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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案例范文1
作者简介：周景博，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气候变化经济学、环境经济系统分析。
基金项目：中澳水环境领域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建设项目（编号：ACEDPP0037）。
（1.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北京100872；2.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北京，100029）
摘要 气候变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减缓和适应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两类主要措施，在气候变化减缓行动难以很快奏效的情形下，采取具有针对性的适应战略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更为紧迫的选择。一个有效的适应行动机制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而公众和决策层对气候变化的认知是适应行动机制的形成基础。本文以银川阅海湿地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研究案例，从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两个层次进行讨论，比较其对气候变化的认知程度及其对适应措施的评价和需求，以期对适应气候变化策略的认知基础研究提供依据。研究结果表明，无论社会公众和决策层，适应气候变化的意识基础均已基本形成，但公众的认知基础要弱于决策层，并且在认知的准确程度上低于决策层；公众和决策层对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的实施都做出了正面的评价，但决策层的评价普遍显著高于公众；对于适应政策的需求，公众的政策需求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方面，而决策层的适应策略是多方位的，也包括通过限制个人行为来获得公共利益。
关键词 气候变化；适应；认知；政策评价；案例研究
中图分类号 F20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7-0057-05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7.010
气候变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减缓和适应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两类主要措施，在气候变化减缓行动难以很快奏效的情形下，采取具有针对性的适应战略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更为紧迫的选择［1-2］。全球气候变化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其2007年的气候变化第四次评估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与变化是无可避免的，将超出目前的应对能力，因此，社会必须采取措施来适应这些影响和变化［3-4］。
认知是有效适应气候变化的前提。科学有效的适应战略需要社区、地方、区域、部门、国家等各个层面的广泛参与和共同行动。参与和行动的基础是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只有决策者、政策执行者和普通公众都认识到气候变化的存在及其所带来的风险，才有可能将气候变化融入政策、规划、项目和日常活动中，使全社会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的整个进程之中［5-6］。适应策略的制定受决策者对气候变化认知的影响，同样，适应策略的执行效果和绩效评价也会受到公众对气候变化认知的影响，因此，作为决策重要参与者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和社会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对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建设均具有重要的影响。
自1990年代以来，公众已经开始意识到全球气候变化。已有的大量气候变化意识调查的主要对象也是公众，这些调查主要关注公众对气候变化及其发展趋势的认知，以及怎样调整行为来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7-10］。决策层次对气候变化的认知研究还相对缺乏，更缺少决策层与公众气候变化认知的比较分析。
本文以银川阅海湿地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研究案例，从政府部门和公众两个层次讨论和比较其对气候变化的认知程度及其对适应措施的评价，以期对适应气候变化策略的认知基础研究提供依据。选择地方案例的主要原因是，气候变化是全球环境问题，但其对各地区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地区适应策略也有明显不同，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和适应均具有显著的区域特征，区域性的适应研究有更好的针对性。
1 研究背景
银川阅海湿地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北部，由湖泊、沼泽、草甸组成，总面积2 013 hm2，其中水域面积1 200 hm2。阅海湿地是银川市面积最大、原始地貌保存最完整的一块自然湿地，是银川西部的重要生态屏障，也是我国温带干旱荒漠地区水生野生动植物保存物种最多、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阅海湿地正面临气候变化的挑战。全球气候变化在宁夏地区已有明显表现，近50年来，宁夏气温总趋势在波动中上升，年平均气温以0.37 ℃/10年的线性速率递增，年降水量在波动中则有逐渐减少的趋势。气候变化对阅海湿地所在的水文水资源系统也带来了一定负面影响，在流域层面，近年来黄河流域气温明显升高，降水有所减少，河源区径流量锐减，断流天数增多；在地区层面，气候变化已经引起了宁夏水资源分布的变化，秋季降水明显下降，暴雨日数增加，降水资源的时空分布更加不均。
阅海湿地地处中国西北内陆干旱半干旱地区，相比湿润地区的湿地生态系统，其脆弱性更显著；同时，阅海湿地大部分位于城市市区内，相比离城市较远的湖泊湿地更容易受到城市发展建设等人为因素的干扰，更难以维持原生态。此外，尽管宁夏银川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快速稳定，但仍属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湿地保护的资金、设施、人员、管理等能力相对薄弱，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比发达地区面临更大的挑战。如何减轻这些不利影响和适应气候变化是阅海湿地面临的重要挑战。
2 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分别针对银川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和公众进行调查，了解地方政府部门和公众对目前正在发生的气候变化及其对阅海湿地影响的认知、适应措施和对适应的需求情况。政府部门调查和公众调查在调查内容上的相同点是都包括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基础以及对适应气候变化的信息需求的调查，但在适应策略方面的调查中，政府部门调查侧重于政策制定和实施，而公众调查侧重于政策需求。
政府部门调查在2010年6月-2010年7月进行，采取自填式问卷调查方式对宁夏自治区环保厅、银川市气象局、水利局、旅游局、建设局、发改委及湿地管理办公室、环境宣传教育（信息）中心、宁夏环境科学设计研究院、宁夏环境监测中心、宁夏大学、银川市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等政府部门、相关研究单位和阅海开发经营单位等对适应策略的制定有重要影响的利益相关部门管理阶层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查。样本数量为45人。主要调查内容包括：①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包括什么是气候变化、气候变化的起因、气候变化对中国和本地（银川以及阅海湿地）的影响、中国政府的减排政策；②已采取的阅海湿地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与实施效果；③对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的认识与理解，包括对部门责任分担、政策实施主要影响因素、适应能力提升的关键方面以及气候变化相关信息的需求等。
公众调查在2010年7月进行，采用偶遇抽样的方式进行现场面访，调查样本86个，其中96.3%的被访者居住在银川市（包括银川郊区），男性被访者占57.3%，女性被访者占42.7%，年龄范围为20-60岁，其中20-40岁之间的年轻人较多，职业分布广泛。主要调查内容包括：①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包括什么是气候变化、气候变化的起因、气候变化对中国和本地（银川以及阅海湿地）的影响、中国政府的减排政策；②公众对阅海湿地公园及银川水环境适应气候变化措施的评价和需求；③对适应气候变化的信息需求。
3 结果与分析
3.1 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
适应气候变化首先需要感知和认知气候变化的存在，并且对其严重性有足够的认识。社会公众与政府工作人员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情况如表 1所示，并采用方差分析法比较了二者的感知和认知差异。调查结果表明，无论是公众还是政府工作人员，多数被调查者都认为气候变化的确已经发生，并主要意味着极端气候事件增加，且造成气候变化的最主要原因是人类自身的生产活动。社会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也存在差异：政府工作人员对极端气候事件的关注度显著高于公众；在气候变化对中国影响程度的严重性上，公众对严重性的认识要显著低于政府公众人员；在中国政府是否已经承诺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公众的信息掌握程度也要显著低于政府工作人员。可见，无论在公众还是决策层，适应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基础都已基本形成，但对气候变化的表现形式和严重程度以及中国应对方案和政策行动的认知，公众的意识基础还弱于政府工作人员。
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对区域气候变化的感知情况如表 2所示。除了温升、降水和干旱情况外，其他方面二者的感知没有显著差异。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多数都认为区域气候变化越来越没有规律，这从对气候变化具体表现回答的分散性也可见一斑：除了多数人都认为平均气温上升外，针对降水、干旱、暴雨、低温等其他具体的气候变化表现问题，被访者的回答都很分散，无法归结出区域气候变化的规律性。根据当地历史气象资料，有两个气候变化的客观证据，一是当地气温的总变化趋势在波动中上升，一是年降水量在波动中减少（直接导致干旱有加重的趋势）。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感知差异恰好表现在平均温升和年降水量这两个指标上，不过，公众对两指标的正确感知程度都要显著低于政府工作人员。
总的来看，在适应的环境意识基础――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方面，公众和决策层都有共识，这是制定适应
表1 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
Tab.1 Perception and cognition of climate change of
general public and government staff
注：*、**、***分别表示统计检验显著水平为10%、5%、1%。
政策和实施适应措施的良好基础，但也可以看到，公众对气候变化的正确感知和认知程度还显著低于决策层。
3.2 适应措施的实施效果评价
面对气候变化以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对阅海湿地的扰动，宁夏自治区、银川市政府制定了多项措施来适应气候变化、保护阅海湿地水环境，例如出台了《银川市湖泊湿地保护办法》、《银川市湿地保护与利用规划（2006-2010）》等法规和规划性措施；积极采取工程型措施，打通艾依河水系，连通阅海，从而大大增加了阅海湿地的面积，提高了湿地水量，增强了阅海自净能力，改善了生态环境，提高了阅海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对于连通阅海工程的实施效果，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评价见表3。可以看到，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都普遍认为，阅海连通工程的开展对于改善城市环境和城市景观、增加城市休闲空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并未造成交通不便和生态环境破坏，即总体看对阅海连通这一适应性工程措施是持肯定态度的，且意见基本一致。最大的差异是对改善城市小气候的作用上，公众持否定态度的超过半数，而政府工作人员持肯
表2 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对区域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
Tab.2 Perception and cognition of local climate change of
general public and government staff
注：Y是；N否。*、**、***分别表示统计检验显著水平为10%、5%、1%。
表3 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对适应措施的实施效果评价
Tab.3 Adaptation measures evaluation of
general public and government staff
注：Y是；N否。*、**、***分别表示统计检验显著水平为10%、5%、1%。
定态度的超过半数；其他评价方面，决策层与公众的主要差异也表现在决策层对自己制定措施的实施效果的认可度更高。
3.3 适应措施的需求
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对适应措施的进一步需求的调查结果如表 4所示。可以看到，公众认为最重要的3项适应措施是改善水质、生态环境和增加水量，都是涉及改善湿地公共服务的措施，位列最后的3项是限制垂钓者、游船和游客数量，都是与自身娱乐息息相关的措施。政府工作人员认为最重要的3项适应措施有两项与公众相同，不同的是多了增加娱乐设施、而改善生态环境则被置于很靠后的位置。
表4 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对适应措施的需求
Tab.4 Adaptation policy needs of
general public and government staff
注：Y是；N否。*、**、***分别表示统计检验显著水平为10%、5%、1%。
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在增加水量、改善生态环境、增加娱乐设施和限制垂钓者数量几项适应措施的需求上表现出显著差异。调查中的访谈可以解释这些差异。阅海连通显著增大了湿地水面面积，公众对此持非常支持和满意态度，因此对于是否增加水量，公众的进一步需求就表现得比较低；生态环境的改善是长期的过程，公众看到水量增大却没有看到生态环境的同幅度改善，因此对生态环境改善的政策需求要显著高于政府工作人员。从决策层看，垂钓（主要是鱼饵的高蛋白富营养性）对阅海水质的影响相当大，但对公众而言，垂钓是银川市民一项非常普及的休闲活动，所以两个群体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出支持程度的差异。增加娱乐设施严格说不是一项适应措施，而是阅海湿地保护与开发之间的一个平衡，有意思的是，调查结果表明公众对这种开发的支持度并不高，从调查中的访谈我们了解到，市民对阅海湿地的需求主要是景观休闲和垂钓，并没有更多的水上游乐的需求，因为水上游乐往往意味着更多的花销。
4 结论与启示
适应与减缓皆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但对地方而言，面对减缓结果的不确定性，主动的适应更为重要。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战略的调整，适应研究日益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适应涉及社会各层面，必须建立全社会广泛参与的适应行动机制，要求从政府决策部门到公众，都认知气候变化，对适应气候变化有需求，并且能够对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有正确的评价，这样才能推进适应机制的建立，提高适应能力。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决定如何适应气候变化。在以政府工作人员为代表的决策层面，认知与否和认知程度决定了其是否会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以及保证这些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效果；就普通公众而言，认知与否和认知程度决定了其是否理解适应措施的制定和如何评价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效果。
银川阅海湿地案例主要集中于普通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对气候变化及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的实施效果评价和政策需求，调查结果表明：
（1）公众和决策层对气候变化都已有感知和认知，适应的意识基础已经基本形成，但公众的基础要弱于决策层，并且在感受气候客观变化的准确程度上低于决策层。一方面，这种情况体现了决策层的信息优势，有利于决策层积极、主动地制定适应政策，引导公众的适应行为；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普通公众从公共部门获得气候变化相关信息的渠道亟待完善，这种客观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正确理解和评价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的内容和实施效果。
（2）公众和决策层对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的实施都做出了正面的评价，但决策层的评价普遍显著高于公众。同样地，这里面有信息获得程度差异的影响，决策层对城市环境、小气候、景观的改善与否、改善程度往往有定量的评价基础，环境部门、科研部门的定期观测和不定期的项目研究都提供各方面的数据来辅助决策层的评价，但公众则缺少这些信息来源，即使环境信息公开，但也不是每个公众都会去有目的地跟踪了解，所以多数公众主要还是用主观感受替代客观事实来评价，而生态环境的变化仅通过主观感受来评价会有很大偏差。另一方面，公众和决策层的评价差异一定程度上也表明，公众对政策实施效果的满意度并不如决策层自认的那样高，毕竟，政策实施效果也是在评价决策层的工作质量，这样的自我评价总是有高估的倾向。
（3）对于适应政策行动的需求，公众与决策层既有共识，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公众与决策层都希望增加水量、改善水质，以便更多地利用环境所提供的舒适，所以都不太赞成限制游船和游客数量。公众的政策需求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方面，可以看到，公众普遍已具备基本的环境意识，并且意识到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因此倾向于由政府提供更多的环境服务。同时也可以看到，公众更希望获得“免费的”环境服务，只有不到20%的公众认为应当限制垂钓，说明尽管公众认为个人的活动因为公共利益可以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并不愿意被限制太多。决策层的政策需求既包括提供公共服务，也包括通过限制个人行为来获得公共利益，但显然后者不太受公众的欢迎。
从阅海湿地案例可以获得的启示是，要建立全社会广泛参与的适应行动机制，一方面必须要加强气候变化相关知识的宣传普及和信息沟通工作，提高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程度和认知能力，特别是要提供如何有效适应气候变化的个人行为选择，这样，当需要通过限制个人行为来提高适应能力时，可以获得更多的公众理解。决策层在制定适应战略时，一方面要更主动地去了解公众的环境诉求，了解公众对气候变化的感受和适应方式，使适应战略能够更有效地满足公众的环境需求，也有助于公众对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效果做出更为客观的评价；另一方面，政府也应更主要地从提供公共服务的角度出发，做政府分内的和擅长的事。总之，认知和沟通是适应行动机制的基础，建立共识和有效沟通是适应行动机制成功的关键。
参考文献（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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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on of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and Its Policy Evaluation
ZHOU Jing-bo1 FENG Xiang-zhao2
（1. School of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2. Policy Research Center for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of the MEP, Beijing 100029,China）
气候变化案例范文2
在气候变化的议题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条约及WTO规则是否能够互相兼容这个问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比如排放权交易体制与WTO规则是否兼容，排放权交易单位是否覆盖服务贸易协议，清洁发展机制与TRIMS之间的关系。在贸易国际化发展的今天，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实施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由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与WTO也存在着一定的冲突。本文就研究两者有所交际的部分，提出了两者在贸易环境纠纷处理中的有效应用。
一、气候变化国际法与WTO规则的冲突
WTO是从1995年1月1日开始运行的，在成立WTO规则的时候就提出了保护环境及可持续发展，保障开放国际市场不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WTO对贸易及环境做出了一系列的关系概括，参加国家为了能够满足保护环境的需求，应该提高处于不同经济发展状况水平的国家地位和其他相关措施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这个条约的主要目的就是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在WTO规则中，有许多关于“环境保护”的条约，受到其影响，就具备了环境保护因素。WTO规则中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文件就有许多与气候问题有关的条约，比如相同的产品由于制造工艺不同，在生产的过程中排放的温室气体的量就会不同。如果某一个国家要求高温室气体排放征收关税，这就违背了国民待遇原则。WTO规则中并没有将贸易及环境单独立法，但是实际生活中保护环境的措施在本质上就存在限制贸易的因素，对于其他会员的权利造成一定的影响，也违背了WTO的反歧视原则及禁止数量原则。
二、气候变化国际法与WTO规则在贸易及环境纠纷处理中的协调
与气候问题相关的国际贸易讨论至今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主要是由于没有与之相对解决讨论的机构，在此背景下的气候问题争论就不得不由WTO规则进行解决。由于WTO是国际贸易方面的组织，关于气候问题在WTO中很难进行判断，所以就要在京都议定书中创建一个气候变化国际协调机构。各国应该注重贸易及环境的关系，为了人类经济可持续发展，就要做到具有法律性的减排目标，这样才能为解决贸易及环境纠纷提供解决途径。各国也应该了解到单单凭借WTO是很难快速、有效的解决与气候相关联的国际贸易问题的，尤其是在碳排放、交易及关税方面的问题。那么就可以以WTO规则为基础，针对气候变化的国际问题提出相应的国际协调措施。以此就可以对一些由于气候变化受害的国家通过执行京都议定书解决和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对于一些不履行义务的国家可以给予相应的制裁。这样不仅保持京都议定书的权威性，还可以避免贸易及气候环境之间发生问题，缓解了气候变化和WTO贸易之间的冲突。
在这几年的国际贸易争论中，越来越多的贸易问题中牵连环境因素，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温室效应越来越严重的今天，保护环境与贸易两者之间的影响关系，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冲突。所以就要使气候变化措施预WTO规则缓解大气环境与追求贸易间的冲突。
三、结语
虽然WTO规则中有了协调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但是要想实现这一目的却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就要中和气候变化与WTO规则间的矛盾，基于气候变化与京都协议订书之间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各国应该了解到不管是贸易问题还是气候问题，都已经跨国界成为了国际问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各国之间共同面对，以大局为重，在今后的人类发展中，讨论并制定全新的制度，以来缓解气候变化与WTO间的冲突，使两者可以协调贸易及环境间的纠纷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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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案例范文3
关键词：碳信息披露；现状；对策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1月17日
一、研究背景
气候变化是一个典型的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全世界的共同努力。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各种灾难事件给世界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和伤害，采取积极措施应对气候的不利变化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NGO、公司和个人的共同愿望。2013年大气中二氧化碳首次突破400ppm，并正向450ppm这一众多政府机构公认的安全极限急进。当前，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位居世界前列，而二氧化碳的排量已达到世界第一，每年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超过60亿吨，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国际减排压力。同时，碳信息披露也越来越引起我们企业的重视。
二、我国企业碳信息披露现状
（一）CDP中国报告。在中国，作为CDP执行机构的商道纵横，自2008年至2013年连续向中国流通市值最大的100家上市公司发放问卷调查，收集其温室气体排放信息以及应对战略等相关信息，呼吁企业更加关注自身社会责任。2013年，在100家应邀参与CDP中国2013的企业问卷调查中，有32家通过在线问卷系统回复了问卷，回复问卷的企业主要集中在金融（10家），能源（7家）以及工业（5家）等领域。在回复问卷的32家企业中，有22家（69%）表示由董事会指定的个人或委员会承担气候变化管理职责，2家企业表示没有设立应对气候变化的管理机构，8家企业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在个人绩效管理方面，当被问及企业是否提供相应激励机制来管理气候变化问题以及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时，16家企业给出了肯定回答，16家企业没有回答。对于风险管理方法，28家企业做出了回复，表示已经将管理气候变化风险和机遇整合到适用于整个公司的识别经营风险和机遇的内部风险管理系统中（包括那些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机遇和风险），在回复的28家企业中，27家企业表示有专门识别气候变化相关风险和机遇的特定流程，对于风险管理进行较为详细的说明。在32份回复的问卷中，27家企业表示已经将应对气候变化融入公司的商业战略中并对此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述。这说明已经有一定规模的中国企业具备了非常强烈的温室气体控制意识，已经将气候变化融入其商业战略管理中。当被问及企业是否在报告年度内制定了有效的减排目标时，6家企业表示设立了绝对目标，3家企业表示没有制定目标，其余23家没有回答。在减排行动方面，当被问及企业产品或服务的使用是否能够帮助第三方避免温室气体排放时，20家给出了肯定回答，2家企业给出否定答案，10家企业没有回答。即在回复问卷的企业中63%的企业主动在设计开发使用产品或者服务时，将气候变化融入其中。如银行类企业提供网上银行服务，通信运营商提供电子账单和网络会议服务等，均可以间接推动其他企业进行节能减排。回复问卷企业中，22家对风险部分的问题进行了有效答复。其中，4家企业识别出了全部三类风险，11家分别识别了由政策变化和物理变化引起的风险，4家分别识别了由物理变化和其他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因素引起的风险，2家识别了由政策变化引起的风险，1家识别了由物理变化引起的风险。
（二）碳信息披露新特点
1、低碳试点进入实操阶段。进入2013年，随着低碳试点方案逐渐获批，北京、上海、深圳、江苏等低碳试点省市进入实操阶段。医药、饭店等典型行业也针对低碳发展开展了诸多尝试，如推行自愿性的低碳认证，开发行业碳排放标准等，向国内碳市场的初步成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国内低碳及碳排放交易试点地稳步推进，低碳产品标准、标识和认证制度地酝酿及逐步实施，显示了国家对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高度重视，推进低碳转型、实现绿色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大势所趋。
2、在相应政策驱动下企业日趋重视。在国内外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在对碳排放要求日趋严格的政策下，企业将迎来低碳约束的新时代。只有积极转变经营理念，主动做出相应调整，才能在风险中把握机遇，在市场中保持长久的竞争力。我们看到，2013年共有32家企业回复了CDP2013年气候变化问卷，高于2012年的23家。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9%的企业表示已设立个人或团体承担气候变化的管理工作，50%的企业表示已经将应对气候变化融入公司整体的商业战略中。大多数企业在气候应对和管理方面态度日趋积极。由此可预见，随着交易体系的逐步完善以及碳交易试点的逐步发展，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被纳入到试点之中，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动加入到碳信息披露的行列中。
3、碳交易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碳信息数据的核查和报告仍具挑战。“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15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下降17%的目标，并强调要更多发挥市场机制，推进减排工作更有效地进行。为完成这一目标，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能源及产业结构并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通过市场机制完成减排的目标，积极开展交易平台的建设则需要做好碳市场交易机制的前期筹划工作。
气候变化案例范文4
【关键词】全球气候治理；研究进展
一、全球气候治理成为新研究热点
2009年备受期望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没有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国际气候制度遭受了重大挫折。之后，2010年的《坎昆协议》、2011的"德班平台"避免了气候制度的一败涂地，多边的国际谈判得以延续，并在2012年和2013年的气候谈判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联合国机制下的政府间多边协议模式的有效性仍然备受质疑。对此，各国学者在既往国际气候制度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利用新的视角、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来认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形势，解释人类行为与气候制度间的辩证关系，为气候制度设计合理可行的方案。而"全球气候治理"就是这样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一）"全球气候治理"研究文献数量徒增
2010年以来，以"全球气候治理"为研究视角或主题的文献数量明显增加，"全球气候治理"已然成为国内外国际气候制度研究的热点和焦点，且理论化趋向明显。据谷歌学术搜索结果显示：2010年，以"全球气候治理"为主题或题目的英文研究文献数量分别为24篇和12篇，比2009年增加了100%和500%。从中国知网国内文献检索的结果看，2010年之前，以"全球气候治理"为主题公开发表的文献可谓凤毛麟角， 2010年，国内以"全球气候治理"为关键词和题名的文献分别从2009年的0篇激增到23篇和8篇，全文中出现"全球气候治理"一词的文献则超过了历年总和的两倍强，高达90篇。
（二）"全球气候治理"涵义辨析
"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目前尚处于发展过程中，并未形成完整的、清晰的、统一的学术界定。在2009年前的文献中，"全球气候治理"多指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国家行为体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而采取的集体行动 。在2010年以后的文献中，"全球气候治理"成为上述转变的"代名词"，多指"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治理" ，是包含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内的，多层次的、分散化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治理行动 。
二、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问题向度
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后，国际气候政治的重大转变引发了国际气候学界"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热潮。其中，一些新的重大问题被提出来：
（一）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非国家行为体（Non-state）
在国际结构"解构"下，学界开始以气候变迁议题作为适用的分析主轴，对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形成、机制、作用和影响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旨在更好地认识非国家行为体如何促进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的良性互动，来弥补国家在推进全球气候治理时的不足之处。王金梅认为，非国家行为者更能以维系国际社会正义、抑或全球生存利益为主要目标协助谈判，成为实现国际气候治理目标的重要一环 。陈淑蓉认为知识社群利用提供客观的知识证据影响国际谈判内容和议题的进程 。Frank Biermann认为，新兴非国家主体"在政府间机制外的跨国机制、公私合作机制和市场机制等新的治理机制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
（二）全球气候治理的结构变化和重构
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后，欧美学界开始将目光转向对全球钱气候治理结构的研究上，通过分析全球气候治理的结构形成、特点、变化、因素、影响等问题，旨在改革或者重建全球气候治理的结构。例如，Frank Biermann分析了全球气候治理结构特点，认为其是垂直的超国家、国际、国家和地方等不同的规则制定和执行权威层次不断细化和分散化（多层次治理）；且是水平的不同规则系统并行作用（多极治理） 。Michele M. Betsill认为结构是治理的元层次，并指出全球气候治理结构的分散化趋势 。Fariborz Zelli认为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是碎片化的，表现在它包括不同机构、机制和其他形式的原则、规范、管制和程序，它不仅指那些以应对气候变化为主要任务体系（如联合国气候机制），还指那些涉及气候变化但主要关注别的问题的体系 。Harro van Asselt对从国际和一国内两个层次对分散化治理结构进行了分类，并分析了国际、一国内分散化结构的优势和弊端，以及这种结构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Cinnamon P. Carlarne发现随着国际安排上升到全球治理，并且密度和范围不断增加，学者们越发意识到个别制度安排的治理行为经常重叠或相互补充。作为一个特别的议题，治理被认为是在一个或多或少的水平结构体系中各种相关制度互相作用的结果。由此，学者们逐渐转向对"机制复合体"（regime complexes）、"制度复合体"（institutional complexes）和治理"架构"的探讨 。
（三）全球气候治理的有效性
面对传统国际气候制度的在执行中的困难，有效性问题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热点问题。围绕这一问题，研究者试图从两种进路展开讨论。第一种是传统的"国内-国际"，即将气候治理作为"自变量"，以各国气候政策、立场对全球气候治理效果的影响分析为主题。李惠明将15国聚类为欧盟气候变化政策的积极"领导者"、"拖后腿者"、处于中间地位及情况较复杂者 。傅聪从动机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解读促使欧盟致力于领导国际气候谈判的深层原因 。第二种是从"国际-国内"视角来讨论全球气候治理效果问题，将气候治理作为影响行为体政治、经济、社会的"自变量"，研究其对一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包括衍生出的"制度内嵌"、"规则内化"和"规范传播"等问题。例如，马建英从"从跨国性的规范和制度力量、非政府组织、跨国利益集团、国际经济、全球化、国际政治体系等视角来探讨国际因素的内化现象" 。谢婷婷以美国推出《京都议定书》为例，引入"行为体策略"概念，分析了国际规则内化过程中受阻的形式和原因 。
三、全球气候治理理论发展
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全球气候治理研究具备了不同于国际气候制度的新的问题向度，需要相关理论的新发展给予支撑。
（一）国际政治学理论
在传统的国际气候制度研究中，特别是国家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立场分析上，国际政治学发展出了丰富的国际关系理论，其中代表理论单一理性人模式、国内制度模式、社会学习和理念模式及"双层次博弈模式"。随着全球气候治理实践的推进，有学者通过引进新变量、新视角对原有的理论进行了补充或改造 。有学者在原有国际关系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分析框架 。
（二）制度经济学理论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成为研究全球气候治理制度变迁的作用机理、制度"内化"的主要渊源。杨春瑰提出，基于气候治理的国际气候谈判与合作的制度自生成开始就以不断演化的形态特征发展 。马建英运用结合系统论及制度变迁理论将中国参与构建国际气候制度过程中面临的"制度压力"和对国际气候合作中的"利益认知"作为解释国际气候制度在中国内化的关键动力因素 。
（三）全球气候治理结构理论
海外学者更加关注全球气候治理的结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框架。其中有代表性的理论有：分析折中主义理论（analytical eclecticism），主张抛开传统的理论流派与范式的学术争论，通过更多地剖析和研究具体的经验案例来发掘、梳理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 ；多中心治理理论（polycentric governance theory），分析了分散化治理的优点和成本，它引导特别注意个别机构的规模和不同规模治理系统的运作，认为多中心、多层次系统可以产生集体行动，比统一机构，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或"京都议定书"进程，更为有效 。
四、结论
在问题意识上，全球气候治理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与以往国际气候制度研究相较有明显区别。学者研究不再局限于"一个公约、一个议定书"制度框架和各国政策立场间的互动关系，而是将视野扩展到上述互动关系外的"全球""治理"上，并将全球气候治理看作一个具有独立性的"有机体"，并试图回答如下问题：1）治理主体问题，试图为全球气候治理勾勒一个清晰的"权力谱系"，以此来解释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实践的动力来源。2）治理结构问题，注重对其结构、新的权力形式以及网络的研究 。3）治理机制问题，包括公私合作、市场机制等新机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以及机制替代等问题。
在研究方法上，"全球气候治理"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其研究方法有几种倾向：一是折中主义分析倾向，亦即抛开传统的理论流派与范式的学术争论，通过更多地剖析和研究具体的经验案例来发掘、梳理和发展理论的解释力；二是系统研究方法逐渐显现出更强的解释力；三是有些新的学科及理论参与到全球气候治理的研究中来，例如，制度经济学、全球行政法理论等。
尽管目前"全球气候治理"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完整的理论框架，但随着气候治理实践和研究的发展与互动，其将会形成具有解释力和指导力的理论框架。于此相比，我国学者开始更多关注国际气候制度发展与国内应对气候变化治理间的互动关系、国际制度规则"内化"和有效性等问题。在方法上，除了国际关系理论外，开始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框架来分析问题。同时，对于"全球气候治理"，仅在"非国家治理主体"和"气候制度内化和治理有效性"等问题上能够看到"全球气候治理"这一主题的影子。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加强"全球气候治理"的主题研究，用好这一概念，增强学术话语权。
参考文献
[1]葛汉文：《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国际机制与国家》，《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年第3期，第72-76页.
[2]Michele M. Betsill， The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Prepared for the 2012 Spring Workshop on Public Policy Process （WOPPR） series on "Digging Theories in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Management"，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University of Colorado-Denver. 28 March，2012.
[3]同上.
气候变化案例范文5
气候变化是一个重大的国际问题，它涉及能源利用的数量与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方式，对全球发展的影响深远。如今气候的不断恶化给全球的经济社会发展敲响了警钟，因此扭转全球变暖的趋势，创造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保护环境越来越被全球所重视。发展低碳经济，采取温室气体低排放措施以减缓气候的变化也成为了全球共同努力的目标。2009年12月7日到18 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超过85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192个国家的环境部长出席了此次会议。在此次会议上签订的《哥本哈根协议》是继《京都议定书》到期后，应对未来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的新的协议，代表了世界各国为合作对抗气候变化所做出的努力。
低碳经济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在英国2003年的《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白皮书中。低碳经济是指实现温室气体低排放的同时兼顾经济的稳定增长。英国作为发展低碳经济较早的国家，在低碳审计方面的发展相对较为完善。英国环境审计委员会2009年的工作报告中，明确了低碳审计的动因、目标与内容，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低碳审计框架。
我国在经济稳步发展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的问题，早在2005 年我国政府就相继出台了《可再生能源法》、《节约能源法》、《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循环经济促进法》等重要文件，把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纳入“十二五”规划中，同时，制定了相关的低碳政策措施，包括中央、地方各部门、企业层层分解落实节能减排指标，实行目标责任制；通过信贷、土地两方面的控制来提高环评标准；加大财税工具的支持；推动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示范园区的规划建设等。
二、低碳经济背景下政府绩效审计的目标
明确政府绩效审计的目标是开展政府绩效评价的基础。根据低碳经济的要求，政府绩效审计的总体目标是通过政府的绩效审计监督，促进低碳政策的实施和低碳技术合理有效的应用，以达到低排放、低能耗、低污染的目的，保证经济社会健康的发展，促进可持续发展。
一般来说，绩效审计的目标围绕所谓的“3E”审计，即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来确定的。经济性是指对一项活动在保证其质量的前提下，将其资源消耗的成本降到最低。低碳经济建设下政府绩效审计的经济性目标主要是指政府是否合理控制低碳项目或产品的财政支出和相关的审计费用。效率性是指投入资源和产出成果之间的对比关系，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以最小的资源消耗得到最大的产出。就现阶段低碳经济建设而言，其效率性目标主要是指保证低碳项目或产品的财政资金的投入产出比例，确保低碳项目实施过程的真实有效以及找出低碳行为低效率的原因。效果性目标强调的是实际效果与预期目标之间的关系，追求效果的最优化。也就是说，低碳经济建设的政府绩效审计的效果性目标与政府低碳经济建设的目标是联系在一起的，主要有低碳政策的实施是否有效果；政府对于低碳的财税减免是否有效；低碳项目或产品是否达到的低排放、低能耗、低污染的目标；中央、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是否履行低碳责任；低碳财税减免政策是否合理有效；公众对低碳经济建设是否满意等。
三、低碳经济背景下政府绩效审计的内容
（一）完善政府绩效审计的制度规范 首先，需要加快低碳经济建设的政府绩效管理的法制化建设步伐，在相关法律中增加绩效管理的条款。我国从2005年开始就陆续出台了《可再生能源法》、《节约能源法》等相关法律和文件。这些法律和文件虽然可以成为低碳审计理论与实践的依据，但尚不完善，低碳审计没有足够的依据可循。因此，必须完善低碳审计法律体系，加强低碳审计的法律地位，增加政府绩效管理的约束力。其次，建立政府在低碳绩效审计方面的评价原则和评价指标体系，完善绩效评价标准体系。现阶段，政府的低碳绩效审计没有完善的标准可遵循，因而影响了政府绩效审计的效果。完善的政府绩效评价标准体系是保证低碳经济建设效果的关键。最后，制定政府相关机构和人员在绩效管理中的工作制度与规范，明确职责和分工。
（二）建设政府绩效审计监督取向 在进行低碳经济建设时，政府的绩效审计应该考虑环境的因素，把环境审计与政府绩效审计结合起来。要遵循科学性、实用性、可操作性、统一性、灵活性、完整性原则、符合长期利益原则和动态完善原则。
（1）低碳政策制定和执行情况审计。低碳政策的制定情况的审计主要有低碳政策、法规、制度的制定是否科学，是否符合低碳经济建设的目标；相关的政策规定是否合理，如审查相关低碳产品的标准制定是否合理，审查选择的交通工具，材料，设备等是否符合低碳的要求等。低碳政策的执行情况审计主要有低碳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是否与原有的目标有分叉；审查相关的政策是否具有可行性；审查相关政策法规执行的效果，如审查被审计单位在节电，节水等方面的措施是否得力，成效是否显著，审查低碳经济发展中，公众对环境的满意度，以考察相关政策实施产生的效果等。从中发现低碳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予以反馈，促进政策的修订和管理，提高低碳经济的政策法规实行的效果。
（2）低碳项目财政资金的审计监督。低碳经济的建设需要政府的主导。目前，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体系尚未成型，因此，在现有阶段发展低碳经济，政府的低碳政策多为财政支持，财政补贴政策，比如，税收减免，信贷贴息；这些多为直接的资金支持。因此，审查政府为低碳经济建设所投入的财政资金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是政府绩效所需审计的范围。第一、政府部门财政预算方面的审计。一是财政预算的编制是否符合低碳经济建设的要求。二是财政预算中用于低碳项目或产品部分资金的比率。三是财政预算编制的环节是否符合低碳的要求。第二、政府为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资金运用情况的审计。一是审查资金是否是为低碳项目或产品而划拨。这里主要是审查低碳项目或产品与低碳经济建设目标的是否符合。二是审查资金运用是否真实。审查用于低碳经济建设的资金是否真实到位，是否存在挪用等现象。可以使用资金到位率等反应资金是否足额到位的效率性指标。三是资金的使用效果。审查投入了资金的低碳项目或产品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可使用资金的成本效益比这一比率。四是用于政府低碳项目或产品审计费用是否合理。可以使用审计费用占政府在低碳经济建设中投入资金的比率这一指标，用以审查其资金运用是否经济合理。
（3）低碳项目或产品的审计认证。欧美一些国家主要通过税收激励政策来发展低碳经济，通过税收鼓励环保、高效、节能的车辆、使用节能设备、采取节能措施、进行低碳技术开发等。而对这些低碳项目或产品进行税收减免的前提是存在低碳的产品，或开展了相关的低碳项目，存在低碳经济行为与交易。因此，审计人员必须对这些低碳项目或产品进行认证，主要包括是否是低碳产品、低碳产品是否达到相关标准、是否发生了低碳行为与交易等。
四、低碳经济背景下政府绩效审计方法的理性选择
（一）审阅法 审阅法是指审阅与被审计事项相关的内外部文件资料，从中获取有关信息。审阅法是政府绩效审计中最基本的方法，在审计过程中的每个阶段都有广泛的应用。审阅相关的文件资料，有助于审计人员掌握大量有用的信息，有助于审计人员进行下一步的深入分析。在低碳经济建设中，政府绩效审计可采用审阅法审阅相关文件，比如，审阅相关的财务收支计划来审查低碳项目资金的运用情况等。
（二）调查法 调查法是采用特定的调查形式，从特定的群体中采用获取信息的方法。调查法获取的信息方式往往是非交互的，可用于收集题材广泛的数据资料。。具体来讲， 调查法可以分为全面调查、抽样调查、问卷调查、网上调查、自行调查、委托调查等。就低碳经济建设的政府绩效审计而言，主要可采用问卷调查法和抽样调查法，并且可以充分发挥网络等电子传媒的作用。
（三）案例分析法 案例分析法是对抽样调查法的补充。抽样调查法通过从总体中选取一定量的样本，根据对选取样本的调查情况推断总体的情况，获取有关被审计事项的信息。因此，为了获取更多的深层次的信息，可以通过案例研究的方法对抽样调查的方法进行补充。通过对特定案例的分析，将一般统计数据与深入的案例研究相结合，使审计人员获取充分的推断信息，从中得出比较准确的审计结论。我国在几个地区建立了低碳经济发展的试点，如：昆山低碳示范经济园区等，针对这些试点，可以作为案例，审查其低碳经济发展的情况，从而得出有效的审计结论。
（四）走访观察法 走访观察法师审计人员根据现有资料的缺陷，需要进一步验证其可靠性，而从外部获取信息的一种方法。在政府绩效审计中，审计人员如没有现成的资料可供利用或者需要进一步验证相关资料的可靠性，就需要从另外的途径来获取信息。实地观察法可以使审计人员从被审计事项发生的现场获取第一手资料。低碳经济建设中，审计人员可以通过走访观察相关的部门单位来审查其低碳经济建设的效果。
（五）统计分析法 统计分析是绩效审计中用来了解状况、进行分析的常用方法。在评价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时，经常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分析其中各因素的影响、确定其中的因果关系或者找出存在的差距及原因。它以定量分析的形式提供证据，具有客观、准确的特征。获得数据资料的途径可以是检查被审计单位的文件以及政府部门公布的数据、文献检索等。
实施政府绩效审计需要灵活的选择和应用各种方法。以上五种方法可视低碳经济建设下的政府绩效审计的目标选择一种或几种交叉使用。
参考文献：
气候变化案例范文6
有人认为原因在于严峻的气候变化，也有人认为人类才是始作俑者。除了这两种主流观点外，人群中还蔓延着关于“快速杀手”的猜测，比如，当时陆地上肆虐着一种超强接触性传染病，或者突然爆发了一场类似6500万年前毁灭恐龙的宇宙灾难。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场“杀戮”和哺乳动物的灭顶之灾？人们难免心存恐慌――如果再次发生类似事件，那下一个灭绝的物种会不会是人类？
带着这些疑问，科学家们开始从源头寻找答案。
开端的好光景
上个冰河世纪始于11万年前，结束于1.15万年前，前后历时大约10万年。目前，地球正处于温暖期――全新世之中，但在许多学者看来，我们也不能太乐观，因为它有可能只是另一个大约持续1万至1.5万年的间冰期（两次冰期之间气候变暖的时期）。
通常，在一个冰河世纪的开端，气候都相对温暖，就像我们今天这样。但是，天气会逐渐变冷，北风越来越寒冷刺骨，植被也悄然发生着变化――松树林从山顶扩张到山腰，并且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取代阔叶林；亚洲广阔的平原变成冻土，巨大的陆块也变成了贫瘠而寒冷的冰漠。海洋上的水汽蒸发到陆地上空形成降雪，从而使冰盖的厚度不断叠加，简直就是现实版的“雪上加霜”；冰川从山顶蔓延到低地；随着水不断变成冰，海平面下降的幅度将超过120米……
对于人类来说，这无疑是一场灾难。但对于动物来说，这并不算坏事。比如，那些习惯在欧洲生活的动物可以暂时逃到非洲去避寒，直到气候再次变化。就像以往的冰河世纪那般，即使是最冷的时候，在一些不结冰的地方也并不荒凉――虽然没有人烟，却广泛分布着许多不同种类的动物，比如，麝香牛、驯鹿、旅鼠、北极狐、长毛犀牛和猛犸象等等。
科学家发现，至少在11万年前，当上一个冰河世纪开始的时候，这些动物的种群繁衍都十分正常。
幸运者和失败者
但是，在大约三四万年前，这种好光景发生了变化，动物们的灾难降临了。
许多大型哺乳动物的数量开始减少，直到最后“硕果仅存”或甚至完全消失――在整个欧亚大陆，36%的大型哺乳动物灭绝了，而这一数字在北美洲更是高达72%，澳洲的损失也十分惨重，只有非洲的情况相对稳定。
今天，我们只能从化石中认识许多曾存在于地球上的奇特物种，诸如剑齿虎、乳齿象等等。还有一些物种虽然依旧存在，但分布地点发生了巨大变化。诸如骆驼和马，目前，在它们的家乡北美洲已经找不到它们的身影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值得人们注意――在冰河世纪，猛犸象曾广泛分布在北半球各地，虽然后来它们也随着大规模哺乳动物的灭绝而消失，但还有一个“矮子”品种并未灭绝。这些矮个猛犸象努力地在北冰洋上的费蓝格尔岛一直留存到大约7000至4000年前才彻底消失。
为什么有些物种活了下来，而有些却永远消失了？人们关于气候、人类活动、宇宙灾难等原因的猜测究竟对不对呢？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遗传学家选择了6个物种（其中3个消失了，另外3个仍然存在），并从它们的骨头、牙齿、角和排泄物中分别提取了DNA进行分析。
是气候变化，还是人类活动？
首先，为了检验气候对哺乳动物的影响，学者们开发了一种独特的模型。它能够显示这6个物种在过去5万年前的生活区域及物种数量。结果正如一些学者猜测的那般，动物数量的增减的确与气候变化以及可栖息地面积相关。
但随着更加细致和深入的研究，学者们还是发现了许多例外，似乎并不是所有物种数量都会随着气候的变化而变化。而且，即使是同一个物种在类似气候条件下，其数量变化也因生存在不同的大陆而有较大差异――比如，驯鹿在北美和欧洲的数量变化就非常不同。
这能说明什么呢？学者认为，这意味着气候变化应该是动物灭绝的一个原因，但绝不仅仅是唯一的原因。
于是，科学家们将目光瞄准了第二个可能性――人类。
换句话说，人为捕猎很可能是造成动物灭绝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为了验证这种猜测，科学家们在地图上标出了这些动物与人类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重叠处。结果发现，人类活动的确在某些动物的命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比如几千年前，长毛犀牛在欧洲灭绝了。而恰好在那个时期，它们与当地人拥有一段生存重叠期，而在其他没有人类活动的区域，长毛犀牛则未发生灭绝。
除此之外，研究人员发现，野马和北美草原野牛的命运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更加明显。无论是从时间还是空间上看，这两个物种在北美的分布和数量变化都与人类的出现拥有明显的重叠。也正是在那个时期，野马和北美草原野牛的数量急剧下降。与此同时科学家们还在石器时代人类西伯利亚的定居点发现了大量野马和北美草原野牛的捕猎遗骸。总之，这一系列的研究都表明，人类活动与哺乳动物大规模的死亡脱不了干系。
但是，科学家们还是在研究人为活动的过程中发现了例外――比如，麝牛在大规模死亡的时间内，人类活动并未对其产生影响。
可见，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还不足以解释一切。
物种竞争的可能
那么，导致冰河世纪大规模动物死亡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呢？
随后，科学家们又在来自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猛犸象、长毛犀牛、野马和北美草原野牛的化石样本中有了一些意外的发现。
通常在人们看来，食草类动物都比较挑食，它们几乎只吃自己喜欢和习惯的食物。比如，北美草原野牛就不会吃猛犸象的食物。但是，科学家们通过对动物排泄物DNA的研究发现，生活在同一区域的不同物种竟然食用了许多同样的食物。虽然每个物种喜欢的食物类型不同，但它们并不像人们先前想象得那般挑剔和“专一”，对于其他动物喜欢的食物，它们也“来者不拒”。
此外，研究人员还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北美，草原野牛的数量在一段时期内曾发生过一次锐减，几乎到了灭绝边缘。而后来，在北美的野马和猛犸象消失后，草原野牛的数量又神奇地恢复了。而在欧洲和亚洲，这种情况则刚好相反――野马幸存了下来，而草原野牛、猛犸象和长毛犀牛却消失了。
因此，一个新的可能性产生了――物种竞争。即使猛犸象成为了后来的幸存者，那么野马和北美草原野牛也有可能消失。所以，在遗传学家们看来，即使没有人类和气候原因，这种大规模的动物灭绝也在所难免。
可见，冰河世纪的哺乳动物灭绝并非仅由一个因素造成。虽然气候变化、人类活动、物种竞争等原因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一定还有其他因素在机缘巧合间起了作用，造就某些物种灭绝的原因实在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的。
而关于人们猜测的一场流行病或者一颗陨石的“快速杀手”理论，遗传学家认为这些都是无稽之谈。因为，这次哺乳动物的灭绝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前后绵延达数千年之久。
至于那些导致某些动物灭绝的关键因素和谜底，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的研究和发掘。
6种冰河纪动物的不同命运
北美草原野牛
北美草原野牛的命运也同样被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所威胁，但是，它们却顽强地活了下来。今天，我们在北美和欧亚大陆都能看到它们近亲的身影。据科学家研究，北美草原野牛能幸存的首要原因是其拥有长距离跋涉的强健体魄和能力。因此，它们能够在“人畜罕至”的地区找到食物。加上其它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绝，也为它们留下了诸多未被“开发”的食物和资源。
驯鹿
在上一个冰河世纪，人类对驯鹿展开了大规模的猎杀。同时，由于气候变化等原因，驯鹿也失去了85%的栖息地。在那个时期，同一地区的其它动物都相继灭绝了，但驯鹿却神奇地幸存了下来。据研究人员推测，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驯鹿在较早的时候就已经被人类驯养了，是它们对人类的“帮助”和生产用途替它们躲过了那一劫。而且，在这6种动物中，驯鹿的繁殖速度也是最快的。因此，在冰河世纪的极端压力下，它们才得以幸存。
长毛犀牛
在被研究的6种动物中，长毛犀牛是唯一没有在北美洲生活过的。但在上一个冰河世纪开始时，它们是整个欧洲和亚洲都广泛存在的动物。当冰河世纪结束时，气候变化导致它们的栖息地严重萎缩，长毛犀牛的数量也因此锐减，这直接导致了它无法避免的灭绝命运。而在欧洲，少量仅存的长毛犀牛则很有可能最终死于人类猎杀。
麝牛
在冰河时代，麝牛的分布十分广泛。但它们在冰河世纪末期也受到了气候变化的极大影响，导致其领地内种群数量急剧减少。然而，麝牛却还是幸存了下来。这也许是因为它们在远离人类捕猎的地方找到了无冰地区。由于不需要与其它食草动物争夺稀缺食物，这种隔离区也给了它们生存和繁衍的机会。
猛犸象
虽然人类在整个冰河世纪都对猛犸象进行了大规模的猎杀，但是在2.6万年前，这种动物在欧洲和亚洲的数量却增长了5倍。至于这种数量骤增而后却又集体灭绝的原因，学者们还未能找到证据和合理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