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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管理学范文1
关键词：社会责任理念；财务管理；教改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6-0280-02
一、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及在中国的发展现状
“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崭新的管理思想，简单地说，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消费者、员工、社区和环境的社会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保障生产安全和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护环境、支持慈善事业、保护弱势群体等。
企业社会责任理念一经提出，立刻风靡全球，中国政府也十分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依据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理念，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作出适当的调整后，中国于近年来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的法律法规及标准来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规范，如2006年颁布了《企业社会责任标准》，2007年颁布了《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指导性意见》等文件。地方政府也开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进行认定和引导，如深圳市已经推出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若干规定。在各级政府通过规范性文件对企业社会责任提出明确标准和要求的同时，民间NGO（非政府组织）也在积极参与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研究和制定工作，2006年在北京成立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联盟”则是民间NGO的先驱者，该联盟致力于联动全社会力量，推进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事业有组织地开展。
虽然理论界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还有不同的声音，但是不可否认目前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已经得到中国政府、行业协会、NGO以及企业的广泛认可，并已经进入依靠制度建设进行规范企业社会责任的新时期。
二、在财管教学中引入社会责任理念的必要性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成就举世瞩目。然而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企业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现象，少数企业在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的过程中忽视了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如随意倾倒废弃物污染环境，员工福利和工作环境恶化，产品及服务质量低下，利用垄断地位胁迫消费者等。这些不负责任行为导致了社会道德的滑坡和社会诚信的丧失，巨大的社会成本不仅使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影响，而且也使得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受到了阻碍。虽然政府的强制和引导、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企业员工和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负责任的企业离不开有责任心的管理人员，有责任心的管理人员离不开高等教育的培养，因此，高等院校经管类专业作为企业高端管理人才的摇篮应该在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推广和培育中起到重要作用。然而遗憾的是国内经管类专业在本科阶段鲜有涉及企业伦理和社会责任的专业课程，因此，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培养未来企业高管高尚的人格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从而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并最终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已经成为经管类高等教育工作者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特别的，由于财务管理是经管类各专业的专业基础课，而且财务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居于核心地位，也是各方利益的交叉点，在财务管理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引入社会责任理念势必会为企业和社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三、社会责任理念在财管教学过程中的应用
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财管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自主能动性，以高度的使命感、以现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要素拓展财务管理学科教学内容与教学模式，帮助学生获得个人高尚的人格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为学生在未来的企业管理实务中做出有益于社会和谐发展的贡献打下良好的基础。财务管理教学的主要知识模块有：财管的目标、筹资管理、投资管理、营运资金管理、利润分配管理等五个方面。下面就高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拓展教学内容以培养学生高尚的人格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提出几点建议：
1.财务管理目标的提出。目前，最具代表性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有两种，即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长期以来，管理者一直把利润最大化或者股东财富最大化作为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但是从企业财务管理的实践来看，无论是以利润最大化还是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作为财管目标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譬如，忽略了资金的时间价值和风险因素而导致企业决策行为的短期短期化，片面强调股东的利益而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等。
财务管理教育者在介绍传统财管目标时应该指出，基于社会责任理念视角的企业理财目标应该是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企业不能单纯以实现股东利益为目标，而应该把股东利益置于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如债权人、国家、管理者、员工、供应商、社区等）相同的位置。相关者利益最大化是指企业的财务活动必须兼顾和均衡各方利益，使全体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尽可能达到最大的满足。
2.筹资管理。企业筹资就是企业选择合适的筹资方式通过合适的筹资渠道筹集资金，以满足企业生产经营对资金的需求，企业进行筹资管理的目的就是要在提高筹资的效益的同时尽可能地降低筹资成本和筹资风险。目前国内财管教师对该部分的内容讲授侧重于筹资方式和筹资渠道的讲解，却忽略了筹资管理的另一重要内容：如何通过有效的管理降低筹资的成本。
在筹资管理教学过程中引入社会责任理念后就可以很好地回答上述问题：注重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将以较低的资金成本获取较多的筹资渠道。目前，国际和国内相关机构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和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这些文件和标准为那些只片面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企业融资行为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如由世界主要金融机构根据国际金融公司的环境和社会政策和指南制定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的项目融资指南》，强调金融机构在贷款和项目资助中要特别关注企业的环境风险和社会责任。在实践中，赤道原则是金融机构必须遵守的行业准则，忽视企业社会责任将导致企业项目融资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步履维艰；国内亦是如此，从2007年起，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等部门出台了多份规范性文件，如《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做好支持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产能金融服务工作的意见》等。这些文件通过制定融资优惠措施对企业良好履行社会责任进行引导，同时明确提出对不符合环境政策和未善尽社会责任的企业融资行为进行严格的控制。社会责任理念在教学过程中的引入也可使学生意识到，社会责任理念不仅可以拓展筹“资”渠道、降低筹“资”成本，更重要的可以降低筹“人（智）”成本并改善企业生产经营所处的社会环境。
3.投资管理。传统投资管理的教学重点集中在企业投资项目的财务可行性和获利能力分析上，容易导致决策的短期化行为。社会责任理念可以使决策考虑公司长远的发展并能优化财务资源的配置。社会责任理念引入教学过程后，就必须强调企业在进行项目技术、经济可行性分析的同时要进行社会责任评价分析，分析该项目能否繁荣经济、保护环境并增加社会福祉。例如，考虑到未来淡水资源及煤炭石油资源的匮乏，江苏双良集团斥资进行海水淡化及风能利用等前瞻性项目，这样的项目符合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理念，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有效地改善了外部形象，提高了企业的社会声誉，也获得了政府和投资者的认可，不仅获得了财政补贴，公司股价也显著升高。
4.营运资金管理。营运资金是指流动资产减去流动负债后的差额。企业对营运资金进行管理本质上就是处理好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之间的关系，要合理安排资本的需求量和使用量，加速资金周转，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并保证企业有足够的短期偿债能力。在介绍营运资金管理时，财管教师通常站在本企业的角度上，强调在使用商业信用进行结算时应尽可能地推迟付款，而收款时又要及时催讨，采取各种措施以加快现金、存货和应收账款的周转速度，最终提高资金的利用效果；企业在资金困难的时候，可以向银行或者其他债权人适度举债，特别强调财务杠杆的收益性，对财务杠杆的风险性认识不足。在社会责任理念下，企业应妥善处理与利益相关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利益关系，要充分认识到企业与上游供货商和下游销售商是同一产业链上的价值共同体，信用政策的制定及商业信用的利用，不能只考虑企业自身的资金使用效果，还应该考虑到合作伙伴乃至整个产业链的共同繁荣及长远发展；在使用举债方式融资时，亦应考虑到债权人的利益绝对不能为获取较高的权益资本报酬率而投资于一些高风险的项目。
5.利润分配管理。现论认为企业是利益相关者基于契约而投入资源共同进行价值创造的场所，因此，利润分配是企业处理好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财务关系的核心环节，契约关系各方的和谐相处将是企业在未来能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之一。引入社会责任理念就要求企业在进行利润分配的时候按个各个利益相关者对本企业所创造价值量的贡献程度来进行分配，即应在注重效率的同时按照公平原则进行分配。按照社会责任的核心理念，企业需要确定适度合理的股利支付率，努力为股东寻找更高收益的投资项目，加大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制订薪酬增长计划和股权激励计划，与员工一起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公平有效的分配机制将会吸引更多的潜在的投资者和各种身怀绝技的员工加入到企业之中，科技研发的进步将显著提升产品的质量和市场占有率以及企业的品牌价值，实力方面的提升亦会受到政府、市场、消费者、合作伙伴的认可，这些都将是企业与社会共同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社会责任管理学范文2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有限责任;无限责任;产权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已经逐渐由计划经济模式转向市场经济模式，买方市场已经形成，但是有些企业仍依循计划经济和卖方市场思维而忽略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性认识。随着有关企业社会责任呼声的日益高涨，一些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证标准也纷至沓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尽快树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企业社会责任观，切实承担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不断提高自身竞争优势。
一、企业社会责任争论焦点:回顾与介评
一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一种观点认为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在遵循法律等游戏规则的范围内，通过使用资源去最大化企业的利润。由于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是现代企业社会责任内容中最起码和最基本的责任，因而将其称为“有限责任”。另一种观点认为企业积极主动承担各种社会责任，最大化利益相关者的产权利益，并在这个过程中赢得竞争优势。由于强调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的密切结合，这样就内在地具有一种将企业社会责任范围无限扩展的趋势，因而将其称为“无限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之“有限责任”观认为，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在遵循法律等游戏规则的范围内，通过使用资源去最大化企业的利润;如果职业经理人为股东以外的群体谋求利益，那么他们就有违信托精神(Friedman，1970)。这种观点在20世纪70年代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争辩中曾一度占踞上风，企业社会责任的就是为股东创造最大化利润。
弗里德曼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有限论有其积极意义，弗里德曼从经济学的角度在“资本强权”时代和“资本雇用劳动”逻辑下，认为资本所有者(股东)拥有企业所有权，是企业产权的终极所有者，那么，企业的目标理应就是股东财富最大化。一方面，在一个健全的市场制度下，企业追求利润、为客户创造价值以及承担社会责任之间，不仅不矛盾而且是基本一致的;另一方面，在一个制度缺陷比较严重的社会中，利润可能不是考核企业行为的最佳指标，需要改进制度，使利润能够真正反映企业和企业家对社会的贡献。因此，经济学家认为在遵循基本法律规则范围内，创造最大化的企业剩余(净利润)本身就是企业对社会的首要责任;除此之外的责任应该由政府去承担。本文认为经济学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责任观主要是在遵循“经济理性”假说以及“资本雇用劳动”理念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是对企业经济本质的重新表述。但是，随着“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说、“正交易费用”假设、人力资本产权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等的不断兴起，企业社会责任需要实现从“有限责任”到“无限责任”的跨越。
当比尔盖茨将企业的社会责任理念上升到“本分”之外，理论家则更热衷于帮助企业将社会责任纳入战略体系(郭沛源，2007)。企业通过盈利来不断繁荣社会的物质生活，追求利润是其生存、发展的需要。但是企业毕竟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和社会系统中的其他部分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企业的经营活动正是在同政府、消费者、股东、债务人、债权人、金融机构、协作商、新闻媒介、公众、社区的相互联系中得以实现的。离开这些联系，企业也将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企业作为整个社会经济体系的细胞，它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因素。因此，企业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有赖于社会各界公众的认可和支持，这就要求企业在制定自己的经营目标时，应当认真考虑自己的社会责任，力图使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得到统一(井绍平，2007)。
波特(2006)认为成功的企业离不开和谐的社会，企业只有找到与社会共同发展的契合点，才能踏上通往可持续发展之路。波特用他的价值链模型和钻石模型回答了企业如何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中，如何实现自己的社会责任，以赢得竞争优势。在价值链模型中，波特把企业的价值活动分为两类: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基本活动包括:内部后勤、生产经营、外部后勤、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辅助活动包括:采购、技术开发、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基础设施。所有这些价值活动都与企业社会责任有关。通过逐一分析每一项活动中与企业社会责任有关的问题，企业就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价值活动的社会影响。而在钻石模型中，他认为决定一个产业竞争力有四个因素: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企业的战略及对手表现。社会环境的变迁对四个因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而改变了企业竞争的外部环境。如果企业在经营的时候一点都不考虑社会因素，就无法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从而丧失竞争优势(波特，2006)。
可见，第一个模型可用于企业自检，即通过详细检查价值活动，发现与企业社会责任正面或负面相关的问题。企业需要对这些问题按优先次序进行排列，并尽力解决可能产生负面社会影响的问题。第二个模型可用于企业挖掘责任竞争优势，即从外部环境变迁出发，找到一些有利于塑造企业竞争力的社会、环境问题，并在解决社会、环境问题的过程中提升企业竞争力。波特用他犀利的战略思维重新诠释了企业社会责任，使之与企业竞争优势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从而彻底打破了社会责任与股东利益之间的藩篱(郭沛源，2007)。波特进一步指出:国际上越来越多的评级机构已将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作为企业优劣的参考指标之一。公益活动(实际上是一种道德责任)之所以未能解放企业生产力，是因为这些企业犯了两类错误:第一类错误是它们把企业与社会对立起来看待，而这两者事实上是相互依存的;第二类错误是它们只是泛泛而谈公益慈善，从未将其与企业自身的战略需求相结合。
综上可见，上述管理学者和伦理学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无限的”。与“有限责任”观相比，“无限责任”观主要增加了道德责任。我们认为，这种“道德责任”是以卖方市场的形成为前提的，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在面对市场竞争不断加剧的形式下，企业管理层意识到，为了实现企业剩余最大化的目标，企业应该有计划地、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不断地塑造自身良好形象，培养客户群，从而赢得竞争优势。不管履行“道德责任”是自愿的还是为环境所迫，都是一种在实现“利他”的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实现“利己”。最终目标还是维护企业产权利益。可见，管理学家和伦理学家对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理解与经济学家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经济学家主要坚持“有限责任”中“经济责任”优先，而管理学家和伦理学家则更加强调“无限责任”中“道德责任”。这种差异根源于各自研究的前提假设条件不同。经济学家主要遵循“经济理性”假设，而管理学家和伦理学家则主要遵循“社会交往关系”假设。因此，经济学家眼中的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相对狭隘，主要坚持“有限责任”，强调“经济责任”优先。即企业首要的社会责任主要是通过企业本身内部经营去创造最大化利润。
本文认为有限责任本身具有社会性，但并非管理学和伦理学家所坚持“无限责任”的全部。管理学家和伦理学家眼中的企业社会责任则内涵相对丰富(如上文世界银行的定义)，但在实践过程中往往容易导致过于强调企业“道德责任”的承担，而忽视企业“经济责任”的主导地位。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进一步检视
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企业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是分离企业社会职能，改变“企业办社会”的状况;二是企业与社会职责结合，树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责任观念。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目标。也就是说，在通过改革强调企业经济目标的同时，绝不意味着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全面否定，只是履行责任的方式、责任对象和责任内容发生了改变(苗莉，2007)。经济转型的过程实质上是产权不断变革的过程，那么从产权理论视角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进一步检视具有重要意义。
科斯(Coase，1937)认为企业是对市场的替代，他主张市场交易是由价格机制来协调的，而企业的存在将许多原来属于市场的交易“内部化”了。这种“内部化”能够降低交易费用，维护各契约方的产权利益，从而使得企业成为比市场更有效率的一种交易机制。该理论证实了“经济责任”是企业存在的基础。阿尔钦和德姆塞茨(Alchian & Demsetz，1972)研究表明，替代全部所有者投入多边契约的，是由一个共同的中心缔约人签订的一个双边契约的集合——即在团队生产中联合投入的有效组织。即企业是多边契约关系的耦合体，是要素所有者交易产权的结果。哈特(Hart，1995)认为企业产生在人们无法拟订完全合同，从而权力或控制的配置变得十分重要的地方。这表明企业产权契约是不完全的，而这种不完全主要起因于受托责任之权责结构安排及其利益分配机制等内容是外部产权主体无法验证的。私人财富的积累则导致财产权的裂变，委托-关系由此发生，从而导致受托责任思想的产生与发展(雷光勇，2004)。
企业受托责任起源于财产委托。随着“两权分离”引致的现代企业诞生，使得委托-关系普遍化和多元化。这更加丰富了受托责任的内涵，受托责任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受托责任产生于一定的产权关系基础之上，而这种产权关系决定于一定的产权结构，产权结构又缘起于资源禀赋要素投入的结果。因而，从更深层次上讲，企业产权的本质是受托责任。“受要素投入者之托，忠要素投入者之事”。解除受托责任就是从企业的受托责任本质派生出来的企业使命。詹森和麦克林(Jenson & Meckling，1976)将委托-关系定义为:一个或较多的人(即委托人)聘请别的人(即人)，他们来履行一些服务，包括把一些决策委托给人。可见，委托-关系是受托责任发展的高级形式，是信托责任和受托经济责任的融合;它是一种复杂的产权契约关系。这种受托责任的解除涉及到企业所有权结构(产权结构)安排，成本的节省以及创造最大化企业剩余。这种企业剩余最大化就外化为企业目标，并受特定时期占支配地位的产权主体控制。因为决定所有权最优配置的总原则是:对资产平均收入影响倾向更大的一方，得到剩余的份额也应当更大(巴泽尔，1997)。依此原则，在企业中就自然形成了特定的产权结构、产权关系及其相应的利益分配机制。这种产权安排是履行好并解除好受托责任的前提。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系列(不完全)契约(合约)的有机组合，是人们之间交易产权的一种方式。产权的载体是契约，契约的基础是产权(洪银兴，2007)。企业的本质是产权契约关系，表现为一种合同(契约)关系。不仅有与雇员的，而且还有与供应商、客户和贷款人的合同关系。企业不是个人，而是使许多个人冲突的目标在合同关系框架中实现均衡的复杂过程的焦点。世界银行把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与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价值观、遵纪守法以及尊重人、社区和环境有关的政策和实践的集合。这实际上采纳了现代企业理论关于企业产权契约本质的论述。我们认为，最关键的利益相关者就是所有者(股东)。那么，企业要履行社会责任，则必须正确处理好与最关键利益相关者(股东)的关系，也就是说要保护好所有者的产权。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是委托-关系，那么处理好这个关系在企业层面就体现为解除受托责任。
因此，受托责任解除是企业追求剩余最大化以保护所有者产权的内在要求。即企业社会责任中“经济责任”是基础。但考虑到企业追求效率增加的过程中可能会给社会所带来“负外部性”。这就需要“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为“经济责任”护航。其中，法律责任是企业行为的前提，而道德责任是企业行为的补充。尽管企业的社会使命在于经济方面，但它必须顾及社会的愿望和反映，遵守法律规范，尊重社会道德准则;如果经济责任跃居成为绝对责任，将严重损害社会利益;当道德责任超越法律责任或经济责任跃居为首要责任时，企业的经营效率必然下降(刘继峰、吕家毅，2004)。
由作为基础的“经济责任”和作为前提的“法律责任”构成的“有限责任”，本身也是管理学家和伦理学家眼中企业社会责任之“无限责任”观的重要内容。但这个履行过程是无意识、消极被动、不自觉地内生实现的过程。经济学家眼中企业社会责任的这种“有限责任”观，隐喻着企业解除基本的受托责任关系，但这也是管理学家和伦理学家主张的企业社会责任“无限责任”观中最基本与最重要的部分。然而，作为复杂产权契约关系耦合体的企业，理应承载着对其他契约方的责任，以巩固、发展与维系企业产权关系，最终目的还是为企业剩余最大化创造“和谐”的契约关系。这种“和谐”契约关系可以说是为管理者更好地履行并解除受托责任而服务的。为了创造“和谐”契约关系，那么企业就应该以“有限责任”为基础，适当承担“道德责任”，有意识、积极主动、自觉地去参与一些社会公众福利活动，实现由“有限责任”向“无限责任”的跨越。可以设想，如果一个企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那么在消费者和客户当中，它会受到更多的尊重与认同，提高企业竞争力。这对股东也有好处。另一方面，中国政府正在推动和谐社会的建立，企业社会责任是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在这一“利他”的过程中，把企业的价值理念“推销”出去，从而赢得客户，获取竞争优势，进而最大化企业剩余以更好地解除受托责任并保护契约各方(尤其是关键利益相关者)的产权。这种“无限责任”本身就是大多管理学家和伦理学家所推崇的，是企业市场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软资源”。
可见，经济学家主张的企业社会责任主要是一种“有限责任”，而管理学家和伦理学家推崇的企业社会责任则主要是一种“无限责任”。然而，研究表明，这两类社会责任的不同划分主要归因于“经济人”和“社会人”两种不同的假说。必须承认，与利他主义相比，利己主义是个体(包括人和经济组织)最持久、最稳定的动机。因而，两种假说之间并不必然对立，存在一致性。这也表明，“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之间并不相互排斥，实际上经济学家主张的企业社会责任是管理学家和伦理学家推崇之企业社会责任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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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管理学范文3
关键词：商业伦理；伦理教育；河北省
中图分类号：F718；G61/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2）03—0088—03
商业伦理（Business Ethics）又称为经济伦理、企业伦理或管理伦理，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兴起于美国。商业伦理学是一种关于理性规范的学说，这种理性规范理当引导企业通过社会和谐地运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自由来对社会的和谐做出自身的贡献[1]。一方面，商业伦理学是一种关于理性规范的学说，因此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涉及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另一方面，由于其目标是对社会和谐做贡献，要求商业伦理学的培养方式以实践性教学开展，研究对象是工商管理活动及其领域中的规范要求和制度，应用伦理学去分析、研究、规范和指导经济管理活动实践，并据此对工商管理的活动、制度和规范进行道德评价[2]。
一、发展商业伦理教育的提出
就商业伦理教育目前的发展状况而言，西方国家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比如欧洲和美国的一些大学，如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康莱尔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很多院校的商学院都开设了商业伦理学，将伦理道德深入到商业管理人才培养中，因此可看到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认识到其发展的重要性。到1993年，美国已有90%以上的大学的管理学院开设了“商业伦理学”课程，到1995年3月，国外商业伦理学研究和交流机构已达到300余个，有影响的有“国际企业、经济与伦理学会”和始建于美国后扩展到欧洲的“社会合作欧洲网络”[3]。
本文选取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检索，截至2012年2月10日，分别以商业伦理教育、经济伦理教育、社会责任教育、企业社会责任教育为题名和关键词进行检索并作比较分析，搜索结果如表1。
从表1中的数据可知，随着这几年商业伦理课程的不断开设，关于商业伦理教育的研究也是不断增加的。从数据表示2006年以前，我国对商业伦理教育研究的文献资料还是较少的，可以说2006年之前的研究总体处在研究的初级阶段，之后的五年不断有学者进入到该研究领域，甚至将定量研究的方法运用到商业伦理教育的研究，但是其还只是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但也逐渐成为社会研究和关注的热点，同时掀起了各商学院开设商业伦理课程的热潮，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社会各界更加认识到商业伦理教育在商业管理教育中的重要性。
2006年在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三届五次会议上发表了中国MBA教育西湖宣言。该宣言强调管理学院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倡导将社会责任教育融入MBA教育全过程。随后在2009年末召开的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四届五次会议上，有关商业伦理教育和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加入到《MBA培养基本要求》。
目前，河北省有9所高校设有MBA招生专业，从9所院校的教学课程中可知，所有院校均开设与商业伦理相关的课程，如：企业伦理学、企业社会责任、商业伦理与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企业文化与商业伦理、企业伦理、商务伦理等。这其中，河北工程大学将企业伦理学设置为核心课，并同时开设企业社会责任作为必修课。河北经贸大学将商业伦理与社会责任设置为必修课。其他7所院校将商业伦理相关课程设为选修课。
在工商管理研究型硕士的课程设置中，河北工程大学开设了企业伦理学，石家庄经济学院开设了企业伦理与文化，河北科技大学开设了中国优秀道德文化专题讲座。
商业伦理学作为一门边缘学科，课程内容一般包括商业伦理的经济分析，企业竞争的伦理问题，商业行为的伦理规范，商业管理的伦理原则，跨国企业的伦理规范，工商企业的社会责任，市场营销的伦理原则，财务管理中的伦理建设，商品流通过程中的伦理，环境保护的伦理思考等[4]。目前河北省的商业伦理教育还处于起步阶段，部分院校的商业伦理教育局限于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或伦理学教育，而忽视了经济管理类学生作为未来商业活动者的主体性。可见河北省在商业伦理教育方面仍存在课程普及率相对较低、基础建设薄弱的现状和其发展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现象。
二、高校商业伦理教育的目标
无数中外的管理案例证明，若要成为一名合格且优秀的管理者，卓越的业务知识是基础，良好的职业道德也是必备的。因此河北省关于经济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要注重学生商业管理能力的培养和商业伦理与职业道德教育两手抓的方针。河北省甚至于我国的商业伦理教育应着力面向当代大学生思想实际，面向商业的现实矛盾和问题，面向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道德“贫血症”和道德重建的重任。
商业伦理课程的目标重点应该是为学生提供商业伦理的概念和分析的技巧，使他们掌握宽泛的伦理理论，并能指导他们解决个人或专业的伦理困惑，同时能够使其在面对更广泛的社会问题时做出伦理性的决策。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点：（1）刺激道德想象；（2）在认识伦理问题的同时发展伦理技能；（3）提高分析能力；（4）产生道德义务和责任感；（5）学习提高容忍能力，并减少道德分歧。
商业伦理课程的目标不应该是寻求简单的学生行为的明显改变，而应该是力求帮助学生运用这些技巧和概念，并形成影响其一生的个人道德责任感。然而，高校现在采取的商业伦理课程的教学方法并不适合其目标的达成。
三、高校商业伦理教育未来发展的冷思考
社会责任管理学范文4
关键词：管理道德；道德规范；社会责任；经济效益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0）11-0000-02
正文：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其市场活动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但是企业又是社会行为者，在进行管理活动中，必然面对不同的利益、不同的人际关系以及不同的社会群体，因此企业在获得生存的前提下，在管理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道德和社会责任问题。
管理道德和社会责任，首先是一个价值判断的概念，与经济学和管理学中的“经济人”的理性假设不同。企业在经营管理活动和社会交易过程中，很可能会为了自身利益而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比如，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给企业带来了经济收益，这显然是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行为，违背了基本的道德规范。
一、管理道德和社会责任的含义
管理道德或称之为道德规范，是指规定管理行为是非的惯例或原则的总和。简言之就是人们判断一件事情对与错的原则和信条。这些原则与信条是企业处理与他人和社会关系的指导，也是判断自己行为是否正确或恰当的基础标准。
对管理道德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来理解。狭义的管理道德是管理者的行为准则与规范的总和，是在社会一般道德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特殊的职业道德规范体系，它是通过规范管理者的行为，以实现、调整管理关系为目的，并在管理关系和谐、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实现管理系统的优化、提高管理效益。从广义上来说，管理道德不仅是企业管理者内部行为要符合道德标准，还涉及到企业对外部环境和外部利益关系处理时面临的道德选择。本文中的管理道德是从广义的角度来说的。也就是说，一个企业的管理道德取决于其组织环境中的社会道德、职业道德和高层管理人员的个人道德。社会道德是企业道德规范的基础，是企业生存环境的整体价值判断和标准。职业道德是针对不同行业和个人行为的规范和标准。而高层管理人员的个人道德是指导个体与他人交往时正确与否的判断标准。
所谓社会责任是指企业追求有利于社会的长远目标的义务，而不是经济和法律所要求的义务。也就是说，企业要怎样决策、怎样进行市场行为，才能既有利于经济效益的取得，又可以造福社会，至少不会损害社会。
二、管理道德、社会责任与企业经济利益的博弈分析
管理道德与社会责任不是企业与生俱来所应有的目标。因为企业行为的根本目的是取得经济利益，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但是由于企业生存在一定的环境中，在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的同时，要考虑到社会责任，此时，企业的管理道德就会起作用，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就会影响企业取得经济利益的行为和态度。
1.道德风险与经济利益的博弈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道德作过这样的阐述：“由于这些公司的董事们是他人钱财而非自己钱财的管理者，因此很难设想他们会像私人合伙者照看自己钱财一样警觉，所以，在这类公司事务的管理中，疏忽和浪费总是或多或少存在的。”在这里，亚当•斯密更多的是从企业管理者自身的角度提出了在管理过程中涉及的管理道德的风险问题。
从长期来看，企业的管理道德行为不仅与企业的经营活动密切相关，而且还与其经济效益的取得直接关联。企业在进行管理道德与经济利益权衡时，如果充分考虑到谋求长远利益的发展，就会进行讲道德的活动。同样的，对于一些中小企业来说，在面对以生产假冒伪劣商品获得暂时的生存还是以质量上乘的产品在市场上为自己明确定位来发展壮大的选择时，毫无疑问，管理道德将对其经营行为提供指导。可以说，企业的道德规范对其经营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约束作用。
2.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的关系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今天大部分的职业经理对股东负责，因此评价他们的经济绩效的主要标准就是财务收益率。从微观角度理解，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增加了经营成本，而这些成本最终要转嫁给消费者或者降低成本而转移到股东身上。应该说，这是一种传统的古典社会责任观点。在现代，社会对企业的预期发生了变化，企业要获得长期的发展壮大，应该考虑的是长期的资本收益率。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诺是不同的，很多的短期行为对企业来说可能会有巨大的经济效益，而社会责任更多的表现在长期利益的取得上，所以，对于企业来说就需要考虑牺牲短期利益来换取社会效益的尺度问题。社会责任和利润最大化本身并不矛盾，如果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又能获得自身的利润，这是最为理想的情况。实际上，企业更多的时候是在利益和社会责任之间找到平衡点来进行经济活动的。
很多研究都表明，企业的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首先，企业承担对内部员工的责任，使员工和社会受益，会促进员工的努力工作，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是激励机制的体现。其次，企业对外部社会责任的承担不仅有助于整个社会整体责任感的提高，而且为企业自身长远发展提供了基础，信誉、品牌和企业形象对于企业长期经济利益的取得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另外，有研究显示：那些注重社会责任的企业通常经济效益都很好。因为这些企业有能力承担社会责任。成功企业的经济利益和社会责任的冲突相对来说比较小，企业做大了，他就有能力，也比较愿意考虑企业长远利益。那么，对于中小企业或者说刚刚建立的企业是不是就不需要承担社会责任了？在这一点上，笔者认为应相信循环的法则，企业要获得经济效益就必须要有道德，要承担社会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生存、发展。道德和诚信是企业长远利益的源泉之一。
三、从公共事件考问企业的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感这个充斥着说教气息的道德在今天已经成为社会与市场对企业的现实衡量标准。特别是对国内那些单纯依靠“低成本制胜”的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而言，“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众多企业得以拓展市场的新门槛!它涉及的，将不只是一种单纯的精神“境界”，而是决定生存的有力“武器”!
众所周知，5.12四川大地震发生后，社会各界纷纷通过各种渠道向灾区捐款，企业的“社会道德责任”已成为公众日益关注的话题，一场关于捐款救助、奉献爱心的大讨论由此展开。在此次捐款热潮中，一向自称高度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的外资企业，尤其是那些投资中国内地银行业的外资企业，在享受了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和最近一轮牛市带来的收益之后，究竟承担了怎样的社会责任呢？据《每日经济新闻》的不完全统计，境外金融机构在近几年近从国内上市银行身上已赚取金额在677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其投资的为数众多的未上市商业银行。但汶川地震后，其捐款总额不到4000万人民币，尚不足其在投资中国上市银行中获利的万分之一。在如此重大公共事件面前，还有一些企业家缺失的是回报社会的良知和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值得庆幸的是，民族品牌和国有企业表现出让人敬佩的强烈社会责任感，企业家也由此获得耀眼的道德光环。王老吉在第一时间捐出1亿人民币，引起社会一片赞赏与支持，各地市场产品销量连连告捷。中国人寿很快宣布，将设立“国寿慈善基金会”，承担所有在地震中失去父母的孤儿成长至18周岁的相关费用。之外，还有联想、吉利、长虹、奇瑞、海尔……这些民族品牌企业与国际跨国公司的表现形成明显的对比。
从另一方面而言， “社会道德责任” 对于一些企业的确是一道新门槛。现在国内绝大多数企业还处在原始积累阶段，特别在一些中小传统企业，加班加点、劳动条件差等现象不可避免，满足环保和劳工保护方面的标准一时还有难度。应该承认，由于历史原因，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的许多企业在生产安全、员工福利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这种差距在短时期内亦很难消除――在一些地区，《劳动法》颁布实施多年，但贯彻落实至今难以到位。有的地区甚至以牺牲员工合法权益为代价换取企业的发展速度，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不惜损害员工身心健康；即使在许多现代化大都市，8小时工作制，一周5天的法定劳动时间，也不能被全部落实。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企业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应该担负起逐步改善员工的工作环境，提高员工的生活福利待遇的责任。这不仅是企业改善自身社会形象的需要，也是社会稳定，企业长足发展的需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责任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企业家品质的标准。只有财富和社会责任的结合才能够赢得真正的尊重。否则，一个在民众期待其承担道义义务和社会责任的时候却退避三舍或者敷衍了事的企业，必将被民众所不齿。我们相信，众多国有企业与民族品牌在越来越多的重大公共事件面前，将会以更负责任的心态与行动谱写一曲曲道德高尚的社会和谐乐章，更加呈现出自有品牌的强大魅力和市场潜力。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必须进一步做强做大民族品牌，也只有民族企业才是支撑中国前进的脊梁。
四、对中国企业的启示
企业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或采取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确实有它的功利性，这种参与可以给企业带来一种品牌的延伸。企业通过公益事业得到社会的认知，至少可以在企业与社会之间产生一种互信。企业管理道德、社会责任与经济效益的取得不能对立和分割来看。中国的市场游戏规则应该说并不完善，在这样一个转型年代里，商业、企业正在扮演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很多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面对法律、道德各方面问题。企业和企业游戏规则正处在完善和并不完善的过程中，中国企业本身应该怎么做，怎么在实践中处理好游戏规则中已经涉及或者没有涉及的管理道德和社会责任问题，是我们的企业在自我发展中要充分考虑的因素。企业要有超前的意识，在追求利润的同时，要充分重视怎样为社会尽到责任。
一个企业的道德规范直接影响其承担社会责任的程度。中国企业在发展中要塑造自己的企业文化，而道德规范应该成为企业自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或者企业家，其自身的道德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去年非典时期，北京同仁堂做出的不涨价的决策，既是自身道德规范的体现，同时勇敢地承担了社会责任，当然，可能会造成一部分的经济利益的损失，但这种对企业发展具有长远意义的举动，为其进一步发展扩大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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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管理学范文5
摘要：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构建绿色智力资本、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假设模型，并使用多层次问卷调查法对假设模型进行验证，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诠释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探索当前转型经济背景下企业绩效的关键驱动因素。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绿色智力资本、社会责任皆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社会责任对绿色智力资本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关键词：绿色智力资本；社会责任；企业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2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6-05-12
作者简介：刘佳鑫（1982-），男，天津人，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站博士后，天津天狮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企业智力资本开发与管理；刘兵（1968-），男，河北乐亭人，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齐敏（1982-），女，河北唐山人，天津天狮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
基金项目：河北省高层次人才科学研究项目“绿色智力资本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GCC2014036。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国内企业逐渐向国际化发展。企业社会责任不仅是国内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基本条件，也是企业进行价值创造、提升经营绩效的关键因素。而知识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智力资本成为企业获取并维持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在绿色经济的悄然崛起的背景下，企业要想保持并提升自身在知识经济时代下的竞争优势，就必须对智力资本进行绿化与升级，以形成绿色智力资本。鉴于此，本文重点关注绿色智力资本、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探索当前转型经济背景下企业经营绩效的关键驱动因素，从一个新的视角诠释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
一、理论假设与研究框架
企业要维持竞争优势，提升经营绩效，就必须拥有关键资源。根据资源基础论的观点，能够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资源应该具有价值性、稀缺性、难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Barney，1991）。智力资本是企业最为关键的资源，在提升企业绩效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知识经济时代中，传统的智力资本是价值创造的主要动力，而在绿色经济时代中，只有将传统的智力资本转化为绿色智力资本，才能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促进经济和环境绩效的平衡发展。Dzinkowski（2000）指出，绿色智力资本是企业内部具有环保理念、公益理念和创新理念的知识、能力与关系的总和，是能够帮助企业提升市场竞争力的无形资产，它主要由绿色人力资本、绿色结构资本和绿色关系资本构成。尽管过去学者在研究智力资本时，经常将创新资本视为结构资本的一部分，但不能否认创新资本与结构资本需要不同的管理活动，再加上绿色技术、绿色创新是企业绿化的核心驱动力，因此在研究绿色智力资本的构成维度时，有必要将创新资本从结构资本中分离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维度进行研究。因此，本文将绿色智力资本维度界定为绿色人力资本、绿色结构资本、绿色关系资本和绿色创新资本。
从策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看，人力资源管理是一项整合性的行为。随着社会大众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企业的经营策略势必发生改变，相应地也要调整人力资源需求规划，而通过绿色人才的招募和培训，可以不断提升组织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进而达成改善企业绩效的目标（Wright和McMahan，2012）。绿色人力资本是具有策略性价值和特殊性价值的知识、技术、能力、态度与理念，并能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具有绿色人力资本的员工能够发挥其绿色创新能力，有助于企业获得持久性的竞争优势，同时这种绿色创新能力对环境保护也颇有贡献，可以通过环保节能型产品的研发以及生产方式、管理方式的改善，降低企业在盈利过程中对环境的冲击，减少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
绿色结构资本是组织学习与知识创新的主要载体，而企业要应对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及时有效地处理新问题，组织学习与知识创新是必不可少的。绿色结构资本能够将员工的绿色知识、能力、经验、特长等建成绿色人才资料库系统，有助于企业的人力资源规划，并且该资料库对于知识管理、绿色产品研发的规格与流程、市场偏好、顾客投诉等信息的分析与处理皆有指导作用。根据Millson和Wilemon（2002）、Hoegl et al.（2004）、Jackson et al.（2006）的观点，要挖掘绿色人力资本的全部潜力，必须借助绿色结构资本，通过组织所拥有的丰富的绿色知识和经验，以及良好的信息沟通平台来进行绿色研发、绿色生产及绿色营销等活动，在提升企业绩效的过程中发挥企业对社会的最大价值。
企业的绿色关系能够提升组织学习能力，进而促进经营绩效的改善（Podolny和Page，2008）。一方面，绿色关系网络可以实现战略合作伙伴之间的绿色知识转移，促进组织学习；另一方面，企业与社区环境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交流互动能够产生新的知识。因此，Kale et al.（2010）认为，借助绿色关系网络，企业可以获得其所缺的绿色知识与资源，进而达成以绿色结构资本为基础的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的共同目标，促进并强化绿色关系网络成员之间的互信、互惠及合作关系，带动企业与社会绩效的整体提升。
Porter和Linde（1995）指出，企业的绿色产品创新能够减少资源的消耗以及生产过程中污染物的排放，并且率先推出绿色环保型产品较容易得到社会大众的接受，有利于企业开拓市场，扩大竞争优势，提升企业绩效。Kammerer（2009）认为企业研发出的绿色产品在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都对企业绩效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也能解决不同的环境问题。Rosa和Pierpaolo（2010）则认为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有助于提升资源的使用效率，提高企业声誉，使企业在符合法律和道德要求的前提下，不断促进经营绩效的改善。由此可见，绿色创新资本一方面可以通过减少资源的消耗和降低环境成本来帮助企业增加盈利能力，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绿色产品来扩展市场，使企业成为市场先驱，获得竞争优势。
鉴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下列假设：
H1a：绿色人力资本对于企业绩效存在正面影响；
H1b：绿色结构资本对于企业绩效存在正面影响；
H1c：绿色关系资本对于企业绩效存在正面影响；
H1d：绿色创新资本对于企业绩效存在正面影响。
Carroll（1999）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金字塔模型，由低到高依次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经济责任是企业经营管理最基本的目的，法律责任是社会对企业责任的最低要求，道德责任则是要求企业的经营理念要与社会道德规范一致，而慈善责任是企业自发、自愿承担的责任，是超越经济、法律、道德的最高层次的社会责任。社会责任目前已经成为企业的经营策略之一，故而该策略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Preston和Bannon（1997）以社会冲击假说来探讨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认为良好的社会责任能够满足企业不同利害关系者的利益，进而提升经营绩效。Dowling（2006）也指出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能够提升组织声誉，而良好的声誉可以增加公司的价值。由此可见，企业要实现可持续经营的目标，应具有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态度，重视公司声誉并遵守法律规范，将社会责任纳入企业的经营策略。
鉴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下列假设：
H2：社会责任对于企业绩效存在正面影响。
企业积极推行社会责任就要将企业的所有利益相关者视为经济考量的要素，并以此为依据设计相关的策略方案，例如增加绿色人力资源的教育和培训投入，增加绿色产品的研发投入，以及改善组织流程等，以获得长期稳定的发展。根据Chen（2008）、Oliveira等（2010）的观点，企业社会责任与绿色智力资本紧密相关，绿色智力资本可以有效地调节企业内外部关系人的利益，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资源与动力；同时，关注社会责任的企业，往往会更加重视绿色智力资本的投资，追求长期绩效。Shih（2008）认为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有助于积累企业的绿色知识和能力，而这些对于绿色智力资本的开发与培育都具有促进作用，并且时间越长，效果就越明显，因此企业社会责任与绿色智力资本以及企业的长期绩效息息相关。Nelling和Webb（2009）则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就要按照法律规范和道德标准来处理问题，这样不仅能够提升产品或服务的品质，还能增加顾客满意度，从而维持绿色关系资本，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Hubbard（2009）指出，企业在实践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可以不断地提升企业声誉，通过增加绿色研发投入来提升科研能力，降低人力成本，强化顾客忠诚度。企业社会责任就是要求企业实现盈利、环境保护和社会关怀的目标，这就要求其必须掌握消费市场、资本市场、供应链和营运环境等信息，而这一过程有助于企业确立竞争优势，提升自身形象和信誉，而信誉又能强化产品或服务的顾客偏好，提升顾客资本。此外，Lin（2010）也指出，企业实践社会责任的过程也是创造市场价值、提升组织凝聚力与员工向心力的过程，同时还能节约绿色智力资本，改善员工的工作绩效。由此可见，社会责任是企业诚信运营的基础，也是绿色智力资本创造价值的前提。企业通过实践社会责任可以有效地培育绿色人力资本，强化绿色结构资本，维持绿色关系资本和提升绿色创新资本，进而促进企业绩效的全面提升。
鉴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下列假设：
H3a：社会责任对于绿色人力资本存在正面影响；
H3b：社会责任对于绿色结构资本存在正面影响；
H3c：社会责任对于绿色关系资本存在正面影响；
H3d：社会责任对于绿色创新资本存在正面影响。
本文建立的绿色智力资本、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模型，如图1所示。
二、实证分析
（一）样本数据的收集
本文使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来收集数据资料，在问卷发放上，主要以面对面的形式发放纸质问卷与以Email的形式发放电子问卷相结合的方法。本文主要针对知识密集型企业进行调研，调研对象以企业的管理人员为主，包括中高层管理者、基层管理者以及部分资深员工，从上至下覆盖了企业的所有阶层，且要求调研对象具有较丰富的管理经验或已经在其所在单位工作了3年以上的时间，对所在企业的整体情况有着较为清晰地了解，从而保证调查的有效性。共计发放调查问卷500份，回收问卷357份，去除无效问卷51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306份，有效回收率为8571%。调研企业主要来自于北京、天津、上海、河北、广东等地区的知识密集型行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研究变量的测量
本文设计的调查问卷主要参照目前学术界研究经济管理类问题普遍使用的问卷格式，即以多个测量指标来描述和评估一个变量。此外，由于调查问卷采用的是定性问题，因此将研究过程中所涉及的变量使用Likert五点量表来进行测量，在评分方面，按照“5=非常同意，4=同意，3=一般，2=不同意，1=非常不同意”的标准进行打分。相关变量与测量指标说明如下：
1.参考Chen（2008）、Epstein（2008）的研究成果并经过相应调整和扩展后，本文将绿色智力资本的维度描述为绿色人力资本、绿色结构资本、绿色关系资本和绿色创新资本。其中，绿色人力资本的测量指标包括三个，分别为“公司员工对满足顾客绿色需求的重视程度”、“公司员工对节约公司资源的重视程度”、“公司员工对服务弱势群体的重视程度”；绿色结构资本的测量指标包括三个，分别为“公司对员工教育与培训的重视程度”、“公司对内部环境监控与保护的重视程度”、“公司奖惩制度的合理性”；绿色关系资本的测量指标包括三个，分别为“公司对内部团队合作的重视程度”、“公司中长期客户的比例”、“公司对与社会公益组织保持合作关系的重视程度”；绿色创新资本的测量指标包括三个，分别为“公司在产品的设计与研发上对未来回收和再利用的重视程度”、“公司对降低产品制造过程中废弃物排放的重视程度”、“公司对推动环保型产品来开拓市场的重视程度”。
2.参考Carroll（1999）、Maignan和Ferrell（2000）、Lin（2010）的研究成果并经过相应调整后，本文将社会责任的维度描述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其中，经济责任的测量指标包括三个，分别为“公司的盈利能力”、“公司的营销能力”、“公司的营运成本”；法律责任的测量指标包括三个，分别为“公司对保障员工合法权益的重视程度”、“公司对保护顾客隐私权的重视程度”、“公司对在其网站或其它媒介披露财务、营运等法律规定的相关信息的重视程度”；道德责任的测量指标包括三个，分别为“公司对顾客投诉的重视程度”、“公司对提高员工职业道德的重视程度”、“公司考核升迁制度的公平性”；慈善责任的测量指标包括三个，分别为“公司对周边社区关怀的重视程度”、“公司对回馈社会的积极程度”、“公司对员工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的态度”。
3.参考Steensma和Corley（2000）、Matsuno、Mentzer和zsomer（2002）、Morgan et al.（2009）的研究成果，本文将企业绩效的测量指标设定为五个，分别为“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公司的投资回报率”、“公司的销售成长率”、“公司每年预定财务目标的完成度”、“公司争取到新顾客群的难易度”。
（三）信度与效度分析
首先，在信度检验方面，本文采用的是Cronbach α系数来检验信度，这是Likert量表最常用的、也是社会科学普遍认同的信度检验方法。通常，当Cronbach α值大于07时，表示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较高，具有良好的信度。此外，在进行信度分析时，还可以通过问题项的分项对总项的相关系数，即总体相关系数（CITC），来验证该分项与总项内其它各分项的内部一致性。通常，当CITC的值大于05时，表示问题项与总体的相关程度良好，内部一致性较高。由表1可知，各变量的Cronbach α值皆大于07，量表中各题项的CITC值皆大于05，并且若删除该题项，量表的Cronbach α值将有所降低，说明本文设计的量表内部一致性较高，具有较好的信度。其次，在效度检验方面，本文主要通过因子载荷值、平均变异抽取量（AVE）和组合信度（CR）来检验量表的效度。通常，当因子载荷值大于05、CR大于07、AVE大于05时，表示该变量内各问题项具有良好的效度。由表1可知，量表中各题项的因子载荷值皆大于06，CR皆大于08，AVE皆大于05，说明本文设计的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
（四）假设检验
本文通过LISREL软件对理论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做验证性因素分析。首先检验数据资料与理论模型的拟合度，然后做路径分析，检验理论模型、研究假设的正确与否。本文使用绝对拟合指数（包括χ2/df、RMSEA、RMR、GFI、AGFI）、相对拟合指数（包括NFI、RFI、CFI、IFI、NNFI）和简约指数（包括PNFI、PGFI）来检验理论模型与测量数据之间的拟合效果。由表2所示，除了AGFI以外，其它模型拟合度指数的测量结果都达到了相关标准，而且AGFI的值为079，与08的标准值相差不多，表明本文建立的理论模型总体上与测量数据的拟合效果较好，拥有一定的解释能力。
在模型拟合度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通过路径分析来检验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中潜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以及各潜变量之间有着怎样的解释作用。变量间的路径系数与t值可以作为判断研究假设是否成立的标准。由表3所示，在本文提出的9条研究假设中，仅假设H3b没有得到支持，尽管影响方向与研究假设一致，但是其t值仅为076，表示影响关系并不显著，假设关系不成立，原因可能在于绿色结构资本主要体现在企业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流程等方面，与绿色智力资本的其它三个要素相比，绿色结构资本更多地涉及到组织文化，而组织文化的形成和变革是最为困难的，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组织成员对于变革前景的不了解，缺少参与感，将社会责任理念纳入组织文化同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组织成员逐渐地适应。除此之外，其它8条研究假设的路径关系与假设关系完全吻合，并且显著效果明显，说明研究假设得到支持。
三、结论与启示
通过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不难看出绿色智力资本、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具有密切的互动关系。首先，绿色智力资本、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皆具有正向影响；其次，社会责任对绿色智力资本维度中的绿色人力资本、绿色关系资本和绿色创新资本也具有正向影响。由此可见，在当前转型经济背景下，企业绩效的提升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要考虑的因素多种多样，属于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本文的结论也为探索我国知识密集型企业如何在当前知识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双重时代背景下创造社会价值与提升经营绩效提供了一些启示。
第一，企业应重视承担社会责任，将社会责任理念融入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企业虽然是盈利性组织，但也是社会的公民，其经营管理模式对社会、经济、环境都具有直接影响，因此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更要注重对环境的保护和社会的关怀。首先，企业要有效地利用资源，通过为顾客提供其所需的安全可靠的产品或服务来获得盈利，求得生存和发展；其次，企业的任何行为都必须遵守相关的法律和制度；再次，企业的经营理念应尽可能地与社会伦理道德相一致，重视社会的期望；最后，企业还应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积极参与公益事业、慈善事业，努力成为社会的“好公民”。
第二，企业应加强绿色智力资本投资，重视绿色智力资本的开发与应用。首先，企业应培育绿色人力资本，树立员工的社会责任价值观，通过为员工提供各种学习方案和教育培训来提升员工的绿色技术和能力；其次，强化绿色结构资本，通过在生产流通环节积极采取各种节能减排措施来保护企业的内外部环境，完善内部业务流程体系，提升整体工作效率；再次，维持绿色关系资本，通过整合各种社会资源来降低成本费用，强化企业的社会价值，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回馈社会；最后，提升绿色创新资本不能将创新仅局限在企业产品的研发上，而是要形成一种多元化的绿色创新思维，从产品的研发，到生产销售，再到回收再利用等环节形成一套完整的绿色循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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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among Green Intellectual Capit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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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Jia-xin1，2， LIU Bing1， QI Min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401，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ianjin Tianshi College， Tianjin 301700， China）
社会责任管理学范文6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组织公民行为；反生产行为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企业员工较之前有更多的选择权利和行为自由，他们在完成自身工作任务的同时，还可能会选择去做一些工作之外有利于组织的“好事”（如组织公民行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以下简称 OCB），也可能会去做一些有损于组织的“坏事”（如反生产行为，Counterproductive Work Behavior，以下简称 CWB），两者可统称为员工的角色外行为（extra-role behavior）。
反生产行为是员工所表现出的对组织或者组织利益相关者合法利益具有或者存在潜在危害的用意，具体包括偷窃、消极怠工、旷工、散布谣言等行为。其判断标准包括员工个人有意为之、对组织或组织利益相关者产生伤害或者有可能产生伤害、行为带给组织的潜在伤害要大于潜在利益。反生产行为广泛存在于现代企业组织中，统计资料显示，33%-75%的员工曾经产生过CWB。由于CWB的存在，企业每年会有60-2000美元的损失，美国安然公司、世通公司等企业的破产也与员工CWB密切相关。
由此，我们将通过引入心理契约理论，对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旨在通过厘清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行为的内在影响机制，从而为企业实践提供指导。
二、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行为之间的内在关联
研究表明，组织中的工作绩效不仅包括个人的工作产出（工作任务、目标的完成情况），即任务绩效，还应包括与工作有关的行为因素，即行为绩效，而行为绩效主要是指工作场所中的员工角色外行为，其中，CWB的出现，改变了管理学界将行为绩效等同于OCB的传统观点，不仅是对“以任务绩效为核心”的传统工作绩效范畴的有益补充，而且打破了“唯任务绩效至上”的封闭式绩效管理格局，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工作场所中的组织公民行为将有助于组织功能的正常发挥，而反生产行为则可能妨碍组织功能的正常发挥。
普遍存在于组织之中的CWB极具破坏力，已经成为学术界和企业界关注的重要课题。在国内，有关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成果已经比较丰富，而反生产行为由于受到关注的时间较晚，相关实证研究成果更是匮乏。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组织竞争的加剧，如何最大化地降低组织生产和运营成本，同时维护组织内部的稳定成为保持组织竞争力的关键。而反生产行为可能给组织带来生产和运营成本的增加，甚至扰乱组织内部的稳定等潜在危害。由此，重视工作场所中的员工角色外行为，并对其发生机制和干预措施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基于心理契约理论的框架
（一）心理契约理论
心理契约理论（psychological contract theory，简称PCT）是由Argyris（1960）和Schein（1965）率先提出，随着企业与员工关系在企业实践中的重要性凸显，心理契约理论成为近年来理论界的一个热点。心理契约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心理契约指的是企业与员工之间隐含的、未公开说明的相互期望的总和。而狭义的概念指的是员工对雇佣双方相互责任义务的一种理解或信念，而这种理解和信念是指员工对其外在和内在贡献（努力、能力和忠诚等）与企业诱因（报酬、晋升和工作保障等）之间交换关系的承诺、理解和感知。狭义心理契约与广义心理契约不同的是，它并不是包括个体和组织两个主体层次，强调的是员工单方面对于交换关系的主观理解。与广义概念存在不可测量的弊端相对比，狭义的心理契约为准确测量心理契约提供了基础。Rousseau（1990）进一步将心理契约划分为交易型心理契约和关系型心理契约两种类型。其中前者适用于经济资源之间的交换，具有短期的经济换特点，而后者除关注经济交换的同时，还注重长期的社会情感交换关系，适用于社会情感资源的交换。正是得益于心理契约的可测量性，此后与心理契约相关的实证研究也因此大量涌现。
近年来，组织的不断变革对员工和组织间的雇佣关系和心理契约产生了深远影响，心理契约破坏（psychological contractbreach）和心理契约违背（psychological contract violation）对员工工作行为的影响受到了广泛关注。其中心理契约破坏是员工对组织未能完成其在心理契约中应承担责任的认识评价，心理契约违背则是员工在心理契约破坏后所产生的愤怒、失望等情绪反应。鉴于心理契约违背实质上是心理契约破坏的一个结果变量，受到员工个人特质、环境特征等因素的影响，更为直接，我们将直接关注心理契约破坏。
（二）理论框架的提出
心理契约破坏广泛存在于当今的组织中，如果员工意识到企业未主动履行所承诺的义务，那么会产生相应的认知评价与情感反应，心理契约破坏便产生了。心理契约破坏一旦产生便会对员工的态度和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已有研究显示，心理契约破坏会对组织公民行为、角色内绩效、心理撤出行为和离职等行为产生深远影响。而反生产行为与组织公民行为一样作为角色外行为的一种，同样会受到心理契约破坏的影响。
另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以来，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逐渐增多。已有研究显示，当员工感知到企业对其负责任的行为时将会产生回馈心理，提升其工作行为表现；与此相反，如果员工所感知到企业对其社会责任付出较少时，则会打击其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一步使得其协助组织实现组织目标的动机降低，甚至会出现员工反生产行为。
1.企业社会责任与组织公民行为
以往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是影响组织公民行为动因之一，企业社会责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互利平等的社会换模式，而企业员工将会选择组织公民行为作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回报。其中，组织对员工的责任是影响组织公民行为发生的前因变量之一。并且，当员工感知到企业对其负责任的行为时将会产生回馈心理，提升其工作行为表现；与此相反，如果员工所感知到企业对其社会责任付出较少时，则会打击其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一步使得其协助组织实现组织目标的动机降低，并且两者是相互作用是交错出现的一个过程。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中的市场责任和公共责任则会通过为员工提供非物质的资源，激发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企业所提供的非物质资源主要是指企业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可以使企业具备一定的社会责任特征，如社会责任形象、社会责任文化、社会责任氛围和社会责任表现等，而企业的这些社会责任特征将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员工主动承担更多的工作责任，甚至是本职工作以外的部分。由此，企业社会责任会正向影响组织公民行为。
2.企业社会责任与反生产行为
反生产行为和心理契约破坏广泛存在于现代组织中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但已有研究往往关注员工社会责任对于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将组织对员工的责任视为影响组织公民行为发生的前因变量之一。却鲜有研究关注与企业社会责任与反生产行为之间的关系。原因之一可能是人们习惯将反生产行为和组织公民行为视作一个连续体的两端，且两者强烈负相关。但是现实中有些因素可能同时正向影响组织公民行为和反生产行为，并且同一员工也可能同时实施组织公民行为和反生产行为，而这是同一连续体的两极所解释不了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更倾向于认为两者因为包含不同的绩效结构，应该被看成相互独立的二维结构。因此，作为独立于组织公民行为的构念，员工的反生产行为也会同样受到员工社会责任的影响。
心理契约产生于员工对于企业责任的感知，代表性的企业责任包括提升、高额报酬、绩效奖励、培训、长期工作保障、职业发展、人事支持七个方面，作为回报，员工需要付诸加班工作、忠诚、自愿从事职责外的工作、离职前预先通知、接受内部工作调整、不帮助竞争对手、保守公司商业秘密和在公司至少工作两年等。其中员工所关注的企业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维度中的员工社会责任高度吻合，如“重视安全的工作环境”、“为员工提供了运用宝贵技能和才能的工作机会”、“维护员工权益”和“重视员工的工作安全感”。这意味着如果员工所感知到企业对其社会责任付出较少时，会打击其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甚至会出现旷工、怠工等消极行为，反生产行为就产生了。因此，企业社会责任负向影响反生产行为。
四、结论与讨论
企业社会责任在最近30多年里得到极大的关注，并成为企业与研究者热议的话题，本研究通过心理契约理论重新整合了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行为之间的内在关系，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已成为目前人力资源领域特别是社会责任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并在社会责任上树立与竞争者有差异的形象是现代企业获取关键资源的一项战略投资，因此如何通过社会责任行为实现有效激励员工、发挥企业人力资源潜能、提升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对于企业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第二，员工反生产行为已经成为影响企业绩效、阻碍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仅要审视其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等积极行为的影响，更要关注对员工反生产行为等消极行为的影响，因此从理论上看，本研究的分析表明，员工反生产行为必须作为学者们进一步探索企业社会责任作用的重要结果变量；而从管理实践上来看，本研究的数据结果说明，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体内容，企业履行员工责任对于有效的控制和管理员工的反生产行为，使之与企业目标保持一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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