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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的理论范文1
摘要：经济危机不是资本主义的独有产物，而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正常现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样有可能发生经济危机。本文就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分析，并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从产业结构调整、市场规范化、金融体制改革及避免两极分化等措施着手，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
关键词：经济危机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联系；启示
一、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
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特产物，消灭经济危机的必然途径是消除资本主义，根据来说，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发生的诱因有几下三点：
（一）竞争盲目性。恩格斯认为，工业化发展必然会出现竞争的自由化，而竞争总是与供求联系在一起的，并且供求从来就不是完全吻合的，供应相对于需求或者过多，或者过多。这种竞争的自由化对于供求无法准确把握，造成一定的竞争盲目性。
（二）以生产社会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这是导致资本得以不断扩张积累的根本内因。而资本的内部性质也决定市场经济无法在正确比例的基础上进行生产。当符合社会化生产的适当比例被打破，就很有可以引发经济危机。
（三）生产与消费二者的矛盾。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剥削使生产与消费二者的矛盾不断加剧，一是所有的资本家都把获得剩余价值当成最大追求，二是工人是消费品的最主要消费者。工人支付能力的有限性和生产的无限扩张同时存在就诱发了经济危机。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经济危机的内在联系
由于时代限制，马克思在论述中并没有涉及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如何进行管理的问题。当前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融合的现代社会，与马克思当初设想的社会状态已经完全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很有可有诱发经济危机，因为，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经济危机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就需要进行一些分析。
（一）从社会生产的无序性与单个企业生产的组织性之间的矛盾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一般市场经济存在共性，即企业最终目的是为了增加利润、追求财富，这样企业经营者在运营过程中考虑更多的是个体，而不是市场整体，就有可能导致市场供求失去平衡。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来看，虽然不能说我国的市场管理是无政府状态，但在许多行业重复建设现象不断，行业产品供求失衡、生产力与实际要求不符等现象依然存在，这些现象的大量存在都是引发经济危机的直接因素。
（二）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二者的矛盾来看。认为经济危机的发生是三方面因素导致的，分别是“劳动本身由于协作、分工以及劳动和自然科学的结合而组织成为社会的劳动”、 “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并“转化为社会的生产能力”及“世界市场的形成①”。然而，这三个因素是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独有的。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三个因素仍然存在，并仍有可能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
（三）从有限的支付能力与无限的生产力扩张之间的矛盾看。从我国当前的市场经济发展状况看，人民存款储蓄量不断提升、工业贷款需求量降低、生产力利用率低下、工人失业率攀升、就业率履创新高……虽然这一系列现象都表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是买方市场，可是消费者力不足、消费力与生产力扩张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严重制约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如何在马克思经济危机指导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以思想为指导，以经济危机理论为依据，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深入指导和规划。
（一）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重视产业结构的调整，要在利用新科技开发新技术的基础上，不断带动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同时，在市场经济提倡转型跨越发展的今天，不应将建设的重心停留在原有的、无意义的重复建设，而在重点关注人才引进、设备更新和技术创新。
（二）加强市场管理，促进市场规范化。社会主义市场也会失灵，政府应该发挥其引导、规划和管理作用，在市场管理中，加强市场规则的建立，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加强市场交易行为规范化，营造公平交易、合理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时，政府还应该对市场本身无法提供的商品进行调剂分配，以解决民众的需求，弥补市场的缺陷。
（三）促进市场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这几年，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爆发给我们发展市场经济予以警醒。西方金融危机爆发的本质仍然是生产资料相对过剩，只是由于实物经济的相对萎缩与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以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社会主义市场已经越来越趋于国际化，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更是不断加快，这种情况在引入国外金融资金的同时，不可避免会将国外的金融风险也同时引入。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发展还不完善，金融机构管理刚刚起步，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仍有待规范，银行与政企之间的关系还没完全理顺，金融业体制改革问题重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际化大发展的背景下，加强金融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四）进行生产资料占有再分配调整，避免贫富分化严重。贫富分化加剧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严重问题，低收入者徘徊于低层次消费需求，高收入者消费需求极度饱和，这种情形使得社会消费格局进一步分化，使社会供求平衡被打破，两极矛盾不断激化。现在，基于市场内需不足的情况，政府应当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好“三农”问题，完善税收政策，进一步缩小两极分化现象，促进社会公平。这些举措不但对于巩固政权，提高政府公信力有着重要意义，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也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最后，我们需要指出一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危机是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危机是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项体制机制的不完善导致的，不可因为经济危机的存在而完全忽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先进性。（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经济危机[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3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经济危机的理论范文2
关键词：资产阶级 经济危机 马克思批判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始终关心社会舆论及社会上各种学说的发展，针对危机理论的研究也不例外，一方面体现了马克思兼容并蓄的治学态度，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马克思针对那些学说的辩证对待，以将自己理论明确表达出来，并突出了它们之间的重要区别。在马克思著作中，专门批判、批评的西方经济危机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针对“买卖分离――商品形态转化”解释危机的批判
马克思认为，一些经济学家用简单的商品形态变化中所包含的危机可能性来说明危机，并不具备合理性。买和卖的分离只是危机的元素形式；用危机的元素形式说明危机，就是通过以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叙述危机存在的办法来说明危机的存在，就是用危机来说明危机。[1]
马克思在之后章节中又对此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危机的一般的、抽象的可能性等于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没有危机的内容丰富的起因；卖和买可能彼此脱离，也可能顺利地相互转化。但是，发生危机的原因并不包含在这个形式本身之中。[2]
马克思针对商品形态转化会造成危机观点的批判，体现了马克思哲学和经济二重角度的深刻论证。
这种观点，存在循环论证缺陷――当用商品形态变化或者买卖分离来解释危机时，仅仅停留于形式之上，没有内容元素，用形式说明形式，用危机说明危机，解释的一方没有告诉任何有价值内容，形成循环论证的缺陷。
寻找经济危机原因的方向――经济危机的原因应该从形式之外的寻找，形式是无法说明危机的。马克思针对此观点的批判，说明了，不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是，如果用此观点来解释危机，那么其解释是无法站得住脚的。
为什么马克思在其有关论述中提到了商品和货币发展时候，谈到可能性和现实行呢？
我们根据马克思的哲学思维观点，马克思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论述，完全来自于马克思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做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的论述次序，体现了马克思采取了“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将相关范畴进行彻底剖析，以挖掘概念范畴内涵和外延，使得不同概念之间联系更加完整。
从事实上可以看出，商品和货币出现远在资本主义之前已经存在了，并且在中国的宋朝，经济发展十分繁荣。但是作为早于资本主义历史的宋朝，并没有出现过周期性经济危机，这不恰好证明了马克思批判的正确性么？
二、针对“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造成危机”的观点的批判
在论述危机形成原因的过程中，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流通手段曾经在引发危机中起到作用，在现实中可以和货币危机、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等联系一起，因此一些论述将此作为形成危机的原因。
马克思相关著作中对此作了批判的。在没有信用的情况下，在没有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危机。但是，在没有买和卖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却不可能出现第二种可能性。但是，在第二种场合所以发生危机，是因为商品不能在一定期限内卖出去，以这一定商品在这一定期限内卖出为基础的一系列支付都不能实现。这就是本来意义上的货币危机形式。
此论述表明，马克思对货币危机形式的研究仍然属于抽象意义上的，主要指货币执行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两大职能，只不过二者抽象程度不同而已 。
但是假如将抽象危机形式来解释危机的原因，那么 这种认识又回到了马克思批判商品形态转化中的循环论证和虚无主义，本身仍然存在问题。因为本身违反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精神。所以马克思批评了这种解释危机的方向研究，也批评了一些经济学家用这样方式解释危机，过分关注货币职能，是多余的。
三、针对“比例论”观点的批判
马克思在批判李嘉图的积累理论中，针对经济危机必然发生的论证过程，也兼顾到针对一些错误性危机观点批判，这也包括了“比例论”。
马克思认为：他所研究的不是以生产比例失调为基础的危机，即不是以社会劳动在各生产领域之间的分配比例失调为基础的危机，因为这种比例失调而引起的市场价值的提高或降低，造成资本从一个生产领域转入另一个生产领域，这种平衡本身已经包含着危机，但危机本身成为平衡的一种形式；这种危机连李嘉图等人都承认。[3]
马克思上述观点，说明了其研究经济危机与“比例论”观点危机区别，实际上他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调整引起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区别开了，两者之间有着根本区别。然而，不幸的是，后来的资产阶级学者和一些者同样在此或者在彼陷入了类似的逻辑推理陷阱。
在考察生产过程时，马克思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与生产特点：资本主义生产竭力追求的只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就是靠一定的资本物化尽可能多的占有直接劳动时间，其方法或是延长劳动时间，或是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发展劳动生产力，采用协作、分工、机器等，总之，进行大规模生产。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
这段论述包含意义十分丰富。马克思首先他强调了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同时也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在生产中必然发起剩余价值生产，而且资本主义生产剩余价值的目的总是可以达到的。正象马克思认为的：生产对资本家根本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剩余价值能否实现。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特点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是相对，即使某一领域存在生产过剩，对其他领域的影响，也会造成生产过剩，资本主义不可能再所有领域同时、均匀地发展，即使理想的社会也很难实现，真正满足需求的，必须要有过剩，但是后面过剩是相对需求而言，而不是相对购买力而言。[4]
该段论述，说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科学论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相对生产过剩的危机，不是真正生产相对需求的绝对过剩；一般社会生产，是以满足需要为前提的。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违背了一般生产目的，它是满足资本家利润为前提的，因此实际上以相对购买力为前提，所以根本不是以满足需求为前提。这从侧面批判了不同形式的消费不足论，正面批判了“比例失调论”。
马克思论述到：在一定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只能在某些领域无限制地自由发展；如果资本主义生产必须在一切领域同时地、均匀地发展，那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资本主义生产。因为在上述某些领域生产过剩绝对存在，所以在没有生产过剩的那些领域，也就相对地存在着生产过剩。总之，用一方面的生产不足来说明另一方面的生产过剩的观点是说：如果生产按比例进行，那就不会发生生产过剩。如果需求和供给彼此相符，也不会发生生产过剩。[5]
马克思对“比例论”的批判，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观点：
资本主义生产造成的危机，体现为资本家总归加大对剩余劳动的生产和剥夺，本身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必然使得生产扩大超过消费的扩大，因为工人阶级群体的分配被限定了，而不是生产中比例的问题。
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而非绝对过剩，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会发生。
如果认为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比例失调，那么就会出来两种问题：社会上劳动者贫困现实是合理的了；资本主义在比调整比例下，生产力仍然可以大幅持续提高。针对后一种推论，事实并非如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下的经济危机持续存在，70年代后期资本经济停滞的态势已经得到了大范围验证，显然比例论观点不服合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
比例论观点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否定，然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力是符合社会规律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问题，在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假若资本主义生产能够按比例生产，按照社会实际购买力生产，那么资本主义就会很快进入停滞和衰退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创造的财富绝不是人类社会的最优生产方式。而现实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伴随着扩张殖民地、战争、争夺外部市场等手段，使得解决矛盾的途径超出其经济手段之外，这些恰恰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事实。如果用庸俗经济学的解释，与事实相比，后者就是狭隘的和罔顾事实的了。
那么，经济学者会提到一个基本问题：那么马克思针对李嘉图积累理论的批判中，所引用的两部类生产表式理论如何理解呢？显然这是一个好问题。
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进行研究的时候，他所批判与继承的之前的政治经济学，本身已经包含了一些特殊经济规律和普遍性的经济规律。而两部类生产表式理论，恰恰是一个普遍性的生产规律理论。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比例论”批判可以看出：假若人类社会进入一个以需求为目的的生产，以消费为目的生产，而且劳动产品归劳动者所有，那么在不存在剥削的情况，进行等价交换的两部类生产仍然要满足或者符合马克思所认识的条件，生产才能顺利进行。所以，两部类生产表式理论，是具有普遍性的经济规律，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因为资本主义生产不是以消费为目的，并且资本家依靠生产资料的占有而取得商品所有权并剥夺剩余价值，其首先受到了资本主义特殊规律的限制，在资本主义范畴内，必然造成的经济危机，迥然不同于两部类生产表式理论的描述的状况。
因此比例论观点，得到马克思的批判。而马克思批判李嘉图的两部门生产表式的理论，却是一个普遍性的经济规律，由于资本主义自身特殊性，生产表式理论还没有成为资本主义制约的规律而起作用。
那么又如何理解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的一段话呢？
马克思说：在交换中按供求正确比例进行“只有在生产资料有限、交换是在狭隘的范围内进行的时候，才可能存在。随着大工业的产生，这种正确比例必然消失；由于自然规律的必然性，生产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6]
马克思对危机的论述有多种观点，如果我们不能按照一句话，或一段论述来理解马克思的观点，必须将之放到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整体系统中考查。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明确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的命题。[7]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挖掘根源，从矛盾观点出发，找到了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主要矛盾是生产关系，因为它已经成为制约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障碍，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议，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
而马克思针对危机研究的着眼点，强调了要从资本主义自身特殊性去研究。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危机，与以往社会形态相比，以前的社会形态没有出现过，这表明了，资本化主义危机具有资本主义自身的特殊性。如果找到了危机原因，这些条件在之前社会形态存在，那么这肯定不是真正的原因。只有找到了资本主义自身条件，而且之前社会形态没有此类的条件，才能具备成为经济危机原因的可能性。[8]
四、马克思对“工资上涨引起利润率下降”观点的批判
马克思在研究中，针对工资提高影响利润下降的观点，进行了论述。
马克思认为，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是和剩余价值率趋向提高、劳动剥削程度趋向提高结合在一起的。所以，马克思认为，工资率的提高在例外的情况下偶然会促使利润率下降；但是用工资提高来说明利润率下降是最荒谬。因为这两者之间不存在稳定的关系，而且资本家可以通过增加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来弹性改变，使得工人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理解了形成利润率的各种关系，就可根据统计对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工资率进行实际的分析。利润率下降，不是因为劳动生产效率降低，而是因为劳动的效率提高；剩余价值率提高和利润率降低只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特殊表现形式。
马克思分析了由于资本积累而引起的劳动价格的提高不外是下列的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劳动价格提高不会妨碍积累的进展；另一种情况是积累由于劳动价格的提高而削弱。只要积累减少了，资本和可供剥削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衡就消失了。所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会自行排除它暂时造成的障碍，使得劳动价格重新降到适合资本增殖需要的水平，工资水平必须服务于资本增殖，因此工资水平的提高只能是暂时的。
工资增长的第一种情况下只能是资本的增长引起可供剥削的劳动力的不足；第二种情况是资本的减少使可供剥削的劳动力过剩。正是资本积累的这些运动反映成为可供剥削的劳动力数量的相对运动，因而看起来好象是由后者自身的运动引起的。用数学上的术语来说：积累量是自变量，工资量是因变量，而不是相反。[9]
上述马克思论述包含了几个重要观点：
（一）工资提高仅仅是暂时性的，绝不会影响到积累的提高，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构会自行排除它暂时造成的障碍。
（二）即便暂时性的工资提高也是有天花板的，因为无酬劳动和有酬劳动比例已经为工资制定了不可逾越的界限。
（三）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积累是自变量；工资是因变量，资本家占据统治地位，工人处于被支配地位，由此决定了工资和劳动都掌握在资本家手中。
（四）认为工资提高导致利润率下降的观点没有坚实的根据，将偶然的事件当成必然的事情。
五、对“信用膨胀和收缩作为危机原因”的批判
对信用膨胀和收缩作为危机原因的批判，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他讲到：“政治经济学的肤浅性也表现在，它把信用的膨胀和收缩，把工业周期各个时期更替这种单纯的征兆，看作是造成这种更替的原因。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人口自然增长所提供的可供支配的劳动力数量是绝对不够的。为了能够自由地活动，它需要有一支不以这种自然限制为转移的产业后备军。以上我们假定，就业工人人数的增减正好同可变资本的增减相一致。”[10]
从马克思论述可以得出：信用的膨胀和收缩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征兆，它不是经济周期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微观层次为分配问题，宏观表现为贫富两极分化；起到微观作用的主体是企业，社会形态表现为资本主义法权；社会关系表现为契约掩盖下的不等价交换，并以传统形式继承下来；生产目的由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性转变为资本家个人目的。
正像产业后备军的存在一样，他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主动力量，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特殊人口现象。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将其作为原因时，已经颠倒了因果关系。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矛盾，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六、马克思批判的理论意义与价值意义
马克思在自己所处的时代，已经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一些观点进行了批判，这些批判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意义。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危机理论观点的批判彰显了马克思理论系统与西方的截然不同。
（一）特殊性规律与普遍性规律区别
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其他社会形态并没有发生过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的经济危机；所以马克思强调，必须从资本主义自身的特殊性，来寻找经济危机的原因。如果从社会形态的一般性上去寻找，那么这种方法和观点本身就违背了特殊性规律和普遍性规律的关系。
将经济危机的观点归于某一普遍性因素，适用于几种社会形态，那么其他社会形态也必然发生这种危机。显然这条逻辑途径是存在问题的，与基本经验事实相矛盾。
商品买卖分离、货币作为流通手段与支付手段、信用基本作用、比例关系在其他商品生产的社会形态也是起作用的规律，具有一般性，所以不可能作为经济危机原因。而工资作为流通领域的符号，不能改变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生产，由此引发的流通领域的问题，也成为必然性的；同时资本家作为剩余价值生产和利润的追求着，其对生产组织，绝不会因为工资上涨影响自己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利润的追求，他们可以能动地调整工资和雇佣工人数量，来抵消工资上涨。
（二）资本主义社会与其他社会相比的特殊性
马克思通过研究，梳理资本主义特殊性，主要有以下几点，从而成为资本主义产生经济危机的条件和基础：
1、资本原始积累下的暴力掠夺，造成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为资本雇佣劳动的社会化大生产。
2、资本主义生产以剩余价值生产为内在目的，外在表现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3、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分离，二者转变为间接的关系，消费成为第二性，从而区别于以往社会形态中生产和消费的直接关系。
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注定了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工人仅仅得到维持生存的工资，而资本家通过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利润实现，取得社会化剩余劳动的所有权，在社会上表现为贫富两极分化，在经济上表现为经济危机。
5、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从而演化出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导致资本主义出现不同于以往社会形态的经济现象与政治现象。
以上是资本主义与其他社会形态的重要区别，而这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规定性和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发生的原因。其线索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发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由此衍生资本主义一系列的经济现象。
（三）针对资产阶级几种观点的评论
在西方几种主要经济理论观点：政府干预论的奥地利学派观点、熊彼特的“创新性破坏”学说、金融不稳定假说、流动性不足等观点。综合马克思的批判和资本主义特殊性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出，从流通领域、信用、货币、政府干预、市场不稳定性、金融不稳定性，去寻求经济危机原因的观点，存在以下严重缺陷：1，紧紧抓住了某一个环节来作为经济危机原因，但是该原因无法与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建立起联系；2，从分工角度的“创新性破坏”假说，完全舍弃了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特殊性及资本主义生产条件；3，政府干预的目的与动机没有稳定的规定，从而也无法与周期性危机建立联系；4、流动性不足没有反映剩余与不足的非对称性和错位，仅仅是抽象概述与局部关注。所以资产阶级经济危机理论观点，不但在哲学上存在矛盾，而且在解决问题上存在根本缺陷。
（四）对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启发思考
加强经济增长中生产与消费的直接统一性，尊重劳动者产品所有者的原则，实现劳动者产品所有制下的经济组织创新，逐渐缩小和消灭资本雇佣劳动、商品的资本主义所有权，贯彻按劳分配的根本原则，将政府职能转变为创造和提供生产资料、消灭租金的监督管理机构，实现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增长，尽可能创造物质财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6）卷（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版 26卷（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1-582
[3][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版 26卷（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95-596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版 26卷（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7-608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9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72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5
经济危机的理论范文3
关键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金融危机 解读 启示
引言
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阐释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是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本质及其发展趋势的核心和关键。当前，相关书籍中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述仍然遵循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框架，主要着眼于实体经济，以劳动价值论为出发点，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结果，是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以及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两组矛盾所导致的。
而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日益明显地以金融危机的形式出现，与传统的、源自实体经济的危机相比，呈现出鲜明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与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既有密切联系，又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特别是高校两课教学和研究中对此应当予以积极的关注和充分的解释，对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的内容给予必要的补充和完善，以提高相关内容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从而清楚地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时代性及其本质，以及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启示。如果对这一问题采取回避或含糊的态度和方式，则容易引发理论和实践脱节的问题，降低政治经济学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解释力和说服力。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趋势和新特点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鲜明趋势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爆发，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1世纪初源自美国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拉美金融危机源于1982年墨西哥无力支付国际银行债务，不得不求助于美国，以至最终签署了北美贸易协定。危机不仅对墨西哥国内经济造成严重损害，并使其在经济上丧失了自。虽然无力偿还外债和实行外汇浮动汇率制度是此次拉丁美洲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线，但其深层次的原因却包括外国投资过分自由地进出、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经济体制的不稳定、国内外政治因素的不利影响等。
和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机类似，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源于1997年泰国货币的突然贬值，并迅速蔓延至世界其他地区。同样，虽然从表面上看这次金融危机是由于国际投机资本的连环冲击所引发的，但其根本原因在于危机发生地区经济结构的僵化、货币政策的失误、汇率和外贸政策的失当等。
源于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进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很快便蔓延至全球，并引发了欧洲债务危机，已经发展成一场全球范围内灾难深重的经济危机。不仅重创了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与经济体系，也给其他国家的金融和经济体系造成沉重打击。
与早期的经济危机相比，这几次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危机具有其自身鲜明的特点：早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大都源自实体经济，波及金融领域，而这几次金融危机的演化路径与之相反，源自金融领域，反溯实体经济；在当代经济全球化、国家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金融危机的影响范围日益广泛，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传统市场经济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深受其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往往利用其对国际金融市场和贸易市场的主导权，将危机的恶果向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转嫁。
基于理论视角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解读
如何科学、准确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趋势、新特点是当代政治经济学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透过金融危机复杂的表象，不难发现其本质并没有超越政治经济学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逻辑框架。
（一）金融危机根本成因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从根本成因上看，金融危机仍然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引发的，是实体经济危机的延伸。从表面上看，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越来越多地源自金融领域，是金融领域缺乏有效监管的结果，与实体经济的供给与需求状况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实际上，任何一次金融危机的发生都有着深刻的实体经济领域的背景，是实体经济的困境和危机在金融领域的延伸和反映。近几十年来，金融领域频繁发生危机的前提在于金融领域积累了大量来自于实体经济的闲置资本，其中不乏投机资本。而之所以会有如此众多的资本会从实体经济转向金融领域，是因为受到与普通劳动者有限的支付能力所决定的总需求水平的限制，大量的闲置资本在实体经济领域寻找不到获利机会，只好将其逐利场所转向金融领域，于是，西方各类投资机构和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产品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同时，许多金融衍生产品在设计时，都有实体经济领域的相关产品作为定价依据，如果这些产品出现严重供大于求、价格缩水的状况，就会使与之相关的金融产品价格以更大的幅度下降，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诱因。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导火索——美国次贷危机的生成机理就在于此。事实上，拉美金融危机和东南来金融危机也是当时本地区实体经济领域困境的反应，只不过是在国际投机资本的炒作下，实体经济的困境深化成为金融领域的风险和危机。
经济危机的理论范文4
【关键词】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经济法主体
【英文摘要】Economic law is the law aims to overcome market failure and government failure． Sociality is the nature of economic law． As the complementarity and balance between public power and private right，the Third Sector is a new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 between government adjustment and market adjustment mechanism， which incarnates the sociality nature and value of economic law， thus the Third Sector is an economic law subject matter．
【英文关键词】market failure； government failure； economic law subject matter
一、经济法是为克服市场失灵而干预经济关系的法
在经济资源配置中，人们对市场和政府各自应起多大作用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一个辩证发展过程。亚当·斯密认为，在市场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资源能够目动达到最优配置，利己主义动机会驱使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实现社会利益；而政府，尽管是出于良好愿望和社会利益，试图干预资源配置过程，也往往会适得其反。斯密把政府活动仅限于国家安全、法律秩序的维持和部分社会基础设施的建立和维护，斯密给人们树立的是这样的信念——自由放任，听之任之，不要干预。
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信仰，通过引进边际分析、效用分析和均衡分析方法来论证市场机制的完美无缺。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在自由竞争市场上，消费者偏好是一根指挥棒，引导资源的配置方向。而资源是否得到最优配置最终取决于消费者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市场调节方式是边际微调，通过资源在各种用途上的边际对比来驱使资源流向最有利的方向实现帕累托最优境界，出自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仰，新古典经济学家不主张政府介入资源配置过程。
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固有的一系列弊端如失业、贫富分化、周期性经济危机更加严重，特别是1929—1933年的大经济危机，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市场机制本身的局限性。
在市场体制下，社会资源的配置是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来实现的，但市场调节及价格机制发生作用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如果说市场供求力量可以有效地配置资源，那么它是建立在以下三个假设条件之上的：首先，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没有一个企业有影响市场价格的市场势力；其次，不存在外部性，市场结果只与市场的参与者（买者与卖者）有关，对旁观者的福利没有影响；第三，不存在公共产品。但这种假设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市场不是理想的，存在着市场失灵。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
（一）外部性问题。所谓外部性，就是某个经济主体在生产或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外在于市场体系的外在影响或效应关系，或者说是一种未被市场交易包括在内的额外成本及收益。依据个人或社会是否无偿地享受了额外收益或是否承受了不是由他导致的额外成本这一标准，外在性可分为积极的有利的外部性（或称为外部经济）与消极的有害的外部性（或称为外部不经济）。外部性问题之所以会引起市场失灵，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者看来，原因在于消极的外部性会引起供给过度，即私人活动的水平常常要高于社会所需要的最优水平，而积极的外部性会引起需求过度，即私人活动的水平会低于社会所需要的最优水平，由此必然会使市场供求失衡，使社会资源配置偏离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二）公共物品问题。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公共物品问题是与外部性问题密切相关的一个表现市场失灵的问题。关于公共物品，在经济理论上，萨缪尔森、桑德莫、植草益、布坎南等西方经济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定义与说明。一般地说，公共物品是指在消费上具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或者说，把“这种消费排除困难性和消费区分的困难性较明显的物品”称为真正的公共物品，也就是“纯公共物品”。公共物品之所以会产生市场失灵，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原因：第一，打破了私人物品在市场均衡或最优供给数量条件下的每个消费者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相等的均衡条件。第二，在公共物品消费上，会出现“免费搭车”问题。从公共物品的消费角度看，由于公共物品消费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所以消费者会产生一种隐瞒或低报自己对公共物品的偏好程度，从而达到不付成本或少付成本地享受公共物品的倾向，由此致使在公共物品的消费中出现“免费搭车”问题。一般来说，公共物品覆盖的人数越多，则免费搭车问题越严重，公共物品由私人市场提供出来的可能性就越小。概括地讲，消费者免费搭车动机产生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公共物品不可能由交易市场来实现公共物品的最优配置，也不能由私人生产和供给。第三，在公共物品市场上，价格信号失灵。由于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以及公共物品消费过程中的免费搭车问题的存在，使公共物品在价格形成与决定上会产生相当的困难。特别是“纯公共物品”，更是不可能形成价格，对于那些“准公共物品”也只能部分地形成价格。这样，市场价格信号便不能引导公共物品的最优配置，由此而产生市场失灵。
（三）不完全信息和交易成本问题。在市场交易中，一方面，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使市场参与者不可能完全掌握市场交易的有关信息，另一方面，信息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源，不可能免费提供。这样，市场机制本身不可能生产足够的信息并有效地配置它们，使市场交易总是处于一种不完全信息状态。这将会带来市场价格信号失灵、交易者之间相互“欺诈”和“寻租”问题。
市场的缺陷及市场的失灵被认为是政府干预的基本理由或者用布坎南的话来说：“市场可能失败的论调被广泛地认为是为政治和政府干预作辩护的证据”{1}13“某些东西市场无能为力，所以要避开市场。例如，市场不能提供国防的需要”，“市场活动会使交易的后果（盈利或亏损）对交易双方以外的其它方面产生不利的影响。”{2}65—66“即使市场机制是完全地发挥作用，也还解决不了全部问题。”{3}24“市场机制有其自身所固有的自发性，即使在社会主义，也不可能自动回避由这种自发性所产生的各种弊端。”{4}101即使市场机制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也有必要成立一个负责政府干预和控制的高层次结构，以便“在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来完成取代它们。”{5}2
法律不应成为经济发展的羁绊，而应当是促进经济的一种内在因素。经济学论证了以国家干预市场的必要性，但市场属于市民社会领域，公权力进入不仅意味其行为要影响整个市场中的资源配置，而且意味着对市场主体市场进入和经营行为自由的限制。在宪法和行政法未授权政府可以介入市场的前提下，尽管政府进入市场是必要和合理的，而从形式上必然会破坏原有的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
要适应市场经济对国家干预的合理需要，应当有法律对政府干预市场予以授权，而传统法律部门是难以完美地实现这一任务。通过经济法的形式而不是其他法律的形式调整政府干预经济的活动，这一选择实非出于偶然。经济法是伴随着政府干预市场的活动而产生出来的一种新型的法律形式，它区别于传统市场经济的民商法，也区别于传统国家管理的行政法，在调整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关系这个问题上，经济法的特殊功能是民商法和行政法所无法替代的{6}国家通过经济法形式将干预经济的权力授予政府，解决了政府进入市场合法性问题，满足了市场对政府干预的需要。因此，对政府来讲，经济法是授权法和干预经济的法律依据。
二、经济法是克服政府干预失灵的法
市场失灵的领域，正是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因此，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活动的范围自然包括：由政府负责提供不能通过市场有效供给的公共物品；由政府采取行政、经济、法律等手段促使外部效应内在化；由政府制定政策法规禁止垄断，维护市场有效竞争；由政府对收入分配状况进行调节，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由政府担当起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任务，干预经济的运行。
但如同市场本身是有缺陷的，市场会失灵一样，政府同样会失灵；市场解决不好的问题，政府也不一定能解决得好，而且政府失灵将给社会带来更大的的灾难，造成更大资源浪费。
在公共选择学派看来，政府失败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公共决策失误。公共决择主要就是政府决策，政府对经济生活干预的基本手段是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公共决策作为非市场决策有着不同于市场决策的特点，公共决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存在着种种困难、障碍或制约因素，使政府难以制定并实施好的或合理的公共政策，导致公共决策失误。这非但不能起到补充市场机制的作用，反而加剧了市场失灵，带来巨大的资源浪费及社会灾难。
第二，政府扩张。帕金斯定律早已证明，政府自身具有扩张的本性。政府扩张导致社会资源浪费，经济效益降低，资源配置低效，社会福利减少；政府开支的增长，还是引发通货膨胀的一个诱因。
第三，官僚机构的低效率。（1）官僚机构垄断了公共物品的供给，缺乏竞争；（2）政府官员缺乏追求利润的动机；（3）缺乏对政府官员的监督。
第四，寻租。所谓寻租也就是“用较低的贿赂成本获取较高的收益或超额利润”，而所谓的租或租金，按布坎南的说法是指支付给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报酬中，超过要素在任何可替代用途上所能得到的报酬的那一部分。寻租活动导致“政府失败”，因为它导致经济资源配置扭曲，或说它是资源无效配置的一个根源；寻租作为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并不增加任何新产品或新财富，只不过改变生产要素的产权关系，把更大一部分的国民收入装进私人腰包；寻租导致不同政府部门官员的争权夺利，影响政府的声誉和增加廉政成本，导致社会资源浪费。
经济法作为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法律，不仅要确认政府的干预，同时还应当规范政府的干预，“权力运行和权利的实现规律告诉我们需要对它进行控制”。在国家权力中“最需要控制的是行政权力，这是由行政权的特点所决定的”{7}。“国家权力不仅具有扩张的性质和特征，而且其扩张总是依靠侵蚀个人权利实现的。在国家侵权面前，个人是无能为力的”{8}。“政府干预与干预政府是我国经济立法必须正确处理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偏向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影响经济法应当具备的功能的全面发挥。”{9}80规范政府干预经济的关键是应该把握一个原则：“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把政府的干预推向极端，而是应该尽可能地把它放在一个足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合理框架之内。”{9}81经济法在授予政府干预权力的时候必须同时考虑如何防止其干预权的滥用；既要从公共利益出发，为政府分配适当的干预权，也要从行政权的特点和一般公权力的本性出发，谨慎地为政府配置权力。
经济法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对政府干预进行制约。程序既有保障权利的功能，也有限制权力的功能。正当程序作为行使干预权力机关的一种行为规则是对其滥用干预权力的直接限制，因此是一种最直接和有效的制约。要保证政府干预符合经济规律和有效弥补市场调节不足的实质性要求，还必须通过经济法在实体上进行制约。
三、第三部门在克服干预失灵中的作用
缘于“国家——市场”完全平行、对立对等、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模式和分析框架，政治层面构造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经济层面构造了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的一系列“二元结构”，{10}260—270法律层面引申出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国家——市场”二元框架的基本特点是：将国家和市场作为对立对等的、非此即彼的两个极端；在回答国家和市场在经济体系中承担何种职能，发挥怎样作用的问题时，“要么是在相对完善的政府和不完善或不充分的市场间进行选择，要么是在相对完善的市场和不完善的或不充分的政府之间进行选择，”{11}5将国家或市场分别作为理想的、优于另一方的资源配置机制；当一方出现所谓失灵或失败现象时，认定另一方即是弥补该缺陷的合适选择。
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并不能涵盖整个社会管理领域。由于市场的变动性极强以及其他一些不可预测的因素的影响，要设立一个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干预标准又是十分困难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由于经济发展和经济组织形式的变化，现代社会越来越趋向多元化、复杂化，政府（国家）面对着多元化的个人利益和不同利益群体，已不能以唯一拥有理性原则和整体利益的代言人自居，需要同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建立一种保持接触的、平衡的关系。
在国家领域（公域）和市场领域（私域）之外存在的非政府及非营利的第三部门的潜力是巨大的，它为解决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提供了新的可能，第三部门及其社会机制将是社会管理与发展的又一基本组织体系。当代社会发展表明，政府机制、市场机制、社会机制不能互相替代，在人类社会中，不仅需要以市场调节机制为特征的竞争机制，更需要以社会调节机制为特征的合作机制，以实现社会生活的健康、稳定和有序。
第三部门构成了一种介乎于现代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社会组织形式与调节机制，此“中间调节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政府（国家）与市场两个方面的缺陷与不足，起到政府与市场不能起的作用，把原本属于政府的部分经济管理权分给第三部门去行使，可以减轻政府的权力负担，也能充分运用第三部门拥有的雄厚社会资源（如行业专家、经济实力、社会影响力等等），更好地完成调控、干预经济运行的目的，让政府行为与中间调节机制相互协调、相互弥补，更好地实现国家的职能。{12}对此，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做出了深刻论述，他说：“不要将市场与政府对峙起来，而应该是在二者之间保持恰到好处的平衡，因为有可能存在足够多的中间形态的组织（包括那些以地方政府、合作社等为基础的中间形态）。”{13}303即在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个“看得见的手”之间引入“第三只手”，即第三部门。它是在传统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与强调个体利益的市场主体之外，并介乎于两者之间，起到过渡和平衡作用。
具体而言，第三部门能够取如下作用：
（一）提供公共物品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家们认为，由于公共产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因此通过市场方式提供公共产品，实现排他是不可能的或者成本是高昂的，并且在规模经济上缺乏效率。因此，福利经济学家们认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比市场方式即通过私人提供具有更高的效率。从20世纪60、70年代以来，随着福利国家危机的出现，一批主张经济自由的经济学家纷纷开始怀疑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唯一供给者的合理性。哈耶克曾指出，经济学上“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两分法往往误导人们认为，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也是两分的，即公共物品由政府（公共部门）提供，私人物品由市场（私营部门）提供。这样，提供公共物品的权利也应当由政府独享。事实上，对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所作的界分作这样的理解是毫无道理的。他认为，尽管政府应该提供某些物品或至少为其生产提供资助，但也不应当允许它在这过程中攫取垄断特权。人们动辄求诸政府的习惯以及人们动辄把既有可见的救济措施即刻适用于任何场合那种短视的欲求，常常会使政府抢先控制某个服务领域，结果堵死了人们获取更好结果的路径。正如科努尔所说的那样，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来说，在商业领域和政府治理领域之间保有一个第三领域乃是至关重要的，这个第三领域就是人们所谓的独立部门：它常常能够以更为有效的方式为我们提供大多数当前仍由政府提供的服务。{14}
（二）降低干预成本
国家干预存在着干预成本，这种成本是市场预后获得效率的资源代价。在国家干预进程中，当干预成本大于干预收益时，干预是不经济的，是与市场经济追求效率的原则相悖的，因此是不必要的。政府干预成本的一个很大的构成部分，是维持其庞大的机构和人员增长的成本。政府要承担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干预职能，包括组织公共产品的供给，维持社会经济秩序等等，自然需要履行这一职能的相应机构和人员。阿道夫·瓦格纳早在19世纪就提出：政府就其本性而言，有一种天然的扩张倾向，特别是其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的公共部门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具有一种内在的扩大趋势，它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为“公共活动递增的瓦格纳定律”。政府的这种内在扩张性与社会对公共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更相契合，极易导致政府干预职能扩展和强化及其机构和人员的增长，由此而造成越来越大的预算规模和财政赤字，成为政府干预的昂贵成本。
在当代治理主义的精神下，政府组织在整个社会中依然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合法地使用暴力，决定重大的公共资源分配方向和维护公民基本权利，实现公平价值等方面，政府仍将发挥着其他组织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它不再是实施社会管理功能的唯一权力核心。这意味着，非政府组织及其他公民自组织等第三部门将与政府一道共同承担起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这些组织的权利也将得到社会和公民的认可。
第三部门作为政府权力职能转移的主要承接载体，有利于政府职能转变和精简机构的顺利实现。以往政府的公共权力大于社会权力，本来一些权力是社会的公共权力，由政府去做，必然设置相应的执行部门，导致社会自主管理的权限发展不起来，同时导致政府机构膨胀，管理和干预成本增高。随着政府对微观经济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放开，使得政府不必再设置许多微观经济管理部门，而是集中力量管好宏观，实现政府规模适中，人数适中，干预经济与社会事物的范围适中，干预经济方式适度的行政管理方式的变革，促进精干政府的形成。
（三）克服国家干预的低效率
政府某些干预行为的效率较低。与市场机制不同，政府干预首先具有不以直接盈利为目的的公共性。政府为弥补市场失灵而直接干预的领域往往是那些投资大、收益慢且少的公共产品，其供给一般是以非价格为特征的，即政府不能通过明确价格的交换从供给对象那里直接收取费用，而主要是依靠财政支出维持其生产和经营，很难计较其成本，因此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直接利益驱动。其次，政府干预还具有垄断性。政府所处的“某些迫切需要的公共产品（例如国防、警察、消防、公路）的垄断供给者的地位”{15}决定着只有政府才拥有从外部对市场的整体运行进行干预或调控的职能和权力。这种没有竞争的垄断极易使政府丧失对效率、效益的追求。最后，政府干预还需要具有高度的协调性。政府实施调控的组织体系是由政府众多机构或部门构成的，这些机构部门间的职权划分、协调配合、部门观点，都影响着调控体系的运转效率。
国家干预的低效率还常源于政府决策的失误。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实际上是一个涉及面很广、错综复杂的决策过程（或者说是公共政策的制订和执行过程）。正确的决策必须以充分可靠的信息为依据。但由于这种信息是在无数分散的个体行为者之间发生和传递，政府很难完全占有，加之现代社会化市场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增加了政府对信息的全面掌握和分析处理的难度。此种情况很容易导致政府决策的失误，并必然对市场经济的运作产生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正确的决策还需要决策者具备很高的素质。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必须基于对市场运行状况的准确判断，制定调控政策，采取必要手段，这在实践中是有相当难度的。即使判断准确，政策工具选择和搭配适当，干预力度也很难确定。而干预不足与干预过度，均会造成“政府失灵”。而现实中的政府官员很多并不具备上述决策素质和能力，这必然影响政府干预的效率和效果。
独立自主的第三部门组织是国家和社会成员之间进行信息、能量交流的有效渠道，是国家与社会交互作用的中介。第三部门利用各种方法进行社会动员、利益整合、利益表达、凝聚社会共识等活动，形成包含利益要求、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公共舆论，这种信息通过一定的渠道输入决策系统，或者不输入决策系统，而是广泛流布于决策系统外部，作为影响决策的压力。这些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所表达的信息是政治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这些组织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所表达的信息则是政府政策执行过程的反馈信息，第三部门的这些功能为政府合理决策、为政策执行中的自我纠偏提供了有益的保障。
（四）克服政府干预的非公正性可能
政府干预的公正性并非必然。政府干预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它应该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化身对市场运行进行公正无私的调控，公共选择学派把政府官员视作亚当·斯密所说的“经济人”这一假设，固然可能有失之偏颇之处，但现实中的政府的确不总是那么高尚，政府机构谋求内部私利而非公共利益的所谓“内在效应”（internalities）现象并非罕见。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更时有发生。政府部门这种追求私利的“内在效应”必然极大地影响政府干预下的资源配置的优化，如同外在效应成为市场失灵的一个原因一样，“内在效应”则是政府失灵的一个重要根源。
第三部门组织作为公民社会的中坚力量的存在，使公民社会成为较为有序化的稳定性的社会。在公民社会里，由私有产权制度所衍生的利益自主的社会个体在面临国家政治权力的威胁时，会自发组织各种政治的、经济的、职业的等等之类的社会团体来抵御这种威胁，保护个体或团体自身的利益，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免除政治上、经济上的动荡。这种功能无疑有助于社会的有序化，而民主政治的前提之一是稳定性的有序化社会。通过增加透明性、社会公开度，发挥社会监督作用，有利于制约腐败的产生，增进公共利益。
四、第三部门是经济法主体
某一特定的法律关系的主体是享有特定的权利、承担特定义务参与者，经济法主体与其他法主体的区别在于参与者参与到了不同其他法律关系的经济法关系中，从而享有经济法上所特有的权利、承担经济法上特有的义务，才有了显著区别于其他法律关系主体的特征。
社会性是经济法律关系的本质特征，经济法的社会性至少包含这样的含义：经济法调整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并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其首要价值目标。社会性，指的是一种普遍性而非特殊性，一种全局性而非局部性，一种大众性而非个人性。同时社会性也与公共性、公益性和干预性相联系。{16}因此，可以认为，公共经济利益的享有者、公共经济义务的承担者才能具有经济法主体资格。也就是说，是否享有公共经济利益、承担公共经济义务是界定经济法主体的根本依据。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第三部门作为公共权力和私人利益的补充和制衡，构成了一种介于国家调节机制和市场调节机制之间的新的沟通和协调机制。这一点正符合经济法“社会本位”宗旨的内涵，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其宗旨是在国家干预下使整体经济和谐有序地发展，保障经济运行中各个方面和环节的有机配合，防止经济发展中的不和谐因素的破坏。经济法价值取向是既要防止市场失灵又不使政府的权力过度扩张从而保障市场的自由，这与第三部门的功能具有极大的重合性。可见，第三部门体现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它和市场、政府一起组成经济生活运行的有机体，享有公共经济利益、承担公共经济义务，自然具有经济法主体资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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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的理论范文5
关键词：《资本论》研究；新方位；经济行为理论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4-013-07
长期以来，绝大多数人都以为《资本论》是关于阶级剥削和阶级斗争的著作。但是，这与《资本论》的实际内容有很大的差距。马克思告诉我们，《资本论》中不仅有“倾向性的结论”，还有“正面的叙述”。其中关于工业化、商品生产等方面的科学研究篇幅巨大，尽管这些理论与阶级剥削紧密联系，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归结为阶级剥削的理论。可见，早先的《资本论》研究存在着盲区，以至于对《资本论》巨大的理论宝库还没有完全开启，或者还只是初略地扫视过。在许多以往人们普遍没有充分注意的东西中，就有关于经济行为的系统研究。尽管马克思本人没有很明确地表示有经济行为理论是他“自以为提供的东西”，但它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的，是他“实际上提供的东西”。《资本论》的经济行为理论突出经济主体在经济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与同样是客观的不同主体行为的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唯物史观突出主体实践的观念和方法在经济研究中的重要体现，也是马克思科学方法的重要运用的结果，它使马克思的研究更加贴近实际，使他的经济理论更加丰富和生动、有魅力。
一、研究资本运动必须重视其中的主体行为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序言中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是研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客观发展规律，以及这些规律的实现。这样看来，其研究的重点在客观过程。的确，在《资本论》中，资本的本质结构、形式结构，流通构成、利润率的平均化、不同资本部门之间的关系等等的研究，都是关于客观过程的研究，并且还把在这个过程中实际发挥作用的工人和资本家也都归入资本运动中。如果说，工人“一进入劳动过程，便并入资本。作为协作的人，作为一个工作机体的肢体，他们本身只不过是资本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那么，资本家也一样融入生产过程，所以他说：“……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资本家只是作为资本的人格化”，是“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并且，他还说：“我们只把人理解为人格化的范畴，而不是理解为个人。”显然，这些地方所说的资本家，并不是特指的，而是泛指的，涉及全部资本家。所以这种人格化不是个别人的、而是总体资本家的人格化，这是将整体资本家的行为都纳入客观的资本运动中了。
经济危机的理论范文6
关键词：财务危机； 财务预警；财务风险
1 财务危机概述
财务危机又被译为财务困境，其极端状态是企业破产。但究竟什么是财务危机，不同的学者在进行研究时也采用了不同的标准。总体而言，财务危机的定性描述多集中在破产清算或无偿付能力等方面。尽管财务危机的定性描述较为容易达成一致，但财务危机的定量界定有着更多的操作和研究意义。如何界定财务危机是进行财务危机预测研究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2 预警指标体系建立的标准
总的说来，预警指标的选取应遵循以下原则科学性原则。公司财务预警指标体系的构建要按照公司财务危机相关理论设计，指标体系应能对大原因做出合理的科学描述。
全面性原则。为保证综合评价结构客观准确，在初步建立指标体系时应尽可能地选取可以全面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的指标。即要全面反映企业的获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成长能力等各方面的财务状况，同时也应考虑指标项目之间的系统性和相互关联性。
有效性原则。要选择那些能够对预测公司财务危机有指示作用的重要的财务指标，当公司危机因素产生时，该指标能够灵敏、迅速地反映出来。
成本——效益原则。在指标体系及指标项目的设置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成本——效益原则。
重要性原则。这里的重要性原则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全面性与重要性相结合的原则。其二是当搜集某项指标的成本费用很大时，如果该项指标很重要，即它在指标体系中是不可或缺的，则仍应进行该项指标的搜集评价工作。
可操作性原则。这里的可操作性是指指标项目的易懂性和指标项目的有关数据收集的可行性。
3 动态财务预警系统
根据企业财务预警标准，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提出建立动态财务预警系统的具体思路：
拟建立的财务预警系统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财务信息收集传递机制，为财务分析提供及时准确的数据。这是整个财务预警系统建立的起点。第二部分是财务预警组织结构，主要从公司资金循环的各个方面入手，完善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这部分是财务预警系统的基础。第三部分是财务风险分析机制，根据预警方法的不同，分为定性、定量两个方面：定性预警主要是针对能够影响公司财务状况的表外因素，定量预警主要是利用财务报表数据进行分析。其中，定量预警系统分筹资、投资、日常现金运用三个方面，在方法上主要采用人工神经网络这种具有学习适应能力的方法，以达到实时预警的目的。第四部分是风险处理机制，对预测发生的和已经发生的风险采取有效的预防、控制和处理措施。财务风险分析机制和财务风险处理机制是核心和关键。整个体系架构由下图所示：
4 动态预警系统的构成
4.1 实时信息系统的建设
动态预警系统要求上市公司能充分利用实时信息，运用网络财务信息实时报告系统软件，从桌面财务转变为网络财务，改变信息的传递方式，最敏锐、最及时、最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使实时的信息成为整合整个公司经营过程的驱动力量，增强公司的决策、控制和预警的能力。
4.2 财务预警分析的组织结构
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是预警机制的神经中枢，是构建财务失败预警机制的准备和基础。为使财务预警分析的功能得到正常、充分的发挥，上市公司应当根据《内部会计控制基本规范》的有关规定，有针对性的完善企业自身的内控制度。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主要包括对货币资金、筹资、采购、实物资产、成本费用、销售与收款、工程项目、对外投资、担保等业务的控制。
4.3 投资活动预警
投资风险是指投资项目不能达到预期效益，从而影响企业盈利水平和偿债能力的风险。由缺乏周密系统的可行性研究、经济信息不全面、不真实、投资决策者对投资风险的认识不足等原因导致的投资决策失误现象普遍存在，我国上市公司在投资活动方面存在着巨大的财务风险。如下表所示： ①市场调查不充分，项目决策失误②对内外部环境变化预计不足③缺乏有效的内部管理机制④在项目经营和管理期间，缺乏可靠性和真实性的项目运营信息，缺乏合理的监控体系和指标计算⑤资本结构不合理
4.4 日常风险监测系统
日常监测的风险主要是经营风险，是指企业在未来营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对息税前收益影响的不确定性。建立日常风险监测系统，一方面可以关注月度的核心指标，密切注视其动态变化过程，及时发现财务危机的征兆；另一方面，当企业有警情出现时，可以从各方面指标的变化趋势、变化幅度来帮助分析警源所在。
5 缺陷与定位
企业构建财务预警系统要注意以下两点: 首先, 财务预警的关键是预警指标的选取, 它直接关系到预警的效果; 其次, 预警指标是否真实不是预警系统所能解决的问题, 企业财务预警建立在预警指标真实性的基础上, 至于预警指标是否真实, 则不是财务预警所能解决的问题。基于权责发生制的预警指标, 因“会计戏法”的影响, 其真实性会大打折扣, 而使建立在传统预警指标基础上的财务预警模型, 无法真正起到预警的作用。而现金流量能提供企业真实的财务信息, 且不易纵, 所以选取现金流量作为预警指标,解决了传统财务预警不能解决的预警指标真实性问题。因此, 现代企业应该构建现金流量财务预警系统, 即通过分析现金流量在企业活动中的数量和效益, 分别对经营现金流量财务预警、投资现金流量财务预警、筹资现金流量财务预警和现金流量综合财务预警进行研究, 选取各自的预警指标, 并分行业设置有警与无警的临界值, 构建适合于企业的现金流量财务预警系统, 提高预警的实用性有有效性。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