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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学的核心范文1
1.某事业单位1月从事业务活动收到银行存款100万，1月事业支出70万购买固定资产，年底按照结余的10%比例计提职工福利基金，请做出日常核算及年底的结转，并填列1月、12月份以及年报报表。1月份分录：借“银行存款100万”贷“事业收入100万”借“事业支出70万”贷“银行存款70万”借“固定资产70万”贷“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70万”
1月的资产负债表：货币资金30万元，固定资产70万元，事业结余30万元，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70万。1月收入支出表：事业收入100万元，事业支出70万元，本期事业结转结余30万元。12月30日的资产负债表：货币资金30万元，固定资产70万元 ， 事业结余30万元，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70万。12月收入支出表：事业收入100万元，事业支出70万元，本期事业结转结余30万元。12月31日结转
借“事业收入100万”贷“事业结余100万”借“事业结余70万”贷“事业支出70万”借“事业结余30万”贷“非财政补助结余分配30万”提取职工福利：借“非财政补助结余分配3万”贷“专用基金—职工福利3万”借“非财政补助结余分配27万”贷“事业基金27万”
年报填列的资产负债表：货币资金30万元 ，固定资产70万元 ， 事业基金27万元，专用基金3万元，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70万。年报的收入支出表：事业收入100万元，事业支出70万元，本期事业结转结余30万元。本年的非财政补助结转结余30万元，本年的非财政补助结余30万元，提取专用基金3万元，转入事业基金27万元。
2.财政局1月给某事业单位2013年拨入公用经费100万，全年支出90万，请做出日常业务核算及年底结转，并填列1月、12月份以及年报报表。该单位已经实行国库集中支付（授权支付）。
1月份账务处理：
借“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100万”贷“财政补助收入—基本支出（日常公用经费）100万”借“事业支出 —财政基本支出（日常公用经费）90万”贷“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90万”
1月的资产负债表：货币资金10万元 ，财政补助结转10万元。1月收入支出表：财政补助收入100万元，事业支出（财政补助支出）90万元，本期财政补助结转结余10万元。12月30日的资产负债表：货币资金10万元 ，财政补助结转10万元。 12月收入支出表：财政补助收入100万元，事业支出（财政补助支出）90万元，本期财政补助结转结余10万元。12月31日结转
借“财政补助收入—基本支出100万”贷“财政补助结转—基本支出结转100万”借“财政补助结转—基本支出结转90万”贷“事业支出—财政基本支出90万”借“财政应返还额度10万”贷“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10万”年报的资产负债表：财政应返还额度 10万元 ，财政补助结转10万元。年报的收入支出表：财政补助收入100万元，事业支出（财政补助支出）90万元，本期财政补助结转结余10万元。年报的财政补助收入支出表：本年财政补助收入----基本支出-----日常公用经费100万元，本年财政补助支出----基本支出---日常公用经费90万元，年末财政补助结转结余---基本支出结转---日常公用经费10万元。第二年1月份支出9万，请做分录
借“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10万”贷“财政应返还额度10万”借“事业支出9万”贷“余额账户用款额度9万”1月的资产负债表：货币资金1万元 ，财政补助结转1万元。1月收入支出表：财政补助收入0万元，事业支出（财政补助支出）9万元，本期财政补助结转结余-9万元。第二年12月份
12月30日的资产负债表：货币资金1万元 ，财政补助结转1万元。12月收入支出表：财政补助收入0万元，事业支出（财政补助支出）9万元，本期财政补助结转结余-9万元。年底12月31日时借“财政补助结转—基本支出结转（日常公用经费）9万”贷“事业支出—财政基本支出（日常公用经费）9万”借“财政应返还额度1万”贷“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1万”
年报的资产负债表：财政应返还额度 1万元，财政补助结转1万元。年报的收入支出表：财政补助收入0万元，事业支出（财政补助支出）9万元，本期财政补助结转结余-9万元。年报的财政补助收入支出表：年初财政补助结转结余----基本支出-----日常公用经费10万元，本年财政补助支出----基本支出---日常公用经费9万元，年末财政补助结转结余---基本支出结转---日常公用经费1万元。
财政的资金分为两种：基本支出即养人的钱，年底剩余一定是结转，永远不是结余。项目资金即做事的钱，未完工时一定是财政项目结转，完工时符合三个条件：财政的项目资金、项目完工、剩余资金归单位自由支配，这样就形成财政补助结余。
产业经济学的核心范文2
[关键词]信息经济学
学科体系传统经济新型经济
[分类号]F062.5
1 信息经济学提出的背景
信息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末发端于美国，其启蒙思想最早出自凡勃伦的《资本的性质》(1919年)。1959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J.马尔萨克发表《信息经济学评论》一文，提出信息经济学特有的信息范畴问题，使用了信息经济学这一概念，标志着信息经济学的诞生。而其作为正式的学科概念则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乔治・丁・斯蒂格勒(c.Stigler)1961年在美国《政治经济》杂志上发表的《信息经济学》一文中提出来的。乔治・丁・斯蒂格勒研究了信息的成本、价值、信息对价格和工资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的影响，第一次将信息作为经济活动的要素和经济运行的机制结合加以研究。信息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始于20世纪B0年代中期，在经济学、信息科学、图书情报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多个学科领域的关注和介入之下取得了众多成果，但对于信息经济学的理解及其所属研究领域的认识尚未实现统一。存在着不同的解读。我国理论界对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研究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信息和信息活动；从信息科学角度研究经济与经济活动；前者侧重于微观，偏重理论研究；而后者侧重于宏观，偏重应用实践。从研究整体情况看，前一理论体系似乎更为人们所接受，国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自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获得197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更有多位信息经济学家5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经济的发展、信息资源战略地位的凸显、信息产业主导地位的形成、信息市场作用的加强，迫切需要我们尽快形成和发展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以指导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桂学文、娄策群编写的《信息经济学》(以下称为“桂著”)于2006年7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与读者见面。该书是桂著作者经多年的教学经验和科研积累，并借鉴和吸收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编著而成的，下文将对其特色进行详细阐述。
2 桂著的亮点与特色
2.1
有机融合了两种理论体系的研究内容
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一个开放的动态体系。面对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信息经济正经受着各种波动与考验，作为研究信息经济的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还没有形成稳定的学科范畴与学科体系，新现象、新问题随时出现，需要相应的理论归纳与理论指导。有学者认为，随着时代的变迁，必须赋予信息经济学新的含义，不能仅局限在源于信息不对称而引进的一系列经济问题的研究，也不能把信息产业或知识产业的分析排除在外，只有把众多信息经济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将互有联系但又有差别的内容加以融合，找出其中的内在联系，才能最终推动信息经学的发展。
桂著在前言中提出：信息经济学是从信息科学角度研究信息活动中的经济问题的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需要把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经济学研究成果有机地融入到这一研究体系中来。
该著作的内容安排正如上述所言，对信息不对称角度的信息经济学研究与信息科学角度的信息经济学研究进行了有机的融合。全书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有三章，介绍与信息经济分析有密切关联的一些经济学基本知识，包括信息经济学的学科性质、研究体系、研究内容。研究对象、信息经济学的实践基础、理论基础、不完全信息与非对称理论等。第二部分四到八章，主要讲信息经济活动。按照从小到大的信息经济活动的递进序列，分别阐述信息资源、信息产品、信息商品、信息市场、信息产业等内容。第三部分第九章讲解信息经济活动的效果反映与评价，内容为国民经济信息化。
2.2对信息经济学学科体系提出新的见解
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历程较短，学科体系尚未定型，桂著在借鉴他人观点的基础上重新构架了信息经济学学科体系，认为信息经济学学科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层次结构。就其门类而言，信息经济学由普通信息经济学和专门信息经济学两大门类构成，每一门类又是由不同层次的分支学科组成的知识群体。普通信息经济学将信息经济领域中带有普遍性和共性的问题作为主要研究内容。探讨信息经济和信息经济活动领域中的一般原理与共同规律。专门信息经济学是将普通信息经济学，尤其是宏观信息经济学的成果应用于专门的信息领域，对某些专门的信息经济活动进行研究而形成的分支学科。这种体系分类方式比较新颖，国内尚未有同类提法，体现了桂著作者的创造性与丰厚的理论知识积淀。与其他学者提出的信息经济学学科体系相比，如按研究性质将信息经济学学科体系划分为理论信息经济学与应用信息经济学；按研究层次或范围分为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将信息经济学学科体系划分为广义信息经济学和狭义信息经济学等，更具有直观性。这种体系分类方法对信息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进行理论与实践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2.3专门阐述了信息经济对传统经济的影响
桂著从信息经济对传统经济组织的影响、信息经济对传统经济结构的影响、信息经济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影响三个角度进行了论述，便于读者对信息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辩证关系有更清晰的了解。对传统经济组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传统企业的影响，改变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手段(由价格竞争转向非价格竞争)、企业工作方式、企业生产方式和管理手段，其次对企业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传统经济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推动第一产业不断升级、第二产业不断升值、第三产业不断增长。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影响主要是对生产力要素理论、边际效益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厂商理论、经济周期波动理论和通货膨胀与事业理论的影响。在信息经济时代，传统经济应该如何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传统企业该如何应对信息经济时代产生的种种问题?桂著对信息经济对传统经济影响的阐述为企业家解决以上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2.4辨析信息经济与其他新型经济的辨证关系
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产生了许多新概念，如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比特经济(bit ooono一my)、知识经济(knowledge―b8sed economy)、智能经济(intelligenoe―based economy)、后工业经济(post indus-trial eoonomy)、新经济(new eoonomy)等。人们对这些
概念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但这些概念的定义并不清晰，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相似之处，容易引起混淆。有学者认为“数字经济、比特经济、知识经济、智能经济、后工业经济、新经济都是对信息社会经济的不同称谓。”桂著在第一章中对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信息经济与网络经济(economy 0f net_work、network economy或intemet economy)的关系进行了详尽探讨，便于读者对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有更好的认识。
桂著认为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联系表现在以下三方面：①从关键资源来看，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都是以信息、知识为主要经济资源；②从内容范围来看，知识经济是信息经济的组成部分；③从发展趋势来看，知识经济是信息经济的高级阶段。两者的区别表现在关键资源、产业结构、核心能力和组织方面：信息经济强调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资源，以信息产业为主导，而知识经济强调知识资源与智力资源，以科技产业为主导；在核心能力方面，信息经济强调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的开发与应用能力，而知识经济强调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能力；在组织管理方面信息化管理是信息经济时代主要的管理内容和管理手段，知识经济则是知识经济时代重要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内容。
对于信息经济与网络经济的关系，桂著认为两者同样既存在联系也存在区别。联系主要表现在两者都是信息革命的产物，有着共同的目标，并且网络经济是信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别在于两者产生的时间和研究的出发点不同。
2.5对信息产业经济学进行阐述
桂著中虽没有明确提出信息产业经济学(informa-tion industry eeonomics)研究内容，但根据靳娟娟在《信息产业经济学的经济学基础及方法论研究》一文中对信息产业经济学定义的描述：信息产业经济学是一门以信息产业为研究对象、以信息产业结构为研究核心、以当代西方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宏观及微观)为经济学基础。系统研究信息产业的形成与发展、结构构成、分布与成长、关联与组织、控制与优化的一门独立的信息经济学的应用学科。桂著在第八章用大量文字对信息产业的概念、特点、地位、经营与管理及信息产业结构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可以认为这部分内容是对信息产业经济学的介绍。
2.6注重基础理论，强调实际，采用案例教学
桂著绕开枯燥的理论和复杂的模型，结合国内外信息经济发展的实例，大量运用事实、数字、生活化语言，把抽象的理论具体化，把深奥的道理浅显化，把零散的材料系统化，给读者以阅读的享受。如对信息不对称理论的阐述和对信息经济学原理的论述，具有综合性、实用性、先进性。另外，在信息产业发展的集团化、规模化及国民经济信息化等问题上，一直联系我国社会现状，用实践印证理论，把经济学、情报学的理论与方法和经济学界、信息学界的思维意识、具体行为相联系，并重视吸收最新研究成果与实际经验，这些论述对我国信息产业商品化的开拓发展，尤其是对其生产经营及产业运营具有指导意义。
3 桂著不足
桂著除有以上特色与亮点之外，也存在着不足，主要有两点：①在不对称信息经济的研究中未提及博弈论的理论。博弈论作为当前主流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与信息经济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因为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使得信息问题在经济学中变得日益凸显，经济学越来越重视对信息的研究，特别是重视信息不对称对个人选择及制度安排的影响，而这种关注与重视则直接导致了信息经济学的产生并推动其向前发展，这部分内容没有被桂著所囊括，是其不足之一。②缺少对信息经济学新兴起的研究领域的介绍，如电子商务经济学、信息系统经济学、信息机构经济学、信息资源经济学等。
4 总结
总体来看，该著作观点新颖，见解独特，内容通俗易懂。在实践上，对我国信息经济建设具有指导意义。在理论上，桂著中的一些独特见解，将对信息经济学学科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有助于信息经济学走向成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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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学的核心范文3
一、知识经济的时代意义
按照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从我们所看到的不少资料表明：人们在强调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时，主要是区别于物质、资本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物质经济和资本经济而言的。与依靠物资和资本等这样一些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相区别，现代经济的增长则越来越依赖于其中的知识含量的增长。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的创造中其功效已远远高于人、财、物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所有创造价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知识经济的提法可以说正是针对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创造中的基础性作用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知识经济仅仅是区别于所谓的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其一，人类经济时代的划分有自然经济、工业经济，但没有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的提法。其二，一个经济时代的划分重要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用什么生产，这里包含一个重大的区别，即一定社会的主导生产工具及由此形成的产业，这显然不是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所能反映的。而知识经济不但从知识在生产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主导经济增长的知识性产业已经形成。对此美国经济学家罗默提出，要求在计算经济增长时，必须把知识列入生产要素函数中。因此oecd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是揭示了知识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并准确地反映了知识经济的现实。所以，我们从经济时代的角度来认识知识经济，才能切实地反映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历史性变化和人类社会已进入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这一伟大现实。我们认为知识经济是继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在人类财富创造形式上的崭新时代。我们称之为知识经济的，就必须使这种称谓有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这需要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显然不是目前报刊上所反映出的一些旨在映证知识经济的提法，而应是论证知识经济何以可能的理论基础，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二、知识经济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冲击
知识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冲击首先是基础理论。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参考消息》1998年4月26日）
其次，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企业所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广告费、赞助费及各类社会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产领域，按劳动价值理论是不会创造价值的。现在恐怕没有企业界的朋友会否认这方面投入的丰厚回报，在这些非生产性领域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处于自由竞争市场中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品无论在价值大小以及实现多少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第三，现在主要让我们来看使工业经济时代跃升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美国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源，约占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缺乏敏感的认识，那么你对这组数字肯定会感兴趣：一个发展才十几年但已拥有资产2000亿美元的微软电脑公司和已经发展一百多年才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是美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象征之一。微软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给你直接可以消费的面包、汽车或实实在在的钢铁。它提供给社会的只有处理信息的计算机和载满了能满足你对知识管理需要的各种软件，这里几乎没有办法用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最高级的知识在这里直接转化为最大的价值，过时的知识在这里也一文不值。同样的编程人员、同样的工作强度，但可能所创造的价值相差悬殊。这里价值形成的唯一基础是以其知识含量的高低来比较的。其他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光电子产业等等高新产业中，知识是与他们所能创造价值的大小、所能实现价值的多少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仅仅因为一个连字符的遗漏而使数十亿美元化为乌有，也许仅仅因为一个新的配方而价值倍增。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实现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已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这不但突破着旧的社会财富观，而且直接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的社会财富。
综上所述，知识正自在地存在于当今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财富中，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内涵及基本理论。正如我们分析的，一定经济时代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总是最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实质，并通过这个实质使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向更高级转化。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财富，一切都不是财富，对新增社会财富的考察必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商品的价值主要指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体现出在劳动时间多少上的竞争，那么知识时代的商品价值则主要是指在无差别人类劳动中所蕴含的知识和信息，价值的大小体现在劳动中对知识和信息的竞争。我们创造的新财富是未知的，但我们通过当前的劳动却现实地改变着已经形成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这个循环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们在现实消费需求中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总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会财富是以空的数字指标表明社会生产的创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是唯一的，因此对一定生产方式下新形成价值的那种核心要素的竞争便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实质。而这种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也就是对新增的社会财富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从这个意义上看，oecd定义的最后一句，不无道理。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与工业时代相适应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亟待发展。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说明知识经济是存在的，使知识经济有合理的理论基础，把我们看到的现实和我们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知识经济对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改变必然意味着传统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周期理论及其他一些理论都必须重构
知识经济正以其在现实中的迅猛发展向我们展示出现代经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增长形式，使传统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内涵式增长、外延式增长、规模经济增长、投入产出等增长理论都表现出严重不足。
首先，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彻底改变了传统人、财、物要素配置所带来的增长。
其次，知识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它投入和参与生产的形式完全不同于传统要素，并形成新兴的主导产业。
再次，同传统工业经济的规模相比较，依赖知识创造效益的增长正表现出同一产业的分散组合和不同行业间的技术融合，很难从规模化的投入和产出上进行分析。
最后，知识在当今社会新财富创造中的独特性和基础性，使我们对形成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并不能直接地从生产领域或某一产业中去寻求，增长的因素或动力也许是直接地存在于生产领域之外。知识经济条件下，也许真正导致增长的投入在一些非生产领域而并非生产领域。只有我们把上述问题研究清楚，我们才能找到知识经济条件下促进主导产业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作法。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曾明确指出主导产业对一个时代的经济起飞具有决定意义。曾因煤、铁为主导产业相互推动而促成战后经济奇迹的日本在这一方面更有心得，日本工业调查会总经理志村幸雄撰文指出：“信息通讯产业可以说是21世纪最典型的主导产业。如果说20世纪基本上是发动机和电动机占主导地位的‘动力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通信、广播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三位一体的‘信息的世纪’”。在这一问题上有的同志以产业升级很好地概括了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面临的机遇。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样产业巨变的经济时代，最能代表知识经济特征的产业是主导产业但不可能是唯一的，甚至这一产业在根本上只是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其他产业提供生产手段。而各国在此基础上所可能形成的主导产业仍然是要和国际分工、本国经济现实相结合。知识经济向我们展现出不同于工业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和高效益，无疑有更深刻的增长方式在现实地发挥作用，这就使我们更要深入研究知识经济增长理论，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内涵和实质，在未来的发展中制定出更合理、更完善的增长政策和计划。并由此出发考察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市场、人力、管理等等相关经济因素在新的经济状态中的运动规律，从而全面自在地把握知识经济的理论。
产业经济学的核心范文4
“国民经济学”这一学科在国内外有着不同的学科渊源。在国外学术界，国民经济学与经济学区别不大，目前研究的主要对象都是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英美等国家习惯将其称为“经济学”，德国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则将其称为“国民经济学”。亚当·斯密1776年的《国富论》可以看作国民经济学的先驱之作，现有中译本文献中可以查到的直接以国民经济学为名的西方经济学专著主要是非英美学者（特别是德国学者）所著，如1915年翻译出版的日本学者津村秀松所著《国民经济学原理》、1914年翻译出版的德国学者傅克斯所著《国民经济学》、1938年翻译出版的德国学者狄尔所著《国民经济学原理》等。在国内，国民经济学学科发端于国民经济计划学，该学科最早由中国人民大学创办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当前，“国民经济学”是经济学门类中“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是一门关于国家经济是怎样运行和应当如何管理的学科，从宏观、战略的角度来研究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并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进行预测与规划。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学科建设的快速推进，国民经济学的新理论、新体系不断涌现。考虑到“保留并发展国民经济学可能是中国经济学的特色”“国民经济学也许是中国经济学（体系）发展的一个特色点、突破点、制高点”，我们有必要停下来思考国民经济学的学科建设还存在哪些问题，以及中国国民经济学学科未来应该如何发展。诚如林木西所言，“国民经济系统是一个多部门、多地区、多环节、多层次相互交织，诸多子系统相互交错，多目标、开放性、动态化的巨系统”。面对这样一个庞杂的大系统，在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过程中，由于不同学者的学术旨趣和侧重点有所不同，衍生出一系列的学科建设困境和难题，亟须加以突破或化解。
纵览现有文献，可发现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面临的尴尬或困境，并初步提出了一些解决之道。可大致将现有文献分为如下两类：（1）关于国民经济学学科面临的尴尬或困境。刘瑞指出，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面临“国内外学科性质不同”“国内学科分工不明确”“国内学科专业同行不同语”等三大尴尬局面。顾海兵、齐心认为，国内学界对“国民经济学”的理解要么过窄、要么过宽，需要进行必要的折中处理。王廷惠认为，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存在研究对象分歧、学科体系不一、学科特色不足、学科边界模糊等一系列问题。（2）关于完善国民经济学学科的建议。和云建议，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过程中应处理好“规范性与特色性”“本土化与主流化”“国民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科”等三对关系。林木西认为，国民经济学的学科渊源与其从国外寻找不如从自身挖掘，其学科边界、研究对象与其同其他学科去比较、界定，不如靠自己的努力和创新。花冯涛则建议，一方面要处理好国民经济学与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的关系，另一方面在研究的核心内容上，要着重强调国民经济学的宏观特性与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
纵览现有文献，可发现它们还存在如下不足：第一，现有文献所提炼的国民经济学学科所存在的问题尚缺乏哲学方法论层面的反思，从而影响了对相关问题的深入把握；第二，现有文献所提出的化解之道仍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缺乏优化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的系统解决方案。为此，本文选择以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Lakatos）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为基本工具，对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面临的“四大困境”展开具体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完善国民经济学学科的路径选择。
二、学科建设面临的“四大困境”
1.困境之一：理论内核缺乏
按照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可将一门理论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和“辅助假说”，“辅助假说”围绕“硬核”形成了一层层外围保护带，“正是这一辅助假说保护带，必须在检验中首当其冲，调整、再调整、甚至全部被替换，以保卫因而硬化了的内核”。简言之，研究纲领的硬核或内核即“一组关于该学科在研究过程中需要遵守的规则”，拥有坚硬的内核是一门理论具有生命力的标志之一。一般认为，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可对一门理论进行细致的结构分析，进而可包容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和库恩的“范式”概念。国民经济学内核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关键问题。不可否认，国民经济学学科的研究内容较为多元化，与较多的经济学分支乃至社会科学分支有着丰富的理论“接口”，这是其学科外延较广的体现之一。举例来说，在与国民经济学并列的应用经济学学科中，产业经济学拥有“产业组织理论”这一内核，国际贸易学拥有“比较优势理论”这一内核，绝大多数经济学分支学科都有各自明确的理论内核。然而，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至今，仍然缺乏一以贯之的理论内核和贯穿研究体系的那根“红线”。正因缺乏明确的理论内核，且存在较为宽泛的研究体系，容易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国民经济学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进而言之，在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过程中应该捍卫和坚持什么、调整和改变什么，往往就成为不清不楚的问题了，从而必然会影响学科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一句话，理论内核不明确严重地影响了国民经济学“研究纲领”的活力和生命力。而当一门学科缺乏自身明确的理论内核时，便存在着被其他学科同化的可能。
2.困境之二：外围保护带庞杂
一门学科的外围保护带是将研究纲领的内核运用于现实世界所得到的种种具体的假说。在发展一门学科的过程中，需要结合现实数据或案例不断地对外围保护带进行证伪，通过不断地“去伪存真”，保留暂时没有被证伪的假说，进而形成围绕理论内核的一层层“保护带”。国民经济学的发展也不例外。然而，迄今为止，国民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外围保护带仍然较为庞杂，甚至难以找到其系统而明确的理论假说。在厦门大学钱伯海教授历经多年构造的国民经济学学科体系中，财税机制与调节、货币信贷与金融调节、对外经济及其调节、国民经济总体模式及发展战略等内容始终存在，但逐步增加了对总需求、总供给、总供求平衡等相关内容的论述，进而将国民经济学转化为国民经济管理学。顾海兵、齐心认为，国民经济学包括国民经济方法论、国民经济统计学、国民经济信息论、国民经济预测学、国民经济政策论、国民经济地理学、国民经济模型论、国民经济生态学、国民经济军事学、国民经济人口学、国民经济法学、国民经济战略与规划论、国民经济社会学、比较国民经济学等。刘瑞指出，国民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应该包括两大板块和三个层次，两大板块分别是“国民经济运行”和“国民经济管理”，“国民经济运行命题”包括“经济总量命题”（经济增长与发展、经济总供给、经济总需求）、“经济结构命题”（产业结构、区域结构、企业结构）、“经济平衡命题”（经济总供求平衡、经济内外部平衡）；“国民经济管理命题”包括“政府经济职能命题”（市场失灵、政府干预必要性、政府经济管理制度）、“宏观调控命题”（宏观调控目标与手段、宏观调控机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命题”（发展战略、发展规划）、“经济政策命题”（宏观调控政策、经济发展政策、经济规制政策）。（注：括号内的表述为第三层次）。林木西则认为，国民经济学的研究体系主要包括：国民经济系统（系统总体、系统结构、系统环境）、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分析、需求动力、供给推力、周期波动）和国民经济管理（管理目标、发展战略与规划、监测预警与综合评价、宏观调控、微观规制）。王廷惠指出，中国的国民经济学应该重点强调国家战略利益导向、国情与本土化语境，关注可持续发展。目前国民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尚缺乏公认的外围保护带，学者们也缺乏对上述体系或框架的证伪或证实，使得在全国性的国民经济学方面的学术论坛或学术会议中，缺乏统一的交流语境和学术背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研究者“自说自话”的局面。这加剧了国民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科中的“大杂烩”，必然影响国民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和繁荣。
3.困境之三：学科边界不清
从一定意义上说，学科发展的交叉局面或许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并且跨学科发展是当代科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然而，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如果没有明确的学科分工、学科边界不清晰，会严重地制约和影响知识积累的进程和效率。即便是跨学科融合发展，也应该是在学科高度分工、知识高度分立的背景下，当各学科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二次融合”。纵览国内各国民经济学学位点以及国家级、省级重点学科所涵盖的研究方向可发现，国民经济学尚不能很好地体现出与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等学科的区别。当前国内的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还没有为“二次融合”做好准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民经济学不仅在研究内容上与上述诸多应用经济学学科的边界不清晰，而且与部分理论经济学学科的区别还没有被厘清，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与西方国民经济学存在含义上的混淆。根据德国学者罗雪尔的看法，西方学者（尤其是19世纪以前）所言的“国民经济学”主要不是指国民经济学学科，而是指国家角度的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异体，甚至是政治学的一个部分。目前，德国的经济学分为国民经济学和企业经济学，美国经济学会对经济学的1—3级分类中尚不存在国民经济学学科，但美国经济学会的分类与国民经济学相关的有E类、H类、O类、P类。而在中国，国民经济学是综合运用各种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和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若干具体问题的经济学科。显然，中国的国民经济学是一门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本土化经济学科，在中国发展国民经济学学科，并非要传承与复兴德系国民经济学。也就是说，中国的国民经济学与德系国民经济学是不一样的“国民经济学”，不能因为名称相同而将它们混为一谈。
二是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不甚明确。有著名学者曾指出，国民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是一回事，甚至引用马克思的话来加以证明。不可否认，政治经济学是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然而，中国的国民经济学是从国民经济计划学转化而来，肯定需要运用包括政治经济学（德系国民经济学）在内的各经济学流派的基本原理和知识，同时在不少内容中还要吸收哲学、系统论、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所提供的知识养分，这决定了不宜简单地将中国的国民经济学等同于政治经济学。按照目前中国经济学科体系的划分方法，国民经济学属于经济学门类中“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面设置的二级学科，而政治经济学则是“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下面设置的二级学科，在这里的“国民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显然不是一回事。
三是与宏观经济学的关系还不明朗。国内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可以在国民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画等号。不可否认，国民经济学的理论来源之一就是宏观经济学，甚至国民经济学只有紧密结合宏观经济学才能实现更好的发展，但国民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至少还存在着如下三大区别：（1）分析层次有差别。国民经济学可同时涵盖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的分析（虽然侧重于宏观领域），其分析广度要超过宏观经济学。（2）研究主题有差异。国民经济学重点分析经济制度问题、经济结构问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问题，不同于宏观经济学高度关注的经济总量及其决定问题。（3）知识构成有区别。国民经济学大量吸收了哲学、系统论、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养分，而宏观经济学在吸收人类文明成果方面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广度。与宏观经济学的分析视野和研究对象不同，国民经济学既分析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社会再生产问题，也非常重视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既分析经济发展中的产业关联问题，也格外重视不同区域的平衡发展问题。
4.困境之四：研究对象不明
关于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当前中国学术界还同时存在着宽派、窄派和中间派三种观点。宽派以钱伯海等为代表，认为国民经济学是以整个国民经济为整体，把政治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结合起来，既研究生产力，又研究生产关系，既研究国民经济运行质的规定性，又研究其量的规定性，还研究国家管理等上层建筑，以及社会产品生产、分配、流通和使用的全过程的一门综合性学科。窄派以李华、刘瑞等为代表，认为国民经济学就是国民经济管理学，是指广泛运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多学科知识，研究宏观经济运行规律及其管理机制的综合管理学科，主要研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对国民经济活动进行科学的决策、规划、调控和组织，如何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有效运行。中间派以顾海兵、齐心为代表，认为国民经济学应从属于应用（宏观）经济学、实证（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一般原理与行政管理学及社会统计数据相结合的应用宏观实证经济学。从上述梳理可看出，迄今为止，“国民经济学究竟研究什么”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当然，这与前述该学科尚没有明确的理论内核和公认的外围保护带存在一定的关系。如果将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明确下来，并将其外围保护带梳理清楚，那么，确立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将不再成为一道难题。
三、进一步完善学科的路径选择
1.以宏观经济学的“三化”（应用化、战略化、政策化）为基础，提炼理论内核
迄今为止，提炼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仍然是一项重要且亟须完成的工作。有学者认为，国民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国家的宏观调控，计划、财政、金融等三种政策手段构成了宏观调控的三种主要手段，国民经济学应该比财政学、金融学等学科更为宏观。也有学者认为，市场与计划的关系理论构成了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作为从国家层面入手展开研究的经济学学科，其理论内核不能是具体的政策手段，因为具体的政策手段只是实现国民经济运行目标的途径，其本身并不能形成完整的逻辑链条；类似地，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也不宜是简单的市场与计划的关系理论，因为这一理论尚不足以有效分析社会经济发展等更为宏观的国民经济主题。进而言之，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只能从国民经济学系统中去寻找和提炼。这是因为：第一，国民经济学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国民经济学这一巨系统具有开放性、动态化、多部门、多地区、多环节、相互交错、多层次、多目标等特征。第二，系统论是研究国民经济学的最佳手段。系统论是认识系统、剖析系统的最佳途径和方法。只有把握了国民经济学的系统总体、结构及其功能，才能明确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分析这一系统的基本思路和方法是什么，进而才能找到其理论内核、探索其理论结构。遵循上述思路，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是宏观经济学的应用化、战略化和政策化。依据这一理论内核，国民经济学的核心任务是：主要运用宏观经济理论，结合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甚至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着力分析和解决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涌现的各种现实问题，并提出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建议。
2.以基础理论运用于国民经济现实得出的具体假说为内容，明确外围保护带
为了明确国民经济学的外围保护带，需要将其理论内核运用于现实世界而得到种种具体的假说，然后不断地通过实证分析手段对之进行证伪，并不断对外围保护带进行调整、再调整，才能硬化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按照拉卡托斯的看法，在一个进步的研究纲领中，理论导致发现迄今不为人们所知的新颖事实，而在退化的研究纲领中，理论只是为了适应已知的事实才被构造出来。因此，为了使国民经济学成为一种进步而非退化的研究纲领，需要以宏观经济学的应用化、战略化和政策化等“三化”为主线，将其基础理论运用于对国民经济现实的分析和解释，得出国民经济学的系列命题和假说，构造其外围保护带的基本框架，并以国民经济学的主要理论驱动“新颖事实”的发现，从而不断完善国民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及其结构。
3.以国民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之间的有效分工为原则，明晰与其他学科的边界
一是强化国民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之间的分工。国民经济学属于应用经济学，也因此，应该突出强调其“应用”色彩，强化该学科与理论经济学之间的分工。理论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是提出并论证各种经济学理论，其中涵盖了各种经济学流派，如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后凯恩斯学派等等。而应用经济学的基本任务则在于合理运用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吸收和借鉴理论经济学中各个学派的养分，来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为此，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和分析不必过多地陷入流派之争，而应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基本原则，选取经过事实检验、尚未被证伪的经济学理论去分析国民经济系统中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之道。
二是优化国民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之间的分工。国民经济学应区别于应用经济学中的其他分支学科，如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等。在这些学科中，区域经济学主要研究与区域发展、地区差异等有关的经济问题；财政学主要分析政府收支行为及其背后的动因与规律；金融学探讨货币资金的融通及其背后的基本规律；产业经济学定位于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的“中观经济学”，主要研究产业发展和演化动因及规律；国际贸易学则主要将（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延伸到“国际”范围，以便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各种稀缺的资源要素。那么，国民经济学应该如何定位，以区别于现有的应用经济学学科呢？我们认为，国民经济学应该定位于“综合性、统领性、应用性的经济学学科”。也就是说，国民经济学作为一个“巨系统”，虽然其与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之间存在着广泛的“接口”，但该学科以宏观经济分析为基本领域，其视野更宽、研究对象更广泛、研究方法更多元、包容性更强，对其他各门应用经济学分支学科具有统领作用。也正因如此，在中国的经济学学科划分中，国民经济学作为应用经济学的“头号学科”（国民经济学代码为020201），其在应用经济学中的地位类似于政治经济学在理论经济学中的地位（政治经济学代码为020101）。
4.以理论内核、外围保护带、学科边界的确立为前提，找准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产业经济学的核心范文5
《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一文认为"经济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并倡导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结构及其变迁，以及整肃市场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其中，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要求充分认识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础，而不是片面强调政府的干预作用。
通过阅读此文，可以看出林教授提出的新经济结构学重构了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经历了两波理论思潮。第一波理论思潮--结构主义强调国家经济的落后原因在于市场失灵，认为市场无法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第二波理论思潮--新自由主义认为政府过多干预，主张"休克疗法"。而新结构经济学与传统发展经济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强调了要素禀赋结构和这种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其政策主张是一个特定国家的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时要求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和新技术的引进及基础设施的相应改善。文中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三个要点。第一，一个经济体的禀赋及其结构在每一个特定的发展水平是给定的，并随发展水平不同而不同，因而经济体的最优产业结构也会随发展水平不同而不同。第二，经济发展水平并非仅有"穷与富"或"发展中与发达"这两种离散情况，而是一条从低收入农业经济一直到高收入工业化经济的连续频谱。第三，在每个给定的发展水平，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根本机制。
二、读后感想
本文基于林毅夫教授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的三个要点就新结构经济学的"新"谈谈自己的感想。
1.新旧结构经济学的区别
首先，林指出新结构经济学与以往发展经济学的不同之处首先在于其分析方法。旧结构经济学支持发展中国家通过行政手段和价格扭曲措施发展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实质上就是通过政府的系统性干预来优先发展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例如上个世纪一些发展中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而忽视了本国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从而造成了一系列适得其反的后果。相反的，新结构经济学则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中心作用，政府只能因势利导而不能过度干预。
其次，新结构经济学与旧结构经济学还区别于经济管理的关键工具的运运用方式。旧结构经济学中政府的系统性干预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手段，如国内幼稚产业的保护政策。遵循与政治利益思潮和过于宏达的经济目标的经济政策都有可能导致失败。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经济发展如产业升级必须符合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及其变化。
2.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首先，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首先要遵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与之前的"基础性"作用相比此次更加强调了市场的主导地位。政府不能强行实施系统性干预，而只能在一些"外部性问题和协调问题"上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关于"协调问题"，林教授特意注明在这里不是指过去经常发生的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协调作用。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政府应采取一种"务实、渐进"的的方法，"一方面为原优先发展产业提供暂时性保护以维护宏观稳定，另一方面则放手让那些符合经济体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以获得经济成长"。
其次，中国应该发展要素禀赋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新结构经济学将贸易理论中的要素禀赋理论应用于发展经济学，认为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经济产业结构、经济产业结构的变迁和提升决定经济从低收入到高收入的发展。一个国家应该根据当时给定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它的产业 。政府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不能进行过多的行政干预总而违背比较优势理论优先发展不具有要素禀赋优势的产业。在林看来，遵循比较优势战略发展经济，就是要政府去选择符合自身禀赋条件的产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这样的产业才能自生下来，不需要政府补贴来维持其存在。例如，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过程其实就是要素禀赋结构发生变化的结果。当资本越来越多，其相对价格越来越便宜时，最优的决策就是生产更多的资本密集商品，以逐渐取代劳动密集商品，从而形成"倒V"形产业动态过程并持续下去，这又被称为经济发展的"飞燕模式"。
再次，在产业升级的同时需要强调基础设施配套的必要性。当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顺着产业阶梯拾级而上时，生产的规模效应也在扩大，需要更大的市场，这些都要求基础设置的相应配套。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在现代经济增长中随着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生产的经济规模、产品的市场范围和交易的价值不也会断扩大，企业对资金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多，面对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因此硬的基础设施，像交通、电力、通信、港口等必须不断改进。同时，软的基础设置，也就是金融、法律等制度也必须有相应的完善，这样才能降低各种交易费用，充分发挥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增加生产、促进发展的效用。
第四，大力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一种对发展中国家最为有利的外国资本流动形式。外商直接投资一般都会带来资金、技术、管理、市场等资源，这些正是发展中国家所缺乏的也产业升级所必需的资源。与旧结构经济学将外国资本看做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有害控制的工具不同，林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区别看待外商直接投资和那些旨在套利的投机资本。
最后，重视发展人力资本。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人力资本是国家禀赋的组成部分，人力资本的提升必须与物质资本的积累和产业升级保持齐头并进。否则，人力资本就会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人力资本以教育投资为主要部分。国家不应当把人力资本的再生产仅仅视为一种消费，而应视同为一种投资，这种投资的经济效益往往远远大于物质投资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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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学的核心范文6
【关键词】产业组织；SCP范式；产业组织优化
一、产业组织理论的历史回顾
产业组织理论是有关市场经济中企业行为和组织制度的学科。研究的内容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企业内部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相关的“企业理论”；二是不完全竞争市场与企业行为的关系，特别是寡头市场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三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包括规范研究的最优政策和实证研究的政策效果两方面的问题。
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国富论》最早提出产业组织理论即市场自发调节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以及这一条件下厂商的企业行为，但作为一种理论体系一般认为形成于20世纪20至30年代。马歇尔是最早提出产业组织概念的人，张伯伦和琼・罗宾逊提出的“垄断竞争理论"为产业组织理论的后来研究提供了基础，所以将他们称为产业组织理论的先驱者。
从研究范式来看，产业组织理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产生于微观经济学的厂商理论。20世纪70年代前处于案例研究和经验研究的阶段，该理论更多的是充当解释统计结果或支持价值判断的一种方法；从1970年代开始，理论模型取代统计分析在产业组织理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特别是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发展，打破了产业经济学领域长期居统治地位的“结构―行为―绩效范式”的单方向关系；到1980年代后期，产业经济学家认识到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的不平衡，包括计量经济学分析、案例研究和实验经济学在内的新一轮经验研究开始出现。产业组织理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新奥地利学派等多种理论体系。
（一）哈佛学派
哈佛学派是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遭遇了大萧条，以张伯伦和罗宾逊为代表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发展起来。1938年，梅森在哈佛大学建立产业组织研究小组，提出产业组织分析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向，并于1939年出版了《大企业的生产价格政策》。1940年，克拉克提出“有效竞争”的概念。哈佛学派直接受克拉克有效竞争理论的影响，认为市场竞争和实现规模经济存在矛盾，该学派寻求如何判断市场的有效竞争程度以及政府实施何种规制政策。梅森根据有效竞争的定义和实现有效竞争的条件归纳出两类的有效竞争标准：市场结构标准和市场绩效标准。梅森的弟子贝恩通过对个别产业的具体分析和实证研究，提出市场结构决定市场绩效。贝恩（1959）首先用4个企业的市场集中度来测量市场结构和用回报率来测量绩效，考察了1936―1940年的42个美国样本制造业，得出的结论是集中度与经济绩效具有正相关关系。
至于现代主流产业组织理论中流行的SCP三段论范式则是由谢勒（Scherer）在贝恩两段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哈佛学派认为，结构、行为、绩效存在因果关系，结构决定行为，行为决定绩效，称为“市场结构、企业行为、市场绩效”范式（SCP分析框架）。为获得理想的绩效，最重要的是要通过产业组织政策来调整和直接改善不合理的市场结构，因此，又称为结构主义。哈佛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派的两个重要特征是：在分析框架中突出市场结构，在研究方法上偏重实证研究。在贝恩等人看来，寡占的市场结构会产生寡占的企业行为，进而导致不良的市场绩效特别是资源配置的非效率。因此有效的产业组织政策首先应该着眼于形成和维护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主张对经济生活中的垄断和寡占采取规制政策。
（二）芝加哥学派
芝加哥学派是上世纪60年代后期在对哈佛学派的批判中崛起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施蒂格勒。该学派继承了奈特以来芝加哥大学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市场竞争过程就是市场力量自由发挥作用的过程，是一个“生存检验”的过程。该学派特别注重市场结构和效率的关系，而不像结构主义者那样只关心竞争的程度，故被理论界称为效率主义者。
芝加哥学派从价格理论的基础假定出发，强调市场的竞争效率，主要理论思想范式是竞争性均衡模型，认为市场在长期过程能够达到效率水平，反对高集中率的产业必然带来垄断租金，因此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强调导致反竞争行为或垄断行为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市场的规制导致的进入壁垒。提出了在长期均衡中的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配置效率的条件是价格等于长期边际成本，技术效率的条件是价格等于企业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最低点。尽管指出了其中存在的必要条件，但理论上并没有给出充分必要条件，同时理论也缺乏经验性的检验。
1980年代前后，以泰勒尔、克瑞普斯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博弈论引入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领域，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对整个产业组织学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改造，逐渐形成了“新产业组织学"的理论体系。
新产业组织理论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方面：从重视市场结构的研究转向重视企业行为的研究，即由“结构主义"转向“行为主义”；突破了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单向、静态的研究框架，建立了双向的、动态的研究框架；博弈论的引入使产业组织学成为7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学中最富生机、最激动人心的领域。但是，谢勒（Scherer）就认为“新产业经济学"的成绩被大大高估了。施马兰西（Schmalensee）也同意博弈论方法在分析不完全竞争方面有一定的不足。
近年来崛起的以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从制度角度研究经济问题的“新制度产业经济学"，也被称为“后SCP流派"，其代表人物有科斯、诺斯、威廉姆森、阿尔钦等人。该学派组织理论的主要特点在于它引入交易费用理论，对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基本假说、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作了系统的阐述，彻底改变了只从技术角度考察企业和只从垄断竞争角度考察市场的传统观念，为企业行为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对产业组织的深化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三）新奥地利学派
产业组织的新奥地利学派在理论上的成就，是建立在门格尔（Carl Menger）、庞巴维克（Eugen Yon Bohnbawark）始创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传统思想和方法之上的。新奥地利学派极力否定作为经济分析工具的现代数学方法，主张经济现象应运用人类行为科学的方法，按“人类行为是实现其目的的合理行为”这一公理，通过语言进行阐述。新奥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是奈特式的不确定性概念，市场不均衡就是因为存在着未被发现的信息或信息不完全而造成的决策失误所导致的利润机会的丧失。
在政策上，新奥地利学派对传统的哈佛学派的反垄断政策基本持批判态度，强烈反对政府干预，认为政府的信息也是不完全的。新奥学派认为，市场竞争源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只要确保自由的进入机会，就能形成充分的竞争压力，惟一能真正成为进入壁垒的就是政府的进入规制政策和行政垄断。因此最有效的政策是自由放任政策。
二、产业组织优化的理论研究
（一）垄断竞争理论
垄断竞争理论是对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竞争与垄断关系和矛盾问题的理论概括。较早论述竞争问题的是亚当・斯密，他反对垄断，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他初步提出了现代经济学中的完全竞争思想。随着自由竞争间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马歇尔认识到了垄断与竞争的矛盾，提出了“马歇尔冲突”的理论悖论，但对这一问题进行充分理论论证的是张伯伦、罗宾逊夫人、克拉克及鲍莫尔等。
1.马歇尔的垄断竞争理论
马歇尔由垄断竞争的两难选择发展到两者相互渗透。马歇尔在1890年《经济学原理》中认为，大规模生产能为企业带来规模经济，使这些企业的产品单位成本不断下降、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其结果必然导致市场结构中的垄断因素不断增强，而垄断的形成又必然阻碍竞争机制在资源合理配置中所发挥的作用，使经济丧失活力，构成了一对难解难分的矛盾，这就是关于竞争与规模经济的两难选择的“马歇尔冲突"，这一理论否认了要么垄断，要么竞争这种极端又相互对立的观点，其所揭示的竞争活力与规模经济性两者的关系，成为现代产业组织理论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
2.张伯伦和罗宾逊夫人的垄断竞争理论
对垄断条件下企业行为所发生的变异，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难以做出合理的解释，张伯伦出版的《垄断竞争理论》和琼・罗宾逊夫人出版的专著《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不谋而合地提出纠正传统自由竞争概念的所谓垄断竞争理论。张伯伦认为，在垄断竞争情况下，每家厂商的销售量受价格、产品性质和销售开发3个因素的影响。张伯伦分别从单个厂商的短期均衡和一个行业所有厂商的集团的长期均衡两种情况进行分析。当单个厂商达到短期均衡状态时，由于能实现超额利润，所以会吸引新的厂商进入，从而使原来的厂商降低价格，当所有的超额利润消失后，既无厂商进入，又无厂商退出，厂商个数达到最适度的数量就达到新的均衡，同时也是行业的长期均衡状态。与纯粹竞争模型相比，垄断竞争长期均衡情况下的价格要高一些，产量要低一些，有剩余生产能力没有利用。
3.克拉克的垄断竞争理论
1940年克拉克提出有效竞争概念，克拉克在《有效竞争的概念》一文中，从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关系的角度提出了有效竞争问题，以试图兼容竞争活力和规模经济之间的冲突。所谓有效竞争就是能协调好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的竞争格局，即既有利于维护竞争又有利于发挥规模经济作用的竞争格局。克拉克认为从短期看，完全竞争并不完全是好事，只有有效竞争才是合适的。因为从长期看，市场还存在潜在竞争者和替代产品竞争。在一个行业中，原有垄断寡头能获得超额垄断利润时，必然要招致新企业的加入，增加商品的供给，降低垄断价格。加之生产者对市场的预见性，主动调整产量和价格的应变能力，制约价格过分抬高，同时垄断组织、生产者的多样化经营，也使竞争手段多样化。多样化的竞争手段，不仅使竞争有效，而且使成功的厂商不必垄断任何种产品就能成长起来，从而保证企业在追求规模经济的前提下，使竞争有效，多样化竞争手段提出了解决马歇尔冲突的可能性和途径。
4.鲍莫尔的垄断竞争理论
1982年鲍莫尔等人提出了可竞争市场理论，该理论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强调厂商进出市场的自由性，即市场不存在严重的进入或退出障碍；二是强调范围经济，这是针对多样化经营的厂商而提出的一个概念。
鲍莫尔指出，现实中的市场很少有完全可竞争市场，可竞争性只是一个扩大的、应用范围更广的理想基准。鲍莫尔等人还认为，传统的厂商理论集中于分析生产单一产品的厂商。但实际上，大多数企业特别是大企业都生产多种产品，由此他提出了范围经济的概念，范围经济是指厂商在一定规模下生产多种不同产品的成本优势。一家厂商同时生产数种产品或劳务的成本小于多家厂商分别专业化生产一种产品或劳务的成本总和。可竞争市场理论指出，在完全可竞争市场中，自由放任政策比通过行政手段干预更能有效地保护一般公众利益。此外，可竞争理论并不认为无约束的市场能自动解决一切问题，它认为政府的主要作用应该是保持市场中的潜在竞争，采取便于资本流动和推进企业垂直联合与重组的政策，以保证市场的可竞争性和多样化厂商的收益稳定。可竞争市场理论从竞争性质的角度对垄断和垄断企业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辩解。
（二）SCP分析范式
产业经济学的“结构―行为―绩效"分析范式，简称SCP范式。这一范式认为产业结构决定了产业内的竞争状态，并决定了企业的行为及其战略，从而最终决定企业的绩效。
贝恩（Bain，1958）在吸收和继承马歇尔的完全竞争理论、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和克拉克的有效竞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SCP分析范式。该范式成为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分析企业竞争行为和市场效率的主要工具。他认为，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完全竞争模型缺乏现实性，企业之间不是完全同质的，存在规模差异和产品差别化。产业内不同企业的规模差异将导致垄断。贝恩特别强调，不同产业具有不同的规模经济要求，因而它们具有不同的市场结构特征。市场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关系决定了某一产业的集中程度，产业集中度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追求规模经济的必然结果。一旦企业在规模经济的基础上形成垄断，就会充分利用其垄断地位与其他垄断者共谋限制产出和提高价格以获得超额利润。同时，产业内的垄断者通过构筑进入壁垒使超额利润长期化。因而，贝恩的SCP分析范式把外生的产业组织的结构特征（规模经济要求）看作是企业长期利润的来源。
在SCP模型中，用来描述市场结构的变量包括：购买者数量、企业数量、企业规模、市场集中度、企业进出壁垒、产品差异化等。用来描述企业行为的要素包括：价格行为、广告、产品差别化行为、产品创新行为、制定企业发展战略等。用来描述市场绩效的特征包括：消费者满意度、企业效率、企业成长、利润率等。
（三）产业组织与演化经济学
演化经济学已经成为当今国外经济学界最热门、最前沿的领域之一。1982年，纳尔逊和温特合著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标志着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形成。他们使用变化、不确定性、惯例、路径依赖、有限理性、选择等概念来代替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完全理性、最优化行为和确定性。新古典经济学只能解释现存路径下的决策选择，是一种静态分析；演化经济在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是演化经济的基本假设前提下，关注经济发展的过程是怎样的，尤其关注经济结构变化的长期过程并研究行为人如何在这样的过程中生存下去，遵从动态的思想。演化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均衡只是暂时的，而不是长期的。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是指企业都按照各自的生产容量进行生产，既不扩大，也不缩小，但是通过竞争，这种情况会发生变化。
产业组织与演化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进入199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在新的视角中得到突破和发展。从一开始的倚重于市场结构为主到侧重于企业行为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企业能力理论，对企业多样性、异质性进一步深化，并和演化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相结合，引入了“动态能力”的概念。该理论指出，企业内部的能力和企业间的能力一样是企业获取持续竞争力的来源。至此，产业组织演化的理论拓展又向前迈出了一步。借助于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内核，运用演化经济学的系统方法，这一研究领域可对复杂动态的组织演化过程中的演化选择机制、技术创新机制、制度演化及其与技术、产业组织之间的协同演化作出系统分析；能对众多客观现象，如产业组织个体的多样性、产业组织的规模分布特征、企业异质能力、产业组织间的战略联盟和网络组织、企业持续进入、退出某一产业等现象作出解释，并能阐述基于演化角度的产业组织政策等相关问题。
三、产业组织理论在中国的引进与发展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一直缺乏对产业组织理论的系统研究。1960年以后，一些学者开始从规模经济的角度研究分析工业托拉斯的优点，但由于这些研究仍然是在传统范式下进行的，其研究的出发点只是如何通过计划来引导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因而这些研究均未对产业组织理论的核心问题“马歇尔冲突"作理论上的分析。
1978年以后，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进入一个引进与研究范式初步转换的时期，最早介绍到我国的产业组织著作是美国学者W．G．谢佩德（W．G．Shepherd）的《市场势利与经济福利导论》（易家祥译）。国内最早对产业组织问题进行系统论述的是杨治1985年出版的《产业经济学导论》。在整个1980年代，从研究的理论视角和范式看，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和双重性：一方面传统的范式和在传统范式影响下进行讨论的问题仍然得以继续；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学术交流的展开，一部分学者已开始尝试运用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范式对我国产业组织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一些大学也开设了产业经济学课程。1988年，日本学者植草益的《产业组织论》翻译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本系统介绍国外产业组织理论的译著。随后，国内又陆续翻译出版了几本西方学者研究产业组织的著作，如K．W．克拉克森和R．L．米勒的《产业组织：理论、证据和公共政策》，卡尔顿和J．佩罗夫的《现代产业组织》，J．施蒂格勒的《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这些著作的翻译出版，对我国产业组织范式的转变起到了推动作用。
1990年以后，新范式下产业组织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繁荣阶段，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分析比较规范的研究成果，如陈小洪、金忠义主编的《企业市场关系分析――产业组织理论及其应用》是国内学者编著的针对国内读者的第一本系统介绍产业组织理论和国外产业组织状况的专著；王慧炯的《产业组国产业组织研究》，这两本书同时荣获了第6届孙冶方经济学奖（1994），夏大慰的《产业经济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介绍和分析产业组织理论、方法以及产业组织政策的教材。金碚在在其编著的《产业组织学》中，全面考察了我国的产权制度、产业管理制度、劳动人事制度、流通体制、金融体制、外贸体制对产业组织的影响，使产业组织学的分析范式更加完善。这一时期的研究趋于多样化：在研究的理论框架上，既有在西方正统的产业组织理论的SCP分析框架内展开的分析论著，也有在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的框架内进行分析的成果；在研究方法上，规范性的分析在减少，实证和案例分析的论著逐渐增多：在分析的广度上，既有综合性分析，又有行业分析和专题性研究，可以看出我国对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引进、发展和创新的阶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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