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范文1
关键词： 纳什 科斯 制序
约翰·r·塞尔（john r. searle），是当今名满世界的语言哲学家。塞尔早年曾就读牛津大学，是牛津日常语言哲学学派的传奇人物奥斯丁（john l. austin）的及门弟子。从名校名师出山后，塞尔秉了承师说，发展了师说，把语言哲学推进到一个炉火纯青的境界。塞尔本人，也成了世界顶尖级的哲学大师。
1995年，塞尔出版了一本书名为《社会实在的建构》的英文著作。在当代哲学中，这是一出重头戏。最近读了下来，觉得与其说它是一本当代语言哲学的专著，不如说它是一部“元经济学”（请读者宽恕敝下这里又生造了一个英文词组“meta-economics”）的“元典”。
新制度经济学的大师科斯先生，曾嘲笑当论经济学只是一种“黑板经济学”。张五常大教授，多年来也一再主张，经济学要解释真实世界的经济现象。最近，周其仁君也以《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为名，出版了自己的经济学文集。经济学家要解释真实世界的经济现象，要研究发生在人们身边的日常事情，这没错。然而，问题在于，什么是真实世界？人们眼中的真实世界，就是真实的？人们身边所发生的日常事，就简单？
这自然会使我们联想到当代英美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家的理论进路。读读塞尔和其他分析哲学家的文著，就会发现，在当代语言和分析哲学中，既没有象康德、胡塞尔、海德格尔各自宏大哲学框架中那样的艰涩理论和难懂词汇，也没有象黑格尔、福柯和德里达的著作中那样似乎谁也别想弄懂的哲学胡话。当代英美分析和语言哲学家，只注重分析人们的日常语言，分析发生在人们身边的日常事。然而，人们的日常语言，发生人们身边的日常事情，并不就简单。当代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也因此并不简单。读当今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的文献，如果你不觉得头大，那才怪呢！
就拿人们身边最常见的一件“东西”来说。在眼下的市场经济中，人们出门，口袋里总是或多或少地装点钱，或带个什么什么“卡”，用蛮唬人的经济学行话来说，带点“货币”。可以说，人们每天都与货币打交道。但什么是货币？这个问题，看来简单，实际上并不简单。对这个貌似简单但实际并不简单的问题，哲学家休谟琢磨过，社会学家马克思论述过，经济学家凯恩斯阐释过。这不，当代语言哲学家塞尔也参与进来了。对什么是货币，塞尔做了他的语言哲学解释。
在《社会实在的建构》第3章，塞尔一上来就举出货币这样一个人们日常生活的事例：我从钱包里拿出一张纸币，反过来看，正过来看，发现它不过是一张由某种纤维素丝所制成的纸，面上印着某种颜色和符号。是什么使这片纸成为货币呢？塞尔的回答是，只有当、且仅当人们都把这片纸认作是货币时，它才是货币。塞尔的这一见解，与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中所说的在南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雅普人把谁也搬不走的6600块大石头认作为是货币，大石头于是就成了货币这一事实，相吻合。在1989年苏联崩塌前，万宝路牌香烟，曾一度成了莫斯科市民手中的货币，这一事实，也佐证了塞尔的洞识。由此，塞尔还发现，许多“制序事实”（institutional facts），许多社会实在，从产权到契约，从婚姻到美国总统职位，归根结底，只不过取决于人们的一套态度，即他所说的“集体意向性”（collective intentionality）。这即是说，当所有人都把某种东西相信为、认作为、接受为、用作为某种东西时，这种东西就成了一种社会实在。因此，也可以说，集体意向性，构成了制序事实，对象化为社会实在。有了集体意向性，货币成了货币，小布什成了总统，社会主义制度也成了一种历史实存。
哲学家就是哲学家，大师就是大师。哲学家看问题，与以自我标榜为以研究“形而下学”为己任的经济学家，就是有点不一样。当经济学家们为产权到底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还是一个法学概念问题争论不休时，塞尔却单刀直入地提出，产权，无非是一个“集体意向性”问题，既一种人们对某人对某物有支配权的某种“集体意向”上的认可。照塞尔看来，甚至就连某种社会治式（regime），说到底也不过只是某种“集体意向性”呢！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范文2
莱因哈特和罗格夫发表的论文似乎表明：当公共债务在GDP中占比超过90%时会显著拖累经济增长水平。阿莫斯特市马萨诸塞大学的3名经济学家随后重新审核了这两位同事的研究工作，并指出尽管债务水平和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但90%临界值的设定却缺乏事实依据的支撑。而且就像很多人指出的那样，这种关系可能是由低增长引发高负债，而不是反向过程所导致的。
莱因哈特和罗格夫对众多批评者指其自愿参与政治欺骗游戏的质疑做出了强烈的回应。他们为自己使用的经验主义方法辩解，并坚持认为他们不属于批评者们所描述的“赤字鹰派”（指非常关注财政赤字，强硬支持消灭赤字的人士）阵营。
由此引来一场轩然大波，但经济研究有一个审视和改善自身的有效过程。经过分析，莱因哈特和罗格夫使用数据的性质和局限性得以澄清，同时，用不同方式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及带来的不同结果也呈现出来。最终，人们发现，莱因哈特和罗格夫的观点与他们的批评者们并没有多大差别。
此次争吵的益处在于表明经济学是可以按照科学定律来发展进步的。无论政治观点有多大分歧，争议双方在何为证据这个问题上是有共同语言的，这表明至少，他们在用同一个方法来解决分歧。
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在公众辩论中，以何种方式运用经济学家及其研究成果。事后，仍有人指责莱因哈特和罗格夫为现实证据有限的一系列政策提供了学术掩护。而我们至少可以吸取一个明确的教训，那就是力争让经济研究人员以更合理的规范来与决策者接触。
一种不合理的方式，是让经济学家凭空猜测他们的理论将如何在公众辩论中被运用甚至滥用，并在公开声明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比方说，莱因哈特和罗格夫可能故意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轻描淡写（他们实际也是这样做的），以防止它们被赤字鹰派所利用。但没有多少经济学家能准确判断政治博弈的结果。
此外，当经济学家根据受众来调整信息时，往往会取得截然相反的效果：他们会以惊人的速度丧失公信力。
我们来看遮遮掩掩已成常规做法的国际贸易领域。贸易经济学家由于担心“保护主义野蛮人”有机可乘而更愿意夸大贸易的好处，并淡化其分配费用和其他费用。这种做法在实践中往往导致他们的观点被对立面利益群体、也就是企图操纵贸易规则为自己牟利的全球企业所利用。公众因此很少把经济学家视为全球化公众辩论中诚实的中间人。
但经济学家除应对自身的研究成果直言相告外，还应当直言不讳地说明经济学证据所固有的假定性。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其结果几乎无法预先设定。一来，所有经济推理都属于情境推理，真实世界有多少种可能情况就会推演出多少种结论。一切经济主张均属于“如果 -那么”陈述。因此，确定哪种方法在特定环境中效果最佳与其说是一门科学，还不如说是一种艺术。
二来，在意见严重分歧的争论中，单凭经验证据支持，几乎无法得出确定的结论。具体到宏观经济层面当然尤其如此，因为宏观数据非常有限，解读方式还各不相同。
即使在有时能够借助随机法得出准确估算的微观经济领域，结果也必须进行外推才能适用于其他环境。就算对思想相对开放者来说，新的经济证据最多也就能起到些微调作用。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范文3
萧条经济已非常态,通胀乃至泡沫经济才是常态,萧条经济学提供的真知灼见也不完全,人们需要借助于通胀经济学的思维,才能更多地解释真实世界的运行图景。
2009年以及2010年突如其来的经济乐观向上的变化,使中国经济正走在通胀的路上。这该用什么样的经济分析框架来理解呢?凯恩斯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经济干预的主流理论基础,但许多人也许忽略了,由此政策主张而出现的将是明显的政府制造型的“经济增长”,并必然伴随通胀压力的转换,所以通缩不再是常态,通胀将变成常态。鉴于此,理解今天的世界,仅有市场推动型经济增长的思维、仅有通常经济周期的思维乃至于在衰退时期仅持有萧条经济学的思维都是远远不够的,人们还需要有对经济增长的更加接近于现实的理解、需要对政府干预下的经济周期的波动有更加深刻的理解以及建构通胀经济学的思维。
通胀经济学思维:加入政府因素后的经济增长模式
从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构成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9年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为-3.9%,鉴于中国的最终GDP增长率为8.7%,这意味着国内经济部分的增长为12.6%,这是自1993年以来消费和投资增长最快的一年。中国为了对抗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外需收缩而实施的巨大经济刺激方案,正如华尔街日报所言,银行贷款和公共项目支出的激增把投资推到了几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国家统计局称资本形成对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2.3%,即8.7%的经济增长率中的8个百分点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所拉动。可见,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政府主导的信贷及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何等重要的角色。
美国政府及其他各国政府也不例外。事实上,美国政府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更大,美元是世界货币而且还是世界的储备货币,同时美国又是一个超级经济体。如果把地球作为一个经济体看待,那么美元这个“超级货币”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就好似人民币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可见,无论是从单个国家或是全球经济而言,政府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不可小觑。然而,遗憾的是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对政府作用的考虑却少之又少。
现代的经济增长理论一般把经济增长归因于资本、技术、知识和制度创新。它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索罗模型是典型代表,其非常重要的一个假设是国内投资等于国内储蓄,并且没有国际贸易。这与当今的经济增长的实际状况截然不同,事实上现在的经济增长根本就不需要投资等于储蓄。面对次贷危机,各国纷纷启动经济刺激计划,美国都上升到卖不出国债就直接印钞票的程度,而政府的作法无论从实际还是从预期都将对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
然而,迄今为止的经济增长理论即使从索罗模型发展到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模型,也只不过是把国际贸易加了进来,同时认同国内投资可以通过世界储蓄而不只是国内储蓄来支持。然而,这与现实相比,仍显得有些蹑手蹑脚。现在的实际经济运行情况是投资并不需要(或者说不是一定需要)有储蓄来支撑,相比之下,政府的货币供应几乎可以无所束缚地放行,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内生增长理论虽然认为政府需要参与经济的增长,但那种参与和政府通过货币供应来制造的增长有本质区别。内生增长理论所说的政府参与更多的指政府的财政参与,更多的是指政府对于公共品的干预。然而,现实中政府的触角已经涉及到经济增长的方方面面,不仅仅包括财政政策,更多的是通过相应的货币手段,强势得足以在短期内把通缩预期活活变成通胀预期,把趋于萧条的经济态势扭转为走向通胀的态势。
综上所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已经对当今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现实不能有效地予以解释,因为它们没有充分认识当今经济的本质乃是货币经济,而政府作为生产和供应货币的“超级公司”,事实上可以制造增长,因此政府日益在当今世界的经济增长中扮演决定性角色。在政府这一“超级公司”参与游戏的真实经济世界中,萧条经济已非常态,通胀乃至泡沫经济才是常态,萧条经济学提供的真知灼见也不完全,人们需要借助于通胀经济学的思维,才能更多地解释真实世界的运行图景。
中国经济正走向通胀
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超额货币和超额信贷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经济稳定起到关键性作用。但本轮通胀预期的形成,从理论上而言是货币超额供应的一种结果。货币当局的超额货币供给,是通胀预期形成的内因。从外部因素看,后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则在2009年3季度开始造成“热钱”加速向新兴市场流入,其直接结果就是造成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上涨幅度过快。有效汇率和名义汇率的背离,造成了人民币的升贬值压力。自2008年3季度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人民币汇率采取“锚住”美元策略,在2008年第4季度人民币名义汇率不变而实际汇率伴随美元升值,然而2009年以来,美元大幅贬值显然造成了人民币升值压力。
随着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变动是大规模的热钱流动。在中国存在资本管制的情况下,国际热钱大量利用转移定价方式通过贸易渠道流出和流入,应当采用贸易顺差修正值来计算热钱的规模和构成,即通过估算正常的贸易顺差来修正实际的顺差。根据估算的结果,国际收支平衡表误差项热钱比贸易项热钱敏感得多,前者在方向转换上快于后者。从国内中国货币当局的超额货币供应,以及外部人民币升值压力流入的数百亿美元热钱,直接推动了国内资产价格和通胀预期形成,并且这已经在金融市场得到反映。超额货币和超额信贷对居民部门的行为预期产生影响,改变了居民部门的资产持有形态,风险资产转化(风险溢价系数)程度提高,推动了通胀预期形成,从而导致过多的货币更多流向购买投资品。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范文4
后现代经济，谈的就是书的副标题说的“网络时代的个性化和多元化”。它包含了互联网经济的两个基本点：联接的有机性+节点的离散性。这两个基本点是从互联网的“节点”加“互联”派生出来的，共同构成的一个中心，就是后现代。
从经济角度说，前现代就是指农业经济，现代是指工业经济，后现代自然就是指信息经济。所以后现代经济又是信息经济的另一种说法。
心物一元的经济
有了信息经济，为什么还用后现代经济这个提法呢?因为我觉得信息经济这个说法虽好，但被它的解释者已经差不多解释成一个现代性――也就是上一代――的概念了。为了表示自己的不同看法，我专门从信息经济不同于工业经济的角度，来说明我多年所观察和思考到的信息经济的独特之处。
从另外一重意义上说，后现代经济这个提法本身，同时还等于我认为“现代”不是一种普遍的状态，而是一种特例。我们不认为主流经济学可以正确解释、完全包容后现代经济现象的特殊规律。
这主要是因为，现代经济学是在科学主义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是在工业化的背景发展起来的。当这一背景发生变化时，主流经济学在解释后现代现象时可能出现系统偏差。科学主义这个大方向不变，它的解释力就不会有实质变化。
经济学需要发展，总的方向是综合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以适应变化的现实。后现代在大方向上的突出特点，是对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进行新综合，以此来实质性地提高对新现实的解释力。
后现代这个视角最后意味着，后现代经济与现代性经济的区别，是复杂系统与简单系统的区别，是社会有机系统与社会机械系统的区别。复杂系统具有多元性、有机性特性，在后现代经济中也有充分的表现，复杂系统的观点把经济当作社会有机体看待，更接近人类行为的真实世界，简单系统的观点，通过经济人理性，把人当作物，把生命系统当作非生命系统，把人的高级需求当作低级物质需求，因此远离真实世界和人类行为。
从“物”经济到“心”经济，人的需求层次不断提高，后现代经济以心物一元的视点对此加以审视，以避免心物二元，以物代心的片面性。
后现代的两个动因
后现代思想在历史上已出现了一百多年，催生后现代思想的直接原因，是现代性理性走向极端带来的灾难。
人类经历了两次重大的理性灾难事件，一次是世界大战，一次是国际金融危机。两次理性灾难的共同特点是，所有个体都是理性的，但所有个体理性加在一起，不多不少，正好等于非理性。人成了聪明的傻瓜。从理性灾难中，人类开始重新发现感性的价值，包括个性化、多元化的价值，以及人与人天然纽带的价值。我发现，这正好是互联网肯定的价值。
催生后现代思想的第二个直接原因，是现代性异化带来的灾难。金融危机好比仆人(华尔街经理人)造了主人(委托人)的反。监管相当于将仆人鞭打一番，教训他们可以继续背叛主人，但背叛的数量规模尽量减少，后现代相当于要恢复主人的地位，不允许仆人再背叛主人。发现主仆二分关系本身就是问题所在，主人就要自主决定，自我选择。一旦社会在每一个体水平都实现了主人式的自主，后现代就实现了。
后现代经济是整体经济中的“其余部分”
把各种非主流的“其余部分”经济学，按照某种内在一致的范式，整合起来，作为主流经济学的一种必要补充。这种必要性，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各种“其余部分”经济学，虽然就其提出的初衷而言，都旨在最终把现有主流经济现象作为特例，纳入新的整体经济体系。但在它没有实现之前，最好还是把自己视为对主流经济的例外现象的解释比较好一些。这意味着，把主流现象和主流解释“悬置”起来，承认其规则的解释效力，而在增量的部分，即主流现象主动放弃解释的那些领域，用新的规则进行解释的尝试，也就是旧现象用旧规则解释，新现象用新规则解释。到条件充分成熟时，再讨论新旧规则的转换问题。
这比抽象地争论规则是否“改变”(这通常是指对同一现象而言)，更加富有建设性。
后现代经济学为新的实践提供基础理论支持
后现代经济学在现代性经济学所不及的领域，为以下实践观察，提供了基础理论一级的解释：
网络经济具有品种经济性规律。网络经济中所有细节上的规律，最终都将从这一总的规律中，得到有效的解释。品种经济性说明了从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向小批量多品种生产转型的理论根据。网络经济具有个性化发展的规律性特点。一对一营销有可能成为未来经济的主要形态。
网络经济具有经济嵌入社会网络的规律。社会有机体与网络的结合，使交易成本相对范围出现边际递减，产生了组织结构扁平化、有机化的现象，出现了网络平台与增值业务分离，前者共享资源而后者实现多元化价值增值的趋势。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范文5
奥地利经济学并不否认,在这种既定的假设前提条件下得出的结论的正确性,但奥地利经济学要问的是,这种前提假设是否成立?正是在这一点上,奥地利经济学否认了计划经济的可行性。由于对经济至关重要的信息是主观的、隐含的、分散的、情境的和不可言说的,这种信息根本不可能传递给计划者,因此,计划者也就不可能拥有这种信息,那么,计划者对经济的协调也就无从谈起。
然而,我们看到,现代新古典经济学却是沿着“技术”的方向发展的,它更多地是在讲述经济学家自己设计的形形的“乌托邦”世界中发生的故事,而不是探讨“真实世界”中的理论问题。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目前仍然在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的“经验实证主义”再说几句。奥地利经济学认为,任何现象的产生都有无数变量在起作用,有关这些变量的多数信息是不断变化的,是高度复杂的,也是不能被测度,甚至不能被观察的。假如我们仅用“观察到”的变量去解释某个现象,或证明某个理论,那是一种狂妄,也是荒谬的。我们必须理解“经济学方法”和“经济制度”之间的这层关系:假如能够“经验地”证明经济理论,那么,计划经济就是可行的,反过来也一样,计划经济不可行的理由与实证主义方法不适用的理由相同。
人的创造性是人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特征,是任何理论都不应该忽视的特征,而这个特征被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了。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人是不会思考、不会学习,听任经济学家摆布的棋子。因此,与上面相似的,任何忽视人的创造性的经济学,必然是“机械”的“技术”,而非关于现实世界的“理论”。然而,人的创造性不仅是鉴别“理论”与“技术”的一个尺度,更是检验某种制度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尺度。由于发挥人的创造性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因此,任何利用强力,人为地、系统性地、强制性地阻碍或压制,甚至不鼓励人们在各个领域发挥其创造性的制度,都是“不道德”的制度。
奥地利经济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使我们认识到经济学理论的巨大社会价值,以及无视这种价值的危害。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计划经济如日中天的时候,米塞斯等人就已经指出,计划经济在“理论”上是不可行的,但是,奥地利经济学的这个科学结论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很多国家,人们被狂热的理想左右,对奥地利经济学家的警告置若罔闻,甚至横加斥责。然而,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在交了昂贵的“学费”之后,不得不又回到了市场经济,它们所走过的弯路,为米塞斯等人当初的科学结论提供了佐证。
某种意义上,这也证明米塞斯、哈耶克等奥地利经济学家是“先知”。但是,成千上万无辜的人,因为他们的政府无视奥地利经济学的结论,而遭受了长达数十年的痛苦,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造成了人类历史上因无视经济理论而导致的最严重的历史悲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幸。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范文6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