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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发展综述范文1
【关键词】保险业发展 经济贡献 文献综述
一、引言
伴随着迅猛发展的国民经济，我国的保险业自1980年恢复经营以来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截至2012年底，我国的原保险保费收入已经达到1.54879万亿元。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保险业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基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又增加了对保险的需求，进一步促进了保险业的发展。
我国保险业的市场化不断加深，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高，竞争愈发激烈。市场化的加深意味着保险业的经济影响将更加明显，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将更加复杂。
二、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分析
（一）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的理论分析
保险业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可以分为自身活动的直接影响和通过其他行业的间接作用两部分。保险业对宏观经济的间接影响主要是通过其作为风险分散和损失补偿服务的提供者而发挥作用的，比如保险业对大额但几率很小的风险进行承保，有利于其他行业的技术创新（黄英君等，2012）。
其直接影响则是通过科学地管理风险和转化储蓄增加国民经济中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货币需求分为交易性需求、谨慎性需求和投机性需求，保险业的直接作用主要表现为增加消费者/投资者的信心，改变他们的预期，减少谨慎性的储蓄，扩大消费性和投资性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保险业也为资本市场提供长期资金，进而扩大并深化资本市场的作用（中国保险业发展报告，2012）。此外，保险消费也是宏观经济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险业的发展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内需。
表面上来看，保险业发展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应当是相当明显的。然而，国内的大多数实证研究都倾向于这样一个观点：经济增长对保险业发展具有非常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保险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影响不显著。张风科（2011）指出，保险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不同部分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也就是说虽然保险业发展促进了消费和投资增长，但是却没有在包括范围更大、影响因素更多的经济增长上显露出其促进作用。
（二）保险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综述
保险业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究竟是通过怎样一种机制传导的，国内文献大多还是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模型解释保险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只是修正和检验有一些不同，不过还是得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结论。
首先，对于研究区域的划分，邵全权（2012）的做法是按照影响保险业增长效应的变量作为划分保险业影响经济增长不同模式区域的标准，不再严格区分中东西部，而是大致地将全国划分为发达区和不发达区。邵全权认为，保险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是通过经济波动的差异加以影响的。利用面板数据门槛效应模型分析经济波动与保险业的非线性增长效应，得出结论：如果保险业发展与实体经济相匹配会促进经济增长，而二者如果不匹配则会阻碍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一味地追求保险深度不仅不利于经济发展反而会起阻碍作用。邵全权（2012）利用多方程系统估计方法进行计量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寿险业发展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在财险业影响经济增长的关系中，采用不同方法会得到具有一定差异的结果，结果并不稳健。出现这种情况与我国保险业发展不均衡的现状是相对应的，寿险业相对于财险业发展质量更高、速度更快，因此与经济增长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而财险业发展相对较为落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目前尚不明朗，在一定范围内有可能出现阻碍经济增长的现象。
展凯（2008）通过建立一个自回归分布滞后的时间序列模型来对数据进行拟合，得出时间序列函数，结果表明GDP增长的大约百分之一将用于保险消费，也就是说总保费增长对于GDP增长的敏感度为百分之一左右，但是有一到两期的滞后。张颖等（2010）在检验两序列模型平稳性并修正之后又进行了几次冲击反应分析，发现GDP增长率对保费收入增长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敏感反应，但是这种反应具有一期的滞后，并呈现不断趋缓收敛的迹象。这些结果说明我国的保险业发展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更多地体现在短期内，长期十分微弱，而这与我国保险业粗放的经营模式、追求短期利益的经营行为具有一定程度的吻合；且经济增长对保险业增长的影响也很弱，实际GDP的增长所形成的保险交易需求并不强烈，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消费的风险意识不强。
三、相关建议
保险业的发展是内生于经济增长及其对应的经济结构的，应当充分考虑当前、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合理配置保险资源，才能实现两者的良性发展。对于一些经济规模不大的地区，不应盲目发展保险业，否则反而阻碍经济发展。针对我国产寿险业发展的不均衡问题，政策上可以引导寿险业开展有序竞争，并鼓励财险业的创新、发展，给予一定政策上的优惠。通过税收政策鼓励保险消费，提高全民的保险意识。国家可以为一些特定险种的购买者免税，一方面可以促进保险业的发展，提高消费水平，另一方面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优化资本的配置。保险公司应当改变只重视短期效益的粗放的经营方式，提高服务质量。监管机构也可以改变定位，积极协助保险公司用长远的眼光管理企业，这样才能增加保险业对宏观经济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使保险业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张风科.中国保险业发展与消费增长的关系研究[J].保险研究，2011，（12）.
[2]展凯.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内在关系的实证分析[J].生产力研究，2008，（04）.
县域经济发展综述范文2
关键词：金融发展；FDI；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3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1－70－03
一、引言
面对庞大的外资流入，FDI是否能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一直都是一个热点问题。FDI溢出效应对经济发展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研究表明。FDI在一些国家的溢出效应为正，而在另一些国家却为负。为什么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实证结果呢?许多学者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究，他们大多数都认为这种互相矛盾的结果可能是由于各个东道国的特点不同而造成的，东道国自身的特点也会影响FDI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影响东道国FDI溢出效应吸收能力的因素有市场体制、基础设施、人力资本水平、政策环境、制度因素等。近几年来，金融发展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在金融发展的视角下，FDI是否能促进经济增长，已成为一个最有前沿性的研究领域。
二、金融发展、FDI与经济增长的文献综述
(一)国外相关文献研究综述
最早研究在金融发展视角下，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是Alfaro等。Alfaro等(2003)建立了一个两阶段世代交叠的经济增长模型，在该模型中，把东道国企业分本国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两个部门。他们假定每个本国私人企业的产出取决于企业家能力的大小和固定资本的投入，而固定资本投入的可获得性取决于东道国金融效率的高低。效率高的金融体系会提高本国自主创业者的积极性，如果东道国的金融效率高，那么本国私人企业就能从国内金融市场借入固定资本投入所需的资金。国内企业的数量就会增加。这些本国的私人企业就可以通过吸收FDI的溢出。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
为了验证上述理论的正确性，国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他们大多是采用多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对此进行实证分析。Alfaro等(2003)则利用1975―1995年间71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检验，并把样本国分为两组，一组是只有信贷市场的国家。另一组是既有信贷市场又有证券的国家。通过对比两组面板回归的分析结果。发现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不确定性。但是在考虑了金融市场差异后。结果十分明朗。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FDI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为正：而金融市场不发达的国家，FDI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十分的小甚至还为负。
Ang(2008)利用马来西亚1965-2004年的时序列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在一个长跨度的时间里。金融发展和FDI对经济增长仍然发挥着积极的影响。因果关系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往往会促进FDI的长期增长，但却不存在反馈关系。Choong和Lira f2009)运用内生增长模型分析了金融发展和FDI在提高马来西亚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他们采用协整的框架研究了马来西亚1970－2001年期间的时间序列数据，结果表明FDI、劳务、投资和政府开支在促进当地经济活动繁荣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FDI和金融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对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和重要的的影响。
(二)国内相关文献研究综述
国内对在金融发展视角下，FDI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起步比较晚，而且多数是在国外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王永齐(2006)建立了一个人模型。并假设每个人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在外资企业工作，另一种是自己建立企业。当人力资本由外资企业转向自主创业时，FDI的溢出将成为可能，而人自主创业。需要一大笔的初始固定投资成本，这就需要向国内金融市场进行融资。由此可以看出。发达的金融市场能降低人创业的门槛，增加新建企业的数量，从而促进国内经济的增长。因此，他认为一国的金融效率越高。FDI的溢出效应就越充分。就越能促进经济的增长。
蒋先玲和王琰(2011)从人力资本流动的视角，考察了金融发展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他们以Alfaro等f 2003)的理论模型为基础。构建了一个两阶段两部门的开放经济模型。该模型与Alfaro等(2003)的模型相比。有两点改进之处，一是把Alfaro等f 20031的模型扩展为两阶段的经济增长模型，二是推导出了在金融发展作用的机制下，FDI促进经济增长所需的企业家才能的临介值，并由此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FDI对企业家才能临界值的边际降低值”。
目前，国内对金融发展是否推动FDI促进经济增长做了许多的实证研究，但实证得到的结果却大不相同，大致可以分为3大类：一是国内的金融发展水平促进了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二是国内的金融发展水平低下。制约FDI对经济增长作用：三是国内金融发展水平的阶段性和地区差异性，导致的FDI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同。
1.促进作用。王永齐(20061运用VAR检验对我国1987-2003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检验了每一个金融发展指标与FDI相互作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信贷部门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比股票市场的影响更加明显。李建伟(2007)认为金融市场可以通过影响国内企业对FDI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和利用产业关联的能力。促进国内经济的增长。他通过对我国各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的金融市场发达程度已经超过了门槛值，可以促进FDI的经济增长效应，但是我国的金融效率还有待进一步地提高。
钟娟和张庆亮(2010)认为金融发展水平对FDI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他们运用FDI技术溢出基础模型、金融发展水平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线性关联模型和金融发展水平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非线性关联模型，对我国1983-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FDI对我国的技术进步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我国的金融发展水平也能促进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但这种技术溢出存在着明显的金融发展“门槛效应”。
2.制约作用。曾慧(2008)对我国1983-2006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也发现我国的金融市场效率相对较低，还没有起到推动FDI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由于存在“金融市场发展门槛”的限制。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资本积累的途径，而FDI的技术外溢却由于金融效率低而没有被国内企业所吸收。张天阵和钟娟(2010)尝试建立了一个关于金融发展水平与FDI技术溢出效应之间的非线性实证分析模型，对我国1983―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也表明我国的金融发展水平还相对较低，没有促进FDI的技术溢出效应。
3.阶段性和地区差异性。李金昌和曾慧(2009)则对金融发展、FDI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阶段性
和地区差异性分析。他们以1987－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先研究了整个阶段的效应，结果发现FDI的资本积累效应显著，而技术溢出效应却不显著。然后他们分别对1987－1993年和1994－2006年两个时间段进行了实证，结果表明，第一个阶段的技术溢出效应为正但不显著。而第二个阶段的技术溢出效应不但增大而且变得显著了。最后，他们对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性进行分析，分别建立了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性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在1987－2006年间东中西3个地区都受到了金融发展水平的制约，FDI的经济增长效应并不显著。而在1994－2006年间，东中部的增长效应日益显著。西部却仍然不显著。
曾慧(2010)又对金融发展、FDI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地区性差异分析，不过这次她考虑了FDI经济增长效应的时滞性问题。她运用面板数据固定随机效应的估计方法，并通过引入工具变量的方法来研究FDI的时滞性，对我国1987－2007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金融发展的视角下，东部FDI的经济增长效应还是显著为正，而在中西部还是没有促进FDI的经济增长效应。
(三)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总结与评述
国外的学者为了研究金融发展、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建立了许多理论模型。这些理论模型多大都是通过研究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降低国内自主创业的“门槛水平”，提高自主创业的积极性。有效地把储蓄转化为投资。企业的数量也就会增加。企业数量的增加，又可以加强对FDI的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蒋先玲和王琰(2011)建立的理论模型，则研究的是金融市场发达，可以降低企业家才能的“门槛水平”。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
国外的学者多用跨国样本的面板数据来检验金融发展、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国内的学者则多用国内的省际面板数据来进行实证研究。国内外的实证研究都表明。发达的金融市场能推动FDI促进经济的增长。而相对落后的金融市场却会制约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那么金融市场要发展到什么样的水平。才能推动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呢?国内外有些学者对金融发展的“门槛水平”进行了研究，只有当金融发展超过了这个“门槛水平”时，才会对FDI的经济增长效应起到促进作用，而这个金融发展的“门槛水平”又是因国家、地区之间差异而不同的。
三、金融发展影响FDI经济增长效应的作用机制分析
金融的发展水平超过一定的“门槛水平”时，就能推动FDI促进经济增长。而金融发展是通过什么途径来推动FDI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呢。诸多的研究表明，金融发展、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作用。将会产生以下4种效应：
(一)人力资本转移效应
FDI技术溢出的途径之一是人力资本的转移，而人力资本的转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外资企业雇佣的东道国员工自己创立新的企业，另一种是外资企业雇佣的员工跳槽到国内企业工作。一方面，金融市场体系越发达，自主创业的企业家就更容易筹集到创业所需的资金，这就会降低企业家自主创业的“门槛水平”，提高企业家自主创业的积极性。企业家通过自主创业。就能把从外资企业学到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等转移到自己的企业中去。从而提高企业的现实生产力，促进经济的增长。另二-方面，金融市场越发达，内资企业对外资企业员工带来的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也就更强。
(二)产业关联效应
一方面，处于产业上游的国内供应商，为了满足跨国公司客户对中间产品质量或性能的要求，就会去学习新的技术、购置新的设备等，而这些都需要资金的支持。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客户为了获得自己满意的产品，也会主动的向处于上游的国内供应商提供技术指导和人员培训等，这就会有FDI技术的外溢效应。为了有效地吸收FDI的技术外溢。就必须有资金作为支持。当东道国的金融市场欠发达时，会使得企业的融资成本过高，这将会制约国内企业生产改革的积极性。当东道国的金融市场发达时，国内企业生产改革的积极性就会提高，FDI就会通过这种后向关联作用来促进内资企业的发展。
(三)技术创新实现效应
FDI企业的技术、管理经验和生产工艺，往往要比国内企业的要先进。跨国企业进入东道国，由于具有技术上的比较优势。往往会获得高额的利润，抢占国内企业的市场份额。而对高额利润的诱惑和竞争的压力，国内企业就会去努力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而这往往是要靠技术创新来实现的。国内企业实行技术创新，就必须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研发。有效地金融市场可以降低企业自主研发的成本，提高国内企业自主研发的积极性。大量的研发。必定会促进技术的创新，进而促进东道国经济的增长。
(四)市场环境优化效应
县域经济发展综述范文3
【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一、国外研究综述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界永恒的话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两者间的联系愈加紧密，国内外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
（一）国外理论研究综述
熊彼特（1912）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从金融与创新的视角探讨了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企业家的创新，而企业家要实现这一职能，要有金融体系的融资服务。Patrick（1966）提出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阐述：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需求拉动”和“供给推动”两种模式。1973年，Mckinnon和Shaw分别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主张实行金融自由化，以使实际利率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自动的趋于均衡水平，从而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上世纪80年代内生增长研究的兴起，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契机。Romer（1986）和Lucas（1988）等人把货币金融因素引入了内生增长模型，经济增长是经济体系内生的因素，而不是外生力量推动的结果，尤其强调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Levine（1999）指出政治、法律、管制及社会其他因素都是金融发展的决定因素，而这需要更为广泛的、包括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在内的跨学科研究。
（二）国外实证研究综述
Goldsmith（1969）是进行两者关系实证研究的第一人，通过对35个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活动的有关数据，得出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是同步进行的，认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一般伴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高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相关实证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主要有：King（1993）和Levien（1993）搜集了80个国家1960～1989年的数据，他们对这些数据进行了跨国的回归分析，得出金融中介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来影响经济增长。Stiglitz（2001）利用6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实证表明金融运行效率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Rousseau（2009）通过计量经济学图形化方式来研究当前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对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影响，研究表明高通货膨胀会抑制金融业发展。
二、国内研究综述
20世纪90年代，我国大量的学者也加入到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伴随着计量经济学和统计方法的进步，无论是定量还是定性的研究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一）基于国家层面研究
谈儒勇（1999），运用1993～1998年数据通过OLS方法，对我国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检验，研究表明两者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而股市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不明确。史永东等人（1999）利用我国1978～1999年的年度经济数据，并对其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后发现，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因果关系。曹源芳（2010）基于月份数据，运用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是相互背离的。
（二）基于区域层面研究
随着国内研究的深入和我国各地区间的巨大差异，国内学者将研究视角逐步转移到了具体区域上来，尤其是近几年研究区域进一步细化。艾洪德等人（2004）在对我国区域性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发现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中西部地区存在负相关关系，过度开放金融市场和推行金融自由化反倒对落后地区不利。肖建国（2004），运用多变量向量自回归（VAR）方法，研究了中国东、中、西部三个地区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发现了东部和中部地区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杨胜刚（2007）基于中部六省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表明中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金融发展能够为中部崛起提供有利的支持，但在短期则无明显关系。匡飞华（2007）实证研究表明，广东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关性，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利用VAR模型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发现广东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经济增长却不是金融发展的格兰杰原因。除了对省域的研究，最近国内学者还将研究视角放在了县域，魏雪洁（2012）对浙江省近58个县（市）金融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支撑作用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县域金融发展水平是影响县域经济长期发展收敛性的重要因素。
三、总结与启示
本文梳理了国内外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成果，可以看出国外学者早期主要从定性方面进行研究，后期主要是进行实证研究，我国学者借鉴国外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对我国整体和各区域进行了实证方面的研究。国内研究主要存在以下缺陷：第一，研究手段比较单一，未突破国外现有理论框架；第二，指标选取比较单一，由于指标选取的差异，得出的结论往往大相径庭；第三，基于区域间差异的比较研究较少。随着经济发展资本化和金融证券化程度的加深，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和复杂，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应该关注理论方面的探究、方法的改进和指标选取的丰富化，注重区域的差异化与比较，将金融制度创新和契约架构加以考虑，才能使研究更加规范全面。
参考文献
[1]Goldsmith.R.W.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New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9.
[2]Levine.R， Law，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Vol.8， P36-67.
[3]King and Levine.Finance and Growth：Schumpeter might be Right[J].QuarterlyJournal of Economics，1993.
[4]Rousseau，Peter Inflation.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Growth：A Trilateral Analysis.[J] Economic Systems，2009：310-324.
[5]谈儒勇.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1999（10）：53-61.
[6]艾洪德，徐明圣，郭凯.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4 （7）.
县域经济发展综述范文4
【关键词】县域经济 政府行为 竞争 地方保护主义
一、引言
俗话说：县为国之基。也就是说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属于基础经济，占有重要的地位。“由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来看，依靠外贸出口的中心城市经济受到较大冲击，大量的农民工返回县域，有很多农民工就地安排工作，那时，有很多县域成为应对金融危机的缓冲区域，从中可以看出县域经济发展为解决‘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基础。”[1]
在目前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政府行为的合理定位和正确系统的行为导向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对县域经济竞争中的政府行为进行研究，不仅很有必要，而且可以从个人和体制两个方面来更加透彻的探寻问题根源，并提出几点自己的看法。
二、文献综述
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和政策建议国内外已有不少研究和论述，在区域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中有较多研究，主要在理论分析方面。
“国外关于县域经济增长理论的阐述主要有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不平衡发展理论。”[2]实际上我国现在不仅仅在县域经济上存在着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而且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也存在着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只是两者包含的层面不同罢了。不平衡发展理论比较符合中国县域经济目前的发展方向，从全国比较成功的县域经济发展实例来看，县级政府确实采用了这种发展策略。
“国内关于县域经济的专门研究要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说起，开始主要基于一些调研和工作报告，后来随着国家政策的倾斜和着重强调，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于是就形成了县域经济学分支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个方向，”[3]尽管如此，县域经济在发展中依然存在很多的问题亟待解决，理论在指导实践方面显得捉襟见肘，所以对县域经济的研究工作任重而道远。
在查阅国内外关于县域经济竞争中的政府行为的研究文献和理论时，“大部分对政府行为的研究都处于静态的规范的研究，例如对政府职能的转变研究、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研究、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和分工的研究等，”[4]而对政府行为的研究并不多。那么从理论分析上看，由于地方政府之间具有独立的管辖范围和独立的决策权力，并且可以享受到竞争所获得的收益，所以政府间在发展各自县域经济时出现竞争成为必然，而从现实来看，地方政府间的竞争确实存在，综合两个方面考虑，对县域经济竞争中的政府行为研究很有必要。
三、县域经济竞争激烈
“十二五”时期县域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科学发展观”赋予“郡县治，天下安”新的历史性内涵。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例外，激烈的竞争法则不仅要在企业和个人的生存与发展中得以贯彻，而且也必然要在区域之间竞相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在县域经济的发展中市场经济法则也无处不在。
（一）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结果显示县域间竞争激烈
为了更好的了解全国县域经济的综合发展情况，我国自2000年就对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开展了评价工作。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关注县域经济的区域经济属性，根据各县域的优劣势做出判断，评价结果揭示的是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现象，考察的是县域经济发展的规模大小、速度快慢在很大程度上与县域的资源秉赋、地理区位、人文历史、发展基础甚至外部政策相关联，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全国两千多个县（市、旗）都被囊括其中，根据总量、均量、速度和效益四类14个指标对其进行具体评价，每年评价一次，从县域经济网相关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每年的排名都有所变化，这说明县域之间为了提升自己的基本竞争力和综合实力，都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和解决民生问题，彼此之间竞争激烈。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的意义在于积极引导了全社会对县域经济的关注，为全国各省（市、区）以及县（市、旗）提供了一个动态的、相对的参照坐标，为探索县域经济发展规律提供非常有益的帮助。
（二）地方保护主义是县域经济竞争的手段及结果
在我国县域经济科学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既要为提高经济绩效又要为争取政治晋升机会而竞争，处于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竞争压力下，采取一些极端措施也就在所难免，地方保护主义就是县域政府追求地方利益产生的不良结果。其主要表现为对当地优势资源及商品和服务供求市场实施封锁、在招商引资和人才引进方面形成恶性竞争、为了增加税收提高绩效形象工程比比皆是、对污染企业只见例行管理不见实际成效等。
从对地方造成的危害来看，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封锁市场，人为阻止当地企业参与市场分工和竞争，缩小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形象工程不但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严重浪费，而且重复建设不利于县城的长远发展；对污染企业的包庇和纵容，更是对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威胁且与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背道而驰。从对全国造成的危害来看，地方保护主义破坏了全国的统一市场，阻碍了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区域间分工与合作不协调，最终导致我国企业整体竞争力不强。
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行为表现
对县域经济竞争中的政府行为做研究时，我们不能仅考虑到县域地方政府的行为，因为县域政府的行为是在中央政策方针指导下进行的，那么就要首先分析中央政府对县域经济的指导方针和政策目标，在这种要求和引导下，再研究县域政府的行为会更加透彻和全面。
（一）中央政府提出要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活力
“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政府对县域经济的发展目标做了明确定位，提出要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活力，扩大县域发展自，稳步推进扩权强县改革试点。建立健全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制度，增加对县级财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逐步提高县级财政在省以下财力分配中的比重。“依法赋予经济发展快、人口吸纳能力强的小城镇在投资审批、工商管理、社会治安等方面的行政管理权限。”[5]发挥县域资源优势和比较优势，科学规划产业发展方向，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农产品加工业向县城和中心镇集聚，推动形成城乡分工合理的产业发展格局。
由上可见，中央政府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做了具体规划，这表明中央政府在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基础上，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已引起足够重视，明显意识到县域经济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促进和推动作用。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进一步完善确立市场经济这些经济发展目标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具体化，这对县域经济竞争中的地方政府行为起着导向作用。
（二）地方政府面对激烈的竞争对县域经济的指导
地方政府不仅要对中央政府的政策和方针进行贯彻和落实，认真执行国家的经济政策，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还要在地方经济之间展开激烈的相互竞争。目前政府间的竞争已经在地方政府行为选择中占据重要地位，具体表现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各县域政府围绕吸引具有流动性的要素展开竞争，以增强本县域的竞争优势。“在这两种相互作用下县域政府的行为就是根据县域范围内特定的地理空间、人文历史和资源禀赋使各地经济发展具有特色化、多样化。”[6]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在面对竞争时，一定要将当地具体的区位特点和人文环境与中央的经济政策和指导方针结合起来，寻找有地方特色的县域经济发展之路。
五、竞争中的政府行为给县域经济带来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因为本文研究的重点是竞争中的政府行为，从第三部分分析来看这主要涉及的是县域政府间的竞争行为，所以本文接下来着重分析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行为给县域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哪些后果，并紧接着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为下铺垫。
（一）县域经济在竞争中的政府指导下产生的问题
城乡发展差距扩大，二元结构亟待解决。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城乡分治的“二元结构”体制，造成县域经济发展空间较小且缺乏自主性。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镇工业的崛起和迅速发展使各县域的城镇化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但由于分布不合理，盲目追求效益，不但导致县域经济城乡发展差距扩大，而且在政治体制和社会建设方面都留下来一系列隐患。
三大产业发展不协调，产业分布结构不合理。县域地区农业基础薄弱的现状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靠天吃饭的农业发展模式占有很大一部分，缺乏农业发展所需的新技术和科学指导方法。虽然县域政府比较重视发展工业，“但不少地方还是以生产原材料和提供半成品为主，产品科技含量不高，工业附加值低。第三产业发展也比较落后，只有一些比较基础的服务部门，而且基础设施不完善，功能不齐全，难以满足社会需求。”[7]产业结构有待优化升级，进一步加强第一、二、三产业之间关联度。
县际经济发展不平衡，地方保护主义盛行。除了存在城乡发展“二元结构”问题，县际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问题也十分突出。进入百强行列的强县(市)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中部及西部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相比之下显得较落后。由于县际经济发展存在区域不平衡，产业结构趋同，竞相争取引进外资等多方面冲突，地方保护主义在县际间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这样一来，又进一步加剧了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二）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分析
盲目追求政治绩效，导致缺乏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前瞻性思考。“在我国地方政府官员主要由上级政府任命，所以就会造成一种错觉，下级政府主要对上负责，期望获得上级的肯定和提拔，从而获得更高的职位与更大的权力，加之我国对政府官员政治绩效的考察越来越依赖于经济绩效的表现即，地方政府官员提升与否主要看其在任期间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如何，”[8]这两者的作用下，地方政府官员对当地经济的长远发展并没哟一个很好的规划，即使有良好的规划，也很难得到下一任的继续贯彻和落实。
建设市场经济缺乏经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落后。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但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的任务还依然严重，尤其是走建设市场经济这条道路没有前车之鉴，我们是在探索中不断前进的，同时以前的计划经济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明显不符合，这就要求政治体制也要有相配套的改革和完善，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及力度不足，对县域经济指导的地方政府行为难免存在问题，也给地方经济以后的发展带来了不良后果。
六、县域经济竞争中的政府行为界定
在经济建设方面，地方政府确实大有可为。但政府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是明确哪些行为是必需的。重要的是政府做好自己权责范围内的指导和监督工作，为市场经济充分发展提供更加良好的运行机制，剩下的交给市场去做，依靠市场机制和要素分配原则自由开展经济活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首先，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完善政治体制改革。面对激烈的竞争，地方政府始终明确自己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其不是生产者、控制者和干预者，而是指导者和领导者，其制定的市场经济良好运行的机制应该是为了确保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充分和机会均等，保证起点公平，使每个人都能享受到义务教育的权利和拥有平等的工作机会。
其次，促进三大产业合理发展，优化县域经济产业结构。工业化不但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重要衡量指标，也是现代县域经济的重要标志。要继续大力发展工业，坚定的执行“十二五规划”中一再强调的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要大力发展商业、电信、金融等第三产业，提升第三产业在县域经济中所占比重，加快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建设，加强和巩固农业基础地位。促进三大产业合理发展，优化县域经济产业结构，提高县域经济的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协调县际经济平衡发展。[9]要想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新格局，就要加大城镇化建设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充足资金，为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优越的环境。协调县域经济平衡发展就要避开产业结构趋同这一经济现象，结合当地的人文地理，民族风情发展县域特色经济，开展因地制宜的竞争，打造当地特色产业。只有走特色发展之路，才能使县域经济间具有竞争力和差异性，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最终促进彼此间经济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石磊.县域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行为的思考[J].法制与社会，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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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荫凯.中国县域经济发展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4]王一鸣.对发展县域经济的几点认识[J].宏观经济研究，2002，(12).
[5]段安石，胡小红.对地方保护主义的经济分析和制度分析[J].求实，2003，(1).
[6]王青云.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7]周克瑜，转轨时期我国地方政府的作用和经济行为的优化[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2).
[8]牛冬梅.政府竞争理论与地方保护主义[J].理论学刊,2006,(12).
县域经济发展综述范文5
关键词：省直管县 财政改革 县域经济 经济增长
县域经济是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由于我国目前的“市管县”体制存在许多弊端，如导致市与县的财政冲突等问题，全国开始建立试点推行“省直管县”改革。“省直管县”主张由省对于县财政进行直接管理，使县和市二者形成平行关系，共同由省直接管辖。那么“省直管县”改革是否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增长？本文将以福建省的数据为例对该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一、文献综述
“省直管县”改革是财政管理体制上的改革，从根本上是政府间资源的再调整和再分配。多数学者认为“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可降低财政管理成本，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但部分学者认为，“省直管县”体制使政府间竞争加剧，短期内无法对促进县域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目前关于“省直管县”的研究以理论论证为主，缺乏说服力，本文使用面板数据对“省直管县”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
二、指标选取与数据处理
本文数据来自2000～2007年《福建统计年鉴》，包括福建省58个县（市）GDP、财政支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农村居民年均纯收入、从业人员等信息。由于福建是从2004年起开始实施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我们选取改革前四年及改革后三年的数据进行对比研究。
三、理论模型及实证计量模型
（一）模型设定
根据索洛经济增长模型Y=AKαLβ，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A代表技术水平，K代表资本投入，L代表劳动力。本文使用的实证计量模型是索洛模型的延伸，如下：
GDPit=β0+β1DM +β2 CIncomeit +β3GEit+β4FixIit +β5 EPit +εi
GDP（单位：亿元）表示各县（市）的地区生产总值。DM 表示“省直管县”虚拟变量（当DM =0表示实施“省直管县”体制，当DM =1 表示没有实施 “省直管县”体制）。CIncome（单位：万元）表示农村居民年纯收入。GE（单位：亿元）表示各县财政支出额。FixI（单位：亿元）表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EP（单位：万人）表示各县市年末从业人员。
（二）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Variable＼&模型1＼&模型2＼&DM＼&-6.761（0.0000）＼&-7.000（0.0000）＼&CINCOME＼&4.509（0.0019）＼&4.607（0.0014）＼&GE＼&2.961（0.0000）＼&3.029（0.0000）＼&FIXI＼&0.237（0.0001）＼&0.242（0.0001）＼&GDP（-1）＼&0.915（0.0000）＼&0.925（0.0000）＼&EP＼&0.244（0.3443）＼&――＼&Durbin-Watson stat＼&2.814＼&2.814＼&]
表1
注：经单位根检验发现该面板数据存在单位根，于是在模型的解释变量中加入GDP的滞后一期GDP（-1），括号内为P值
从模型1结果的DW值上看，在引入GDP滞后一期的值之后单位根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并且EP对于县域经济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将其从模型中剔除，得到模型2，对模型2进行OLS回归结果显示“省直管县”对县域经济的影响依然为负。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发现福建省实行“省直管县”改革对县域经济的推动作用为负。造成这一结果有多种原因：一方面，福建省从 2003 年开始实施“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各部门开始逐步下放权力，但之后并未开展后续改革行动，说明“省直管县”未发挥正面作用，可能是因为改革实施的力度还不够；另一方面，随着“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推行，县域成为区域化发展的基本单元，县域行政辖区的边界约束了市与县、县与县之间的经济联系，导致县域经济缺少地级市的协调，而随着众多的县成为发展单元，省难以对其进行协调，这也可能制约区域经济体的发展，使“省直管县”体制的优势难以得到发挥。
根据结论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因地制宜，在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中应该综合考虑省情，根据自身的发展水平和区域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地实行。福建省位于我国东南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市（县）的地域分布等都与其它省份不一样，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第二，结合县域经济特点，分类推进。福建省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一些县域经济发展强劲，如晋江市、福清市，而一些县域发展情况则不容乐观，如松溪县。因此，福建省在进行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时应结合各市的管理能力、各县的发展情况，分类推进改革。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在改革中出现一些问题是必然的，因此要加强对福建省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实践的追踪调查，及时发现问题，促进福建省省直管县体制改革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鲍晨辉.财政体制简化之路慎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弊端分析[J].地方财政研究，2007
[2]福建省.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Z]，2003.
[3]邱勇辉.福建省强县下滑原因与对策分析[J].福建论坛，2006.
县域经济发展综述范文6
关键词：西部县域 工业园区 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对于我国西部县域这种自身条件比较差的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以有效提升整个区域生产网络系统的增值和竞争能力。我国西部县域工业园区主要是通过优惠政策、资源优越等条件来吸引企业加盟，不重视园内机制的建立。随着不同区域优惠政策差别性降低，将面临着企业外流现象，对园区的发展造成重大不良影响。
一、县域经济的发展与工业园区的关系分析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得到快速增长，但是存在严重东快西慢的现象，虽然现在国家逐渐意识到加强西部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并加大投入力度，但是西部经济发展还是比较缓慢，与东部沿海地区相差甚远。根据西部经济发展现状，想要加强西部经济建设，不仅要加强对技术的引进，还需要对企业的管理模式进行改革创新，对整个西部区域内的企业资源进行优化管理。在西部县域建设工业园区，可以通过优惠政策、组织结构、创新能力、生产低成本以及协同效应等优势来吸引更多生产企业的加盟。随着企业的增多相应的西部县域经济也会得到快速增长，而县域经济的增长也会带动工业园区的增长，彼此之间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另外，工业园的存在可以将西部县域比较分散的资源进行集中化管理，实现资源节约、生态友好，真正实现区域内经济与资源的协调发展。同时，县域内工业园的建设扎根于本土，有利于吸引当地企业进入园内，可以更有效的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二、工业园区建设与特色企业集成关系分析
工业园区的建设与特色企业集成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两者之间互利互惠形成共赢局面。一方面工业园的建设可以为企业提供优良的发展环境。因为工业园的建设都是在政府支持下，经过精心规划，再加上优惠政策的支持进一步推动了园内企业的发展。工业园建设不但为园内企业带来更多基础设施、降低成本等经济效益，同时也会获得工业园提供的技术、信息以及知识等多方便的支持，保证园内落户企业持续发展。同时，工业园的建立也可以为企业之间提供相互学习、技术交流与良性竞争的机会，将所有单独企业联系在一起。原来单独的、断裂的产业链逐渐成为一个整体，不同产业链之间相互交融形成一个协同效应的产业集群。另一方面特色企业集成也可以促进工业园区的进一步增长。特色产业集群在发展过程中联系比较密切，无论是技术、知识还是竞争，有利于建立其密切合作的信用机制，将低信用成本。园内企业之间通过协同效应在招聘方面更有效率，并提升员工竞争意识。再加上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了协作紧密的价值链网络系统，使园区在交易成本、管理成本以及生产成本上取得一定优势。
三、县域经济发展模式选择
县域经济在选择发展模式时，应该结合当地特点来进行，遵循一定原则：资源优化原则。长短并存、优劣同在是西部县域经济发展的特点，而通过对资源的优化可以实现扬长避短。通过充分挖掘当地资源特色来发展潜力企业，以此来带动整个县域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开放性原则。西部县域应该对发展思想进行创新，增强经济开放意识，积极吸引中东部地区资金、技术、项目、人才以及管理制度等，将东部资源西引，加强当地产业集群的竞争力。可持续原则，西部县域经济发展必须要集合可持续原则来进行，将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统筹发展作为目标，杜绝出现“先发展，后治理”的现象，要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进行经济的发展。
四、西部县域工业园区的发展思路
（一）因地制宜发展思路
我国西部县域工业园的存在，大部分都是政府为提高政绩而刻意建设起来的，没有与当地经济特点进行结合，而对其他地区成功案例进行盲目复制和引进，不但没有起到经济发展的作用，反而会得不偿失。因此，西部县域工业园区在发展时必须要坚持因地制宜的发展思路，结合本地经济、资源特点，打破市场行业垄断，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同时对已存的工业园区、产业集群进行组织结构、管理制度的优化，不断改善企业发展环境。另外，政府还应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支持，如政策优惠、引进高新技术等。
（二）制度创新发展思路
坚持制度创新发展思路，就是政府加强对交易市场的管理，对市场中不合理制度进行剔除，进一步实现工业园区产业群战略性发展。进行制度创新可以提升企业之间的交流，使园内产业之间信任度提高。同时，还需要加强园内集群文化的建设，强化企业与其他组织之间的感情联系，为实现产业集群化共同发展提供更多助力。
五、西部县域工业园区发展的主要风险分析
（一）产业结构不完善
西部县域工业园区建设首要风险就是产业结构不完整，园内企业、科研机构、服务组织以及政府都没有形成完整有效的有机体，造成产业链不完整。园内企业群不能与科研单位紧密联系，而科研单位或者高校科研成果与试产脱节，研究成果可操作性低，造成产业发展创新力不足。再加上园内产业基本为当地个体、私营或者乡镇企业，正处在集群形成其或者成长期，忽视了与外界关系的联系，自身又缺乏关联性，最终造成产业结构地域根植性弱。
（二）传统优势降低
西部工业园的建设依靠的主要就是当地资源优势，无论是人力还是土地，但是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这种优势在逐渐变弱。随着资源成本的增加，将会对县域工业园发展带来很大冲击，甚至会造成园内企业外流。另外，园内企业多为当地企业，存在技术依赖性强、产品附加值低等缺点，对于外资引进更是欠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六、西部县域工业园区的主要应用策略
（一）加强政府支持力度
在新时展背景下，想要提升工业园功能的应用，首先要做的就是保持政府支持力度。以政府的力量来对西部经济市场进行规划管理，对其中不合理的制度进行剔除，保证园内企业的持续发展。另外，政府在对技术或者是企业引进时，应该确定并不是高新技术产群就是成功产群，而是要结合当地特点来建设具有自己特色的企业产群，并为其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使企业都能保持较高程度的创新能力进而生产率。对于环境的建设除了要对市场环境、经营环境以及交易环境进行管理，同时还应对管理制度、产权保护以及金融政策等软环境进行管理创新，为企业产群发展提供更大助力。
（二）加强对企业产群的培养
对于西部县域工业园内的企业产群进行培养，主要可以分为当地企业与外引企业两个方面。对于当地企业工业园应该根据本地竞争优势、资源优势等进行长远发展规划，在不同领域内选择具有代表性企业进行培育扶持，重点打造当地品牌企业，并要求品牌企业形成的集体资产在整个产业内进行分享。如针对矿产开采业，政府可以在人力、市场、资金、信息以及技术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推动其进一步发展。外引企业主要可以分为近距离和远距离两种情况，对于近距离外引企业培育，需要工业园充分认识自身优劣势，并根据企业特点来确定发展规划，做好招商宣传工作，让更多的企业认清自身具有的发展优势，以此来吸引更多企业的加盟。对于远距离外引企业，需要采取区域层面协调，应该倾斜促进工业园区地方建设，并通过优惠政策等措施来吸引更多远距离企业的加入，进一步促进工业园的发展。
七、结束语：
工业园区是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载体，对实现西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加强对工业园的建设以势在必行。想要实现西部县域工业园的持续发展，就需要认清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风险，并理清工业园、产业集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寻找积极有效的方式来促进企业发展，进而可以推动西部地区经济的提升。
参考文献：
[1]周石生.产业集群、工业园区与区域经济发展关联机理研究综述[J].湖北社会科学，2010；01
[2]张先进，容宁.中西部工业园区产业发展思考――例析南宁高新区[J].改革与战略，201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