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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范文1
在这种特殊的情形之下，以高喊“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而闻名的*先生所著《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其销售额可高达30万册，也就在情理之中。那些天下以己任的中国学者们，也纷纷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策，如“公司＋农户”的模式等，但是，其结果却如杨鹏先生在《战略与管理》上撰文所言的那样，“失之千里”。对策的不适应，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回到三农问题的根源上来，因为根源是影响着对策是否能够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应该先试着问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今天这种状态下的三农问题？这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如果失却了这种根源性的认识，那么，所提出来的对策也就只能是无根之枯木，从而陷进了张五常所警告的“套套逻辑”吧。因而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对学者们关于三农问题根源的讨论，做出一个综合性的回顾，最终将其归结为福柯的“人类学”的范畴之中，并指出人的价值的不断提高乃是三农问题的根本之所在。
一
在追寻三农问题的根源这一问题上，走在最前面的可能是经济学，特别是产权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这可能是也是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特性所决定。这方面的尝试始于张五常在六十年代所作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佃农理论》一书在分析方法上开创了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农业的一个先河。它摆脱了以往像亚当·斯密，马歇尔等经济学家在土地问题上所引起了无休止的理论性争吵，而一开始就从现存的农业现象出发，论证其存在是否合理，以及合理性何在，从而开辟了实证经济学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
而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产权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国内学者们也不断地试着用这一理论武器去解释三农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一理论从经济人的基本假设开始，即认为人是理性的，同时在理性的指导之下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或者再加上人的偏好的稳定性（贝克尔），将产权关系看成是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因素。
而产权演进的一个最大关键因素在于交易成本的高低（张五常），或者在于是否能够有效地限制着搭便车的现象（道格拉斯·诺思）。在以往的公有制体制之下，中国并不存在着明确的私有产权，而只是公有制体制之外这种模糊的产权，这一模糊的产权，引发了低效率、搭便车等现象，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因而，明确产权，在经济学家们看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也是引发三农问题的根本之所在。
然而，当中国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之后，特别是对土地的管制进一步放松之后，中国的农村经济却只有在八十年代出现过一短暂的繁荣之外，九十年代却重新陷入困境，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显然地，原封不动地借用传统的产权经济学，已经无法再做出有力的解释，因为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已经对农地的产权做出了具体的法律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是一种有着明确规定的产权合同。这就促使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的现状进行重新的思考，以期完善其理论体系。而周其仁先生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中所撰写的“农民收入是一系列的事件”系列文章（共20篇），正是这方面的努力。
在周先生看来，农村变革的根源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土地方面的产权问题，而是根源于一种更宏大的视野之中——全国的经济大局。从这种视野出发，周先生将现在正在进行的农村改革，视为是继78年之后的第二次改革，而且也是一场“迟到了十多年的”。对于70年代末的那场，周先生认为，当时的承包制是以法律的形式将土地的产权部分地让渡给农民，这在当时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时代里，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的呢？
在《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一文中，周先生给出的答案是：10年以及由之而来的经济破产，已经使国家失去了进一步剥削农民的可能性，而广大农民的饥饿甚至是死亡，更迫使国家不得不推行农村变革。而现在，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原有的那些改革动力已经随之消失。一场“冬眠了十年”的农村改革的兴起，其原因在于“市场大底部”的决定因素，具体地讲，就是由于九十年代以来农民收入的递减，以及由之而产生的农民购买力不足，影响内需，“农民收入增长的停滞已经把国民经济憋住了”，最终导致国民经济的低速增长，从而影响到国家的战略部署。
因而周先生提出了“除非进一步清楚地界定产权，农民收入不可能增长”的对策。当然，这种对策已经不再仅仅只是局限于土地方面的产权问题——劳动所得，而是更多的从无名的产权——财产所得，而这种财产收入越发显得重要。这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时，费沙（IrvingFisher）的《利息理论》、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已经是作为一个重点来强调。只是在今日中国的背景之下，周先生对其进行重新的强调、界定罢了。
因而，纵观周先生的推理、观点，我们可以得出周先生基本上还是站在产权经济学的角度，只是强调的角度已经不再简单地是交易成本，而从收入－产权的角度，站在整个国家的高度，对整个三农问题进行着详尽的耙梳。这，或许也就是产权经济学所能达到的解释高度罢。
二
在周先生的分析中，有着一条相当清楚的脉络，那就是从国家－农民的相互作用出发，用时髦的话，就是国家－个人的博弈过程。也正是在这一角度上，周先生提出“产权可能是副产品”这种惊人的观点。而这样的分析方式，与政治学上的系统分析法有着极其相似的方法。在戴维·伊斯顿系统分析方法中，系统输入、中间过程以及系统输出、反馈等诸多的因素已经作为政治系统整合的重要因素与过程。在这一方面，他与政治学的系统分析有着相似之处。
从政治学的角度，或者说更宽泛一点，从政治－社会的角度来探讨三农问题，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其一是法治角度，即法律的制定是否完善、法律的执行是否彻底。这一法治的视野，主流的观点大致是认为，现行的法律制度基本上是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的，如目前实行的《土地管理法》等系列法律、法规没有过多的漏洞，问题的关键出现在法律的执行方面。执法过程中，渗进着过多的人的因素，使得法治的目标发生了偏转，人治的因素过重。
这种观点，在的《现代化陷阱》一书中随处可见，因而她们提出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用道德来加以辅助。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问题不仅仅出现在法律的制定、执法的水平这些低层次的因素，而是出现在整个国家的社会架构方面。他们认为，自建国之后实行的户籍制度，就使中国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社会，一边是享受着种种特别福利的城市，另一边则是被遗忘的广大农村。正是这种城乡壁垒（笔者试图不用城乡二元结构，因为它是一个相当含糊的概念，详细可见笔者的《混乱的“城乡二元结构”》）束缚着农村发展，导致农民的二等公民身分，最终让整个农民陷入一种可怕的“锁入效应”。因而他们提出了“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结构体制的束缚”这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而解决的对策，也就是破除城乡壁垒，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目前的学术界主流思想很明显地转向支持这种观点。
然而，虽然“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结构体制的束缚”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这可能会有利于今日中国农民生活状态的改观，但是，若从学理的角度出发，我们却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解释，其说服力是远远比不上周其仁先生的解释。因为这样的解释充其量只是涉及到三农问题的“外在性本质”，而没有深入到像汪丁丁所讲的那种“价值体系”，也就是没有真正涉及到一个根源问题——改革的动力之所在。而周先生的文章则指出的改革动力——市场大底部——是一个很实在、很现实的改革动力！
因而，许多的政治学者们就在上述的基础上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他们从整个中国改革的大背景出发，来分析三农问题。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模式，是一种做大蛋糕的模式，从社会的边缘发端，从而在一段时间里处于一种“帕累托最优”的状态——所有人的福利都得到提高同时没有一人的福利降低——之中。但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际，中国的社会资源配置机制发生了变化——急剧的变化，使得一些人得以迅速暴富起来，而改革开放之初的广大受益者却沦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这些群体有广大的农民、进城的民工、城市下岗工人等，最终演化成今日的中国10大阶层（陆学艺，*）。
这些改革代价的承担者，“与整个社会结果是断裂的，其自身是相对封闭”，最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现象——“贫困群体化”（孙立平，*）。而在一项更为具体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是城市下岗工人的断层化，才引发出人们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换言之，自70年代末的之后，社会的一种普遍共识是农民已经发展起来了，但是，只有等到城市的下岗工人的生活失去保障之后，对社会、政府构成极大的压力之际，人们才真正地重新思考着弱势群体的问题，而在这弱势群体之中，自然包含着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这一个历史性的根本问题，竟然要这样地被间接提及，诚可悲矣！这种特殊的情况之下，人们就不得不问，到底我们的政治体制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的政府是怎样行使权力的，竟然使三农问题处于如此的一种被遗忘的边缘化地位？或许，这就是学者们发出了“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这种时代的强音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能够提出“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这样的时代强音，确实需要足够的睿智、豁达的胸襟以及宏阔的视野，莫怪乎许前席先生的《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战略与管理》*年第一期）获得了普遍的好评。在《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一文中，作者开宗明义地表明：中国当前的农民问题，如此迫切沉重，对其决断和回答，不是庸俗的经济伦理及政策所能应对的，它在不断追求一个“清醒而又坚韧”的政治主导层。在许文中，作者特别反对的是庸俗经济伦理的操练者，以及那些信仰操练者。反对前者“一味地兜售一种软乎乎的幸福主义观，而全然不觉民族整体的政治思想和节操”，反对后者“单单凭借‘良心原则’，凭借‘对自己主观信念的无限确信’（亚当·斯密语）来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从而使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生存”“漂浮在混乱信众的不确定意见之上”。
作为政治，它首要的是面对着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政治体置人民于何处。古往今来的政治哲学和历史教训，无不揭示着这样的一个真理：人民是事实上的法官。因而，政治体应当以民为本也就变成了理所当然。而以民为本的政治体，也就理所当然地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这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决不是像经济学上所讨论的边际效应最大化为准则，而是一个“政治权力落实到何处的问题”。
在以公民个体为基本单位的现代政治社会中，这样的一个观点也是不证自明的：公民乃一国之公民，而非一地方共同体——人口群落之公民。在这个意义上，许先生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决不可以任何人为的方式切断公民个体和中央国家之间政治联系，要让这一联系联系高度坚韧化、高度民主化”。换句话讲，国家的爱民之意图，应该“让人民看到并感受到”。因此，许前席先生呼吁一种韦伯式的政治教育（更详细的论述可见甘阳的《走向“政治民族”》），一种汉纳阿伦特式的公民理念，以避免“政治侏儒”的可悲立场。因为，“作为一门志业的政治，应当是现实主义的，也应当是理想主义的。这两方面如能互补，就是对的。如果各自分离，就都是错的”。
至此，许先生的观点也就显然可见，他认为正是“底层民众，特别是农民，深重地压迫着几代人的社会良心”，这与政治的本质是不相符的，这就客观上要求“政治家们和辅政者们必须学会感受这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责任，从中分辨出政治原则的真正要求，并执行正义”。
三
很显然地，在将三农问题归结为经济性还是政治性的问题上，我们没有办法分别出谁优谁劣。但是，在对比之中，我们却很容易地发现它们的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无论是周先生的分析，还是许先生的分析，都将最后的问题提高到一种人的作用的本质。周先生强调农民在国家－农民的博弈过程中的重大作用，而许先生则强调，政治体应当以人为本，二者实际上是殊途同归的。这种以人为主体的分析，在法国经典作家米歇尔·福柯看来，它们都是属于一种“人类学”的话语体系。
在其扛鼎之作《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一书中，福柯通过对比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发生在西方文化的认识型中的两个巨大的断裂，发现“第二次断裂则标志着古典时代的终结和现时代的开端，在现时代表象理论、语言都消失了，同一与差异被有机结构所取代；人（I’homme）只作为物之序中的一条裂缝而首次进入了西方知识领域，人类学产生了，并适合于人的人文科学的空间也打开了。”言外之意，在“人并不存在（生命、语言和劳动也一样不存在）”的年代，人是不可能被作为客观而进行科学的思考范畴之内的，而只有当“一个问题、一个要求、一个理论或实践的秩序”成为一种障碍时，人类学才得以产生，人才能作为问题的思考重心而进入科学的研究领域。在这一人类学的视野之下，人已经无可争论地作为第一性而存在，人的价值也就成为我们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同时也是最终的归宿。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三农问题的一个根本性前提。
这种以人为根本价值取向的思维，使我们在处理三农问题时有着一种最终的底线。它使我们明白：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产生了对制度的新的要求，一些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用来满足这些需求的。这种为适应新的需求所进行的滞后调整，往往是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T·W·舒尔茨）。如50－60年代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台湾，农业经济获得了一个增长的契机，这一历史现象促使了广大的农民产生了对制度调整的一种新的渴望。他们要求进行租约合同的改革，要求公共措施的改善，要求政治权利的保证等等，并组织合作社来实现他们的愿望。
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范文2
一、农村电视节目的发展现状
农村是个相对独立的乡土社会，具有浓重的乡土特点。由于农民世世代代定居在某一地区，以在这片土地种植粮食为主并易于满足生存需要，因而形成了小而全不求人的封闭经济，同时也形成了灿烂纯朴的民间文化和民族文化。当然，在这个不流动的地区里生活，往往会产生一种不善于适应，想回避新事物的性格和重农轻商的思想。尽管现代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在逐步波及乡村社会，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观念造就了大部分农民喜守旧、追求静，想变又害怕变的性格。不过，我们也明显地看到，随着改革开放的思想不断深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大量的信息借助各种媒体流入农村，农村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部分地区的农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与城市人的生活水平差距在逐渐缩小，农民这个称呼也在开始淡化。目前，我国的社会结构正从城乡分割、向城乡融合与协调发展的阶段。由于受文化素质、生活消费环境、欣赏习惯等因素的制约，相对而言，电视媒体比报纸、广播、网络等其他媒体更容易让农民朋友接受。电视不光是农民获得信息的主要渠道，也能起到丰富其文化生活的作用。2008年据济南市农村意识形态领域工作调研组调查，在所属的5个县（市）的乡村和农户进行调研，回收的2000份问卷中，在回答“你都喜欢收看哪类电视节目”的问题时，问卷显示排在第一位的是反映自己身边的人和事的节目，其次是新闻节目，第三位是电视剧，第四位是农业科技节目。对于“你对现在的电视节目是否满意”的问题，回答不满意、不太满意的有1402人，约占70%；满意、比较满意的有598人，仅占30%。根据中国农业大学媒体传播系到我国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调查显示，无论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还是经济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的农户最需要的信息集中表现为四大类：宏观类信息———政策、法律、法规等；实际操作类信息———新技术、新品种等；市场类信息———农产品价格、销路、供求等；科技知识类信息———科学文化常识、教育、卫生、健康等。另外发现，无论是贫困农户还是富裕农户，看电视的动机主要是娱乐和消遣，他们大都偏爱影视和文艺节目。专家分析认为，农民现阶段最需要的节目应当是改变旧观念，增加现代化观念的电视节目，也就是通过电视艺术的手法将现代意识注入农村，逐步改变农民落后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乃至审美情趣的节目。俗话说，转变思想，黄金万两；观念更新，黄土成金。观念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行为。在农村的变革中，改变落后的过时的文化，保留优良的传统民族文化，引进先进的创新的文化，是农村变革的根本。被誉为“国际平民教育之父”的晏阳初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深入农村作了大量的调查，总结出中国农民身上存在的四个问题：贫、愚、弱、私。到现在为止，我国农村依然存在这四个问题。要解决这四个问题，就要从四大教育入手，即生计、文艺、卫生、公民教育。生计教育就是提高村民的生产力，以达到致富的目的；文艺教育是提高村民的知识力，以达到治愚的目的；卫生教育是提高村民的健康力，以达到治弱的目的；公民教育是提高村民的团结力，以提高农民的思想意识。贯穿这四大教育内容的电视节目正是我国农村最需要的电视节目。
二、农业类电视节目的发展思路
第一，扭转重城轻乡的思想观念，把关注的目光不光局限在城市，也投向农村。以传播先进文化为己任的电视媒体，应该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出发，承担起满足农民观众的收视愿望和需求的重要使命，改进和加强农村电视节目，做好电视媒体之间的联合与合作，交流和引进农民喜爱的电视节目，立足服务“三农”，推进“三农”问题的解决。第二，播放改变旧观念、增加现代观念的节目。农民面对多变的世界、面对城市化的转移，如何解放自己的思想，更新自己的观念，在创业的道路上如何勇敢地面对一个个的困难和挫折?电视剧《刘老根》中主人公对待人生的态度、处理问题的方式，无不带有时代色彩，而这种用形象演绎着的观念，常常成为受众的示范，并考虑效仿、采用或改进。因而，在节目中增加现代化观念，是促进农民发展创新的主要途径。第三，加大信息量，加强节目实用性。信息是农村发展与农民生计发展创新中重要的因素之一。在任何一个农村社区，都会发现有些农户采用有别于其他农户的发展方式。导致这种区别的重要因素是获得了别的农户所没有获得的信息，而电视就是信息获取的重要途径之一。然而，在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收视调查中，农村受众把电视所提供的文化知识类和市场类信息又排在四大需求信息的后面，主要原因之一是电视所提供的信息与农民的需要相差太远。我们还没有做到随着季节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电视节目内容，推荐的致富经验实际上大部分农民都没法学习。根据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环境、条件，为农民提供及时的、准确的信息和经验，让他们觉得节目对生产、生活有用，能让他们在有限的土地上创造出更高的价值来。第四，创新农村节目形式，提高节目娱乐性。无论是贫困农户，还是富裕农户，看电视的动机主要是娱乐和消遣，他们大都偏爱影视和文艺节目。由于农村受众文化程度较低，对节目中生动有趣、直观的形象比较容易接受，因而观念更易受其影响。所以我们的节目不应该是简单的声画两张皮，也要研究如何发挥健康有益的娱乐效应。我们可以尝试利用个性化的语言，改“播”为“说”；在节目中设计小插曲，强化节目的戏剧性；提倡农民“参与式”的、“双向式”的、“互动式”的节目形式，充分尊重农民的乡土创新，以此来抓住观众，在潜移默化中使其逐渐从农村的旧文化状态进入新文化状态，接受现代化的观念，中央电视台第七套节目《乡约》栏目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
三、对策研究
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范文3
关键词：农业物流；成本过高；现代农业
物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解决“三农问题”,是“十一五”期间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课题。那什么是“三农问题”呢？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第一个内容，所谓的“三农问题”是农业、农村、农产品三个领域的内容，三者之中农业物流的外延最为广泛，可以包括后两个领域，所以通常也把“三农”领域的物流统称为农业物流。所以如何促进农业物流的发展，能够降低各类农业生产资料与各类农产品在各级渠道当中的流通成本，进而提升农产品价值，增加其附加值，提高各类农业生产者的收益回报，是解决分散的农业生产和消费的广泛分布矛盾的主要手段。
一、农业物流
1.农业物流的含义
农业物流指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及其与之相关联的各类农业生产资料（种子、农药、农膜、农机具等）供应和各种农产品（粮食、水果、蔬菜等）销售过程中，一切物流活动的总称。农业物流活动按照发生的先后次序可以分为农业供应物流（种子、农药、农膜、农机具等供给）、农业生产物流（农产品的种植、嫁接等）和农业销售物流（粮食、瓜果蔬菜从农业生产者手中转移到需求者手中）。
2.农业物流的特点
农业物流与其他产业物流相比较而言具有显著的特点。一是农业物流主体的特殊性。在我国农业物流参与主体主要农民，其次还包含各类企业，例如运输企业、销售企业以及市场当中各类加工企业。二是农业物流客体（包含各类农业生产资料和各种农产品）与物流工具有多样性。农业物流客体主要涵盖各种各样农产品及各类型加工产品，其中农产品中的水果、蔬菜、鲜奶、禽蛋等产品是典型的易腐食品,在各项物流活动中要求严格保鲜。三是农业物流路径的复杂性。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主要集中在农村，而绝大多数农村主要分布在城市的外延区域（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农村出产的各类农产品需要运输来满足城乡居民的基本需要（农产品消费的普遍性）。
二、农业物流的现状分析
农业物流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如下问题：一是农业物流环节复杂，各级企业加工能力相对较弱。以陕西省的苹果物流为例,陕西省苹果的大宗物流一般都会经过这样几个主要环节:生产者（各地的果农）产地批发市场（如洛川、白水等苹果产区）运销商（果贩）销地批发市场（例如西安市的华清路，胡家庙等）零售商（例如集贸市场、超市、水果店等）消费者。二是农业物流成本过高。我们经常在报纸上看到某地农产品积压，烂在地里，农民增产不增收，而另一方面，城里的该种农产品价格又比较高，如图1。2016年陕西“鲜桃滞销愁坏西安果农，低价出售只求不烂在地里”这样的新闻标题屡见不鲜。这是到底怎么一回事？其主要原因在于信息不畅通：导致市场供给信息无法及时传输，农产品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产生大量的腐败变质，果贩们又因为物流成本过高不愿意去收购，从而导致供需不均衡，带来上述现象；流通体系不健全；成本过高（如运输中油价高、储存条件的特殊性引发的成本）等方面都推高了终端售价。三是农业物流观念缺乏，对物流的认识浅薄。除了部分农民外，绝大多数农民采用的是自产自销这种小范围物流环节，导致物流环节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不能平衡供需障碍。
三、农业物流的发展前景分析
从封建社会开始，我国就是一个人口大国、农业大国，所以发展现代农业物流是当务之急，必须充分重视，这样才能尽快解决我国的问题。其主要构想是以政府为主导，统筹规划为原则，要求各方积极参与，以市场为导向，以宏观大环境为支撑，行业为主管，企业为运作基础，加速农业物流的迅速发展。如何大力度发展现代农业物流是解决现有困境的主要途径，那我们来看看如何走出困境。
1.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物流产业，对农业物流予以优化管理
利用田园景观，结合农业生产、农村田园文化及农家朴实生活，为人们集休闲旅游、体验和了解农村为一身的综合性场所，是服务城市和适应城市发展的农业，也是现代农业物流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如图2），例如：花溪草莓园、杨梅园自主采摘、贵阳清镇市绿色蔬菜生产基地。
2.政府应当科学引导，统一整体布局与规划
在农业物流发展过程中起导向作用的是国家政府，所以国家应当对农业物流的发展进行统一整体规划。从国家角度出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协调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物流体系的规划：加强相应的物流中心、配送中心、物流园区及其物流配套的基础设施的开发、布局与建设，以全国为着眼点来配置物流资源；而地方政府也加快当地农业物流基础设施的布局与规划，完善相关的农业物流中的运输领域及领域内部配套的港口、场站等基础设施。例如，广东惠州农产品物流配送中心，其为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它主要交易品种为蔬菜、水果、粮油、冻品、禽蛋及山珍海味等。集农产品现货交易、直销展销、包装加工、连锁配送、运输仓储、电子商务于一体，是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农产品物流中心、信息中心、价格指导中心和加工配送物流基地，辐射到惠州、深圳、江西、福建和港澳等地。
3.优化物流运作模式，大力发展信息网络和电子商务应用
如何衔接农业生产者与消费需求者，实现无缝对接，减少农产品在物流环节的损失，提高农产品的新鲜度和产品附加值，其最关键是有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信息通信技术，建立电子商务平台。2014年11月17长春市海吉星现代化农产品物流平台启动运营，建设成为东北亚最大的农产品物流平台，交易品种以粮油为主，以及知名大米、面粉和豆油。
四、结论
农业的迅猛发展带动了农业物流的发展，但我国的农业物流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起点低，基础薄弱，由于对农业物流的研究和开发工作相对落后，已严重地制约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高速发展。当今中国，三农问题已经受到普遍关注和充分重视，农业发展成为重中之重，农业物流将是我国农业进一步发展规划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发挥其巨大作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能够建立起布局合理、功能完备、统一高效的现代化物流体系，使农业更加快速、高效、平稳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郭宇清.浅谈我国农业物流的发展[J].物流科技,2005,28(8):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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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体允,李英艳.我国农产品物流发展现状的分析与思考[J].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学报,2009,18(2):42-44.
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范文4
教育要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能够促使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和谐统一。农村教育是为三农问题服务，是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农村基础教育的改革势在必行，且任务艰巨。农村新课程的改革要寻找一条适合农村现状的道路，着眼于学生，着力于农村。倾我们的力量来共同关注农村教育，关注农村的发展和建设，做好做大做强农村教育。
一、农村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存在的问题
较应试教育，素质教育是更科学的合理的先进的教育。但是农村中小学在实施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时却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和阻力。
（一）教育理念匮乏、落后
教师片面地认为素质教育就是减负，减少教师教和学生学的内容。在素质教育实践过程中，部分中小学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教师像卸了包袱一样，不再像以前那样认真钻研教材，研究教法；学生像泄了气一样，学习放松了。其次把发展学生的特长理解为素质教育的全部，但是在实施过程中演化成了形式主义，放手发展学生但却不给予指导和培养，课外活动和兴趣小组成了学生摆脱枯燥无味的课堂学习的“自由玩耍”的天地。另外挂着素质教育的旗帜来搞应试教育，仍然把升学率当成评估质量的硬指标，节假日补课有增无减，把班级分为快慢班，实验班，这对学生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二）教育资源配置失衡
1.师资力量薄弱
目前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整体素质不高，结构不合理。从教师来源来看，有的是民办教师转正的，有的是“学历合同”转正的，有的是向社会招收的；从学历层次来看，第一学历合格率低；从年龄结构上看，老教师和年轻教师居多；从职称结构看，高中级职称的少，绝大部分是初级的；从学科结构上看，音体美和农技教师奇缺。（2）教学科研水平偏低。对新课改感到“水土不服”。加之受农村文化的内在影响，经验主义文化模式占主导地位，教学观念落后，教学方法陈旧，对新课程改革中出现的文化冲突普遍感到不适应。（3）农村教师队伍不稳定。由于城乡学校差距悬殊，农村教师受利益驱动，工作不安心，千方百计想调入城镇学校。城镇教育又发展迅速，亟需调配师资，于是通过招考等方式从农村学校挖走了大批优秀的教师。农村教师队伍呈现出不稳定的态势。
2.课程资源单一
目前农村与城市一样执行国家统一的课程方案，使用单一的课程标准，出现“校校同课程，生生同课本”的局面。农村学校教学内容单一化，其实施的目标也是唯一的，即参加中考或高考，仅仅追求升入高一级的学校。加之农村受条件的限制，很少开设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和开发校本课程，很少使用乡土教材，致使农村课程设置单一，严重脱离农村生产生活的实际。课程与教学跟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适应。
（三）教育教学管理水平不高，教学效果不明显
一些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为了显示政绩，搞形象工程，过分重视“示范性学校”，“重点学校”的建设和管理，而把农村学校当成“弃儿”，疏于管理。加之一些学校领导教学观念陈旧，教学管理水平不高，工作责任心不强，相当部分校长和教导主任就如何进行教学管理心中无底，无章可循。有些学校或沿袭已制订的制度，学校教学工作缺乏激励机制，目标管理不明确，跟现代教学管理理念很不适应。有些学校领导不思进取，学校干脆不设什么管理制度，农村学校教学管理非常松散。学校没有引进竞争机制，工作既无动力又无压力，教师工作积极性普遍不高，对自己的职业产生倦怠情绪。平时教学只重数量而不重质量，作业批改的越多，越能得高分。教案写的越详越能证明工作积极性高，检查者却不看看教师的教案是怎么写成的。多年来写一次教案却能从容应付许多年，今年抄去年的，明年抄今年的。现在网上教案多如牛毛，教师为了“钻研教材”也都在网上“认真备课”了。
（四）留守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严重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和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广大的农村家庭“留守学生”问题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独特而重要问题。由于“留守”在家的孩子缺少父母的爱，在对他们的管教上就很容易出现问题。比如，隔代监护容易产生溺爱、寄养监护会出现偏爱、无人监护就会失爱，而这些孩子又缺少自律意识，部分孩子的学习成绩比较差，人格形成出现了缺馅，心理问题复杂。“留守学生”在心理上的问题比较明显。更多的“留守学生”暴露出性格上的缺陷：如自制力差、自我中心、金钱主义、自私、自卑、孤僻、任性、暴躁、逆反等。有心理问题的“留守学生”，在日常生活和学习过程中就会表现出以下一些症状：更容易违纪，成为教育的难管对象，更为严重者还会走向犯罪道路。普遍有厌学倾向，学习成绩差。缺乏沟通，人际关系和青春期问题突现。
二、解决农村素质教育的建议
（一）转变观念
《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党和政府的重要职责，各级领导班子干部要转变教育观念。充分认识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转变哪些观念呢？就是做好三个转轨：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由只重智育向“五育”并重全面发展转轨，由单一的升学型办学向综合型办学转轨。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认为应该在以下几方面来转变观念：1.更新学生观：教师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了解和研究学生。确立学生在教育中的主体性地位，理解、信任、尊重、爱护学生。认识到学生的独创性，鼓励学生发挥特长，发展个性。2.更新教师观：在新课程改革下，教师是学生的诊断师，是学生学习的指导者，是学生生活与心理的辅导者，是评价者和激励者，是学生的管理者，是教育共同体的协调员，同时教师又是一个研究者，是一个不断进取的人。3.更新教学观：教学方式由以讲为主转向合作探究为主，教学内容由封闭转向开放，教学组织形式由单一时空转向灵活时空，教学手段由黑板粉笔转向多样化综合，教学评价由重结果评价转向多元评价。
（二）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
要积极地为农村教师创造条件，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鼓励农村教师参加在职或脱产进修，提高学历层次，提升教学水平。精心组织农村教师进行全面的新课程理论培训，使他们能够认真理解，理会和把握新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教育观念，改革目标以及相关的政策措施和各学科课程标准的解读。精心组织农村教师参加信息技术培训，提高信息技术素养。让农村教师定期分批到城镇学校“拜师学艺”，由专家引领，促进专业成长。
（三）加强农村教师职业道德建设，提高教书育人水平
农村教师在师德方面要不断地进行学习和总结，不断地约束自我、提升自我。教育主管部门可将师德建设作为学校办学质量和水平评估的重要指标，加强对教师师德的考评，坚持师德考核与业务考核并重，建立教师自评，教师互评，家长评教师，学生评教师相结合的考评机制。重点考核教师教书育人的实绩和职业道德状况，教学态度和育人效果等。把师德考核结果作为教师职务聘任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
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范文5
关键词：农超对接 组织对接 三农问题
2011年，“菜贱伤农”现象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此同时大多数消费者也开始抱怨“菜贵伤民”。于是，农产品市场出现了“菜贵伤民，菜贱伤农”的怪圈；于是专家学者将更多的希望寄托在“农超对接”这个可以直接连接农户与消费者的直销模式。然而，相对于超市经营的标准化，还处于初级阶段的农户或合作社由于其规模小、起点低，想对而仍然面临诸多障碍。据统计，连锁零售企业水果和蔬菜占生鲜销售比例分别为23.66％、22.13％，其中90％的企业由总部统一采购，只有16％的企业以基地或产地为主。由此可见，目前，“农超对接”还没有占据主导位置，其推行过程并没有之前所受的关注表现得那么顺利。
一、发展“农超对接”存在的问题
据了解，目前国内进行的农超对接主要有四种模式：“农户＋农业合作社（供销社）＋超市”模式、“合作农场＋超市”模式、“农户+龙头企业+超市”模式。其中这四种模式中，均是在农户与超市这两个之间牵线。
在目前农超对接模式推行中产生的问题及原因分析，已有多方文献资料。特别是超市要求的产品统一标准与农户原有分散的种植模式之间的矛盾，超市冷链要求与生鲜产品落后的储运条件之间的矛盾，超市的滞后付款与农户现金付款之间的矛盾等。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角度来说，农超对接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三个因素：
（1）农户因素。在农超对接过程中，农户体现出组织化水平低、商品检查苛刻、提供种类过少等缺点。这主要是体现我国农业“小农经济”的特点。
（2）超市因素。很多超市对“农超对接”兴趣不大，主要体现在投入成本较大和政策的准入条件苛刻两方面的因素。此外，超市对农超对接兴趣不大还在于经营方式与产品标准的差异实在太大，超市的结算周期较长而农户比较习惯现金交易。最后，最为现实的一点是，超市那边反映农超对接的产品根本不具有价格优势，这与之前理论上讨论的减少流通环节可以提高超市利润的说法相悖。
（3）农合组织。“农超对接”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要求比较高，目前，仍有许多农民专业合作社不能参与“农超对接”。目前，我省部分农民专业合作是临时性的，甚至有些是季节性的、松散的，并未形成规模。而且，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农村合作社的主要工作一方面是寻找有生产能力的农民进行合作，另一方面是帮助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寻找销路。因此，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自身能力并没有达到“农超对接”中超市所需要的指标。农民合作社数量少，工作太初级、单一，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
二、从产业升级角度对农超对接当中出现的原因浅析
上述文献从各方面说明了“农超对接”模式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与制约因素，但是更多的局限于操作层面，而从农超对接政策推行的出发点来说，从产业升级角度来探讨农超对接模式的可能遇到的困境也许是个不同的角度。
农超对接问题，追根究底是“三农问题”。在《对我国农业产业组织形式创新的思考——基于分工与专业化视角》一文中，作者从分工和专业化视角探讨了“二元经济”理论，并认为三农问题的突出性都在于农业自身的弱质性条件制约了农业分工和专业化。作者认为农业产业化是提高农业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重要组织途径。
在农超对接模式中，农业自身的弱质性体现的尤为明显。第一，在阻碍农超对接发展的因素中，农户因素层面上问题基本都属于农业自身的分散性与经验型，没有集中的资源整合与信息收集，也没有技术上的发展与利用。第二，在超市层面则反映的是现代流通企业的超市商品的规格化、标准化、周年供应等特性要求和传统农业生产产品的季节性强、标准化低市场化水平低等存在的矛盾。因此，在渠道为王的超市强势话语权下，超市开出的条件让很多农户和农业合作社望尘莫及，农户或者合作社显得“人微言轻”。
因此，农超对接模式最大的冲突是我国传统农业的“小农经济”与现代流通企业的“产业化规模化”之间的矛盾。农超对接最主要的挑战是传统的小规模农户所有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意识与现代化零售业的产品标准之间的矛盾。而农产品标准化是我国与全球接轨的必然趋势，要想调和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不可能要求现代流通企业去适应传统农业，只能是让传统农业实现产业升级，进行农业产业化。
三、组织对接是农超对接成功的关键
目前农超对接中，农户与超市在这一模式当中的不对等地位，无论是在话语权、专业程度上，农户都处于劣势地位。另一方面，农户以其自身的弱质性很难从自我摆脱困境，故而需要借助现代组织的强大力量。
而农业的“市场化取向、企业化运作”是基本原则（商务部部长姜涛语）。因此，在农户与超市之间建立一个能联系其两者并能与超市平等的对话的组织是关键因素。不管是“超市+农业合作社+农户”、“超市+合作农场”还是“超市+龙头企业+农户”模式，都能达到这一目的。超市+农业合作社+农户这种模式中，农业专业合作社是独立的法人组织，在企业性质上与超市相同。这种模式试图通过集合优质农户资源，使合作社成为一个代表农户而又能与超市平等对话的组织。超市+合作农场模式则是通过借助超市完善的管理体系来直接指导农户生产，农户直接参与到超市的组织体系中。不过此种模式，超市风险较大，目前发展不属于主流。超市+龙头企业+农户模式可以依据龙头企业的性质的不同分为两类，龙头企业为流通与销售企业的模式与龙头企业为生产企业的模式。在这一组织形式中, 龙头企业一方面是联结、协调市场与农户的纽带, 另一方面又是传递分工和专业化网络效果的重要载体。龙头企业使用现代化经营管理模式，能够在产品标准化、高效率的要求上符合超市的标准。
所以，这些通过借助中间组织使得农户与超市可以进行对话的模式，在理论上均是可以帮助更好地推行农超对接，进而实现农业产业化的。那为什么这些模式下的农超对接的推行效果不佳呢？究其原因，便是这些中间组织无论是农合组织还是龙头企业，就其目前的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不够。组织对接的不成功是农超对接目前受到阻碍的最根本问题。
组织对接是解决农超对接发展过程中其他问题的基础。如果组织对接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其他方面的发展都没有作用。例如，订单农业等等措施，如果没有组织对接这一载体其实施基本不可能或者说其实施效果会大打折扣。所以，从产业升级角度来说，当前农超对接的重心应为组织对接，不仅仅是形式上的组织对接，更应是实实在在地解决农户与超市（市场）之间矛盾的组织对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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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宗成峰.对我国发展农产品行业协会的思考[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5]王利文，魏伟新.发展“农超对接”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J].广东合作经济，2011.5
[6]丁学东.农业产业化：用工业化方式办农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4.1
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范文6
摘要：近年来，农村金融发展迅速，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问题越来越得到关注，区域性差异也越来越明显，而均衡区域的金融发展是目前一项重要内容。金融资源是基础资源，金融发展对农村的整体发展起着主导作用。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问题导致各地区发展不平衡、落差大、缓慢等现象产生，阻碍了金融的整体发展速率，造成了巨大损失。金融区域差异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引起的，下面进行主要针对因当前形势而产生的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探讨。
关键词：中国农村;区域差异;金融发展
一、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背景
目前，三农问题越来越突出，成为衡量社会均衡发展的一把标尺，是改善农业发展的重要内容，是均衡发展农村金融的一个切入点。2013年国家再次强调了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农村经济发展问题越来越得到国家重视，农村的发展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命脉和发展前景。如何合理地进行资源的配置是目前主要探讨的一个内容，也是关系农村金融发展的根本问题。
二、我国农村金融区域发展差异概况
目前，大部分农村还是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也存在差异，东西部地区农村发展对比差异大。主要体现为东部地区虽有足够资金却无法有效运转，而西部地区却恰好相反。东部落的某些发达地区在金融方面大力发展各种金融机构，如农商银行、农村信用、信贷公司等，自然而然带动了农村金融的发展，但也产生了资金阻碍的问题。西部地区虽然随着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农业发展，由此也产生农业对资金产生较大需求而导致资金的短缺。农村的区域发展差异对经济的发展造成阻碍，对经济的损失也是相关联的，影响着整个区域的发展速率，由农村产生的经济问题亟待解决。针对金融的不稳定性和波动性，均衡金融发展和合理配置资源是目前调节农村金融地区差异的一个主要途径。
三、影响因素
地区金融教育水平的深度，直接影响着地区的金融健康发展。目前，百姓的生活中越来越多的接触到金融方面的消费产品，能清楚了解到这个领域的用途对百姓的生活提供便利。农村对金融知识的匮乏直接导致了地区的金融发展障碍，阻碍了经济发展。在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方面也应做足金融教育，以免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错误导向。提高农村金融深化程度，让农民懂得如何使用金融方式来完善自己所需，如何只用自己的经济权益来发展。地区金融教育水平的深化程度直接影响着地区金融的健康发展，是造成金融发展地区差异的一个主要因素。
农村金融缺陷造成农村发展滞后，导致区域的差异性。金融制度不完善使得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越来越大，东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落差越来越明显。农村的金融机构单一，在服务上存在不足。就农业发展银行来说，服务范围小，业务发展空间也越来越狭小，主要呈现一种封闭式的金融管理。农村信用社也有严重的制度问题，如资金规模限制、业务品种单一、结算条件复杂等问题普遍存在。金融制度的缺陷也导致资金外流现象严重，对整个金融体系造成了巨大影响。因此，完善地区金融体系能避免农村金融发展的大起大落，对减轻地区金融差异有着重要作用。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使得地区性金融发展差异明显。多方面的因素影响着区域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主要有地理位置、人口素质、国家政策等方面的原因。优越的地理位置是区域发展的先天条件，不同的地理条件主导着不同地区的发展方向。人口素质间接地带动了经济发展，人们对金融发展的区域性差异应有深刻认识和领悟。思想观念的加强对区域的经济体质的完善至关重要，百姓的带动作用对对区域发展起着关键作用。国家政策的改良和实施力度直接影响经济效益，需全方面的发展经济，加大人才的吸引力和创造力，能有效监督管理金融的发展轨迹，改善欠发展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均衡各地区金融发展。
四、结语
农村金融发展不平衡是客观存在的一个现象，就我国目前的形势，想要迅速缩小地区差异是很难的。当务之急是尽量避免差距的扩大，控制住局面的恶化，然后采取措施减小区域性之间的差异。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对中国的整体发展至关重要，减小农村金融发展的地区性差异能有效改善中国的整体发展状态。需要通过完善我国的生产力布局机制、加强金融教育、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改善金融缺陷等措施来解决当前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问题。小到村民个体，大到国家政府，各个阶级的相关部门都应关注整体的发展，加强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促进各农村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同等提升。
参考文献：
[2]黄燕君，钟璐.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浙江省数据的实证分析[J].系统工程，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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