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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多元化改革方案范文1
记者要多引导、多呼吁有利于全面深化国企改革的正能量。对于进入深水期和攻坚期的国企改革，意识形态比实操层面更重要。
――李保民
国资改革领域专家、国务院国资委监事会巡视员李保民博士近日就国企改革问题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的专访。
李保民长期从事体制改革和国资监管研究工作，曾任国家发改委体改所党委书记、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等职。采访过程中，李保民提醒记者多引导、多呼吁有利于全面深化国企改革的正能量。对于进入深水期和攻坚期的国企改革，“意识形态比实操层面更重要。”59岁的李保民直言不讳。
改革方案为何推迟
《中国经济周刊》：国企改革方案是社会热议话题，一再传出将要出台的消息却迟迟未，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何时有望与大家见面？
李保民：《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是一个由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牵头，多个部委参与制定的“1+N”的一揽子方案。关于改革方案的公布，时间必须服从内容。我认为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初始时期的一种转型攻坚时期，从深化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金融体制、投资体制都要围绕基本经济制度进行深化改革。这个时期对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要符合实际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经得起实践推敲，审慎而稳妥地推进。如果各方认识达成一致，文件的出台就会很快。
舆论关注改革方案的时间表，说明大家对改革的愿望比较强烈和急迫，但我认为改革过程中的操作性的规范程序、建设性的前瞻思考、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正确引导（的问题）可能比出台时间本身更重要。
《中国经济周刊》：新的顶层设计需要明确哪些新的问题？方案决策进程中哪些关键问题的认识不够深化统一？
李保民：一是新的要素。今天的生产要素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包含马克思说的土地、资本、劳动力这传统三要素，还包括技术、专利等新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对这些要素如何评估、考量，并作价入股，体现了方案设计者的智慧。生产要素的充分优化配置，也是全面深化改革题中应有之义。
二是重大问题的清晰界定。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产，在搞混合所有制时除了“招、拍、挂”之外，还有哪些漏洞需要我们在新形势下防范，特别是技术、品牌、信誉等无形资产，怎么避免各界关注的国有资产流失，在资产流失和资产流动之间，在职工入股和私有化之间，需要有清晰的界定。不能再炒作概念、上纲上线，而是每个具体的案例依托改革方案都能找到解决之道。
改革一定是不易的，让所有人都接受的方案是不可能的。能把握住大的方向，并让大多数人接受的方案就是一个好方案，当然方案还要在发展落地中自我完善。
寻找盘活存量资产的商业模式
《中国经济周刊》：全国有13个省市明确今年将着力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总理今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将“加快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公司试点”。这是否是改革的破题关键所在？
李保民：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的试点是一种有益的深入探索，可以进一步强化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根据长期的研究探索，目前营运和监管国有资产的主体主要有五类公司形态：第一类是主要做增量的资本投资公司，此类企业根据行业的平均利润率来考核。第二类是主要做存量的资本运营公司，也叫资本经营公司，比如诚通控股和国开投，这类企业在扭亏增赢和并购重组过程中，重新整合包装现有资产，再去市场运作，效果非常好。第三类是控股公司，此类公司作为参股后的股权持有人，利润也很可观，像北京控股，天津泰达等就是这样。第四类是集团公司打造成实际上资本运营公司，比如宝钢、中航工业等具备各类资本运营职能、拥有若干金融牌照的实体，这也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必然带动的产融结合。第五类是有一定特殊使命的综合性公司，诸如中信，直接归属国务院管理，有点像新加坡的淡马锡。
当前国有企业最大的特点就是现在“钱少人多机制不活”的矛盾还没有完全解决。无论是改组若干家资本运营公司，还是重组若干家资本投资公司，更多都是通过盘活存量资产，探索出一种优秀的商业模式，从而找到一条解决国有企业“钱少钱从哪里来？人多人到何处去？机制不活怎么转？”等问题的道路。
改到深处是产权
《中国经济周刊》：推进产权多元化的现实路径在哪儿？
李保民：改到深处是产权，产权多元化是建立激励约束机制有效的保障制度，这是企业抵御风险比较好的方式，这在金融危机中已经得到验证。纵观世界500强企业，绝大多数都是股权多元化的。我认为下一步推进产权多元化、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应主要从以下方面着力：
第一，按照基本经济要求，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投资体制改革是利好消息，由于没有明确投资目录的细则，即哪些行业能进、哪些行业不能进，因此虽然新、旧“36条”都明确提出法无禁止皆可为，但现实中仍然存在阻碍，所以壮大非公经济的潜力依然巨大。
第二，引进外资外商，更要通过引进资本来引进机制。大家现在对产权的认识越来越清，但人权的力量没有认识清楚。当资本力量越来越大时，就需要健康合理的机制保障合理人权，约束不合理人权。引进外资外商时必须要注意到，引进资本不仅仅是引进产品和技术，更重要的是引进体制和机制，到底怎么做。
第三，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要引进战略投资者。战投的作用毋庸置疑，并且国有企业目前具备引进社保基金、保险、理财、证券、外汇储备等各类战略投资者的条件。
第四，职工个人投资入股。混合所有制经济让职工入股，形成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共同体，这是最大的亮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在一些行业已经试行过职工持股，今后的职工持股过程也要注意连股连利又连心，特别是要一企一策，避免一刀切。
第五，是经营管理者可以持股，而且可以较大比例持股。我们鼓励大家全员持股，但是反对平均持股。如果是上市公司可以开展股票期权，央企则要破解高层经营管理者和行政官员间的交叉任免问题。
第六，生产要素作价入股。三中全会强调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充分涌流，造福人民，这些生产要素如何作价入股，国家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政策，拿出具体办法来。
第七，发展和完善职工持股会。可以通过交给工会代管、单独成立一个有限责任公司、交给中介机构托管、采用“顶名制”方式持股等四种方式实现。
第八，是国有产权之间交叉持股。这个操作难度相对较小，像央企和央企之间，央企和地方企业之间都有示范。比如中航工业的第二大股东就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国有资产的大面积流失不可能了”
《中国经济周刊》： 怎么看待被广泛关注并夹杂“私有化”非议的国有企业“员工持股”改革？
李保民：从企业角度讲，随着资本力量越来越大，职工个人投资入股是一种非常好且意义深远的利益联系形态，就是常讲的“连股连利连心”。但这种持股在每个企业情况不同，要区别对待。有些企业搞平均持股，有些企业就是高管持股，以德国的一些公司为例，把员工划分为八个等级，前四个等级可以持股，明确要留住这些人才，后四个等级不允许持股，让非稀缺人员流得动。
这里有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职工一持股，马上就有人炒作为私有化，国有资产流失。贴上这种意识形态的标签，容易使当事人担心政治风险而不愿推进改革，产生了改革阻力。我认为以现在中国的国资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的保障，各类监管条例的制定，以及产权交易市场的建立等，大面积的国有资产流失不可能出现。从另一个角度看，国有资产放在那儿不用、不发挥效益难道就不是一种流失？现在的员工持股更多是技术、专利、投资等量化入股，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评判，不能说个人一持股就是私有化。
理论创新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先导，解放思想又是理论创新的前提。这绝非一句口号，而是要真正让思想解放、让观念转变，客观地认识私有化、国有资产流失地新的现象和途径，有的放矢的采取有效措施，而不是一味地被旧的思想困扰着混合经济的发展。这种意识形态的障碍不解决的话，国有企业改革就难以深入进行下去。
《中国经济周刊》：有些民营企业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门槛多、垄断行业准入受限、法律对产权保护不完善，导致他们担心混改后的预期。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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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混合所有制 国有股权 治理结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改革新思路，2014年超过20个省份公布了各自的国企改革方案，2015年《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下发，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已然成为新一轮改革的重中之重。混合所有制对国有企业的核心影响是通过股权结构重置，提高国有企业效率，使国有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混合所有制改革本身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股权结构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要采取科学的研究理论及方法优化国由企业治理结构，形成与混合所有制相匹配的治理模式。
一、发展混合所有制对国有企业治理水平的影响
（1）推进国有企业与市场接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国有资本的流动，促进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优势互补。我国国有企业存在规模庞大、实力雄厚、技术优势强等发展优势，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则机制灵活、创新动力强烈。国有企业引入民营资本，有利于我国各种所有制资本在融合中取长补短，放大国有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控制力、带动力与影响力，从而在实现产权多元化的同时，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
（2）解决国有企业效率问题。激励与监督是国企效率的两个方面，二者都是委托人为了促使人按照自己的意图行动而采取的措施。由于在国有企业委托关系当中，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国资委、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既是委托人又是人，容易出现国有股权所有人虚置，滋生各种寻租行为和不作为行为。混合所有制通过股权结构的安排，能够调动非国有资本参与决策、实施监督，从机制上解决国有股权效率问题，避免人问题，纠正国有企业因垄断带来的激励机制扭曲。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面临的治理难题
（1）国有资本的控股问题。混合所有制是当前形势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必然选择，其目的是把竞争性业务推向市场，让更多的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到国企改革中，以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各自的优势。在实际实践过程中，混合所有制改革容易造成某些重要经济领域里国有资本的过度退让，或者在发展混合所有制过程中仍然是国企一家独大，缺乏多元股东决策制衡的机制，缺乏多元股东追求利益的动力，缺乏多元股东共谋发展的活力。
（2）法人治理结构问题。股权多元化是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基本特征，企业资本由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主体投资共同组建而成。但从近年实践来看制企业管理存在“换汤不换药”的现象，依然存在国有股一股独大，决策不科学等问题，民营股东和个体股东在混合所有制的经营中缺乏话语权。只有做到以法人治理机构来代替行政干预，真正建立法人治理体系，在整体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体制，这将是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一大难点。
（3）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问题。确保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是国有企业的重要使命。假如不考虑客观需求和效益可行性，为混合而混合，不仅不能提高国有企业效率，而且会降低国有经济活力，甚至损害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在混合所有制中，只有当国有资本增值率高于非国有资本的增值率时，对国有经济整体而言才是有效的增值。发展混合所有制带来国有资本被贱卖、流失的风险，这无疑将给国有资产的保护与监管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优化
（1）合理分配控制权。混合所有制目的在于利用有限的国有资源创造更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即用有限的现金流来放大国有资本的控制权。李振国等在对混合所有制背景下国有股份的最佳控制权的研究中提出，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国有股份到底要占多大的比例才能既保持国有股份的控制权又使得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取决于股权的分散程、拥有控制权的大股东各自的持股比例、大股东之间相关性（即合作意向）。国有资本控股比例应根据股权分散程度及企业重要性来确定，确保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参与改革的动力，让改制后的企业更富活力。
（2）优化战略投资者。股权多元化是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要特征之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降低国有股权比例，优化股权结构，实现不同所有制交叉持股和相互融合。在实际操作中，国企引入战略投资者大多是采取引进资金的方式，在行业、市场、管理整改方面合作的案例还不多。国有企业应有选择地培育和优化机构投资者，真正形成多方协作、利益平衡的战略合作关系。要按一定规则和速度降低国有股权比例，最终使国有企业从国有独资或政府绝对控股的企业逐步转变为国有资本相对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3）强化董事会运行机制。企业内部治理是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关键，明晰的委托关系、独立的董事会制度和运行机制则是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的基础。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要使社会资本参与到企业的决策和经营，具体可通过设计董事会来实现。要设计合理的董事会结构，适当扩大董事会规模，代表国有大股东的董事和内部董事的数量之和不应超过董事数量半数。随着混合所有制公司治理的逐步完善，可以逐渐建立以独立董事为主的董事会结构。要积极发挥监事会和独立董事的监督职能，让非国有资本在监事和独立董事的人选上有更多话语权。
参考文献：
[1]李济广.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目的、形式与治理保障[J].社会科学，2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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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出现混合所有制经济，主要源于国有企业改革。这些年，关于所有制的争论和改革探索一直未停止过。之所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一方面国有资本希望通过混合所有制，引进社会资本一同建设，可以直接放大国有资本功能，还可因投资主体多元化而改善公司治理，提高效率和竞争力；另一方面，大量民间社会资本要求拓宽投资渠道，从而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创造了现实条件。
但以往国资的混合所有制更多从本位主义出发，民资进来只是点缀和陪衬。很多民企感叹，和国企合作劳神费力，不但没话语权，更别提参与企业的决策和管理。民营企业家的合法财产权利也得不到足够的保护。
这一轮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会否有所突破，还是新瓶装旧酒？混合所有制能否成为国企改革的一剂良药，笔者对此并不乐观。
2014年2月，处于垄断地位的超大型央企中石化宣布，将在油品销售业务板块引入社会和民营资本参股，打响了央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第一枪。有评论认为，中石化的混合所有制经营，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也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最终，这将有助于让消费者用上更优质、更便宜的油。但也有观点认为，中石化引入社会和民营资本参股，比例不超过30%，这件事只是油品销售垄断者的产权改革，是垄断利益重新划分，而不是打破垄断。
从中石化的改革方案来看，尽管允许民营资本入股销售业务，但上游的勘探与炼化还是垄断在国企手上。民营资本一方面要投入真金白银，另一方面对投资标的并没有决策权，投资回报存在很大不确定性，民营资本介入的时候，想必会仔细掂量。而从国有企业来说，吸收了社会资本，但现有的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不会有太大改变。
而近期中信国安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更是引起广泛争议。改制前，中信国安集团由中信集团100%控股，注册资本15亿元。根据集团网站披露，2012年年末，中信国安集团合并资产总额为826亿元，合并净资产为155亿元。改制后，通过增资引进5家民营企业股东，中信集团持股比例下降为20.1%，仍为第一大股东，其余5家民营企业持股比例都在20%以下。从公开披露信息来看，花16亿现金，就可获得该改制后的中信国安集团15.8%股权，意味着中信集团持有的中信国安股权估值仅为23亿元。因此，有媒体认为国安的改制有国有资产流失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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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利益主导中邮集团归属
国资委是管理国有资产的国家职能部门，代表政府行使经营性国有资产和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行政管理和监督职责。按理说，中邮集团组建后应当划归国资委管辖，为何却划归给了财政部呢？
对此，首都经贸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谢太峰认为，“中邮集团的资本最初来源于国家财政，由财政拨款形成，由财政部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似乎顺理成章。”
记者不解，中国国有企业的原始资本无一例外地来自于国家财政部，为何偏偏中邮集团要划归财政部管辖？这其中是否还隐藏着一些深层次原因？
谢太峰进一步解释，“也有部分原因是由于部门权力与利益的纷争。中国经济领域的任何一次改革都会形成部门利益的重新分配，相关的每一个部门都希望在改革中维护甚至扩大本部门的权利，邮政体制改革也不例外。最高决策层在面对这种部门利益之争时，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一些平衡措施。中邮集团有此归属，就是这种部门利益之争的平衡结果。”
进一步重组势在必行
中邮集团拥有中国货运邮政航空有限责任公司、邮政银行、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控股子公司，既运营金融资产又经营实业，这种企业架构难免不让人产生怀疑：会不会存在挪用储蓄资金，大搞“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可能？如何防止内部利益输送、保护邮政储户的利益？
对此，谢太峰认为，解决途径在于内部规范与外部监管，而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要逐步实现母、子公司股权的多元化，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最终使之成为公众公司，强迫二者被社会监督。具体到外部监管，如果按照目前的组织架构：邮政储蓄银行归银监会监管，中邮集团归国家邮政局监管，同时还牵涉到履行出资人职能的财政部。多头监管将使外部防范作用大打折扣，几个监管部门之间需要紧密的协调与配合。
据记者了解，中邮集团划归财政部仅是权宜之计，官方的表述是“中邮集团暂由财政部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这就意味着，中邮集团最终的“东家”是谁还存在一定变数，并不排除“易主”的可能。
目前，邮储银行还不能脱离邮政网络而独立运行，但重组后的中邮集团若想真正走上现代企业之路，自上而下的进一步“分家”不可避免。
中国邮政重组路漫漫
中国邮政体制改革整整酝酿八年，最终确定了政企分开的改革方案。2005年7月，国务院原则上通过了《邮政体制改革方案》，要求邮政政企分开，改革主要目标包括：重组国家邮政局，作为邮政监管机构；组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经营各类邮政业务；加快成立邮政储蓄银行，实现金融业务规范化经营。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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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是1978―1986年。在这一阶段上，主要是进行国企经营层面的改革。传统的国企是政府垄断企业的经营权和产品的支配权以及收益处置权，因而导致国企长期处于低效率的运行状态。针对政企不分的弊端，后，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扩大企业自的文件，推动了国企经营权层面的改革。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做出了扩大企业自的决定，同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的若干规定》等5个管理体制改革文件，并在四川省进行扩大企业自的试点。根据中央政策，政府向企业让渡了一定的生产自、原料选购权、劳动用工权和产品销售权等14项经营权。企业经营权的部分让渡意味着企业的经营者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剩余产品的控制权和索取权。这一阶段改革意在使国企成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四自”经济实体。
从结果上看，虽然这一阶段改革是浅层次的，采取的是一些权宜之计的放权让利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79年国有工业企业实现利税比1978年增长了10.1％，高于1957―1978年的平均增长率。国家财政收支也从1978年的财政赤字10.17亿元，转为1979年的财政盈余135.41亿元，职工实际工资比上年增长了7.5％。
这一阶段改革之所以取得成效，主要是因为：
第一，它能使各利益主体在改革中获得程度不同的利益，具有普惠性质，从而产生了较强的激励作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第二，这种改革是在不改变原有产权框架内进行的，只在政府和国企之间进行利益调整，这种调整并不涉及“姓公姓私”或“姓资姓社”的问题，因而阻力较小，改革能够被全社会所接受，进行比较顺利。第三，这种改革虽然表现为政府利益的部分损失，但国民经济总量是增加的，中央政府收益的绝对量也是增加的：同时，又带来社会成员收入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因此，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国企经营权层面的改革是一种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都能接受并受益的“帕雷托改进”。
第二阶段是1987～1992年。主要是进行国企从经营权向所有权过渡的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入，不可避免地触及到企业的产权问题，不进行产权改革没有出路，相应的也产生了两种不同改革思路。
一种思路是主张将国企改革仍限制在原有财产关系之内，进一步推进或深化经营权层面的改革。与这种认识相对应的制度选择是企业承包制或租赁制。政府决策部门也倾向于这种改革思路，于是从1987到1992年。国有企业经历了两轮承包和租赁改革。
承包和租赁推行伊始，确实调动起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推动了国有经济的发展。1987和1988年我国工业增长速度分别为14.1％和20.7％。企业实现利润分别增长8.0％、18.2％。亏损面也逐年下降，经济效益有所提高。但在推行承包、租赁制期间，却出现了企业增效、经济增长、国家财政收入下降的状况。在推行承包、租赁制的第一年，即1987年，伴随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财政收入却出现了低增长，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6年的20.8％，1987年骤降为18.4％，一年下降2.4个百分点，1988年又急剧降到15.8％，比1987年又下降2.6个百分点。
承包、租赁带来的后果招致了各界强烈的批评和反对。人们普遍认为，在承包、租赁过程中，国家和企业处在一种不完全的契约关系中，政府与企业一对一的谈判成本很高，且无法对承包、租赁合同的细节逐一加以规定，企业经营者可凭借承包、租赁权合法或不合法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顾国家的利益。因而政府对企业约束仍然是软的。企业只负盈不负亏。不仅使国家财政收入下降，而且还造成了承包、租赁者的行为短期化和“机会主义行为”，有导致国企被掏空的危险。
与承包制、租赁制的改革主张不同，国内理论界的一些学者提出了深化国企所有权层面改革的主张，与这种主张相对应的制度选择是股份制。股份制改革是国企在所有权层面改革的一个重要推进。其根本目的是要改变由国家垄断的企业财产制度，使国企内部形成多元化的产权主体，优化国企内部的治理结构，为实施对股东、董事会和经理层进行有效的激励和制约，调动全体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企业更好的发展。
从实践上看，国企股份制改革的试点始于1986年，改革之初，大都在国有中小企业试行。试点的影响面并不广泛，主要问题在于当时非国有的财产主体介入不足，又找不到能够作为非国有主体的普遍介入形式。在多元化主体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股份制试点往往在企业内部职工中展开。由于企业内部职工筹资能力的局限。股份制改革自然达不到预期的目标。而且因当时对股份制改革的理论准备不足，认识不清，管理人才匮乏，很多试点企业的职工股份演变成为一种工龄折股，内部借贷买股，或化公产为私股，最后使股份制难以推进下去。在这期间，由于承包、租赁所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以及股份制发育不足，致使国企改革一度处在摇摆、徘徊、迷惘之中。改革的效果并不理想，改革无法顺利进行下去。
第三阶段是1993～2004年。推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同时对国企布局和不合理的结构进行调整。1993年，在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和步骤。1994年以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在国企中展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是要通过产权结构的改革，使国企成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在现代企业产权结构的制约下，政府不能直接地控制和经营国企。政府可通过其人即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或控股公司参与国企重大事宜的决策，但这个决策也要受所有者出资额即所持股份数额限制，不能一家说了算。当然，政府可在国企清算和转让时依据终极所有权来实施和表达自己的意愿。因此，在现代企业组织框架中，从发展上看，政府的意志是递减的，是受限的，而股东的意愿和权利可得到组织和制度的保证。在现代企业制度中，权利、责任和义务是由法律规定的。决策只能由董事会成员讨论后通过表决做出，这就可以避免长官意志和个人意志的独断专行，从而为企业的科学决策及其实现提供组织基础。在此期间，国企的现代化改革取得了明显的绩效。
到2002年，15.9万户国有控股企业中的50％以上实行了公司制改革。
从1998年到2002年底，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重组上市的有442家，累计筹集资金7436亿元，其中境外筹资352亿美元。
这一时期，涌现出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公司和大企业集团。1997年至2002年，进入世界500强的内地企业由3家上升到11家，这些企业全部是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2003年中国企业联合会推出的我国企业500强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共有368家。占总数的73.6％，资产占总数的96.4％，利润占总数的85.4％。
伴随着国企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从战略上考虑，国家对国企的布局和结构进行大幅度调整。从一定意义上说，调整也是改革。1999年9月中央召开十五届四中全会，就国企改革专门做出《决定》，其中最使人们关注的就是“有进有退”。往哪里“进”呢?《决定》明确指出：“三大行业”、“两类企业”。三大行业是国家安全行业、自然垄断行业、提供公共产品的公益性事业。两类企业是：高新技术产业中少数几家关键性的企业；支柱产业中的骨干企业。所谓“进”，就是要加强，增加投入，提高经济效益。从发展上看。在这些行业和企业中，经济总量还会增加，还大有发展潜力和前景。除此之外，应当都在退的范围之内。所谓“退”就是国企从那里撤出来，为民营经济腾出广阔的发展空间，有利于民营经济按照“三个有利于”的原则，通过各种方式放开搞活。在国企的“进”和“退”过程中，也要经过市场并通过收购、兼并、重组、出售、关闭、破产等多种形式来实现。经过几年的实践，国企布局和结构取得了积极进展，成效显著。
第一，国企在“三大行业”、“两类企业”中有了明显的加强，不仅总量大大增加了，质量明显提高了，而且管理也大有改善，从而促进国企在这些部门较快地发展。第二，一批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企业和资源枯竭的部门从市场退了出来。不仅推动了国企布局优化和结构的调整，也促进了企业优胜劣汰机制的建立。第三，放开搞活了一大批中小民营企业。1997年以来，各地通过改组、联合、兼并、出售等多种形式，使地、市、县级的国有小企业的60％左右转为民营企业，并给以信贷放宽的支持，促其发展。
第四阶段是2005年至现在。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在原有改革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深化对国家控股的股份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内部的改革。这里更值得关注的是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内部产权分置制度的改革。
从2005年起，股权分置制度的改革开始起步，以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出台为标志，我国股票市场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证监会2005年6月16日在公布《关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后增持社会公众股份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明确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在股东大会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后，可通过二级市场把不上市的国有股变为上市的流通股。
传统的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是分置的，国有股(包括国有的法人股，法人股也大都是国有的)是非流通股。不能上市，只有非国有股即社会公众股才能上市，属于流通股，这实质上在股市上形成了两个市场、两个价格。这种情况的存在，带来的后患是严重的和无穷的，如寻租，价格信号失真。割裂的市场失去有效引导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等。股权分置改革，就是把原先由股权分置切割的两个市场(一级和二级)，两个价格(一低一高)，变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市场体系和价格体系。股票上市后呈现全流通状态，真正实现了同股、同价、同交易。
股权多元化改革方案范文6
6月以来，去杠杆一直压制着券商股和整个资本市场的走势，如今，这种压制正在逐步减弱。大部分的场外配资清理已完成，且并非是强平方式，后续测算还有不到1600亿元配资，清理方式也不会“一刀切”，从待清理规模和清理方式上看，后续应不会造成集中市场抛压。目前，融资融券规模已降至9400亿元，占流通市值比重稳定在2.8%的低位。场内场外的去杠杆进程的力度不断减小，杠杆资金规模位于底部区间，压制市场和券商板块的去杠杆压力将逐渐消减。
从佣金率和市占率两组数据看，华泰证券（佣金率0.029%，市占率8.33%）、海通证券（佣金率0.045%，市占率5.2%）、国金证券（佣金率0.048%，市占率1.17%）三家率先主动降低佣金率，带来市场占有率较大幅度的提升;而中信证券、国泰君安和广发证券的佣金率并非行业最低，但它们积极向综合财富管理的方向转型，依靠服务质量提升市占率。
国海证券认为，去杠杆接近尾声是券商板块转好的积极信号，但还需等待另外两个不确定性因素的逐步释放。首先是股灾后使得行业进入严格监管期，融资融券规模的补量、外部接口的审核以及注册制的推进等都具有不确定性;其次是券商救市资金的浮亏程度和业绩的确定时点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测算，救市自营盘的亏损约为净资产的3%，对利润影响有限。
长期来看，中国资本市场快速发展和变革的趋势不会改变，未来注册制改革和长期资金入场将带来市场扩容，新三板和场外市场等多层次市场构建将带来券商业务的多元化，衍生品和外汇产品的相继推出会带来产品的丰富，券商未来业务空间广阔。
7月以来，在救市政策号召下，各券商纷纷推动员工持股计划。长江证券认为，现阶段券商推进员工持股计划迎来最佳时机，原因有三：一是券商估值在1.1倍-1.5倍PB左右，股价合理;二是国企改革整体方案落地，《证券法》修订将进一步扫清券商员工持股的制度障碍;三是目前券商从资本到业务依然处于可扩容区间，发展潜力可期。
对比美国和日本券商的薪酬制度，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均具有非常广泛的渗透率;参考高盛薪酬激励方式和股权结构，高管92%的薪酬源于业绩奖励，65%受益于股权激励，大部分员工参与员工持股。从历史数据来看，股权激励对于券商业绩增长有明显的激励效果。
券商股权激励愈演愈烈
7月至今，超过10家券商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公告，公告的大背景是在券商股价大幅下跌的前提下响应救市号召，为从二级市场回购股票稳定股价做铺垫。目前完整员工持股草案的有三家券商，分别为联讯证券、国元证券和海通证券，已经着手回购的主要是国元证券。
从员工持股公告的运作模式看，分为资管计划模式和设立子公司引进员工持股，前者居多;从资金来源看，H股股权激励的券商均为自筹，A股股权激励的券商采用自筹加薪资的方式;从标的物获得看，二级市场购买是主要渠道;从激励标的性质看，主要为限制性股票。
2015年并非券商股权激励热度高企的第一次，早在2006年，券商也纷纷开展了股权激励的尝试。
2006年1月，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鼓励开展股权激励，此时大盘处于低位，加之股改的驱动，股市上行潜力大。但受政策等因素的制约，2006年，仅中信证券一家实施并完成整个股权激励计划，其他券商员工持股计划并未真正施行。在股权激励推进过程中，出现了较多的难点，主要集中在持股载体的选择、持股人数的确定、券商考核短期性和股权激励长期性的矛盾、持股价格的确定等方面。
实际上，当时的市场背景与目前有极大的相似性。首先，从市场环境来看，市场较为低迷，股价较低，持股计划推进较为顺畅;其次，从业务发展来看，都有股改的大背景，2006年是股份制改造，2015年则是国企改革。这意味着对于股权和激励机制方面的诸多创新，监管层容忍度较高。
2006年以来，推出股权激励的公司逐渐增多，整体数量呈现快速上涨态势，2014年，市场走强和企业转型催生更多上市公司推出股权激励方案。2014年，参与股权激励的公司数量为189家;截至2015年7月，推出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为145家。除了数量上的增加，激励方案也更加多元化。2011年以前，股权激励主要以股票期权为主，其次为限制性股票;2011年开始，限制性股票作为激励标的物的公司逐渐增多，股票期权激励的比例逐渐下降，混合式激励的数量有所上升。
据统计，自2014年6月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至2015年8月25日，沪深两市共有339家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公告，268家获股东大会通过，91家公司员工完成股票购买。其中，采取二级市场购买的公司数量为177家，占比为66.04%，对员工实行非公开发行的公司数量为77家，占比为28.73%。
股权激励的逐步常态化，一方面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政策环境的日趋完善。监管层对于股权激励从管理办法、税收规定等方面进行了明确和细化。从当前员工持股方案来看，中小券商动力更加充沛，动作更加积极，业务上更加倾向于人才密集型部门，新设子公司、资管计划等均为可选方案，二级市场回购或成为当前阶段员工持股来源的重要方式。
美国员工持股计划与社会福利计划高度相关。美国员工持股在性质上类似企业年金，实施范围扩展至非上市企业。据相关统计，美国员工持股在2000年涉及到的资产总值超过5000亿美元，占美国公司总净值的4%左右。2010年之后，美国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司数量超过1.1万家，参与人数约1400万人。
从历史上看，美国员工持股计划在1980-1990年间曾有过大扩容。员工持股计划大扩容，一方面是当时股票市场相对低迷;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社会福利法案中对员工持股税收等方面的激励。
美国1974年《职工退休收入保障法》将员工持股提升到退休保障层面并赋予了法律地位，同时美国立法部门相继颁布20多个法案，给予税收优惠。尤其是1984年的《税收改革法案》的落地，极大刺激了员工持股计划的开展，其中包括员工持股计划的四类参与者拥有税收优惠，包括员工、公司、银行和出售股权的股东。
而日本推出员工持股计划的目的与美国不同，日本战后经济脆弱，1967年，日本政府鼓励员工持股，以防国内公司被国外资本吞并，同时帮助实现员工的财富积累。截至1993年，员工持股遍及全日本的公司，97%的公司实施了员工持股计划;员工的财富积累是公司层面推行员工持股的主要目的。
在持股方式上，日本企业会成立了员工持股会，帮助员工统一购买企业股份，双方形成信托关系，但持股的资金来源的95%来自员工自身，剩余5%为企业补助，因此，员工承担了较大的市场风险。在制度上，日企的员工持股计划与其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和晋升制相辅相成。
激励向业务层面倾向
与其他上市公司相比，券商股权激励推进速度较慢，一方面受限于金融企业和国企股权激励面临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受困于证券从业人员不能持有股票的约束。从目前情况来看，券商股权激励发展了间接持股的方式来绕开相关约束，主要方式是购买资管计划，这种方式更加市场化。员工通过购买投资于公司股票的集合理财计划来实现间接持股，部分发行H股的公司采取合格机构投资者（QDII）计划，原理与资管计划类似。采用此类型进行的股权激励的公司较多，如中信证券、广发证券、华泰证券等。
另一种方式为参股子公司。东吴证券5月30日公告称，将设立研究所子公司，注资1亿元，其中母公司注资70%，剩余30%采用研究所员工持股，对象为全体员工，规模不超过总股本的5%，具体实施方案仍需监管层核准。东吴证券此次研究所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具有积极意义，为后续其他券商通过子公司全面推行股权激励开先河。
长江证券认为，券商的员工持股计划将主要通过二级市场购买。2015年上半年，券商跌幅明显，目前估值处于较低位置，年初至8月底，券商股跌幅高达45.21%，目前估值水平位于1.1倍-1.5倍PB的较低水平。已公布股票来源的海通证券、国元证券均采取二级市场购买方式。
由于员工持股计划多通过集合理财实现，为保证激励的持续性，理财产品由限制性股票组成较为恰当。以海通证券为例，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的A股股票锁定期为1年，通过定增的股票锁定期为3年。国泰君安A股股票锁定期为1年，国元证券、海通证券的锁定期为1-3年。
此外，相较于此前股权激励限于董监高，本次大部分企业对于股权激励的人数范围有所扩容。就目前公布员工持股计划的券商来看，中信证券、广发证券、华泰证券等券商明确激励对象为董监高及其他员工或若干员工;海通证券、国元证券、联讯证券采用的员工持股方案对员工范围并未明确约束，推进采用自愿原则。
与此前股权激励集中于管理层不同，目前开始倾向于在业务方向上的激励，最典型的是东吴证券研究所推进的员工持股计划，这一定程度表明，员工持股计划在业务上导向研究、投行等部门。由于研究、投行等部门人才集中度高，工作强度大，同时缺乏长期的股权激励机制和类似经纪业务的佣金激励机制，对员工持股的态度更加积极。
另一方面，员工持股在组织结构上导向资管、直投等部门。券商设子公司在近两年明显扩容，子公司一方面在管理机制上更加灵活，另一方面能够和母公司形成良好的业务和风控互动，正在逐渐成为重要的利润增长点。子公司的主要方向为资管、直投等。人才相对集中的部门的持股比例或更高。
事实上，中小券商在平均薪资水平和人才学历等构成方面有一定的劣势，因此，通过股权激励来补充相对劣势的需求更加强烈。
像高盛一样去激励
从股权激励的效果来看，长江证券的观点是，它将对券商产生两个角度的影响：第一，如果大部分券商参与回购或者以二级市场购买的方式设立员工持股，无疑对股价将会产生阶段性的影响;第二，股权激励方案落定将会对公司业务发展产生较为持久的积极影响。
根据长江证券的统计，2014年6月至2015年9月，公告的上市公司的员工持股占总股本的比例均值为2.01%，大部分公司员工持股占比集中在0.62%-2.49%之间，其中仅泰胜风能和山东黄金用完10%。联讯证券和国元证券公告的员工持股 量均低于5%，2%-3%左右是一个较为合理的区间。
从券商行业的股本结构角度分析，券商行业流通股占比为71.48%，限售股占比为28.52%，考虑到证监会要求持股比例高于5%的股东在6个月内不得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导致流通股的实际流通比例低于71.48%。因此，若5%左右的股票全部来自二级市场购买，将会对二级市场股价产生较大影响。
从股权激励规模上来看，海外投行股权激励占比在5%-10%左右。美国没有限制员工持股总数占总股本的比例，从高管持股占比情况来看，美国投行高管持股比例较高，其中嘉信和GreenHill的占比已经超过5%。
我们可以参考高盛的员工持股计划及公司业绩表现，来分析合理的激励机制对于公司业绩的积极效果。高盛的激励机制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员工持股计划。2015年，高盛调整了高管的薪酬结构，其中CEO在位期间必须持有的股票价值为基本工资的10倍，SEO为基本工资的6倍。从2014年的高管薪酬结构来看，固定的基本工资仅为全部薪酬的8%，每年的浮动薪酬占比为92%。其中股权激励的薪酬占比已经高达62%，2015年这一数据有望进一步高企。
其次是对NEO的长期业绩激励计划。业绩评估时间为8年，分三步计算最终的奖励，第一步是根据职位、职责和能力估算奖金额度;第二步是在实施期间内，根据年度ROE调整奖励额度，上限为12%;第三步是在业绩考核结束时，根据考核期内平均ROE与BVPS的比率进行额度调整，上限为150%。
第三是与业绩挂钩的限制性股票。这些限制性股票占CEO、COO、CFO总股权激励奖金的一半。为了取得全额股权奖励的限制性股票，公司平均ROE在2015-2017年需要达到11%以上。
最后是薪酬追回制度。试用于公司全体SEO以及CEO、CFO。标的为限制性股票、现金奖励以及长期股权激励计划，当业绩不达标时，奖励将按一定比例被追回，如上述ROE指标以及对应的的获得比例。
总之，高盛的股权激励效果非常明显。在业绩方面，过去5年ROE企稳;在估值方面，PE、PB稳中有升，2014年ROE超过11%，NEO也相应获得全额与业绩挂钩的限制性股票。而在员工忠诚度方面，NEO任职超过10年的人数为4人，占比为28.57%;超过3年的人数为8人，占比为57.14%;除NEO外，高盛最忠诚员工为公司效力长达几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