变高耗能、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同时注意提高海洋产业的创新能力，大力发展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水利用业、海洋电力业、海洋环保等新兴产业，在利用科技进步促进海洋经济增长的同时加强海洋环境的保护。
(2)发展循环经济，合理利用海洋资源。海洋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造成了海洋资源的严重浪费，这严重制约了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最大限度的发挥资源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在科学有效的利用海洋资源的同时加强海洋环境的保护。
(3)加大环保投入，保护海洋环境。沿海城市生产生活污水、工业废水的直排入海或污水径流入海等陆源污染是海洋环境恶化的主要因素。对于此类现象，应加大环保投入，加快建设沿海城市、江河沿岸城市污水和固体废弃物处理设施，提高排污技术，减少入海污染物的排放量;同时，应加快建立完善的监测系统，遏制“偷排”现象，从源头上减轻海洋环境污染、保护海洋环境。
国际海洋经济范文3
关键词：海洋产业；竞争；能力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1-0-02
一、海洋产业竞争力研究综述
海洋产业竞争力是指某国或某一地区海洋产业相对于他国或地区在人才、资本、国际化水平、制度因素、科技水平以及生产效率、满足市场需求、持续获利等方面所体现的竞争能力，体现的是海洋产业的投入产出水平在市场竞争中的比较关系。
目前，国内外关于海洋产业竞争力的研究较少，且研究领域有所不同。国外学者在海洋经济领域主要集中于海洋产业发展模式的研究上，尤其是对海洋渔业、海洋运输业、海洋油气业等特定产业的评价分析。国内学者对海洋产业竞争力的研究主要是定性分析，鲜有定量分析。其中，殷克东、王晓玲(2010年)利用解释结构模型方法设计构建了中国海洋产业竞争力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熵值法、灰色关联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和Kendall一致性检验方法，设计构建了中国海洋产业竞争力的“四维一体”的联合决策理论测度模型。王圣、张燕歌为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聚集和创新力四个方面构建了8个二级指标的山东省海洋经济竞争力评价体系。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
海洋产业竞争力不仅取决于海洋产业的现实竞争力和潜在竞争力，还取决于海洋产业的竞争动力和竞争环境。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海洋产业的产业特征，按照评价数据的可获得性、完整性、代表性等指标选取原则，从产业竞争力的评价研究入手，对我国沿海11省市海洋产业的实际情况进行系统分析，将海洋产业竞争力影响要素概括为海洋产业实力、海洋人力资本、海洋产出能力、海洋运输能力、海洋科技研发能力五个方面，并选取了20个二级指标，组成海洋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1.海洋产业实力。指海洋投入产出的综合能力，是海洋产业竞争力的直接体现。海洋产业实力可以用海洋生产总值这一指标来衡量。
2.海洋人力资本。指从事海洋生产活动的各种人力资源，是海洋产业竞争的动力源泉，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及投入可以使海洋产业获得更高的竞争优势。海洋人力资本可以用涉海就业总人数这一指标来衡量。
3.海洋产出能力。指生产各种海洋产品的综合能力，代表了海洋产出水平。海洋产出能力可以用海洋捕捞产量、海水养殖产量、原油产量、天然气产量、海洋矿业产量、海洋化工产品产量六个指标来衡量。
4.海洋运输能力。指海洋货物运输和旅客运输的综合能力，代表了海洋产业的承载能力。海洋运输能力可以用海洋货物运输量、货物周转量、海洋旅客运输量、旅客周转量、货物吞吐量、旅客吞吐量六个指标来衡量。
5.海洋科技研发能力。指海洋科技的投入产出水平，反映了海洋产业的科技实力。海洋科技研发能力可以用海洋科研机构数、海洋科研机构从业人员、海洋科研机构经费收入总额、海洋科研机构专利申请数、海洋科研机构专利授权数、海洋科研机构拥有发明专利数六个指标来衡量。
三、竞争力综合测度与评价
1.一级指标的测度
按照评价指标体系中所确立的20个二级指标，分别选取《2010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采用综合加权求和法(权重采用专家赋权法获得)，对海洋产业实力、海洋人力资本、海洋产出能力、海洋运输能力、海洋科技研发能力五大类在全国11个沿海省市进行测度排序，其结果如下表：
表1 一级指标测度结果
2.产业综合竞争力的测度
在获得一级指标得分后，运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计算，通过对指标的降维处理，按公共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超过85%的原则提取3个主因子。第一个主因子上具有较高负荷的评价指标有：海洋产业实力、海洋人力资本、海洋产出能力，这些指标从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反映了海洋产业水平，因此，把第一主因子定义为海洋投入产出因子F1；第二、三个主因子上具有较高负荷的评价指标分别是海洋科技研发能力和海洋运输能力，因此，把第二、三个主因子分别命名为海洋科研状况因子和海洋运输状况因子。
这3个主因子较全面地反映了海洋产业的信息特征，在进行正交旋转后由回归法计算出因子得分，根据各主因子的特征根得出各主因子的权重wi ( wi =λi/ Σλi )，其中λi为第i个主因子对应的特征根(i = 1, 2, 3)，可以构造旅游产业竞争力的综合评价模型：
Z = w1 F1 + w2 F2 + w3 F3 = 0.483 F1 + 0.306F2 + 0.211F3
其中Fi是各个因子得分矩阵，其值如表2中的Fi所示。利用该模型，可计算出沿海11省市海洋产业竞争力得分(Z值)，详见表2。
表2 我国11沿海省市海洋产业竞争力得分及排名
3.竞争力比较分析
对我国11个沿海省市海洋产业竞争力进行测度并分类后，可以看出，广东、山东两省表现出较强的竞争力，构成第一集团；浙江、上海、辽宁、福建、天津、江苏六省市竞争力相对较弱，代表了我国区域海洋产业的平均水平，构成第二集团；河北、海南、广西三省竞争力最弱，构成第三集团。第一集团两省GDP排名在11省市中位居前三；第三集团中海南、广西两省GDP排名在11省市中位居最后两位；而第二集团中，除江苏省外，其余五省市海洋产业竞争力排名与GDP排名基本相符。因此，我们认为海洋产业竞争力与区域经济总体发展水平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从各因子得分看，广东、山东和福建在公因子1上的排名最高，在公因子3上的排名相对较低；上海和辽宁在公因子2上的排名较高，在公因子1上的排名相对较低；浙江、天津、海南在公因子3上的排名较高，在公因子2上的排名相对较低；江苏在公因子2上的排名较高，在公因子3上的排名最低；河北和广西在三个公因子上的排名均较为靠后。可见，海洋产业综合竞争力位于第一集团的省份在公因子1上的得分较高，海洋投入产出因子成为其优势因子；第三集团的省份在公因子3上的得分较低，海洋运输状况因子成为其劣势因子；而第二集团省市的优劣势因子则分布在不同主因子上。通过分析，各省市海洋产业优势因子与劣势因子不尽相同。因此，保持优势和积极因素、提升弱势和消极因素，成为推动区域海洋产业竞争力平衡发展的“两个抓手”。
四、提升区域海洋产业竞争力的对策
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已成为共识，各沿海省市在未来区域发展中，应着重从以下两方面入手，提升海洋产业综合竞争力。
1.加强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基地建设，增强海洋运输能力
一是，加快专业化码头及港口配套设施建设，适应临港产业开发及腹地中转需要，进一步提升港口服务能力和竞争力。二是，构建区域性物流基地，建设集中转、物流、仓储、来料加工、拼装、交易、疏运于一体的物流园区和配送中心，在港口后方建立物流集散、货物储存、分类配送、信息管理、增值服务、市场交易、增值服务功能多元化的中转配送基地，使港口功能能够适应区域物流网络节点和集装箱多式联运的需求。
2.推进人才队伍和产学研机制建设，提升海洋科研能力
一方面，要不断优化人才引进与培养机制，建立人才引进专项资金和高端人才项目资金，重点引进高层次的海洋专业人才；同时，加强人才培养，依托高校、科研院所和骨干企业，以重点学科、重大项目、重点产业的实施和管理为载体，培养适应海洋产业发展需要的各类人才。另一方面，要加强海洋产学研机制建设，推动科研机构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力争取得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应用前景广阔、具备产业化基础的科技成果，迎合市场对科技的需要，努力提高海洋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水平。
参考文献：
[1]刘洋,丰爱平,刘大海,马琳娜.基于聚类分析的山东半岛沿海城市海洋产业竞争力研[J].海洋经济.
[2]王圣,张燕歌.山东海洋产业竞争力评估体系的构建[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1.
[3]殷克东,王晓玲.中国海洋产业究争力评价的联舍决策测度模型[J].经济研究参考,2010.
[4]于谨凯,李宝星.我国海洋产业市场绩效评价及改进研究――基于Rabah―Ami模型、SCP范式的解释[J].产业经济研究,2007(02).
[5]孙瑛,殷克东,等.海洋产业结构动态优化调整研究[J].海洋开发与管理,2008(04).
国际海洋经济范文4
关键词：海洋经济;澳大利亚;美国;韩国;日本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资助项目《海洋经济在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中的作用、贡献与拉动效应研究》（项目编号：L13BJL011）部分内容
中图分类号：F307.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2月28日
一、引言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洋既是潜力巨大的资源宝库，也是支撑未来发展的战略空间，各国政府均加大了对海洋的重视和开发利用程度，海洋经济得以快速发展。所谓海洋经济就是为开发海洋资源和依赖海洋空间而进行的生产活动，以及直接或间接为开发海洋资源及空间的相关服务性产业活动。据测算，近年来世界海洋生产总值以平均每年11%的速度快速增长，预计2020年将达到3万亿美元。从拥有海洋资源的数量来看，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海岸线长达1.8万公里，居世界第四位。然而，从对海洋的开放和利用程度来看，中国却远远落后于诸多发达国家，尚处于海洋开发和利用的初级阶段。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各级政府逐步认识到海洋开发和利用的重要性，并为此出台诸多政策措施，中国海洋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中国海洋产业占GDP的比重也从2006年的4%增加至2011年的9.7%，海洋经济已经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尽管如此，中国海洋经济发展却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如海洋产业结构不合理;缺乏统筹规划，法律法规不健全;海洋产业科技水平较低;环境污染严重，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考察和梳理世界海洋经济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分析其中对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的有益启示和借鉴，对于大力推动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促进中国成为海洋强国，具有重大意义。
二、国外海洋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
综观世界海洋经济的发展，目前全世界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已经制定了详尽的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澳、美、韩、日等主要海洋国家均从国家战略高度认识并推动海洋经济的发展，且取得了诸多成效，他们在统筹海洋产业协调发展，发挥海洋产业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等方面，均值得中国借鉴。
（一）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位于南半球，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海洋管辖范围，其海洋经济区和大陆架面积相当于陆地面积的2倍，是一个真正的海洋超级大国，海洋产业极为发达，尤以海洋油气业和海洋旅游业最为突出。为了促进海洋经济和产业的快速发展，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及各州投入了大量财力物力，在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纠纷解决、海洋权益扩展、海洋资源开发管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措施包括：第一，澳大利亚在1997年就出台了《海洋产业发展战略》，强调了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拟定了《21世纪海洋科学技术发展计划》;第二，对海洋产业发展实行综合管理，一改原有的单一海洋产业管理模式，综合管理模式要求各部门之间加强协调和配合，决策的制定和执行要求高度的透明;第三，澳大利亚十分重视海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注重环境的保护。政府提出海洋产业的发展必须以海洋环境保护作为前提，并根据不同海域的特点在环境承受能力的限度内对海洋进行综合开发利用。建立海洋生态保护区和环境质量监测体系，对重点海域环境实施定期跟踪监测。渔业管理部门还根据海洋渔业资源的状况制定可持续捕捞的政策，对捕捞时间和工具严格限制和科学管理，防止过度捕捞给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危害。
（二）美国。美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长达22，680公里的海岸线和340万平方海里的海洋经济区，是世界海洋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其在促进海洋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很多做法和经验，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首先，政府在促进海洋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为了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美国政府出台了完善的法律法规，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会就通过了《海洋资源与工程开发法》，并成立海洋科学、工程和资源总统委员会，由总统直接负责对美国与海洋有关的问题和事务进行全面审议。美国政府还将海洋经济发展政策细化为区域政策，针对不同海洋和沿海区域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措施，以实现海洋经济发展的因地制宜、互补共赢和协同发展。同时，财政拨款始终是美国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据统计，美国政府每年用于海洋领域的财政预算高达500亿美元以上;其次，美国政府十分重视科技对海洋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美国政府针对不同区域海洋项目的发展重点，先后建立了多达700多个海洋研究所，财政对这些科研机构的年投资高达300亿美元。以这些实验室为依托，结合各区域的不同海洋资源和海洋环境，建立了大量的海洋产业园区;第三，美国完善的金融体系在支持海洋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功不可没。在政府财政资金的大力支持和引导之下，美国已经形成了由政府、企业、金融机构、民间资本共同参与的海洋资金支持体系。早在19世纪中叶，美国政府主导建立了海洋投资基金，该基金由财政部、美联储、联保存款保险公司等共同投资，目的在于为海洋经济和海洋产业发展提供多方位支持;美国政府就成立渔业委员会，专门负责提供海洋渔业补贴，他们采用低息贷款、专项养殖补贴等方式，对鱼类加工新技术的开发予以支持;最后，美国政府十分重视海洋环境、资源的保护和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美国政府于2000年通过了《2000海洋法令》，提出了21世纪海洋发展的新原则，即保护海洋环境、防止海洋污染，促进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在该法令的指导下，美国政府不断加强海洋环境保护，进行沿海流域管理，对入海内陆河流域进行全境生态保护和污染治理，并以全美海洋保留地体系的形式，对国家重点海域予以保护，力求保证海洋生态系统始终处于健康、高生产力和可恢复状态，实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三）韩国。韩国的海洋经济发展始于20世纪60年代，80年代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经过多年发展，韩国已经形成了以海运、造船、水产和港口工程为支柱产业的海洋经济体系，是亚洲海洋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韩国的海洋水产业极为发达，其海洋水产量年约350万吨，是世界第七大水产国。据调研，韩国海洋水产业的高度发达主要得益于其远洋捕捞能力的增强，韩国建立了一支拥有近800艘船只的庞大远洋渔业队伍。同时，韩国十分重视海洋产品的深加工，其深加工水产品量占水产品总量的比重高达50%以上。韩国政府也十分重视港口及临港工业园区的发展建设。韩国有大小港口近1，500个，以港口为中心，韩国政府建立了多个临港工业园区，涉及钢铁、石化、建材、电子、机械制造等多个产业。这些产业园区在带动海洋产业和陆地产业协同发展，带动地区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如蔚山的汽车工业及仁川的石化工业等。
（四）日本。日本既是一个岛国，又是一个陆地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为此，日本一直十分重视对海洋的开发和利用，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将经济发展的重心逐步转向开发海洋，提出“海洋立国”战略，并陆续采取了多项政策措施。首先，重视制定合理的海洋产业发展战略规划，并出善的海洋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2007年4月，日本通过《海洋基本法》，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对日本海洋经济发展的整体规划加以规范;其次，日本在对海洋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同时，十分注重海洋经济与腹地经济产业的互动和相互促进。日本政府结合腹地原有产业的发展状况，建立临港产业集聚区，形成“以大型港口城市为依托，以海洋产业为先导，腹地与海洋共同发展”的双赢局面;最后，日本政府十分注重鼓励私营资本对海洋经济的投入。例如，日本的关西空港产业园在建筑过程中吸收了大量民营资本，成立了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营资本共同参股的股份公司。通过吸引民间资本投资海洋经济，不仅使得海洋产业快速发展，还减轻了政府财政的负担、提高了财政资金的效益，也为民间资本找到了好的投资渠道，实现了多盈的局面。
三、国外海洋经济发展的先进经验对中国的启示和借鉴
（一）制定完善的海洋发展规划，建立健全相关的政策法规。应加快制定完善的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和政策体系，加强对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产业结构调整的指导，合理布局海洋产业。尽快编制包括海水养殖、海水利用、海洋新能源开发、海洋旅游等领域具体规划。建立健全海洋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完善相关的财政政策、投融资政策，并抓紧制定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在财政政策方面，结合海洋经济发展规划，通过财政补贴、政府低息贷款、财政直接投资等方式，加大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海水养殖、远洋渔业和海洋新能源开发等战略新兴海洋产业的支持力度。在投融资政策方面，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和金融机构等投资海洋产业，尽快形成政府、金融机构、企业、民间资本共同参与的多元的投融资格局;支持有实力的涉海企业上市融资，并考虑建立促进海洋产业发展的专项基金，加大对海洋科技的投资力度，鼓励创业投资基金对高科技海洋企业的投资;完善海洋自然灾害的保险机制，探讨建立由被保险人、保险公司、政府等共担风险的保险和担保机制。抓紧制定包括海域使用管理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海洋交通法、海洋资源法和渔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使得海洋经济发展有法可依，也有法必依，加大执法力度，强化执法监督。
（二）优化海洋产业结构，大力扶持战略性新兴海洋产业发展。在我国海洋经济生产总值中，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旅游和海洋盐业始终占有较大比重，特别是前三项占比高达70%以上，而海洋渔业就业人数占全部海洋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更是高达50%。而从长期发展潜力来看，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旅游业等传统海洋产业的发展潜力极为有限，而像海洋能源、海洋生物制药、海水利用等这样的战略新兴海洋产业则潜力更大，然而后者在我国海洋经济中的占比是很低的。这说明，中国海洋经济发展层次较低，海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海洋产业结构不合理，有待转型和升级。因此，应加快推进中国海洋产业结构调整，大力扶持海洋战略型新兴产业。首先，还应继续巩固海洋第一产业发展。尽管第一产业对海洋经济的贡献最小，但鉴于其基础性的地位及先天的弱质性，政府应继续保护第一产业的基础性地位，结合各海域资源的先天禀赋，发展特色海洋渔业，实施科学捕捞，实现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加大对海洋科技的重视和投入力度，鼓励科技创新，提升海洋产业的科技含量和水平，大力扶持包括海水淡化、海洋新能源、海洋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海洋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最后，大力发展海洋第三产业，增加其在海洋经济中的地位和比重。现阶段，我国海洋第三产业在以海洋交通运输业和海洋旅游业为主导的基础上，建议大力发展海洋信息服务和海洋环境监测等现代服务业，实现海洋第三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三）加大海洋产业科技创新力度，重视人才培养。美、日海洋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均表明，提高海洋产业的科技含量是促进海洋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而我国海洋科技对海洋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足30%，远远低于美国60%的水平，这也正是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滞后的症结所在。借鉴美、日的经验，我国应逐步加大对海洋科技的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鼓励创新，加大人才的引进和培养。首先，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金融机构、民间资本共同参与的多元资金支持体系。政府财政应在海洋科研投入，特别是基础性及重大科研项目的投入中占据主力，并出善的鼓励政策，吸引企业、金融机构及民间资本加大对海洋科技的投入;其次，紧紧围绕人才的引进、培养和使用三个关键环节，加强海洋科技人才的引进和开发。对于国内急需的紧缺高端人才，可以考虑从国外引进，出善的人才引进政策和制度，吸引海外人才有序有效回流。同时，加大本土人才的培养力度，依托科研院所和产业园区，积极培养一批具有科技创新能力或管理能力的高级海洋人才。还应完善高层次人才的户籍和流动政策及股权期权激励政策，营造良好的人才使用与培养环境;再次，坚持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紧密结合，更多着眼于自主创新的应用;最后，按照产学研一体化的要求，打造实现先进科研成果快速产业化的平台，促进高科技成果的转换，提升转化的成功率。
（四）改革分散式的管理，构建统一综合的海洋管理体制。中国现行的海洋管理体制是以分部门、分行业为典型特点的分散式管理模式。各部门和各行业无序竞争和重复投资问题十分突出，区域分工体系不完善，缺乏必要的协作和配合，造成大量的浪费和内耗。例如，北方的青岛、大连和天津均试图将自身定位为北方国际航运中心，纷纷上马大型集装箱和原油码头，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不断升级。为此，国务院应从中央层面成立专门的国家级海洋综合协调决策机构，统一负责“发展规划、海洋研究、开发开放、环境保护”等重大战略和方针的制定，而地方则建立相应分支机构，负责配合中央和协调地方的海洋管理具体工作，如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产业、保护海洋环境等。
（五）加强海洋环境和资源的保护，实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对海洋开发利用程度的加大，由于过度捕捞、海洋油气污染、陆地废水排放、海水养殖污染及其他不合理的开发和利用，海洋环境污染和海洋生态破坏问题日益突出，已经成为制约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为此，我们在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重视海洋环境的保护和海洋资源的涵养，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实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应建立健全海洋环境监测系统，严格控制陆域污染物向海洋的排放，在进行排污总量控制的同时，加大企业的排污成本和违法惩治力度，提升企业自觉保护海洋环境的意识和责任，并对重大涉海项目的生态环境影响进行评估等;其次，建立健全海洋灾害预警机制和防灾减灾体系，加强海域防御工程建设，建立海岸生态防护网，加强沿岸滩涂保护和防潮堤坝建设;最后，严格审批标准和制度，按照海洋功能区的划分进行科学用海，加强监督监管和执法力度，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
主要参考文献：
[1]储永萍.发达国家海洋经济发展战略及对中国的启示[J].湖南农业科学，2009.8.
[2]国务院.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2012.9.16.
国际海洋经济范文5
[关键词] 海洋低碳经济；经济效率；M-L指数
[中图分类号] F124.5 [文献标识码] 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marine low carbon economy， the study measures TFP of 11 coastal areas from 2006 to 2014 by means of M-L model which takes carbon dioxide as a bad outpu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echnical progress and 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discuss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by means of Tobit panel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fficiency of marine low carbon economy in China's coastal areas is on the rise， but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s big. The efficiency value of Yangtze River Delta is the highest， followed by Pearl River Delta. Technological progress has made a major contribution on efficiency index growth. The scale efficiency change is the main factor affecting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It is found that the human resources quality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degree have promoting effect， and level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openness have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by means of empirical analysis.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low carbon efficiency， the government should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strengthen the technology innovation， cultivate the talents and allocate the resources rationally.
Key words： marine low carbon economy， economic efficiency， M-L index
一、引言
全球化的作用下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气候和环境生态的各类问题，气候变暖，能源安全以及油价频繁波动等问题得到了各国的关注。2003年，英国发表了《能源白皮书》，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成为新世纪人类发展的目标。海洋低碳经济是一种以“低排放、低能耗、低污染”[1]为目的的经济模式，这给我国海洋经济提出了新的挑战。
由于海洋低碳经济概念的提出时间尚短，碳排放量难以测量等很多因素的影响下，对其的研究有一部分集中于定性研究。陈贵华[2]对广东海洋渔业，梁芷铭[3]对广西的发展模式转变进行研究，张文亮[4]研究天津发展海洋低碳经济等。在定量分析方法方面，张振举、张莉[5]从碳排放规模、效率和结构分析湛江的发展现状，根据kaya原理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丁黎黎等[6]利用熵值法测算了沿海11地区的TFP，基于面板Tobit模型考察了影响因素。徐丽丽[7]采用超效率模型计算TFP，对比与传统之间的差异。从综述来看，我国对于海洋经济这一重要环节的研究还不够，并只集中于定性研究对定量研究不多且方法较单一。因此研究这一问题是具有意义的。
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和Tobit模型
（一）M-L指数
在研究低碳经济效率中，一般采用基于方向距离函数来研究生产率变化的。将M-L指数分解为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两部分，处理期望产出增加和非期望产出减少的问题。Chun等于1997年提出的m-l指数，在计算过程中需先获取所需的四种方向距离函数：基于t期观察值和t期技术、基于t+1期观察值和t+1期技术、t期和t+1期的混合方向距离函数。
ML指数可以分解为效率变化（EFFCH）和技术进步指数（TECH）：当EFFCH>1或EFFCH1或TECH
（二）tobit模型
Tobit模型属于因变量受到限制的一种模型，其概念最早由Tobin于1958年提出。由于DEA方法所估计出的效率值都介于0与1之间，最大值为1，如果采用OLS来估计，可能由于无法完整呈现数据而导致估计偏差，因此本文采用Tobit模型来分析海洋低碳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
三、沿海地区海洋经济效率测算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处理
根据Jorgenson等提出的KLEM模型来确定投入指标，本文选取的投入指标为资本、劳动力和能源；产出指标为期望产出海洋生产总值和非期望产出CO2。本文选取沿海11个省市2006-2014年的数据。
资本投入：海洋Y本存量。我国没有资本存量这一指标，本文根据张军[8]使用的手续盘存法重新计算2006-2014年11各省市的资本存量，然后计算得到海洋经济资本存量。劳动力投入：本文参考以往学者成果，选取涉海就业人员数为指标。能源投入：根据能源折算系数，将11省市能源平衡表中的终端消费量统一折算成标准煤，得到各地总体能源消费量，再折算出海洋能源投入。海洋生产总值反映沿海地区海洋经济产出情况。本文的非期望产出主要指CO2排放量，其无直接的数据。本文采用CO2排放量=含碳能源消费量×碳折算系数×CO2气化系数方法估算。含碳能源包括原煤、焦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天然气8种；CO2气化系数指是一个标准量，即3.67。碳折算系数是2006IPCC所制定。再折算各省市的海洋经济产生的CO2。
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二）结果分析
使用MAXDEAPRO软件进行计算，我国沿海11个省市2006-2014年海洋低碳经济效率如下图所示
1.沿海11个省市的均值为1.036，整体效率提高了3.6%。技术进步平均涨幅为4.2%，技术效率下跌了0.6%，纯技术效率均值为1，规模效率下跌0.6%。
2.技术进步是M-L指标变化的影响因素。平均增幅为4.2%，技术效率变化下跌，主要原因是规模效率，说明资源配置的合理性需要改善。海洋低碳技术复杂，技术创新困难，同时我国低资源的投入达到了规模最优，重点应放在资源配置。
3.沿海省市除了河北省，其他的M-L指数大于1。标准差为0.028，说明各地区效率增幅比较平稳，但是资源配置存在差距。从均值看福建省增幅最大，河北下跌了2.8%，其余增幅较小。在效率增长的地区，技术进步涨幅大于技术效率变化，前者提升的作用较为重要。这些地区的资源配置较为完善。山东和广西的规模效率是效率下降的原因。辽宁不仅要加强技术创新，还要提高资源配置等各方面能力。
4.从总体看，三大经济区的海洋低碳经济效率处于有效的状态。环渤海的低碳效率为1.013，长三角为1.051、珠三角为1.049。三者之间还是有差距的。长三角和珠三角提升的较快，而环渤海则较慢。长三角的两省一市都是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在经济条件、低碳科技技术以及低碳政策环境等都具有明显优势。珠三角是我国较早发展海洋经济的城市之一、对于海洋产业的各方面资源政策都比较完善。环渤海的海洋经济发展相较较晚，虽然上升趋势明显，但区域性差距也明显。在资源配置、产业结构和技术方面都有一定差异。
四、海洋低碳经济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一）指标选取
本文根据对已有文献，结合海洋经济的特点以及数据的可得性，选取以下指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DP为指标（X1），产业结构选用海洋第三产业G0P占总值的比重（X2），人力资源质量选用海洋科研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占所有涉海就业人员比例（X3），对外贸易程度选取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X4）、科研程度选取海洋科研课题数（X5）、固定资产投资水平（X6）。具体数据来源于2006-2014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本文构建了面板Tobit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yit=αi+βixit+μi
其中，被解释变量yit是第i个沿海省市第t年的海洋低碳经济效率，解释变量为xit，αi为截距项，βi是解释变量的系数，μi为误差项。用来检验上面理论假设是否成立。
（二）结果分析
使用EVIEWS8.0进行面板数据的Tobit回归分析，对外部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产业结构、人力资源质量和科研程度对海洋低碳经济效率有正向作用，而区域经济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以及固定资产投入则有反向作用。导致人均GDP具有阻碍作用的原因可能是偏向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导致的能源消费和C02排放量的增长。人力资源质量的系数是0.7，说明提高专业技术人员占比有利于提高低碳经济效率。对外开放程度初期对于效率提高有影响，但随着出口疲软产生了负作用。许多城市成为以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生产基地资源无效率使用和环境破坏严重。政府对于海洋科技的支持水平逐年提高，但作用vu显著性说明转化率偏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与海洋低碳经济效率是正相关的，但是这种关系不显著。
五、结论
本文运用沿海11各省市2006-2014年的面板数据，采用DEA模型和M-L指数对效率的动态变化分析，并运用Tobit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我国海洋经济取得了巨大成果，成为了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并且低碳经济效率呈上升趋势。技术进步指数的提高是效率增长的主要原因。规模效率是影响技术效率变动的主要因素。对三大海洋经济区进行具体分析，长三角的海洋低碳经济效率比较好，珠三角次之。根据Tobit回归模型的实证结果显示，人力资源质量、科研程度具有显著地促进作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具有显著地负作用，其他因素的影响不显著。综上所述，我国沿海城市提升海洋产业低碳效率应该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加速海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新型海洋产业，推动高端海洋装备制造业，发展具有海洋特色的多功能的旅游业。二是加强海洋技术创新，加大低碳技术开发力度，鼓励开展具有突破性的海洋科技创新研究，严格把关避免低水平的重复研究。推进技术成果的商品化。三是培养复合型海洋人才，提高海洋从业人员质量。通过市场培育、政府引导、社会意识三类措施同时推进。四是应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和资源，合理资源配置，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政府应发挥其导向作用，加强其对市场的引导与扶持力度，制定相关法规和政策措施。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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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海洋经济范文6
关键词: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现状;保护;修复
海洋渔业水域环境是海洋渔业资源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为鱼类的生长和繁殖提供了必要的生存空间和适宜的生态条件，其状况和变化更是对渔业生产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保护海洋渔业水域环境不仅是海洋渔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确保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需要。
当前中国海洋渔业水域环境恶化、渔业资源衰退，严重制约了海洋渔业的健康发展。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必须加强对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的保护，建立并完善海洋渔业水域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维护海洋渔业水域的生态平衡，防止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的污染，改善海洋渔业生物资源的养护载体，实现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1]。为此，本文以中国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的研究现状为中心，从面临的问题、破坏的原因及保护、修复研究等方面就目前中国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的研究及存在的不足加以综合评述，以期对以后的研究工作有所启示。
1中国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现状
由图1可知，2001~2008年，中国未达到清洁水质标准的海域总面积在上下波动中呈现出一定的下降趋势。但是在未达到清洁水质标准的海域总面积下降的表象下，伴随着的却是较清洁海域面积的大幅下降。
污染海域面积特别是中度及严重污染海域面积的比重持续较高。如: 2008年，中国未达到清洁水质标准的海域总面积约为7·2万km2，比2007年减少约2·2万km2，但中度及严重污染海域面积的比重达到31%，与2007年基本持平。可见，中国海洋环境的质量并未出现明显的好转。
图1 2001 ~ 2008年中国不同污染程度海域面积的变化趋势Fig 1 The trend of sea areawith different levelsofpollution during 2001-2008 in China据《2008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2]显示， 2008年，中国污染海域面积减少，较清洁海域面积增加，但总体污染程度依然较高。全海域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面积约13·7万km2，比2007年减少约0·8万km2。较清洁海域、轻度污染海域、中度污染海域和严重污染海域面积分别约为6·5、2·9、1·7和2·5万km2。
严重污染海域主要分布在辽东湾、渤海湾、莱州湾、长江口、杭州湾、珠江口和部分大中城市近岸局部水域。
另外，据《2008年中国近岸海域环境质量公报》[3]显示，中国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渔业水域污染仍比较严重，主要污染物为氮、磷、石油类和铜。中国海洋天然重要渔业水域主要受到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石油类的污染。无机氮污染以东海区、黄渤海区部分渔业水域和珠江口相对较重;活性磷酸盐污染以东海区、渤海及南海近岸部分渔业水域相对较重;石油类污染以渤海部分渔业水域相对较重。
海水重点养殖区主要受到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石油类的污染。无机氮污染以东海区和南海区部分养殖水域相对较重;活性磷酸盐污染以东海区部分养殖水域相对较重;石油类污染以南海区和渤海部分养殖水域相对较重。海洋渔业水域沉积物中，主要受到镉、砷、铜和铅的污染。镉、铜污染以东海区和南海区及渤海部分渔业水域相对较重;砷污染以南海区和渤海部分渔业水域相对较重;铅污染以南海区部分渔业水域相对较重。
以上表明，中国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状况总体上保持良好，但局部渔业水域的污染较为严重，海洋渔业水域环境严重受损，海洋渔业经济面临的生态环境十分恶劣(表1)。
2中国海洋渔业水域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原因2.1中国海洋渔业水域面临的主要问题2. 1. 1渔业水域富营养化，赤潮频发环境污染引起的富营养化使得近年来中国沿海赤潮发生次数增多，发生时间提前或者延长，主要赤潮生物种类增多，总次数和累计影响面积逐年大幅度增加。2008年，中国海域共发生赤潮68次，累计发生面积达到约1·4万km2，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为0·02亿元[4]。赤潮的多发海域北移，已逐渐影响到黄海和渤海海域，且持续的时间呈上升趋势。如:2008年2月，在辽宁省大连湾附近海域就发生了面积达到108 km2的赤潮[4]。赤潮的频繁发生对海洋渔业水域的生态平衡，海洋渔业资源以及人类健康起着巨大的破坏作用。
2.1.2 水产品质量下降，经济损失严重由于海洋渔业水域环境受到污染，一些水产品受到汞、镉、病原体等污染;此外，养殖水体环境恶化，导致病害频繁发生，水产品中的残留污染物出现了致癌物和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物质。由渔业水域环境引发的水产品质量问题，已经开始导致中国水产品市场竞争力下降，丧失了部分市场的准入资格，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2.1.3 渔业水域污染事故频繁，渔业损失巨大污染事故主要有溢油污染、化学危险品污染、液化气船重大事故污染等[5]。污染事故对渔业水域环境造成的危害特别大。由此还引发许多社会矛盾，影响渔区的社会稳定。2008年，全国共发生海洋渔业水域污染事故88次，污染面积约1814hm2，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3680万元。其中，影响最大的海洋渔业污染事故为: 2008年9月24日，在广东江门川岛以东飞沙州海域，韩国籍货轮“ZEUS”因遭遇台风“黑格比”袭击发生断裂翻沉溢油，造成该海域42家养殖户约4000 m2网箱养殖鱼类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主要养殖品种芝麻斑、青斑、红鱼、红鱿等大量死亡，经济损失达800万元[4]。
2.1.4 渔业水域生态功能退化，渔业资源衰退海洋渔业资源栖息环境的破坏导致了生物组成结构的变化，生物种群结构趋向单一，生物多样性在不同程度上遭到破坏。监测资料表明:中国海洋生物多样性指数明显降低，生物物种减少;底栖生物生物量下降;传统主要经济鱼类资源先后衰退;水生野生物种、国家保护的水生生物急剧减少和消失[6]。如曾是渤海最重要渔业种类的对虾、小黄鱼、带鱼资源已经严重衰退，而小型中上层鱼类成为渤海的优势种，渤海生物资源结构发生了变化[7]。又如东海传统的渔获物小型化、低龄化和性成熟提早的现象日趋严重，其中小黄鱼和带鱼年渔获量中均以补充群体和幼鱼为主[8]。种类交替、数量下降、渔获个体小型和低质化，严重制约了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2.2中国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破坏原因2.2.1 陆源污染陆源污染是指从陆地向海域排放的对海洋渔业的生长、增殖、索饵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威胁的污染物，包括工业废水、城镇生活污水、农业废水等点源污染和非点源污染[9]。海洋污染物总量的85%以上来自于陆源污染物[5]。工业废水是渔业水域最严重的污染源，其含有大量的悬浮物、有机物和还原性物质，以及多量的有毒有害物质，工业废水导致的渔业污染事故占总发案率的70%[9]。生活废水来源于人们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各种混合性污水，其中含无机盐类、有机物及多种致病性微生物，是造成渔业水质有机污染、生物污染和产生富营养化作用的主要来源。
农业废水是指通过大气降水、地表径流的冲刷进入渔业水域的含有大量农药、化肥的废水，其加速水体富营养化进程，该非点源污染对近岸海域的氮、磷污染较大。
2.2.2 养殖业自身污染一方面，海水养殖的生产过程和发展需要清洁、未污染的水质;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养殖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养殖方式由半集约化向高度集约化发展，养殖自身污染问题显露且日渐突出。
养殖区残存的饵料、排泄的废物、施用的化肥等直接影响水体富营养化产生过程，成为诱发局部海域赤潮的原因之一;其次，在养殖的过程中，为预防养殖疾病、清除敌害生物、消毒和抑制有毒有害生物而大量使用化学药品，这些含有不同程度毒物的治疗药物、消毒剂和防腐剂已成为直接影响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的重要因子。
2.2.3 海上事故及不合理的海洋开发由于不可抗力致使船舶触礁、碰撞、搁浅、爆炸等事故，使有害物质进入海洋，对局部海域造成重大污染，这类事故对海洋渔业水域环境造成的危害特别巨大[3]。此外，由于缺乏严格的法规规范和宏观调控，各行业和各类工程建设对海洋水域环境的影响日益加重，尤其是不合理的围涂造地、河口造田、炸岛采石、海底挖砂、海洋倾废排污及违法捕捞，改变了海域的自然地形地貌、底质分布和潮(水)流条件，导致亿万年来自然形成的优越的水产动物产卵场、育肥场和越冬场等逐渐消失，近岸海域生物种类不断减少，海洋和渔业资源日趋衰退，海洋渔业水域环境遭到了不可逆转的损害[9]。例如:中国曾在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分别掀起了围海造田和发展养虾业两次大规模围海建设热潮，使沿海自然滩涂湿地总面积缩减了约一半。滩涂湿地的自然景观遭到了严重破坏，重要经济鱼、虾、蟹、贝类生息繁衍场所消失，而且大大降低了滩涂湿地调节气候、储水分洪、抵御风暴潮及护岸保田等能力。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沿海地区累计已丧失滨海滩涂湿地面积约119万hm2，另因城乡工矿占用湿地约100万hm2，两项之和相当于沿海湿地总面积的50%。对沿海滩涂的破坏面积仍呈逐年上升趋势[5]。
3 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的研究
3.1海洋渔业水域环境保护的研究为维护海洋渔业资源的生态平衡，促进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状况的根本好转和渔业经济的健康、快速增长，必须加强对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的保护措施。中国在水域环境污染控制和保护治理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从目前保护措施的研究成果来看，概况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3.1.1 加强宣传力度，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海洋渔业水域环境保护是关系到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大事，要开展持续的、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教育活动，努力增强全社会的渔业水域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意识，形成全民的懂水、爱水、护水、富水意识，争取社会各界对海洋渔业水域环境保护工作的关注和支持，为海洋渔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全社会形成人人理解、关心和支持水域环境保护工作的良好氛围。
3.1.2 完善保护法规，加强污染源的控制渔业水域环境是一个有机统一体，渔业水域环境保护方面的法规不应仅限于单项的管理控制，而要考虑引起污染的每一方面。中国现有涉及水域环境保护的法规多为单项法规。因此要加快环境保护综合性法规的制订，以法规的形式规定管理机关的责任与权力，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约束机制，加强对污染源的控制，实现对污染事故的事后治理向事前防范的转变。
3.1.3 加强修复技术的研究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的恶化已成为制约中国海洋渔业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实施海洋渔业水域环境修复工程，恢复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的正常功能将是中国海洋渔业发展亟待解决的非常关键的问题之一。环境修复技术是近年来伴随着环境污染和环境大规模治理的实施而发展起来的。中国的环境修复技术还刚刚起步，但在许多方面已取得了相当的成绩。
3.2海洋渔业水域环境修复的研究环境修复技术有物理修复、化学修复及生物修复。
其中，生物修复方法是利用微生物、植物及其他生物，将环境中的危险性污染物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或转化为其他无害物质的工程技术系统。相对于物理和化学修复技术来说，具有费用低廉，处理操作简单以及安全性较高等优点，是一项发展潜力较大、环境友好的处理技术，已成为当前环境修复研究的热点及趋势[10]。根据生物修复的生物类群，目前的生物修复可分为:微生物修复、植物修复、动物修复等其他修复技术。
3.2.1 微生物修复技术微生物修复技术就是利用水中的异养微生物分解有机物质。有机物质在微生物特别是细菌产生的各种酶的作用下，经过好氧或厌氧过程，发生一系列化学反应，被逐步降解，最后转化成无机元素(矿化)而被植物吸收利用的技术。Pritchard等[11]利用微生物进行阿拉斯加石油泄漏后的环境修复，取得很好的效果。有学者在筛选环境微生物的基础上寻找功能基因，对构建超级工程菌进行大尺度生态修复进行研究[12-13]。中国也在该基础上启动了渤海典型海岸带生物环境修复技术。在菌类筛选方面，Chakrabarty[14]使用具有四种降解质粒的“多质粒超级菌”，使海上浮油在几个小时内即可降解。李秋芬等[15]从虾池底泥中筛选到10株有机降解菌， 72h内化学耗氧量(COD)去除率分别达到60%和70%以上。
于明等[16]使用光合细菌在富营养化水体治理中也显示出良好的效果。
微生物修复技术在受污染水域的净化和水生生态系统的恢复中具有巨大的功效和独特的优势，优点明显。不过，微生物修复对磷的处理效果有限，而且微生物处理相对于物理化学方法来说处理速度较慢，受处理环境变化的影响较大[17]。目前，微生物修复技术正逐渐从应用机理和基础研究转向实际应用方面，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仍未真正大规模、大范围地应用到海洋渔业水域环境修复工程中。
3.2.2 植物修复技术植物修复就是利用植物根系(或茎叶)吸收、富集、降解或固定受污染土壤、水体、空气中的污染物，以实现消除或降低污染环境的污染强度，达到修复环境的目的[18]。在该研究过程中，一些大型海藻因特殊的生理功能而受到关注。与浮游植物和其他清洁生物相比，大型藻类体内的营养贮存机制使其更适合在营养盐波动的水体环境中生长，其不仅能够净化水质，还能与赤潮微藻进行营养竞争，向环境中分泌相生相克类的化合物，抑制赤潮微藻的生长，起到防止赤潮生物爆发性繁殖与增长的作用。Nakai等[19]发现大型海藻海膜(Halymenia floresia)能够持续分泌一种不稳定的、对蓝藻生长具有抑制作用的化合物。Jin等[20]发现石莼(Ulva lactuca)分泌一些化合物，抑制共培养体系中赤潮异湾藻(Heterosigma akashiwo)和塔玛亚历山大藻(Alexandrium tamarense)的生长。Hogetsu等[21]研究发现，大藻(Pistia stratiotes)分泌的相生相克类化合物能够抑制其它藻类的生长，并首次提出利用大藻的克生作用作为微藻生长的控制手段。
植物修复相对于其他修复技术方式有着自身的优点，其适用于大面积、低浓度的污染，成本低，适用范围广，可处理多种污染物和多种环境;是一个自然过程，安全性较高;收获相对容易，而且有相当多的种类可获得额外的经济效益。植物修复的优点让植物修复技术的研究得到不断的加强。但是植物修复过程较慢，营养物质集中在植物体内并没有真正去除，植物的收获需要增加额外的费用，环境因子对植物的生长和去除效率影响较大[17]。
3.2.3 其他生物修复技术除了微生物修复以及植物修复以外，还有动物修复以及一些特殊的生物应用到水域环境中的修复方式，这一类的修复技术主要是通过一些底栖生物或者滤食性生物的摄食习性对水域环境中的有机物利用。已有报道指出[22]，滤食性贝类、某些棘皮动物等可以去除富营养化水中的营养物质，进而净化水环境。沈新强等[23]通过投放以巨牡蛎(Crassostrea sp·)为主的底栖动物在长江口水域开展底栖生物修复试验的效果明显。此外，多毛类(Poly-chaetes)在海洋生态系统食物链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中处于关键环节，可很好地利用底质中的有机污染物和一些重金属转化为自身的生产力，其作为海洋食物链中的一个分室且生产单元，能够净化底质，使系统内部的废弃物再利用和循环，增加环境生态效益，是海洋渔业水域环境中原位生物修复的重要生物种类[24]。
相对于微生物和植物修复技术来说，目前此类生物修复技术的研究报道较少，多集中在养殖区水域环境，且使用要求较高，单独使用难度较大。
4 展望
良好的海洋渔业水域环境是中国渔业稳定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事实表明，渔业水域环境恶化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海洋渔业发展的最主要、最突出的制约因素;是中国海洋渔业由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的最大障碍;是中国海洋渔业发展战略调整中最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因此，正确认识中国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现状，加强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的保护、修复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是中国渔业发展刻不容缓亟待解决的重大关键问题。
4.1 保护措施的研究
渔业水域环境监测为渔政机构对渔业环境的管理提供科学的数据与评价资料，为执法提供可靠的依据，对海洋渔业水域环境保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监测网络还有待健全，集中的海洋环境监测管理机构也有待建立。今后的研究工作应主要围绕渔业环境有害物质和有害生物有效监测体系的设计和建立，各类环境样品中痕量污染物质快速分析方法的开发，生态环境影响综合评价方法等。
从海洋渔业水域环境保护出发，重点对需优先控制的污染物(有机氯化合物和其它有机污染物、重金属、石油烃、天然毒素、人工药物、病原菌等)开展研究，掌握其在自然水域中对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结构和功能的不利影响。此外，渔业水域环境质量管理是渔业水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后可通过对渔业环境质量管理技术和措施两方面的研究，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渔业环境质量标准体系和相关的法律、法规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
4.2修复技术的研究
在海洋渔业水域环境修复技术的具体使用上，由于各种修复技术都有一定的缺点，一定要合理选取最适合的应用方法。鉴于生物修复的巨大优势，应着重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如可以把现代生物技术应用到修复生物的改良中，加快生物修复技术规模化、工程化培育等应用技术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
从海洋渔业水域环境修复出发，今后应重点加强修复作用菌的研究，筛选出高效作用菌或利用现代生物技术构建高效基因工程菌;加强环境因子对修复菌的修复能力影响的研究，提高微生物修复在实际应用中的效率;加强微生物修复技术的应用性和大范围推广的研究以及微生物技术在海洋渔业水域环境修复的应用;选择高效、高适应性植物修复品种或通过现代生物技术研究筛选新型修复植物;加强经济修复植物的研究，降低处理成本;加强修复植物的大规模生产培育技术以及实际应用过程中的工程管理技术的研究和推广;结合各种生物修复技术的优缺点，加强对新的生物修复技术及高效综合生物修复技术的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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