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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1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3-0131-04
公民教育作为现代国家培养本国公民所必备的基本素质的重要手段,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美国从建国之初就十分重视公民教育。公民教育是支撑美国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石,承载着培养美国民众国家精神、民主价值观念和公民意识的历史使命。而且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特征。中美两国虽然国情不同、制度不同,但是面对世界范围的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和融合,研究美国的公民教育的特征,对提高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美国公民教育目的的隐蔽性
美国的公民教育表面看来就是为了帮助公民获得相应的公民知识、公民技能,使他们在公共生活中成为有能力并负责任的公民。美国教育行政部门明确指出:公民教育就是要培养青年具有社会政治制度所要求的态度和信仰,明确公民权利和责任,目标是把青年学生培养成“责任公民”,即具有爱国主义精神,能对国家尽到责任与义务的公民。培养式民主政治所需要的有能力、负责任的社会政治参与者是美国公民教育始终坚持的目标与归宿。而且美国公民教育的目标,与美国社会整个政治的目标是一致的,其实质是培养具有资产阶级民主理念和民主行为的公民。但美国的公民教育目的具有极强的隐蔽性,他们通过隐蔽的名称和教育内容隐藏其教育的真实目的,使公民自愿接受统治阶级所确认的价值观、政治观等意识形态,因而具有更强的渗透力。
第一,美国公民教育名称的隐蔽性。众所周知,美国自建国以来就有公民教育,但是在美国现在的学校教育中,没有直接叫做公民教育的课程,更没有课程的名称叫做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等,但凡加上“教育”二字,似乎就有说教、听人教导之嫌,直接的公民教育灌输容易引起人们的不满和反感,所以美国在对学生和成人进行公民教育时往往不直接使用“教育”二字。而是通过综合的课程设置达到其公民教育的目的,综合性课程的名称叫做社会科(Social Studies),这也是美国大学公民教育专业的研究生和博士生的专业名称,而不是直接用公民教育这个专业名称。美国1994年制定的《社会科课程标准:卓越的期望》明确指出,“社会科是一门旨在增进公民能力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综合课程。在学校课程中,社会科提供了从一系列学科中精选的内容进行连贯而系统的学习,这些学科包括人类学、考古学、经济学、地理、历史、法律、哲学、政治学、心理学、神学和社会学等,以及一些人文科学、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适当内容。”[1]其目标是让学生通过学习人文、社会学科,内容主要涉及社会伦理、道德规范、民族情感、人性修养以及政治信念,让学生了解各国社会制度的历史发展,了解当代美国政治、经济、全球性问题等方面的知识,同时学习和接受美国的价值观、政治观、美国文化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当然,在美国的学术著作和文章中,公民教育、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随处可见,而鲜见于学校的课程名称中,而这正体现了美国公民教育目的的隐蔽性。
第二,美国公民教育的内容掩盖了某些真实的教育目的。美国公民教育不仅很少使用公民教育这个名称,其公民教育的目的也通过其教育内容进行了掩盖。美国不仅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内容分散嵌入在历史、地理、哲学、经济学、语言学、政治学、社会学甚至是音乐和美术等课程中,而且即使在这些课程中,很多教育内容也不会直接表现出来。比如,在美国的社会科课程中就鲜有直接的“爱国主义教育”这样的字眼,但不代表他们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相反其爱国主义教育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真正做到了润物细无声。因为美国把公民教育的内容渗透在各种人文学科甚至是自然学科之中,所以美国的公民教育表面看起来都是知识性教育,而不是价值观、政治观等意识形态教育,其实其内部大都嵌有美国的价值观、政治观、美国文化等意识形态的内容。西方学者霍尔瓦特指出:“科学与价值判断是不能分割的。科学需要思考,但思考本身不是目的;思考意味着意向。当一个人思考时,他企图做某件事情,他愿意出现某些事情。因此,正是这种事情的性质决定了实证判断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2]
二、美国公民教育内容的渗透性
渗透性是美国公民教育的最大特点。美国的公民教育不仅其教育方式具有渗透性,其教育内容也具有很强的渗透性。
第一,美国公民教育内容渗透于各种课程之中。美国学校除了通过开设一些显性的公民教育课程,如《公民学》、《独立宣言》等对学生进行政治观、价值观的教育。但美国学校更重视用隐性方式来传递社会价值观,这种方式通常被称作“隐蔽课程”(hidden curriculum)。美国的教育家大卫・克尔明确指出:公民教育作为一门特殊的课程,它应该是广泛课程整体的一个重要的部分,跨学科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方法,所以公民教育应该渗透到所有的课程中去。[3]美国学校把公民教育内容渗透到文理各科教学中,公民教育的内容不仅渗透到历史、地理、经济学、社会学、法律、音乐、美术、绘画等学科中,甚至渗透到自然科学之中,以致学校的所有课程都成为公民教育内容的载体。比如,美国通过历史课程培养学生深厚的爱国情感、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通过政府学课程,向学生灌输美国政治制度是最先进的,美国的政府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美国的经济制度是最有生命力的,美国是世界上最成功、最强大的国家等观念。
第二,美国公民教育内容渗透于各种活动和社会环境之中。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在19世纪末就曾提出“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的观点。美国在进行公民教育时倾向于采用间接的教育途径,亦即把公民教育内容渗透到各种活动之中。一是渗透于社会服务活动中。美国的社区和社团是开展公民教育不可缺少的领域,“强调社区联系的观点要求把好公民视为积极参与公民事务及地方、州和国家层面的社区活动。”[4]《美国2000年教育目标》提出,要把社区变成大课堂,每个学生都要参加社会服务活动。在社会服务活动中融入公民知识、公民技能、公民品性等公民教育内容,通过社会服务活动帮助青少年了解社会,增强责任感、道德感和服务意识。二是渗透于社会环境和大众传媒中。美国非常重视在环境中渗透公民教育的内容,政府在各地都有不惜斥巨资建设的纪念馆、博物馆、艺术馆、科技馆、名人故居、国家公园等多种文化设施,学校通常会鼓励学生去这些场所参观、游览,让他们在耳濡目染中潜移默化地接受美国主流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所以,这些场馆都是向美国公民和外国友人进行思想渗透的重要基地和生动教材。另外,美国还把其统治阶级的思想和主张渗透于网络等现代化的大众传媒中,新闻、出版、报刊、电影、电视等媒体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外宣传其政治思想的喉舌,也是向所有公民进行教育的主要渠道,其中渗透了资本主义所谓的自由、民主与人权,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政治观、人生观,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等内容。三是渗透于宗教活动中。至今仍是大多数美国人精神世界的支柱。实际上,教会势力早已渗透到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在教会活动中渗透公民教育的内容是美国的一贯做法。如今,在美国的一些学校里,宗教课程依然存在,学校不失时机地利用宗教来对学生进行伦理思想、道德准则、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的教育,从而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服务。四是渗透于日常活动中。日常活动是美国公民教育内容渗透的另一种有效的方式,如,少年儿童在上学伊始,就学习唱国歌、画国旗。美国还利用举办各种体育盛会和文艺演出等大型活动,宣扬所谓的“美国精神”;通过国庆、校庆、毕业典礼等节日、纪念日庆典举行升国旗、唱国歌、举行成人仪式等活动,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和效忠国家的思想。
三、美国公民教育方式的实践性
美国的公民教育课程是开放式的,注重让学生到实际生活中验证书本上的知识。“公民教育的目标,是对政治体系有所了解以及如何在实际上和理论上去开展工作,养成参与公民生活的技巧,增进公民能力,奉行民主制度原则的道德标准,同时要有能力分析这些道德标准所产生的结果以及养成自重的习惯,而且所有参与公民生活的人,都能感觉由于其自身的参加而有所区别。”[5]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学校在进行公民教育时,无论是在课堂还是课外,都很注重教育方式的实践性,让学生在广泛的实践中接受教育。
第一,注重课堂实践活动。公民教育的课程没有多少作业,大部分练习是通过课堂讨论的形式完成的。公民教育课程的内容,大多是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亲身接触到的,在课堂上讨论易于理解和掌握,还可以互相启发,比死记硬背效果好。有的教师在公民教育课程中,采用模拟形式,如模拟国会活动、利益集团的院外活动、欧洲议会等。如教师托马斯・安布里奥虚构一个多种族的国家,让学生扮演持不同政治主张的代表组成立宪会议,就宪法条文进行讨论。[6]为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教育中注重将时事、热点问题,当地乃至社区的问题与基本原理联系起来,组织学生参与讨论、发表意见,以锻炼学生综合分析、批判思维能力。另外,通过辩论、口头报告、模拟法庭等形式不仅增加了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学生获得了公民教育知识,还训练了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判断分析能力、组织协调能力以及语言表达能力。
第二,鼓励学生参与课外实践活动。美国很重视活动在培养学生价值观中的作用,认为活动具有较强的互动性与参与性,互动性、参与性的活动是课堂教学的一种必要的补充。因此,美国学校的公民教育并不仅仅局限于课堂,局限于课本,而是延伸到课堂以外的校园、社会和社区,让学生在校园环境和社会环境中通过广泛地参与而受到教育熏陶。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社区服务信托法》,把国民服务正式定为国家政策。为使社会服务活动制度化和规范化,学校专门设立了社会服务活动指导中心,具体内容包括为老年人和残疾人服务活动、为教堂服务活动、环境治理活动、竞选宣传活动、救济无家可归者活动等。或者直接选取学生生活的社区当中的公共政策问题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学生间的相互合作、调研、讨论、最终形成报告等一系列训练,使所有学生都参与到社会的管理中去,通过让学生亲身经历和体验社会,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自信心。如今,社区已成为美国学生了解、接触社会的良好平台,在社区中重视民主的价值信念的实践与技能的培养,是当代美国公民教育的一个突出特点。
四、美国公民教育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第一,更新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达到“无名有实”的教育目的。当前,我国党和政府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与民众的冷漠形成矛盾;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深化与社会接受的普及度不相称;以及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共识与实效性不强之间存在的悖论。要改变这一状况,除了强调学科内容和教学方式的自我完善与改进外,在教育名称、教育内容、教育过程上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采取适度的隐蔽性也应视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革点。一是在教育名称上,“思想政治教育”已经让一些受教育者产生了排斥和距离感,虽然在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方面,很多专家和学者对此也有不同的见解,但是名称和教育实效相比,显而易见后者更加重要。因为心理学实验证明,劝导性的教育如果劝诱性太明显或强度过大,受教育者就会感到自己的选择自由受到限制,于是激起对这种信息的抵抗,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逆反心理。二是在教育内容上,思想政治教育应减少直接进行抽象的世界观、人生观、政治观的概念教育,少向学生提供现成的价值标准,而是应激励学生在价值问题上进行自主选择。当然,自主选择并不意味着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不带任何的教育导向,教师在组织教学活动时可以不露痕迹地把意图隐蔽地贯穿于其中,引导学生按照他们的导向做出自主判断。隐蔽性的教育可以克服教育受众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潜意识的逆反抵触心理,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认同了某种特定的价值观念。三是在教育过程方面,可多以约束和感化为教育形式,使学生在无意识中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引导为主,既不强迫也不制约学生的个性发展,这样可以帮助学生形成一种认识:接受社会的意识形态是自己的自愿选择,而不是政府或政党强加给他们的政治任务。
第二,渗透思想政治教育于各学科中,达到全方位的教育效果。课堂是向学生传授知识的主要场所,也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每一学科都蕴涵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只要认真挖掘就会形成强大的教育力量,就会对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除专门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以外,可以说每一门学科都可以嵌有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而且通过其他课程,在知识性教学的过程中,能够潜移默化地进行“无意识”的思想政治教育。因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等显性思想政治教育所采用的正面“灌输”的教育形式,带有强制性色彩,如果使用方法不当,就会让学生有种在受训导的感觉,从而拒绝教育者的观点,教育的效果就要打折。而各类课程教学的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从教育对象思想不设防的心理感受层面入手,使其在日常的、自然放松的状态下不知不觉地深入到思想体系层面,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中,其他学科的一些教师不仅没有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而且还有极少数教师在课堂上诋毁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使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教学成效大打折扣。所以,除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师外,其他教师也应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努力挖掘所教学科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因素,充分利用好各门学科,将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分解、贯穿到各门学科的教学全过程中去,构建一门为主、各学科有机渗透的模式,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在学校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全面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第三,利用各种活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重视教育的实践性。教育家夸美纽斯说:有效性教育要“寻求并找出一种教学方法,使教员可以少教,但是学生可以多学,使学校因此可以少喧嚣、厌恶和无益的劳苦,多具闲暇、快乐和坚实的进步,并使社会可以减少黑暗、烦恼、倾轧,增加光明、整饬、和平与宁静”[7]。在活动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是开门见山地直述道理,而是引导受教育者在一定的生活环境、组织活动和文化氛围去感受和体验,不是引经据典地直率说教,而是把教育的意向和目的渗透到或潜藏到与之相关的活动或环境之中,使富有教育意义的哲理通过为教育对象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潜移默化地融入受教育者的心灵,逐渐形成一些良好的思想品质、理想信念和性格气质。思想政治教育在活动中进行,让学生参与学校管理和社会实践,比如,校内可以采取军事训练、主题班会、专家讲座、讨论会、主题活动等进行,校外可以组织参观考察、社会调查、社会服务等形式。通过社会实践使学生在活动中自然而然受到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熏陶、感染,让学生在活动中自己体会到知识和责任,而不是由教师灌输,让学生在情境体验和活动参与自我锻炼、自我教育、自我激励、自我完善。所以,学校和教师应该创造条件,鼓励学生以公民的身份角色积极参加校内外各种实践活动,以激发公民意识。学生只有走进社会、走进生活,才能产生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
参考文献
[1]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Social Studies.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Social Studies:Expectations of Excellence[M].Maryland,Fourth Printed,2001:3.
[2][克罗地亚]勃郎科・霍尔瓦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的社会理论[M].吴宇晖,马春文,陈长源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266.
[3]Kerr,David,1999.“Citizenship Education: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C].International Review of Curriculum and Assessment Frame works.
[4]Joel Westheimer Joseph Kahne. Educating the “Good” citizen: Political Choices and Pedagogical Goals[J].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2004(2):243.
[5]Thomas Ambrosio.Bring Ethnic Conflict into the Classroom: A Student-centered Simulation of Multiethnic Politics,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2004(2).
民国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2
【关键词】民国时期；私立大学；办学特色；启示
近代中国的私立大学产生于民国初期，发展壮大于民国中期。民国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内忧外患，战乱频繁，经济凋敝，人民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承担高等教育的机构主要是公办大学和教会大学，与教会大学和公办大学相比，私立大学似乎根本没有任何竞争的优势，面对这样的生存环境，私立大学在夹缝中求生存，充分利用了社会环境和地域环境，善于运用自己的办学特色，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私立大学成为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重要力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办学特色。总结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办学特色，分析办学成功的原因，对于当代民办高校的发展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一、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办学特色
（一）立足于社会现实，培养应用型人才
教育经费的不足是制约私立大学发展的一个瓶颈，由于经费的不足，私立大学不可能有公立大学和教会大学那样优越的物质条件，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做保障，私立大学不可能单纯的走为学术而学术的道路，也不可能单纯的追求学理的高深知识，他们必须立足于社会现实，从社会的实际需要为办学的出发点，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
（二）专业设置弥补了国立大学的空白
在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由于缺乏与公立大学和教会大学竞争的优势，私立大学要想求的生存，必须扬长避短，根据自己的条件，结合社会需要，办有特色的学科，形成自己的优势。南开大学是最早提出要根据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开设专业的学校之一，在1928年制定的《南开大学发展方案中》明确提出以“土货化”为南开今后事业发展的指导方针，扭转办学初期一切照搬美国的倾向，张伯苓认为，当时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振兴事业，增加物质文明，所以他希望“南开大学能造出一班有组织能力的人，以发达中国的事业，而谋国家的富强。”根据这一办学方针，张伯苓在南开大学增加了一些应用型学科，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原则，教学与科研两手抓，两者相辅相成。
（三）严格的学校管理
由于受到教育经费的制约，私立大学在校园面积、校舍建筑、师资配备上等方面都无法与公立大学相比肩，为谋求生存与发展，私立大学必须注重软件建设，严格的管理是私立大学办学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注重教学与师资
重视教学质量和教师素质是大多数私立大学办学成功的重要因素，一支结构合理，专业水准高的教师对于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具有重要作用。以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成立了30年之久，培养的毕业生虽然数量不多，但是质量却很高，该私立大学之所以能培养出如此有成就的毕业生与教师的高教学水平是分不开的，无锡国学专科学校非常注重聘请各个专业的名师和带头人。甚至对个别享有盛誉的名教授，不惜用重金礼聘，每小时的钟点费为银币20元。这一钟点费在当时国内的大学里已经算是很高了。
二、对我国民办大学的启示
（一）办学动机要单纯
现在我国的民办大学大都是一些企业家，他们中大多数创办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利益，他们把教育当成一种投资，这样的办学动机显然是与民国时期的办学动机南辕北辙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认识反作用于实践，正确的认识对实践具有正确的指导作用，反之，错误的认识会阻碍实践的发展。一个人的思想将决定他的行动方式，如果在办学动机上出现了偏差，那么势必会影响民办大学的整体发展。
（二）专业设置要有特色
对于一所高校来讲，专业是一所学校的生命，专业设置是否符合自身的发展情况，是否适应社会社会的需要，这是影响高校生存发展最重要的问题。民国时期的私立大学在专业设置上走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即专业设置要适应社会的需求，同时要避免与公办高校专业设置相同，要弥补公办高校之所缺。而现在的民办大学往往是盲目跟风，学校的专业设置也是盲目的不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增设，在专业设置上不考虑市场的供求状况，从而导致毕业学生结构性的失业，这种只图眼前一时利益的办学方式终究会影响到学校的长远发展。
（三）教学管理要严格
这是办学取得成功的关键，学校只有对教学和管理严格把关，才能在学校形成一个良好的秩序，如果一个学校不注重教学质量、管理混乱，它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而现在的民办学校在教学管理上比较松懈，因此，民办高校应该借鉴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相关做法，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日常的教学管理上，切实做好教学工作，以便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只有这样，我国的民办高校才能走出现在的发展困境，才能真正发挥民办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支重要力量所应发挥的作用。
作者简介：赵梦梦（1991-），女，汉族。河南安阳人，教育学在读硕士，单位：云南师范大学高等教育与区域发展研究院高等教育学专业，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
参考文献：
[1]田正平.关于中国近代私立高等学校的几点思考[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
[2]宋秋蓉.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办学成功的因素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3（9）.
[3]杨炜长.近代中国大学的办学特色及其启示[J].中南大学学报，2004（8）.
民国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3
关键词：美术 学科建制 教育家 美术馆
检 索：.cn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modern form art subject established in constant exploration， the famous educators of tianjin liang qichao， YanZhikai， Chen Shaomei， Liu Zijiu have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organizational system of modern fine arts disciplines .This article makes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ir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from the Angle of art discipline .
Keywords ：The Fine Arts， Disciplinary Institution， Educators， The gallery
Internet ：.cn
民国时期随着西学东渐和社会的变革，现代形态的美术学科在不断地探索中逐步建立起来，天津著名教育家梁启超、严智开、陈少梅、刘子久等对现代美术学科建制均做出过杰出贡献，本文从美术学科的视角对其历史贡献作进一步的探讨。目前学术界对近代天津美术教育家的个案研究初步展开：专著方面何延础⒑魏窠鹬《陈少梅》（2004），何延础⒘跫揖е《刘子久》（2008）等记述了陈少梅、陈子久的艺术生涯并解析了他们的艺术成就。论文方面天津市历史学学会历届学术年会上齐珏的《“天津市市立美术馆”与严智开在近代美术教育中的作用》、《苏吉亨与他编校的〈中国绘画史〉》等文章从个案研究的角度做了重要的史实梳理与研究工作。但目前学术成果不够丰富，有待于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从学科视角做进一步深入研究。
民国时期现代形态的美术学科建立起来，美术学科的学科建制主要体现在建立现代美术学科框架、创建美术展览制度、通过美术社团和美术研究班开展美术教学、采用现代科学系统的美术史研究方法等方面，而天津的学者、教育家在这几方面均有卓越的贡献，对现代美术学科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
一、民国时期严智开等教育家从事美术教学工作，开创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新局面。严智开任国立北京美术学校校长期间，创立出适合中国美术教育特色的美术教育体系，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美术实用人才和教育人才，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民国初期，的美育思想和美术教育实践影响了新式教育以及社团的产生，他将美学与科学并提，看作“养成国民实力的两大工具”，指出美术（艺术）能够对社会进步产生作用，并实际的将他的主张实现到艺术学校的建立上，实施到各级学校的美育课程上。他的思想和身体力行“大大促进了这样的清新空气和时代气氛。”[1]强调美育并不等同于美术（艺术）教育，美育比美术（艺术）教育的范围更广泛，但美术（艺术）教育是实施美育的最有效方式，所以时任民国教育总长的先生竭力推行美术（艺术）教育，对民国时期新式美术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辞去教务总长职务时曾向北洋政府建议开办国立美术学校，在他的影响下，1918年中国第一所国立美术学校――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创建，在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阐明美术的范围：“美术本包有文学、音乐、建筑、雕刻、图画等科。惟文学一科，通例属文科大学，音乐则各国多立专校。故美术学校，恒以关系视觉之美术为范围。”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创建之初由郑锦任校长，郑锦曾留学日本，学校采用日本新式教育体系，共设立中国画、西画和图案三个系。但之后郑锦因教务方面的问题与学校留法画家吴法鼎和留英画家李毅士产生矛盾而辞职。学校在学科设置和教学发展的尝试上经历了挫折。之后林风眠、徐悲鸿先后接任校长职务，学校一直致力于实施美育，“造就纯正美术人才，培养及表现个人高尚风格，造就实施美教人才，直接培养及表现高尚人格。培养工艺美术专门人材，改良工业，增进一般人美的趣味。”[2]培养了一批基础扎实、视野开拓的新一代美术家。但学校办学体制不确定，在学科设置上尚未明确，曾增设音乐、戏剧、雕塑和建筑等系。由于时局动荡，校长更换频繁，1933年政府不再支持学校的办学，学校无人负责，处于即将被停办的局面，几欲引起学生风潮。1934年，教育部决定恢复学校的办学，在校长的人选上经过慎重思考，选择天津著名教育家严修之子严智开为校长，希望将学校引向正轨。严智开曾先后就读于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和美国哥伦比亚师范大学，又曾游学于法国，既接受过日本的新式艺术教育，又对西方美术教育体制有着深入的了解。他是一名画家，又有着远大的志向，希望通过美术教育来开启民智。在接到教育部聘书之时，严智开正在天津创立并建设天津市市立美术馆，也是中国首个公立美术馆。严智开上任之后要兼顾两地的工作，他不辱使命，将其留学所得教育理念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应用到学科建设中，对学科设置进行了改革，学校设绘画科、雕塑科、图工科和艺术师范四科，绘画科分为中国画组和西画组，雕塑科分雕刻组和塑造组，图工科分图案组和工艺组。事实证明这次改组是有效的，因为学校很快走出了困境，教学工作有效展开。经过严智开等美术教育家的努力，为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建立了稳定的学科框架，进一步奠定了我国美术教育的基础。时至今日，我国的美术教育依然是建立在这个学科框架的基础之上。
二、严智开、刘子久等筹备并创建的天津市立美术馆以研究、教育、欣赏为目的，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美术馆提高了民众的审美水平，为画家提供了观摩古代画作的绝佳机会，民国时期中国画坛逐步突破晚清正统画风的藩篱，美术馆对绘画资源的传播是功不可没的。
美术馆开阔了美术史家的视野，为美术史写作方式由传统的品藻、随笔向研究美术发展内在规律的现代形态写作方式转变提供了客观条件。从研究资料而言，民国时期，面向公众的美术馆的设立和开放，成为了古代官私收藏无法比拟的美术品收藏与陈列中心，为建立现代形态的美术史学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证。因为美术作品是美术史研究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所以研究美术史不但需要充分的文献资料，同时还必须有相当数量的真实可靠的图像资料相互佐证。只有对大量美术作品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探讨美术史的发展路径与规律。与文字资料相比，图像资料能够更直接、更可靠地反映历史原貌。然而近代的博物馆和展览体制确立之前，我国古代的美术作品主要收藏于皇宫内府和少数民间收藏家的手中，普通书画爱好者没有欣赏学习的机会，画家所能接触和了解到的只是绘画资源中相当少的一部分，制约了绘画技法的继承和发展，当然更制约了对美术历史规律的探究。
天津美术馆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丰富了大众的视野，提高了民众的审美水平。对画家来说更是难得的观摩研究古代画作的绝佳机会。郎绍君曾高度评价北京的古物陈列所：“古物陈列所展示的历代名迹的状况，对中国现代绘画产生了很大影响……从金城到南方的吴湖帆、冯超然、张大千、谢稚柳等等，都以模仿学习宋元为荣，特别促进了工笔画的发展。这个风最初是从古物陈列所刮起来的。”[3]这个评价同样可用于天津美术馆，在美术作品的开放与推介方面，天津美术馆品类更加齐全，坚持定期开放，除了以展览为中心，还招收学生，有稳定的制度保障，对当时民众了解古代与当代绘画作品，画家临摹创作，以及美术史学者研究美术作品的流传演变规律都起到了极为显著的作用。
三、民国时期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陈少梅、刘子久采用开办美术班的形式开展美术教学，培养众多美术专门人才。
民国时期湖社画会随着影响日益扩大，在天津设立了分会，天津分会在陈少梅主持下开展美术教学活动，在培养国画人才方面效果显著。除此以外，天津美术馆也以公立形式开设美术班。刘子久自1934年5月任天津美术馆国画班导师，负责国画教学。国画班采取非学历教学的方式培养人才，教师在专门的教室授课，比起传统的师徒教学，这种方式更接近学校正规教学，有利于培养更多的国画专门人才。刘子久先生授课耐心细致，上课时边讲解边示范，用笔的来龙去脉交代十分清楚，将自己多年的用笔用墨心得毫无保留的传授给学生。刘子久先生还亲自准备大量的教学画稿，上课时学生人手一张先生的画稿临摹，不懂之处可随时请教。先生将画稿每周更换一次，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因材施教，由简入繁，引导学生快速掌握技法。刘子久先生为天津画坛培养了大批有影响力的画家，其中刘继卣、王颂余、孙克纲这些天津画坛名家都是刘子久先生的学生。孙其峰曾说：“天津现代的画家，主要师从于陈少梅、陈子久两大家。”
刘子久先生为人师表，处处为后生做出表率。先生在任美术馆国画班导师的同时，还兼任美术馆秘书，为了美术馆能顺利征集到名家作品，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在刘子久先生的多方努力下，美术馆征集齐全湖社画会“琉璃厂内十大湖”的作品，促进了京津地区美术的交流。刘子久还将一批自己的个人作品和收藏无私地捐献给美术馆，供民众参观。先生的师表风范受到后人赞颂，王颂余曾感叹刘子久先生教人以艺，养人以德。
此外，梁启超所倡导的新史学成为民国时期史学研究的风向标，美术史学的研究也受其影响，在美术史研究观念、美术史研究方法论及美术史写作的叙述方式等多个方面都有所体现，梁启超进化的历史观和注重史实诠释的史学叙述方式被美术界普遍接受，至今仍成为指导美术史写作的主要因素之一；在重文献研究的同时，梁启超利用实物形态和图像进行史学意义的研究，他的研究思想对中国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并且促进了在“物态学”研究方法的形成。天津文化底蕴深厚，民国天津教育家对美术学科的建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历史价值和历史意义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和整理。
注释
[1] 吕澎.20世纪中国艺术史：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79.
民国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4
【关键词】官厅会计 民间会计 官厅会计教育
一、我国官厅会计教育的研究意义与现状
当前，35年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处于转型时期的关键阶段，能否平稳过渡，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会计教育制度能否提供科学有效的会计保障，这是政府部门科学决策的前提基础。在这个问题上，我国历史上官厅会计教育的经验和教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为此提供借鉴意义。
总的来说，研究我国官厅会计教育的史料有限，且零碎冗乱，较难准确把握研究的主线。在众多研究会计史的著作及文献中，一方面以会计历史发展为主的研究较多，对官厅会计的研究仅限于某个朝代；另一方面以会计教育研究为主的著作文献较少，最突出的专家当属郭道扬教授，迄今为止我国会计界研究会计史的专家也只能望其项背，而且大部分研究集中在民国时期的会计教育方面。
二、我国古代与近代官厅会计教育的发展
（一）我国古代传统的官厅会计教育
在我国历史上，政府会计曾被称为“官厅会计”。在绝大多数文献中，“官厅会计”是指古代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国家由中央政权和各级地方政权组织进行的以国家的财产物资和经济活动为对象的会计工作。官厅会计适应国家的出现而产生，同时伴随着国家财政经济的发展而完善，并逐步形成独立完整的官厅会计体系。官厅会计与民间会计构成一个国家完整会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古代传统的会计发展，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原始记录计量到单式簿记再到复式簿记的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因此，对官厅会计教育研究的角度可以会计发展历程为准。
我国古代教育既是一种政教合一的教育也是一种伦理教育、综合教育和实用教育，这同中国文化发展所表现出的民族连续性一样，也表现出了相当强的连续性和共同性。这些特点反映在古代官厅会计教育上，便呈现出教育形式的随意性、教育方法缺乏统一性和教育组织无制度性。从古代会计账簿的格式、内容、填制方法来看，流水账式的纪录只能以时间顺序记录经济业务，而不能形成一门独立的社会学科，也没有形成系统的会计教育模式；由于朝代更替频繁，加上我国历代都是人治高于法治，教育随意性强，即使是官厅会计也不是十分规范，教育渠道和教育方式十分随意；全国各地并无统一论著和方法，也没有专门的教材，有方法而无记录，有思想而无记载。
（二）我国近代官厅会计教育
我国系统的会计教育是从清朝末年开始的，以政府部门管理为主，当时的会计教育主要以官厅会计教育为主。系统的会计教育为民国政府和企业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推动了我国会计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1.清末官办商科会计教育。清朝末年，清政府设有两所经济专科学堂，即银行学堂和江南高等商业学堂，为当时试行改良的中国会计界培养了几十名精通西式簿记的会计专门人才。在师范教育中，仿效欧美传统做法，视“簿记”为运用算术之一种，将“簿记”教学的内容列入算学之中。清政府曾一方面派遣留学生赴日学习商科，另一方面又派官员赴日考察租税与会计制度，这些对该行进行会计改良工作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2.民国政府短期会计培训教育。民国初期最早的专业会计教育是政府举办的短期培训，由政府举办的簿记讲习所和审计讲习所实施。一方面介绍新式会计账册格式与使用，另一方面培养急需的专门会计人才。簿记讲习所和审计讲习所的举办反映了民国初期政府因势利导，就地取材发展会计教育事业，也是中华民国时期最早的公办会计教育。
3.民国政府公办学校会计教育。民国时期的公办会计教育是在清末比较薄弱的会计教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时期，民国政府公办学校的性质显而易见地成为官厅会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官厅会计成为当时会计教育的主流形式。民国初年，高等学校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一是国立大学，为当时政府所举办；二是私立大学，为社会名流筹资创办；三是由外国教会创办的学校，而在中国会计教育事业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
纵观近代历史，我国近代会计教育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为形成系统、规范、普及性的专业会计教育体系奠定了基础。
三、现代会计教育的发展趋势
首先，目前我国会计教育呈现出多层次化，不仅包含中专、大专，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进修生，以及获得高级职称后的终身教育进修生等多种层次，而且通过面授网络，自修及夜大教育网络，与更为广泛的社会教育结合起来。其次，会计教育将面向国际化，这一变化趋势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时代背景下，会计教育为适应此变化应做出积极调整。最后，面对众多学者提出的会计教育改革问题，会计与其他社会学科甚至自然学科的密切联系决定了会计教育改革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短时期的难题，它的解决伴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法律体系的完善，甚至公众法治意识的普遍提高等因素。因此，会计教育的改革应当兼顾以上这些因素的影响，在改善这些因素的同时，才能达到会计教育水平水涨船高式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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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大志.中国会计教育的问题与对策[J].理工高教研究.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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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5
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在此以后，传播已成为人类学中的关键性词语和概念，并且也成为民俗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民国时期民俗文化由于其自身特质之所在，在对其研究应愈来愈关注和重视的同时，也应该关注此间民间风俗的传播及其生态问题，以此来考察民俗文化如何在传播生态层面保持其生命力与影响力的。因此，从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国时期民俗文化的研究，可拓展民俗文化理论研究的视野。“传播生态”是美国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DavidL．Alt-heide)提出的一个概念。“传播生态指的是情景中的传播过程”③，它是指社会传播行为发生的整体系统环境，包括人自身的因素、信息技术媒介的特性、传播的开放性和易接近、易获取性、易交流性等，在这个互动传播过程中就会形成“传播生态环境”，并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关于“传播生态”的概念，主要可从三方面来加以理解。首先，传播生态是研究传播符号在人类事务中所扮演的主导角色，看重的是传播符号的演化过程;其次，把传播生态看作是在20世纪以来社会迅速而剧烈变迁的背景下对复杂的传播环境的研究;其三，传播生态考察传播媒介怎样影响人类的感知、理解、情绪和价值，以及传播环境如何影响或促进我们的生存机会。由此可看出，无论是对于传播符号演化本身的研究、还是对于具体社会语境下人类生存状态的研究，传播生态终究离不开对于环境的研究。
民国时期民俗文化的传播生态研究，正是以此为理论引导，把民俗文化置于20世纪这个特殊又斑驳的时代背景中，研究当时环境对于民众生活、民间习俗、风俗面貌所构成的影响，同时探究民俗作为特殊的传播符号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演化变迁和文化涵义。这里的传播生态，首先看作是一种视角，对媒介、信息及传播活动过程与关系进行可持续的生命关照;另外，民俗文化中的传播生态也是一个领域，它可将传播学、生态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拓展交叉研究领域。
民国民俗文化的传播生态特征
民俗文化涵盖的领域极广，从生产劳作到衣食住行，从人生礼仪到信仰禁忌，从岁时节日到民间戏曲，无不渗透着民俗文化。截取民国时期的民俗文化进行考察，可有助了解民国时期历史、民众心理特点、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等。民俗文化“不仅要研究俗民们传递了什么，即研究所传的民俗符号的内容与形式，而且更重要的还要研究俗民们是怎样传递那些用民俗符号构成的民俗文化信息，亦即研究“传”的活动本身。”④民俗文化不仅要关注其本体特征，也应关注文化受众的生活环境和活动特质，不仅要研究民众怎样传递民俗文化信息，还应重视为何要如此传递民俗信息，也即“人—环境”作为探析民国民俗文化的两个重要元素，对于其传播生态考缺一不可。民国时期，还仅是现代传播媒介出现的滥觞期，在大众传播媒介尚不发达或传播手段较单一的传统习俗环境中，民俗文化信息“传”的传统形式是如何与大众传播的现代传播形式形成碰撞和重整融合的，对于民国时期民俗文化的传播生态研究，正是要研究民国社会中的各种活世态，要立足于具体历史环境对民俗文化的生存状态与发展变迁进行思考，关注点简而言有三:首先，传播生态关注民俗文化传播过程和互动中的各种关系;其次，传播生态研究为民俗传播中的话题提供一个空间和关系的基础，使它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相互联系;再次，民俗文化传播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变动的，传播生态研究考察民俗文化生长的环境及对人们的影响，揭示传播与民俗文化变迁不可分割之密切关系。下面以民间戏曲艺术的演变为切入点来透视民国民俗文化的传播生态特征。民间戏曲艺术，作为民俗转型中的艺术传播，“民国时期的戏曲艺术发展有以下特征:一是随着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重庆、成都等沿海、沿江大都市的兴起与繁荣，一些曲艺艺人纷纷流入城市行艺，在竞争中使演唱水平得到提高，促进了戏曲艺术在城市的繁荣与发展。二是为适应城市各阶层文化娱乐的要求，茶楼、书馆、戏园、杂耍园子遍布，为城市曲艺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三是随着反帝、反封建斗争，尤其是，爱国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出现了大量反映抗战爱国的新作，顺应了民心。四是受“五四”的影响，曲艺这一属于大众人民的艺术吸引了一批专家学者加入其间，并有许多人进入了戏曲艺术研究领域。”⑤清康熙以来，在民间产生的如“梆子戏、皮黄戏、秧歌道情戏、花鼓戏、采茶戏等地方戏曲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⑥，这些新的声腔发展势头迅猛，有研究者认为清光绪至之前的近现代，是我国地方戏发展的黄金时期，这其中当然包括有民国时期。
无论从创作题材、语言风格、还是舞台表演、故事模式上看，民间戏曲的表演风格较为简单、形式轻松活泼、生活气息浓厚，但也存在艺术性较为粗糙等特点。源自于民间舞蹈与民间说唱的民间戏曲大多是在会社、灯会或乡村集会上表演，鲁迅的小说《社戏》中就有对这种曲艺表演形式与场面的描写:“最惹眼的是屹立在庄外临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模胡在远处的月夜中，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限，我疑心画上见过的仙境，就在这里出现了。这时船走得更快，不多时，在台上显出人物来，红红绿绿的动，近台的河里一望乌黑的是看戏的人家的船篷。”多美的一幅“社戏”场景!清末的地方戏受到底层劳动人民的强烈欢迎，它以通俗易懂，贴近民众的大众艺术表演形式解构着封建阶层所构筑起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制度，因此遭到自康熙以来到雍正、乾隆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严控甚至禁毁。但更多的较为远离社会意识形态的民间小戏仍在民国期间得到了发展和沿袭，如流行在云南、四川、贵州、湖南湖北等地的花灯戏，则是利用每年正月十五闹花灯的时节，结合人们的岁时民俗文化，边唱边跳的一种民间表演形式。清纂民国修《湖北通志•风俗二十一》中记载:“正月十五为灯节，前数日为试灯，十六以后为续元灯……有所谓花灯者，妆饰男妇，沿门唱杨花柳曲及荷花、采茶等歌、尤敝俗也。”民国时期，随着末代王朝的灭亡与以来反侵略的革命运动，社会形态与民众观念发生了激烈的变化，西方外来新学说对国人学术思想的冲击、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的遗存，以及在夹缝中生存以求一席之地的民间文化，多种社会思想与文化观念都处于动荡摇摆期。社会与文化环境的变化使这个时期的民间戏曲创作与表演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也传播出相应的信息内容，民间曲艺所负载的信息传达着民国时期民俗真实的时代政治内容。这个时期的民间戏曲艺术的传播承载着其民俗文化转型中所透视出的时代社会变迁与审美意识形态的属性。清末到民国时期直至建国初期，我国约有300多个地方剧种，上演的剧目则更多，而时至今日尚在存活的地方戏只有几十种了，活力较强的则更少。比如建国初期仅山东省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剧种就有十余个之多，山东地方剧种的代表首推柳子戏，中国古代四大声腔剧种“南昆、北弋、东柳、西梆”中的“东柳”就是指山东柳子戏，但柳子戏的发展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制约，之后在数百年的传承中，柳子戏几近消亡。究其原因，应该是地方戏曲类的民俗在社会转型期的文化传播遇到了一些问题，需要找到解决的办法。的确，任何文化都需要传播，而任何文化传播都面临历时性传播与共时性传播两个方面，就历时性传播而言，我国许多传统文化面临传承难以为续的问题，有学者尖锐指出:“近现代戏曲作家数量少，而且大多数以整理改编旧戏为职，新创作的戏曲文学名著寥若辰星，接收欧风美雨洗礼的文学巨匠多致力于追逐现代品格的小说、诗歌和话剧创作，少有人涉足戏曲文学创作。新时期戏曲文学仍然存在缺失:部分作者仍热衷于搭乘政治快车，简单配合现实;用民族性取代世界性，缺乏走向世界的自觉意识;剿袭导致少数作品雷同，趋同导致对作家艺术个性的遮蔽;部分作品出语粗疏，诗性品格丧失。”⑦这是从民间戏曲创作主体的缺失层面痛感戏曲艺术品种与个性化风格的丧失，原因源自近现代以来的民间曲艺传播生态的“欧风美雨”环境、到新时期仍把其传播看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附属，由此所造成的作为创作主体的人对于艺术感知与价值的变异。就共时性传播而言，又涉及到传播受众的文化接受问题，同样在社会环境不断变迁、异域民俗文化不断冲击本土的文化语境中，我们的文化受众是否乐于接受本土民俗文化，还是热衷于国外民俗文化的崇拜，传播媒介和生态环境的营造应在此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从传播主体到传播环境再到传播受众，如何协调各种关系，以达到民间戏曲艺术在民俗转型中的艺术传播的生态平衡，是一个值得深思并深究的问题。#p#分页标题#e#
对当代艺术传播的启示
在传播生态学中，传播生态系统重要的生态因子除生态学上界定的气候、土壤、地形等五类生态因子外，还有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受众等。对中国传统戏剧艺术而言，最重要的影响因子莫过于政治、经济、创新、受众、审美这几类。随着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以信息科技为核心的后技术时代，艺术传播正发展为一种以形象或图像作为文化主因的视觉文化传播，当然，实际上戏曲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属于听觉艺术。传统艺术传播在顺应当代文化的走向时，就会呈现出这样的状况:“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众。声音和影像，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在一个大众社会里，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⑧传统艺术的当代传播有多种影响因素，而人的需求是重要的因素之一。高雅艺术往往对其欣赏者提出要求，能够欣赏一定的艺术作品往往是欣赏者个人素养的一种检验方式。马克思说过:“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⑨如果你不能欣赏美的音乐，那并不能证明我的音乐不好，只能证明你的耳朵是“非音乐”的，是缺乏艺术素养的。而在艺术的当代传播中，文化的权利与艺术品的质量检验标准发生了转移，文化精英的趣味不再成为唯一标准，大众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传统戏剧艺术在经历过历史的兴衰变迁之后，也要以大众消费者为服务对象，能否赢得一定数量的消费群体，是传统艺术当代传播成功的一个标志。
传统艺术的现代生态传播需要创作者与欣赏者二者的结合，共同发力，即既需要培养欣赏者的艺术鉴赏力，艺术作品也需要在此基础上赢得观众，使传统戏剧艺术的美学追求与受众的审美心胸都能得到提升。受众的需求把握住了，传统戏剧的价值空间才能得到更大的扩展。因此，创新因子，是传统艺术与现代传媒接轨，实现戏剧艺术当代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书籍、报纸、杂志、广播、电影、录音与电视等传统意义上的媒介形态在现代科技的带动与支持下，已经发展出新的传播形式与途径，电子书报、网络广播与电视、网络论坛、微博等新媒介层出不穷，且越来越与现代生活息息相关。比如在昆曲的创作和传播过程中，就应积极寻找当下社会热点话题与传统艺术表现方式的共契点，“以社会的热点包装昆曲艺术的亮点”，江苏省昆剧院就把高铁和昆曲二者做了巧妙的结合，打造了“高铁昆曲”这样一个全新概念，“高铁大概是现在最快速的生活节奏，将最快速的生活节奏和最从容的生活态度结合起来，将最现代的科技和最传统的艺术结合起来，将须臾纵横千里的空间感受和瞬间穿越千年的时间体验结合起来”。⑩不论大众传播媒介如何变化，它仍要传递和交换信息，它所要传达的都是人的观点的延伸。正如麦克卢汉把传播当作是一种总体意义上的文明现象，我们虽不似麦克卢汉所认为的传播中最本质的事情是媒介自身，但媒介在现代传播中所承担的表述功能，或可把媒介看作是人的思想的延伸。在传统戏剧艺术的传播中，现代传媒就是传统文化艺术信息与思想的传递中介。如“环球昆曲在线”的创办，就是一个昆曲的“网络电视台”，正如江苏省昆剧院院长柯军所言:“因为未来就是网络的时代，信息都通过网络传输，……我们在南京的每一场演出都是通过网络向全球直播的。”瑏瑡?当下社会，人们常常把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文化样式的衰落，归咎于文化开放和文化的市场化，在抱怨戏曲等传统艺术门庭冷落的时候，就会说是由于年轻人普遍地选择时尚的、源于西方的快餐式文化娱乐，而冷落了本土的传统样式，从而导致传统文化样式与艺术市场的萎缩。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文化的市场化是一把双刃剑，文化艺术的开放在拓宽国人眼界的同时，也使国人更全面的了解作为支撑我国这样文化资源大国的传统文化的丰富性与重要性。另外，传统艺术样式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咎于过去几十年的政治环境，归咎于对于这些文化样式所采取的管理模式和经营模式，上世纪50年代以后国有化的院团体制，抑制了艺术家的热情，妨碍了演出市场的发育，由于体制原因导致的传统艺术样式与传播形态的退化，在新的世纪里随着政府抢救和保护传统曲艺的政策扶持，传统艺术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结语
民国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6
关键词：民国时期；外商；广告创意；本土化
当今社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许多拥有品牌的公司都看准了国外市场，要让自己的产品去分享国际市场，在进行营销的过程中，广告宣传是必不可少的。但由于不同文化的原因，品牌在进军的过程中或多或少会受到来自文化的阻力。如何能有效地占领某个市场，消除或减弱这种阻力，在中国近代，外国公司产品倾销中国占领了极大的市场，并且获得丰厚的利益，值得我们去探析及借鉴。
一、 民国时期外商在中国的状况
在民国的38年间，中国处在内战外患，国势危险的时期，外国的一些列强对中国进行了大肆的资本输出。前后许多世界性的托拉斯组织在中国设立了总部或分支机构，在华外商数1 892年为579家，1901年为1 102家，到了民国初年的1913年增加到了3 805家。它们通过遍布中国各地的分配中心和代销商店，把货物送到最小的零售商贩手中[1]。
二、外商在中国所面临的处境
虽然中国在外国商家的眼中是商品最大的倾销市场，但是，无论市场再大，也有市场占有率的问题。对于外商来说，存在着不可忽略的，也必须面对的处境：
（一）外国企业与外国企业之间的竞争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外国企业在中国的机构之大，数量之多，是让人瞠目结舌的。这些公司很多都是国际大牌公司，如美孚火油公司、中国肥皂公司、通用电器公司、美国钢铁公司、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美商德士古石油公司、以及我们今天大街小巷都能看到的可口可乐公司等。这些公司来华的目的都是想尽快占领市场，倾销其产品，获得高额利润。对于他们来说，相同产品的公司就存在着激烈的竞争。
（二）外国企业与中国企业之间的竞争
民国时期许多有志青年走出国门到日本，到西方去学习一些先进的知识和技术，这种文化的融合，造就了一批有技术、会管理的民族资本家，使他们的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同外国资本家进行长期的竞争和对抗。例如，20世纪30年代南洋兄弟烟草采取了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薄利多销等策略，并加大广告宣传力度，对自己创立的“飞马”牌香烟，千方百计地维护。除了登报多做宣传外，每包香烟都印上“振兴国货”字样，以扩大影响。经过几轮反复的艰难斗争，飞马牌香烟战胜了在中国有了广大的消费者，并且扎根多年的英美烟商的老刀、大英牌等，在中国香烟市场占了绝对优势，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发展成为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工业的佼佼者[2]。像这类中外同类产品的竞争不仅在香烟市场上，在其他市场上也屡见不鲜。开展有效的广告行销售手段是外商之间以及中外企业之间竞争的焦点。
三、外商产品在中国长驱直入
民国时期，虽然国家处在极其动荡的境地，虽然民族资本家也在这个时期已吸取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营销理念，在激烈的产品之争、广告之争上也争取了一定地位，但总体来看，这时期的外国产品在中国到处开花，在有些行业，时常呈现出垄断地位。他们推销哈德门牌、老刀牌、大英牌、金砖牌等香烟，其完备的销售网，强大的广告宣传攻势，使香烟销售每日差不多呈几何级数向上增长[3]。香烟市场的中国长驱直入，在其他的市场，例如：保险、银行、火烛、纺织、医药、酒业等也是这种情况。
为什么外商在民国这种特殊的混乱局面，面对如此的竞争和当时民众抵制外货的高涨情绪下能取得这种“骄人”的成绩，这不得不与外商在广告创意宣传时注意到中国民众传统的文化心理有着极大的作用。也就是在进行广告创意时，考虑到文化差异的问题，考虑到广告创意本土化的问题。在菲力浦·科特勒的著作《营销管理》中就提到：要有针对性营销，对各种不同的人要展开多种多样有目标的营销，有影响购买行为的诸因素中，文化因素常常发挥着最为深远和广泛的影响。在约瑟夫H.博耶特、杰米T.博耶特所著的《经典营销思想》中，在论证“怎样打造一个强有力的品牌”中谈道：在打造品牌时可以把你的品牌和一些确实有传统的东西（比如国家）联系在一起。这里的“传统的东西”实质上就是指要注意文化差异。从民国时期外商进驻中国时所使用的广告来看，他们很注意广告创意中的中国文化元素的运用，这对于我们今天要进军国际市场的一些企业，也可以是一种很好的借鉴。民国时期的外商在中国的产品如何进行本土化策略呢？
（一）人力资源的本土化
人力资源的本土化，可以化解产品管理中的沟通障碍，理解当地的消费文化，创造出有效的营销策略。民国时期外国企业注意寻找合适的管理和广告创作的伙伴，这些人又是地地道道的当地人。这些人才知道只有与民族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历史、文化、才能流传开来，才具有生命力。因而外商在中国从管理人员到广告创作人员大多是中国人。例如：英美烟公司在上海经销商之一的永泰和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经理郑伯昭就是一个中国人。他是一个颇有经营头脑的人，他的经销战略中所显示出的精明强干是其他人望尘莫及的。他对本民族的心理洞察是非常准确的，投其所好，让消费者尝到“甜头”。他不遗余力推销产品，大搞有奖活动，包装内出现“意外惊喜”，赠送带有广告的年历画、美女画、书片等，使产品销售直线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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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不惜重金请技艺高超，在中国有很高知名度的画家来给他们制作广告画。外商清楚地知道，这些画家最了解中国民众喜欢什么内容、形式的广告。这时期在广告创意中比较活跃的有中国近代年历广告设计鼻祖周慕桥；中国近代广告画家丁云先；中国近代广告画家，20世纪初传统礼教题材广告代表人物周柏生；中国近代广告擦笔绘画技法的创始人，20世纪初年历广告的杰出代表人物郑曼陀；英美公司广告部的挑大梁人物，受洋商非常器重的近代广告画家胡白翔，梁鼎铭，还有周慕桥的徒弟谢之光，杭稚英，倪耕野等等，这些画家为外商设计了大量的广告画。如，周慕桥曾为“安东谦盛丰”的赠送品、英美烟公司的“老刀牌”等设计广告，他的月份牌《关云长读“春秋” 》成了那时小商店抢挂之物；梁鼎铭，在民国中期是他的创作高峰，其主要作品是为英美烟公司、永泰和烟草股有限公司和老巴夺父子烟公司等的品牌创作的；谢之光为老巴夺烟草公司、美和制造首饰表带厂、帝国火灾保险公司、启东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如生罐头食物厂等。中国画家服务于外商企业在当时已形成了一种潮流，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从这里可以看到，外商进入中国市场，在中国市场可以长驱直入与当时的人力资源本土化有很大的关系。
（二）广告创意的本土化
除了这个方面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些画家在为外商服务时，他们所设计的广告非常符合当时中国民众的文化心态，这就是广告创意的本土化。
大卫·奥格威指出：“要吸引消者的注意力，同时让他们来买你的产品，非要有好的特点不可，除非你的广告有很好的点子，不然，它就像很快被黑夜吞噬的船只”[4]。奥格威所指的“点子”就是广告创意。广告创意在现代广告运作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它有的时候甚至能决定一个产品的命运。
民国时期，外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后，他们注意到如果再以侵略者的姿态出现在广告中，那势必会引起消费者的反感。因此，他们请中国画家创意了符合中国公众心理的广告。在传统广告理论中，著名的AIDMA模式阐述了广告的宣传过程与接受过程，实质上就是广告主施加心理影响和消费者接受心理影响的过程。只有具有心理震撼力和感染力的广告活动，才能触动公众心理最后达到购买行动。中国的画家，自小接受的是中国式的传统文化和道德教育，因此，他们最了解中国的普遍民众喜好何种内容与形式的广告。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就是他们注意到中西文化的差异，即使它们是外国产品，但消费者是中国人，就应该把这些产品广告戴上中国的“面具”。这种广告创意对当时的外商产品迅速占领中国市场取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许多外商的产品用了中国老百姓喜欢的民间故事、文学题材、神话传说、历史人物、英雄人物等作为创意的重点。例如：启东烟草公司聘请画家金梅生所作的《雀屏中选》就是用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并且金梅生把这一题材做成了连续性，从射雀屏到入洞房，这样连续，成为当时人们喜闻乐见的广告画。日本三井洋行看这一题材在相当长时间内经久不衰，请画家李少章作同一题材，在1930年月历广告，使用全开纸印刷，还加上“民国万岁”的口号来与中国人套近乎；又如梁鼎铭为哈德门香烟创作的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虞美人舞剑图》、《斩蔡杨兄弟释疑》，以神话为题材的《青鸟》；倪耕野、胡伯翔以文学题材分别为金砖牌香烟、哈德门香烟所创作的《红楼韵声》和《关云长义释曹操》，这样的广告创意在当时的中国画家手下数量是惊人的。从今天我们对广告创作要求的三要素：原创性、相关性和震撼力来看，应该说和现代广告的要求差距很大，但从当时来看，有这样的注意广告创意本土化理念的制作水平，已属不易。
今天，在大家都呼喊着如何进军国际市场，如何使中国的品牌在国外市场捍卫自己的市场，我想民国时期外商产品在中国广告本土化策略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从如今外国品牌在中国某些市场长期处于霸主性地位的情形来看，它们一直延续他们的“传统”——广告策略本土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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