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金融科技治理与研究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金融科技治理与研究范文1
2015 年5 月6 - 7 日，由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主办、澳门亚太拉美交流促进会协办的“金砖国家组织机制化与澳门平台角色研究”国际研讨会在澳门举行。来自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美国、英国、葡萄牙、中国内地和澳门的近30 位专家、学者与会，就 “金砖组织机制化研究”、“金砖组织机制化与合作”、“国家视角下的金砖组织机制化合作”、“澳门在金砖组织机制化中发挥的角色与作用”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现将会议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金砖组织机制化进程任重道远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认为，金砖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引人注目的角色，五国GDP 总和已从10 年前占世界总量的15% 上升至超过25%，而同期G7 国家的GDP 总量占比从超过70% 下降至50%。这一趋势反映了新型世界商业关系，也为金砖国家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建立以及未来的稳健运行，可为建立稳定的金融网络、降低风险、应对全球金融动荡提供支援。加强机制化建设将有助于金砖国家更好地加强金融经济合作、加强人与人交流、解决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拓展全球治理的日程。
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江时学认为，目前金砖国家合作处于无明确宗旨、无章程、无常设秘书处的“三无”状态。金砖国家若要取得更大成效，必须有明确的宗旨。金砖国家的合作重点应是对外关系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在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以及完善国际秩序等全球治理问题的合作。金砖国家合作的机制化需循序渐进，可首先考虑建立常设秘书处，沟通各成员国政策、制定峰会议程、评估行动方案实施、提供公共推广服务等；可考虑与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合并，减少“意大利面条”效应；可考虑吸纳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新兴经济体加入，这一做法不会损害金砖国家合作的效率，而会增加其效能。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沃洛金（Andrey Volodin）认为，金砖国家并非要剥夺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而是要形成“新的影响力”。
金砖国家在未来世界政治中的角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印度、中国、俄罗斯三国的关系。金砖国家要发挥有效作用，需要成员国对“新世界秩序”的基本原则达成共识。
南非大学国际经济法教授撒若姆贝（Amos Saurombe）指出，金砖组织机制化进程需具有以下特征：处理地区性问题的经验、独特而相互依赖的金融体系、以发展合作而非金融支持为重心、发展合作不以西方标准的救助为基础、以互不干涉和尊重主权为根本。南非在地区、大洲乃至全球层面关于机制化的丰富经验对金砖国家至关重要。
前巴西驻华大使德·卡斯特罗·内维斯（Luiz Augusto de Castro Neves）对金砖组织机制化持质疑态度。他认为，尽管金砖国家讨论议题正日趋多样，但目前各成员国的共同诉求主要是在国际事务中更好发声，金砖组织还未成为探讨各成员国合作的首选论坛。金砖银行的建立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由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的良好补充，为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不同选择。金砖国家在思考机制化前，应考虑议程的多样化，首先使金砖国家会议成为探讨自身事务及同其他国家联系必不可少的论坛。
美国摩西大学法学与哲学教授里奇（David Ritchie）认为，金砖组织与联合国、欧盟等有不同的结构，并不意味着它不可被看作切实的国际组织。金砖五国不需要去适应主流国际制度理论提出的模型，而应尝试一种新型的国家合作模式。一个正式的金砖组织必将成为国际经济领域不可小觑的力量，也将改变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愿景。
二、金砖组织议程需多样化
南非大学副校长马可翰亚（Mandla S. Makhanya）认为，金砖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可开展四项“支柱”工作：建立金砖组织学术轨道战略（BRICS AcademicTrack Strategy），确定合作伙伴、网络及能力，开发收录现有能力、人才和设施资源的资料库，在学术轨道战略各签约方内发展金砖组织和架构并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监督评估。金砖国家在纳米技术、水、能源等领域有共同的研究创新兴趣，有类似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程度，相互间的科技合作至关重要。
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助理所长宋雅楠认为，金砖国家间的合作不应仅停留在政治或政府层面，经济和企业间的合作互联才是推动金砖组织机制化最有效的方式。从金砖国家吸引外来直接投资的驱动因素来看，金砖五国外来直接投资流入量都受到本国市场规模、汇率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其中市场规模越大，能够吸引的外来直接投资流量越多。金砖五国可以把重点放在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增加金砖国家之间的商业合作，提高金砖国家的市场潜力和扩大国内需求上，尤其是借助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提升金砖国家内部基础设施建设，创建更好的投资环境。
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研究院教授纳菲（Abdul Nafey）认为，金砖组织的重要性在于它力图改变现有国际关系中权力、安全、发展和自由等问题的主导模式。金砖组织的形成并不是依据现有的繁荣和身份的认同，而是面向和平与安全的未来，是国际秩序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大背景的产物。当今国际政治流动性很强，不易服从正式的机制化，金砖各国在诸多问题有不同看法，但并不力图去解决或使之趋于一致。
金砖国家并非要形成某种反帝联盟，要改变现有国际秩序，而是代表着对话和共存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非是“文化的冲突”。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建立是该组织机制化过程中的一项主要突破，但其正式运作恐怕还需时日。
巴西利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吉马良斯（Lytton Guimaraes）指出，对研创产业投资是一国创新经济发展政策和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金砖各国的经济都不再保持2008 年金融危机后的那段繁荣，要保持自身经济稳定增长需做出更多努力。但各国彼此了解仍有限，需将科技创新在内的社会各层面更广泛的交流写入金砖组织的策略中，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可以查看金砖组织和各成员国所有相关资料信息的平台。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国际二部主任林跃勤提出，经济社会发展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互依存、互相促进。新兴国家在追赶发展中也极力推动治理革新，但迄今其治理机制与能力创新滞后于发展步伐，并影响其整体崛起的进程和质量。通过治理创新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和强大治理能力，是金砖国家等新兴国家转型创新和赶超发展的重要条件和保障，应该成为其发展现代化和全球崛起长期战略的核心部分。金砖国家均高度重视治理变革与创新对于维护、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一直致力治理制度变革和方法创新，推进现代化治理体系和高效治理能力建设，但各国治理机制变革幅度和绩效并不相同。目前，金砖国家治理改革普遍进入攻坚期，深化改革难度陡增，亟待继续强化改革创新决心和毅力，搞好顶层设计和长远规划，打破阻力，持续推进治理体系创新和治理能力提升。金砖国家在此过程中不仅要学习西方经验，也要加强相互间交流和借鉴各自成功经验。
三、澳门可发挥多种平台角色
江时学提出，澳门具有“东西方文化桥梁”以及良好金融资源的优势，可将金砖国家组织的秘书处设在澳门。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门德斯（CarmenMendes）持同样观点。她提出，澳门是一个基础设施良好的小型服务业中心，在属于中国的同时与巴西和印度有共同关联，可以依赖其正面的形象和国际认可度，在金砖机制化过程中受益，促使自身经济多样化、彰显一国两制模式的成功。纳菲则认为，澳门需要考虑能否在金砖国家的纵向交流中扮演催化剂角色，可以思考如何重新启动历史上葡萄牙连接亚非拉的海上航线，作为“丝绸之路”、“香料之路”的补充。同时，澳门还可以思考如何成为金砖国家间研究、商务信息和推广旅游业的总部。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杰克逊（David Jackson）指出，澳门历史上由于葡萄牙的关系与印度果阿和巴西有着重要的关联，借助其良好的文化机构、基金会和大学，可以提出和引领一系列项目。澳门要特别加强同印度和巴西的人文、艺术交流，提升团体认同和相互了解，构建一种研究和理解印度和巴西传统的文化环境。金砖组织机制化进程应该包含积极的文化交流和研究政策，文化政策是构建团体认同的基础，是澳门在金砖组织中起领导作用的关键。
澳门科技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伍向豪指出，澳门近年来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作为次国家行为体在对外交往方面取得了很大发展。澳门参与国际组织依赖于基本法和中央政府，需在基本法框架下，增加工业多样化和金融业参与的理念。
耶鲁大学东亚研究协会研究员斯普纳（Paul Spooner）提出，澳门在金砖银行中的角色以及对金砖组织可做的贡献主要有三方面：（1）提升金砖国家当中的葡语国家网络，如可以选择性使用澳门的储备投资核心葡语国家项目；（2）支持适当的货币和金融政策发展，提升金砖国家金融和经济战略；（3）提供一种历史地理政治框架，搭建金砖国家的文化基础。这需要澳门在机构、人才和心理方面做好准备迎接挑战，也需要更富有经验的管理。
金融科技治理与研究范文2
【关键词】中小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提升对策
1.引言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中小商业银行的作用已经由单一化的发放了多少贷款，支持了多少企业的作用，逐步向多元化转变。这种转变集中表现在：一、为我国银行业带来了新思维、新方式、新观念；二、通过自身的改革创新，推动了整个行业从计划垄断经营向公开竞争经营的转变；三、通过竞争机制的引进，提高了我国银行业的整体服务水平。因此，其作用和地位我们应该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加以认识和分析。
2.中小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分析
中小商业银行的地位和重要作用开始被学术界和政府所认识，然而中小商业银行在我国银行市场上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并且自身缺乏核心竞争力。因此从提高中小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的必要性出发，分析银行核心竞争力的来源和形成机理。笔者认为核心竞争力将成为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量的主要源泉，是中小商业银行取得竞争优势的最有力途径，因此重点对中小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进行分析。
2.1 银行核心竞争力的涵义
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就是商业银行在兼顾其社会责任目标的同时，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以“盈利性、安全性、流动性”为经营原则，合理充分地运用自身资源，提供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和银行业发展规律的存贷款、支付结算、信息咨询等产品和服务，使之在市场竞争中相对于其竞争对手所表现出长久和发展的能力。
可知，银行核心竞争力的涵义既涉及商业银行内部的力量，又包含有外部宏观经济环境的因素。银行核心竞争力的评价比其他任何指标都具有说服力，银行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关系到各家银行未来的发展道路，是银行家们面临的首当其冲的任务。
2.2 中小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的特点
银行核心竞争力不是各种银行核心竞争力量简单相加的总和，也不是指其在某一特定领域内的相对竞争优势，而更多的是强调各种核心竞争力量的有机组合，是一种能够生产出众多强大核心竞争力的能力，它依赖和基于商业银行在不同经营与管理领域内最有效的运作和发挥，是银行综合能力的体现，是全部银行竞争规律的运作承载与实现过程。从功能内涵角度看，银行核心竞争力主要包括竞争吸引力、竞争激励力、竞争均衡力和竞争整合力四种核心竞争力量。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主要是这四种核心竞争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它们分别对资源配置过程起不同的促进或推动与实现作用。
商业银行竞争吸引力是指通过银行营销等活动来实现对金融商品、资源的吸引、聚集和辐射，促进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流动。商业银行竞争激励力是一种比较核心、的力量，它主要是作为一种动力，促进商业银行按资金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竞争价格提供竞争服务产品，以此提高服务水平、经济效益与资源利用效率，从而使银行体系以最低的成本发挥最大的效能，同时促进社会生产可能性边界水平提高。商业银行竞争均衡力是指促进金融供给与金融需求的均衡，在此基础上促进资源优化配置过程中供需总量关系与结构关系的平衡。比如作为资金的价格利率，既反映资金供求，又反映资金期限、风险成本以及盈利水平等，可以形成一种无形的市场均衡力量。商业银行竞争整合力是指将金融经济领域各个部门、地区、环节的资源配置过程连接和关联成一个有机整体，实现资源配置整体优化。比如说那些经营管理不善、市场应变能力差、经营成本高于社会平均成本的商业银行在激烈的竞争中被兼并重组甚至定向破产就是竞争整合的结果。
2.3 中小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
与国有银行和较大规模的股份制银行相比，中小商业银行处于竞争的不利地位，资产规模小，中央银行的监管限制多，与此同时，又具有机制灵活、管理层次少、管理成本低、政策包袱小等优点。现在社会普遍认识到中小商业银行的重要作用，但如何能增强其市场核心竞争力还是有待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小商业银行要在激烈竞争中发展并保持长久的竞争优势，就必须培育核心竞争力。在现有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基础上，借鉴西方商业银行的成功经验，结合转轨时期中国银行业改革的特殊性，我们将中国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归结为以下六个方面：
（1）发展战略一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有赖于银行的高层决策者对银行自身特点以及内外部环境的变化的及时清醒的判断，确定银行的总体目标和发展方向，确立业务发展模式和盈利增长模式，制定银行总体战略、市场战略、竞争战略、兼并重组战略和学习战略。
（2）信息科技一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要形成先进的客户需求分析能力、领先的产品研发和服务方案设计能力、有力的信息科技支持能力和快速满足客户需求的能力，信息化技术平台是保障，是形成和提升银行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离开信息科技，银行核心竞争力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具体来讲，深化信息科技在客户服务、业务创新等方面的应用，能增进技术与业务的相互融合，提升核心产品、品牌产品的技术壁垒。
（3）组织和流程再造一银行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的转型，必然要求组织再造和流程重组，这也是全球银行业发展的一个趋势。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有赖于其合理高效的组织架构，能够协调、整合各项金融产品，通过广泛、多样的营销渠道和交叉销售，为顾客提供快捷、满意的综合化金融服务。有赖于市场导向、面向客户的、高效率、多样化的业务的高效、有序营运，建立灵敏的市场反应机制、有效的质量控制体系、先进的风险和成本控制能力。
（4）人力资源一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有赖于数量充足、素质优良、年龄合理、充满活力，能够适应业务发展需要的员工队伍，需要创造有利于优秀人刁’脱颖而出的环境，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和科学完善的培训制度，使优秀人刁‘进得来、留得住。为此，商业银行应积极运用经济增加值、平衡记分卡等先进的绩效管理工具，改进传统单纯以财务指标为主的绩效考核方式，建立以RAROC为核心的价值管理体系。
（5）公司治理一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有赖于清晰的产权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以对银行的经营者产生有效的约束，为银行实施科学管理提供一套必要的动力与激励机制，使中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得以根本改观。当前中国银行业的重点是要解决公司治理由基本架构、基本制度等方面的“形似”到实际传导和运作等方面的“神似”的问题。要围绕经营转型，完善公司治理传导机制，把分权、制衡、问责、透明等现代公司治理的基本理念、核心原则、基本要求，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化做银行基本制度和具体可行、详细明确、覆盖各个层级环节的制度规范，化做一整套明确完整的传导、执行、监督、控制、反馈机制，使公司治理从银行“上层”有效传导到“基层”，更好地推动经营转型。
（6）产品和服务一“打开大门，客户就会进来”的时代己不复存在，21世纪的金融市场已经变成了买方市场，市场需求多样化要求商业银行必须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开展金融产品和服务。在银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银行越来越强调客户的重要性，必须开始以满足其需要作为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这种客户导向战略的实施，必须以提供差异化产品和服务为核心。
需要强调的是，中小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是一个发展战略、信息科技、组织和流程再造、人力资源、公司治理、产品和服务等六个方面组成的综合体系。
3.提升中小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的对策
中小商业银行应在充分认识自己与大银行的差距的基础上，高度重视研究本银行的战略升级，树立强烈的危机意识、紧迫感、创新观念和竞争思想，在各自原来优势的基础上，研究制定独具特色的银行整体发展战略和有关的子战略，进行发展和创新，再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1）中小商业银行的营销战略管理
银行是在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经济环境中经营的，这种社会经营环境因素包括经济与社会很多方面的变化，银行业内部竞争以及与银行具有竞争关系的其他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与变化，也构成了影响银行市场营销的主要力量。综观世界商业银行的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银行业进入了新的大市场营销时代。由于金融领域买方市场的形成，银行不得不变成围着客户转，以随时随地任何方式最大的便利为客户服务。中小商业银行要在金融业取得更强的市场核心竞争力，就必须制定与实施自己的营销战略。中小商业银行的营销战略应当综合以上要素，制定出一系列执行方案，结合自身的形象管理，开创出独特的品牌，从而能够使其核心竞争力逐渐高升，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
（2）中小商业银行的文化战略
银行文化，即商业银行文化，其具体内容应该是：商业银行在特定环境中根据银行利益相关者的愿望与需求，由银行高层管理者和全体员工创造的，与其内部形成的以金融活动为主导，以价值观为中心，独具特色的银行管理理念、价值标准、行为准则等的整合系统。中小商业银行应结合自身的特色，全力打造和培育银行的忠诚文化、信用文化、竞争文化、人本文化、服务文化等等。
（3）中小商业银行的创新战略
创新不仅是企业家精神的灵魂，而且也是银行家的灵魂。金融创新是卓越银行成功的利器。如今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银行业为适应社会、经济、顾客的不断变化的新需要，必须进行全面创新，以得到全面发展。卓有远见的领导者必须有创新的意识和思维，打破现有的模式，采取大胆而有远见的措施。对于我国中小商业银行来说，面对国内国外竞争压力，为拓展生存空间，增强综合核心竞争力并获得盈利的可持续增长，必须加快金融创新。实施金融创新战略的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金融管理体制创新，二是产品与服务创新。
（4）中小商业银行的科技战略
金融科技现己成为银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和实施科技战略，中小商业银行管理者必须树立强烈的战略思想，坚信银行只有在科技上领先才有出路和前途，还必须形成明确的战略思考，从金融业角度对科学技术发展规律和趋势进行理性预测。具体来讲中小商业银行的科技战略包括以下重点内容：1）结合国内外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金融业的发展态势，重视金融理论的基础研究和金融技术的应用研究，进而加强金融产品的开发研究。2）认真研究银行业的发展趋势，明确新时代金融科技的主要发展方向，即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和主体的电子化、网络化，紧抓重点切实加大资源投入。3）借鉴发达国家金融业发展的先进经验，积极引进国外金融业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理论，并注意消化和吸收，结合自主研发，从而把握国际银行业技术发展的最新动态。4）规范化管理，认真研究客户需要，针对性开发和引用新技术，将银行功能逐步向为客户提供电子清算服务和全方位信息服务的服务功能转化。5）全行加强创新思维，坚持创新精神，做好科技创新，勇于开发新技术，新工具，新产品，并加以运用为银行创造价值。
参考文献：
[1]李仁杰.中国商业银行发展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薛澜.商业银行资金管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发行部，2006.
[3]杨波.如何提升中小商业银行的营销核心竞争力[J].特区经济，2010（12）.
[4]魏春旗，朱枫.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
金融科技治理与研究范文3
关键词：金融创新；公司治理，金融体系
金融危机的扩散和蔓延给世界金融市场带来深刻的启示。金融创新的“双刃剑”效应在美国金融危机的现实面前被放大。同时，金融创新对我国的金融市场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我国的金融创新还存在不足，应该在完善创新机制的同时，强化监管，健全公司治理机制，促进良性循环。
一、金融创新的内涵
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些变化被称之为金融创新。从广义的角度来讲，金融创新是指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具体讲是指金融机构和金融管理当局出于对微观利益和宏观效益的考虑而对机构设置、业务品种、金融工具及制度安排所进行的金融业创造性变革和开发活动。从银行经营角度出发，可以将金融创新活动分为以下几类。
（一）金融产品创新
金融产品、衍生品创新是银行金融创新的核心，对银行增加收入、赢得市场、扩大利润和积累资本具有非常明显的影响。我国银行应加强对知识和技术含量较高的投资银行、资产管理、衍生产品等中间业务、表外业务的研究和开发；要把银行信用和企业信用有机结合起来，利用银行信用创造效益；加强银行同业之间和银行与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租赁、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合作，共同研发新的金融产品，满足客户多样化需要；尽快建立强大的后台信息技术体系，提高银行业务电子化处理能力，运用科技创新的一切成果支持商业银行的产品和业务创新。
（二）金融管理创新
金融管理创新包括5项具体内容：战略决策创新，即银行在发展的前瞻性和战略决策上体现出来的创新思维；制度安排创新。制度安排是经济主体之间进行合作的一种方式和机制，制度安排创新通过优化这种方式和机制提升整体管理效率。机构设置创新，即运用组织机构调整的方式实现创新目标，目前主要体现出两个发展方向，一个是从“部门银行”向“流程银行”的转变，另一个是通过减少行政管理层次、裁减冗余人员建立一种紧凑、干练的扁平化组织结构；人员准备创新，即培养、吸引并留住优秀人才，通过创新的方式培训现有人才、提升现有人才素质，使人力资源价值得到充分发挥；管理模式创新，即通过审视管理原则、丰富管理方法，实现银行管理流程的优化，主要包括项目管理、绩效评估、内部协调等方面的工作。
（三）金融服务创新
银行产品天然具有同质性强的特点，银行单靠“有形产品”很难取得竞争优势，被称为“无形产品”的金融服务必将成为各家商业银行竞争的焦点。从一定意义上讲，国内银行的竞争实质上已经进入了“以服务取胜、以服务论优”的阶段。在打造差别化、个性化、综合化服务体系，努力形成具有自身特质、区别于竞争对手、难以轻易模仿的服务优势的过程中，商业银行应重点从两个方面进行金融服务创新：一方面要打牢提升服务的管理基础，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加强流程优化工作。商业银行内部工作环节设置要突出风险控制原则，外部服务环节设置要突出“以客户为中心”的原则，进一步简化操作手续，提高服务效率，努力使银行服务达到“超出客户期望”的水准。另一方面要夯实服务的素质基础，立足于银行现有人力资源状况，系统化、针对性、立体式、多角度地加强员工服务培训，充分发挥好清算、科技、统计等后台部门的服务职能，实行全覆盖的银行全面服务管理，从深层次上解决一线服务水平差强人意的问题。
二、当前我国银行金融创新不足的原因分析
面对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世界的金融体系受到很大冲击。在此背景下，如何开展金融创新，防范金融创新风险是国际金融体系重构考虑的首要命题。国际形势下，我国的金融创新还存在以下不足，主要原因是：
（一）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机制存在缺陷
国有银行的经营目标复杂化。由于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国有商业银行产权，银行只是在政府授权下从事相应的经营活动。经营目标往往受制于政府的社会偏好，国有商业银行被迫承担大量的社会职能，导致其经营目标的多元性、复杂化，必然弱化利润最大化目标。由于所有者虚置，处于代现经营地位的国有商业银行缺乏最终所有者虚置。处于经营地位的国有商业银行缺乏最终所有者的监督激励，或者监督激励成本过大而不可行，表现在经营过程中墨守成规，不愿承担失败的风险，不能有意识地、主动地通过金融工具、服务方式的创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金融创新过于依赖政府，金融机构动力不足。另一方面，作为公司治理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足。对企业高管进行激励的前提是公司治理的有效。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国国有金融机构的治理机制仍然存在如下的制度缺陷：首先，国有公司高管基本都是上级主管部门任命；其次，国企“内部人控制”的现实决定了高管的薪酬名义上由股东决定，但事实上制定薪酬完全是高管们自己的事务，“薪酬委员会”有名无实；再次，高管薪酬缺乏外在的制约和监督，透明度差，引起民众的斥责。最后，高管年薪的制定应进一步透明化，增强信息披露。正是因为这种公司治理上的缺陷，导致国企的激励机制完全沦为了伪激励机制。
（二）正确认识金融创新的“双刃剑”效应
在金融创新观念上有两种极端：一是为了逃避监管或利用监管和政策方面存在的某些漏洞进行创新，这些业务在短其内可能会给部分金融机构带来一定的收益，但潜在的风险很大；二是中资商业银行与外资银行在金融创新理念方面的一个重大差异，表现在外资银行一般认为只要在央行的规定中没有明确的限制，在创新的都可以涉及，而中资银行则认为只有央行明确可以涉及的领域才可搞创新。中资商业银行普遍没有建立客户价值评价体系和产品评价体系，市场定位不明确，产品开发不系统，缺乏市场营销的观念，相应的服务和科技手段不配套，盲目开发，造成一些业务推出后市场反应平淡、收效不大。金融危机的爆发带给我国的启示之一就是在发展金融创新的同时，要注意防范金融风险，利用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推动金融创新。
（三）金融监管等宏观环境的制约
首先，社会信用环境不佳制约了金融创新的步伐；其次，银行间非法竞争、恶性竞争现象依然存在，金融体系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垄断；再次，仍然存在的较为严重的金融管制，扼制了金融创新的有效空间；最后，现行的合规性监管压制了金融机构创新的主观能动性，缺乏创新的保护，激励机制尚未形成。
三、金融创新的机制选择——以公司治理机制为主导
（一）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公司治理是银行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通过完善治理体系，强化对金融机构高层管理者的激励和约束，健全监管机制，可以有效地防范风险，化解风险。金融危机的爆发，再一次凸显了“繁荣”背后的金融风险问题，缺乏治理保障的金融创新，最终导致了空前的灾难。正是由于金融机构自身治理和对业务对象治理的双重问题，如果金融机构的治理不善，必然使得其治理风险日积月累，达到阀值并最终以金融风险事故的形式爆发，进而导致其自身陷入困境、破产，甚至引发委托链条上其他利益相关机构的倒闭，严重威胁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链条。
（二）建立有效的金融业务创新机制
要建立完善金融业务创新的组织结构和业务创新制度保障体系。要明确创新部门的职责和创新目标，以利于发挥每个员工的聪明才智；要高度重视人力资源开发，加强对员工金融新业务、新知识的培训，进一步提高员工的创新意识和实际创新能力。
（三）加强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机制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金融创新的范围进一步扩大，金融创新的进程进一步加快。提高金融产品的科技含量，延伸金融的服务触角，是商业银行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同时大力发展金融中间业务，要提高汇兑、结算业务的服务效率，保住已有的市场份额。要迅速增加业务的服务种类，扩展业务范围。要大力发展租赁业务，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回租租赁、经营租赁、杠杆租赁业务等。要积极开展各种咨询业务，利用专业优势和不断发展的信息网络对企业和个人开展有关资产管理、负债管理、风险控制、投资组合设计和家庭理财等多种咨询服务。
参考文献：
1、令伟锋，李杰.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能力分析[J].商场现代化，2008(35).
2、秦汉锋.金融创新需要处理好三大关系[J].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8(12).
3、孙德顺.稳步推进金融创新，促进银行健康发展[J].新金融，2009(1).
金融科技治理与研究范文4
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证券市场已经成为全球注目的证券市场之一,但中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水平却没有随之大幅提高。根据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的“2009年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指数”,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退步,显示出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滞后,不仅严重损害了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而且为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可能会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由区域性市场向全球性市场跨越的一大障碍。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滞后的原因究竟在哪里?股权结构问题也许是一个切入点。
按照现代公司理论,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机制的基础,不同的股权结构决定了股东构成、股权集中程度以及大股东身份的异质性,从而导致股东行使权利的方式和效果的差别,进而对公司治理模式的形成、运作及绩效产生较大影响。从另一个角度看,公司治理结构是股权结构的具体运行形式。不同的股权结构决定了不同的企业组织结构,从而决定了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最终影响到企业的行为和绩效。
“一股独大”之弊
根据国际公司治理学界公认的对控股权限的界定:50%为绝对控股界限,20%―25%通常被认为是控股股东所必要的持股比例界限。根据这个标准,相关统计显示,在股权分置改革前的2005 年,沪深两市1289家上市公司有50%以上的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超过65%,只有260家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低于45%。而其中1289家样本公司中,被单个股东绝对控股的公司占了将近80%,第一大股东平均持股为61.43%。
在完成股权分置改革之后的2008年6月,从表面上看,沪市、深市A股上市公司中分别仅有22.87%、18.29%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50%以上,处于绝对控股的地位。但值得注意的是,沪市、深市A股上市公司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20%以上的公司占比分别高达 84.95%、86.52%,而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两市中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10%的公司占比却分别高达77.13%、59.83%,这就意味着绝对控股的公司有所减少,但相对控股的公司成为了我国上市公司的主流。
“一股独大”的最显著危害,就是控股股东有可能利用其控制权侵害中小股东和上市公司权益,产生所谓的“隧道效应”。公司控股股东利用关联交易等手段挖掘利益输送的“隧道”,从上市公司转移资金或资产的行为时有发生,更有个别公司甚至将上市公司当作“提款机”或 “抽血”工具,从而使上市公司以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受损,这成为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一大痼疾。
国内学者倾向于认为,股权集中度高的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现象的比例高于股权分散的公司。一股独大的上市公司为大股东和关联方担保发生的次数明显高于股权均衡的公司,股权均衡公司的担保发生额明显低于一股独大的公司,且股权均衡公司的平均担保金额比一股独大的公司要低1.5亿多元。股权均衡上市公司与大股东间关联交易的发生比例远低于非均衡公司。
由于大股东的控股优势,中小股东参与治理往往出现“搭便车”的现象,而作为中小投资者利益代言人的独立董事,常常由于大股东的强势地位和利益关系,在出现可能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表决中趋于沉默,从而造成了公司治理机制事实上失效的状态。
西南交通大学肖作平教授认为,股权分置改革后的国有股,事实上从改革前非流通状态的“一股独大”变成了流通后的另一种“一股独大”。同时,由于股权分置改革的不彻底,上市公司又普遍存在限售流通股,即所谓的“大小非”问题,而小部分的流通股由众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处于非常分散的状态。在这样一种股权集中与分散并存、各持股主体目标各异的情况下,中国上市公司面临着复杂的问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相对低下且难以有效提升就不难理解了。
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
“一股独大”固然有其弊端,但过度分散的股权结构也同样问题重重。从一股独大到过度分散,很有可能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以美国为例,美国超过50%的公众公司的最大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常常低于公司总股份的5%,美国分散的公司治理模式事实上造就了“内部人控制”现象的广泛存在,成为经理中心主义的典型。
得益于美国发达的资本市场,股票流通量大,交易频率高,十分易于变现,资本市场尤其是控制权市场对公司经营者的行为有很强的约束力,美国企业的公司治理问题被掩盖于一片繁荣之中。但是金融危机的到来,让这一问题重新于公众面前。
金融危机中,欧美众多老牌金融机构死伤累累,元气大伤,但作为其公司战略决策机关和风险预警机关的董事会,却出现了集体失语的现象。没有哪家公司的董事会真正起到了风险预警和提示作用。
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瑞士苏黎世保险集团得益于相对独立的董事会成功地躲过了金融风暴的袭击。他们的董事会曾认为金融衍生品风险太大,决定不参与相关业务,因此躲过了灾难,董事会机构的独立决策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美国过度分散的股权结构问题尚且如此,国内股权分散型上市公司情况如何呢?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尹中立先生追踪了国内股权高度分散型公司的案例,如方正科技、飞乐音响、*ST兴业、爱使股份、华晨控股。他发现这些公司因为股权非常分散,经常被股票市场的投机者炒来炒去,争夺公司控制权的事件不断发生,公司的经营业绩不断下滑。以方正科技为例,从1993年至2002年共发生了四起收购事件:1994年被宝安集团收购;1998年发生了北大方正举牌事件,并改名为方正科技;2001年5月北京裕兴等六家公司共同举牌方正科技;2001年10月,上海高清再次举牌方正科技。
西南交通大学淳伟德和胡培认为,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价值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公司规模对公司价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目前来看,一味追求股权分散似乎并不是最为理想的公司治理模式,而应综合考虑各方因素,根据公司具体情况确定较为合理的股权集中程度,使控股股东既能受到强度足够的激励经营公司,又不至于产生过度的“掏空”行为。因此,尽管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会进一步推动股权的分散,但在我国目前的政策、制度背景下,保持一定的股权集中度,同时积极建立相应的监管、约束机制,有助于优化股权结构,解决上市公司治理问题。
因此,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股权过度分散不适合中国企业,至少不适合当前中国新兴及转轨的市场及监管环境下的中国企业。支持这种观点的理由在于,分散化的股权结构要实现对公司治理绩效的正面影响,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分散型股权结构需要对投资者具有较强保护的法律制度的支撑。像美国公司就是股权结构分散的典型代表,其资本市场能够很好运转的重要一条,就是美国属于对投资者法律保护较强的普通法系国家,而我国则是属于对投资者法律保护较弱的民法法系国家。此外,过分分散化的股权结构,容易导致产生另一类问题,即内部管理者和外部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
股东均衡型公司的治理特点
那么,什么样的股权结构更有利于上市公司治理绩效的提升呢?证监会黄运成认为,有效的股权结构至少应具有以下特征:不仅能提高公司的市场绩效,而且能保障公司绩效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能够调节或者适应非股权结构因素,保障公司市场战略的实施。在否定了过度集中与过度分散后,似乎只有一条途径――适度分散型的股权结构,即股东均衡型。
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股权制衡概念,被理论界认为是约束大股东对小股东侵害行为的有效方案。上海财经大学李增泉教授认为,在控制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后,股东均衡型公司无论在更换董事长或企业绩效方面都表现出显著强于“一股独大类”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其他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大,企业的市场价值越高。这是因为拥有足够股份的第二大股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大股东对其他股东的剥削行为,增强对企业控制权的有效竞争,从而降低控股股东实施“掏空”行为的可能性。多个大股东的同时存在,他们之间的相互监督也可以有效化解利益输送的风险。
有效治理的制度保障
在中国证券市场20年的演进中,符合上述股权适度集中而又避免过于分散的公司显然绝非个别,根据本刊观察的结果,以金融行业的部分上市公司为例,其治理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如兴业银行、中国平安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股东均衡型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天然更高,事实证明,股东之间的相互制衡,只是为公司善治提供了一种基础条件,优异的治理需要良好的内部和外部治理条件做保障。
诸如东北高速曾被视为公司治理的典范,主要源于其股权适度分散。2007年其三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分别是:黑龙江高速26.905%、吉林高速22.288%、华建交通17.919%。董事会中,三大股东分别派出4名、3名和2名董事。这种看似极为难得的股权结构,不仅没有促进公司治理水平的完善,反而导致内讧不断,直至弊案爆发,司法机关介入,成为轰动中国的公司治理第一案。本刊曾在2009年第4期刊出仲继银先生的文章指出,这样一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相当、董事会席位比例相当的安排,形成任何两边之和都大于第三边的风格,是典型的三角形结构,是一种非常理想的股权结构安排。但是可惜的是,这一“三角形”结构,却不能拥有三角形的稳定性。其实际运作的结果是:内部人的控制失控和股东之间的内讧。
金融科技治理与研究范文5
银监会“三三四十”治理挤出泡沫 2018年重点整治领域
2017年以来，银监会以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为主要抓手开展的“三三四十”(“三违反”、“三套利”、“四不当”、“十乱象”)检查共发现问题约6万个，涉及金额17.65万亿元，目前取得阶段性成效。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今年，银监会将重点围绕公司治理不健全、违反宏观调控政策、影子银行和交叉金融产品风险、侵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不当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违法违规展业、案件与操作风险、行业廉洁风险等八个方面开展整治工作。有专家认为，银行业借助同业、表外等业务无序扩张的时代已经终结，全行业将持续挤出虚增“泡沫”。随着穿透式监管深入，表外业务将加速“回表”，资产质量将更加透明和真实，经营和发展策略也将回归理性。未来，向合规要效益、“脱虚向实”才是银行业发展必由之路。
2018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在京召开重点做好10方面工作
1月9日，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在京召开。科技部部长万钢作工作报告。万钢要求，2018年要重点做好以下10方面工作：一是推进重大科技创新取得新进展，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强大支撑。二是加强面向科技强国的基础研究，进一步增强创新源头供给。三是大力推进科技型创业与成果转化融通发展，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上水平。四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科技行动，助力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五是大力发展民生科技，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等战略任务提供支撑。六是打造区域创新增长极，引领带动区域协调发展。七是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主动布局全球创新网络。八是完善人才发展环境，培育造就创新型高水平人才队伍。九是统筹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任务落实，进一步释放改革动力活力。十是持续优化政策环境，营造浓厚创新文化氛围。
金融科技治理与研究范文6
一、以宏观调控能力建设平衡国家与市场的关系
从本质上看，国家与市场是人类社会的两种最基本的组织形式，也是推动和影响经济发展的两股强大的力量。人们对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在总体上经历了自由市场——市场失灵——国家干预——政府失败——对市场重新肯定及对国家重新评价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与市场在不同的时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双方力量的对比。从现代经济发展来看，市场不是万能的，国家也不是“灵丹妙药”，国家和市场有着各自不可替代的作用，关键是在两者之间如何平衡、如何整合各自的优势，趋利除弊。也就是说，只有国家与市场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中达到动态平衡，才能够共同促进经济的发展。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有机地结合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既可以弥补市场缺陷，克服市场失灵，又可以避免国家对经济的过度干预或不足，从而实现社会资源最优配置。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美国政府对经济运行与金融市场的宏观调控缺失。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及其经济主管部门对经济运行与金融市场一直实行自由放任政策。这种以“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为基本特征的经济运行模式致使市场力量被无限放大，由于市场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国家宏观调控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经济动荡与金融危机的爆发。因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政府重点加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建设，以此平衡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是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与控制的能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宏观调控主要体现为以政府实施的政策措施来调节市场经济的运行。由于市场不是万能的，有些领域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来调节，需要国家宏观调控加以补充，同时，由于市场本身所具有的盲目性、自发性等缺陷，容易导致“市场失灵”，进而导致市场秩序紊乱，从而引发经济整体失衡与滑坡，所以需要国家进行宏观调控，从而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的良性运行。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建设要重点突出对金融市场的调控能力建设与对市场秩序的调控能力建设。当前，加强对金融市场的调控已经成为全球共识，由此，国家必须提高金融调控能力。国家必须实时掌握经济发展态势，及时对经济发展状态进行评估，并建立金融危机的预警机制，从而使危机发生时能最大程度地缓解危机所造成的严重影响，同时，加强金融调控立法，促进金融体制改革，加强金融机构的自律，从而在根本上提高国家的金融调控能力。调控市场秩序能力是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制定和执行市场经济运行的“游戏规则”的能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健康、有序、公平的市场秩序是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只有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下，才能够实现国民经济最优化和国家经济利益最大化。国家调控市场秩序并不是取代市场机制，而是为了弥补市场功能的不足和纠正市场机制的缺陷，从而为竞争主体提供规范的市场秩序。加强宏观调控能力建设要正确运用经济、法律乃至行政等手段，及时采取有效调控措施，大力加强市场服务和监督；同时，国家宏观调控还要符合市场规律，合理定位，做到调控适度，收放自如。正如诺思所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1]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国家的积极作用，又要避免国家对于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加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建设，可以弥补市场缺陷，避免“市场失灵”，同时也可以防止国家对经济的过多微观干预而制约经济发展。总之，经济发展是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各国发展的重心，加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建设，合理调整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考量国家经济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准。
二、以社会治理能力建设促进国家与社会均衡发展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新自由主义所奉行的消极国家观认为，国家与社会必须分离开来，国家是中立的，国家不能任意干预社会中的事务，必须给予社会以足够的独立发展空间。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强调的是一个自由竞争、独立自主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处处受国家控制的社会。这表明，新自由主义仍是在国家与社会相互对立的角度来看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而导致了国家对于社会管理程度的削弱，进而致使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极为有限。事实上，国家本身具有着社会管理职能，“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2]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治理理论的提出，为重新理解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路，国家与社会可以相互合作共同治理。这就需要加强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建设，以此促进国家与社会的均衡发展。从现时代的社会发展趋势来看，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社会治理能力建设应重点加强维护社会秩序能力建设、社会整合能力建设与社会协调能力建设。维护社会秩序能力就是维持社会稳定的能力，也是维护法律与社会公理的能力。国家社会治理能力的核心价值取向是公共秩序的实现。一个失序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动荡的社会，一旦社会动荡，经济增长与现代化建设及公众幸福将无从谈起。正如亨廷顿指出：“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3]因此，“秩序”成为了人类社会恒定的基本理念之一，维护社会秩序的能力也成为公众对现代国家的基本诉求之一。社会整合能力是国家以其公共权力对社会资源进行正当的公共分配，以实现国家意志的本领和力量。社会整合能力既不能是完全国家主义的，又不能是纯粹个人功利主义的，而是需要平衡公私、兼顾各方，才能实现公共和谐。特别是对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及分配方式的变革导致了社会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经济发展成果如何公平分享，社会资源如何合理配置，如何调整不同阶层的利益等重大社会问题都凸显出来。因此，必须加强社会整合能力建设，通过资源与政策整合来平衡各阶层利益，实现社会正义；通过观念与文化整合来为国家提供合法性论证，形成社会发展合力；通过政治沟通与政治力量整合来消除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促进社会民主发展。社会协调能力主要是国家通过伙伴关系、合作协商、确立认同与共定目标等方式来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其实质是建立在公共利益、市场原则与认同基础之上的合作能力。在社会治理中，国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管理的惟一主体，它只能作为核心主体，通过其合法性权威的施展来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并与之通力合作。国家通过协调政府与社会、公民、市场以及公共部门与私人部分之间的关系来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合作治理，以求得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社会治理能力建设要建立在合法性与合理性基础之上，要以社会承认为前提，要与社会发展方向相一致。若出现社会治理错位、越位及缺位的现象，则是国家能力低下的表现。加强国家社会治理能力建设，可以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提高国家治理效能；可以缓解公共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与社会稳定；可以有效平衡公私权益，增进公共利益，促进社会公正。总之，在现代社会，国家以和平方式的社会治理能力取代了传统的暴力统治方式而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力量。通过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建设，可以促进国家与社会的均衡发展。
三、以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促进国家与公民的和谐
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新公共管理改革，一致强调并致力于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新自由主义认为，过去一直由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包括交通、电力、水利、通信、教育、卫生、环保等都可以由私人机构通过市场机制进行提供。应该明确，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丰富了公共服务的多元供给模式，为公民选择公共服务方式拓展了空间并注入了活力。但从总体上看，西方国家的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大多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因为市场机制不可能提供公民所需要的全部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而且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国家对于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推脱，并整体上削弱了国家公共服务能力。由于国家公共服务能力的弱化，国家与公民处于一种紧张的对立关系之中，致使公民对国家的信任程度不断下降，从而爆发了西方国家的“信任危机”与“合法性危机”。因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要加强国家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从本质上看，国家在行使国家权力的过程中，是以“公共权力”的代表而出现的，是“公共权力”的象征，代表公共利益行事。也就是说，现代国家除具有政治性、强制性、法定性等属性外，其突出的属性是公共性。这是因为，公共利益与公民需求的存在是国家存在的基础前提。所以，国家要积极实现公共利益、满足公民需求。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公民需求的内容与层次不断丰富与深化，对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诉求更加迫切，因此，需要国家迫切提高公共服务能力。特别是随着社会治理模式由统治型向管理型继而向服务型转变的过程中，国家对社会进行治理的同时，也要为公民提供各式各类的服务。由此，国家公共服务能力日益凸显出来，国家公共服务能力在国家能力体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面对自然灾害、环境污染、公共交通、教育卫生、人口素质等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公民需要的公共服务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在现代社会，向全体公民提供公共物品是国家最为主要和重要的职能。国家向公民提供公共物品，不是对公民的赐予，而是用来自纳税人的税收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不应视为国家的负担，而恰恰是国家职责所在和重要的活动目标，既是维护社会公平的需要，又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因此，对于现代国家而言，必须通过强化公共服务意识、规范公共服务职能、改革公共服务方式、创新公共服务体制等措施不断增强国家公共服务能力。从时展来看，人类社会的主题已经由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暴力、对抗、冲突已经逐渐被和平、合作、协调所取代，武力斗争与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政治生活的主题与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满足公民的多元需要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主要议题。特别是在当代社会，建设服务型政府已经成为现代中西方国家政府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共同目标，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加强国家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国家公共服务能力是衡量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准，是国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国家与公民相和谐的有效切入点。
四、以国家创新能力建设提升国家竞争力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几乎每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后，往往会催生一场以“剧烈的生产方式变革和产业结构调整”为主要特征的技术革命。“1857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以电气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战后以电子、航空航天和核能等技术突破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这次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过度依靠金融投机，过度依靠超前消费，过度依赖监管缺失的虚拟操作，导致金融与经济泡沫破裂。依靠科技创新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就业岗位和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是摆脱危机，创新经济增长的根本出路。”[4]由此可见，全球性金融危机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创新突破和科技革命。从历史发展与现实经验来看，经济危机与科技创新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经济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的结果；另一发面，克服经济危机最终还要依靠科技创新。由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国家创新能力对于应对金融危机以及促进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这就迫切要求民族国家加强国家创新能力建设，以此提升国家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