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农问题的理解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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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三农问题的理解

对三农问题的理解范文1

关键词:三农研究;范式危机;范式依赖;范式转换

三农问题指涉的事实在不断变化之中,而不同研究者研究的事实之为事实又并非那么类同而简单的事情,加之三农研究涉及的是一个多维复杂多变的系统,在当前三农研究成为所谓的显学状态下,研究者都有各自研究和表达的权利,如何把握三农之真实的互动确实涉及到了三农研究的范式问题,本文将从范式的方法论上提供一些思考。

一、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

范式是托马斯.库恩科学哲学的重要概念,与范式密切相关的科学共同体和不可通约性也是库恩理解科学本质和科学进步的重要命题。库恩将凡是具备两个特征的成就称之为“范式”:它们的研究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1]

库恩的范式源自对自然科学史的研究,但是这一概念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而且库恩在解释解读科学文本的不可通约性时也认为,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科学活动是“一种人文事业”,它本身就是不断生成和变化的理解文本。狄尔泰认为社会科学指涉的人类生活具有一种时间的结构,韦伯在《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一文中指出:社会科学的对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规定包含价值和意义两种基本要素。[2]库恩范式基本上是反对本质主义的,它既指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同时它也是富含实践智慧的去形而上又去纯粹经验的一种方法论,它将范式置于优先地位,它符合西方哲学从对实在的关怀到对实在知识的关怀,再从对知识的关怀到对寻求实在知识的正确方法关怀的转向,它将科学研究截持在本体与主体间性关系既非深层又非浅表的时空上,所以,无论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共性,还从社会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特点看,库恩范式更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还界定了范式的一般含义,与此相对应,三农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部分,其应有的研究范式即是三农研究人员对三农研究所共同接受的信念、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技术方法的一种互动体系。库恩范式对三农研究仍具体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按照库恩范式的标准来衡量,当前中国三农研究是存在一定程度的范式危机的。

三农问题难以解说的现状是三农研究范式危机的总体表现,面对问题的竞争性意见,人们甚至开始反思,三农研究的某种方式是否是科学的,或者说三农研究的科学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似乎超过了三农研究的范围,在库恩范式的范畴下分析,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具体表现在多方面和多重意义上。

学科的范式危机。三农研究不象一个完整的学科,是一个多科学,甚至是一个边缘的研究,三农研究的对象和领域几乎随处可得,三农研究也只是因为当前三农问题的升温而热了起来,三农研究本身缺乏一个完整的学理规范,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管理学等等都可以问事于三农。对三农中某一具体的现象研究时,也没有单一的范式。有时甚至出现众说纷纭的乱象。

方法的范式危机。实证的方法、规范的方法、各种经验技术性方法都可用在三农研究上,面对活跃变化的三农,在一个宽泛的时间段内反观,诸多方法都有令人质疑的地方。有些所谓计量或调查的方法应用于三农研究,还很难说是方法论的创新,只能说是一种新式工具的应用。对这些具体方法掌握不透时,会出现明显虚假的实证,还很难从范式的视角上去把握三农实证研究的真谛。

理解的范式危机。这是三农范式危机的主要方面,以上两个方面都是三农范式危机的表面形式,理解的范式危机更符合库恩范式的概念。三农研究只是缘引多学科范式成就进行的,对同一问题和现象的解说存在不同的范式竞争,甚至出现各说各话的现象,使得经验资料独立于研究者而存在似乎成为一个永恒的问题,这也是范式自身悖论的一种表现。

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还表现在,三农研究不像自然科学,也不像其他的一些社会学科那样具有自明的实在性,即便形成了某种共同体,这种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扩展到真实世界中去也存在问题,而难以做到理论范式与事实范式的融合,比如当我们研究三农问题时,我们自以为如此,但我们所研究的三农对象的行为果真如此吗?而且,三农研究还没有象自然科学范式的有效解释和应用那样,让世界在范式下动起来,范式理论的反映与真实世界范式还难以一致激活。三农研究还未能达至自己的研究成果。三农研究没有一个较有影响的共同体,即便有一些共同体,这些共同体的规模也不是很大,很难形成广泛成就性影响。

存在三农研究范式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三农研究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特点和范式的内涵决定了三农研究不成熟阶段的范式危机。其次,三农研究的涉及面太广,面对宽泛的对象研究,一时间要想有一个统一的范式显然不可能。研究人员会从农民、农业和农村的不同维度来看待三农问题,有人会从农民收入问题进行分析,有人会把三农看着是农民权益问题;有人会从演进的方式分析三农问题,有人则会从建构的角度进行分析;有人从国家视角解读三农问题,有人则从公民社会的发育不足来进行诠释;即便从国家视角进行分析,有人会特别强调国家功能,有人则注重国家型态的变化和结构的合理转换。第三,现实社会的快速变化,急切地催逼对旧范式拒斥和新范式的出现,而新范式又迟迟不来,这是由社会事件类比和重复性问题引起的困境。第四,还有意识形态的干扰,即是一些规则超越范式形成的干扰,三农研究多是前置性问题遮蔽型研究,在范式本身匮乏的情况下,潜意识规则就会大肆侵入。比如农村治理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但一些研究者彻头彻尾地用政府计划管制的思维来研究;又如关于农民组织的问题,一些学者只从所谓仁慈的角度去思考弱势的农民需要组织,甚至会出现“组织农民农民怕,农民组织政府怕”的境况。等等问题不一而足。第五,尽管一些三农研究是以某种范式作支撑的,但是这种研究范式并不那么明显。

当前三农研究并非是完全处于前范式阶段,而是同时具有前范式和需要范式革命某些特征。三农范式危机的状况总的来说,有利也有弊。范式危机可以说是一个非垄断性学术氛围的结果,有利于学术观点的竞争,但是如果所指同一问题的竞争观点久久不能归一,那么每一个竞争性的东西都难以说是成熟的科学,培根也说过,真理从错误中比从混乱中更容易获得。另外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也多少是在中国社会具备一定程度的后现代性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与不存在单一范式的社会分化发展相吻合,但是在多元和多样性的情况下,寻求挑战性的新范式的冲动仍然很强烈,追求三农共识性研究仍然让人激动不已。

二、三农研究的范式依赖

科学研究需要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即范式理念上进行,同时也使研究囿于共同体内,有利于解谜活动的进一步完备。无论研究是处于常规科学阶段还是需要进行科学革命,都是在依托一定的范式下进行的。研究者常常是在强把大自然塞进由专业教育所提供的概念箱子里方式下训练而成的。库恩认为科学家不能拒斥范式而仍然是科学家,他们可以拒斥旧范式,但又必须同时接受一个新的范式,因此对于科学家和一般的研究人员来说,依赖范式是必须的。

从广义来讲,寻找一种观念依托即是范式依赖,这种观念依赖已经内化为人类基因的本能之中。其实如果没有范式的指引,我们根本不会把一些事实当作问题,另外我们能够发现事实和问题,也是因为有范式的潜在影响的。

当前三农研究并非是完全处于前范式阶段,而是同时具有前范式和范式革命某些特征,这主要是因为三农研究仍然是依赖了某种小范围的范式。

三农研究范式依赖的意义:使三农研究成为一个富有成就的常规科学,在范式的指引下解释问题,并应用于三农研究的社会活动之中。并以此为基础通过范式转换的科学革命来实现三农研究向另一阶段常规科学的过渡。

尽管作为专门的三农研究人员来说,不必过多地思考方法论上的问题,向其追问三农研究的目的和方法也似乎超出了其研究范围,但是不管怎样,任何研究人员要想进入三农研究方面,就得进入某种范式状况,要想进行范式革命也得以此为基础。

具体研究三农问题时的范式依赖形式有:一、单一范式的借用。尽管三农研究还存在某种程度的范式危机,但是我们还是有可供选择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单一范式的。这是一种对既存范式的类比依赖,或者说是范式在三农研究中的解谜应用,而这种解谜应用是不知足的。二、对不同范式的比较依赖。因为三农研究并非处于完全的前范式状况,它有一些成形的范式可以应用,不同的成形范式可以指向三农研究,而这种不同范式的共同指向又具有显明的前范式特点,必须进行比较应用。三、不同范式的组合依赖。范式的组合依赖适合三农问题多样化分析,这种依赖有利于既关注个体又关注整体的研究。

范式依赖对三农研究也存在一个悖论性影响。一方面因为范式是一种前理解,范式依赖使得事件有意义,它对研究有一种指引的作用,而前理解范式的形成也是因本体诠释时的原初事件的显明而来的,范式的作用表现为事件突现----形成思维系统(前理解)----多事实映证(常规科学)----反常事实的激发的循环过程之中。另一方面范式依赖也会让人有戴着一副有色眼睛的感觉,防碍人们获得较为中性的观察,使得搜索事实的“无污染知觉”不大可能,事实上任何的观察都不可能是在一张白纸上去画画,如果真是一张白纸,可能就等同于,他会对一切事实无知。这样就要学会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同时在范式的依赖下,给自己的思想留下一片自由的空间也是很重要的,当然仍然要让范式优先,这样才具有科学性,这也是范式依赖时应当注意处理的关系。

总之,我们在依赖范式进行三农研究时,一定要面向对象,面向真实的场景,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经验并不等于范式,范式也不应干扰经验的再生。特别是在快速变化的社会,我们对所依赖的历史范式应该持过多的怀疑。比如我们在对三农问题进行个案研究或区域比较时,我们就应该得出三农问题的异质性与同质性,而不应该迂腐地将三农研究局限在自认为的范式上。

三、三农研究的范式转换

范式危机、范式依赖和范式转换是从范式作用的不同阶段分析范式形态的特征,三者之间其实是相互联系和互为因果的,范式依赖是范式转换的前提,如果不先存一种范式,何以进行科学革命的范式转换,有范式依赖的基础,也容易实现范式的团体性转换。

依赖范式是为了更好地研究,范式指引下会使研究更加精致,但是从认识的发展来看,任何一种范式都会沦为被抛弃的地步。范式转换因人因事因时而变,在需要转换时而不知转换,就会要么不知着落,要么陷入读书陷阱和知识的负担之中不能自拔。库恩范式不仅强调不可通约性的范式,而且库恩后期还强调语言的不可通约性。库恩的范式并非完全是唯心的相对主义观,库恩范式的格式塔式的转换是人与物互通的结果。

因为三农研究存在明显的范式危机,又因为三农研究范式依赖的非常规科学的特征,所以范式的转换和新范式的确立是三农研究应当突出关注的问题。

当今三农研究存在前范式类的纷争,我们所说的需要三农研究范式的转换并非指既存范式的整合,整合难以解释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更难以体现科学革命的彻底性,即便与老范式存在概念语言等形式上的类同,新的范式在观念视角方面则发生了不可通约性的变化,这是范式转换的本质特点。竞争性范式的消解,也即是事实与理论的深入同化,范式转换是不拘泥于否定的抛置性否定,范式的包容性体现在转换之中,而决不是新范式对旧范式有任何包容的意图。库恩范式革命的意义在于鼓励超越范式本身,但它最终将范式超越的无限层次包裹在一起,实现范式思维下的超越超越再超越。

由于处处都有反常,因此存在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所以需要范式转换而在某些方面达致统一,即便三农研究处于成熟的常规科学阶段,也会有反常的出现,而需要实现从旧范式向新范式的转换。

范式既是一种共有信念,也是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因此,范式的转换既是观念的转换,同时也是方法的转换。三农研究范式的转换也是指两者合二为一的同步转换。方法是依赖于范式中的元理解而设计的,通过方法获取观察事实是一个事情显现的闭合过程,在此过程中,反常会触发新的元理解和对应的新方法,使得范式进入另一有效的轮回之中。

本文并不指定三农研究范式转换的具体方向,因为一旦这种方向已经明了,何来范式危机的持存和始终保持危机意识的觉醒呢?本文只是特别提示三农研究需要新范式的出现,需要特别的个人在非连续非累积的情况下“悟出”一个新的系统来,并且需要符合理论与事实的一般范式的映照规律,形成能够解说和应用的三农研究范式,并将此范式与共同体一起做大做强。

参考文献:

对三农问题的理解范文2

课堂教学体现在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教师的教要体现本节课的问题,同时学生的学也离不开教师的设问,所以我们思想品德课教师应尽可能在教学中挖掘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从而让学生产生学习兴趣。同时我们思想品德课教师应充分利用课堂提问这一重要的教学环节,提高45分钟的课堂效率,提高教学质量。在教学中,我们要注意提高思想品德课课堂的提问技巧,让这些技巧能贯穿在我们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中。在教学中我们要特别注意以下在提问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一、注意提问的难度

如教学七年级下册《走向自立人生》,教师先设问“什么是自立”,让学生用自己的话来理解自立的含义,再让学生谈一谈自己在学习生活中有哪些自立的表现。学生针对这两个问题展开议论并回答,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他们的思维能力。再如,学习《走近法律》这个框题时,考虑到学生对法律比较陌生,所以在设问时尽可能结合他们身边比较熟悉的规则。如可以设问:(1)我们学校的规章制度有哪些?我们身边还有哪些规则?(2)请同学们谈谈我们的生活与规则有什么关系?通过这样的提问,学生对学习法律很感兴趣,从而轻易地掌握很难理解的法律知识,同时也感受到法律的威严以及法律的魅力。所以我们思想品德课教师在上课时要注意设问的难度。

二、注意提问用语 ,调动学生的参与性和积极性

教师在提问时,要注意提问用语。教师提问用语不同,带来的教学效果也会不一样。如,在学习《唱响自信之歌》时,可以这样提问:“你是一个自信的人吗?你打算怎样做一个自信的人?我们应该如何唱响自己的自信之歌?”提问用语不同,课堂的气氛也不同,学生的参与性和积极性也不同。如在谈到如何认识自卑和自负的危害时,我提问:“什么是自卑?什么是自负?”请学生用自己的理解来概括它们的含义,然后分组写一写它们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学生人人参与问题的思考以及问题的回答,当教师对问题进一步讲解时,学生的积极性已经得到很大的提高。同时也让学生看到自己成长的过程,感受到自己点点滴滴的进步与成绩,能够不断地为自己喝彩,为自己鼓劲。

三、注意学生回答问题的效果并给予评价

当学生回答问题之后,我们教师应该对学生回答问题的效果给予恰当的评价。如果学生的回答比较准确或有自己的独特观点,教师不妨直接采纳或给予肯定,以增强学生的信心和成就感。如果回答得不够准确或完全错误,教师可以适当引导,千万不能为了赶时间求得正确答案,接二连三地提问其他学生,因为随着学生一个个站起来坐下去,课堂气氛会变得比较紧张。退一步来讲,学生就是回答不出来,教师也应注意给学生留一点余地。如在提问时,也许学生一下子回答不了或者回答不完整,教师可以说:“你先坐下,请再好好想想”“请另外同学帮帮忙”“哪位同学愿意帮忙回答这个问题”……这样既可以消除紧张气氛, 更能让学生在快乐中尽情地学,同时也让学生轻松愉快地去思考教师提出的问题,让学生有足够的勇气迎接挑战,迎接每一节课。

四、提问时要注意联系学生的实际

在教学中,教师所讲的问题一定要紧扣学生的实际,最好是结合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结合学生的家庭和学校的情况等等,让学生真正地在熟悉的环境中去掌握知识。如讲到七年级上册第九课第一框题《身边的侵害和保护》时,可以让学生写一写:身边的侵害有哪些?这些身边的侵害对自己有什么影响?如果碰到这些侵害应该怎么办?这些问题都是我们教师和家长经常提醒学生的问题,所以学生平时比较注意和关注。这样学生讨论的积极性很高,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注意身边的侵害以及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五、提问时要注意启发学生

教师提出问题时要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如让学生了解“三农问题”,首先让学生知道“什么是三农问题?”“为什么要重视三农问题?”“国家重视三农问题体现教材的什么观点?” 这大大启发学生利用课文知识去解决问题。可见我们的思想品德课不只是回答“是什么”,而应该启发学生多问“为什么”“怎么做”,这样学生才能真正做到理解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也真正地使自己在课堂中寻找学习的快乐和享受在快乐中获得知识的喜悦。所以我们在教学中要善于启发学生,让学生找到自信,欣赏自己,顺利地解决问题。

六、提问时要注意考试的提问类型

自从中考思想品德课实行开卷考试后,我们思想品德课教师在提问方式上下了好大的工夫,因为在这几年的中考中,非选择题的提问方式多样化,甚至一题多问,答案也只要言之有理即可得分。所以在平时的教学中,我们特别注意提问方式,既要让学生能够理解课文,又要让学生找出解题方法,并提高学生的解题能力。同时也要让学生根据考试的要求,结合课本组织答案,尽力让答案答得完整,拿到高分。

七、提问时要顾全大局,面向全体

对三农问题的理解范文3

通过调研,同学们加深了对农民和农村的认识,他们在思考,农业是中国的根本问题,农民是中国最广大的群体,却还在承受着最大的辛苦和劳累,同学们也希望能再有机会与农民的充分交流,了解了农民的疾苦,切实地了解、反映三农问题,为问题的解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此次调研,对于村落和被调查人完全采取了随机取样调查,保证了数据采集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调研团虽然结束了在xx的调研活动,但为了保证调研的可比性和普遍性,调研团的成员又决定加印问卷返回各自的家乡,展开追加调研,为此次调研能真实地反映问题增加素材和数据。近年来,我国的三农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党的十六大报告用了很大的篇幅讨论了三农问题。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更是将三农问题的解决提到了很高的位置,认为:农村工作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村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就没有全国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65岁以上的农村留守老人有近2000万,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啊!子女闯天下,老人守 空巢。生活孤独,缺乏照顾,却时刻挂念儿女,这就是农村留守老人的缩影啊。然而,在外务工的子女普遍地只把赡养义务理解为源源不断的物质供给,忽略了对父母精神上的嘘寒问暖。留下的是踽踽独行的老人每日不断地守望家门,盼星星盼月亮,盼着自己孩子早日回来。这让我想起之前我们走访的那些老人,每一个都是蹒跚而行,有的由于年老身体不适还要照看自己的孙子。儿女离开,孙子尚小,为了整个家,不得不自给自足。一辈子就这么辛劳度过,没有享受过一天的福,这真是做儿女的悲哀!

如今,留守老人问题还未引起广泛的重视。但无论如何,他们是为我们的成长付出辛劳的功臣。先在他们已是日薄西山,他们缺乏社会的关爱,承受骨肉两地分离的痛苦。在物质文明逐步走向发达的今天,留守老人的大量出现是社会发展尤其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必然现象。我们应该理智看到留守老人是社会群体中的弱势者:他们年老力衰,他们动作迟缓,他们招人嫌弃,他们是经济上的低收入者,他们是生活上的低层次者。正是由于这些的特殊性,就决定了他们很难依靠自己安度晚年。因此,这需要社会的广泛关注,更需要家庭子女的理解与关心。总而言之,在外打工的农民工子女们,挣钱只是一个生存目的,老人则是自己的至上亲人。当有一天老人已不在人世,那时候想着尽孝早己为时已晚!所以,留守老人的问题一方面需要政府的关心与社会的关注,另一方面也需要子女常回家看看。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快乐地安度晚年。在中央政策的扶持下,很多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得以保护,农民基本能够解决温饱问题,但农民普遍抱怨种子、农药、化肥、管理等导致种植成本居高不下,中央惠农政策不到位等问题,同时靠天吃饭、种粮不赚钱等状况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在走访中,他们还注意到,一个村子的领导的水平就直接决定了整个村子的发展状况,三农问题的解决首先需要一批眼界开阔,踏实为民的村干部。见到了农村医疗资源的缺乏、农民生活的困苦、农民居住环境的差乱,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农民文化水平的低下.

首先,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增加农民的收入,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中外的历史经验都表明,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就是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工业和第三产业转移。只有实现农村劳动力不断的、大量的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才能有效的提高农民收入。要实现农村人口的转移,一方面城市要有足够的劳动密集型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转移出来的农村人口必须有足够的劳动力素质,来适应城市里面的工作,农村劳动力素质则关键取决于农村教育水平。农民的素质决定了他们在城市只能从事最底层的工作,本来背井离乡与亲人分离就是很悲哀的事,再加上在城市身份地位的低下,给农民工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农民工在城市的工资也是最低的,除去生活开支以及两次农忙和过年三次回家的路费,使微薄的收入所剩无几。由于文化水平低,农民工没有法律上的自我保护意识,在外出务工时不会意识到要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即使签合同也不了解合同中的内容,以至于很多农民工劳累了一年,到年底却拿不到工资。从心理和经济方面考虑,农民都不愿意外出务工,用濉溪县一位领导的话说就是农民在有饭吃的情况下都不会外出打工,这主要是由农村低下的教育水平引起的。农村居民受教育年限低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很难提高。

其次,由于农民文化水平低,农业技术很难在农村推广,推广速度慢。农村田地产量低、种植的作物品种单一,再加上安徽省农村居民人均耕地较少,大多数农民只是把农业种植作为一年口粮的来源。在调研中,濉溪的一位四十多岁的农民说他们多年来都是冬季种小麦,夏季种大豆,种植方法也从没改变过。他给我们算了一笔帐:小麦一亩地最多产900斤,价格是7角/斤,大豆一亩地最好能收入400元,一亩地一年的毛收入一千元左右,扣除化肥、农药等,一亩地一年的净收入为500600元,除去家人的口粮剩的就更少了。当问到是否需要农业技术时,他立即作了肯定的回答,但又说书上关于种植、养殖的都看不懂,要政府派人手把手的教是不可能的,农民太多了。第一产业作为农民增收的来源之一,所起的作用太小,他们不能把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应用到生产中。

再次,以农民现在的文化水平很难了解和理解国家的经济政策。农民受教育的程度决定了他们的娱乐活动主要是打牌、看电视和聊天,但看电视又很少看新闻,所以他们几乎没有了解国家经济政策的途径。在调研过程中,像社会治安、最低生活保障、环境保护等最常用的词语,都要给他们解释很多,他们才能理解,更谈不上理解国家经济政策的条款了。因此也不知道国家经济政策的引导方向,抓不住致富的机会。由于知识水平有限,农民参与管理及创新的积极性较低,大多数人都是随大流,不愿意积极的寻求致富之路。

农民比较看重眼前利益,在多数农民的观念中,如果没有考上大学,上了高中与只上初中或小学没什么区别,还是要回家务农。因此,很多农村父母在孩子上初中时看到孩子成绩不好,想到将来不一定能考上大学,不如现在就外出打工挣钱,解决家庭贫困问题。即使考上了也不一定有钱去上大学,每年高考后都有媒体报道许多考上大学而又没钱上学的学生,这也影响了农村孩子学习的积极性,造成农村学校较高的辍学率。

对三农问题的理解范文4

如果我们像对待城镇居民一样来解决农村居民的养老问题,那么,我们也应该可以在农村推行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子女的生育政策。有时候,让人感到很奇怪是,我们批评城乡居民不平等时,我们为什么不批评城乡居民在生育权上的不平等呢?难道在生育权上农民天生就应该比城镇居民有“特权”?而且,我们似乎没有理性地看待农民的这种“特权”给农民自己、社会进步带来的危害。这以“特权”也似乎很沉重。

首先,农民自身的负担加重。在现代社会养育一个子女的费用是很高的。这其中主要是教育费用,而不是养活子女的生活费用。在我国,农村子女的教育费用“蒸蒸日上”,学生入学的年级越高,费用往往越大。在某些地区,本应该实行九年义务教育,然而初等教育却也成了一种产业。有些家庭甚至难以供养一个子女完成初等教育,更不用说支持两个子女了。适龄儿童的入学率甚至出现倒退。而入学儿童率低意味着未来农民的素质令人堪忧。以后,社会又如何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呢?相反,城镇居民的子女在一定程度上享受了中央财政在义务教育上的补贴,比较轻松地就可以完成九年义务教育。这样一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自然也就越来越大。当然,如果农民子女考上大学,在目前高等教育产业化的背景下,对农民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尽管到此他们可能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但他们可能也快要破产了。因此,这一“特权”除了有助于支持家庭养老外,给农民带来更多的是更重的负担、更大的生活压力,增加了社会贫困人口和低素质人口。当然,接下来,在某些人看来,乡村政治民主推进受阻就有现实基础了。低素质农民也继续使得中国农业在传统农业的模式上重复。

其次,农村人口增长过快,延缓了中国城镇化进程。我国约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农民,是城镇居民的两倍。而每年农村新出生婴儿数可能近乎是城镇居民的四倍,因为农村人口差不多是城镇的两倍,而每对夫妇生育的子女也是城镇居民的两倍。因此,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要远高于城镇。我们一方面要推行城镇化,而另一方面我们的生育政策又加快农村人口的增长速度。这岂不是一个悖论?但是,如果我们一方面加快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降低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那么,我国农民人口迅速会减少,三农问题恐怕也没有今天这么复杂了。当前,农民进城途径有三:(1)城镇扩展到农村,农民变成城市人;(2)农民到城里做工;和(3)农民子女考大学。第一种途径主要出现在江浙、福建和广东等沿海一带。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民主要依靠第二种方式进城。然而,当前对农民工的歧视是众所周知的。城镇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这部分农民的“旅馆”,或者他们只是过客,原因在于城镇的确没有足够的财力和能力来接纳增长如此快、接受教育程度如此低的民工。第三种途径造成的转移的确有限。当前,我们期望主要通过第一种途径来推进城镇化。问题是,低素质人口是否允许全国各地都按照沿海的模式城镇化?

第三,我们的许多改革也因农民人口增长更快而举步维艰。例如,我们呼吁多年的户籍制度改革就是一个例子。原因在于,取消户籍制度以后,如此多的农民进城,城市就得部分地负担其子女的义务教育经费,而且,这些农民的养老问题如何解决呢?还有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就不多说了。

对三农问题的理解范文5

教育“三农”问题的提出

相对于城市学校而言,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差、办学水平低;农村教师流失严重,优质师资缺乏;农村学生学习生活条件差,这些都严重制约着农村教育质量的提高和农村学生的全面发展。要推进教育均衡发展,必须重点解决好农村学校、农村教师、农村学生这三个方面的问题(简称教育“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关系着国家发展的全局,教育“三农”问题,同样也关系着教育发展的全局。

破解教育“三农”问题,是教育自身发展的现实要求。从现行的教育结构看,农村教育具有面广、量大、比例高的特点。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作为教育事业重中之重的农村教育,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仍然是我国教育事业最薄弱的环节,农村教育是整个教育的“短板”,没有占教育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教育水平的提高,就没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

破解教育“三农”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正处于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阶段,农村人口素质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瓶颈。从根本上讲,教育需要有农村的价值定位,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必须依靠农村教育,农村教育在中国人力资源强国建设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日益凸显。不管城市化发展到何种水平,农村学校、农村教师、农村学生都将长期存在。因此,破解教育“三农”问题,端正农村教育发展观,提升农村教育质量,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破解教育“三农”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随着社会文明进程的推进,教育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农村教育真正进入大众化时代,应该摒弃完全精英教育的理念和做法,不能仅限于教会学生“如何生存”。农村教育更需要关注农村学生文明观、世界观的培养,使他们懂得怎样“理解生存”,追求“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追求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教育的公平是最大的社会公平,破解教育“三农”难题,是实现教育公平的有效途径,也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一条重要途径,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让生活在农村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一样,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共同成长进步,让农民能够获得更多受教育的机会是破解教育“三农”难题的基本目标,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教育“三农”问题的破解之道

本世纪初,在全面深入调研,准确掌握实情的基础上,衢州市邀请著名教育专家顾明远先生主持制定了《2003-2010衢州教育发展规划》。在规划的指导下,衢州市、县党委和政府统筹安排,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把教育工作重心定位在农村教育上,以创建省级教育强县为抓手,着力建设办学条件优良的农村学校,大力培养适应教育发展的农村教师,全方位保障农村学生学习生活条件,在破解教育“三农”问题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实施六大工程,农村学校亮起来。按照教育规划的部署安排,衢州分步有序地进行了农村学校调整改造。针对学校布局分散、校均规模小,办学效率低的现状,2002年,衢州实施“高中向城区集聚、初中向中心镇集聚、小学向乡镇政府所在地和中心村集聚、新增教育资源向城镇集聚”的学校“布局调整工程”,这为后续的学校改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避免了重复或低水平建设改造,促进农村学校适度扩充规模,提升办学效率。2003年-2004年,实施农村学校“改水改厕工程”;2005年-2007年,实施农村学校“食宿改造工程”;2008年-2009年,实施“农村小规模小学调整改造工程”,同时,加强农村中小学标准化建设,6年共投入12.6亿元,完成农村学校建设改造项目2689个,新建校舍96万平方米,全面改善了农村学校办学条件。

破解教育“三农”难题,提高农村学校的管理水平是关键。为此,衢州确立了“局长抓校长,校长抓管理”的工作思路,实施“校长培训工程”。通过强化培训,校长们因地制宜,创新管理模式,不断提高管理水平。

构建教师培训体系,农村名师多起来。据统计,从1997年-2002年的5年间,衢州共有1800多名农村教师流向城市。农村学校教师缺编,教师素质不高,严重制约了农村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2002年-2008年,衢州逐步解决1800多名教师缺额问题,保证农村教师足编足额配备,使农村教师在数量上有了保障,严把教师入口关,确保新增教师素质高起点。

构建入学保障体系,农村学生笑起来。衢州市属浙江省的欠发达地区,政府财政并不宽裕。但为了保障学生的就学,建立了从义务教育到大学新生的教育扶贫帮困机制,保障所有困难家庭子女的入学机会,实现“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目标。同时,还实施了“爱心营养餐工程”。

建立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保障体系。衢州是个传统农业大市,根据2002年的资料统计,全市有农村劳动力90余万。由于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产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达到50余万人。这些剩余劳动力急需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才能实现转移致富。对此,自2003年以来,衢州践行穷人教育学,对转岗农民授之以“渔”。

破解教育“三农”问题的思考

对于衢州而言,统筹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破解教育三农问题,既是产生于教育自身发展、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贯穿于这一过程的自觉实践。回顾这一段历程,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思考:

破解教育“三农”问题,可以发挥教育在农村文明风尚方面的引领作用。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教育是引导,教育是影响,教育是感染,教育是文化。因此,教育要善待社会,自觉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发展好农村教育,让教育激活农村建设事业的生机,让教育亲近关爱农村孩子,和谐农村与教育的关系。同时,引导社会善待教育,以教育均衡发展,推进社会公平,改变社会分层,促进社会和谐。衢州农村教育发展的历程,是教育觉醒引领着社会觉醒的过程。以学校的规划布局引领乡镇的规划布局,以师生的文明风尚影响农民的生活方式,以教育的科学民主引领农村的民主政治,以教育的均衡发展促进社会的均衡发展,以教育的科学和谐促进社会的科学和谐。

破解教育“三农”难题,需要责任理想智慧毅力。破解教育“三农”难题,既是当前教育均衡发展中必须面对的新任务和新挑战,也是教育应该承担的使命和责任。面对任务与挑战,使命与责任,教育不能无所作为或知难而退。我们不能把教育“三农”看作包袱,而要看到它是巨大的财富,宝贵的精神资源。要面对现实,充满理想,承担责任,启迪智慧,知难而进,创新思路,寻求突破。一要全面深入了解区域教育发展现状,二要制定科学的区域教育发展规划,三要寻找实施规划工作的突破口,四要有打硬仗不怕苦的信念决心,五要有协调争取社会各方支持的智慧策略,六要有把工作做对做好做完整的恒心毅力,七要认真总结宣传,让工作瞻前顾后,环环相扣,不断提升,持续发展。:

科学规划是破解教育“三农”问题的前提。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投入,而对于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欠发达地区,保障教育投入的高效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科学规划的指导下,每年衢州教育都重点解决农村学校的一至两个问题,形成了积累效应。从衢州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历程看,在农村学校改造之前,先进行了大规模的学校布局调整,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重复建设、重复改造,同时也为农村基础教育的规模化发展提供了可能。从而保障了六大学校改造工程资金投入的高效率,同时降低了农村学校的运行成本。

对三农问题的理解范文6

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质就是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为现代结构。

第一,城乡关系上最现实的问题是“三农”,这个问题相当突出而且根子很深;第二,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难点和重点在农村,也就是说,必须解决统筹城乡发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才能实现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这样一个实质,也可以说是我们解决三农问题所要达到的目标是统筹城乡发展、改变二元结构,换句话说,统筹城乡发展最后要落脚到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加大?就是因为我们的城乡二元结构具有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深刻背景和深刻程度。

这有三个理由:第一,历史的原因。各国普遍存在的历史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各国的具体情况虽有所不同,但二元结构是普遍的。第二,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有其特殊之处,这就是中国上世纪50年代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这个背景特别重要。当时我们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下,这是一个唯一正确的选择。但这个选择带来两大问题。第一,钱从哪里来,重工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发展重工业需要的投资从哪里来,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靠内部积累,这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让农民做贡献,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为工业化积累资金;二是让工人做贡献,实行低工资政策。第二,人到哪里去,优先发展重工业投资大,提供的就业岗位少,大量的劳动力没地方去,这就是限制农民进城就业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下乡的背景。在资金和就业难题的面前,走向了一套城乡分割的体制,形成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生活福利制度,从供给制度到社会事业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第三个原因,在近几年进入城市化加速过程以后,继续存在“城市倾向”。在指导思想上,在政策的设计上,忽视了统筹城乡发展,在有些方面扩大了城乡差距,甚至有损农民利益。

由这三个原因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使我国三农问题相当突出,统筹城乡发展任重道远。

第二点:统筹城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关系

推进城乡一体化是浙江党政领导的一项重要决策。正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所以有必要讨论城乡一体化和统筹城乡发展是什么关系。现在,有许多市、县编制了城乡一体化规划,在这些规划当中,对城乡一体化的含义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表述。已经看到的一个比较好的表述是“城乡一体化是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条件下,城乡经济社会融合、协调的现代社会结构”。这样一个表述,它的基本含义是什么,我认为至少要讲清三句话:第一,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的“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第二,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逐步转变为现代结构;第三,目的是使城乡居民共享现代文明,或者说城乡居民有相同的共享现代文明的基本权利。

按照这样的理解,在统筹城乡发展与城乡一体化关系的理解上,有以下三点值得关注。第一,在二者的基本关系上,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是手段,统筹城乡发展是一个过程,实现城乡一体化是目标,其核心是解决城乡居民多方面存在的“两种身份”,解决城乡居民的国民待遇问题。第二,公平和效率的权衡。在统筹城乡发展最后达到城乡一体化的过程当中,应该说是充满着公平的理念。但这个公平的理念不能离开效率,不能过度地损失效率来达到公平。第三,要研究和防止可能出现的一些倾向。可能会产生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是简单化,例如编制城乡一体化规划,就把产业、生态等等都戴一个一体化的帽子。这个一体化到底是什么含义,如何来实现,并不是十分清晰。就产业来说,在一个县的城乡一体化中,一个县的产业能否一体化,如果一个县的产业是一体化的话,那区域的产业分工会怎么样?生态一体化,一个县是否是一个生态系统,还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里的一个部分?第二种可能产生的倾向是理想化。比如社会保障体系的城乡一体化,要有一个过程,从城乡不同水平、不同方式的社会保障做起,要考虑到国情,考虑到过程,考虑到条件。要有一个推进的时序。如果没有一个时序,在实践中,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困难,或者是要求过急,或者是做不到,或者是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第三点:统筹城乡发展的切入点

当前统筹城乡发展的切入点是增加农民收入。陈锡文主任讲的钱、粮、地、人、权五个字,钱是放在第一位的,也就是增加农民收入是第一位的。虽然统筹城乡发展的基础在于“发展”,发展的一个集中表现,就是增加农民的收入。从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看,从公平的角度看,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大致算了一下,目前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大致是2.4:1,按的基数,到20__年,假如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每年增加8%,农民收入年均增幅提高到9%,比城镇居民收入增幅高1个百分点,到20__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2.3:1。如果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达到12%,比城镇居民收入增幅高4个百分点,到20__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1.9:1,接近1990年差距的水平。要达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的水平,比如全面小康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1.5:1,现代化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1:1,距离尚远,谈何容易。因此,这是一个可供选择的切入点。抓住了这个切入点,就抓住了重点和难点,抓住了统筹城乡发展的中心环节。

增加农民收入,至少要解决四个问题,具备四个方面的条件。第一,减少农民,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第二,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包括农业结构的调整、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第三,提高农民的素质,农民各方面的素质——文化、科技、劳动技能等素质的提高,使得农民具有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资本;第四,改善农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既要改善农业的生产条件,农村的基础设施、公用设施,更要重视为提高农民素质服务的教育、文化、科技设施。

第四点: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在于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

统筹城乡发展的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个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包括产业的分工、产业相互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