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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正理论范文1
面对我国新的任务新的要求,针对目前社会结构的特点,充分发挥思想教育社会调解功能,实现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目标,具有现实意义。在社会当中,由于社会有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社会成员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不同,造成了各个社会成员所占有资源存在普遍的差异。社会学家将地质学中原指“不同地质构造的层面”的“分层”一词套用于此,故而形成了社会分层这一理论。即将社会成员按照一定标准,划分为高低有序的不同层次和等级的过程与现象。本文从社会分层角度对思想教育的社会调解功能加以分析。
一、李强教授的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概述
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学者往往会向着新的社会结构变化。在此,笔者比较赞同著名社会学家李强教授的观点。李强社会分层理论是基于经济收入来划分的。李强教授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方法,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的职业数据计算,发现我国目前的社会结构整体呈现出一个“倒丁字形”。目前中国社会存在一类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又拥有众多人数的巨大群体。该群体内部的社会状况高度一致,即为倒丁字的那一横。同时,中国还拥有人数不多而且社会经济地位多层化的一系列的群体,累叠起来即为倒丁字的那一竖。这无疑是比“金字塔”结构更危险的社会结构。
1.“金字塔”或“倒丁字”社会结构的基本矛盾
在“金字塔”社会结构中,极少数处于社会经济地位顶层者在极力维护自身固有利益的同时也在尽力扩大自己的利益。随着上位者的利益扩大,使得基层的下位者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不足以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处于中层的社会成员及处于基层的人数众多的下位贫困者为了得到足够的社会资源则会想尽办法往金字塔顶端钻。不难看出,在这种情况下底层越大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也就会越大。现下,中国的社会结构是比“金字塔”结构更尖锐的“倒丁字”结构,巨大的社会经济底层人数使得中国目前的社会存在明显的潜在危机,更易发生难以调节的社会冲突。“金字塔”结构或是“倒丁字”的社会结构造成的典型负面影响是使大部分社会资源高度集中在社会成员中极少数人的手上。直接导致不同社会成员因其所在的社会层面不同,所拥有的获取社会资源自然而然的不同,造成富者更富,贫者越贫的恶性循环。长时间的积累不仅使得社会分层化愈来愈重,即从“金字塔”社会结构发展成更加不平衡的“倒丁字”社会结构。而且,随着两极分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处于劣势者的生活状况会愈来愈差,从而负面情绪不断的积累,对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具有巨大的消极影响。
2.“纺锤形”社会结构的科学性和可持续发展性
相较于“倒丁字形”或“金字塔形”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性,“纺锤形”则更具有可持续发展性。无论在怎样的社会形态下,一支拥有庞大数量的中产阶级无疑是社会能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该群体的社会成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差异性不大,同时亦可以满足其自身的生活要求,使得成员之间的矛盾甚微,融合性强。相较于下位者,中位者拥有一个较为满足的生活状况同时对于自己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具有较强的维护意识。所以,在面对社会矛盾与冲突时,他们会普遍持有保守态度,会更倾向于理性选择。正是因为这一特点使得这一层次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稳定性。当这一阶层变为社会的主体时,发生矛盾冲突的概率会变得特别低,这对于社会稳定和发展是极具有积极作用。无疑是我国当今社会形式向“纺锤形”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
二、中国当下畸形的社会结构正常化应具备的条件
现下国内无法办到使下层等级的人群对于他们目前的地位特征达到认同的程度,而直接导致上层阶层成员利用其自身的权力与地位对不安于现状的下层人群强力镇压,其本身就不是一个科学的可持续的方法。这无疑使社会矛盾越来越僵硬,最终达到无法调节的地步。目前,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将不合理的“倒丁字形”或“金字塔形”社会结构向科学合理的“纺锤形”发展。要使中国社会结构往“纺锤形”方向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现在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促进社会结构由“倒丁字形”向“纺锤形”转换是中国目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奋斗目标。针对如何缩小贫富差距,成功转化为“纺锤形”社会结构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至少要满足三点。
第一,积极发展中国经济。在当下这种社会成员间的社会资源存在巨大的差异性,矛盾愈发激化的情况下,发展经济是解决问题的必要基础。只有使社会总体资源得到保证,使得人均所得的社会资源普遍升高,从而下层者可以满足生活基本需求,才能实现消除社会矛盾的根源问题,还能实现下层者向中层流动的可能性。
第二,要保证社会的稳定。社会稳定主要是指社会成员之间及社会成员与外部的正常有序的状态。社会是由众多的个体的集合体,个体的行为对于整体的影响是必须由强硬的社会制度和规定来规范的。社会的稳定性关乎国家的法律是否可以具有有效性,国家的成员是否可以履行自身的义务和责任。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稳定性是实现社会发展前提。这两点也是政府管理部门所负责的首要任务。
第三,为保证利益可以往下流动,利益的向下流动是实现“纺锤形”社会结构的核心步骤。在社会资源充沛社会稳定的情况下,若不能实现利益向下流动只能使上层者聚集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下层者还是保持着糟糕的生活状态,下层者的“仇恨”心理只会更加严重,反而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只有实现利益的向下流动才能保证下层社会成员得到足够的社会资源,进一步向中层发展,减少下层贫困社会成员的数量,使人们渐渐向中层涌动,最终达到“纺锤形”的社会结构。这也正是我们思想政治教育所能做到的,也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三、思想政治教育在建设纺锤形社会结构中的调节功能
如何使社会下层人群接受现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同时上层人积极配合社会结构向正确方向改变的工作,从而达到社会稳定团结安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一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
第一,通过上文所述,不难看出稳定下层人群的情绪是思想政治教育所要到达的第一目标。由于社会资源分配的极不合理性使得大量社会下层人群所占有的社会资源远远不及极少上层人群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由于中国现如今的总体社会资源不足,引出了下层人群不满情绪的根源所在,即为下层社会成员难以维持基本的物质生活。长此以来,大量存在的贫困人群会大大消减国家的凝聚力。与此同时,贫困人群由于长期的消极态度所致,难免会发生不理性并危害到社会正常秩序的行为,使社会秩序难以统一管理。所以当务之急即为建设完善的健全的社会弱势群体的保障制度。在满足他们基础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为该群体提供如最低保障制度、农村扶贫脱困制度、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灾害救济制度等保障条例。实现让下层人群的生活质量向中层人群靠拢,提高这类人群的社会兴奋感,安抚他们的消极情绪,达到缓和社会阶层矛盾增大社会稳定性的目的。
第二,在保证下层群众安定的同时,也要动员他们积极争取其自身利益。为了使下层群众思想达到积极争取的这一高度,首先要使他们了解上层人群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作用,增进两者之间的相互了解,引导下层群众对于收入分配的差异性和现在所出现的两极分化有一个正确的理解,进而缓和不同社会阶层的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在保证上层群众与下层群众相互了解的前提下,积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下层社会成员的思想素质。凝聚弱势社会阶层内部思想,提高这一社会阶层的影响力,从而为争取利益下流奠定基础。召集此社会阶层的社会成员共同通过合法的途径争取自身的利益,集体向执政团体发出呼吁,引起社会全体成员的重视。此外,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要让该阶层的人群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培养其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动员这一阶层人民接受教育,通过提到自身的素质修养,丰富思考角度来提高自身的价值。以知识为武器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现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得到质的改变。着重强调争取途径的合法性,避免由于下层群众通过不理性的争取途径而导致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第三,通过思想教育使上层人可以学会割舍利益,达到利益向下流行的效果。这不仅需要政府推出强有力的相关政策,使上层社会人群的思想上由被动转化为主动也是十分重要的。对于前者而言,国家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规范分配标准,在达到基本的按劳分配的条件下,实现公正,公平的二次分配。将上层群众的资源与利益通过规范的分配秩序流向下层人民,进而减少上下阶层的收入差距,充分合理地利用税收政策来调节社会之中的资源财富分配。通过法律确立相关制度无疑是使社会资源向低收入人群流动,减小社会收入两极化的最有效的方式。对于上层人群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极其必要的,如若可以起到使富人们主动将利益割舍给贫困人民的效果,这不但可以使社会资源均一化进程加快也能有效地缓和了社会上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偏见与矛盾。相关部门应大力开展相关的思想改革,弘扬社会慈善事业的伟大高尚意义,培养上层社会成员的社会责任感。多开展相关的慈善活动,并要适当地奖励以与社会名誉相关的奖励。由上可知,公平公正的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与相应的慈善活动是缩小社会资源不合理分配和经济收入两极分化的重要手段。
社会公正理论范文2
通过参加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收获良多,在开阔视野、创新思路的同时,深刻认识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意义。公证作为国家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充分发挥了“证明、服务、沟通、监督”的作用,预防纠纷、减少诉讼,已深入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新形势下,如何将公证工作融入社会治安C合治理的大环境中,如何利用其他地区、其他行业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面的先进做法带动公证工作,是我们在当前及今后这一时期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以一名公证员的视角,结合实践工作经验,对此进行阐述,以期能抛砖引玉,引起行业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方面的重视。
一、发挥公证的“预防、保障”功能,坚持把维护和促进社会和谐放在首位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顺利推进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所有这些,都是最广大人民群众所需要,而且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够实现的价值目标,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范畴”。根据这一经典论述,和谐社会的价值观充分体现了系统论的思想,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全方位领域的价值范畴,这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秩序、和谐等。和谐社会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各部门、各种社会组织充分发挥自己的职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并形成合力。而公证制度是预防性的司法证明制度,国家设立公证制度的目的是为社会提供具有普遍证明力的公证证明,并通过公证证明活动和公证法律服务,规范民事法律行为,预防纠纷,减少诉讼,保障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保障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证实践证明,大量的社会矛盾和可能发生的纠纷可以通过公证得到有效的预防和化解,公证能够为社会和谐提供基础性的诉求解决平台。我们应充分发挥和利用公证的这一职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服务。
首先,我们要把为家庭服务作为公证工作的基本点和落脚点,在继承、遗嘱、收养、赠予、分家析产、婚姻财产约定、民事赔偿、房屋拆迁安置等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民事类公证业务中,充分发挥公证的基本职能,通过公证员的审查和确认,有效地剔除不合法、不真实因素,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制止违法行为,促进法律义务的正确履行。要大力拓展土地流转、旧城改造拆迁、保障民生等方面的公证业务,在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充分发挥公证工作在预防纠纷、减少诉讼,解决社会矛盾方面的“第一道防线”作用,为平安大庆建设提供优质高效的公证法律服务。
同时,公证办理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向当事人和社会宣传、表达法律制度内在价值的过程。我们要通过公证服务宣传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帮助和指导当事人依法办事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消除纠纷隐患,防患于未然。同时,通过证前证后服务把掌握的社情民意反馈给有关部门,提出法律建议,为政府决策提供信息。所有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维护了社会稳定和发展。
二、发挥公证“服务、沟通、证明、监督”职能,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
实现社会和谐,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时,我们要深刻认识和正确处理公证事业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关系,坚持把公证事业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放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来认识,来把握。大庆市要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必然要求将民商事活动逐步纳入法治化轨道,作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种重要法律手段,公证工作面临新的发展机遇,拥有新的发展前景。
首先,我们要进一步发挥公证在强化社会信用制度建设方面的巨大作用。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公证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信用保障机制,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公证处出具的合法有效的公证书,是交易当事人社会信誉的可靠载体,公证可以有效地防范交易风险,保障交易安全,降低交易成本。
其次,公证机构要通过办理各类经济合同、股票、招投标、拍卖、公司章程、法人资格、保全证据、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等经济事物公证,提供抵押登记、提存等专项法律服务,大力拓展重点建设工程项目招投标、金融、企业改制等经济公证业务,为经济社会发展、城乡统筹改革提供优质高效的公证法律服务,充分发挥公证工作在保障社会诚信,维护经济交易安全和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的安全阀作用。要通过办理出生、亲属关系、婚姻、学历等公证事项,大力拓展涉外、港澳台公证业务,为大庆市扩大对外交流和开发、加快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公证法律服务,充分发挥公证工作在促进国际贸易、促进对外交流和民事交往方面的桥梁、纽带作用。
三、通过“加、减、乘、除”工作法,大力提升公证工作在社会综合治理方面的力度
“加”,就是与时俱进,加大在高新技术方面的投入力度。通过视频,我最深的感受是,我们与先进地区的差距很大,最突出的表现是在高新技术的应用上。我市的公证行业也一样,存在着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等问题。一是建议引进 “人脸识别系统”,可以有效预防假冒当事人,确保公证质量;二是引进“公证自助申办系统”;三是建议构建全市统一的公证业务、管理平台。
“减”,就是减少办事环节。一是推行 “一号一窗一证”工作思路,公证窗口与当事人是一对一服务,当事人在一个窗口就完成公证事项的办理,审查、审批等环节由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内部进行,减少当事人在多个窗口之间往返,为群众办事提供方面。二是规范各个公证机构的受理标准、服务流程、服务承诺,争取达到协调统一,当事人前往任何公证机构办事均可以得到相同的服务。三是完善公证机构调查核实职能,可以通过调查核实解决的材料,无须当事人自行提供,减少当事人多部门之间奔波。
社会公正理论范文3
关键词:风险社会理论 环境风险 公共行政领导者 危机决策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08-048-03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时代,防范主要由人类社会自身造成的风险是现代社会重要议题。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未然状态的风险等同于已然状态的危机,但是,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指出的,“我们正在讨论和争论的虽然‘不是’现状,但如果我们不改变进程却‘可能’发生。”面对随时可能转化为现实危机的风险,我们必须重视现代社会发展中所面临日益增多的复杂因素,因为哪怕其中一个微小的因素也能把潜在的风险变成现实的危机,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失。我们应该以风险社会理论为警示,防患于未然,积极完善我国政府危机管理。公共行政领导者作为政府决策的首要责任人,是预见并及时化解风险,防止风险转化为危机的关键角色,而且,当风险无法控制转化为危机的时候,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能力又直接影响危机管理的效果。从现实情况上看,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受体制机制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各种矛盾聚集,社会和自然风险不断增加,社会危机现象频繁发生,对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一、风险社会理论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风险已经成为人们认识现代社会的核心概念,风险代替物质匮乏,成为当今时代的主要烦恼。风险是有威胁的未来,在风险社会中,社会进步的阴暗面会越来越支配社会和政治。与传统社会的自然风险不同,现代社会风险更多的是由人为制造出来的风险,如工业的自我维护以及对自然的毁灭性的破坏带来的社会和环境风险。对于现代社会的风险研究,贝克非常注重对核辐射、生物工程学或者温室效应、技术应用等所带来的环境风险的研究,他试图从社会整体上把握环境危机及其对西方工业社会的影响,他认为环境风险是一种社会威胁,同时威胁着所有的社会阶层,环境危机是工业社会的制度危机。为了抵御风险,现代社会构建了完备的制度和技术系统,但也产生了新的更多风险,比如技术风险、制度风险和环境风险等,这些风险具有隐秘性和高技术性的特点,它们是现代性的必然产物。当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相对满足的时候,当我们的社会需要更高的生活质量的时候,规避风险就成为我们时代的中心政治议题。要解决社会风险,就必须对现代性进行积极的反思并寻求变革。贝克同时认为,要解决这些风险需要专门的知识,风险政治学就是关于是知识、专门技术和非专门技术的政治学,在风险讨论中,知识和专家的地位提升到了政治地位。
当前我国正处于关键的社会转型期,处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治发展的矛盾聚集阶段,是社会和自然风险的高发期,而这些潜在社会和自然风险往往又很容易转化为各种现实社会危机。经济转型过程中利益纠结,社会发展中的突发安全事件,政治发展中腐败问题,以及大规模雾霾的蔓延,环境污染事件的频发等都是风险社会时代的重要表征,虽然我们还不能武断中国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时代,但是,风险社会理论对我国公共危机管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应根据风险社会的重要特征,提前布局,建立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长效机制,以期能迅速化解风险,防范危机。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处于政府决策核心位置的公共行政领导者的危机决策能力对政府的危机管理效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故而,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探讨公共行政领导者的危机决策能力是极为必要的。
二、风险社会的到来凸显了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能力的不足
作为新时期的公共行政领导者,它既是社会管理的主体,也是进行各种危机处理的关键人物,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关系着危机局势的发展变化。公共行政领导者的危机处理能力,也就是公共行政领导者在危机情境中的组织、协调、指挥、控制、决策等能力的综合体现,是其有效化解危机的根本前提和基础。而面对随时可能转化为社会危机的风险,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能力的不足日益凸显。
1.公共行政领导者对风险和危机的预见能力不足。政府承担着社会管理的重任,政府的决策质量的高低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着长远的影响,而作为政府决策核心要素的公共行政领导者的风险和危机预见能力则左右着政府决策质量的高低。而现阶段一些公共行政领导者在做出经济社会发展决策过程没有充分意识到风险社会的特征,对决策在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危机预见能力不足。近几年,因暴雨问题凸显的城市排水问题就是公共行政领导者对风险和危机预见能力不足的明证。公共行政领导者在做出决策的时候本应高瞻远瞩,尽可能预测未来可能的风险和危机,并为此建立相应的应急机制,充分预估未来遭遇灾难或危机后可能出现的瓶颈,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尽可能消除导致灾难的各种潜在因素。而由于制度和领导者自身能力的限制,一些公共行政领导者对决策风险和可能的危机预估不足的现象还比较普遍。
2.公共行政领导者对风险和危机的辨别能力差。对于公共行政领导者来说,在风险和危机爆发之初有效的控制和消弭危机往往比挽回和处理危机更加重要。然而从当前我国风险防控和危机处理的经验中,我们不难发现部分公共行政领导者不具备对风险和危机的辨识能力,不能在危机爆发初期,就准确判断危机的性质,预见危机爆发的危害,从而对症下药,将危机化解在尚未造成危害之时。如松花江污染事件就凸显了地方公共行政领导者对风险和危机识别能力的欠缺。
3.公共行政领导者对风险和危机信息搜索能力比较弱。赫伯特・西蒙曾指出:“在危机状态下:决策者事实上并不具备相关决策状况的所有信息;决策者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决策者在有了相关决策状况的简单印象后就行动;决策者对的选择行为受所得信息的实质和先后顺序的影响。”从中不难看出,针对信息收集,公共行政领导者对风险和危机信息搜集能力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首先决策者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即公共行政领导者面对情报部门收集来的有关风险和危机信息,难以分辨出信息的真伪、主次,不能透过信息的表层现象对风险和危机的本质有深层次的认识,从而引起判断失误,决策不力。其次,信息掌握不全面,当公共行政领导者面对不完全的信息时,难免不会影响到公共行政领导者的危机决策能力的发挥,做出偏颇错误的决定。最后,信息搜集不及时,例如2008年南方低温冬雨灾害,由于我国气象局的天气预报系统具有滞后性,不能及时而准确地预计未来一周之后的天气状况,各交通部门之间互通信息不够等,导致公共行政领导者不能及时获取相关信息,无法估测到可能出现的情况。
4.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断能力不足。当风险一旦转化为现实的危机时,危机决策是对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断能力的重要考验,然而,许多领导者在危机决断时,果敢不足、优柔有余。尤其在面对一些新问题新情况时,公共行政领导者往往失去判断力,不能灵活地应对复杂的环境当机立断做出最有效的决策。
5.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执行能力差。有些公共行政领导者虽然对风险和危机有了清醒的认识,当机立断做出了合理的决策,但是在危机决策的执行环节,限于主客观条件,正确的决策没有执行到位,致使危机决策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
6.公共行政领导者对危机事件的追踪决策能力欠缺。社会风险具有隐蔽性和潜在性,往往突然爆发酿成危机事件,而且其后续发展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危机决策是往往是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做出的紧急决策,有的时候是完善的、不合理的,公共行政领导者应对危机事件密切关注,及时调整政策,进行追踪决策。而有些公共行政领导者会忽视了对危机事件的追踪决策,导致危机事件不断蔓延,造成了更大的损失。
三、造成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能力不足的原因
1.公共行政领导者风险和危机意识淡薄。公共行政领导者的风险和危机意识是他们进行公共危机决策的基础,公共行政领导者应该预见潜在或现实的风险和危机,识别风险和危机爆发的征兆,并在爆发之初,预见风险和危机发展趋势,估测危机带来的后果,提前制定有力的预防措施,以控制危机的影响范围。现实中,由于公共行政领导者风险和危机决策意识淡薄,而致使危机事件扩大化的现象时有发生。公共行政领导者风险和危机意识薄弱不仅会使危机扩大化而且会引发新的危机。面对危机爆发,公共行政领导者承受着心理和时间上的双重压力,他们不能在复杂的危机面前果断决策,从而延误危机处理的最佳时机。
2.公共行政领导者自身素质有待提高。公共行政领导者自身素质的高与低直接影响着他们决策能力的强弱。危机决策制定的特殊性,要求公共行政领导者具备较高的自身素质,使其能在短时间内做出适合危机事件处理的决策。这里我们将从以下三方面来分析公共行政领导者自身素质:首先,公共行政领导者心理素质不过硬。危机决策是对公共行政领导者心理、能力、知识水平等方面的多重考验,“在危机发生中,公共行政领导者往往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心理承受能力的强弱是决定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本身能力的重要依据。”就当前的一些危机事件,我们不难看出有的公共行政领导者由于自身危机处理知识不足、心理素质过差,导致在危机突发之时,无法做出正确的危机决策,致使危机转化为灾难。更有甚者,一些公共行政领导者因为惧怕风险,在危机决策的关键时期,畏手畏脚,最终错失危机处理的良机,给社会带来巨大损失。
其次,公共行政领导者的责任意识不强。责任重于泰山,责任意识是公共行政领导者成功进行危机决策的关键要素之一。所谓的领导,就是在享受特权的同时,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在风险或危机来临时,有勇气站出来,单独扛起压力。在危机处理中,公共行政领导者在责任意识的驱使下,将自己的职、权、责联系起来,立足于社会民众的利益,履行自身的职责和使命。
现实中很多危机事件是可以在初发期就加以控制,但是由于公共行政领导者或对存在的安全隐患麻木不仁,或对危机的爆发心存侥幸,或对潜在的危机敷衍塞责,导致危机事件不断发生。
最后,知识水平有限。变化多端的危机事件要求公共行政领导者不断学习,不仅要具有管理学、心理学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还要掌握危机决策相关的知识。但是一些公共行政领导者由于缺乏危机意识或者极少接触类似危机事件,危机决策学习的意识不足,危机处理经验缺乏。另外我国缺乏对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技能的专业培训等制度,造成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知识不足。
3.危机决策的信息搜集系统不健全。无调查无发言权。信息不仅是一种重要的决策资源,更是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的依据。缺乏充足的信息资源,公共部门领导者的危机决策就容易出现偏差或错误。就我国而言,信息搜集系统存在以下缺陷:其一,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信息系统的技术设备较为落后,人员素质不高,造成信息系统的搜集力度不大,我国的电子政务、数据库资源共享平台等的建设都处于初级阶段,信息的搜集一直沿用传统的方式,同时信息系统的工作人员素质有待提高,这就造成我国信息资源不足,难以支撑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理。其二,我国官办的信息机构,除国家安全部门外,均实行分级管理制。在这种管理方式下,信息机构的独立性大打折扣,当信息搜集的工作触及政府或者某些领官员私人利益时,政府的自利性和官员的私利性便会凸显,一旦缺乏监管,政府和公共行政领导者极有可能对信息搜集进行人为干涉,甚至不惜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信息进行伪造、篡改,因而信息的真实性得不到保证。
4.决策的辅助机构作用不突出。决策辅助机构是指由专家组成的辅助公共行政领导者决策的智囊团,它主要负责信息的搜集、处理、分析,方案的制定等工作,在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中发挥参谋咨询的作用。事实上决策者在利用专家智囊团时存在一定的误区和问题,具体为:一方面就公共行政领导者而言,一些公共行政领导者对智囊团的作用认识不足,或者过分依赖,将所有的工作全部交予智囊团,对其提出的方案全盘接受,将智囊团的作用过度扩大;或者咨询意识不强,公共行政领导者过分自信,误将智囊团当做秘书机构,弱化其真正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就智囊团本身而言,智囊团的专业素质有待提高,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研究人员的知识水平,实际的工作能力较低。智囊团成员结构有待改善,研究人员的年龄、气质、经验、知识等结构不合理,部分研究人员还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没有足够的时间从事政策研究分析。而且,作为智囊团中的专家学者在辅助政府决策的过程中应树立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5.危机决策的法制环境不健全。法律是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公平正义的基本准则,任何人的行为都不能逾越法律。处于非常态下的危机决策行为,需要法律为其提供正当性和合法性,然而现实中,我国危机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具体说来分为:其一,由于对公共行政领导者行使危机决策权力的过程缺乏切实有效的监管,使得领导者危机决策权力的运用出现滥用或者缺失的现象。为了能快速解决危机事件,公共行政领导者作为危机决策的首要负责人,会在危机决策中迅速集聚权力,决策程序相对简化,以便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决策。这一过程中,领导者的危机决策极易侵害公民的利益。此外,部分领导者因怕担风险、担责任,而在危机决策的关键时刻,放弃决策权力,不履行自身的职责义务,导致危机发展为灾难。
其次,现有的危机管理方面的法律体系存在很大的不足。部分现有的法律法规执行力度不够,无论多么有威慑力的法律,如果不能得到落实,那么只能是一纸空谈。此外,部分法律法规太过分散、老旧,需要及时补充更新,以适应复杂的危机管理工作。
四、提升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能力的建议
1.增强公共行政领导者的风险和危机意识。现实生活中,很多风险和危机爆发前都会有征兆,可是由于公共行政领导者风险和危机意识淡薄,在危机初露端倪之时,不能及时发现,采取相应措施,致使危机酿成大祸,带来很多不必要的损失。这就要求进行危机决策的公共行政领导者,有较强的危机意识。一方面公共行政领导者树立“居安思危”、“一切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思想,在日常工作中,关注久积社会问题的变化,留心各类信息的传播,培养自身的风险和危机识别能力,将危机决策纳入日常决策中。另一方面,平时公共行政领导者要注意危机决策资源的积累,其中主要包括人财物等有形资源和信息、智慧、经验等无形资产,这样有利于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的做出。
2.提高公共行政领导者素质。首先,提升公共行政领导者的心理素质。公共行政领导者作为危机第一决策人,必须具备处惊不变、大胆果敢的心理品质。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公共行政领导者具有很强的克制力,压制内心的恐惧和焦虑,以沉稳冷静的方式,快速有序地应对危机。同时,面对非常规的危机决策,公共行政领导者要果敢善断,能准确地判断危机发展趋势,迅速获取相关信息,并从众多的备选方案中,准确地挑选出最佳的决策方案。
其次,加强公共行政领导者的责任意识。在危机决策中,公共行政领导者要勇于承担责任,积极履行职责,危难时刻不退缩,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想方设法化解公共危机。然而,从有限理性的角度出发,公共行政领导者作为一个社会人,在危机关头的自利思想会影响其决策的正确性。因而,在公务员常规培训中,要积极开展思想教育,同时加强对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处理过程的监督,对于、不履行职责的公共行政领导者加以惩处,达到以儆效尤的目的。最后,提升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的知识水平。一方面要加强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教育,即组织公共行政领导者定期进行必要的危机决策知识、经验和技能的学习交流活动,提升公共行政领导者的知识储备,加深公共行政领导者对危机决策的认识,避免公共行政领导者因知识的缺乏而束手无策。另一方面进行必要的危机演练,即进行公共危机模拟训练,展现危机爆发的情景,这种方式既丰富了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的经验,又有利于领导者危机决策能力的提升。
3.完善信息系统,提高信息获取能力。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日常决策中,公共行政领导者不可能搜集到所有的信息,尤其在情况紧急的危机关头,公共行政领导者更加不可能获取足够的信息用以决策。因此,在危机决策中,利用有限的条件尽可能多的搜集与危机相关的信息,就显得及其重要。一方面要利用新型的科技手段,提高信息搜集工作的质和量,一改原来不科学的搜集方式利用互联网、大众传媒等传播速度快时效性强的信息传播渠道,获取更充足的信息资源。另一方面,改变原有的信息机构的管理体制,变分级式管理为纵向条式管理,建立一个直接隶属于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的信息系统,广泛搜集各种社会信息。
4.发挥决策辅助机构的作用。从公共行政领导者方面而言,要彻底改变对智囊团作用的认识,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和纷繁多出的危机事件,公共行政领导者要积极利用好智囊团的优势,在决策制定中真正发挥智囊团的参谋咨询作用,这就要求公共行政领导者,重新定义智囊团在危机决策中的辅助作用,促使其发挥最大的价值。从智囊团自身来讲,国家要从硬件和软件上支持专家智囊团的发展,软件方面完善智囊团的人员结构,老壮青三者结合,提升研究人员的素质,同时发展和吸纳复合型、综合性的人才;硬件方面,扶持非政府智囊团,为他们提供资金援助。
5.健全危机决策的法制环境。健全的法制环境是公共行政领导者形势危急决策权力的外在保障条件。为此,应加强对领导者危机决策权力使用的监督,健全和完善公务员引咎辞职和行政问责等制度,将危机决策与领导者自身利益联系到一起,增强领导者危机决策的责任感,确保决策权力用于为人民谋利益。同时,加强危机管理方面的立法,进一步完善危机管理相关法律系统,为领导者危机决策提供合理性和合法性,让领导者危机决策权力的行使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DL11BC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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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Helene Joffe.. Risk Society and Representations of Risk Earthquakes and Beyond[J]. Claudine O’Connor in Cities at Risk,2013
社会公正理论范文4
关键词:信息收集与整理社会安全办公室 世界形势 预警作用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changeable, wily, AnChao surging wave cloud, regional conflicts constantly, the relations between big powers is extremely complex. As the company overseas exploration in speed up the pace of, in the project operation have to face more complex situation. In order to more efficient way of dealing with emergencies, Oriental international company established social security office of HSSE, special attention projects are located in countries where information collection, sorting and research, to provide effective leadership decision-making information, but also to the overseas project rapidly and accurately convey leaders decided. Overseas project can operate smoothly, employee life safety can be security, to some degree, the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processing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Keywords: information collecting and sorting social security office the situation of the world warning role
中图分类号:P624.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东方公司国际部HSE部社会安全办公室成立于2011年3月份,它的成立源于利比亚项目由于该国发生战争而进行的紧急撤离,为了跟前方保持有效沟通,跟踪整个撤离过程,将前方撤离的即时信息传递给公司领导,做出正确的决策,保证前方撤离人员的人身安全。同时又将总部的指示以最快的方式传递给前方,指导撤离工作安全有序的运行。这次工作在各级领导的指挥下,HSE部员工和前方的共同努力下,胜利的完成了从利比亚撤离任务。在极其复杂的情况下,短短十多天时间里,东方公司完成了最大规模的一次有组织撤离海外员工的行动。说明东方公司已经越来越成熟,不仅表现出公司对其员工保护能力的提高和处置突发事件能力增强以及应急机制日益完善,还树立起了一个负责任的公司形象。这次撤离海外员工的行动,获得了总公司的表扬,也博得了广大职工积极评价,参与撤离工作HSE部门员工也深受鼓舞。此举充分体现了公司“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反映了公司对员工生命的高度重视和保护,极大地增强了公司的凝聚力。
这次成功的撤离,作为新成立的社会安全办公室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信息的传递和沟通上,正确及时的信息是成功撤离的基本保证。那么什么是信息呢?信息作为一个科学术语被提出和使用,可追溯到1928年R.VHartly,他认为:信息是指有新内容、新知识的消息。1956年,英国学者Ashby提出“信息是集合的变异度”。认为信息的本性在于事物本身具有变异度。1975年,意大利学者G..Longo指出:信息是反映事物构成、关系和差别的东西,他包含在事物的差异之中,而不在事物的本身。可见,至今为止,信息的概念仍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简单的说信息是对某个事件或者事物的一般属性的描述。也可以说,信息就是经过加工处理后有价值的数据。
一、社会安全办公室提供的信息在领导做出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信息历来是一种重要的资源,谁的信息全面、快捷、准确,谁就在未来的行动中占据主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信息跟企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现在各行各业都离不开对信息的搜集整理,领导者根据这些信息做出决策,对一个企业的发展生存至关重要。目前公司所面临的现状是,海外项目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危险系数比较高的地区和国家,如何有效地保证全体海外员工的生命安全成为公司HSE工作重中之重。所以必须针对每一个海外项目做出符合实际的风险评估,就是要充分识别风险和危害,根据风险的程度做出相应的防范措施。而对风险要做出正确的评估,必须要有全面准确的各种信息,否则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造成的影响难以估量。因此如何保证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及时性就成为安保办公室当前所面临的最紧要的任务。
社会公正理论范文5
要了解新工党的社会公正理念是否具有联贯一致性,就要从其理论论述和其政策的实际应用等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弗洛依德曾经说过,剖析是命运之神。具体到社会公正这一理念,有学者从它与经济效率的相互关系角度来分析,也有从社会排斥与社会包容角度来分析;有从单个价值观研究的视角着手,也有从四种价值观相互之间关系的视角加以分析。
一、评判社会公正理念是否联贯一致的标准界定
西方学者认为,考察思想理念是否是联贯一致的,要从几个不同的纬度来看:首先,围绕着这一理念所展开的言语论述是否是联贯一致的;其次,围绕理念所展开的论述与实践中采取的政策是否紧密相连,因为论述一定程度上会带来与其观点一致的政策;最后,政策实施的结果是否与其论述中所宣传确立的目标一致,而非构成矛盾。当然,要检验一个政党的理念是否是联贯一致的,不能简单的从外部强加诸多标准,而是应从政党自身提出的评价标准来考察。对于新工党社会公正理念的分析也同样如此,所有的衡量标准都是新工党自己提出来的,是新工党政府所能接受的。社会公正理念的明确提出,使公众对它的期望值明显增加,而这一理念是否是联贯的,一致的,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新工党政府它所采取的政策在朝着社会公众的最终目标的实现途径中发挥的作用如何。
二、从新工党围绕其社会公正理念所展开的言语论述来分析
新工党将社会公正用四种价值观加以概括,使得其观点清晰明了,但是,观察新工党的所有论述可以发现,只有将四种价值观构架联系起来,从它们的关系中才能清晰说明社会公正的目标所指。这就暗示了除非这四种价值观都能完全实现,否则新工党的社会公众就不会最终实现。
第一,个人价值平等是其中的第一个价值观,它是对每个人的才能和与生俱来的价值的承认,而不论他们的出生背景,信仰或种族等。新工党提出的社会包容对平等的重新定义就是为了反对各种形式的歧视和不平等现象,防止社会排斥。这里的平等不仅包括基本权利的平等享有,还包括对实现平等权利的途径的要求。
第二,社会公正中的第二个价值观“机会均等”反映了个人价值平等的价值观,反过来个人价值平等又是机会均等价值观的基础和支撑。社会公正理念其实就是想为个人自由发展和潜力发挥提供更多的空间,使得人们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不被社会所排斥。布莱尔认为新的机会概念过多的强调了那种脱离社会的纯粹的个人自由,而旧左派又通常过分贬低社会为个人发展提供广泛机会的责任。新工党正是在这点上想超越它们,试图将社会公正与经济增长协调起来,将提供机会视为自己的责任。要实现经济的更大繁荣就要求社会公正的更好实现,反过来,社会公正也能促进经济效率和经济繁荣,两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方面没有做好,另一个也就不可能实现。新工党提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才能确保人们实现潜能的机会,掌握技能,才不会被排斥。这样不仅提高了英国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带来经济效率的增长,还能确保政府的机会均等的价值观承诺。
第三,机会均等与责任又是密切联系的,要实现机会均等,个人就必须对他人和社会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否则,在这个社会中就会被孤立和排斥。新工党提出获得机会的先决条件是履行责任,新工党强调,责任是对公民身份重新定义的一个方面,也是新的社会契约的强力粘合剂,是一个体面社会共同体的前提。只有将机会和责任有效平衡才能将所有人包容进一个强大而积极的社会。
第四,社会意识是社会公正的第四个价值观,新工党认为社会意识囊括了机会和责任这两种价值观,只有建立在权利和义务相对应的基础上的社会,个人才能得到最充足最好的发展。而只有强烈的社会意识才能保证一个强大积极的社会,权利和责任才能有效共存。
三、从其论述与政策措施及结果的关系进行分析
首先,新工党为了保证个人价值平等,采取了一些主动措施,如通过《人权法案》和《民事合伙法案》等,但同时它也在打击和行为等方面通过立法,这样措施的成果很大部分抵消了。有证据证明,在这些领域所采取的主动行为,对社会中一些成员已经构成了歧视,或者说对于其中一些成员的权利构成可能的侵害。这说明新工党政策策略本身就不是联贯一致的,一方面提倡价值平等,追求“多样性的包容的社会”,同时,对于选举中的热点重大问题又必须另行措施,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它就使得自己的论述与政策措施之间产生矛盾。
其次,就业是新工党机会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就业被认为是包容性社会的基础,就业包括就业技能的培训和提升。在新的全球环境下,个人不仅需要择业的自由,同时还要具备就业的技能,这样才能打破长期的失业和社会排斥这一恶性循环。新工党于是提出要活到老,学到老,提供终生学习机会,帮助个人不断自我充电。乍看上去,就业自由和就业技能提升两个目标似乎是协调一致的,但在实践中却是存在问题的。全球化趋势使得就业弹性增强,而这种弹性或自由性的增强使得获得稳定工作的机率下降,临时性工作、低工资工作、和低技能工作等服务性行业从业人员的收入得不到长久的保障。于是,很多人被困于低收入阶层,即便没有失业也已被排斥在社会之外,或者说是被边缘化了。新工党政府通过对现状分析,指出这是全球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于是又加大力量提供技能培训,采取一些措施解决贫困就业人口和社会排斥问题,如税收抵免(包括工薪家庭税收抵免,儿童税收抵免),最低工资标准和目标福利增加(养老金补助和稳健起步计划),虽然在财富在分配中起到显著的效果,但从根本上说,这些政策都不能解决由于政府对效率的追求以及试图将效率和社会公正协调起来所产生的潜在的压力。表面上看,新工党政府是努力去实现调和的,但进一步分析就会看到,即便是从其提供终生均等的学习机会方面来看,它也是折衷于与之伴随的经济效率的提高的。正是从这一点上,有学者指出这两个目标在英国几乎永远不会调和。但这并不是说这两个目标本身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北欧少数社会民主国家似乎有证据证明是可能的,只是要实现两方面的调和是很艰难的,毕竟很多国家都做不到。但是,既然新工党明确标榜自己的社会公正理念的一致性和联贯性,那么,不能因为实现调和是困难的就不去分析,相反,正是由于它对其理念的自我标榜,分析其策略所带来的矛盾结果就显得有必要。机会均等,就要求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率相调和,而在现实中前者总是屈从于后者,那么,从这一点来说,新工党的言论论述很显然也与其政策是不一致的。
第三,新工党社会公正理念的责任价值观也受到很多指责批评。批评家指出责任总是加给穷人,而富人在责任履行过程中,政府就保持了沉默。对于逃税人所采取的不同处理办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些巨额逃税者不但身份受到保密,而且还具有补交税款的第二次机会。那么,实践中责任的承担就当然不是均等的。
最后,新工党提出享有均等机会的前提是责任的履行,如果不能履行责任,那么就理应被社会所排斥,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与此同时,它又要求消除社会排斥,将社会包容看成是社会公正理念的一个主轴。这就意味着政府的社会意识并不能新工党的价值平等简单匹配,必然导致新工党政府的政策与其提出的责任观目标相互矛盾。
四、结论
综合一些西方学者的论述,可以看出他们的评价结论,即新工党的社会公正理念无论从论述上还是政策选择应用上都是没有联贯一致性的,不能满足一致性评价标准中的任意一条。
社会公正理论范文6
关键词:公正;社会政策;发展趋势
现代意义上的公正是在自由、平等、社会合作等理论依据的基础之上,强调“给每个人他所应得”。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公正具有重大意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就公正和社会政策的关系而言,公正和社会政策是密不可分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公正和社会政策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公正是社会政策的基本理论依据。缺少了公正理念,社会政策便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但是,同时还应该看到的是,公正毕竟只是社会安排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一种基本的规则,它需要通过一定的载体方能在社会现实中体现出来。就社会层面而言,公正必须通过社会政策体系才能够具体地得以体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政策是公正在社会领域的具体化,公正的社会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社会政策来实现的。“如果我们真正关心社会正义,我们就要把它的原则应用到个别的或者整体的产生贯穿整个社会的分配后果的亚国家制度上去。”
一、中国现阶段社会政策的问题
(一)同经济政策相比,社会政策在中国社会当中的地位极不对称
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就总体而言,中国社会似乎是一直认为经济目标优于社会目标,经济发展几近成为现代化建设、社会发展的代名词。经济政策几乎成了压倒一切的基本政策。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两者之间呈现出严重的不同步和不平衡。同经济政策相比,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政策起步较晚,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21世纪初,社会政策才开始得到一部分社会成员的认同。而且,即便是在今日,社会政策无论是就其受重视的程度,还是就其贯彻的力度而言都是不能和经济政策同日而语的。中国社会已形成了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这些弱势群体很难进入“主流社会”,处在一种边缘化的状态。“对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来说,第一。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根本没有可能;第二,在目前的体制之下,回到原来那种稳定的就业体制中去,根本没有可能;第三,朝阳产业不会向他们提供多少就业机会。”而在社会“强势群体”的一方,又往往存在着一系列诸如职业意识缺乏、角色感不强、社会责任感欠缺(如纳税意识不强)的问题,其许多行为有待于进一步规范化。社会群体间的不协调情形,造成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过大、社会焦虑现象严重等等,并将造成更多更严重的社会问题,进而使社会安全受到影响,并使社会运行和发展的质量明显降低。
(二)社会政策的整体化、系统化程度还很不够,同一性较弱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政策的主体部分尚未形成。这主要表现在中国的社会保障政策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而拥有系统的社会保障政策是一个国家社会政策得以系统建立的最为重要的标志。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尤其是1993年以来,中国在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以及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管理服务等多个方面,对社会保障政策进行了积极的探索,陆续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同其他许多社会政策相比,由于社会保障问题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如巨额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问题、各个社会群体之间利益的协调问题、社会保障基本理念的认同问题、社会保障运作专业知识的积累及运作技术的形成问题等等。所以,中国的社会保障政策体系难以在短时期内顺利地迅速确立。
由于缺乏必要的整体性、体系性和同一性,目前,中国的社会政策不仅不可能有效地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状态、保证社会成员平等的发展条件、维护社会公正,而且还会使原有一些仍有价值的和新形成的社会政策由于缺乏必要的配套政策。由于面临着一些相互矛盾的政策而难以充分发挥其自身的功能。(三)社会规范缺乏规范性
中国现在的社会政策明显地存在着不规范的特征,这特别的表现在社会政策制定程序中的不规范:一是多方参与社会政策的制定问题上,有着明显的缺陷。在制定社会政策时。理应让多方人员参与,尤其是应当允许相关社会群体有充分的参与和表意的机会使之能够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维护自己的权益。否则便是不公正的,并使相关的社会政策缺少了起码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二是公开性方面做的不够。现在在制定社会政策时,对于相关的信息的披露是不够的,往往没有对全社会公开。这就造成同某项社会政策有直接关联的社会群体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对相关信息占有的匮乏,从而使社会政策的决策者和社会政策的直接对象在信息占有方面出现一种严重的不对称的情形,进而使这些相关的社会群体更加难以有效地参与社会政策的制定过程。三是在技术手段上也做得很不够。比如,难以做到相关信息收集的充分化和准确性,而且也缺乏社会政策制定和实施后必要的评估机制和修正机制。社会政策的这种不规范性,从总体上使得中国目前的社会政策缺乏长远的考虑和必要的稳定性,易于多变,随机性过强。
(四)社会政策的“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距过大
现在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国已有的许多社会政策往往得不到落实,有关社会政策方面的法律法规执行程度很低。比如,中国目前尽管也有各种类型的权益法,如妇女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残疾人权益保护法等等,但是这些社会政策往往得不到切实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国目前“应然”与“实然”的社会政策之间过大的差距还表现在,一些基本的或“次基本的”社会政策往往缺乏相应配套和一致的具体的社会政策来具体实施,因而这些基本的社会政策便程度不同地流于一纸空文,“应然”与“实然”之间的距离自然拉开。许多具体的政策同基本的社会政策诸如宪法、劳动法之间有时存在着不协调的情形。
二、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趋势及努力方向
(一)以现代的公正理念作为社会政策的基本立足点,防止两个极端现象的发生
作为现代公正理念具体化的社会政策必须同时防止两个方面的问题,否则社会政策便是片面的,便会造成不公的现象。一个方面的问题是过大的贫富差距问题。过大的贫富差距意味着社会的不公,是需要通过社会政策来予以解决的。中国现阶段正处于市场经济的早期阶段,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调剂及其他种种原因,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公认的警戒线,造成了社会的种种不稳定的因素,并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发展质量,严重地危及到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如果还不重视社会政策的实施,那么,中国社会将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中国社会来讲,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刻不容缓。另一个方面的问题是平均主义的、高福利化的问题。中国现在虽然不是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但是,由于传统的平均主义等种种因素的强固存在,由于如今为数众多的社会弱势群体成员对于公正的强烈诉求,更由于前两者因素十分容易合二为一,因而在制定和实施社会政策时有可能会引发某种早熟性的高福利化的现象。
(二)既要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状态,又要维护其基本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