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旅游规划案例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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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旅游规划案例

国内旅游规划案例范文1

2016年,中国的房车和自驾车露营旅游行业正风生水起,快速发展。

目前,国内的私人汽车数量已经破亿,高速公路的总里程也达到10多万公里。2015年国内自驾游人次超过22亿,占国内旅游总数的2/3。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5年年底,中国房车保有量为2万辆,露营地200个。业内人士分析,到2016年年底,房车保有量将达到3万辆,露营地数量将达到400个。到2020年,预计房车保有量将达到10万辆,露营地数量达到2000个。同欧美国家相比较,这些数字虽然还很小,但发展速度之快是不可忽视的。加上国内旅游资源雄厚,市场发展潜力巨大,汽车和房车露营产业必将迎来爆发式的增长。

在国内房车生产销售迅速增长的同时,汽车和房车露营地的开发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只有露营地数量和|量都能快速增长,才能为广大房车露营爱好者提供条件,促进露营旅游消费。

不破坏自然景观和生态

汽车露营地的开发建设不同于酒店和度假村的开发建设。由于没有永久性建筑物,汽车露营地开发建设可以节约建筑材料和能源,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有的自然风貌和景观,保护当地的生态平衡。

我们最近常听到“冷点旅游”这个词。许多旅游热点地区由于假期人满为患,价格居高不下,服务质量低劣等原因逐渐失宠。同时,由于中国国内旅游市场巨大,一个“冷点”很快即变成热点,当地开发商为实现短期的经济效益,毫无长远规划地大兴土木,破坏了当地宝贵的自然资源和生态平衡。从九寨沟到云南丽江古城,从水乡周庄到四川甘孜“最后的香格里拉”,这种例子举不胜举。开发建设汽车露营地,完全可以做到严格禁止破坏生态平衡,杜绝任何挥霍自然资源的行为。

住在房车、木屋或帐篷

根据国外的经验,人们在露营地生活娱乐时置身于大自然的环境中,更可以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特别是陌生人之间的融合与亲近。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单位,家庭的和谐与幸福是社会和谐的保障。全家人利用假期亲近自然,在露营地通过不同寻常的房车、木屋或帐篷等住宿形式,可体验特殊的户外生活和休闲娱乐,一起度过一段美好时光,还能丰富假期的生活内容,慢慢地就会形成一种特定的露营生活方式。

农村可建汽车露营地

在“农家乐”旅游方式逐渐失去吸引力的当前,帮助有自然条件的农村建设小规模并具有特色的汽车露营地不失是一种新颖的尝试。这样既解决住宿形式单一的问题,又能在提供餐饮和农耕活动服务时提高农民收入。在风景优美的农村地区,可以在每家每户的基础上建设少数以营位为单位的营地,并提供干净整洁的卫生间和淋浴设施,既能够满足游客的需求,又可提高农民的文明程度,缩小城乡差别,促进新农村建设。

在城市郊野公园露营

目前,国内各大主要城市对绿化和生态保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建设了许多郊野公园。以北京为例,近几年利用城市绿化带建成和以前已有的郊野公园达80多处,第一道绿化隔离带的“郊野公园环”占地8万多亩,可同时容纳90多万游人。这么大规模的投入需要巨大的管理和维护费用,但目前公园本身又没有收入来源,仅靠国家财政支出来运作必将带来很大负担。而将这些公园统一规划,建设露营和体育、娱乐场所与设施,不但可以进一步丰富市民文化生活,开发休闲度假产品,还可以增加公园收入,实现可持续发展。

去西部露营

我们要看到,除了游览著名景点的自驾车旅游市场,还有许许多多的自驾车旅游爱好者非常希望到广袤的西部探寻长途驾驶和游览的乐趣,但是苦于没有足够的停靠和补给条件望而却步。了解了这一部分市场的需求,就可以开发相应的产品。例如沿古代丝绸之路精心选址,建设基础设施简单的汽车露营地,提供一夜的营地住宿和继续上路的补给。在有了稳定客源的基础上,滚动开发,不断添置娱乐设施,争取客人多停留一夜,则是很好的投资小见效快的案例。这样不但可以拉动西部偏远地区的经济收入,还能促进国内东部旅游热点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旅游行业的平衡发展。

露营地可作紧急避险场所

国内旅游规划案例范文2

【关键词】旅游地产;城镇发展;协调联动;生态优先

一、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情况

随着经济的增长,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2014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88万元,较2013年增长9.0%。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提高,促进居民出游率的增长,从而推动国内旅游市场的发展。2014年上半年国内旅游人数18.5亿人次,同比增长10.2%。我国旅游行业正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旅游业已基本进入大众化、产业化发展阶段,这为旅游地产发展带来空前的机会[1]。

旅游地产是依托周边丰富的旅游资源建设的,融合旅游、休闲、度假、居住于一体的开发项目[2]。随着旅游市场的主体日益庞大,人口流动的增加,使得都市圈内城乡之间的文化得以交流、传播和互相吸收,这促进产业链的延伸及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2]。因而,旅游地产开发也成为诸多城镇发展的主要道路之一。

二、国内外旅游小镇发展案例

(一)国际旅游名城――坎昆

位于墨西哥的坎昆,原为一座只有300多人的小渔村。然而,1972墨西哥政府在这里进行巨额投资,依托其海洋景观及玛雅文化等资源,以保护为基础,大力发展旅游业,推动旅游地产开发。经过多年的建设发展,坎昆已成为世界著名的旅游城市。

(二)深圳东部华侨城

而在国内,旅游小镇近年来也发展迅速,东部华侨城是著名的成功案例之一。东部华侨城位于深圳东部海岸,是集生态旅游、娱乐休闲、郊野度假等多个主题于一体的综合性都市型山地主题休闲度假区。它营造了具有影响力、冲击力的旅游景观景区,改善区域基础设施条件和环境质量,吸引人气,推动深圳城市东部的发展。

三、西安星耀秦岭项目规划设计研究

在旅游风景区叠加都市休闲消费功能的新型旅游度假开发背景下,以西安大都市为中心的1-2小时车程旅游度假黄金圈正在形成[1]。在秦岭北麓旅游生态休闲带,汇聚多种类型的旅游度假地产,以此带动西安大都市周边乡野游憩地带的发展[1]。

西安星耀秦岭项目的基地位于西安西南地区,户县县城南端,离西安约18公里,临近高新创业园区和长安大学园区。基地为天华山森林公园和朱雀山森林公园的北入口,综合大秦岭地区的自然旅游资源,及户县的人文景观资源,为以旅游带动城镇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规划用地西临西汉高速,南邻环山公路,总面积约1217.87公顷。

通过承接上位规划的功能和定位,借助西安高新产业往西南发展的契机,本次规划以生态优先为原则,依托现有的生态景观资源,以休闲旅游度假开发推动城镇发展,将基地打造为集人文居住、生态旅游、养生度假、休闲娱乐等功能为一体的风情生态小镇。规划由初期的旅游业推动地区发展,逐步完善配套设施,从而发展成为服务于高端产业的新兴地段。

四、西安星耀秦岭项目规划方案特色

(一)休闲旅游设施建设先行,聚集人气。

根据《大秦岭西安段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规划对环山公路1公里范围内以生态保护为主,进行适度的开发,建设旅游度假带,丰富大秦岭区域旅游度假项目,聚集人气。本规划方案首期启动区以温泉度假中心、高端会议中心、酒店、企业会馆等为主要内容,建设环山旅游带的服务中心,引入异国风情及多元化元素,激活该片区,提升区域知名度和户县旅游区南门户的形象。结合地域文化,挖掘特色旅游资源,以高质量的旅游服务设施吸引游客。

(二)以生态优先为原则,以适当的开发进行环境保护,从而保障景观质量。

特色的景观元素是旅游产品质量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必须予以保护,以激活旅游区的生命力[3]。此项目的重要景观元素之一便是秦岭,沿秦岭脚下的环山公路进行以生态为导向性的旅游开发,应当寻求环境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平衡,以开发进行更好的保护,增加人与自然的互动,满足游客亲近自然的需求。

涝河是项目的另一主要景观元素,但其涝旱之季水位相差较大。规划根据防洪标准,沿着涝河两岸堤坝各退50m作为公共岸线,同时考虑涝旱之季的不同水位,设计可以淹没的台地和河滩绿地,在保证防洪安全的情况下,实现两岸公共空间利用的最大化,营造良好的生态景观。

(三)利用规划建设的契机对受破坏的环境进行生态修复。

在旅游地产项目的开发过程中不仅要保护生态景观资源,还可以借助发展的机遇对被破坏的场地进行生态修复利用,化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西安星耀秦岭的项目巧妙的运用场地处理,对基地内挖沙遗留的沙坑进行修复利用。中部大面积沙坑结合地形重新整理,形成人工湖面及景观叠水,同时建设特色高层酒店,营造别有风味的建筑及景观;沙坑较浅,将来可为高层地下空间所用;另外,将高差较小但较为集中的沙坑改造成极限运动场地或阶梯形的休闲广场。

五、旅游地产与城镇联动发展的策略研究

(一)与城镇的发展规划相结合。

与城镇发展方向协调统筹,这样有利于旅游地产项目建设齐全的服务配套,为游客提供更高的服务质量。从长远来看,旅游地产只有与城镇的发展联动,才能保持项目的活力,两者互惠互利,提升项目价值。

(二)特色景区打造,树立城市名片。

旅游地产的开发应结合当地的文脉,这样才能张扬项目的个性,同时打造城镇的特色,如丽江古镇,俨然已经成为丽江市的名片。有特色的景区,才能保证项目在巨大的旅游市场中,稳住脚步,保持竞争力;否则,项目将会缺乏特色和吸引力,丧失其带动城镇发展的能力。

(三)以生态为导向性,保护环境。

旅游地产项目切忌过度开发,破坏生态环境。以环境为代价的建设,只会降低项目质量,不利于效益的最大化。相反,以生态为导向性,坚持可持续发展,才能打造融于自然的高素质产品,增加项目价值。而城镇也可通过旅游地产的项目达到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的目的,两者共赢。

结 语

旅游地产已经成为中国城镇化的途径之一,游小城镇的开发不仅有助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同时可增强城镇产业体系的构建,提升城镇的吸引力与消费力[4]。要获得旅游地产及城镇发展的双赢发展,关键在于要挖掘城镇独特的自然及人文资源,建设特色的城镇风貌,设计旅游吸引力的动力机制,将旅游地产的开发与城市经营全面结合起来[4]。

以旅游带动城镇发展已在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凤凰古城等地获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高服务水平的旅游启动使区域能够促进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以此为发展核心,向外辐射,逐渐扩散到与旅游业、文化产业、娱乐业等相关的产品生产、销售和服务,形成一套完整的综合产业链条,创造出巨大的经济附加值,从而以城乡互动休闲体系构建中国式的旅游小城镇[4]。在未来的城镇发展道路中,旅游地产仍是重要的角色之一,在此道路上必须坚守城市的特色,生态的原则,防止盲目过度开发。

参考文献

[1] 董欣,张沛,段禄峰.西安大都市与旅游地产发展互动模式研究[J]. 人文地理,2011,(1):145-150.

[2] 白浩.中国旅游地产开发模式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2009

国内旅游规划案例范文3

关键词:旅游小企业特征对比研究中外

近年来旅游小企业在中国发展迅速。在国外,旅游小企业的发展特征是旅游小企业的重要研究内容,许多学者,如ShawandWilliams,CressyandCowling等都曾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而在国内,旅游小企业研究还处于空白状态。为此,笔者对桂林阳朔西街的旅游小企业进行了调查,并将调查结论与S.J.Pager等学者在新西兰北部地区所得出的研究结论进行对比,以了解中外旅游企业发展的异同,进而更好地理解中国旅游小企业的发展状况与特征,促进中国旅游小企业的发展。

案例地概况与研究设计

阳朔西街

阳朔县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管辖,是闻名中外的桂林山水的重要组成。阳朔西街则位于阳朔县城中心区,全长517米,宽8米。早在20世纪80年代,西街上就已经有旅游小企业产生。目前,阳朔西街已成为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知名度的旅游小企业的集聚地,享有“酒吧一条街”等称谓。此外,作为一种独特的景观,西街上旅游小企业的集聚也已成为阳朔旅游吸引的一个重要组成,因此完全可将阳朔西街视为中国旅游小企业发展的典型区。

研究于2003、2004年在西街进行实地调研。据实地统计,西街上共有各类旅游小企业157家,占西街店铺总数的87.71%。成功对其中49家旅游小企业进行调查,其比例为31.21%。这一调查比率与海外学者调查比例相近(Thomas于1997年在英国的调查比例为31%)。此外,为增强调查的可信性和科学性,研究者还从阳朔县相关部门获取部分企业的相关材料,与访谈信息进行对比检验。最终在对以上信息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企业概况,从业人员情况以及企业经营三个方面对西街旅游小企业的特征进行总结。

新西兰北部地区

新西兰北部地区是新西兰国内休闲旅游和度假旅游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因此成为新西兰国内旅游中小企业比较集中的地区(MurrayNorth,1991)。

S.J.Page等学者于1997年8月,以邮件调查的方式成功对该区域内297家旅游小企业进行调查(比例为37%)。学者们分别从“企业概况,人员结构,毛利人的参与,企业经营和企业营销”等五方面对该区旅游小企业的发展状况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该区旅游小企业的发展基本特征(S.J.Page,1999)。

之所以选择新西兰北部地区这项研究作为对比案例的原因在于:在现有的海外学者的文献中,S.JPage的研究是关于旅游小企业发展特征研究中最为完整的研究之一;此外,在对阳朔西街旅游小企业的特征研究中,也借鉴了S.JPage的访谈问卷,采取了与此相类似的研究方法和框架。因此,二者更具有可比性。

发展特征对比研究

企业发展概况对比

就企业发展概况而言,中外旅游小企业在规模、空间布局方面都没有较大的区别,但在企业类型构成方面有一定的差异。

从阳朔西街的调查来看,西街旅游小企业主要的构成类型依次为:商品销售企业,住宿企业和餐饮企业。而S.J.Page的研究表明,新西兰旅游小企业的类型主要为住宿设施(40%)和餐饮设施(22%),而旅游销售企业较少,其比例仅为7%。(见图1)

从图1中可看出,住宿设施在两地旅游小企业都占据相当大的比重,这再一次证明住宿设施是目的地旅游经济的重要组成(Bull&Church,1994)。而中外旅游小企业类型差异主要体现在商品旅游销售企业。

中外旅游小企业在类型构成上的差异,则与目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游客类型有直接关系。阳朔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当地居民的经济能力、文化水平有限。由于从事商品销售所需的资金少,风险小,对企业主能力要求也相对较低,因此从事商品销售更简单。另一方面,海外游客一直是西街的消费主体。与国内游客相比,海外游客消费能力强,是国内过夜游客的2-3倍(宁士敏,2003);加之海外游客对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旅游商品,如陶瓷,山水画等商品有着极大的兴趣。因此,以上原因造成了西街旅游小企业中以工艺品店和丝织品为代表的商品销售类企业居多的局面。

从业人员对比分析

在对新西兰旅游小企业的从业人员的研究中,S.J.Page侧重对企业主的从业动机和从业人员的流动进行了调查。其研究结果与阳朔西街研究结果对比分析表明:

中外旅游小企业的从业人员都表现出较大的不稳定性。在新西兰案例中,S.JPage发现“淡旺季雇工人数差距较大”;而在阳朔西街进行的调查显示,在受调查人员中工作时间在3个月以内的约占35%,在4-6个月之间的为30%,在6-12个月的为30%,在1年上的为5%,这说明中国旅游小企业从业人员也具有流动频繁的特点。

在员工招聘方面,国外小企业主更为规范。国外旅游小企业最主要的招聘方式分别为:口头广告,就业服务机构,刊登广告;而中国的旅游小企业多采用的是粘贴招工告示,口头广告和熟人介绍等。在访谈中,中国的旅游小企业主普遍认为,“通过职业介绍所和在报纸上登广告会花钱”,“在墙上粘贴告示,方便又便宜”。这反映中外企业主在观念和习俗上的差别。

企业经营能力对比分析

企业经营能力与目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关,难以单纯地从经营业绩进行对比,因此中外旅游小企业的经营状况对比主要是从企业投资计划,经营障碍,新技术的使用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

据对西街旅游小企业主的调查,国内的旅游小企业对企业的发展普遍缺乏规划。97%的企业主在创办旅游小企业之前没有进行详细的市场分析和可行性分析;84.6%的企业主在对未来规划一项的调查中的回答是没有。此外,87.3%的企业主在近两年都没有追加投资的计划或行动。与此相反,在新西兰43%的旅游小企业主在近两年内对企业增加投资,其主要用途包括:用具更新,设施的增加,环境的改造等方面,且大多数企业主(58%)对企业未来的发展都有一个详细的计划。

在企业的经营障碍方面,过高的租金、来自小企业内部和大中型旅游企业的竞争以及游客需求的下降是海内外企业主共同面临的难题。其具体表现为:通货膨胀、劳动力成本、高租金、缺少相关的企业发展指引、当地同行与大企业的竞争、缺少有技术的员工、顾客量、政府政策、缺少资金等。

与国外旅游小企业相比,缺乏足够的资金是国内旅游小企业经营和发展的一个突出的经营障碍。这除了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更多的是与国内小企业主获取资金的途径过于狭窄有关。在中国,私人储蓄和向亲朋好友借款则是企业资金主要来源,而在新西兰,私人储蓄(67%),银行(42%)和投资公司(10%)是小企业主获取资金的主要渠道。

在以网络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的运用方面,国外旅游小企业已经远远领先于中国的旅游小企业。S.T.Page的研究显示,在新西兰,计算机已经广泛用于服务预定,财务结算,顾客资料储存等领域,甚至可用于制定企业的相关商业计划。

对经营能力的对比分析表明,在经营能力方面国内旅游小企业主与海外旅游小企业还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与企业主的能力,经营理念以及相关配套制度有关。

此外,为了便于更好的理解中外旅游小企业的发展特征差异,在对海外相关文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外旅游小企业的发展特征的异同进行了一个总结。(见表2)

通过以上对中外旅游小企业发展特征的对比分析,可以得出:就整体而言,中国的旅游小企业在从业人员结构,经营方式等方面都表现出与国外旅游小企业相同的特征;只是由于目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文化背景的差异以及游客类型的差异,中外旅游小企业在诸如企业的类型构成,经营方式,经营理念等方面有所不同。

此外,通过本文的研究,可得知相对于大中型旅游企业而言,由于旅游小企业明显具有投资小、门槛低、经营灵活的特点,并对当地居民参与旅游目的地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因此旅游小企业必将在未来中国旅游的发展,特别是西部旅游业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邓晓强.阳朔天上人间旅游乡.广西:广西美术出版社,2000

国内旅游规划案例范文4

【关键词】旅游开发;社区参与;模式;资本

一、相关研究现状

国外对旅游中的社区参与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把“社区旅游”作为一种发展理念与作为一种旅游产品进行比较研究;(2)对社区参与的目的进行辨析;在经济利益之外还应当特别关注环境保护、社会进步、文化传承等事宜,进而认为社区参与的目的是促进社区利益的实现,最终取得社区发展的目标。(3)社区受益机制研究。目前对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逐渐深入,由单方面的经济、环境影响研究走向全面的、更深层次的发展意义、各权力主体、受益机制等方面的研究;由单纯的经济学导向走向运用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多学科多角度综合研究。

二、旅游开发中的社区参与模式

(一)外来私营经济资本主导下的社区参与模式

这是社区外部大规模经济资本直接开发的形式,其中社区多以文化资本或少量经济资本的形式参与利益分配。在我国,碧峰峡景区整体租赁给万贯集团首开私营资本买断经营旅游景区的先河并形成了“碧峰峡模式”。

私营资本主导下的社区参与模式的前提是私营资本已买断旅游景区经营权,而政府或政府部门掌握所有权和管理权。这样,开发企业通过社区基础设施改造、资助社区开展盈利项目、招聘社区成员成为公司职员等方式将社区纳入旅游开发中。政治资本并未直接加入开发,并且出让部分资本给私营企业,行政力量主要行使管理职能并代表国家拥有对景区的所有权。

外来私营经济资本主导下的社区参与模式可概括为下图:

(二)政治资本主导下的社区参与模式

在我国旅游开发的各种模式中,政府始终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在碧峰峡模式形成前,政治资本经常是发展旅游的主导力量。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行政力量主导一切,对旅游景区采用僵化的行政指令管理方式;第二阶段政企分开,将景区经营权和管理权“对内统一,对外分离”,也即政府部门仍直接管理景区,公有制企业则拥有景区开发经营权,但行政与企业领导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该模式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产物,客观上为出让经营权奠定了基础。

九寨沟景区设有管理局,属县级行政单位,担负完全政府职能。虽属自然风景区,但由于包括若干藏族社区,能否处理好旅游与社区的关系至关重要。为此,管理局下设居民管理办公室,主要负责协调景区与社区居民的关系,帮助居民脱贫致富;还建立多种渠道鼓励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从业与管理,优先安排当地居民就业。管理局在1992年成立联合经营公司,统一行使景区经营权,股份由管理局和居民的实际资产组成,居民资产主要是家庭旅馆。管理局与居民的股份比例为23:77,但对家庭旅馆实行特许经营方式。2001年,景区设立统一经营就餐购物的服务中心,管理局与居民的股份比例为51:49,但收入分配比例仍为23:77,最大限度地维护了社区利益。

(三)社区资本主导下的社区参与模式

在该模式中,地方政府干预较少,又无外界经济资本介入,社区本身亦具备一定经济实力,故形成社区自主经营方式。社区不仅独立经营旅游开发,还掌握所有权和管理权;不仅实现了完全参与,还掌握了旅游发展主导权。在外来经济资本缺位的条件下,社区依靠自筹和转变文化资本的方式积累经济资本用于旅游开发

实行这种模式的有安徽西递、福建下梅等景区,社区与景区在空间上完全重合。如西递采取全民办旅游的方式,由村办旅游公司负责,每年门票收入的80%用于公司扩大再生产、工资、宣传推广费用、年终分红等;20%上缴县里作为文物保护基金,其中四成用于西递的保护,六成用于全县其它文物景点修缮。目前,西递村民不仅可以直接参与旅游开发,每年还能从村办旅游公司得到一定经济补偿,这主要考虑到居民的风俗、生产方式等也是无形资源,而居民作为开发主体承担了资源、环境、社会等隐性成本。

三、小结

综上所述,国内目前已经形成了由外来私营资本、政治资本、社区资本三种力量主体主导的旅游开发模式,每种模式又对应着不同的社区参与模式。能为旅游开发直接利用的是经济资本,而政治资本、社区文化资本最终都要转化为经济资本形式,不同的资本拥有者形成了不同力量主体间的博弈。社区外私营经济资本由于减少了资本转化程序,在经济欠发达社区关于旅游开发的利益分配中占据主动,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能否处理好与社区的关系将考验公司决策;政治资本主导的旅游开发急需一个融资平台将政治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政府不同于企业,它不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同时担负着重大社会责任,社区能对其施加更大影响力,所以社区参与的涉及面更加深入;第三种是社区主导下的全面参与模式,该模式中社区参与最为深入,遍及规划、经营、管理等方面,社区利益亦得到了最大化的保证。

参考文献:

[1]张晓鸣.西方社区旅游概念[J],旅游科学,2007(2)

[2]李洪波.旅游景区管理[M],中国科技出版社,2008

[3]邹统钎.古城古镇古村旅游开发经典案例[M],旅游教育出版社,2005

国内旅游规划案例范文5

今年4月10日,湖南省凤凰县开始执行对现有旅游服务管理体系实施的调整,变“凭票进入景点”为“凭票进入景区”,这意味着今后游客进入凤凰古城又多了一笔支出。

该举措一时间引发行业内外的热议。当地政府在追求更高经济收益的同时,也将旅游地产推向了水深火热:景区内零零落落的游客、门可罗雀的店铺正在发出无言的抗议。

有消息称,在北京春季房展会上,海南、云南、黑龙江和山东等地一大批旅游度假项目组团的加入成为亮点。在遭遇住宅地产被压制和商业地产趋于饱和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把目光转向旅游地产领域,将旅游地产再度推向。

然而至今,旅游地产模式仍然处在探索期,离完善仍旧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遍地开花的华侨城欢乐谷,后世博文化主题公园,苏州李公堤创意园……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在为旅游地产“后来者”提供着难能可贵的经验。

“旅游搭台,地产唱戏”远去

各类旅游地产项目模式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交互性,其本质都是为了满足消费者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上海社会科学院商业研究中心主任朱连庆表示,观光旅游一直是旅游的主打项目,也是开发最为粗放型的产业代表:圈好土地收取门票,进入景区后的消费主要是餐饮,其他娱乐设施有限,操作模式简单。

就开发商而言,“炒地皮”始终是旅游地产运作中最主要的盈利手段,几乎所有的此类大型项目,都要靠地产特别是住宅销售进行“平衡”。

如万达、华侨城等开发的旅游地产项目,都不难发现其周边商业配套和酒店住宅项目,可售部分多占到总体量的五成以上。“旅游搭台,地产唱戏”的模式一直都是绝对主流:找一片山青水秀之地,打着“旅游”的大旗直接建设大面积住宅。

中原地产研究中心总监宋会雍表示,政府对土地使用控制非常严格,不同用途的土地价格相差更是悬殊,商业用地是工业用地十几倍乃至几十倍的价钱。因此,利用旅游地产鼓励政策的绿色通道,在节约成本的前提下获得土地并用于住宅开发,这已经让很多地产企业尝到了甜头。

不过,大量的旅游资源特别是东部地区的旅游资源,都已经被先进入的企业收入囊中,众多企业开始向西部的新疆、等地虎视眈眈。然而,最具特色的自然人文风貌依然无比稀缺。

以滨海项目为例,“一线海景资源已经被瓜分光了,现在企业能拿到的大多是二线海景资源。”华高莱斯国际地产顾问(北京)有限公司资深项目经理罗璇说,“即使有优质旅游资源,也往往掌握在政府手里,企业很难拿到。”

于是乎,开发商尝试从观光转向度假,从旅游转向多方位的体验。从1989年深圳锦绣中华开始,主题公园的开发一而再的风靡大江南北,上海川沙迪士尼即将开幕,浙江乌镇的大话主题公园也已破土,常州恐龙园虽被指控山寨却依然火爆……和传统旅游产品相比,这种模式带给游客的是高强度、全方位、综合性的娱乐体验。

没有主题就没有灵魂

如今,国内的近1500余家主题公园存活下来并盈利的寥寥无几。很多主题公园“大而全”,最后发现多数主题公园去掉LOGO后,几乎毫无分别。

以北京欢乐谷项目为例,前期累计成本投入接近30亿元,目前成人门票200元,年接待游客200万~300万人次,粗略估计每年门票收入为4亿~6亿元。人力成本、水电安保等成本,大致要占到门票收入的一半。

公园年度总收入约为6亿~7亿元,每年只有3.5亿元的盈余去偿还前期一次性投入的20亿~30亿元。不计算设备的折旧和损耗,真空状态下也得7~9年才能收支平衡,而且这里还没有计算资金的使用成本。

朱连庆认为,国内主题公园极缺主题文化,“主题公园+文化演出”的模式开始逐渐被被资本市场认定为叫好不叫座,失去了拉拢消费的主动性,这也是同迪士尼最大的差距。

比如上海的锦江乐园和欢乐谷,经营多年却依然不乐观。一方面,开发者对其主题灵魂并不上心,因为旅游主题景区的商业经营虽然利润可观,但是给开发商和政府带来更多利润的,是其区域土地价值的提升。

而另一方面,本地消费群体越来越倾向直接追求海外的优质旅行体验,市场也因此将逐步淘汰国内的粗放型旅游项目。

与此同时,国内的企业也在进行一些细分主题的尝试。据消息透露,一位福建商人买断了沙特馆在内的六个世博场馆的设计版权,并将在福建沿海择址购置5~7平方公里土地和海域倾力打造“后世博文化主题公园”。

不过,单纯的世博观光游显然远远不足以支撑项目的持续运营。只有将世博文化及世博相关产品有效融入到主题公园中,并将这一主题开发到极致,这个公园才能真正的成功,项目也才真正有价值。

和其他旅游业形态一样,主题公园本身盈利和收回投资并不容易。朱连庆说:“该项目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如果没有5~10年良好的主题规划,不要说盈利,稳定运营都成问题。”

产业集聚新方向

对于旅游地产项目的成败,整体区域的选择和主题的结合非常关键。朱连庆认为,旅游地产必须结合当地的特色,突出亮点,引导产业聚集并形成规模化运营。“最成功的案例莫过于江苏海宁皮革城,结合苏州当地文化景观,大力展开购物商贸之旅。”

这一模式在海外早有先例,新加坡专门建立了手工艺中心,多方网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香港、日本及印度等地熟练艺人。此中心不仅制造、展出各种具有地方色彩的手工艺品,并让游客参观制作过程,购买产品留作纪念,从而使旅游商品的销售收入占到旅游总收入的60%。

苏州工业园区在现代工业形成规模集聚了大量人口后,开始着重发展创意旅游产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面积功能区的建设——李公堤。

李公堤一期的建筑风格保留了传统的苏州民居形态,汇聚了国际国内的著名品牌及包括中华老字号在内的知名餐饮商家;二期以主题酒吧、音乐餐厅、咖啡吧及特色餐饮为主,包含苏州第一个时尚休闲娱乐街区——李公堤1912酒吧街区;三期将Lifestyle Street Mall的概念首次带人苏州,一条异域风情的商业步行街与各主题岛串联,吸引了姚建萍刺绣馆、蔡云娣石雕馆、张辛稼美术馆等传统文化商家,哈雷摩托会馆等异域文化商家,巴赛艺术中心、基金博物馆等创意文化商家入驻。

通过“桥堤文化”和“湖滨公园”把金鸡湖的水、绿与姑苏的文化结合在一起,将金鸡湖与现代多元风情、历史与现实、休闲旅游与商业有机地组合起来。李公堤巨大规模的开放型现代城市生态公园已然成为苏州旅游的新地标,即使没有外来旅行人口,庞大的园区工作者也能够保证这一项目的收益。

旅游也要分级

宋会雍介绍到,“任何涉及商业的地产行为都需要稳定的客源,一年中旅游旺季不过3~4个月,景区全年游客80%集中在这段时间,中国死板的假期政策决定了扎堆出游规律,旅游淡季正在演变成旅游地产项目的沉重包袱。”

这里反映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旅游地产运营模式过于被动。部分景区试图通过降低门票价格或者免收门票缓解这一现状,杭州西湖自2003年开始实行免费,景区每年因此直接减少门票收入2530万元,但公园免费带动了景区商业网点经营价值的提升。

然而,这一免费模式也并非适用于每一个旅游项目,在根本上也没有改变旅游运营的被动局面。2012年,全国国内旅游人数为29.57亿人次,比上年增长12%。全年实现国内旅游收入22706.2亿元,比上年增长17.6%。其中国内游客人均花费767.9元。

不同的消费能力正在遭遇享受同样资源的窘境,高消费阶层的可支配时间更为随意,对旅行体验的要求也更为严格,旅游服务结构分级正在迫切要求市场转型,旅游接待的层次结构需要凸显。

朱连庆认为,“中国人消费能力正在逐步上升,但消费依然不分结构,以粗放型为主。随着追求高服务回报旅行观念的逐步形成,国内旅游地产项目倘若得不到相应的完善,必然迫使国人中具备高消费能力的人群转向境外的旅游项目。这将是国内旅游地产的灾难。”

他还表示,旅游地产项目要适应不同消费者的知识性、趣味性、健康美容性等诸多方面,所有项目需要组成动态的活动,用琳琅满目的项目安排满消费者的各个时段,不同消费者各取所需。

国内旅游规划案例范文6

作者简介:周志宏(1966-),男,湖南常德人,副教授,主要从事旅游经济和旅游企业管理等方面的研究。Email:zzh294@163com

摘要:本文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不同地区的入境旅游消费支出与地区收入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不同地区入境旅游的消费支出并没有显著差异,入境旅游的消费支出每提高1个百分点,国内主要城市的旅游收入平均只能提高009个百分点。不同区域的自发收入水平差距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其中,旅游发展的自发收入以拉萨最高,其次是深圳和南京等城市;最低的城市为兰州,其次是西宁和成都等城市。本文认为提高旅游发展投资力度、规范旅游发展制度、进一步开发多元化旅游市场、扩大文化交流和加大海外旅游营销力度是提高我国入境旅游业的发展能力,缩小不同区域间的旅游发展差距的有利举措。

关键词:入境旅游;地区收入;面板数据模型

中图分类号:F5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2)05012505

一、引言

旅游是文化的载体,通过发展旅游可以带动地区人口就业,鼓励消费进而刺激地区经济增长,因而旅游业也被誉为“无烟产业”、“永远的朝阳产业”。在国际,旅游业还与汽车业、石油业一起被列为世界三大产业。在国内,旅游业也逐渐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不少地区(比如张家界市、韶山市等)的经济增长甚至主要得益于旅游业的发展。因此,近年来国务院陆续出台各项政策,鼓励和支持加快旅游产业发展,不少地方政府也开始不断重视旅游产业的发展,旅游产业的投入与支持力度在逐年提升,发展前景良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区旅游创收绩效显著,在全球经济形势紧张时期,国内旅游产业的兴起甚至成为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许多地区依靠本土的旅游优势也给当地生产和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但从整体来说,由于我国旅游产业起步较晚,国内旅游产业发展的深度和广度都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由于各地区存在地理、气候和人文特征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地区的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和速度也不甚一致,这显然不利于我国旅游产业国际竞争力和整体水平的提高。因而,了解和分析国内旅游发展现状,比较和研究不同区域的发展趋势,进一步探求刺激地区经济增长和促进地区旅游产业发展的优良举措成为当前重点话题。

二、文献综述

关于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国内外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杨瑞霞强调旅游规划对旅游发展的重要作用,并以河南省的一个县为案例进行研究,总结出适合我国县域旅游发展规划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编制原则和思路,并提出了包括打造核心竞争力、资源组合和规划乡村旅游等在内的县域旅游发展规划新思路[1]。张辉认为一山多治、生态环境压力、度假旅游产品老化和游客分布不均衡等因素影响了庐山旅游业的发展,并提出了相关改善的建议[2]。余凤龙和陆林对国内外制度影响旅游发展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和比较,发现国外学者倾向于研究制度对旅游发展宏观政策等方面影响的研究,而国内学者则更集中于制度对微观领域影响的研究[3]。以上学者的研究都在于定性描述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难以形成数字化的认识,因此属于规范研究的范畴。

事实上,关于旅游收入的定量研究国内外也有不少相关研究成果。如旷雄杰对中国漂流旅游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通过问卷测试的结果发现漂流设备的安全可靠性对漂流旅游的发展具有最大影响力,其次是漂流环境和消费者的满意度[4]。但作者采用的是德尔菲法,这种征求专家意见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主观因素的影响,虽然方法可靠,但也难免得不到真实、客观的结论。苏燕瑜采用灰色系统理论的方法对影响福建省入境旅游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入境旅游者人数和国际旅行社总数与福建省入境旅游外汇收入的灰色关联度最大,而旅游院校的在校学生人数和星级饭店总数与福建省入境旅游外汇收入的灰色关联度最小[5]。由于灰色系统理论本身处理的就是那种似黑似白的模糊对象,因而作者的研究结果也未能很好地体现实际情况,结果也不明晰。殷书炉和杨立勋则从外部因素角度对影响中国旅游市场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通过选取对外开放程度、文化交流程度、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和世界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自变量的实证结果发现,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世界经济发展水平和留学人数是影响我国入境旅游的重要因素,而对外贸易和出境旅游则与我国入境旅游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研究同时发现前期贸易差额对当前入境的旅游收入具有较大的调整幅度[6]。王纯阳和黄福才构建了旅游需求与旅游人数、旅游价格、替代价格、收入水平以及包括其他虚拟变量的VAR模型,模型结果显示美国旅游自身波动水平、旅游价格、旅游收入水平以及替代价格等对中国的旅游市场具有冲击效应,旅游人数自身波动对中国旅游市场需求的方差贡献率最高,而中国的旅游价格贡献度最小[7]。

由上可知,定量化的统计方法已经被用于测度中国旅游业的发展状况,但研究成果多局限于宏观层面,而未考虑局部效应,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来说是不太适宜的。同时空间计量理论告诉我们,空间效应不仅具有空间差异性,还具有空间相关性,因而如何准确理解和把握我国区域旅游产业的发展现状具有现实意义。

三、研究方法

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来说,现有学者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单一的时间序列或截面数据的研究,这样的研究要么无法反映不同区域间的异同,要么难以把握现象的发展动态,因而难以满足分析的需要。鉴于此,新的统计方法――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得以推出。

面板数据模型的经典模型形式为:

yit=αit+x′itβit+μit(1)

模型(1)综合考虑了k个解释变量在N个个体及T个时点上的变动关系,因而既考虑了截面成员的特征,也容纳了时间序列的属性。模型(1)中,N为个体截面成员的个数,而T为每个界面成员总的观察时期数,αit为模型的常数项,βit为对应于解释变量向量xit的k×1维系数向量,k为解释变量的个数。μit为随机误差项,且相互独立,同时满足均值为0,方差为常数的假设。

1面板数据模型的分类

常见的面板数据模型主要有三种类型,分别为不含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含个体影响的变系数模型和变截距模型。

对于不含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其单方程回归形式可以表述成如下形式:

yi=α+xiβ+μi(2)

模型(2)中,所有个体成员的截距项α和系数向量β均是相等的,即不同成员之间所属特性近乎一致,既不包含个体影响也不包含结构变化。在该模型中,由于样本数据是由各个体成员之间的时间序列数据组合堆栈而成,利用OLS即可得出截距项和系数项的有效一致估计,鉴于此,从估计方法的角度来看,该模型通常亦被称为联合回归模型。

对于含个体影响的变系数模型,其单方程回归形式可以表述成如下形式:

yi=αi+xiβi+μi(3)

模型(3)中,不同个体成员之间的截距项αi和系数向量βi均有差异,因此不同成员之间所属特性不再一致,即个体成员既存在个体影响也存在结构性变化。由于该模型不再具有任何限制,因而统计上将该模型称为无约束模型。

对于变截距模型,其单方程回归形式可以表述成如下形式:

yi=αi+xiβ+μi(4)

模型(4)中,所有个体成员的系数向量β均是相等的,而截距项αi则存在差异,因此不同成员之间存在个体影响但不包含结构变化,个体成员之间的差异仅由截距项来说明。鉴于该模型个体均值由整体而定,因而该模型也被称为个体均值修正的回归模型。

2面板数据模型的检验

进行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首要的步骤是对模型的形式进行分析和判断。即对面板数据模型的截距项和系数项进行检验,判断其是否对所有的个体成员有差异,如果有差异,还要针对具体的差异类型做具体的调整和判断,依据统计理论和方法来避免主观设定模型带来的偏差,从而尽量保证模型设定准确、参数估计一致和有效。

由于面板模型使用的样本变量糅合了时间序列模型和截面成员的双重信息,因而传统的检验方法不再凑效。幸运地是,协方差分析检验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有效的检验思路:

H1:β1=β2=…=βN

H2:α1=α2=…=αN

β1=β2=…=βN

对于上面的假设检验,我们构造F统计量来进行判断。

在H2下:

F2=(S3-S1)/[(N-1)(k+1)]S1/(NT-N(k+1))~F[(N-1)(k+1),N(T-k-1)]

即在H2的假设下,检验统计量F2服从自由度为[(N-1)(k+1),N(T-k-1)]的F分布。于是,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下,将计算得到的F2统计值与对应的临界值进行比较,如果计算得到的F2统计值小,则认为满足模型(2)的形式,否则就要拒绝原假设,转而对H1进行检验。

在H1下:

F1=(S2-S1)/[(N-1)k]S1/(NT-N(k+1))~F[(N-1)k,N(T-k-1)]

即在H1的假设下,检验统计量F1服从自由度为[(N-1)k,N(T-k-1)]的F分布。于是,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下,将计算得到的F1统计值与对应的临界值进行比较,如果计算得到的F1统计值大,则认为满足模型(3)的形式,否则就要拒绝原假设,认为满足模型(4)的形式,即变截距模型。

3Hausman检验

根据个体影响的不同处理形式,变截距模型可分为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和随机影响变截距模型。但具体是选择何种形式的变截距模型还需要根据Hausman提供的检验方法来检验。

四、实证分析

1变量说明

本文主要研究入境旅游对地区收入的影响,因此因变量选取旅游地区的旅游经济收入。收入水平主要是指国际旅游的外汇收入水平,由于该统计指标是以万美元为计量单位,因此在实际测算时,将其按当年的汇率水平折算为以人民币为计价单位的统计指标。自变量选取入境外国游客人均消费支出。人均消费是指以观光旅游、休闲度假、商务出差、探亲访友和医疗健康等为目的,用于长途交通、游览、住宿、餐饮、购物、娱乐和邮电通讯等方面的所有消费性支出。为避免所选指标数据存在异方差等影响,实际分析时对各变量均取对数。

本文选取的时间跨度为2007―2010年,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和中国旅游局网站,统计软件采用Eviews60。

2面板数据分析

首先根据经典的协方差分析方法对面板数据模型的方程形式进行选择,由于F2=481,F1=108,而在给定5%的显著性水平下,相应的F统计量的临界值分别为F(29,60)=174和F(58,60)=153,于是有F2>174,F1

Hausman检验的结果发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固定影响的变截距模型较为合适。

固定影响的变截距模型估计结果如下所示:

lnICit=95562+α*i+009lnCSit(5)

(735 ) (1640)

模型(5)中,括号内为估计变量的t统计量,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说明系数解释力度较高;调整的可决系数为096,F统计量对应的P值远小于000,说明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能用于实际检验与分析。

由于面板数据模型选择形式为固定影响的变截距模型,即所有截面个体在所有时间段上都具有相同的系数,因此,对于不同地区而言,其入境旅游的消费支出并没有显著差异,不同地区的旅游收入较少地受旅游消费支出的影响,而主要来自于截距项的变化,即不同区域的自发收入水平差距才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取对数后的入境旅游消费支出的系数为009,说明国外游客在国内的整体消费性支出并不能很大程度上提高当地的旅游收入,就模型估计结果来看,入境旅游的消费支出每提高1个百分点,国内主要城市的旅游收入平均只能提高009个百分点,这一作用力度是比较小的。

反映各地区旅游收入差异的系数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各地区旅游发展的自发收入以拉萨最高,达到2 20228元/人,其次是深圳和南京,分别达到1 04793元/人和64397元/人。30个主要旅游城市中,旅游的自发收入最低的城市为兰州,其次是西宁和成都。

表1变截距模型的系数估计值单位:元/人地区估计值地区估计值北京-18728济南-43166天津-36902郑州-23804呼和浩特36019武汉-31991沈阳-45322长沙4541大连-50307广州-33740长春48438深圳1 04793哈尔滨40193海口5700上海-42585重庆-36377南京64397成都-59535无锡2898昆明-50517杭州-2132拉萨2 20228宁波-17439西安52905福州-9348兰州-87210厦门-27589西宁-60298南昌11236乌鲁木齐8264

图1主要城市入境旅游收入增长率主要城市中,拉萨自发收入居全国首位是有现实原因的:浓浓的民族气息、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怡人的自然风光令游客向往,美丽的布达拉宫、大昭寺、八角街、博物馆和药王山等自然美景也深深地吸引着外地游客。同时拉萨本身的经济水平并不比其他地区高,交通、住行等旅游成本相对其他地区低很多,因此,倾向于到旅游的游客更多。论总体规模,拉萨的旅游创收相对其他地区高。

兰州是全国闻名的瓜果城,独特而美丽的城市具有兴隆山、水车博览园、吐鲁沟和五泉山等著名景观,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观赏。同时,兰州的物价水平在国内也是增速最快的,2010年,兰州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长44%,仅次于青海和海南,位居全国第三位,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同比增长53%,位居全国第一。因此,尽管神奇而美丽的兰州每年能吸引大批国外游客前来观光,但由于物价水平的快速上涨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该地区的总体旅游自发收入。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旅游业的发展不仅能促进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还是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对外交流,加快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全国主要旅游城市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不同区域的旅游自发收入差别很大,其中拉萨最高,其次是深圳、南京等城市,而最低的城市为兰州,其次是西宁。但这种巨大差距的存在显然不利于我国旅游业整体竞争力的发挥。因此,如何进一步提高我国入境旅游业的发展能力,缩小不同区域间的旅游发展差距,值得深思,本文借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提高旅游发展投资力度。良好的旅游环境不能缺少政府和企业的支持,适当的财政投入是必要的。改善旅游发展环境,比如提供便利的交通渠道、优良的旅游服务和安全的旅游保障等都可以提高外地游客的青睐程度,但这些都需有旅游投资做基础。同时也要考虑旅游投资结构问题,尽量避免投资的重复与浪费。

第二,规范旅游发展制度。合理规范国外游客入境旅游是提高东道国旅游业发展的软环境,这要求国家层面要为积极吸取国外游客创造条件,地区政府也要实施合理的入境旅游政策,建立突发事件应对措施。与此同时,要加强旅游当地公民的文明素质教育,塑造良好的中国公民形象,为地区旅游发展提供良好活力,以提高入境游客的二次旅游率。

第三,进一步开发多元化旅游市场。在中国旅游市场中,入境国外游客主要集中于部分东南亚等临近地区和国家,美、日和欧等发达国家的旅游客源比例相对较低。但恰恰是这些发达国家更具有旅游客源可挖的潜力,因此提高旅游发展水平要基于国际视野,要有远见,有开拓意识,创造便利的产品和服务吸引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游客来中国,同时也要积极开拓印度、非洲、拉美等远洋国家的旅游客源。这样才能尽可能地使我国入境旅游多元化、多层次发展。

第四,扩大文化交流。交流能促进了解,交流能将国内旅游产业推向国外。长期以来,鉴于相互竞争和利益矛盾的关系,国外媒体对中国的现实报道经常被扭曲和篡改,这在很大程度上有损于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家利益。因此,进一步推行改革开放战略,加强文化上的沟通与交流,促进与国际组织、国外部门的交流与协作,既可以增强政治互信,也有助于消除隔阂和偏见,从而促进国家整体形象的确立与改善,也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

第五,加大海外旅游营销力度。广告是创造收益的有效工具。通过海外旅游宣传,让本土旅游项目和旅游优势走向海外,是扩大中国旅游产业知名度、调动旅游需求者积极性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和手段。因此,从收益角度出发,组织和建立专门的入境旅游海外营销组织是必要的,这些海外营销组织通过与相关国际组织的交流与合作,可以提高国内旅游产业的知名度,加快中国旅游产业的国际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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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bound Tourisms Impact on Regional Income

Zhou Zhi-hong1,Zhou Yu-ting2

(1Tourism College,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Changsha Hunan 410004,China;

2Lingnan College,Zhongshan University,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