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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与经济发展范文1
金融是货币与信用的融合，它是商品交换与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打破了直接的物物交换中买卖双方在时空上的限制。随后信用的发展又令货币与商品的交换在时空上的限制进一步放开，以至即使在交换双方商品所有权转移后市场仍继续存在，货币也逐渐作为一种可有偿转让的特殊商品成为市场交易对象之一。于是，从商品流通中独立出了一种特殊商品——资本，金融也开始具有真正意义。此后，金融工具逐步由单一的货币形式发展为货币、商业票据、股票债券等多种形式并存，出现了专门经营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以及从事金融活动的金融市场，金融开始由最初中介商品交换的辅助地位逐渐发展成为经济活动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因素，通过其自身的货币发行、信用创造、资源配置等功能影响着社会再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l 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当金融得到健康有效的发展时，它积极促进着经济发展。
1.1 货币的运用降低了交易成本、便利交换斯密认为。劳动分工即专业化是提高生产力的首要因素。专业化程度越高，工人越可能发明更先进的机器或生产方法。而金融的作用在于货币的产生大大降低了物物交换中因需求和时间的双重巧合的困难而存在的用于评估商品品质、掌握商品信息的单位交易成本，便利了交换，从而实现市场范围扩大专业化程度提高。随着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单位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仍会下降。这一作用更为加强。
1.2 金融能促进储蓄和投资的增长，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经济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推进。而储蓄是提供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特别是在经济从不发达走向发达的过程，储蓄率的高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几乎所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伴随着储蓄率的上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日本。日本在50：7O年代的高速发展时期，储蓄率曾达到40％的水平。在促进储蓄率上升的因素中，金融是最重要的一个。金融的特点在于资金融通，而利息率使当前消费转化为未来消费、实物储蓄转化为货币储蓄揩蓄增值并转化为投资成为可能，这就决定了它有条件吸收社会中的闲散资金转化为储蓄，从而为生产提供资金采源。此外，金融的特点又使它成为动员储蓄和投资的最佳途径：一方面，把分散的储蓄者用于投资或存储的资金集中起来需要大量信息和投资渠道，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而流动性金融市场能增强金融工具的多样性和流动性、满足持有多样化证券组合的需要；另一方面，动员储蓄牵涉大量筹资企业与拥有剩余资金的诸多投资者，金融中介能以最低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最大量地动员储蓄，有效避免信息不对称的弊端。
1.3 金融发展实现了资金的合理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本效率首先，金融能降低长期投资的流动性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项目需要长期的资金占用，为此储蓄者必须承担因资金长期被占用而产生的资金流动性风险，以致不愿长期投资。而资本市场交易、各种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中介的往来存款业务以及针对外部冲击对流动性投资和非流动性投资进行的动态均衡组合部位金融具有降低和分散流动性风险的能力，向力图回避流动性风险的储蓄者提供最大眼度的保险。这使更多资金会流向周期较长的项目。正是基于这一作用，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才能拥有充足的资本支持它最终完成。其次。金融的存在能大大节约信息成本。金融中介具有较个体储蓄投资者更强的获取和处理众多企业、管理者和经济环境方面信息的能力和专业评估技术。这使它为其成员提供投资信息服务的成本比个体储蓄投资者通过个人努力获取信息的成本要低得多。
再者，金融体系能降低监督成本，改进对资金使用者销监督。资金所有者在投资时需要核实项目质量和项目回报，这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提高投资成本。同时资金使用者夸大投资收益、掩盖经营问题的内在倾向又会使这种监督成本加大。为此。金融能借助其专业技能和中介地位来资金所有者对资金使用者的监督。提高监督的有效性。
此外，金融业为社会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并促进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这些都不同程度地为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2 金融对经济发展的阻滞作用金融在经济运行中所处的重要地垃不仅体现在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整个经济体系正常运转的冲击也显示出它对经济的负面效应。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更使人们认识到金融的稳健发展对于全球经济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性。
2.1 金融活动中的不确定性令金融风险客观存在在经济生活中，只要存在不确定性，风险就存在。金融业是高负债经营的产业，自有资金所占比重小，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将其对零散储户的流动性负债转化为对借款人的非流动性债权来实现。但这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储蓄者对金融机构有信心；二是金融机构对借款人的筛选和监督高效FB确。由于不能确定这两个条件能否满足，金融风险就客观存在：一方面，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性和市场经济主体对客观认识的有限性，即使银行经营稳健，储户能认识到全体不挤兑更利于集体利益，但在面临“囚徒困境”时仍可能为降低预期风险而参与挤兑；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主体存在机会主义倾向，金融机构管理者趋于采用高风险、高收益的投机策略，以致金融资产质量下降。同时贷款者也可能采用不正当手段，如欺骗、违背合约以及钻制度的空子来不合理占用资金。致使金融机构对借款人的监督有限。
2.2 金融对经济运行的广泛渗透性、扩散性使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首先，金融机构作为储蓄和投资的信用中介组织，它的经营失策必将连锁造成众多储蓄者和投资者蒙受损失。其次，银行创造存款货币扩张信用的功能也令金融风险具有数倍扩散的效应。再者，银行同业支付清算系统把所有银行联在一起，任一银行的支付困难都可能酿成全系统的流动性风险。最后，信息不对称会使某一金融机构的困难被误认为全金融业的危机，从而引发恐慌。金融的这些特殊性令其风险相对其它行业而言具有快速、面广的特点。使局部性金融困难能快速演变成全局性金融动荡甚至经济危机。
2.3 金融资产的高度流动性金融风险的隐蔽性以及金融危机的突发性令金融风险易于剧变成金融危机并严重危害经济
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国际金融市场的迅猛发展以及科技进步令各地区金融资源融合和互动的规模加大、速度加快，一国或一地区的金融风险能很快传染到别国或别的地区。与此同时，信用存在的有借有还、借新还旧、贷款还息等特点以及银行垄断或政府干预等外在因素又很容易将其掩盖，使其得不到及时解决并日益严重。待到这种金融风险渐进累积到一定程度才爆发时，就已演变成金融危机，并加剧对经济和社会的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来势之猛，使马来西亚的人均国民财富水平倒退10年，使泰国的国民财富损失近一半。这场危机还使1998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降低1个百分点，意味着比前一年下降1/3.而危机的成因就在于长期累积的金融风险的最终爆发。
金融与经济发展范文2
《金融规划》中“双中心”的打造,发挥金融资源集聚功能,侧重于资金的来源层面,而《海洋经济规划》预示着海洋经济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解决了资金的去向问题。两者合力对接,就是要构筑浙江大量资本,尤其是民间资金向海洋经济倾斜的渠道和路径。这种发展的举措上的交点为浙江金融业支持海洋经济发展提供了切实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浙江金融发展与海洋经济发展的时间相一致“十二五”时期是浙江经济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有望突破1万美元大关。届时,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将迎来全面转型和跨越式发展的新阶段。《金融规划》明确指出,其规划的时间范围是“十二五”期间,其总体目标、具体目标的节点都在“十二五”末,战略任务的时间范围也定格于“十二五”期间。而《海洋经济规划》指出,“规划期为2011—2020年,重点为“十二五”时期”,具体表现为在发展目标层面,重点规划的是到2015年主要发展目标,包括海洋经济综合实力明显增强、港航服务水平大幅提高、海洋经济转型升级成效显着、海洋科教文化全国领先以及海洋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等方面,涉及到具体量化指标多达11个,而2020年的量化指标仅为3个。
由此可见,两个规划总体上在时间维度是衔接一致的,而这一时间又与浙江经济总体上转型的关键时期相一致。这种时间上的一致性为浙江地方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发展在政策支持和引导以及金融业总量调控和结构优化在动态最优和统筹管理上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浙江金融发展与海洋经济发展的空间有叠合《金融规划》明确指出战略重点是“两个中心,三极空间,六大平台”,其中“三极空间”具体是指构建起以杭州、宁波、温州三个区域性金融中心城市为增长极,打造台州、绍兴、嘉兴和义乌等若干金融特色城市为亮点,重点培育一批金融创新示范县(区)为支撑,推进其他地区加快发展的浙江省多层次金融空间布局。《海洋经济规划》明确指出要构建“一核两翼三圈九区多岛”的海洋经济总体发展格局。即要加快宁波-舟山港海域、海岛及其依托城市的核心区建设,尽快提升环杭州湾产业带及其近岸海域为北翼和以温州、台州沿海产业带及其近岸海域为南翼的两翼发展水平,并做强杭州、宁波、温州这三大沿海都市圈。同时还将在整合提升现有沿海和海岛产业园区基础上,重点建设杭州、宁波、嘉兴、绍兴、舟山、台州、温州等九大产业集聚区,并重点推进舟山本岛、岱山、泗礁、玉环、洞头、梅山等重要海岛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杭州、宁波、温州作为“三极空间”或“三大沿海都市圈”完全一致,嘉兴、绍兴、台州作为重要城市在两个规划里也都被提及。除了内部区域叠合,两个规划还在接轨“长三角”等外部对接区域也有共同的触点。可见,两个规划在空间布局上有相当比例的重合交汇,这就为浙江金融业支持海洋经济发展在金融资源的空间集聚层面提供了平台和基础。3五大举措、三大保障:护航经济金融协调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定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约束下,资金总量的投入并不是越大越好,尤其是信贷规模总量的投入需要有一个统观全局的规划。为此,要统筹规划,合理调控社会融资规模总量,支持浙江海洋经济持续科学发展。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发展结构要优化浙江地方金融发展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间接融资规模大、效益好,直接融资相对弱势;银行业发展强势,非银行业,尤其是小金融机构、类金融结构发展相对滞后。因此,抓住海洋经济发展的契机,切合海洋经济的特点,鼓励发展直接融资和非银行尤其是创新型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优化浙江金融业整体的结构。为此,要加强研究,区分海洋金融与大陆金融的差异性,利用发展海洋经济的契机,优化浙江金融结构,提升金融发展水平。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发展业务要创新在发达经济体,与海洋经济相关的金融业务十分广泛,因此需要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因地制宜,积极发展船舶融资、航运融资、物流金融、海上保险、航运保险与再保险、航运资金汇兑与结算等航运金融服务。为此,要大胆创新,尤其是要创新非银行业务,构建海洋金融、航运金融和与临港大工业配套的口岸金融服务等现代海洋金融服务体系。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发展风险要监控海洋经济的发展具有投资规模较大、不确定性高的特点。一方面资金投入量十分巨大,对区域流动性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另一方面伴随着金融创新,资金集聚和流动方式、渠道可能较以往有较大程度的差异,可能会在特定试点和局部区域集聚金融风险,这对浙江区域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为此要协调监管,建立政府监管当局、行业自律和内部风控三位一体的监管体系,同时也要创新监管方式,及时预警金融风险。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发展资源要整合在经典的经济金融互动关系中,金融的发展有两种基本动力,一种是需求拉动,一种是供给推动。一方面海洋经济的发展显然对浙江地方金融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体现了需求拉动,另一方面,在发展海洋经济战略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扮演了积极引导和推动的角色,在金融支持领域也积极推动。因此,地方金融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需要需求拉动和供给推动两种力量合力的合力推动。
为此,要整合金融资源,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同时也要加大政府引导力度,合力推进海洋经济发展。浙江金融业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的保障体系金融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需要政策大力支持一是在宏观层面的统筹发展上需要政府协调兼顾,在保证资金支持的同时,也要防止一哄而上,重复建设;二是在总体的优惠政策的制定、实施层面,通过制定相关实施细则,对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建设要有倾斜;三是在具体的业务层面加大支持力度,例如对设立海洋经济产业基金、政策性海洋保险等予以积极的财政税收支持。金融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需要体制不断创新一是要创新金融准入和管理体制,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要素配置上的作用,适当放宽民间资本准入的条件,引导民间资本支持海洋经济建设;二是创新金融业务监管体制,监管部门对于适应海洋经济发展的新型金融业务要密切跟踪,同时也要借鉴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监管经验,三是创新金融运行体制,尤其是现代金融在业务多元化、国际化的趋势下,通过搭建信息平台和综合服务平台,提高金融运行效率。金融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需要人才培养引进一是要建立立体化的金融人才培养体系,包括高端人才,一般管理人才和应用型人才,大力开展系统性、国际化的金融管理和专业人才培养机制;二是健全金融人才的引进、培养和使用机制,创新金融人才引进政策和模式,大力引进各类金融高端人才服务于浙江金融业;三是搭建金融人才合作交流平台,尤其是要与海洋经济和海洋金融高端的国家和地区加强合作交流,培养和引进既懂金融、又懂海洋经济的复合型人才。
金融与经济发展范文3
一、虚拟经济下的金融风险因素分析
虚拟经济是一种高收益与高风险并存的经济形势，能够有效的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同时快速扩张的资本经济又会增加经济金融风险系数。对于虚拟经济而言，实体经济是其产生的基础，虚拟经济是在实体经济取得发展和进步的时候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通过自身的发展促进了实体经济的相应发展。随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改革的深化，社会经济中的各种资源配置以及使用效率都获得了较大的提升。另外，证券化以及金融衍生工具等虚拟经济的组成部分提供的套期保值等服务，给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较为稳定的发展环境，使实体经济经营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成本、价格、汇率等风险因素得到很大程度上的降低。
但是我们应该清楚的是，虚拟经济在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的同时，还造成了金融风险的急剧上升，其中经济泡沫风险是一种危害较大的风险形式。
按照正常的虚拟经济发展来看，正常的虚拟经济发展需要建立在与实体经济发展规模相适应的前提下，但是，现在虚拟经济正在朝着一个相对独立的方向发展。金融泡沫一直伴随着虚拟经济的发展，是金融资产与实体资产在价值角度上背离的表现，从金融泡沫的实质上来看，虚拟金融泡沫根本无法实现真正的市场价值。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各种金融机构如投资银行、证券公司等迅速发展，这些机构之间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各自的金融服务项目逐渐增多，从而使得金融资产不断扩大，而相应的金融工具并没有相应的得到提升，致使各种金融投机行为日益严重，金融泡沫风险不断增加，在金融市场中，各种不良资产以及债券是最重要的金融泡沫产生形式。
在现实中利用资产的扩张这种方式来实现财富增长的形式，只是对经济中实际资源的价格进行了改变，使资源的真实价值被过分的夸张，而资源的实际使用效率却在逐渐变小。考虑开放经济条件下，一些非贸易品因供给弹性较低，价格也会较快上涨。非贸易品对贸易品比价的上升，意味着实际汇率的升值，出口竞争力随之被削弱。因此价格泡沫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资金的流向，破坏了实际经济活动。当然经济过热和价格泡沫都不会无限制的持续下去，增长的速度终会因某些瓶颈而趋于放缓。泡沫破裂也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经济体系当中可以投入该资产市场的资金是有限的。何况，泡沫对实质经济的负面影响以及消费和投资的财富效应都将进一步降低资金的供给。
二、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金融风险管理
（一）对实体经济结构进行有效的调整
我国正处在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但是自身的工业化水平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发展，同时还需要面对经济快速发展中的各种挑战和机遇。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实体经济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根据实际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首先，对我国经济的增长形式进行有效的转变，逐渐朝着内涵式的方向发展，增加科技、教育以及设施等方面的资金投入，从而为集约式的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其次，加大对我国经济结构以及产品结构的调整，对科研成果尽快实施产业化生产，以发展技术性商品为重点，不断根据市场需求，积极调整产业产品结构，不断进行实体经济的创新，增加实体经济的竞争力；最后，逐步建立起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加强对企业法人智力结构的建设，在企业中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及责任约束机制，不断引导企业朝着创造财富、避免投机的方向发展，从而增强实体经济，限制金融泡沫的产生。
（二）调整现有的金融结构
对当前我国金融结构的调整需要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第一，对银行中的各种不良资产进行必要的处理，在进行不良资产处理的过程中必然要涉及存量和增量的问题，前者主要是针对于过去而言，而后者的处理主要关系到当前和未来。所以说，在进行金融结构调整时，应该尽量降低不良资产的增量，从而保证现在和未来的发展。当前，我国主要实施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因此，银行应该将信贷服务主要的提供给那些快速增长、效益突出的企业，进而有效的降低呆账、坏账的发生比例，这就要求在进行信贷服务时，消除一些不平等的规定，减少政府的干预，使银行在公平、合理的条件下选择信贷客户。
在进行我国金融结构的调整时，另外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完善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当前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的最大缺陷和不足就是对一些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也就是所谓的风险投资。开展风险投资可以有效促进资本与科技的结合，提升我国产业的技术含量，使科技更好地转换成经济效益。
总之，在现代经济发展中，泡沫经济是一个重要的金融问题，同时也和实体经济以及虚拟经济之间的制度有着重要的联系。因此，想要达到消除金融泡沫，遏制金融危机的目的，就必须从实体经济结构以及金融结构两个方面入手，从而保证我国金融的安全顺利发展。
参考文献
[1]陈瑶.金融风险与防范对策探究[J].科海故事博览·科教创新,2010(01）.
[2]梁丽红.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与金融风险[J].科学之友,2009(33）.
金融与经济发展范文4
关键词：协整分析 格兰杰因果检验 经济分析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在众多经济学重要课题中，金融进步和经济发展存在的争议问题，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在理论方面和实证层面上，都影响着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理解和处理。
从理论层面分析，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家与新古典宏观学派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货币金融变量对于实体经济而言只是一层面纱。金融发展处于“供给主导”地位。
在实证分析上，Goldsmith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中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跨国的比较分析，对这一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结果表明金融进步和经济扩大化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因此，从目前的情况而言，关注金融进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有着重要的政策意义，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本文将基于国内专家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对国内目前金融行业发展与经济之间存在的辩证研究。
二、实证分析
（一）指标与数据
衡量金融发展，国际上通用的标准：麦氏指标（M2/GDP）和戈氏指标（全部金融资产/GDP）。戈氏指标别称是金融相关比率（FIR）。许多学者选择这两个指标进行实证分析，这两个指标局限性在于都仅仅测度的是金融规模，实际上并不能完全代表金融发展程度。马正兵（2008）据此应用第一组数据与经济增长向量开展典型相关分析，构建了一个金融发展指标=1.2015×M2/GDP―0.0465×PRIVATE―0.2248×SVT/GDP，应用路径分析方法探讨了我国金融发展作用经济增长的效应和路径。本文将应用马正兵（2008）所构建的金融发展指标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协整分析与格兰杰因果检验。
对于经济增长指标的选取，回顾历年文献，之前的学者有选择GDP、GDP的增长率或者人均GDP的。本文选择人均实际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变量。
考虑到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较晚及部分稻2009年之后缺失，我们采用数据样本区间为1992-2009年。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金融年鉴》。为了实现除去不稳定的时间序列的不同方差情况，同时实现变量间的弹性系数，对人均实际GDP和金融发展指标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分别用LnARGDP和LnFD来表示。应用Eviews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二）单位根检验
如果变量之间的信息在产生中是不稳定的时候，我们需要对这两个不平衡的时间程序做回归分析，这样对导致虚假回归情况的存在。因此，在进行检测以前，对这些时间程序进行是否平稳进行检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采用ADF方法对lnARGDP与lnFD两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经检验，lnARGDP和lnFD均为I（1）过程，符合协整检验的条件。
（三）协整检验
本文在这里采用E-G两步法协整检验来分析人均实际GDP和金融发展之间是否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
第一步，对同属I（1）过程的lnARGDP和lnFD两个变量的时间序列采取最小二乘估计（OLS），模型的估计结果为：lnARGDP=7.9594+0.8380lnFD
（87.9838）（4.0788）
R2=0.5097F=16.6362
第二步，对上述模型的残差e进行单位根检验，仍采用ADF检验，人均实际GDP和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方程回归系数表明，金融发展对人均实际GDP的弹性为0.8380，即金融发展深化1个百分点，人均实际GDP可增长0.8380个百分点，这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
（四）格兰杰因果检验
1988年格兰杰提出的因果关系检验模型为：
[Yt=α+i=1mβiYt=i+j=1nγjXt-j+μt]
上式中：Xt，Yt分别代表两组变量Xt-j为Xt的滞后值，Yt-i为Yt的滞后值，α是常数，βi，γj为回归系数，μt为随机误差。
零假设检验为Ho：“X不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如果系数γ1，γ2，…γn中至少有一个显著不为零，则拒绝零假设，接受“X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
对两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lnARGDP和lnFD存在着单向因果关系，即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但人均实际GDP的变化对金融发展的深化没有统计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当前情况是金融进步和经济发展之间相互联系，维持长时间的相互平衡。金融发展帮助经济发展，在另一方面经济进步没有给金融发展提供较为明显的推动作用。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采用协整分析与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了国内经济发展和金融进步之间联系，中国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近二十年期间存在从金融发展到经济增长的单一因果关系。我们的结论支持了“供给主导”的理念，就是金融的进步帮助了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的被动体现。
通过以上分析，金融进步应该得到政府的足够重视，为了维持国内经济的不断进步，有必要进行金融行业的改革，保持金融行业规模的扩大，推动金融结构优化，改善金融效率，维护金融安全稳定，充分发挥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韩廷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J].经济科学，2001（3）
金融与经济发展范文5
关键词：金融产业集聚；集聚经济；区域金融；区域经济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06-0049-06
中图分类号：F830，3
文献标识码：A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术界对金融产业集群的研究起步较早，并且对国内的相关研究有很大的启示和借鉴。
金德尔伯格认为，金融市场组织中存在着规模经济，形成了金融市场的积聚力量，同时局部信息与地区不同都是金融市场集聚的主要原因。规模经济促使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选择一个特定的区位，同时信息与时区不同也是金融市场集聚的原因。
Davis(1990)通过对金融服务业领域的调查发现，在大都市区域里，大、中、小型的金融服务产业都倾向形成集聚。
Gehrig(1998)根据证券的流动性及其信息敏感程度研究金融活动，认为对信息较为敏感的金融交易，更可能集中在信息集中与交流充分的中心地区，从而形成金融产业集聚；而对信息不敏感却对监管成本差异更为敏感的金融交易，也由于信息网络聚区域。
Pandilt等(2001，2002)则采用了Swann(1998)提出的产业集群动态研究方法，对英国金融服务产业进行分析，认为集群效应影响公司的成长以及新进入者的数量。
国内与金融产业集群相关的研究文献有限。连建辉、孙焕民、钟惠波(2005)分析了金融企业集群的经济性质、效率边界，并考察了金融企业集群的优势。
藤春强(2006)分析了金融企业集群的现象和内涵，探讨了其经济性质，并从内原动力和激发动力两个方面分析了区域金融企业的动力机制与竞争优势。
钟伟等(2003)对金融中心和集聚效应结合起来分析，并具体研究了我国的金融中心现状及其区位选择。
殷兴山、贺绎奋等(2003)通过构建城市金融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对长三角15城市金融竞争力进行了评估，提出了着重反映现实的城市金融竞争力或金融实力的“金融聚集力”概念。
梁颖、罗宵(2006)对金融产业集聚的形成模式和宏观动因进行了研究。
然而上述文献在金融产业集聚的内涵上众说纷纭，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效应方面也缺乏系统的研究与总结。
因此，本文的立意在于剖析金融产业集聚的内涵，在此基础上梳理金融产业集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即效应分析，并进行简单的实证考察。
二、金融产业集聚的理论内涵
在经济金融全球化、市场化及信息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金融机构的空间集聚现象日益凸显，金融产业集聚成为现代金融产业组织的基本形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的这种新现象不仅发生在发达国家，而且出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美国的纽约、佛罗里达、迈阿密、奥兰多、亚特兰大，加拿大的多伦多，英国的伦敦，爱尔兰的都柏林，印度的孟买等地区，金融产业聚集的趋势十分明显。
综观当今世界各层级金融中心的发展历史，可以大致归纳出以伦敦为例的历史积累自发形成的和以新加坡为例的政府主导嵌入发展的两种金融产业集聚形成模式(梁颖、罗霄，2006)。
所谓金融产业集聚，就是指一国的金融监管部门、金融中介机构、跨国金融企业、国内金融企业等具有总部功能的机构在地域上向特定区域集中，并与其他国际性(跨国)机构、跨国公司、国内大型企业总部之间存在密切往来联系的特殊产业空间结构。
金融产业集聚的内涵深刻而丰富，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金融产业集聚的“累积经济性”。
金融产业集聚通过金融资源与地域条件协调、配置、组合的时空动态变化，金融产业成长、发展，进而在一定地域空间生成金融地域密集系统的变化，必然带来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形成金融产业集中――金融产业集聚――区域经济发展的逻辑链。
第二，金融产业集聚的空间性。
金融产业集聚的动因、运动规律以及运动结果继承和印证“金融地理”学家的思维路径，即沿着“空间差异”、“空间过程”和“空间相互作用”的模式运行。国际上金融产业集聚通过集聚和扩散两种基本形式进而形成紧密型集群(如伦敦金融城圣保罗以东地区金融产业集群)、次紧集群(如伦敦的西尾金融产业集群)和卫星型集群(如伦敦金融城北部的以商用服务为主的集群，以及横跨伦敦金融城和西尾地区的法律集群)三种空间形态。
第三，金融产业集聚的层次性。
从国家经济体系的空间结构来看，由于经济资源分布、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分工在地域上具有明显的非均衡性，使经济运行和发展呈现出较强的区域性特点。金融系统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然会呈现出特别明显的区域性，这在客观上导致了金融产业集群集聚的层次性。从发展规模、辐射范围和分布格局来看，金融产业集聚的费希层次可以分为宏观(国际)、中观(国家)和微观(区域)三个层次。
第四，金融产业集聚的递进性。
金融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是由多层次要素复合而成的综合体。通过经济地域运动，金融产业集聚由低层次向高水平方向发展，具有递进性，体现了“金融”与“地域运动”的耦合。金融产业集聚的递进性起始于各经济地域的金融资源禀赋差异，各层次金融要素在Preto效率的驱动下参与金融地域运动的结果。
三、金融产业集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效应分析
(一)集聚效应
1、集中交易能大大提高交易效率。
金融产业聚集效益主要体现在跨地区支付效率的提高和金融资源跨地区配置效率的提高。
美国著名金融专家Kindleberger(1974)指出：“单一金融中心的效率性类似于增加单一法币的效用。每个地区在对外收付时，并不是分别与其他地区进行结算，而是与单一金融中心进行结算；如此，只需要n-1个渠道，而非n(n-1)，2个。……法国将商品经销集中于巴黎的做法遭到众多的批判；随着运费的上涨，商品清算中心的效率必定明显下降。但是对于货币支付来说，作为一国系统顶点的核心金融市场和作为各国金融中心顶点的单一国际金融市场的效率性是毋庸置疑的。”
2、提供近距离交流与沟通的便利。
Vernon(1960)认为，城市吸引着具有巨大不确定性、需要面对接触的产业和服务业，吸引着那些以较快的互动速度为必要条件的行业。
纽约港吸引了批发商，批发商带来的金融机构又引来了全国性大公司。公司或金融机构集中在一
起能够适应复杂多变的市场需求而建立客户关系，具有相关业务的金融机构需要加强联系。高级管理者要与承担债券发行的分销商加强业务联系，也需要与中央银行或金融监管部门打交道，为了避免交易中出现的误会，金融机构或公司间的低层业务人员也需要紧密地联系起来解决相关的问题。
(二)外部规模经济效应
1、节约周转资金余额，提供融资和投资便利。
Kindleberger(1974)的研究表明，随着高效支付体系的发展，公司发现通过集中于大都市的金融中心，利用银行业的交易媒介功能节约周转资金余额达到一定规模的公司趋向于在大都市设立财务部门，利用当地的金融市场进行交易，并且可以运用较少的周转资金余额为更大规模的支付提供资金。竞争性日益增加的证券市场为资金短缺者提供越来越大规模的、便宜的证券发行机会，同时为资金盈余者提供更多的流动性投资对象。规模经济不仅存在于货币的交易媒介和价值贮藏功能之中，就贷款、贴现和债券而言，规模经济还存在于延期支付标准功能之中。
2、提高市场流动性，降低融资成本和投资风险。
通常金融市场的规模越大，证券的流动性越高，这会吸引其他地区的贷款人和借款人把他们的总需求和总供给转移到这个市场中来，而不仅仅是他们的净超额需求和供给。借款人可以支付较低的利率或得到更多的贷款。贷款人则可获得性质不同的投资，这些投资能在规模更大的二级市场上进行交易，这也是贷款人愿意接受较低利率的原因(潘英丽，2003)。
3、金融机构的合作得以开展，其辅产业得以发展与共享。
威廉姆森认为，资产专用性的高低决定了行业的进入和退出的壁垒。在一个行业发展的初期，由于整体规模过小，没有投资者愿意为其所需要的辅中介业务的专用性资产进行投资。只有当行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所提供的发展空间足以抵消专用性资产而有余的情况下，其辅业务才能形成独立产业。金融辅产业的发展也遵循这一原理。随着大批金融机构的集中和发展，为金融机构服务的相关辅产业或社会中介服务业也将得到迅速的发展。律师、会计、投资咨询、信用评估、资产评估、外语和金融专业技术培训等等机构都将得到发展并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至于那些具有相同专业背景和利益的白领阶层和管理人员，工作使他们变得关系亲密，他们相互之间也会激励起创新的思想和行动。那些对所有企业、机构和市场都有益的研究机构也将建立起来，并提供咨询等相关服务。
(三)信息外溢效应
由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具有不同竞争实力的金融机构在同一地理位置上的密集设置，会带来知识、技术等要素的外溢，使金融产业集聚具有典型的信息外溢和知识学习效应。从信息外溢角度看，无论是特殊的金融业还是一般的企业，在企业集群发展过程中，信息外溢现象非常明显。
地理位置的接近有利于掌握更加丰富的金融信息，金融中介(信息提供商)的参与，使得银行与借贷经营的企业家之间信息交流充分，从而提高了整个价值链的利润。
而金融机构可根据群内企业的需求，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更好地满足企业的发展需要，同时也拓展了金融机构的盈利空间。
对于支付手段复杂而且信息灵敏度高的股票和金融衍生工具来说，投资者和经纪商在地理位置的接近有利于掌握更加丰富的金融信息。
(四)知识学习效应
在信息外溢的同时，处于同一金融产业集聚中的金融机构之间会相互学习对方的优势，从而使集聚具有突出的知识学习效应。知识技术的外溢效应随空间距离的扩大而下降，集聚所带来的知识溢出，有利于集群内经验共享、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生产率。
企业在地理上的集聚有利于研发活动这一问题中知识溢出的原理。编码知识含义较简单，它在长距离的空间中传播成本很低；而难以编码化的模糊知识则只有通过面对面交流才能低成本地传播。
而新技术和新知识具有非正式、未编码化的特点，在本地流动就比在远距离内流动容易。而且许多知识是隐性的，面对面的接触与交流才能利于这种知识的传播，这类信息的聚集与外溢也节省了金融企业的学习成本。
(五)网络效应
金融产业集聚的网络结构带来的额外收益称为网络效应。
首先，通过地理集中，金融服务商和客户都比较熟悉，网络成为信息流动的渠道，减少了信息交流和搜寻的成本。
其次，网络促进金融产业集聚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增进了解，容易建立信誉机制，这样既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倾向，降低合约的执行和监督成本，降低交易成本，也能使金融产业集聚区在创新性金融知识的传播、消化、吸收都更加迅速、快捷，集聚主体之间经过知识的综合、外化、内化，实现了知识的区域化过程，十分有利于金融知识的共享，创造“知识乘数效应”，加快了集聚区域的金融知识孵化和金融创新，从而获得了金融创新的区域比较优势(连建辉等，2005)。
四、金融产业集聚的我国考证
金融中心是一个综合性的有机体，以国家银行或中央银行为总枢纽，以商业银行、储蓄、投资、信托等银行或公司为躯体，证券交易所、货币市场、黄金市场和外汇市场为辅翼，拥有收集、交换、重组和解译信息的能力，其实质就是金融产业集聚的结果(黄解宇、杨再斌，2006)。
鉴于金融中心是金融产业集聚的结果，本部分将以我国金融中心城市建设为例，对金融产业集聚进行考证。
(一)我国金融中心呈现出层级体系的空间布局
目前我国的金融中心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金融中心的空间密度由沿海平原向山地到高原逐渐减少，金融中心的功能地位也逐渐下降。经济实力、金融制度、交通地理三方面因素决定了我国金融市场的“非标准化信息”的空间布局，从而决定了我国金融中心的空间布局与竞争力结构。
按照“信息腹地”的范围来划分我国的金融中心，上海、深圳与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分别是服务于华东、华南、华中、华西、东北地区的金融市场，是我国的区域金融中心；西北地区与青藏高原的金融业相对落后，金融机构聚集的数量少，功能相对简单，谈不上有金融中心；北京是我国的国家金融中心，服务的信息腹地是全国的企业与居民。
上海和深圳则履行部分的国家金融中心职能：上海的经济基础雄厚，制度相对完善，处于中国沿海的中心，地理的战略位置极为重要，上海天然地要打造成中国金融中心金字塔的顶尖；深圳是在深港一体化当中发挥其区域金融中心的作用，由于地理上与香港太接近，深圳更多的是补充香港的金融作用，着重发展创业投资，支持科技创新。
香港是亚太区的跨国公司的总部，是亚太区的国际金融中心，服务的“信息腹地”主要是亚太地区，是全球范围内的区域金融中心。但中国还没有与伦敦-纽约-东京“金三角”平级的全球金融中心(冯邦
彦、谭裕华，2007)。
(二)我国金融中心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目前国内金融行业发展尚未完全市场化，城市之间缺乏协调，未能形成一个辐射全国的金融中心，难以高效率低成本地提供金融服务。
1、金融资源分散。
目前不少省市，尤其是具有政治地域优势的北京和具有制度创新优势的深圳，都提出了建设金融中心的具体设想和思路，均把金融发展提到了更加重要的地位，非常重视对金融资源的集聚与利用，国内竞争激烈。
这将引发我国有限金融资源的分流，对其他区域城市中心集聚资源、做大增量带来困难，并使得各地的金融资源均难以取得最大的规模效应。
如北京，其金融机构总量虽少于上海，但拥有规模更具优势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人保、人寿等机构总部，此外，目前大陆范围内有两个证交所、三个期交所，且相互之间存在“同质竞争”的现象。这导致我国的金融市场力量分散、难以与国际上其他资本市场抗衡。
2、缺乏明确定位。
国内区域金融中心、国际金融中心抑或全球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自然历史过程，是金融机构、金融家和相关企业自发选择的结果，并遵循金融资源运动规律，应该从各区域城市的实际出发，统一规划。
目前我国金融中心的建设缺乏统一协调和多层次的定位，各地政府盲目高标准攀比建设，纷纷出台优惠政策争抢中外金融机构，容易造成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
3、条状监管体系。
由于中国实行高度管制的金融体制，金融业实行垂直管理，地方政府没有金融改革等权限，难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推动金融业快速发展。
同时我国区域差别大，各地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严重失衡，防范风险能力以及监管能力也有较大的差别，国家在决定经济金融等方面的改革进程时，需要兼顾各地特别是发展相对较慢地区的实际情况，这对有较快发展要求的国内金融中心城市的发展存在一定牵制作用。金融小到一个产品、一项服务的创新，都要付出巨大的争取成本，金融创新难度较大。
4、地域分割局限。
金融中心首先必须是经济中心，即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较强的经济集聚和扩散能力，与相邻的腹地有紧密的经济联系，进而直接影响腹地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没有广阔的金融腹地，没有一体化的区域经济支持，金融中心的集聚与辐射功能发展就会受到限制。由于我国现存经济体制的约束和市场体系发育的不成熟，跨地区的市场平台，个人和机构的金融活动多局限在本地区，资本和资金未能按照收益最大化的标准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樊鸿伟，2007)。
5、国际化人才缺乏。
金融中心城市的建设需要一大批懂得国际惯例、精通业务的专门人才。目前我国人才国际化总体水平低，特别是缺乏国际通用型人才。
一是缺乏懂得国际惯例、熟悉WTO游戏规则的高级经营管理、金融、保险人才；
二是缺乏一大批取得国际化执业资格的高级人才，如注册会计师、注册设计师；
三是缺乏一批熟练运用外语直接工作的人才；
四是缺乏一批计算机应用能力强的人才。
五、推动金融产业集聚的政策建议
推动金融产业集聚，必须借鉴国际金融产业集聚的实践经验，依据金融产业集聚自身发展规律，并结合我国金融中心建设的客观实情，走政府指导与市场导向相结合的道路，以促进区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正确发挥政府在推动金融产业集聚中的积极作用
无论自发形成的，还是政府主导的金融产业集聚，政府的支持至关重要。尤其是金融业产业集聚在发展的萌芽期，往往层次较低，金融本地化或根植性不强，技术进步的动力不足，难以产生持久的产业收益，这时需要政府的引导和介入。
但是，政府支持应该是在市场主导作用下的适度介入。因为真正能决定金融服务业产业集群过程的是金融市场及其微观主体，作为直接的经营者，金融机构对金融资源禀赋、金融业市场状况最为了解，作为微观主体的金融企业竭尽全力地作出有限理性下的最优选择。而作为宏观管理者的政府无法完全获得相关的微观信息。
同时，政府的任期制度和不完善的政绩考察制度，可能使政府更具机会主义倾向，政府行为的过度介入，可能容易导致寻租事件的发生。
因此，必须改善各级政府对金融业调控的方法和手段，规范政府行为，正确发挥政府在推动金融产业集聚的积极作用，通过产业政策的推动，科学抉择出具有发展可能性的城市，并积极影响引导金融机构的选址决策：同时也必须准确把握金融产业集聚的规律，对于金融集聚的规模、程度和辐射范围等按阶段提出切实可行的战略目标。
(二)通过金融创新，吸引金融资源集聚，并在创新中形成区域金融产业的核心竞争
金融创新来自于两方面的动力，一方面是在金融管制条件下的金融创新，另一方面金融创新来自于放松的金融管制。在监管机构放松管制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推出的金融创新业务应在不违背管制的情况下寻找出路和创新，同时，应建立宽松的金融运行环境，鼓励金融机构的创新业务，由此带动金融管制的放松和放开。突破管制试点金融创新业务必将带动地方金融资源的巨大增长，相应必然引起金融产业集聚，也有助于区域金融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
目前加强金融创新的重点：
一是市场和产品创新。要在加快市场制度建设的同时，大力推进金融产品创新、拓展新的市场。例如，加快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建立，并加快国债期货、股指期货、石油期货、产业基金等金融产品的上市进程。
二是制度创新。在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基础上，深入推进金融制度的市场化、国际化、自由化、透明化改革。可适当允许金融混业(如制订《金融控股公司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促进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措施》等)，并探索资本项目的开放问题及操作办法；加快利率市场化、提高汇率弹性以吸引金融企业投资。
三是机构创新。主要包括机构的功能和种类创新，通过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实现股权结构多样化等。
四是人才创新。通过人才素质建设、国际交流方式创新培养一批世界一流国际化人才，为金融产业集聚提供人力资源保证。
(三)建立“互补型”的金融组织体系，提升金融产业集聚的层次，优化集聚结构
金融产业聚集程度应与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金融资源的营运效率相配称，唯有如此，才能体现出金融活动的规模效益。目前，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还有待进一步深化，金融资源的跨行政区域的市场化配置有待进一步改进。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目前金融机构按行政区划设置的格局还没有完全得到改变，金融组织体系的空间分布还较匀齐，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机构设置的相似系数还很高，金融组织结构的区域趋同。一方面，使金融资源的空间配置过于分散化、匀齐化，导致金融资源的大量重复配置；另一方面，使金融结构不能在区域间形成互补状态，增加了金融机构的运转成本，导致区域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同时，由于金融组织体系的匀齐状态，也使区域金融失去了优化和成长的空间。
因此，需要重新整合金融组织体系，积极推动“互补型”的金融聚集，促使金融机构形成符合区域经济与资源配置特色的金融组织网络，使金融资源在相应区域内的使用变得更加富有效率。
从整体上看，“互补型”的金融组织区域聚集将使金融资源的区域配置趋于合理，获得资金配置上的帕累托改进。要使区域金融组织机构向“互补型”转换，实质在于通过解除现有的不合理的条块金融体系，构建新的区域组合型金融组织框架。要按照经济金融发展的态势，形成若干个次级金融中心或金融发展极，打破金融资源的地方壁垒，弥合区域金融市场的相对割裂状态，促使金融资源空间流动与配置机制的形成。
(四)调整和改进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
良好的监管环境是金融集聚、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
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相伴而生。金融监管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保证公平竞争的环境；二是保证市场的稳定，以防范或抑制金融风险，为市场发展提供稳定的制度环境。
同时，监管制度也是一个地区或城市投资环境质量的主要方面。在金融产业集聚区，金融机构多样化、国际化，金融业务、金融工具交叉化和多元化，金融资产虚拟化，金融创新迅猛化，金融风险多极化，使金融的整体形态和变化机理都出现重大变革。
金融与经济发展范文6
关键词：农村经济；经济发展；金融变革
1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与金融变革的现状
1.1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
1993年以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较为缓慢，但在近几年，农村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①国家政策环境的变化。相关政策从以工业发展为主，开始向发展农村经济转变，这样的大趋势给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政策环境[1]。②生产力和生产水平提高，直接推动了我国工业的发展。由于工业生产的进步，我国的农业经济也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很多工业生产的机械设备开始投入到农业生产中，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直接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③其他产业的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也有较好的推动作用。很多农村开始发展体育旅游，开办“农家乐”等，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1.2我国农村金融变革的现状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增速有所下降，再加上其他原因，导致农村金融发展缓慢，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的促进作用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与此同时，我国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在不断健全，对农村金融变革也有推动作用。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主要经历了3个阶段。①1978—1984年。在这一阶段，我国农村的相关金融机构逐渐恢复，金融事业开始发展。②1985—1993年。该阶段为农村金融变革的发展和扩大阶段，在这一阶段出现了很多农村金融发展问题，建立有效、及时且全面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成为这一阶段主要解决的问题。③1994年至今。该阶段属于农村金融变革的完善与补充时期，这一阶段不断完善农村金融市场和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给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动力，推动了社会主义经济更快发展[2]。
2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金融变革存在的问题
2.1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及缺陷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主要存在以下4方面的问题。①农民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放慢。这主要是因为受到国际经济发展的影响，在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下，仅靠粮食增产和提高农副产品价格已经难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国企体制改革使得农村企业的优势开始减弱，城市中的下岗人员增多，降低了农村人口在城市中的就业率，严重影响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②农业劳动的比较效益低下，生产率难以得到提高。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人多地少的问题明显，据调查，我国14亿人口中有9亿农民，这也使得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927hm2，而世界平均水平已经接近2.001hm2，例如印度是我国的20倍，加拿大是我国的18倍。③农业是弱势产业，农产品的生长时间非常长，农副产品的售价却非常低，这也导致农业生产的投资回报率低，投入多、收益少已经成为农业经济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④农村经济的主体是个体农民，因而经济主体结构具有分散性，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投入不足影响了经济发展，农业生产部门难以与大市场联结，综合效益也难以得到提高。除此之外，受规模资金的影响以及部分农民的信用观念相对较差，银行为农业提供的贷款资金也较少，银行不良信贷资产增值。
2.2农村金融变革中的问题
农村金融变革中主要存在以下3个方面的问题。①农村融资渠道较窄。当前农村的融资渠道仅包括农村信用社和农商银行两种，其业务内容单一也直接阻碍了农业资金的投入。政策性农业贷款较困难，农业综合开发和农业基本建设性贷款都较少。②农村金融市场分割显著，金融活动等级低。当前农村金融市场被农村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等分割，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和移动支付工具等的兴起，使农民降低了对银行的依赖程度，农民周转资金的方式也开始从银行转变成了快捷支付和其他民间信用市场，农民和银行只有存取资金的关系。③金融机构的管理方式和农村经济发展不协调。由于农村信贷管理较为严格，有着严格的担保抵押制度，贷款程序复杂，审批的周期较长，整个贷款过程也不够透明，这就使得很多农民选择民间借贷。
3促进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及金融变革的策略
要进一步推动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就必须构建农村金融改革服务体系，不断优化金融机构资源配置，在适应经济环境变化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优化，推动农村农业经济的发展。
3.1转变农村金融改革服务理念
要转变农村金融改革服务理念，应做好以下3方面的工作。①改革要全面。不仅要帮助弱势群体，还要服务农业和全体农民。②方案的制定工作必须要结合“三农”的实际情况。根据“三农”结构性的变迁来构建更加全面可行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其中包括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金融的协调、农村保险、农村信用合作等，但是这并不是组织机构的简单扩张，而是立足于为农民办实事，为农业经济和金融发展服务[3]。③对农村金融服务工具进行创新。根据实际情况，改进和优化工作及服务方式，提高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灵活性等。
3.2优化金融机构的资源配置
要解决农业金融发展中的问题，还必须优化农村金融机构的资源配置，如功能配置及人员配置等。明确农村金融改革的目标，与农村“三农”环境的变化相适应，让农民了解农业金融机构的资源配置是吸引客户和服务广大农民的一种手段，并不是金融改革的最终目的。
3.3适应经济环境的改变
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改革必须要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客户地位的变化以及“三农”环境的变化等。不断加大统筹城乡发展的力度，提高农村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活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坚持工业反哺农业，提高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视度，加大对农业的投入等[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