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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间的经济竞争范文1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法;调整;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越来越密切,全球经济发展迅速的今天,国际经济法正在保障着每个贸易国家的权益,让国际市场变得公正公平。国际经济法不仅受到外部环境的变化,更加受到了内部环境的改变,国际经济法在全球经济发展的今天,不断的需要去适应内外部的改变来加强国际间的贸易关系,促进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公正交易。在全球经济变得越来越发达的同时,贸易自由化也随着发展起来,各种类型的经济贸易,市场活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自由的发展,同时也相互吸引。国际经济法在这种发展状态下,变得越来越发挥作用。金融、投资、贸易等相互促进,相互吸引,带来的国际化的合作与竞争,给全球经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状模式。全球的经济已经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也更加的亲密,但每个国家都希望自身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国际经济法就起到了一个保护者的作用。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法的调整
(一)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调整
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国际间的投资的频率来自于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投资密切程度,越密切的国家之间的投资也会非常频繁,紧随着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也会增多,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随之而来。国际间的贸易通过货物和服务来进行,贸易的规模和领域决定了国际间的贸易程度,同时也对全球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从宏观的层面上,可以看到国际投资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生。如果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不协调的话,会产生很多国家与国家之间利益的不均等现象,也会造成许多的贸易问题,所以,对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进行调整,可以改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并且有效的调整国际贸易所处的环境,让国际投资变得更加的顺畅,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国家之间的贸易。
(二)国际贸易与国际大环境之间的调整
在全球经济发展态势呈现稳步增长的时候,国际贸易环境是一个优良的贸易环境,但是,在经济出现低落萧条的时候,国际贸易环境会变的非常的险峻,调整国际贸易和国际大环境之间的关系迫切需要。国际贸易和国际大环境之间的联系已经密不可分,现在许多国家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已经拥有了160个成员国,这些国家选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为了保障自身在国际大环境下进行国际贸易的权益和自身的利益不受侵害。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保护下,尽管国家之间的贸易绝大部分都是自由化的,但是还是有些不和谐的事件经常发生,给国际大环境造成干扰,所以调整好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与国际大环境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不仅促进世界贸易和谐,并且加快世界经济的发展,使得全球经济朝稳步的发展趋势。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法的发展
(一)国际经济法稳定国家利益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非常密切,经济往来频繁,未来发展也将变得更加顺畅。世界经济发展迅速的态势下,各国在都追求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在国际经济法的制约和保护下,各国追求利益的方式变得正规合理,也促使很多以往不正当获利的国家变得正规起来。国际经济法保障了国家之间进行国际贸易和国际往来的安全,使得国际经济保持了较高的秩序,国家之间的国际竞争也变得更加的公平公正。
(二)国际经济法保护了国家权力
当今全球发展快速的状态下,国际经济竞争非常激烈,许多国家会因为追求更高的利润,而行使一些不正当的行为来侵害另外一个国家的利益,在国际经济法的保护下,如今的国际贸易之间,大部分不存在这类现象。国际经济法保护了国家的正当权利,不受其他国家的损害。在市场秩序稳定的今天,国际经济法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保护着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利益,维护着世界贸易的和平,推动着国际贸易向正义的一方前进。
当前国际间的经济竞争范文2
作者：刘文 单位：孝感学院新技术学院
要积极构建财经产业的价值链，那么财经媒体就是一个重要整合和发展平台，财经产业是涉及到各行各业的大产业，这一产业是跨区域的、也是跨行业的，对此就必须加强专业化的整合和价值链构建，以便提升其整体的竞争力和专业化程度。构建财经产业价值链需要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域的进行整合，面对纷繁变化的金融市场，我们迫切的需要掌握财经信息话语权、保障金融安全和中国媒介的专业化、产业化发展，这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全球竞争力具有重要影响和意义。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来说，目前是迫切需要强势的中国财经产业作为支撑的，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间的发展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同时跨国际的交流和产业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当中，我们发现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等都在加强财经价值链的构建和完善，并且凭借其强大的资本、资源、信息和人才优势，开始逐渐的影响着世界济的发展走向。在这一情况下，加强财经产业价值链的完善和建设具有积极影响，而且其发挥的功效也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可。在这种综合性的财经产业链构建基础上，一个国家也凭借着其强势的产业结构来影响和引导者全球的经济发展方向。财经产业从来就是一个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承载的专业信息以及产业结构模式是达成市场交易不可缺少的工具，与此同时也是和整个国家经济、金融、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对于国际上的发达国家来说，他们无不拥有者体系完善的财经产业价值链，并且是为本国经济的发展和扩张的重要支撑，可见，在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和发展的过程中加强财经产业的价值链构建势在必行。而根据这一发展需要，其带来的影响和重要作用是巨大的，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1．加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换代。财经产业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他对于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和经济发展意义重大。在构建完善的财经产业价值链之后，我们也就将更加深入的掌握和了解产业发展的动态和未来发展的趋向，有利于进一步的促进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改革。2．财经产业价值链的构建为国家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保证。财经管理是国家管理的重大问题，而要做到科学有效的管理，那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强对财经产业信息的把握，对其整体发展有综合的分析。在财经产业价值链构建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实现对财经产业的整合和分析，这样一来，相关的财经管理政策出台也将更加具有针对性。3．完善财经产业链有利于进一步的扩大国际影响力，增强国家的竞争力。科学完善的财经产业链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与此同时在国际上也起到重要的影响。我们通过完善的财经产业链，也就可以更好的引领整个经济发展的动向，增强国际间的影响力。
财经产业的发展是关系到整个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问题，它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巨大经济利益，同时对于一个国际经济竞争力和影响力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财经产业的发展更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所以，在金融全球化、交易网络化及金融领域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之下，我们必须加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规划，增强财经产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从而掌握财经信息话语权、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促进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此，在财经产业价值链的构建过程中需要注意一下的一些问题：1．加强财经产业的整合与发展，增强其专业性。对于中国的财经产业发展来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相对细化的，而且经营的模式也是相对单一的，是分区域或者是分行业进行各自发展的，这样一来也就很难形成整体的竞争力，进而导致整体产业的影响力相对较弱。对此，加强财经产业的价值链构建就必须改变以往单一分散经营的状况，创造利益共同体，进而实现有效的沟通和交流，突破传统产业发展的局限性，增强其整体的实力。2．在进行财经产业价值链构建的过程中，要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推行产业化的进程。长期以来，我国财经产业的发展系统性不强、关联性也不够，这些影响因素的出现在很大的程度上严重地阻碍了财经产业的发展壮大，与此同时也限制了财经产业的未来发展。为全球化地背景下，财经产业必须要实现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域的经营和发展。对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进行改革和完善，遵循市场规律配置资源，提高其产业化的发展进程。当然，在财经产业的运作上，也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内部机制，促进其良性的竞争和发展。
当前国际间的经济竞争范文3
关键词：中国；承接服务；外包；现状；对策；研究
在世界经济形势与新技术发展态势相互影响的背景下，中国承接服务外包面对国际市场需求萎缩的客观不利因素和国内经济增长趋缓的主观形式变化，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指导，进行了提高服务外包企业服务能力、降低服务外包企业成本和补齐服务外包企业服务不足短板的调整策略
一、中国承接服务外包的现状
2016年中国承接服务外包产业，整体继续保持良好而稳定的趋势，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亮点产业。同时中国承接外包产业在吸纳就业人口上为社会做出了显著贡献。在中国多年以来政策的引领下，中国承接服务外包展业呈现了市场主体不断壮大的良好局势，全国已经有130多个城市发展服务外包产业，服务外包企业达到39277家。31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657.88亿美元，增长8.58%占全国总额的93.4%。其中新进示范城市合同执行金额102.1亿美元，占31个示范城市执行总额的5.1%。
除此之外中国当前承接服务外包产业的现状具有规模持续快速扩大、结构高端化升级态势明显以及吸引就业能力提升等重要特征。以下分别列出详细数据（数字源于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
1.规模持续快速扩大
2016年中国企业签订服务外包合同总金额为1472.3亿美元，同比增长12.45%，其中，执行金额1064.6亿美元，同比增长10.11%。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金额952.6亿美元，同比增长9.14%；执行金额704.1亿美元，同比增长8.94%；在岸服务外包合同金额519.7亿美元，同比增长19%；执行金额360.5亿美元，同比增长12.46%。增速超过同期全国外贸增速。
2.结构高端化升级态势明显
2016年中国承接服务外包呈结构高端化升级态势，从以往的“成本套利”形式向“智能化服务”形式转变。同时服务外包企业加速人工智能化和区块连接的开发与应用。从2016年中国承接外包服务的具体业务结构来看，信息技术外包（ITO）合同执行金额为563.5亿美元、业务流程外包（BPO）合同执行金额为173亿美元、知识流程外包（KPO）合同执行金额为335.6亿美元。基于企业信息化需求的提升和云计算业务的发展，KPO占比小幅度回落而ITO比重大幅度增加。整体情况显示产业向价值高端升级明显。
3.吸纳就业能力提升
服务外包是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在2016年，全国服务外包从业人数增加至856.1万人，年新增121.4万人，其中大学学历从业人数年新增79.72万人，累计达到551.28万人，大学生占比65.7%，较去年增长1.5%。
二、中国承接服务外包存在的问题
1.来自其他服务外包承接国的外部竞争压力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逐步深入，很多国家逐渐调整经济政策和政治理念，将本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发展建立更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并且这些国家国内的经济调整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使其在国际经济合作中能够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体现着一定程度的经济竞争实力。在国际服务外包领域中，越来越对的国家带着自身经济体制独有的竞争优势参与到国际间的服务外包竞争中来，使中国整体服务外包产业形势在面临着良好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印度作为与中国相邻的发展中国家，和中国经济体制有一定相似之处，并且印度根据本国人口特点以及地域经济特点，着重发展人口密集型产业，在国际服务外包领域很多领域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占据美国服务外包市场份额的80%，并且在欧盟中也成显著增长趋势。以及东南亚的菲律宾，具有运营成本和电信基础的优势，现已经成为发包方优先选择国家之一。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一些发达国家也开始进入国际服务外包领域，以其本国的经济基础优势，在IPT、BPO领域具有一定的竞争实力。
2.国际服务外包市场开发不均衡
中国地缘特点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地缘特点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带来了一定层面的不利影响。与中国隔海相望的日本与韩国不仅贸易距离较短，也具有和中国文化相近的文化观念，在经济往来中极易达成合作共识。自中国开展承接服务外包以来，始终是中国重要的合作国家，占据着中国外包业务的巨大份额。并且中国服务外包企业也倾向于向日本和韩国进行服务外包市场的开发。除此之外美国的服务外包市场份额也相对较多，但也仅限于在20%左右。对于欧洲市场以及西亚市场，中国服务外包的竞争力明显偏弱，并且项目较少。
三、服务外包企业融资困难
企业融资困难限制企业发展，是中国经济领域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在服务外包产业中也存在着融资难的问题，对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阻力。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融资进行了宏观政策的有效调控，并对中小企业的融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对于服务外包产业的政策也在逐步优化和完善，但是整体服务外包产业环境发展要求较快，资金需求缺口较高，而且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企业也多数为中小企业，进行资产抵押贷款效果并不理想。同时，中国风险投资机制仍然处于不健全的发展阶段，风险投资基金较少，投资项目门槛较高，对于服务外包产业企业进行风险投资更是难上加难。综上所述，企业发展资金缺口高、政策调整幅度较小、企业自身抵押贷款资质较低、金融融资策略落后以及风险投资机制不健全是服务外包企业主要的融资困难因素，也是服务外包企业实现发展的首要问题。
四、中国承接服务外包的对策
1.转变经营管理理念，树立全新服务意识
服务外包企业首先应从自身实际能力做起，转变企业经营理念，树立全新服务意识。服务外包企业的产业特点决定服务外包企业的发展应根基于企业的服务能力，同时，这也是在众多待解决的发展问题中，企业可以着手实现的、实效性强的改革途径。服务性的提升应围绕市场需求、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而设计。并需要从客户的立场出发，对客户的市场真实需求进行科学分析。中国服务外包企业普遍存在服务力较低的现象，企业以提升服务质量为核心竞争力可以使企业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也是与世界同产业、同行业竞争者进行竞争的有力优势。特别是中小型服务外包企业，应积极融入科学的工商管理理念，实现企业管理的创新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从企业实际情况与市场客观需求出发，以自身经营管理理念为着手点，以全新服务性为发展方向，实现企业自我革新。
2.积极推进企业国际标准化质量认证
在社会各个领域中人的信誉与品质是获得发展机会的基本条件。这一价值衡量标准在经济领域同样适用，特别是在国际服务外包领域，通过国际质量认证的企业具有极强的经济合作竞争力。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相对于印度等国际服务外包领域后起之秀，通过国际标准化质量认证的企业较少，这是在具备同样的生产与服务水平的前提下，中国服务外包企业仍然存在竞争压力的根源。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服务外包企业需要科学的调整企业自身经营管理理念，进而更好的适应国际化的管理规则，获得ISO、CMM等各类权威国际化质量标准认证。树立企业生产能力和服务能力的品牌形象，提升国际对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的认可程度。
3.延伸产业链条，发挥制造业外包优势
中国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在国际经济领域中的传统优势产业。利用中国制造业雄厚的基础以及强大的市场竞争力积极发展服务外包，不仅可以对服务外包产业和制造业本身具有积极意义，对中国经济持续而均衡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制造能力，以制造外包向服胀獍转型，进而为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提供更高的竞争起点。制造业余服务业的经济本质具有一定的互补兼容性，制造业在生产能力提升的同时需要对服务性的相应提升才能使企业均衡持续成长，但是制造业更专注于制造生产能力，往往需要服务业进行科学的互补。优秀服务业企业能够使制造业企业实现竞争力得到显著提升，延伸制造业 的产业链条，在不断壮大的制造业基础上承接来自跨国服务业的转移，进而提高中国对外贸易的优势性。
4.加强关于服务外包业的法律法规建设
商业信息的安全是服务外包产业领域一个比较重要的合作因素，对于发包企业来说信息安全是对承包企业进行选择衡量的重要标准。商业信息由于可能会在承接合作中有意或无意的泄露，对发包企业来说是得不偿失的经济行为，所以当先国际服务外包领域中，承包企业对于自身的风险控制能力是提升自身竞争性的重要因素。政府需要对知识产权关系进行不断的完善和补充，并对国际惯例进行相应的法律法规补充使中国服务外包企业能够适应国际间合作的要求。优化中国服务外包企业承担项目的交易成本，并对中国企业到他国进行专利申请进行鼓励。
在服务外包领域的知识产权问题中，不仅需要政府对法律法规的完善与补充，也需要企业自身树立正确的企业道德观，从经济文化的角度对侵权与盗版行为进行克制与抵制，建立起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的品牌形象、提升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的诚信认可度。企业道德观是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在国际服务外包领域竞争中的重要“软实力”，也是提升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硬措施”。必须进行系统化的建立与完善。
五、中国承接服务外包发展趋势
从国际整体的服务外包产业环境来看，美国的货币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劳动力市场成本上升、外包服务回流以及部分地区政治等因素对全球的服务外包产业影响加大。但同时全球市场融合程度加深，国际间跨境产业链加速整合，服务外包产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将具有以下发展趋势：首先，企业创新将成为服务外包企业实现自身发展的新动力，建立创新机制、培育创新企业、拓展新市场将成为服务外包展业的工作重点。第二，新技术推动新业态不断涌现。移动互联、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的深度开发与广泛应用，推动了服务外包展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第三，产业融合特性更加突出。目前全国共有一百三十多个地级以上城市积极的开展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形成了全国系统化协同统一的服务外包展业一盘棋发展局面。为中国产业转型与经济持续和均衡发展注入新动力。第四，外包新理念形成外包新价值。帮助客户带来价值，是服务外包企业转变传统服务观念、树立全新服务观念的新趋势。第五，多元市场促进产品新格局。美国、日本的等发达国家是中国服务外包长期以来的重要国际市场，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外包业务的加速释放。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将形成发达国家、国内市场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三位一体”服务外包产业新格局。
参考文献：
[1]孙静.经济新常态下中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对策研究[J].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16，（08）：45-48.
当前国际间的经济竞争范文4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进入快车道，改革开放的制度得到长效的发展，国际间的竞争也日益白热化。企业想要在残酷的竞争环境中脱颖而出，就不得不从各个方面提高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如何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一迫在眉睫的问题便摆在了企业经营者的案头。
一、传统的业绩评价方法
企业经营者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会做出一些经营决策，现在我们企业家不能再依靠感觉做出决策，需要一定的量化指标，业绩评价办法就提供了这一标准，方便企业管理人员按图索骥，不走冤枉路。
随着对企业业绩评价办法研究的加深，业绩评价办法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其中一个显著的变化在于进行评价时间点的转变，把业绩评价的时间由既成事实以后变成了覆盖企业经营的全过程，使得经营者真正的从全局角度来看待企业经营的状况，而不是一叶障目只关注数字。比如企业管理者可以在年终报表中看到净盈利的数字，但是如果管理者只关心当前时期的净盈利而不关注未来的发展趋势，就会想前移动电话巨头诺基亚一样，瞬间分崩离析辉煌不再，面临破产重组的危险。同样如果只关注各个部门回报率的指数很大可能会导致部门间的不协调，如果采购部想提高其回报率而不按标准采购原材料就会直接导致制造部门和销售部门的危机，造成部门间的不和谐，影响企业整体的发展。
只有有效的将企业绩效评价指标同企业整体发展战略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为企业决策者服务，帮助其做出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决策。首先，要对企业的战略目标阶段性的进行划分，将不同的评价指标应用在公司不同阶层的员工身上去，使得各个阶级的员工明确自己应该干什么怎么干会好。
二、EVA（Economic Value Added）
EVA简单上来讲也是一种经济指标，是企业在其会计期间内使用的一定量资产所获得的受益去除掉使用该资产的成本后的余额。其计算方式变现为：
EVA=调整后的税后经营利润-资本投入额*加权平均资本率
使用该公式时应该注意对公式中的所谓税后经营利润进行一定的调整，不要把这个变量当成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会计利润。应当主要调整这四个方面：一是研发支出；二是宣传促销支出；三是人力资源成本具体表现在新进员工的培训和老员工的再培训；最后注意的方面是研发成本。
如果将EVA作为企业量化考核的指标，它能给我带来的是一个准确的不容置疑的数字指标，硬性的考察办法，让员工得以有公平的机会参与到考察中来，给决策者一个直观的指导性意见。当然，EVA也有其局限性，其所包含的内容并不丰富，不能让企业管理者掌握企业其他方面的情况，这个问题将在下面介绍的平衡计分卡中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解决。
三、平衡计分卡（BSC）
平衡计分卡可以为企业管理者直观具体地提供建议，让管理者更清楚地的知道该做什么、怎么做，十分的具体形象。平衡记分卡之所以称之为平衡计分卡，是因为其是由四个组成部分组成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四平八稳，即是财务层面、顾客层面、内部流程层面、学习与成长层面。
企业管理者在具体应用平衡记分卡时要注意企业整体的统筹安排，不能只关注企业的某一层次，要从整体的角度将企业各个层级的员工部门充分的整合在一起，由上及下完成各个层次的目标和任务。
当前国际间的经济竞争范文5
当今，经济全球化进程正在加快。随着加入WTO的日益临近，我国面临的国际市场竞争将更趋激烈。为了迎接这一挑战，我国必须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而这需要富有远见的理论指导。
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回顾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阐明了著名的“看不见之手”机制，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在利益驱动下，主观上为自己的微观经济主体可通过分工和交易而客观上为社会工作，从而实现自利与互利、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相互联系。故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并不像重商主义者声称的那样，一定是非赢即输的，而是可能实现“双赢”的。经济主体的“利己”不应通过损人去实现，而应通过利他来实现。具体途径为，社会各经济主体按自己的特长实行分工，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从而在总体上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显然，交易活动一旦越出本国范围，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就出现了。斯密的这一理论被称为绝对优势理论。这一理论虽然解决了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动因，但却无法回答一个问题，即如果一个国家在任何商品生产上都没有绝对优势，那么这个国家还能不能参加上述国际分工?另一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相对优势)理论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不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处于怎样的状态，经济力量是强是弱，技术水平是高是低，都能确定各自的相对优势，即使总体上处于劣势，也可从诸多劣势中找到相对优势。比较成本的关键在于比较。
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回答了斯密绝对优势理论无法回答的问题，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上的比较成本差别呢?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简称H—O理论)对此作出了解释。该理论认为，在不同国家同种商品之生产函数相同的条件下，比较优势产生的根源在于各国或区域生产要素相对禀赋的不同，以及不同商品生产在要素使用密集型式上的差别。因此，各国应当生产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充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这一逻辑得以成立的前提假定是各国之间单位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都是相同的，即各国的生产函数都是相同的。与此不同，李嘉图的理论则认为各国比较成本的差异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之差别造成的，也即各国的生产函数是不同的，而且一定时期内这类不同性保持不变。在斯密和李嘉图的贸易理论中，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生产技术是给定的外生变量，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这两个理论被称为“古典贸易理论”。在H—O理论中，劳动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产规模报酬仍然不变，市场结构仍为完全竞争。H—O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
无论是“古典”的，还是“新古典”的贸易理论(我们不妨将这两者合称为传统贸易理论)，所强调的比较利益结构都是建立在一国产业之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的。通常的情况是，发展中国家缺资本和技术，而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便宜的优势。发达国家则具有资本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因此，比较优势的贸易格局一般表现为：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或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则进口后者，出口前者。应该说，上述理论在解释现实中的某些贸易格局上是相当成功的，并曾在相当长时期内构成了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的主流，但它们终究存在着局限性。
无论是以劳动生产率差异为基础的相对优势理论，还是以生产要素供给为基础的资源禀赋理论，其比较利益产生的前提是各国的供给、生产条件不可改变，资源和生产要素不能在国际间流动，这种传统比较优势具有静态的特征。但处于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生产要素、资源可以在国际间流动；自然资源通过技术进步可以被改良、人工合成或被新材料所替代，人力资源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而以“质量”上的优势弥补“数量”上的劣势。这表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静态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并不一定具有动态的竞争优势。
新贸易理论的形成与不足
由于传统贸易理论是以“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为基本假定的，故很难解释二战到1975年间出现的大量新现象：国际贸易的垄断竞争、新技术保护主义、产业内贸易等。事实上，这些现象都可以用“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不完全竞争”予以概括。
瑞典经济学家林德尔于1962年提出，即使不同地域之间要素禀赋条件及生产函数并无不同，但由于需求偏好的区际差异也可引致互利的贸易。他指出，许多国家相互出口的往往是种类相同、但品牌不同的产品。它们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在多数情况下表现为消费者由于买到了所希望的特定品牌的工业品而获得了效用。故产业内贸易可以得到解释。在这类贸易中，产品差异化具有重要作用。所谓产品差异化是指在同类商品或服务中，厂商通过质量、功能、款式、品牌、广告、售后服务等环节上的努力使自己经营的一种具有某种特色。它与不完全竞争，尤其是垄断竞争相联系。在垄断竞争的市场中，产品之间的类似性会使它们互相替代的可能性增大，从而导致竞争；而产品之间的差别性则导致一定程度的垄断。产品差异程度越高，产品的可替代性越小，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越低，其结果是厂商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产品的价格。而这是以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的传统贸易理论所无法解释的。针对传统贸易理论的不足，以不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除了产品差异化以外，该理论中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规模经济。即指企业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因参与国际贸易导致市场扩大从而使长期平均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下降。与传统贸易理论相比，新贸易理论大量运用产业组织、市场结构、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概念和思想来构建新的理论模型，使国际贸易理论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然而，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建立在规模经济基础之上的新贸易理论仍然没有兼容传统的比较优势，故其对贸易现实的解释能力仍然没有一般化。1985年，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新贸易理论趋于成熟。该书综合了各种新的贸易理论，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从而把新贸易理论提升到基础理论的高度，使其适用性进一步增强。该书提出的一个贸易模型不仅导入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因素，符合垄断竞争假设的条件，而且还兼容了传统比较优势，从而使新贸易理论更一般化，解释力更强。该模型表明，第一，产业间贸易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基础之上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国之所以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净出口国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净进口国，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因素仍然是比较优势。第二，产业内贸易则是建立在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基础上的，即使两国具有同等的技术水平和相同的资本—劳动比率，两国同产业的厂商仍将生产异质产品，消费者对外国差异制成品的需求仍将引致产业内贸易。由于对规模经济的追求，贸易双方一般只能生产种类有限的产品，然后通过产业内贸易来增进双方的社会福利。第三，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产业间贸易和以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为基础的产业内贸易是可以共生并存的。
新贸易理论的上述改进使其成为当今的主流贸易理论。但由于该理论是产生于市场经济相对发达国家的背景之下的，故其并没有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来看问题。对一些可能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对外贸易的线索也没有进一步研究。例如(1)新贸易理论假定各国市场制度基本健全，以一般均衡为基本理论分析框架，从成熟的市场经济运行之角度考察国际经济和贸易，因而对正处于经济转型的中国来说，缺乏针对性和适用性。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国内资源的优化配置是由产权清晰的企业和市场机制自动实现的，国内贸易机会假设已完全被利用故不再予以考虑。(2)新贸易理论揭示了技术对贸易之间的正面促进作用，但对后起发展国家如何利用技术因素实现“赶超”没有深入探讨。(3)新贸易理论并没有为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跳出“比较利益陷阱”指明方向。
比较优势内涵的三个层次
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显然，中国经济要迎接经济全球化及加入WTO带来的严峻挑战就必须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但是我们认为，要避免落人“比较利益陷阱”，这种比较优势的内涵不可局限于传统的狭义的层次，而应突破现有理论的窠臼，拓展为以下三个层次。
1．比较优势I：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
任何一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都会受到其国内资源禀赋和比较成本的制约，这是无可争议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处于“初级阶段”。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按照传统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和贸易还不能过早地放弃，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利益驱动观念普遍增强，市场机制将经济资源更多地配置到能体现和发挥中国劳动要素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通过这些产业之产品的出口，实现了大规模的“资源转换”，即以本国的低位资源换取国外的高位资源，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当前及今后中国仍需继续充分利用传统的比较优势，其理由有：
(1)当前全力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出口尚受到要素投入的约束。
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若目前全力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出口，将面临严重的要素投入约束，这些要素包括资本、技术、人才等。继续发挥传统的以要素禀赋和比较成本为核心的比较优势可以为新兴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积累资金、技术，培养企业家才能，从而为技术创新、突破生产要素的投入瓶颈和促使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升级打下基础。
(2)继续发挥传统的比较优势有利于中国提高资源在宏观层次上的配置效率。
宏观经济学的原理表明，宏观层次上的资源利用不足和利用过度都是经济缺乏效率的表现。居高不下的非自愿失业(不论其是隐性的还是显性的)意味着实际GDP低于潜在的水平。目前我国农村有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的资金、技术相对稀缺，成本较高，劳动力相对充裕，成本较低，而一国经济竞争力与它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的成本高低紧密相关，过早地放弃传统的比较优势，只会导致欲速则不达。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将至少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得到保持。我们应充分利用发达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将其技术相对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生产环节转移过来。为此，要破除认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一定是技术落后产业，以及认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就不能利用我们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旧观念。随着现代技术，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等向越来越多的产业渗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含量也会大大提高。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资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中，包括高新技术产业中也有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故发展技术含量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生产环节是发挥中国经济比较优势的努力方向之一。此外，我国企业在任何一种产品的生产中，都应重视在更重要的生产经营环节中积累，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例如，在纺织品生产中，我国企业已经在加工环节具有比较优势，但在高质量面料及辅料、设计等生产环节尚不具有优势。再如，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既取决于生产环节，也取决于流通环节，有时后者的附加值更高。在这种情况下，努力开拓自己的国际营销渠道就更为重要。
2．比较优势Ⅱ：外部经济与后发优势
从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现有的建立在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将逐步减弱。一方面，中国人均占有资源数量本来不丰裕，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国内资源消耗显著上升，导致国内不少资源性产品(包括农产品)的价格已接近或甚至已超过国际市场。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工资水平必然会不断上升。可以预料，国内市场化进程愈快，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改变也愈快，转换出口商品结构的要求愈迫切。同时，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收入弹性低，随着中国外贸规模的迅速扩大，外部市场需求的约束力显著上升。低档、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从长期来看呈不断恶化的趋势。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格局在今后不会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因此，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选择必须着眼于享有贸易促进技术进步的动态利益。
一般而言，技术变动的源泉有二：一种是经过专门研究开发而产生的，这种技术变动是一种革新(1nnovation)，它一般是R&D的结果。另一种则是通过贸易等经济行为接受“技术外溢”(Spillovers)而学来的，称为“干中学”(Learningbydoing)。这里所说的技术不光是生产技术，还包括管理知识。在大多数情况下，所谓技术进步并非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发明，而只是通过接受“技术外溢”学到了别人已有的先进技术。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有时也并非有意转让他们的技术，而是在贸易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地输出了技术。不管什么技术，都有一个外溢的过程。“干中学”式的技术进步大部分是从技术外溢中获得的。国际贸易具有重要的“技术外溢”效应和“干中学”效应。通过贸易活动可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营理念，并将其“外溢”到国内产业。实际上，贸易是与企业家及技术专家的进进出出相关的。由于他们的进出，信息流更快地形成了，技术穿过国界得到了更有效的转移。此外，出口商品必须了解国外的市场需求，外国买主的订单往往涉及需求商品的设计、款式、生产工艺、用料，成本等多种有价值的信息。这类“外部经济”与“后发优势”可构成中国经济广义比较优势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后发优势是指在世界上存在众多发达国家的条件下，较落后的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已走过的经济发展道路(或轨迹中)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或教训)，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作出更明智的发展战略选择，从而避免走“先发”国家已走过的“弯路”，以更短的“捷径”、更快的速度缩短自己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水平上的距离。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仅仅依靠从内部演化出现代经济结构的过程是极其缓慢的，恐怕等不到演化成功之日就已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出局了。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自己的国情，更好地利用外部经济与后发优势是发挥中国原有比较优势的重要举措。为此，中国今后在发展经济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重视国内的区际贸易。
中国地域辽阔、区际间资源禀赋差异显著，国内贸易发展尚有很大潜力，国内区际分工和贸易可以降低中国出口产品的成本，成为其国际竞争力的一个来源。为了加快国内统一商品与生产要素大市场的形成，提高资源在空间上的配置效率，应大力发展全国区际交易网络，允许企业跨地区发展和兼并，切实推行政企分开以使地方政府失去保护本地企业的利益冲动，从而降低自然及人为原因引起的区际交易成本。
(2)重视扩大开放，积极与国际上的跨国公司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
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东道国。这实际上是国际经济社会对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健康发展的肯定。我们要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从产业结构调整角度出发，把利用外资与国内经济结构升级紧密联系起来，以此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是跨国公司，特别是大的跨国公司。在“入世”、外资跨国公司大量进入情况下，我国企业与外资跨国公司的相互关系，既有激烈竞争的一面，又有密切合作的一面，外资企业的当地化战略往往需要寻求中国当地企业作为合资合作伙伴。在合资、股权多元化的前提下，我国企业有可能通过股权纽带与外资跨国公司形成某种“激励兼容”机制，从而加快我国企业进入国际销售网络的步伐和创新进程。
(3)重视用现代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高技术是一个动态、相对的概念，对于传统产业，应该利用现代适用技术，技术创新是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和试金石的，它不仅是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特征，也是传统产业增强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技术成果在技术上最优并不自动等于经济上也是最优。如果某项成果实施成本过高或难以产业化，就只能处于“样品”阶段。在产业内贸易量趋于增加的背景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与出口什么产品已不是最重要的事，更重要的是要看运用什么技术和方法来生产这种产品。例如，同是生产谷物，既可以用刀耕火种的方法生产，也可用机械甚至生物基因工程技术去生产。欲将我国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有两条途径。其一，通过技术创新，将高新技术，包括从国外引进后消化、吸收的技术与我国的劳动力结合，生产在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品，这时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同是高技术产品，但在我国生产的成本更低，因而具有价格竞争优势。其二，通过技术创新，对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行深加工、细加工，提高其附加值，形成易被市场接受的产品差异特性。这时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同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我国企业生产的更具特色，因而具有非价格竞争优势。这两条途径也可兼而用之。
3．比较优势Ⅲ：竞争优势与制度创新
在不完全竞争的当代世界经济中，国际贸易是按包括了竞争优势在内的广义比较优势进行的。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建构在完全竞争的世界里，而竞争优势则建构于不完全竞争的基础之上，这是传统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区别所在。在现实世界中，传统比较优势仅仅表明了价格竞争的一种潜在可能性。事实上，比较利益的获得是要以产品实现价值为前提的。在完全竞争的世界里，不存在规模经济与公司活动，产品是同质的，不存在非价格竞争，故比较优势直接体现为价格竞争优势。因而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是完全一致的。但在不完全竞争的世界里，价格竞争优势不但来源于比较优势，还可能来自于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因素。我们认为将竞争优势概念纳入到广义的比较优势体系中去，有利于从理论上更好地指导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
影响一国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是由美国经济学家M·波特提出来的。他认为一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取决于四个基本因素：即生产要素需求、相关支撑产业、企业的经营战略、组织结构与竞争方式。除此之外，还有两个辅助因素，即机遇和政府作用。
波特提出的有关竞争优势的上述决定因素对于一国提高其产业国际竞争力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同时也对广义比较优势概念内涵的拓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但是，波特竞争优势理论的局限性在于视制度因素为给定的前提而没有予以关注。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可以由制度创新来推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构成了中国经济广义比较优势内生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1)制度创新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与有形资本一旦形成后可重复地产生收益相类似，人们通过教育和培训投资后，一旦拥有了熟练的技术，也可凭借技术不断获取较高的收入，故可把劳动技能视为一种资本，即人力资本。克鲁格曼在阐述新贸易理论的论著中多处引用“人力资本”的概念，但他基本上将人力资本视为某种“存量”。经济理论中的另一概念“学习曲线”也内含着人力资本的积累可导致动态生产效率提高的观点，但这一概念没有把技术进展与科研支出及教育或培训方面的投资联系起来。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如果一国的制度因素制约了该国人力资本的积累，那么该国的社会发展和财富积累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反之，则可能形成某种良性循环，即一国的制度创新可更多地激励社会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投入，由此导致该国经济竞争力的增强和财富的增多，能使它有更强的能力增加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投入。因此，由制度创新所致的人力资本增多可以构成一国经济增长和外贸发展的“内生变量”。
在企业层次，人力资本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企业家作用的发挥上。在国际商务领域，交易比国内商务更加复杂，履约保障也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交易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企业家才能。新贸易理论将规模经济视为贸易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因，而企业的规模实际上是企业家能力的函数。企业家能力的发挥是企业规模发展的基本前提之一。可见规模经济的重要来源之一是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因此，若一国的制度因素能对企业家拥有的特殊人力资本形成提供足够的激励，就可以更快地产生一大批熟谙国际贸易和海外市场的企业家，从而直接影响该国国际贸易的发展，促进其原有比较优势的发挥。
经济史表明，在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各种制度安排中，产权明晰界定且可得到明确保障是最有效的。萨伊曾指出：“安稳地享用自己的土地，资本和劳动的果实乃是诱使人们把这些生产要素投入生产用途的最有力动机。”从理性预期的角度来看，产权明晰的制度可为人们进行人力资本自我投资和积累提供确切的预期，故可对一国具有国际水准之企业家群的产生提供可持续的有力激励。欧洲诸国早年大批具有国际水准的企业家的涌现及由此导致的海外商贸的发达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笔者认为，在当前中国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中，注意用创新的制度将货币收入、股权、住房、福利等一揽子综合经济利益与企业员工(尤其是企业家)的贡献业绩紧密联系起来并予以保障是极为重要的。对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既应看到相当一部分人口素质差、就业人口文化程度低这个严峻事实，也要看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可塑性。通过制度创新加强全社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更加重视教育和职业培训，无疑是培育中国经济竞争优势的战略举措。
(2)制度创新有利于改善企业的组织结构，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要提高国际贸易的效益，必须改善中国企业的组织结构，由单纯的买卖观念转变为全面市场介入的现代国际营销观念，建立信息来源准确、渠道通畅、反映灵敏的国际营销网络，从原来只能把产品卖给中间商、转口商，转变为把产品直接卖给进口商、批发商，甚至大型超级市场和连锁店，努力提高单位出口额的利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目的的企业组织结构演进需要遵循两条原则。其一是产权明晰的原则。企业组织结构自我演进得以进行的根本条件和逻辑起点是允许并鼓励经济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对自身利益的正当合法的追求，并通过制度对人们以贡献性努力而得到的正当利益予以维护。舍此，经济主体就会失去追求降低交易费用的动力，企业组织结构自我演进的活力源泉就会被堵塞。产权明晰有助于中国企业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而不断探索建立一种更能节约交易费用、生产费用和组织费用的新的组织结构。其二是资产重组的效率导向原则。在市场经济中，无论是托拉斯还是康采恩，其形成的主要动因就是人们对提高经济效率的追求。对于参与国际经贸的大批中小企业而言，可以股权或契约等方式将自己的产销活动纳入大企业(集团)的经营体系，还可以通过商会、行业协会等机构建立相互支持、补充、服务的横向联系，以形成某种“群效应”(clustering)，从而大大降低参与国际商务的交易成本与风险，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3)制度创新有利于政府更好地发挥引导作用，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战后50余年的经济史表明，政府不再是斯密意义的“守夜人”。刘易斯曾指出“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进步的。”对于中国而言，通过制度创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第一，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总体上经济欠发达，但从局部看，仍有经济上较为发达的地区。只要政府积极予以引导和扶持，可以使这些地区率先成为对发达国家高新技术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地区。这些地区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出口高技术产品和转移技术的机会，加快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和适用技术并加以吸收、消化和创新，结合本国的资源优势，进行规模经营，降低成本，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以争取更大的比较利益。
第二，政府可通过加大经济对外开放的力度提高本国已经拥有之要素的品质。例如，外贸的发展不仅可以更多地引进及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而且能使本国企业由此掌握国际市场上更多的经贸信息，更多地了解国外的技术、生产和市场需求态势，感受国际市场竞争的压力，激励技术创新的增多。这在高新技术变化与更新速度快、产品生命周期短的现代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当前国际间的经济竞争范文6
[关键词] 认知语境 国际商务谈判 构建
一、认知语境
语境是言语交际的一种客观属性，具有不可超越性，它像“天罗地网”般地笼罩着人们言语交际的全过程。我们研究语境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研究言语交际，提高言语交际的效果。研究语境是为了让交际主体在言语交际中更清楚、准确地认知语境以便在不同的语境中选择适宜的表达方式和理解方式。交际活动促进人类认知结构的形成，也促进人类认知能力的发展。随着认知语言学理论的发展，特别是关联理论的出现，人们便对言语交际产生了新的认识。言语交际的目的就是改变听话人的认知语境假设，为此说话人在话语生成时必然要对听话人的话语理解进行语用制约。认知语境观认为言语交际过程是一种交际双方认知语境假设的参与过程；成功的交际就是双方不断根据话语所取得的语境效果去改变、调整或选择认知语境假设的过程，以实现双方认知语境假设或信息的趋同，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说话人所传递的话语信息与听话人理解结果之间的最大相似性。认知语境把语境看成是一个心理结构体，交际者通过经验或思维把有关的具体语境内在化、认知化，引导听话人的话语理解，为信息处理提供认知方向，从而实现对话语理解的语用制约，说话人会利用某些明示的语言手段，如使用话语联系语或话语标记语等，以减少听话人话语理解时所付出的努力，更加容易地寻找话语的关联性，取得言语交际的成功。
二、国际商务谈判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面临着全新的经济竞争格局，对外商务交往日渐频繁。商务谈判是各国商界对外商务合作的主要方式，从事国际商务的人员除了应掌握必要的商务谈判原则和技巧外，更应了解不同国家商务人员的谈判风格。中西文化在交际方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谈判者应该采取相应的对策，树立跨文化的意识，培养全球的文化观，尊重和宽容不同的文化，同时加强外语语用能力。国际商务谈判是跨越国界的活动，谈判双方就共同感兴趣的商业问题进行磋商以达成共识。在商务谈判中，谈判策略是商务谈判的行动方针和行为方式，随着谈判活动的深入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谈判策略在商务谈判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商务谈判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了解对方的文化可以使谈判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同的文化背景造就了谈判者迥异的交际方式、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因此，在国际商务谈判中了解熟悉双方的文化差异，并接受谈判方的文化对促进谈判的成功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
三、国际商务谈判中认知语境的构建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际间的商务谈判与日俱增。国际商务谈判不仅是经济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是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而且文化因素的作用至关重要。但是，不同文化价值体系的分歧产生了双方在谈判等问题上的冲突。因此在跨文化商务交流中，懂得和尊重文化差异，又能利用冲突解决原理解决实际问题的谈判手才能在谈判中占据决定性的优势，取得成功。国际商务谈判是一种特殊的跨文化交际，对文化多样性的真正理解是实现对商务原则变化的性质和对道德情操不同范畴的现实认知的核心，只有文化意识强并能容忍文化差异的谈判者才能克服交际障碍，实现谈判目标。商务谈判中模糊语言对语境具有高度的顺应性。另外，谈判者的心理动机也对模糊语言提出了顺应要求，商务谈判中存在大量模糊语言并不是因为谈判者缺乏对世界的认识，而是他们有意识使用的结果，也是语境与语言结构动态顺应的结果。在谈判的初期阶段，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是谈判双方技巧性的较量，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较量和碰撞。谈判必然有人的参与，而人的参与就必然带来主观思想的渗透，这种主观思想的渗透正是来自于他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他自身的文化修养。在当前经济日益全球化的趋势之下，我国各个涉外企业在国际商务谈判中，必须把谈判双方的文化背景、文化价值观、文化心理构成等因素和谈判技巧、谈判策略、谈判过程等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及时地纳入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组织结构之中，实现双方文化融通、利益双赢的国际商务谈判目标。但是，目前我国在国际商务谈判中偏重谈判策略与技巧的较量，而对潜层的、隐性的文化因素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因此，加强对国际商务谈判中的文化因素的研究成为当务之急。在集中谈判阶段，中美的语用习惯是截然不同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礼貌原则，合作原则和文化语境的具体应用。文化语境在对跨文化商务谈判的会话含意推断上起着解释作用、制约作用，并有着修正功能以及话语选择功能。因此，谈判者在使用语言时，可以根据交际场合的需要，激活相关的认知语境要素，让谈判得以顺畅进行。在谈判的决策阶段，人际关系的运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观念在两国的谈判者的头脑中有着不同的体现。成功的谈判家应该在商务谈判中成功地运用跨文化交际学与语用学，有效地了解商业语境对于成功交际是至关重要的。在商务谈判的特殊环境中，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都有其独特的性质，这种文化特性塑造了不同的谈判风格。
参考文献：
1安国源，对国际商务谈判中的文化差异的探讨[J]，商场现代化，2005 (26)
2陈传显，国际商务谈判中的跨文化沟通策略[J]，企业经济，2008 (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