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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态损害评估范文1
关键词：船舶 油污损害 损害赔偿
一.船舶的概念
《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第2条第4款对"船舶"所做的描述为："系指在海洋环境中运行的任何类型的船舶，包括水翼船、气垫船、潜水船、浮动船艇和固定的或浮动的工作平台等。"《海商法》第3条规定："本法所称船舶，是指海船和其他海上移动式装置，但是用于军事的、政府公务的船舶和20总吨以下的小型船艇除外。"
二.相关国际立法及实践
（一）与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相关国际公约
1967年"Torrey Canyon "号油轮漏油，船上装载的10多万吨的原油，有过半入海。此次事故造成损失约为1500万美元，仅清污费用就高达300万美元。该案在美国审理，适用1851年《船舶所有人责任限制法》实行船价制，船舶所有人仅需赔偿剩余的价值50美元的救生艇即可。最后通过协商以300万美元解决，但受害人只得到了1/5的损害赔偿。由于当时没有对于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的统一国际立法。因此，赔偿多少及损失的计算便成为难题。从此，开始了国际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的国际立法。
1.《1969年民事责任公约》及其议定书
《1969年责任公约》内容有：（1）实行严格责任原则 ；（2）船舶所有人的责任限额；（3）船舶所有人负有强制保险的义务；（4）规定诉讼时效。；（5）规定赔偿范围。之后在1976、1984和1992年进行了修订。1987年责任限额的计算单位由金法郎改为特别提款权.1992年议定书扩大了船舶的使用范围，适用范围扩大到专属经济区并提高了赔偿限额。我国于1999年1月5日加入该公约，2000年1月5日对我国生效。
2.《1971年基金公约》及其议定书
《1971年基金公约》制定是由于《1969年责任公约》实行责任限制，在发生重大油污事故时，受害人经常无法得到充分的赔偿。因此，由石油进口公司摊款设立一个基金，专门组织进行管理。在责任人免责或是受害人无法得到充分赔偿的情况时，由基金代为赔偿。为弥补受害人的损失提供了双重保障。但适用必须以加入《1969年责任公约》为前提。与《责任公约》的修改同步，逐步提高了对受害人的赔偿数额。
3.《1996年国际海上运输有害有毒物质损害责任和赔偿公约》
在对油污损害统一规定后，国际社会更多关注有害有毒物质上，并在1996年通过《1996年国际海上运输有害有毒物质损害责任和赔偿公约》，将几乎所有的在国际公约中列出的有害有毒物质包括在内，将损害的范围扩大到除直接损失之外的因毒气、火灾等引起的损害。
4.《2001船舶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国际公约》
《2001船舶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国际公约》的特点在于对非油轮燃油进行了规定，以弥补《民事责任公约》在此方面规定的缺失。公约没有设立赔偿基金，便在责任主体方面进行了扩充，将责任主体扩大到船舶所有人、光船承租人、船舶的管理人和经营人。
（二）美国立法实践
2010年4月20日，美国墨西哥湾1500米深水钻井平台"深海地平线"发生爆炸引发大火，导致石油以1万多桶的速度流入墨西哥湾，总计漏油量达到490万桶。2010年12月，美国司法部长宣布，美国政府已对BP公司等9家企业提出民事诉讼，索赔要求上不封顶。美国政府的主体资格体现在《清洁水法》修正案的规定中，总统或州的授权代表可作为自然资源的托管者，就修复费用求偿。OPA1990对索赔主体规定为：指"依据油污法提出损害赔偿的任何人和政府"。
OPA1990赔偿范围包括：恢复原状的费用；自然资源恢复期的价值减损和评估费用等。相较于国际公约范围更宽泛。为评估索赔数额，美国政府授权内政部、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制定了自然资源损害的评估规则，依损害程度来量化赔偿金额。专门设立了溢油责任信托基金，油污损害均可适用。分为基本基金和应急基金。前者用于事故发生后索赔进行中，后者在油污损害发生时用于紧急清污等及时反应的行动中。
基于上述法律规定和美国政府的督促，2010年5月英国石油公司承诺对旅游业受到重创的佛罗里达等四个州共计4000万美元的补偿。并设立200亿美元的基金来支付各种索赔和恢复环境。
三.我国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的立法现状及缺陷
（一）我国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立法现状
1.《宪法》及《民法通则》
《宪法》第 26 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民法通则》第 124 条规定，违反法律规定，污染环境导致他人损害的，须承担民事责任。两部法律都原则性的规定了环境污染的问题。
2.《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海环法》对海洋环境的保护进行了全面的规定，并在第八章针对船舶及海上钻井平台对海洋环境造成的污染损害进行了规定。根据《油污防备、反应和合作公约》，规定了海上溢油和船舶重大溢油事故应急计划，制定部门和备案。并在第90条规定了责任人在发生事故时的责任及免责条款。
3.《海商法》
《海商法》并未对船舶油污损害赔偿进行具体规定，只是对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在第十一章予以规定。该法又将船舶划分为是涉外及国内两个标准，对适用《海商法》的船舶，该法本身对责任主体、赔偿范围等又无明确的规定。
4.《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
2010年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第一次全面系统的对船舶污染损害问题进行规定。第35条明确了"船舶污染事故"的定义。在条例开始明确了我国各行政部门对船舶污染事故所应履行的职责，事故发生时的应采取的应急措施。第七章规定了船舶污染损害赔偿事项，包括赔偿原则、责任限额、保险制度和基金制度。
（二）我国船舶油污损害赔偿中存在的问题
2011年6月有微博爆料，由中海油和美国康菲石油公司全资子公司康菲中国合作开发的位于山东渤海湾的蓬莱19-3油田的B、C平台发生漏油事故，污染了周围海域840平方公里，使海水质量由一类降到了劣四类。截至到11月C平台仍有油花不停地漏出。污染面积已经扩大至5500平方公里。8月国家海洋局正式宣布提起公益诉讼。12月底天津法院首次受理养殖户提起的损害赔偿案件。在这次严重的事故中各方应对紧急污染事故的反应暴露了我国的不足。
1. 主体的认定问题
《物权法》第46条及《海域使用管理法》第3条都规定了海域的所有者是国家。《海洋环境保护法》第5条赋予国务院国家海洋行政管理部门、国家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海洋环境保护和监管的权力。第90条赋予具有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的权利。问题是油污的扩散波及到了省市所在的海域时，存在管辖冲突的问题该如何处理，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在责任主体方面，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为"侵害人"，《海环法》第90条只提到"责任方"，赔偿原则是"谁污染，谁赔偿"，但对"污染者"并未明确界定，实践操作中很难认定。
2.赔偿范围不明确
2007年4月9日，由国家海洋局公布的《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 （以下简称《技术导则》）明确规定了海洋溢油生态损害的定义，并将损害对象进行了详细的划分。2010年拟定《海洋生态损害国家索赔条例（草案建议稿）》直接或间接规定了索赔范围。问题是前者国家海洋局作为行政部门只能作为法律判决时的参考。后者还处在拟定阶段，尚未。
法律适用方面，我国加入的国际公约《1969年民事责任公约》1992年议定书、《2001燃油公约》以及国内法《海环法》都对"海洋生态"和"海洋生态损害"没有明确定义。在没有明确概念的情况下，对上述康菲赔偿的生态修复费用是如计算而来？该如何赔偿？渔民损失该如何赔偿都是待解决的问题。
3. 赔偿数额少，评估依据不足
事故中所涉及到的赔偿数额包括以下几项：养殖户诉康菲中国、中海油损害赔偿案，索赔数额是2.347亿元；经行政调解后，中海油以及康菲中国出资10亿元人民币用于解决赔偿、补偿辽宁、河北部分养殖生物及渤海天然渔业资源受损问题；康菲中国出资10.9亿元，赔偿溢油事故造成的海洋生态损失。中海油出资5.93亿，总计16.83亿元。以上赔偿乍眼看去每项都是很大的一笔赔款，但是真的落到实处的又是多少？渔民索赔正处于诉讼当中，行政调解后的出资也尚未落实。
4.基金制度尚未形成
2011年9月，康菲中国宣布设立赔偿基金，于2012年4月出资10.9亿元，主要用途是赔偿渤海湾漏油事件对海洋生态损害造成的损害，赔偿款将由国家海洋局统一支配。同时设立环境基金，康菲中国和中海油分别出资1亿元和2.5亿元，用于辽宁、河北渔业资源损害的调查、评估和修复，资金交给两省政府进行管理。这与康菲声称的基金管理人由中立和广受尊重的个人组成并负责受理和审核索赔申请，以及基金落实交给独立的第三方定期审计是截然相反的。
四.我国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的完善
1.明确主体
对于索赔主体的认定，我国法律对于不同行政部门的职责已有了相应的规定，但是对于存在油污进入的不同省份海域管辖权冲突时该如何解决，仍需要法律进行具体的完善。本人认为，海洋管辖权是按照省份的区域划分的，当存在管辖冲突时，可以由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即国家海洋局来处理。这样就避免了不必要的各行政部门的推诿。在认定责任主体方面，可以借鉴美国 OPA1990 将责任主体的范围进一步的扩大。将光船租赁人和船舶经营人纳入到责任主体之中。这样可以可以保证受害人得到充分的赔偿，同样也可以减轻责任主体的经济负担。
2.扩大油污损害赔偿范围
我国法律应该明确海洋环境损害和海洋生态损害概念，概念的完善有利于赔偿范围的确定，在《1969年民事责任公约》1992年议定书中，赔偿范围已经包括了船舶污染的直接损失、预防措施的费用及预防措施造成的进一步灭失或损害和环境恢复费用。美国的OPA1990更将恢复环境问题的长期性和持续性考虑进去。公约及美国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因为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与恢复是无法用金钱来量化的，只能长期的坚持保护为改善，都需要资金的支持。
3.确立评估程序的法律地位
海洋环境损害的评估难度较大，但随着评估技术、法律规定的不断完善，一定会找到更加科学合理的方法。《技术导则》是在借鉴的基础上制定的关于如何对溢油事故的调查、处理及生态损害费用进行赔偿评估的依据。在我国的立法进程上，可谓是一大进步。但最大的问题在法律地位，要法律中明确规定对《技术导则》的适用。并借鉴美国在油污损害事件中根据事件污染程度的不同，采用不同的评估程序，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4.完善我国的油污基金制度
来基金的来源方面，根据《基金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规定，我国管辖水域内接收从海上运输石油的货主，每接收一吨石油，需要向基金缴纳 0.3 元。再通过法律，将基金产生的孳息、污染者的罚款及追偿的赔款都纳入到基金之中，扩充基金数额。在用途上，借鉴美国的做法，分为主要基金和应急基金。主要基金用于海水水质，海洋生态环境等进行调查、勘探，以及帮助恢复海洋生态环境。应急基金则在事故发生时，进行紧急反应救援，垫付清污费用。基金由独立的管理委员会对基金进行管理，具有法人地位，是赔偿诉讼的一方当事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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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态损害评估范文2
关键词：海洋油气开发；污染赔偿制度法律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04-0224-02
随着地球人口数量爆炸式增长，有限的陆地资源已无法满足急剧攀升的人类需求；另一方面，科技的跨越式发展也为人类探索、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提供了客观技术条件。因此，近年来，地球迎来了新一波的海洋开发热潮。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一次接一次，越来越严重的海洋污染事件。1967年，托利。勘庸号油轮在英国附近海域因触礁搁浅而发生严重原油泄露污染事故，对当地生态造成严重影响。2010年4月20日，英国石油公司所属一个外海钻井平台故障并爆炸，造成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海洋污染事故-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事故发生后，漏油点附近大范围的水质受到污染，大量海洋生物及鸟类都受到严重影响，患病或死亡。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及阿拉巴马州渔业更是陷入灾难状态。在中国，据国土资源部不完全统计显示，仅在“十一五”期间，我国就发生海洋石油气勘探开发污染事故41起。而刚刚进入“十二五”时期，就在2011年06月21日前后，美国康菲公司所属蓬莱19-3油田出现严重漏油事故，已形成“劣四类”海水面积超过840平方公里，对渤海海洋环境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污染。除去对海洋水质的破坏以外，漏油事件本身还会对周边物种生态、渔业水产养殖乃至于沿海居民健康构成持续性的影响。
尽管我国早在2000年就正式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对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防治作出了相关规定。但是，由于当时海洋油气勘探开发项目多处于试验阶段，对未来面临的困难准备不足，一些方面规定的不够全面、精确。特别是对污染损害赔偿制度方面，现行《海洋环境保护法》只在第九十条做了原则性规定，根本无法应对现在日益频发的海洋污染事故。康菲石油公司露油事件发生后，由于相关法律制度缺失，受损渔民求偿过程中面临取证，定损，费用等方面的困难。此外，信息披露的滞后与缺失不仅造成部分渔民的二次受损还使国家海洋局面临着行政诉讼。甚至随后由国家海洋局代为发起公益诉讼都面临很大的法律障碍，凸显出我现行海洋环境污染赔偿制度亟待改善。
1海洋污染的定义
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海洋环境污染损害，是指直接或者间接地把物质或者能量引入海洋环境，产生损害海洋生物资源、危害人体健康、妨害渔业和海上其他合法活动、损害海水使用素质和减损环境质量等有害影响。”造成污染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船舶造成的污染；海洋油气开发对海洋造成的污染；工厂对海洋的污染。
2关于海洋油气开发污染损害赔偿责任的国际立法现状
最早规范海洋原油运输的法规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国际海事组织（IMO）的前身“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IMCO）的领导下于1954年制定了《1954年国际防止海洋石油公约》（简称《伦敦油污公约》）。公约规定禁止15总吨以上的油轮和500总吨以上的其它船舶在离岸50海里以内排放油类或油类混合物。这也是海洋环境保护的第一个国际公约。1969年，托利•勘庸号油轮露油事故发生后，举世震惊。国际社会开始反思制定措施防止船舶污染及如果发生损害后如何赔偿的必要性。为此，IMCO于1969年11月10号至29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了海上污染损害国际法律会议，通过《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故公约》。解决了当时面临的最棘手的法律问题，即在公海发生油类污染事故时，沿岸国政府有无权利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以防止、减轻或消除对其沿岸海域或有关利益方产生的油污危险或威胁以及它们的后果。同时《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规定对船舶所有人实行严格责任，并将赔偿限额相比于1957年的规定提高一倍。随后《1971年设立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国际公约》（简称《基金公约》）设立了一只国际基金以减轻船舶所有人由于海上事故而引起油类污染赔偿所应承担的责任和额外补偿受害者的损失，以及后续的《1972年联合国环境大会宣言》要求停止倾倒有毒物质和环境不能吸收的其他物质，国家尤其应防止海洋污染等都对防止海洋油污染作出了规定。到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通过，在历史上第一次为各国规定了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一般义务，并进一步要求各国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减少和控制任何来源造成的海洋环境污染，并根据不同的污染来源作了不同的规定。我国参加的国际海事组织于1990年通过了《国际油污防备、反应与合作公约》（简称《油污防备公约》），随后又通过的《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的1992年议定书》（简称《CLC公约》）和《2001年国际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这些国际公约也对防治海洋油气污染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3我国现行海洋油气开发污染损害赔偿立法
3.1国内海洋油气开发污染损害赔偿法律
1999年12月2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是有关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根本性法律。其第四十一条规定“凡违反本法，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本法第五条规定的有关主管部门可以责令限期治理，缴纳排污费，支付消除污染费用，赔偿国家损失，并可以给予警告或罚款。”在第九十条又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并赔偿损失。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赔偿要求。”《民法通则》第一一七条第二
款规定:“损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并应当赔偿损失。”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然而，上述法律仅对海洋污染损害赔偿问题做了原则性的规定。
3.2海洋油气开发污染赔偿行政法规
国务院2009年公布的《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对海洋工程建设做出了相关规定，并明确了因海洋工程建设而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责任。该条列第五十六条中明确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赔偿损失。完全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者过失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由第三者排除危害，承担赔偿责任。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事故，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主管部门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和本条例的企业、事业单位、作业者，可以责令其限期治理，支付消除污染费用，赔偿国家损失;超过标准排放污染物的，可以责令其缴纳排污费。”
3.3海洋油气开发污染赔偿地方性法规
随着全社会对海洋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近年来，部分沿海省市也出台了相应的法规来规定海洋污染赔偿的相关事宜。2004年通过的《浙江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造成海洋污染损害的责任人，应当消除危害，并向受损害方赔偿损失。”同年，《山东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并赔偿损失。对造成重大海洋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006年通过的《江苏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工程建设项目未采取海洋环境保护或者海洋生态修复措施的，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法责令停止违法作业、采取补救措施，并处以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不处理作业、经营产生的污染物、废弃物，污染海洋环境的，由依法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责令清除其使用的海域范围内的生活垃圾和其他固体废弃物，并可以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3.4我国加入的相关国际公约
为了防治海洋环境污染，我国先后加入了《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的1992年议定书》和《2001年国际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但是，这两个公约只适用于“污染损害系指油类从船上溢出或排放引起的污染在该船之外造成的灭失或损害，不论此种溢出或排放发生于何处”，对海洋油气开发工程项目造成的的海洋环境污染并不适用。
4现行海洋环境损害赔偿法律的缺陷
4.1相关法律规定太笼统，缺乏相应实施细则
康菲石油公司露油事件发生后，康菲公司究竟触犯了哪些法律应当受到哪些惩罚，不仅是那些受到此次露油事件影响的人所关心的问题，更是引起了全社会广泛的关注。但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国家海洋局只是依照《海洋环境保护法》对其作出最高2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决定。中国浩如烟海的法律条文中，或许现在可以适用的只有《海洋环境保护法》、《侵权责任法》等少数法律。反观美国，墨西哥湾露油事件发生后，英国石油公司不仅花费巨资进行油污清理，还设立了200亿美元的赔偿基金，保证任何可能受到的损失都在发生后得到合理赔偿。
康菲事件发生后，国家海洋局向康菲公司提出生态索赔。然而，国家海洋局的求偿主体资格和程序正当性却招到质疑。一方面，在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中规定的是“有关单位”或“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为海洋污染赔偿的求偿主体，并没有明确具体的机构；另一方面，按照中国海洋管理范围划分，国家海洋局负责海水生态环境污染，海事部门负责商船、港口水域，农业部负责渔船、渔业污染，环境保护部负责管理岸边水域，近岸地区则由地方政府出面，这样一来，国家海洋局能否代表全部利益相关方进行生态索赔令人心存怀疑。
4.2赔偿标准缺位
如何确定海洋污染赔偿及生态恢复费用的标准是全世界海洋污染赔偿制度面临的法律难题。因为一方面海洋自身具有净化功能，部分污染物会随着海洋生态系统循环而自动消除，这部分是否应该赔偿，怎么赔偿是个问题；另一方面，海洋污染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并由此带来对海洋生态系统长期而潜在的影响，这种影响如何评估，如何补偿？对此，我国也并没有一个法律上的标准，给海洋污染赔偿造成很大的法律障碍。2002年“塔斯曼海号”溢油事件就是很好的例子。在中方开庭审理后，肇事的外籍船员质问我方提出的赔偿金额的法律依据，我方却给不出。因此，尽快制定海洋污染赔偿和生态恢复费用的标准是十分必要的。
4.3信息披露义务缺失
据媒体报道，在此次康菲石油公司露油事件中，很多渔民由于不知道是因海水水质受到污染而引起养殖的鱼虾大量死亡，在康菲公司隐瞒不报的时间段，又投入了新的鱼苗进而造成了渔民的二次损害。如果康菲公司能在发现露油的第一时间及早通报，很多沿岸渔民的损失就可以避免。很多国际公约已就此做了相关或类似的规定。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九八条规定:“当一国获知海洋环境有即将遭受污染损害的迫切危险或已经遭受污染损害的情况时，应立即通知其认为可能受这种损害影响的其他国家以及各主管国际组织。”又如《油污防备公约》规定“缔约各方同意确保将船舶、近海装置、海港的油装卸设施发现的油污事故，报告给最近的沿海国或主管当局，并告诉可能有被污染危险的邻国和国际海事组织。”但遗憾的是，我国尚未对信息披露义务作出明确法律规定。
4.4海洋油气开发污染损害刑事立法不足
相对于世界多数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刑法中专门的海洋环境污染罪责，我国现行刑法对在环境保护方面存在很多不足，仅在第三百八十八条和第三百八十九条规定造成重大公私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等情节严重的后果时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这两条刑法规定过于原则化，缺乏具体的操作标准，给实际运用造成很大的困难，难以发挥刑法的威慑作用。
5对完善我国海洋油气开发污染赔偿法律制度的建议
（1）修订《海洋环境保护法》，完善相关法律，明确海洋油气开发污染赔偿的法律细则，增强其操作性。
当今世界处理海洋油气污染损害赔偿主要存在三种法律体系，基金公约体系，美国完整国内立法体系及加拿大的二者并行体系。鉴于我国尚未加入《基金公约》，美国的此类法律制度是我们最好的参照。美国关于海洋油气开发污染损害赔偿的法律主要有1973年《濒危物种法》，1977年《清洁水法》，1980年《广泛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以及1990年《石油污染法》。《广泛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规定了“谁污染谁负担”的基本原则，而且实行“可追溯的、严格的和连带多方的”责任，不仅直接污染者要负责，“潜在责任人”（包括污染项目以往的所有者、经营者和承租人）也要担责。此外，母公司，其控股的股东、公司高管，都有可能被追责。《濒危物种法》《清洁水法》和《石油污染法》具体地规定了确定赔偿对象，范围和数额的法律标准。我过完全可以借鉴国际社会和美国的成熟经验建立符合我国实际国情的海洋油气开发污染损害赔偿机制。
（2）加快海洋环境污染赔偿和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
海洋环境污染损害难以量化是个世界性的问题。但是包括我国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在内的世界各地有权立法的部门都作了有益的尝试。美国《石油污染法》规定了石油污染的赔偿范围和标准，该法规定赔偿分三部分：一，修复、恢复、替代或获取受损自然资源的类似等价物的成本；二，自然资源在修复期间价值的减少；三，评估费用。标准以“修复费用”计量，即不是计算石油污染造成的鱼类资源损失的市场价格，而是计算如果采取措施把鱼类资源恢复到污染前的水平要花多少钱。我国国家海洋局颁布的《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指出，海洋生态损害评估，应该包括海洋生态直接损失、环境修复费计算（包括清污费、修复费）、生物种群恢复费计算、调查评估费等4个方面。《山东省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费和补偿费管理暂行办法》绕开了难以计算的海洋非生物资源损失，把计算重点放在了渔类资源的损失量上，规定了相应的标准，即按照20年用海期限计算，每50公顷用海应当缴纳1000万元海洋生态损失补偿费。笔者认为，我国的这两个法规对当下如何确定海洋环境污染赔偿及生态补偿标准都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前者只是部门规章，后者也只是地方性法规，法律效力较低，应吸收其精华，尽快制定相关法律来应对日益复杂的海洋环境保护问题。
（3）从法律上明确各方及时信息披露义务。
为了避免因未能及时进行海洋污染事故信息披露而导致的损害，以及参照国际公约中相关的要求，建议从法律上明确责任各方的信息及时披露义务。将是否及时进行了事故信息披露作为有关部门对其处罚时的重要考虑因素，对由于未能及时披露相关信息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方从严从重惩处。
（4）完善海洋环境保护刑事立法。
《刑法》是防止危害人类社会行为的最严厉的、最有效的屏障。在《刑法》中加入海洋污染犯罪的具体内容和量刑标准对防治海洋油气开发污染，保证海洋污染赔偿和生态补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将严重海洋污染行为入刑可以有力保障海洋环境保护行政法律规范得到及时、正确的实施。因此，在《刑法》中补充海洋环境污染犯罪是完善海洋油气开发污染赔偿机制的重要举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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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态损害评估范文3
摘要：我国的海洋生态补偿机制还没建立，还面临诸多问题。补偿的方式、途径、依据、标准等都不完善，本文在分析发达国家海洋补偿机制的基础上，对我国海洋生态补偿机制提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海洋生态补偿 海洋生态补偿机制 国外经验 建议
一、海洋生态补偿的概念
所谓海洋生态补偿，即指以保护海洋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为目的，以市场和政策手段调节海洋生态资源环境保护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
二、我国建立海洋生态补偿机制面临的问题
（一）补偿主体和补偿对象的界定
补偿主体和补偿对象的界定是生态补偿机制的基础，是要解答谁补偿谁的问题。补偿主体和补偿对象都是利益相关者，补偿主体包括破坏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群体和分享因他人的贡献而增加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群体；补偿对象则包括原本享有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受到损害的群体以及对恢复和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有贡献的群体。
（二）补偿途径的选择
补偿途径指的是实现生态补偿的手段，通常包括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倾斜、环境资源税费、智力型投入、项目实施等。选择补偿途径应结合海洋资源开发活动的具体形式、补偿主体和补偿对象的特点等，并确保补偿效果具备持续性。
（三）补偿标准的制定
补偿标准是实现生态补偿的依据，制定补偿标准是要找出能被补偿主体和补偿对象共同认可的补偿额度，以达到改善或恢复生态服务功能，有效矫正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环境和经济利益分配关系。已有生态补偿理论研究和实践中，补偿标准通常用机会成本法、恢复成本法等方法计算，海洋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也可以参考这些方法。
三、外国海洋生态补偿实践经验
(一)美国
1．管理法规
1989 年，在阿拉斯加威廉王子港，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溢油事故——“瓦尔迪兹”号事件。该事件中高额的清污费和各种污染损失费促使了美国政府于当年的7 月颁布了《OPA1990》，建立了美国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机制。《OPA1990》法不仅颁布了防止船舶油污损害的专项法规，而且对责任人的确定、责任限制以及对损害的赔偿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2．赔偿基金体系
根据《OPA1990》，美国建立了国家油污基金中心（NPFC）和溢油责任信托联合基金（OSLTF）。该基金来源包括政府拨款、向接收水上运输石油的货主征收摊款、向造成污染的肇事船舶收取的罚款、基金运作的正当收益等，分为紧急基金和主要基金两部分。由于1989 年的EXXON 事件中泄露的原油对海湾生态系统以及自然资源破坏严重，因此在《OPA1990》中，明确规定了当地政府是国家自然资源的委托管理者即法人，管理者有权依据法律认可的自然资源损害计算方法计算出的结果对自然资源损害提出索赔，索赔的费用主要用于环境的恢复。
(二)加拿大
1．管理法规
作为世界上海洋航运业发达的国家，加拿大是最早的《CLC1969》和《IOPC1971》的缔约国之一。1971年，在加拿大的《航运法》中增加了关于溢油责任篇章，相应地建立了海上污染赔偿基金（MPCF），成为世界上最早通过立法建立赔偿机制的国家。1989 年对《航运法》进一步修改，使之适用范围更广，适用对象更多，而且新的船舶油污基金(SOPF) 代替了原有的MPCF
2．基金赔偿体系
由于国际公约在赔偿制度方面存在不足和欠缺，污染损害的赔偿范围有限，赔偿限额有时不足以使受害方得到充分的赔偿。SOPF 的建立显得更为重要，资金来源主要为石油运输货主交纳的摊款以及政府税收基金。它一方面管理国内基金，作为当事故发生后清污费和赔偿的第一支付手段，以保证清污作业顺利进行，为受害者提供快捷的赔偿。另一方面由SOPF统一与国际基金组织的联系，如交纳的摊款以及向船舶所有人和国际基金提出索赔等。
四、建立我国海洋生态补偿机制建议
（一）补偿主体与客体
生态补偿的法律关系主体是指有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和法人，分为“生态补偿的实施主体”和“生态补偿的受益主体”。开发活动中利用资源、造成资源耗损、治理环境污染过程的直接受害者是补偿的接受主体；生态建设过程中，直接创造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者也是生态补偿的接受主体。生态补偿客体有两大类：一是作为资产状态的自然资源客体；二是作为有机状态背景而存在的生态、环境系统——统称为自然生态客体。
（二)补偿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规定：国家实行海域有偿使用制度。单位和个人使用海域，应当按照国务院的规定缴纳海域使用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并赔偿损失；完全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者过失，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由第三者排除危害，并承担赔偿责任。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
（三）补偿标准
首先，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法是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本身的价值或者修正后的价值来确定生态补偿标准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主要运用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和生产成本法等方法估算出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进一步确定海洋生态补偿标准。其次，市场理论法是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看做一种商品，围绕商品建立一个市场，市场的买卖双方分别是生态补偿的主体和受体，由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生态补偿的价格。该方法目前主要应用于水资源的生态补偿和碳排放权交易等。另外，半市场理论方法以市场理论为基础，分别对生态补偿的主体和受体的单方面标准进行评估，找到其影响因素，最终确定生态补偿的标准，包括机会成本法、意愿调查法和微观经济学模型法等。
（四）补偿方式
按照实施主体和运作机制的差异，生态补偿可分为政府补偿和市场补偿两大类型。政府补偿是指通过政府的财政转移支持、政策支持等方式实施的补偿机制，具体包括资金、实物、政策、经济合作、人才和技术等支持。政府可以利用公共财政政策或者设立基金等方式实施生态补偿，也可以通过政策、经济合作、技术和法规等措施实施生态补偿。市场补偿机制依托市场法则来规范市场行为，将生态服务功能或环境保护效益打包推入市场，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降低生态保护的成本，实现生态保护的价值。但市场机制本身难以克服交易的盲目性、局部性和短期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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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态损害评估范文4
关键词：海洋溢油；海洋生态损害赔偿；索赔主体；康菲溢油事件
中图分类号：B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6-0078-06
随着国际海上运输的发展和海洋资源的勘探开发，海洋生态环境受到巨大的威胁，由船舶溢油和油井溢油导致的海洋溢油污染事故频发。2011年6月发生的“康菲溢油”事件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的海洋渔业财产损失和难以估量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本文结合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以“康菲溢油”事件所显现出来的法律问题和法律局限性为视角，探讨进一步扩大我国海洋溢油生态损害索赔主体范围及其法理依据。
一、现行法律关于海洋生态损害索赔主体规定的局限
（一）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规定
我国关于海洋环境保护的专门性法律是2000年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该法第90条第2款规定：“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第5条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作为对全国环境保护工作统一监督管理的部门，对全国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实施指导、协调和监督，并负责全国防治陆源污染物和海岸工程建设项目对海洋污染损害的环境保护工作。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组织海洋环境的调查、监测、监视、评价和科学研究，负责全国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和海洋倾倒废弃物对海洋污染损害的环境保护工作。国家海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所辖港区水域内非军事船舶和港区水域外非渔业、非军事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并负责污染事故的调查处理；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航行、停泊和作业的外国籍船舶造成的污染事故登轮检查处理。船舶污染事故给渔业造成损害的，应当吸收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参与调查处理。国家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渔港水域内非军事船舶和渔港水域外渔业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负责保护渔业水域生态环境工作，并调查处理前款规定的污染事故以外的渔业污染事故。军队环境保护部门负责军事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及污染事故的调查处理。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的职责，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法及国务院有关规定确定。”
（二）现行立法关于海洋生态损害索赔主体的规定过于原则化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为行政机关提起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提供了法律依据，明确了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行政机关有权代表国家行使海洋生态损害赔偿的诉权，使得行政机关可以作为国家的代表对海洋生态损害提起索赔请求有了法律依据。但该规定过于笼统和原则，到底应该由哪一级、哪一个行政机关代表国家索赔、行政机关之间应该如何明确各自的职权，法律对此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也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其诉权的范围包括哪些，其可以提出索赔的污染责任者包括哪些人以及损害赔偿的范围等。
虽然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第5条的规定，我国的海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主要包括国家环境保护部门、海洋部门、海事部门、渔业部门和军队环境保护部门等主管部门，但是由于有这么多个行政机关都对海洋环境具有监管权限，有时几个部门对同一个问题还有交叉、重叠的监管权，而且有时当损害发生在多个区域时，如 “康菲溢油”事件影响了环渤海的多个区域的海洋环境甚至给渔民造成损失，那么到底是由哪个区域的哪个行政机关来代表国家提起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呢？因此，在实践中就出现了不同的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例的索赔机关多样化的现象。例如，在1983年“东方大使”号船一案中，代表国家进行索赔的是环保和水产部门；[1]在1997年“海成”号轮一案中，代表国家进行索赔的是渔政部门；[2]在1999年“闽燃供2”号轮溢油案中，代表国家进行索赔的是环保和水产部门；[3]在2002年的“塔斯曼海轮”一案中，代表国家进行索赔的是海洋和渔政部门。[4]而在此次的“康菲溢油”事件中，代表国家行使海洋生态索赔权的又将是哪个行政部门呢？因此，有必要在法律中将能行使索赔权的海洋行政管理机关的具体职责范围确定下来，使它们分工明确，在发生具体纠纷时也不至于在由谁代表国家索赔的问题上发生相互推诿的现象。2002年的“塔斯曼海轮”事件中，天津海洋局代表国家作为索赔主体的地位曾多次遭到被告的质疑，并且在一审中生态损害赔偿请求被驳回，那么在“康菲溢油”事件中，应该由哪个行政部门代表国家行使海洋生态损害索赔权呢？如果代表国家行使生态索赔权的行政机关的诉讼遭到驳回，我国的海洋生态损害索赔权将很难得到保障。
（三）加拿大立法的启示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可以借鉴加拿大的有关立法，加拿大《海洋法》确立了渔业与海洋部为管理和协调全国海洋事务的牵头部门，统一负责全国的海洋管理工作。[4]渔业与海洋部主要负责综合性海洋事务的统筹和协调，制定综合性海洋政策和规划，管理渔业资源，保护海洋和生态环境等。我国也应该在相关立法中明确具体行政机关在监管海洋资源中的具体职能及权限范围，尤其是当发生海洋环境污染案件时，要根据具体案件类型、损害赔偿的种类以及损害发生的区域等要素来清晰明确地判断代表国家进行海洋生态损害索赔诉讼的具体机关。
二、海洋溢油生态损害索赔主体资格的法理分析
（一）传统的诉讼主体理论受到挑战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提起民事诉讼的主体必须要与客体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才能就遭受的相关损失提起民事诉讼，即诉讼主体必须是所谓的“直接利害关系人”。这里所说的损失是指由于民事违法行为而导致的直接的财产损失和人身损失，而没有包括本文讨论的生态损失或环境损失。因此，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由于海洋溢油受到人身（这类损害相对较少，但也不能忽略不计）和财产损失的当事人，如渔民当然可以向海事法院提起海洋溢油污染损害赔偿之诉讼，要求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但是他们却无法要求国家给予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因为海洋生态损害对他们来说没有直接的只有间接的甚至没有近期的只有远期的影响。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也规定了，受害人可以对由海洋污染造成的人身及财产损害提讼，但却没有规定受害人可以对海洋生态损害提讼，这与海洋生态损害侵害对象的多样性和广泛性的特点不相符。
因此，随着我国海洋生态损害赔偿纠纷的逐渐增多以及司法实践的不断发展，传统意义上的诉讼主体的相关理论受到挑战和人们的质疑。[5]根据我国目前海洋溢油事件的发生频率以及处理结果来看，对于我国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都是极为不利的，因此，为了更好地保护我国的海洋生态环境必须扩大海洋生态损害索赔主体的范围。而要扩大我国海洋溢油生态索赔主体的范围就必须突破传统意义上的诉讼主体理论，进而发展相关的理论。
（二）国家行政机关具有索赔主体资格的法律依据
我国的领海属于国家所有，国家作为海洋事务的管理者，对于海洋生态权益当然拥有所有权，当海洋生态遭受损害时，理所当然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而国家是抽象主体，其诉讼权应当由行使海洋行政管理权的行政机关代为行使；行政机关作为海洋行政事务的监督管理者具有处理海洋环境污染事件的能力，当然有权利代表国家提起索赔诉讼。并且，当行政机关为治理海洋污染而有所花费时，这种花费就可以相当于是行政机关因这种污染行为而遭受的财产损害，此时，行政机关就有当然的理由对污染者提起索赔诉讼。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第2款的规定，“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以及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若干意见》第13条的规定，“各级法院要妥善审理各类环境保护纠纷案件，保障和服务推进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依法受理环境保护行政部门代表国家提起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我国的相关海洋环境保护部门拥有代表国家提起海洋溢油污染损害赔偿诉讼的权利。众所周知，被称为我国“海洋生态损害索赔第一案”的2002年“塔斯曼海轮”溢油事件中，天津市海洋局就代表国家向天津海事法院提讼，塘沽等地渔民协会代表渔民提出索赔，使这一事件得到较好的解决，使国家海洋权益和渔民的利益得到维护。
因此，具体到此次“康菲溢油”事件，有权代表国家进行海洋生态损害索赔的相关行政部门可以是国家海洋部门、渔政部门、环保部门等。这些部门作为主管国家海洋环境监督管理事务的行政主管机关，既有权利也有义务可以从国家海洋生态损害角度、渔业资源损害角度以及海洋环境保护角度，代表国家向康菲（中国）以及中海油提起民事损害赔偿诉讼。
（三）公民作为索赔主体的法律依据
当海洋生态遭受损害时，公民直接或间接地会遭受不同程度的财产损失以及生态损失，关于公民由于海洋油污导致的财产损失索赔我国法律已有相关规定，而关于公民的海洋油污生态损失索赔却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笔者认为，海洋生态损害是海洋溢油所导致的对海洋的主要污染损害，而公民是海洋环境的主要利用者和保护者，海洋生态损害对于公民也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所以，在此基础上，公民对海洋生态损害索赔提讼也是符合法理的。但是，公民的力量和能力毕竟有限，所以一些活跃的环保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就可以用来保护国家海洋生态环境。
三、扩大我国海洋溢油生态损害索赔主体的范围
“康菲溢油”事件对我国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非常严重，如果由我国目前法律规定的索赔主体提讼，那么我国的海洋生态利益很难得到有力的保护，将来的生态恢复也将受到影响，因此就必须扩大我国海洋溢油损害索赔主体的范围。
（一）将检察机关纳入索赔主体的范围
此次“康菲溢油”事件中污染主体实力雄厚，普通的公众或者社会组织根本没有实力与之对抗。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代表着国家的利益，如果检察机关参与诉讼，就能够对实力雄厚的污染主体形成震慑作用，至少能够使其在今后的海洋活动中注意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例如，《罗马尼亚民事诉讼法》规定，只要出于保护国家或公众利益或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和合法利益的需要，检察长就可以参加诉讼。 [6]而美国、法国等国家也都有类似的规定。
（二）将公民、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等普通民事诉讼主体纳入索赔主体的范围
将这类主体纳入海洋生态损害索赔主体范围，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
第一，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扩大民事诉讼原告的请求权范围。与海洋生态损害事实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提起环境侵权诉讼的同时，也可以作为提起海洋生态损害赔偿的诉讼主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案件的原告必须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这类与海洋溢油损害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或组织主要表现为：如由于油污受到渔业污染损害的渔民、由于海洋油污受到影响的企业或其他社会组织等，这类主体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律和程序的规定向法院提起油污损害赔偿之诉讼，但对于油污给海洋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由于生态损害与他们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根据现行立法其不具备索赔的资格。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只能就可以看得见的损失并且与其自身紧密联系的人身和财产损失提起侵权赔偿，这一规定所产生的问题是，没有将生态损害纳入对这些主体的损害之中。
在司法实践中可否扩大海洋生态损害索赔主体范围呢？如可以在公民或法人就油污给自己造成的财产损失进行诉讼索赔的同时，代表国家进行海洋生态损害索赔的诉讼即环境公益诉讼，这样既增加了国家利益获得保护的机会，也节省了法院的司法资源，因为在举证方面，可以与之前的财产及人身损害相结合。由于这一类主体对海洋生态损害有切实的感受，他们在主张对自己人身与财产利益损害赔偿的同时，完全有资格也便于提起生态损害诉讼。
第二，将社会一般公众纳入到海洋生态损害索赔主体范围中来。公民的主人翁地位以及海洋生态的公共性，决定了社会一般公众都可以针对海洋生态损害赔偿提讼。这样做不但体现了公民当家做主，也可以弥补行政机关不履行职责的损失。据统计，每年我国沿海都发生多起重大油污损害事故，但行政机关代表国家向责任人提起索赔的却寥寥无几。[7]将公众纳入到索赔主体范围，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行政机关的不作为。
海洋环境关系到全球的生态平衡，与每个公民的利益息息相关，海洋溢油不仅危害了国家利益，同时也损害了公民个体的利益。因为海洋环境受到污染，整个生态系统都会受到破坏，那么生活在其中的公民的利益必定受到损害，尽管这种损害表现的并不是那么明显和直接。而且，海洋溢油损害不仅会立即呈现出经济以及生态上的损害，而且还会出现许多现阶段无法检测的破坏，其影响可能会在若干年以后显现出来。如1989年美国阿拉斯加发生的Exxon Valdez号油轮泄漏事故造成的海洋生态破坏至今没有完全恢复，就是一个例证。如果将公众排除在索赔主体之外，作为国家主人的公民的环境损害应如何获得赔偿呢？
我国应参考美国《1990年油污法》的规定，扩大油污损害索赔主体的范围。美国《1990年油污法》在名词解释部分界定了“索赔主体”的含义，认为“索赔人”是指依据油污法提出索赔的任何人或者政府。这里的“人”是指个人、公司、合伙企业、协会、国家、市政当局、委员会、政府部门或者任何州际组织。①该法还规定，当自然资源遭受损害时，其托管人有资格提讼。②这一规定为保护自然资源提供了法律依据。除此之外，在美国个人还可以提起除关于自身损害以外的生态损害。“学生诉州际商务委员会”案③使得普通公民的生态损害索赔主体资格得以确立。
在此次“康菲溢油”事件发生后，已经有很多渔民就油污导致的渔业损失向法院提讼，但到2011年底距漏油事件发生半年之久，只有天津海事法院受理了一起与康菲漏油事件有关的渔民提起的油污损害赔偿诉讼，更别提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诉讼了。[8]虽然海洋油污损害赔偿诉讼是一般的民事诉讼，依据侵权法的一般原理，直接遭受油污损害的民事主体，如被石油污染了养鱼水域的渔民以及出口水产品的出口商等，均有权提起油污损害赔偿之诉讼。因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这些与海洋油污损害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是适格的原告，有资格向污染者提起民事诉讼。而如果这些受害者的诉讼能被受理的话，他们可以同时提起海洋生态损害索赔，以保护国家海洋利益。但是在实践中，这些环境污染受害者面临着举证的困难，要承受事故责任人否认其损失与此次漏油事件的因果关系的风险，因此，这些污染受害者的索赔诉讼需要律师以及环保非政府组织的法律援助。
（三）环保非政府组织在海洋生态损害索赔中的地位应予考虑
公民环境权是环境法的理论基础，是各种环境法制度产生的前提，也是环境保护诉讼发生的根据。我们强调要扩大海洋生态损害索赔主体范围的主要理论依据就是要保护作为海洋环境保护的参与者和受益者的广大公众的利益。在提倡将公民纳入海洋生态损害索赔主体范围的同时，也要强调一些环保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承认环保非政府组织作为原告提起环境公益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例如，在2009年中华环保联合会诉江苏江阴港集装箱有限公司环境污染侵权纠纷案中，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中华环保联合会作为非营利性的社团组织，依据国家批准的主要职能，为维护生态环境和周边居民的生活环境有权提起民事公益诉讼。[9]
由于海洋环境污染索赔案件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向来就不是单纯依靠污染受害者自己的力量，而是受害者与政府、有实力的环保非政府组织以及律师等合力运作的结果。从国际相关同类司法判例的运作经验来看，也是如此。如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公司在巴西海域的原油泄漏案、西方石油公司在秘鲁北部亚马逊的卡利加诺污染案，最终之所以能够得到快速、成功的处理，与环保组织的力量分不开。
当然，环保非政府组织参与到此类诉讼中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有权利和义务代表国家行使海洋生态损害索赔权的行政机关出于多种原因不行使诉权，出现国家海洋生态利益无法得到保护的情况。在此次“康菲溢油”事件中，如果相关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不代表国家提起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诉讼，则可以由环保非政府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或者提起民事诉讼，直接渤海油田漏油事件的责任人；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有权且应该代表国家提讼的海洋行政管理机关，要求其履行法定职责。环境公益诉讼与普通诉讼最大的区别，在于原告的范围可能会有所扩大，并不仅仅局限于直接利害关系人。这种扩大囊括了较多的有能力和实力与公益损害人相对抗的组织，更有利于环境正义的实现。在提起公益诉讼的适格主体中，最适宜的应该就是环保非政府组织了。[10] 环保非政府组织参与诉讼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其对国家环保问题的关切和对油污受害人及社会一般公众的关心。现在，已有不少环保组织打算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向此次事故的责任者进行海洋生态环境损害索赔，但是与当前渔民状告污染者案件同样存在举证难的问题，能否被法院立案也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无论如何，将环保非政府组织纳入海洋生态损害赔偿主体中，至少可以使一些大型石油企业在作业时能注意对海洋环境的保护，其行为会受到经常性的公众监督，同时也为单个公民在环境损害诉讼中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技术和法律的支持。
四、结语
我国目前关于海洋生态损害索赔主体的法律制度还不健全，但是海洋生态环境影响的广泛性决定了海洋生态损害其危害的广泛性，因此应该有更多的主体被赋予提起海洋生态损害赔偿的权利，以此来维护受害人的权利以及保护海洋环境，而更为重要的是，扩大海洋生态损害索赔主体的范围，明确行政机关的职责范围，可以提高公民保护海洋环境的意识，以使我国的海洋环境得到更好的保护。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溢油相关法律制度一定会不断完善。同时随着 “康菲溢油”事件的发展及处理，不管其最终结果如何，都会促使我国立法、司法和海事实务界反思我国当下的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不足，进而建立起既适合我国国情又能保障海洋溢油受害人合法利益的海洋生态损害赔偿法律制度。而这一制度的最终建立，必将会使我国的海洋生态环境得到更好的保护。
注释：
① 参见美国《1990年油污法》第1001条第4和27项的规定。
② 参见美国《1990年油污法》第1002条第2项的规定：因自然资源的毁坏、破坏、损失或失去其用途而遭受的损害，包括评估损害的合理费用，应由美国受托管理人、州受托管理人、印第安部落受托管理人或外国受托管理人受偿。
③在此案中，学生认为美国州际商务委员会关于提高铁路运费的决定会导致可循环利用的物资的能耗量降低，这样一来全国范围内会有更多的废弃物，他们就无法像以往一样愉快的享受游览当地公园的风景。美国最高法院审理认为，学生们确有资格对州际商务委员会的行为提起控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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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态损害评估范文5
关键词：海洋资源；生态环境；环境保护；海洋事业；环境污染
1我国海洋概况
我国海洋面积约300万平方公里，海岸线延绵达1800公里，海岸线资源异常丰富，具有得天独厚的渔业资源、旅游资源、港口资源和辽阔发展的空间。有极其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海洋生物物种多达26000多种，鱼类3000多种、浅海和滩涂生物资源2200多种，长久以来在平衡生态环境，保持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当然我国的海域划界也存在着激烈的争端，在黄海、东海、南海与周边各国均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管辖权争议。在资源日益枯竭的今天，因为科学水平的因素，被保存完好丰富的海底能源，将会为国家发展提供巨大的资源保障。目前，其他国家在清洁的可再生能源方面投入颇大，海水也是不少可再生的能源，如潮汐能、浪能、水温能、盐度差能等。随着开发的深入，我国也前所未有地污染和破坏着海洋生态环境，海水富养化、物种多样性快速减少等问题，使海洋保护工作迫在眉睫。
2海洋环境保护现状及原因分析
2.1我国海水受污染情况非常严重
2.1.1海洋环境问题的首要表现就是海洋水体遭到污染，随着近海岸海域富营养化程度的不断加剧，赤潮现象频频发生，且不断扩大规模，不断出现新的赤潮生物种，给海洋生态环境、人民群众健康和海洋经济造成了重大危害。2.1.2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的同时，作为能源战略的石油在陆续大量建设开发，海上运输石油频繁如织，开采石油规模不断扩大，风险源更加分散分布更广，风险源强度更大，溢油的潜在风险也在不断增加，发生突发性溢油污染事故的概率也在大幅增加。近几年，我国油船溢油事故和海上开采石油的泄露与井喷事故迅速攀升，每年石油排入大海约12万吨。渤海湾“7•16”溢油事故和山东蓬莱“19-3”重大溢油事故更是给海洋生态环境以沉重打击同时给人们敲响了安全的警钟。2.1.3海运航行和作业中的船舶所产生的污染物源源不断的排入海洋，也可能发生事故，如碰撞、爆炸等，所产生有害物质排到海水中，使海水再次受到污染。2.1.4海洋环境保护的主要因素并不是这些源污染物，一半以上的污染物来自于陆地废弃物的排放。人类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不经处理随意排放废弃物和污水，直接进入河流系统；农事生产所用如农药、化肥等化学成分污染物，经过雨水浸泡，流入地下暗河，随着河流和地下水，最终进入大海，海洋环境受到了污染，海洋生态遭到了破坏。海水的自净能力是有限的，更需要漫长的时间消化，无限度流入污染物，海水自身净能力必然会入不敷出而导致水体污染。
2.2过度开发海洋资源，生物多样性减少
我国海域内海洋生物种类繁多，还有很多珍稀品种，过度的捕捞极大地破坏了海洋物种资源的繁殖能力，致使海洋生物极速减少，严重的甚至濒临灭绝。与此同时，环境质量下降，生态系统异常，致使鱼、虾、蟹和贝类以及有保护水环境功能的大量藻类等因无法适应环境而快速消亡。虽然采取休渔期的政策，投放鱼苗、虾苗，但在利益的驱动下，仍然出海作业的大批渔民将还未长大的鱼、虾、蟹捕捞上来，其既无法从数量上的增长形成种群，之后便出现了更加尴尬局面，原本数量不多的海洋珍惜物种濒临灭亡，而数量众多的物种将成为珍惜海洋生物。
2.3水域面积缩减、海岸侵蚀状况严重
大量海岸因受经济开发的影响，人为改造滩涂在不断增加、自然的原始景观在逐渐缩减、很多重要的海湾面积在不断缩减；大量的填海造地投入其中，更是兴建了大面积的海参、鲍鱼养殖场，疏于管理的大面积养殖场，使海滩面积和海岸湿地急剧减少，养殖场内的污染也十分严重，污染物随着潮汐进入海中，海水受到了污染。另外，开发海洋工程建设、石油、天然气的海上开采作业、海洋生物制药等化工产品的开发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都从侧面给海洋环境以沉重打击。
2.4法律体系的不健全和缺失的管理机制
我国海洋的环境立法工作发展较晚，相关法律体系相对滞后，然而在海岸线的立法管理方面有很多漏洞。海洋环境的政府管理部门责任不清，职能重叠现象、推诿扯皮、效率低下等问题极易出现，与之相关的监测预警、监督管理机制不健全，执法队伍需要进一步提高水平，以上均严重影响着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是环境保护的基本法，明确了在保护海洋环境方面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是1983年颁布施行的，是我国专门保护海洋环境方面的法律，在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方面，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方面意义非常重大。法律体系中保护海洋方面的，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根本，以《海洋环境保护法》为中心，三个辅法律：（1）《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防治海岸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海洋倾废管理条例》《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六个相关法律法规；（2）和海洋防治法相关的法律法规，如《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3）有具体执行标准的保护海洋环境性法规，如《海水水质标准》《渔业水质标准》等。以上法律、法规、准则构成了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中起到了法律支撑的作用。由此不难看出海洋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并不健全，并不能适应新时期保护海洋环境的重任，且相比其他发达国家对于海洋的立法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3我国面临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不足与对策
目前，在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之时，保护海洋近岸生态环境与前者成为了不可调和的利益矛盾点，承受着继续破坏和污染不断加重的巨大压力，有些部分重点地区海洋环境受损情况触目惊心，已无持续发展的后劲可言。所以加强产业结构性调整、优化产业部局，严控污染源，在减轻沿岸近海和流域污染现象之时，进一步加大海洋生态保护力度。提高生态系统的自我保护功能和的抵御灾害的综合能力，保持生物基因多样性、恢复海岸自净能力、逐渐提升海洋生态环境安全防卫能力，具体措施：
3.1加大建设海洋环境保护设施和机制措施力度
3.1.1要大力兴建国家级保护区，各地也要以改善海洋环境，保护海岸带生态系统为目标，建立生态保护区或海岸生态隔离带，极大保护及恢复海岸生态系统，加强海岸生态建设。3.1.2恢复海洋岸线原生态景观，在沿海重点旅游区、经济开发区，加大力度修复沙滩海岸、退耕退垦还滩还海，建设原生态自然景观和廊道，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构建蓝色空间和愉悦、唯美的滨海景观。3.1.3加强污水处理水平，控制海洋污染，建立污水排海标准，制定统一污水、废水排放浓度标准，排放污染物要定时监测、申报登记、控制入海污染物总量等，以保证海产品质量，保护群众身体健康。3.1.4建立评估海洋生态环境风险体系，开展海洋生态环境安全风险评估体系建设，对海洋安全事故的发生、发展、消除及生态恢复都至关重要。3.1.5加强海洋环境应急处置能力。把深入开展海洋环境灾害的防治工作和应急处置管理机制有效融合，在多样性的海洋灾害频发的形势下，严重威胁了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为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发生生态灾害种类如赤潮、绿潮和海洋生物病毒病害、重大海上安全生产突发事故等，有针对性地开展监测防控工作，设立监测点、完善浮标、探头，利用航拍、卫星遥感技术建立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系统，提高预警机制和应急响应能力，在发生海洋环境污染事故或生物灾害时，能够及时解决问题，最大限度地降低事故灾害造成的损失。应急工作要常备不懈，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
3.2建立适应新时期发展的法律体系
3.2.1应当适时出台一些法律法规来填补法律空白，又能解决新问题。在建设大量人工养殖场以用来替代和缓解渔业资源枯竭压力，而随之产生了许多问题，如生态环境被破坏、海水被污染、生物链严重失衡等，需要法律制定科学合理的标准来规范养殖行业，严格禁止养殖密度过大，坚决防治养殖疾病等，建立高标准人工养殖场；同时重视生物入侵，越来越多的生物入侵案例，惨痛的表明同样是破坏生态的重大因素，这些问题的逐渐凸现，迫切的需要用法律手段进行制约。3.2.2海洋的经济价值与海洋的生态价值相比后者更应得到重视。在取得经济价值的同时，而损害生态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应当完善、强化、细化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完善的补偿制度，海洋环境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制度，所有的海洋经济行为都应在合法的前提下进行，保存好生态环境，保持物种多样性和基因品类多样性的生态环境。3.2.3持续加大海洋执法监督力度。制定的法律能否保护海洋环境，关键就是要执法必严，如执法监督力度不够，就会导致其形同虚设变成一纸空文，而且还应该有完善的处罚措施，使触碰法律的自然人、法人心生畏惧，法律所赋予的责任、义务，严格按照规定执行。
4结语
我国现已进入经济体制改革的深水区，社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使得资源环境的约束与发展之间的矛盾更加显现。为突破陆地资源环境短缺的瓶颈，保护海洋环境，可持续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显得极为重要，要使其具有更为广阔的前景，就要立足当前，放眼未来，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的眼光看待海洋生态环境问题。统筹兼顾，合理布局，科学谋划，构筑蓝色的海岸生态屏障，树立海洋道德意识、海洋文化意识、提高蓝色国土意识，促进文化强国、海洋强国建设。
参考文献
[1]刘伊娜．浅析我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现状及对策[A]．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论文集[C]．2014．
[2]马凤媛．我国海洋强国战略视角下的海洋环境保护题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14．
海洋生态损害评估范文6
【专 题 号】D413
【复印期号】2009年04期
【原文出处】《法学评论》(武汉)2009年1期第71～79页
【英文标题】System of Compensation for Natural Resources Damages in US
【作者简介】王树义，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刘静，武汉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 自然资源损害作为环境侵权导致损害的一种，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世界各国的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中，美国模式相对全面和细致。它经历了从普通法到制定法的发展历程，建立了由《清洁水法》、《综合环境反应、赔偿与责任法》、《石油污染法》等法律构建的相对完善的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该制度中，有关赔偿主体、赔偿对象、损害评估程序、赔偿范围以及赔偿金的确定等规定科学、合理，非常值得重视和研究。同时，它可以为我国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提供参考或借鉴。（免费
二、美国普通法和制定法中的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
美国的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经历了从普通法到制定法的发展过程。最初，自然资源损害被视为环境侵权损害的一种，由传统侵权法来调整。普通法下的公共信托原则和国家亲权原则(12)赋予了公共机构对自然资源损害的有限起诉权；而以市场价值减少为基础的方法则指导着损害的评估。这样，普通法只提供了十分有限的对环境损失求偿的机会。正是普通法的缺陷导致了以综合的联邦环境立法对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进行规范的需要。(13)从七十年代初开始的立法至今已形成了由《清洁水法》(CWA)、《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CERCLA)以及《石油污染法》(OPA)和相关的损害赔偿评估规则构成的较为完善的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规则体系。
（一）普通法中的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
传统的侵权法下，仅仅只有个别利益受到损害的人才有权提出赔偿请求。而美国普通法却赋予了公共机构对自然资源损害赔偿的起诉权，这是通过公共信托原则和国家亲权原则来实现的。公共信托原则起源于罗马法，经由英国普通法传入美国。在进入美国法的早期，用于保护可航水体下的渔业资源和土地。(14)它承认这些资源为州的公民共同享有，各州只能为其公民的利益托管这些资源，就这些资源的损害索赔。随着该原则的发展，已扩张至具有很少甚至不具有商业利益的自然资源，如非可航水体和州公园、土地、湿地和野生动物等。(15)然而，尽管州的托管权有所扩张，但其范围仍是有限的。在很多州，公共信托原则的最大限制就在于其不适用于地下水和含水层的污染。(16)另一方面，该原则仅解决了州政府的托管权问题，而未涉及联邦托管权的问题。正如Martin（马丁）诉Waddell（韦德尔）案中所讨论的，“各州的人民享有主权，对他们所有的可航水体、其下的土地为公共之使用享有完全的权利，仅受一般政府（州政府）宪法中权利的制约”，也就是说州公民对资源享有权利，并将托管权授予州政府。而联邦政府却没有得到这样的授权，它只能在制定法规定的范围内享有托管权。(17)
除公共信托原则之外，国家亲权原则也赋予了国家对自然资源损害的起诉资格。起初该原则用于授予国家作为无法律行为能力者的监护人的权力。后来也用于允许州对其准主权利益损害的求偿。准主权利益包括公民的健康和福利、州的环境与自然资源以及州的一般经济等。(18)这样，州也就可以就自然资源的损害求偿，但是该原则仅解决了起诉资格的问题，本身并不构成诉因。该类案件的诉因主要是普通法中的“公共妨害”。
除了主体资格的有限性之外，普通法对自然资源损害赔偿的限制还来自于损害的评估方法和对因果关系的认定。普通法下，可赔偿的损害是指资源减少的市场价值，资源的修复费用只有在不超过前者的情况下才能成为确定赔偿金的方法。(19)然而，很多具有重要环境、审美、文化功能的自然资源只具有很少的经济价值。这样，损害在很大程度上被低估了。另一方面，普通法中所有的损害与行为之间都需要有科学证据支撑的近因关系。(20)在普通法下，应个别地识别污染的来源、精确记录每个责任方造成的损害；事实上在该类案件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自然资源损害评估中常用的模型和统计数据的方法都只能说明因果关系的可能性而不构成确定的近因关系。(21)这就进一步增加了损害赔偿的困难。
普通法应对自然资源损害赔偿的困难使得以制定法形式构建美国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成为必要。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美国开始了在联邦制定法中规范自然资源损害赔偿的历史。
（二）联邦制定法中的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
联邦制定法中最早规定可对自然资源损害进行赔偿的是1972年《国家海洋禁猎法》(NMSA)，该法案为海洋环境的保护建立了一种特别的联邦层面上的保护程序，并规定，对受到损害的自然资源提供民事赔偿。(22)接下来，1973年《跨阿拉斯加输油管道授权法》(TAPAA)对适格的管道的所有者，以及从输油管道输油的油轮的所有者或经营者实行严格责任。(23)但是，法律却并未规定如何测估赔偿金以及那些同人类使用完全不相干的资源是否也属于修复之列。(24)此后，1974年《深水港法》(DPA)赋予了交通部代表公众托管海洋环境中的自然资源并就损害求偿的权利，并规定赔偿金须用于修复自然资源。(25)1978年《外大陆架修正法案》(OCSLA)规定，政府应当就由于油类泄漏引起的经济损失，其中包括“对自然资源的损害、破坏”和对自然资源的损失的使用价值得到赔偿。(26)
前述早期立法为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主要限于对损害可赔偿性的确认，而缺乏对损害具体范围和认定方法的规定。此后颁布的《清洁水法》、《综合环境反应、赔偿与责任法》、《石油污染法》则形成了美国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的基本构架；再加上内政部(DOI)和国家大气和海洋管理局(NOAA)的相关评估规则，该制度的全貌就显现出来。
《清洁水法》是20世纪80年代处理与美国水体中的石油和危险废物泄漏相关的自然资源损害赔偿的重要法律。《清洁水法》规定，在一定限额之内，政府可以就清洁油类泄漏发生的费用得到补偿，但没有明确提到自然资源损害赔偿。(27)1977年《清洁水法》修正案则弥补了这一缺陷。修正案规定“总统或任何州的授权代表，可作为自然资源的托管者就替代或修复资源的费用求偿。”(28)这是立法中首度认可赔偿环境损害中超过市场价值损失的部分。(29)但是法案没有承认部族的托管者地位，也没有规定确定损害的方法和途径。
《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第107条规定，泄漏有害物质的船舶的拥有者和运营者负责赔偿“对自然资源的损害、破坏或损失，包括评估这种损害、破坏或损失的费用和成本”(30)。该法显著扩大了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评估的适用范围，几乎涵盖了除石油外的全部物质对任何环境媒介的损害，而不仅仅局限于美国水体。法令并没有规定精确的损害评估方法，而是授权内政部制定详细的规则（下称DOI规则）以指导自然资源损害评估。该规则规范《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下的有害物质泄漏和《清洁水法》下的石油排放引起损害的评估，(31)并赋予托管者在依据该规则进行评估时享有允许证伪的推定的利益，规则两年审查修订一次。(32)1986年内政部颁布了损害评估的最终规则，确立了“较少原则”和以市场价值评估法为主的评估方法，(33)这两项规则在后来的俄亥俄案(34)中得到了修正。以市场价值为基础的规则也因被认为与《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的立法目的不符而遭到诟病。(35)规则发展至今，已经历了多次修订，现行规则规定损害赔偿金包括“修复、恢复、替代和／或获取受损自然资源或其提供的服务的等价物的费用”、“从排放或泄漏到修复、恢复、替代和／或获取资源和其服务等价物至基线的时间内公众流失的所有或部分服务的可赔偿价值”以及评估的合理必要的费用以及利息。(36)规则还建立了两种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评估程序：A程序和B程序。A程序适用于少量石油或有害物质泄漏的事件，用简单的特定模型进行计量。B程序适用于大型事故，对每一次事故进行单独的、特定的评估。
受1989年Exxon Valdez号油轮泄漏案(37)的影响，美国国会迅速通过并签署了1990年《石油污染法》来统一分散的石油污染立法。新法继承了以前诸法的优点并对原油泄漏的阐述更加具体深刻。它将修复措施的费用而非资源减少的市场价值作为评估“公共自然资源损失”和“效用流失”的标尺。(38)在《石油污染法》中，托管者可以得到的损害赔偿分为三部分：(39)(1)修复、恢复、替代或获取受损自然资源的类似等价物的成本；(2)自然资源在修复期间价值的减少；(3)评估这些损害赔偿的费用。此外，《石油污染法》还授权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制定石油污染造成的自然资源损害评估规则（下称NOAA规则），从而与DOI规则共同构成了美国自然资源损害评估的两套系统。
三、美国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的构成
上文已经提到，《清洁水法》、《综合环境反应、赔偿与责任法》和《石油污染法》中的相关条款构成了美国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的主体。下文将主要就这三部法律和DOI、NOAA自然资源损害评估规则来说明该制度的构成。
（一）赔偿主体
赔偿主体是指法律规定的应对自己损害自然资源的行为负责，并对该损害进行赔偿的人。在不同的法律中称为责任方(responsible party)或潜在责任方(potentially responsible party)。下面将分别阐述三部法律下的赔偿主体。
《清洁水法》主要规范向美国可航水体、邻近岸线区域或毗连区泄漏石油或危险物质导致自然资源损害的情形。该法下的赔偿主体包括排放石油或危险物质的船舶或岸上设施的所有者、营运者或直接控制人，以及特别情况下的第三方。(40)这里的所有者或营运者是指：“(A)对船舶——任何因遗赠而拥有、营运或管理该船舶的人；(B)对于临海设施——任何拥有或控制该临海或岸上设施的人；(C)对被遗弃的岸上设施——遗弃前最后拥有或营运该设施的人。”(41)当排放者能够证明该排放完全是由第三方主体的作为或不作为所致，该第三方主体被视为承担责任的排放者。
《综合环境反应、赔偿与责任法》规范向环境泄漏除石油以外危险物质的行为，它将承担反应行动费用(42)和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费用的主体称为潜在责任方。1986年《超级基金修正案与再授权法》第107条进一步将潜在责任方分为4类：(1)当前该船舶或设施的所有者或营运人；(2)在处置危险物质时拥有或营运处置设施的人；(3)通过合同、协议或其他方式借助第三人拥有或营运的设施处置危险物质，或为处置本人或其他主体拥有的危险物质安排运输的人；(4)危险物质为发生泄漏或存在泄漏危险的处置设施接受后，负责运输危险物质的人。(43)它们应承担“对自然资源带来的损害、减损或损失，包括评估该排放行为导致损害、减损或损失的合理费用”。(44)
《石油污染法》的适用范围广泛，但凡存在从任何移动或固定的物体向水体或海岸排放或威胁排放石油时，都会引起它的适用。该法详细规定了各类设施引起自然资源损害时的赔偿主体：船舶的所有者、营运人或因遗赠而受领船舶的人；临岸设施的所有者或营运人；海上设施所在地的承租人或许可证持有人，以及依州法或《外大陆架土地法》取得土地使用权或地役权者；管道的所有者和根据1974年《深水港口法》授权的深水港口许可证的持有者。此外，被遗弃的船舶设施或管道发生泄漏或存在泄漏威胁时，最近的遗弃行为发生前本应对之承担责任者为赔偿主体。(45)与《清洁水法》相同，特别情况下第三方也应承担赔偿责任。(46)
（二）赔偿对象
赔偿对象是指就自然资源的损害请求和领受赔偿的一方，它应与受损的资源有合理的利益关系，同时有能力和意愿将赔偿金用于修复资源或其他对损害进行弥补的方式。何种主体能够代表自然资源，就其损害进行索赔和受领赔偿正是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的一个难点。传统侵权法要求求偿主体因责任方的行为受到“个别”的损害。而在公共自然资源损害中，受损的是集体的利益，而非个人的特别利益。普通法下的公共信托原则和制定法中托管权的授予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在普通法的公共信托原则之下，州被赋予了对自然资源的托管权，它可基于其托管者的身份提出赔偿请求。制定法下托管者的范围更加广泛，包括了联邦自然资源管理机构、各州州长委派的机构和印第安部族，他们可以基于托管者的管理权、所有权或控制权对自然资源的损害索赔。(47)现有的联邦托管机构包括农业部、商务部、国防部、能源部、内政部和其他被授权管理或保护自然资源的机构。(48)当一事件给受条约保护的印第安部族的使用，如狩猎、捕鱼，以及文化资源产生负面影响时，部族也会作为托管者参与到自然资源损害评估中来。有时候，一项资源会涉及多个多级托管者，此时如果允许多个托管者分别对损害进行索赔，很可能产生双倍赔偿的问题。对此，一些法律规定了托管权的协调。如DOI规则规定，在制定评估计划时，如果由于自然资源的“共存、邻近或共同管辖权”，多个自然资源托管者共担责任时，他们应进行合作和协调，并指定牵头机构以管理评估。牵头机构应作为协调者联系评估所有有关方，并在授权官员不能达成关于制定、执行或评估计划的一致时，充当争议的最终仲裁者。该机构由所有自然资源托管者的共同协议指定。未能指定时，则根据资源的位置确定由哪一级别的托管者作为牵头机构。(49)
在联邦立法的自然资源条款中，公民个体被排除在了自然资源损害求偿主体之外。(50)但公民作为一个整体，可以提出公民诉讼，从而在自然资源损害赔偿案件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联邦层面，三种情形之下可以进行公民诉讼：当认为自然人和法人违反了联邦环境法时，对其提出；当联邦政府未能行使实施环境法的职责时，对其执行机构，尤其是环保局提出；或者对联邦机构就其自身的污染行为提出。(51)但是，公民只能通过公民诉讼的形式迫使托管者寻求自然资源损害赔偿，他们本身并不能直接对损害进行求偿。(52)论文
NOAA规则下的自然资源损害评估包括预评估阶段、修复计划阶段和修复实施阶段。(59)预评估步骤的目的同DOI规则下预评估的目的极其相似。在这一阶段，托管者需要收集有限的数据并决定是否继续损害赔偿评估的进程。修复计划阶段中应形成一揽子修复方案以就损失加以赔偿，它分为损害评估和修复选择两个步骤。损害评估涉及损害的定性和量化，但在认定方法上不如DOI规则详细。NOAA规则下的修复包括基本修复和赔偿性修复，分别针对资源的恢复和过渡期内流失的效用。该规则的特色在于对过渡期修复规模的确定采取了“资源对资源，服务对服务”的方法。(60)在修复计划通过之后，就进入了实施阶段。规则就行政记录、赔偿请求的提出以及强制担保、账户管理等方面作出了规定。
四、在我国建立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的初步思考
我国没有关于自然资源损害赔偿的专门立法，仅有一些原则性的零星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确定了恢复原状和赔偿损失两种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起诉权限方面，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赋予了行使海洋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对海洋污染损害的索赔权。而即使在海洋污染领域，关于自然损害赔偿的规定亦不系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借鉴和吸收美国关于自然资源损害赔偿的相关经验，健全和完善我国的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
（一）确定求偿主体
美国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中，通过公共信托原则赋予政府机构对自然资源的托管权，从而使之可以就资源的损害求偿。一方面，政府具有保护环境和公民利益的职责，保护自然资源及就其损害修复索赔是其职责的应有之义；另一方面，政府机构更有能力从事需要大量数据、监测和技术、资金支持的资源损害的评估和修复。这使得政府机构作为求偿主体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
我国可以借鉴这种模式，赋予政府机构在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诉讼中的起诉资格。而且在我国实行这种模式较美国具有更大的便利。为解决就公共自然资源损害索赔的主体资格问题，美国需借助公共信托原则和国家亲权原则以使国家机构的资格获得正当性。而在我国，由于采用自然资源资源公有制，国家是绝大多数自然资源的所有者，政府机构代表国家行使所有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方式较之美国在判例和制定法中逐一确认托管权更为方便。同时，我国的立法中也已存在这样的尝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这一规定在相关的司法实践中也得到了体现。在塔斯曼海油轮泄漏案中，天津市海洋局就对海洋环境容量的损失进行了索赔。有了立法和实践的探索，我国可以把政府机构对自然资源损害索赔的领域从海洋污染领域扩大到所有的自然资源领域。当然，仅仅是原则性的确认还缺乏可操作性，应在立法中为每一项自然资源确定具体的代表机构，只有权责明确，才能保障求偿的顺利进行。
（二）建立公益诉讼
政府机构起诉资格的确认是自然资源损害赔偿案件发生的基础。但是政府不一定在资源发生损害时都能及时合理地做出反应。此时，公民和公益团体的干预就显得尤为重要。美国的公民诉讼就为公民提供了一个参与到资源损害索赔中去的机会。此外，加拿大、欧盟也在其立法、《白皮书》中确认了个人或公益团体的起诉资格。从这些国家的立法和实践来看，他们的参与方式大致有两种：在政府未能合理行使职权时，直接就损害进行索赔；或者就政府的不当行为提起行政诉讼。
我国尚未建立起公益诉讼制度，在公共自然资源发生损害时，由于不涉及到公民和团体的个别利益，他们无权提起诉讼，从而阻碍了自然资源损害的赔偿。公益诉讼机制的设立将为自然资源损害的赔偿提供又一种保障。但是，鉴于我国环保团体的发展并不完善，往往缺乏足够的技术和资金应对自然资源损害评估和修复中的困难，现阶段他们的权利应限于对政府机构的诉讼，以促使他们对资源的损害进行求偿，而不是独立地提出索赔请求。
（三）明确自然资源损害赔偿的范围
我国立法中没有关于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范围的严格界定，可赔偿的自然资源损害主要是指天然渔业资源的损失。但这远不足以涵盖自然资源损害的全部范围。
在美国自然资源损害赔偿中，赔偿金包括三个部分：修复费用、过渡期损失和评估费用。这三个部分可以保障受损的自然资源能够得到全面的赔偿。修复行动可以保障资源恢复到受损前的状态，同时这修复费用和过渡期损失又可使受损的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都能够得到赔偿。我国的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范围也可采取这种分类。同时，由于我国油污损害赔付率较低，在我国对自然资源的价值理论和市场化尚未成熟的情况下，赔偿主要应针对可恢复的损害，对于不可恢复的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还应采取审慎态度。(61)对于过渡期损失，也可引入修复的方法，并探索合适的评估方法。
（四）制定评估规则和评估方法
即使规定了全面的赔偿范围，没有完善的评估方法和程序，也不能保障损害的充分赔偿。在美国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中，就确立了两套完整的评估系统。NOAA规则将评估分为A、B两类程序。A类程序针对损害额较小的损害，采取了计算机模型化的方式，对于属于模型范围内的损害可采取这种简易程序；而B类程序则需进行完整详细的实地考察与评估。NOAA规则将整个评估分为预评估、修复计划和执行修复。完善的评估规则为损失赔偿奠定了基础。此外，规则还针对不同的损害规定了评估的方法：市场价格法、估价法、旅行成本法、特征价格法、单位价值法和条件价值评估法等等，为赔偿金的确定提供了基础。我国也应制定自己的评估规则与方法，使得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变得更加确定和可行。自然资源的评估需要大量的历史数据和监测的支持，我国由于历史详细数据的缺乏和监测能力相对较弱，短时间内建立全面的评估尚不可行。我国海洋污染领域实践中的经验较多，同时也有《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的规范，可以作为建立评估规则和方法的探索的开始。
注释：
①如日本的公害立法、德国的《环境责任法》、法国的《核损害赔偿法》、我国台湾地区的“核损害赔偿法”、“公害纠纷处理法”等。
②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银行和一些学者的研究来看，我国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损失从1983年的381.55亿元增长到1997年的4430亿元，分别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75%和7.7%。参见徐嵩龄：《中国环境破坏的经济损失》，载郑玉歆：《环境影响的经济分析——理论、方法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127页。在我国塔斯曼海油轮泄漏案中，法院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天津市海洋局海洋环境容量损失和评估修复费用近千万元，赔偿天津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渔业资源损失1500万元，二者总数超过了对渔民和养殖户损失的赔偿（1700万元）。
③Edward H. P. Brans， Liability for Damage to Public Natural Resources: Standing， Damage and Damage Assessment，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1， p 35.
④《环境责任法》第16条第2款规定的条件为：“财产损害的同时侵害了自然生态或特定景色”，也就是说自然生态的损害必须伴随有财产损害。公共自然资源因为不属于财产范围，其损害在该限制下无法得到赔偿。
⑤《环境责任法》第16条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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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前注③，第308页。
⑧前注③，第258页。
⑨《加拿大环境保护法》第22条。
⑩［荷］爱德华·H·P·布兰斯：《2004年〈欧盟环境责任指令〉下损害公共自然资源的责任——起诉权和损害赔偿的估算》，戴萍译，载沈四宝、王军主编：《国际商法论丛（第9卷）》，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65、378、396页。
(11)如《民法通则》第120条、《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第40条、《水域污染书故渔业损失计算方法规定》等，都不够具体，未能构建全面的赔偿制度。参见李敏：《论我国船舶油污民事立法的完善》，上海海事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3-14页；金聪：《我国船舶油污损害赔偿问题研究》，上海海事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2页。
(12)国家亲权原则是指政府作为不具有法律行为能力保护自己利益的人，如未成年人和精神不健全者的监护人的权力。该原则最初用于保护缺乏法律行为能力者的利益，后来用于授权政府对“准主权利益”损害的求偿。“准主权利益”的具体内涵将在下文中提到。参见Allan Kanner， The Trust Doctrine， Parens Patriae， and the Attorney General as the Guardian of the State's Natural Resources， 16 DUKELPF 57， 100(2005).
(13)Lawrence I. Kiern， Liability， Compensation， and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under the Oil Pollution Act of 1990: a Review of the First Decade， 24 TLNMLJ 481，490，491 (2000).
(14)Joseph L. Sax， The Public Trust Doctrine in Natural Resource Law: Effective Judicial Intervention， 68 MILR. 471， 475(1970).
(15)前注③，第51页。
(16)Kathleen Chandler Schmid， The Depletion of the Superfund and Natural Resource Damages， 16NYUELJ 483，488(2008).
(17)Allan Kanner， Mary E. Ziegler， Understanding and Protecting Natural Resources， 17 DUKELPF 119，129(2005).
(18)前注③，第57页。
(19)Restatement (Second) of Torts § 929(1)(a) (1977).
(20)前注(17)，第140-141页。
(21)前注(16)，第488页。
(22)16 U.S.C. §1431(b)，1433(2)(a).
(23)43 U.S.C. §1653(a)，(c).
(24)LEE Ann Valerie， P J Bridgen&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Ltd.， The Natural Resource Damage Assessment Deskbook——A Legal and Technical Analysis Environmental， Washington DC: Environmental Law Institute， 2002，p10.
(25)33 U. S.C. §1517(i)(3).
(26)43U. S. C. §1813(a)(2)(C)-(D).
(27)黄莹：《美国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探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页。
(28)33 U.S.C. §1321(f)(5).
(29)James S. Seevers. Jr.， NOAA's New Natural Besource Damage Assessment Scheme: It's not About Collecting Money， 53WLLR. 1514，1522.(1996).
(30)42 U.S.C. §9607(a)(1-4)(C).
(31)42 U.S.C. §9651(c)(1)(2).
(32)42 U.S.C. §9607(f)(2)(c).
(33)51 FR 27725(1986)，43 C.F.R.§11.35(b)(2)，11.83(d)(1).前者指赔偿金为受损资源的市场价值的减少与修复费用的较少部分；后者指仅在市场价值不能确定的场合才可测量非使用价值。
(34)Ohio v.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880 F.2d 432(D.C.Cir.1989).在该案中，法院否认了采用较少规则可以提高效率的看法，认为内政部的根本错误在于把环境视为一种可以依据市场价值进行定价的有形商品。其得出结论：修复费用是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和基本计算方法。对于评估方法，法院拒绝把市场价值作为评定自然资源损失的唯一标准，认为CERCLA并没有把使用价值局限于市场价值。
(35)参见Frank B. Cross， Restoring Restoration for Natural Resource Damages， 24 Utolr. 319， 322.(1993)。很多自然资源还有存在价值等其他不为市场系统所涵盖的价值。以市场方法为首要的评估方法经常不能为修复提供足够的资金，而法令的首要目的在于为产生的损害提供足够的修复。
(36)43 C.F.R.§11.15，11.80.
(37)1989年3月24日Exxon Valdez号油轮在阿拉斯加威廉王子海峡布莱礁石触礁沉没，导致约1000万加仑的原油被倾入海洋，造成了巨大的自然资源损害。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专家对石油泄漏给环境造成的影响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并试图对灾难造成的损失进行估价。该案成为催生1990年《石油污染法》(OPA)的直接动因。
(38)前注(24)，第16页。
(39)33 U.S.C.§2706(d)(1).
(40)33 U.S.C. §1321(f)，(g).
(41)33 U.S.C. §1321(a)(6).
(42)反应行动是指《超级基金法》第104节规定的授权总统对任何危险物质泄漏或存在泄漏威胁的情形采取的行动。
(43)42 U.S.C. §9607(a)(1)-(4).
(44)42 U.S.C. §9607(a)(4)(c).
(45)33 U.S.C. §2701(32).
(46)33 U.S.C. §2702(d)(1).
(47)33 U.S.C. §2706(b); 42 U.S.C. §9607(f)(2)(b); 15 C.F.R. §990.30; 43 C.F.H. §11.14(rr); 40 C.F.R.§300.600(b); and Exec. Order No. 12580， 3 C.F.R. 193(1987)， ADMIN. MAT. 45031.
(48)NCP， 40 C.F.R. §300.600(b)和Exec. Order No. 12580， 3 C.F.R. 193， ADMIN. MAT. at 45031.
(49)43 C.F.R. §11.32(a)(1).
(50)例如，“在CERCLA中，自由自然资源托管者能为联邦政府、州和特定印第安部族的利益进行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诉讼。”见In re Burbank Envtl. Litig.， 42 F. Supp. 2d 976，980(C.D.Cal.1998)。OPA虽然规定了个体对生存使用和收益、收益能力减损的求偿权，但这种损害不同于自然资源本身的损害。
(51)Shay S. Scott， Combining Environmental Citizen Suits & Other Private Theories of Recovery， 8 JENVLL 369，372-373(1994).
(52)前注(17)，第134页。
(53)43 C.F.R.§11.80；15C.F.R.§990.30.
(54)前注(34)，第441页。
(55)前注(24)，第203、286页。
(56)43 C.F.R.§11.30(c).
(57)15 C.F.R.§990.30.
(58)43 C.F.R.§11.20-11.93.
(59)15 C.F.R.§990.40-990.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