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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正理论范文1
面对我国新的任务新的要求，针对目前社会结构的特点，充分发挥思想教育社会调解功能，实现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目标，具有现实意义。在社会当中，由于社会有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社会成员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不同，造成了各个社会成员所占有资源存在普遍的差异。社会学家将地质学中原指“不同地质构造的层面”的“分层”一词套用于此，故而形成了社会分层这一理论。即将社会成员按照一定标准，划分为高低有序的不同层次和等级的过程与现象。本文从社会分层角度对思想教育的社会调解功能加以分析。
一、李强教授的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概述
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学者往往会向着新的社会结构变化。在此，笔者比较赞同著名社会学家李强教授的观点。李强社会分层理论是基于经济收入来划分的。李强教授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方法，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的职业数据计算，发现我国目前的社会结构整体呈现出一个“倒丁字形”。目前中国社会存在一类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又拥有众多人数的巨大群体。该群体内部的社会状况高度一致，即为倒丁字的那一横。同时，中国还拥有人数不多而且社会经济地位多层化的一系列的群体，累叠起来即为倒丁字的那一竖。这无疑是比“金字塔”结构更危险的社会结构。
1.“金字塔”或“倒丁字”社会结构的基本矛盾
在“金字塔”社会结构中，极少数处于社会经济地位顶层者在极力维护自身固有利益的同时也在尽力扩大自己的利益。随着上位者的利益扩大，使得基层的下位者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不足以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处于中层的社会成员及处于基层的人数众多的下位贫困者为了得到足够的社会资源则会想尽办法往金字塔顶端钻。不难看出，在这种情况下底层越大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也就会越大。现下，中国的社会结构是比“金字塔”结构更尖锐的“倒丁字”结构，巨大的社会经济底层人数使得中国目前的社会存在明显的潜在危机，更易发生难以调节的社会冲突。“金字塔”结构或是“倒丁字”的社会结构造成的典型负面影响是使大部分社会资源高度集中在社会成员中极少数人的手上。直接导致不同社会成员因其所在的社会层面不同，所拥有的获取社会资源自然而然的不同，造成富者更富，贫者越贫的恶性循环。长时间的积累不仅使得社会分层化愈来愈重，即从“金字塔”社会结构发展成更加不平衡的“倒丁字”社会结构。而且，随着两极分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处于劣势者的生活状况会愈来愈差，从而负面情绪不断的积累，对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具有巨大的消极影响。
2.“纺锤形”社会结构的科学性和可持续发展性
相较于“倒丁字形”或“金字塔形”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性，“纺锤形”则更具有可持续发展性。无论在怎样的社会形态下，一支拥有庞大数量的中产阶级无疑是社会能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该群体的社会成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差异性不大，同时亦可以满足其自身的生活要求，使得成员之间的矛盾甚微，融合性强。相较于下位者，中位者拥有一个较为满足的生活状况同时对于自己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具有较强的维护意识。所以，在面对社会矛盾与冲突时，他们会普遍持有保守态度，会更倾向于理性选择。正是因为这一特点使得这一层次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稳定性。当这一阶层变为社会的主体时，发生矛盾冲突的概率会变得特别低，这对于社会稳定和发展是极具有积极作用。无疑是我国当今社会形式向“纺锤形”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
二、中国当下畸形的社会结构正常化应具备的条件
现下国内无法办到使下层等级的人群对于他们目前的地位特征达到认同的程度，而直接导致上层阶层成员利用其自身的权力与地位对不安于现状的下层人群强力镇压，其本身就不是一个科学的可持续的方法。这无疑使社会矛盾越来越僵硬，最终达到无法调节的地步。目前，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将不合理的“倒丁字形”或“金字塔形”社会结构向科学合理的“纺锤形”发展。要使中国社会结构往“纺锤形”方向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现在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促进社会结构由“倒丁字形”向“纺锤形”转换是中国目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奋斗目标。针对如何缩小贫富差距，成功转化为“纺锤形”社会结构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至少要满足三点。
第一，积极发展中国经济。在当下这种社会成员间的社会资源存在巨大的差异性，矛盾愈发激化的情况下，发展经济是解决问题的必要基础。只有使社会总体资源得到保证，使得人均所得的社会资源普遍升高，从而下层者可以满足生活基本需求，才能实现消除社会矛盾的根源问题，还能实现下层者向中层流动的可能性。
第二，要保证社会的稳定。社会稳定主要是指社会成员之间及社会成员与外部的正常有序的状态。社会是由众多的个体的集合体，个体的行为对于整体的影响是必须由强硬的社会制度和规定来规范的。社会的稳定性关乎国家的法律是否可以具有有效性，国家的成员是否可以履行自身的义务和责任。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稳定性是实现社会发展前提。这两点也是政府管理部门所负责的首要任务。
第三，为保证利益可以往下流动，利益的向下流动是实现“纺锤形”社会结构的核心步骤。在社会资源充沛社会稳定的情况下，若不能实现利益向下流动只能使上层者聚集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下层者还是保持着糟糕的生活状态，下层者的“仇恨”心理只会更加严重，反而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只有实现利益的向下流动才能保证下层社会成员得到足够的社会资源，进一步向中层发展，减少下层贫困社会成员的数量，使人们渐渐向中层涌动，最终达到“纺锤形”的社会结构。这也正是我们思想政治教育所能做到的，也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三、思想政治教育在建设纺锤形社会结构中的调节功能
如何使社会下层人群接受现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同时上层人积极配合社会结构向正确方向改变的工作，从而达到社会稳定团结安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一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
第一，通过上文所述，不难看出稳定下层人群的情绪是思想政治教育所要到达的第一目标。由于社会资源分配的极不合理性使得大量社会下层人群所占有的社会资源远远不及极少上层人群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由于中国现如今的总体社会资源不足，引出了下层人群不满情绪的根源所在，即为下层社会成员难以维持基本的物质生活。长此以来，大量存在的贫困人群会大大消减国家的凝聚力。与此同时，贫困人群由于长期的消极态度所致，难免会发生不理性并危害到社会正常秩序的行为，使社会秩序难以统一管理。所以当务之急即为建设完善的健全的社会弱势群体的保障制度。在满足他们基础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为该群体提供如最低保障制度、农村扶贫脱困制度、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灾害救济制度等保障条例。实现让下层人群的生活质量向中层人群靠拢，提高这类人群的社会兴奋感，安抚他们的消极情绪，达到缓和社会阶层矛盾增大社会稳定性的目的。
第二，在保证下层群众安定的同时，也要动员他们积极争取其自身利益。为了使下层群众思想达到积极争取的这一高度，首先要使他们了解上层人群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作用，增进两者之间的相互了解，引导下层群众对于收入分配的差异性和现在所出现的两极分化有一个正确的理解，进而缓和不同社会阶层的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在保证上层群众与下层群众相互了解的前提下，积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下层社会成员的思想素质。凝聚弱势社会阶层内部思想，提高这一社会阶层的影响力，从而为争取利益下流奠定基础。召集此社会阶层的社会成员共同通过合法的途径争取自身的利益，集体向执政团体发出呼吁，引起社会全体成员的重视。此外，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要让该阶层的人群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培养其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动员这一阶层人民接受教育，通过提到自身的素质修养，丰富思考角度来提高自身的价值。以知识为武器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现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得到质的改变。着重强调争取途径的合法性，避免由于下层群众通过不理性的争取途径而导致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第三，通过思想教育使上层人可以学会割舍利益，达到利益向下流行的效果。这不仅需要政府推出强有力的相关政策，使上层社会人群的思想上由被动转化为主动也是十分重要的。对于前者而言，国家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规范分配标准，在达到基本的按劳分配的条件下，实现公正，公平的二次分配。将上层群众的资源与利益通过规范的分配秩序流向下层人民，进而减少上下阶层的收入差距，充分合理地利用税收政策来调节社会之中的资源财富分配。通过法律确立相关制度无疑是使社会资源向低收入人群流动，减小社会收入两极化的最有效的方式。对于上层人群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极其必要的，如若可以起到使富人们主动将利益割舍给贫困人民的效果，这不但可以使社会资源均一化进程加快也能有效地缓和了社会上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偏见与矛盾。相关部门应大力开展相关的思想改革，弘扬社会慈善事业的伟大高尚意义，培养上层社会成员的社会责任感。多开展相关的慈善活动，并要适当地奖励以与社会名誉相关的奖励。由上可知，公平公正的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与相应的慈善活动是缩小社会资源不合理分配和经济收入两极分化的重要手段。
社会公正理论范文2
关键词：社会资本 社会公共需求 公民参与
中图分类号：F2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3-027-03
一、社会资本的概念及其理论综述
（一）社会资本的概念分析
在20世纪90年代，社会资本（Social Cpital）的概念在西方的社会科学中流行起来，以布尔迪厄为代表的一些社会学家对社会资本概念及其理论的研究赋予了社会资本在经济学意义上的更多的社会学意义。许多学者都从各自研究的角度去定义社会资本，但是综合各家之说，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对社会资本这一概念进行理解。
1.社会资本是有利于行动者实现目标的社会资源。与个体资源相区别，社会资源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需要通过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和联系方可产生和获得。它存在于社会网络中，并为社会成员所共享。因此在由人所构成的社会中，个体生存与发展的获得，不仅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些都需要以规则、美德和诚信为基础来完成。
2.社会资本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无形资本。从社会科学的范畴去界定社会资本，更多是使之区别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是有形的，可见的物质是其存在的形式；人力资本肉眼看不见，它存在于个人掌握的技能和知识中；社会资本基本上是无形的，它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为生产生活提供了便利，社会资本具有同样的作用。例如，与成员之间互不信任的群体相比，一个相互恪守承诺，彼此信任的群体更有利于生产生活的进行。”{1}
3.社会资本是一种可以使社会网络中的行动者获得收益的能量。无论是作为社会资源还是作为无形资本来说，社会资本都在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与互动”，这也是其外部性或者说是社会性的重要体现。而我们知道，人们之间最基本和最原始的联系就是生产，生产不仅产生了大量的生产与生活资料，体现其经济性，而且使人们在生产中相互联系，分工协作，体现其社会性。如今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个体间的联系与互动更为迫切。而网络式的组织联系，更便于人们获得生存、发展所需要的信息。社会资本以一定的社会网络为基础。最初的社会网络以血缘和地缘为核心而构建，但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和扩大，乃至全球化及信息化的到来，社会关系网络也冲破了血缘和地缘的限制，开始走向更为广阔的领域。
综上所述，社会资本作为存在于国家权力之外，通过社会民众的自由、自主的横向互动而形成的基于信任、合作与规范基础之上，以社会自治机制为主要调节方式的社会结构，它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自治能力。
（二）社会资本与社会自治组织
社会资本与社会自治组织的发展具有共时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二者几乎是同时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促进了人们之间的交往，交往是构成社会资本各要素产生的根本所在。而无形的社会资本要素又对社会自治组织的产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因为与信任、合作、规范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能够通过人们协调的行动来促进社会自治组织的产生。同时市场经济又对人们的个体利益和价值取向起着重组与分化的作用，即它既导致了个体利益和价值观的多样化，同时又使得一些个体利益和价值取向趋同的人走到一起，结合成为各种社会自治组织。因此可以说构成社会资本各要素的不断加强促进了社会自治组织的形成和发展。而社会自治组织的发展又有利于社会资本各要素的进一步发展，二者之间具有互动性。对于社会自治组织的认识我们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其组织形式上，而应该充分看到社会自治组织当中所蕴涵的社会自治力量与社会的自治机制。
（三）社会资本与公民精神
社会资本与社会自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有助于培养公民精神，进而形成一个相对于国家而存在的公民社会。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它能够促使社会成员更多地关注自身之外的集体与社会。有助于公众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公共事务当中去，这正是公民意识和公民美德的体现。而信任、规范和网络等社会资本更有利于公民在公共事务中去进行协调与合作。公民参与网络不仅可以产生普遍化的互惠惯例，使得个体间的行为更具有预期性。同时也使得个人的品质和信誉更易保持和传播，人们将更加注重社会舆论的认可与评价。公民在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中，不仅有了彼此的交流，而且从中获得了信任、理解以及合作的机会。当公民之间能够长期进行这种交流与互动时，就会增强他们的归属感，由此创造一种群体的身份和意识。
社会资本理论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于，一个合理的社会构架应该包括国家、市场和社会。国家（政府）之外仍然存在有合理的发展策略，这一策略便是在由个体间的互动与联系中所产生的基于信任、合作、社会规范的社会自治力量与自治机制，它将与国家（政府）的力量形成互补与制衡，并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
二、我国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现状
政府满足公共需要的有效程度，是体现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大小的一个重要标准。“所谓社会公共需要，是人类社会共同体解决所面临的社会公共问题的共同需要，它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共同需要；它是除政府以外的其他社会团体和市场不能满足、不能提供的需要，具有社会成员享有的互不排斥与平等享用性。社会公共需要是在个人需要满足之后，公民寻求解决公共问题的需要、安全的需要、自尊的需要、享受的需要和发展的需要所产生的公共需要。”{2}因此与社会公共需要相对应，“政府的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可以概括为服务社会、服务公民、服务企业、服务市场等四大方面。从保障公民权利到促进就业、从普及教育到住宅建设，以及提供医疗保险和社会援助、建设公共设施、保护自然环境、为企业提供信息咨询以及其他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3}因此政府应该将其公共权力与所汲取的社会资源相结合，去满足社会的公共需求。这是政府不可推卸的“天职”。而政府的服务能力直接关系到公众对政府的认可程度。
对于当代社会来说，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会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首先从政治层面来说，当代社会以民主政治为其特征，人民在社会中享有各项作为公民的权利，并且可以自主的决定自己的事务。政府的存在不仅要保障公民合法权利的自由行使，而且还要为公民提供它们自身所不能提供的各项服务。其次，从经济层面来看，市场经济的建立，使得个体之间能够在法律的框架内，根据自身的需要去建立契约关系，从而实现各自的目的。因此当人们之间的关系由身份走向契约时，政府的角色不再是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和驾驭，而是去帮助个体实现他们的私人利益和共同利益。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了一个涉及教育、文化、科技、卫生、社会保障、国防等较为全面的公共服务体系。公共服务的总量也在不断上涨。但是我国的公共产品却仍然处于短缺状态。这主要源于长期以来，政府财政投入的主要目的就是最大限度的获取经济利益。所以我国财政的大部分都集中在竞争领域，而对于社会的服务领域却很少问及。这使得虽然经济在快速发展，但是民众却没有充分享受到由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与实惠。从而出现了各种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局面。这主要是受计划经济模式的惯性使然，人们时常认为由政府直接参与投资、直接参与经济建设、直接参与资源的分配等经济管理方式是理所应当的。虽然在实践中经济建设型政府避免了由于经济转型所出现的动荡，但是这却使得政府将注意力长期集中于GDP的增长，而疏于对其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为此由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所导致的诸多不协调因素在市场化改革的日趋深入下显现了出来。“例如在经济社会中突出的矛盾表现在：收入差距，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农村贫困、城市弱势群体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就业压力大，就业形势严峻，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而城市失业人口又居高不下；医疗、基础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历史欠账太多，有效供给长期严重不足，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生产安全、卫生安全、食品安全事故频繁发生，社会秩序急需重建。”{4}
而社会资本的积累可以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有所改善。社会资本的积累使得社会的自治机制在不断完善，社会的自主性在不断地加强，它可以促使政府不断提升自身的公共服务能力。
1.社会资本的积累可以使政府树立全新的行政理念。由“官本位”转向“民本位”，建立为公众服务的导向。“官本位”和“民本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府理念。所谓“官本位”就是一种为官至上的观念。它强调了权力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和绝对优势。权力不受限制，无限膨胀，并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而“民本位”就是一种为民至上的观念。它强调了政府的任何行为，都要以社会和民众的需要为基础。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它的存在为的是对社会诉求进行回应，对社会进行服务。中国无论是在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还是在以高度集权为特征的计划经济时代，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始终是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国家一味地强调公民对国家的义务，却忽略了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和个人利益的尊重与保护。公民的权利实际上早已在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过程中，淹没在了无差别的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之中。在此情形下，国家利益或集体利益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仅仅是政府自身的一种价值或利益偏好，更多的是满足政府作为经济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原有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本能地要求政府要还权于市场，还权于社会，为社会力量的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与支持。在政府权力逐步从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中做合理退出的时候，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也开始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官本位”的执政理念开始让位于“民本位”。理念的转变将会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
2.社会资本的积累可以改变我国公共服务供给的单一化局面。从传统的观念认为，政府不仅是国家权力的拥有者，是社会权威的代表者，同时也是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主体和管理中心。政府运用其独有的强制力来获得和垄断一切社会资源，由此负责一切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公共物品及公共服务的提供。从而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当之无愧的“全能”角色。而实践证明，政府全能不仅不可能，而且还造成了有限资源与政府职能无限扩大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了政府角色定位中的越位、缺位和错位。因为“首先，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国家已经丧失了应有的行为能力，也难以预测自己的行为后果，甚至难以避免产生有害的决策，并受落后思想的束缚，不时地颁布不适宜的或无必要的合法性迫使各种群体接收。其次，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地位危机，社会一致性分裂和文化分裂，公众对公共权力的效能和未来越来越不抱有幻想，公众的心灵世界碎片化，行为边缘化也日趋严重。第三，作为社会一致性中枢的公共行政体系能力衰减，并进一步成为公众的负担，中央集权，分等论级的控制不再有效；科层系统陷入了的怪圈，公共政策无力承受大量社会需求，无法对太多和太矛盾的公共问题做出裁决。”{5}在此情况下，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就显得十分困难。要想真正改变这种状况只依靠政府的力量必然显得势单力孤。基于此，要改变我国公共服务供给单一化的局面。
实际上作为公共管理来说，它是以政府为核心并由社会中介组织和公民大众共同参与的一种公共实践活动，它所依据的主要手段包括公共政策和市场竞争。公共管理活动要强调政府和社会的互动与合作，因为其主体是多元的，即除政府之外，各种社会组织都有可能成为公共管理的主体，而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地位依然特殊而举足轻重。例如制定法律规范，保护自然环境、弱势群体等。但是同时政府也要将社会充分的调动与组织起来，积极培育社会中介组织来与政府共同进行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提供。随着公共管理主体的多样化，政府不再是公共管理活动中唯一的权力中心，其他参与公共管理活动的多种社会组织只要得到公众的认可就可以成为不同层面的权力中心。它们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为政府来分担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责。社会资本的积累使得公共管理活动的主体能够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状态。它们之间成为了一种权力依赖与合作伙伴的关系。
3.社会资本的积累弘扬了个体的主体性，使得公民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不断加强。而公众的参与则是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重要社会基础。人类作为社会的主体，具有各自不同的意志和品格，也应该有权利决定自己的事务。在现代民主条件下，公民的广泛参与是公民权利和利益表达的重要途径。“所谓公民参与就是指公民借助于一定的参与渠道，参与或影响政府公共决策或公共事务的行动过程。”{6}如果公民能够积极参与到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动中而不是被动的或消极的等待，那么这将是人的主体性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任何一个政府其有效运作都离不开它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因此公民积极广泛的参与，不仅是对公共管理活动的有力支持，而且它还能够使政府的公共管理更具有现实意义，并拥有坚实的群众基础。随着政府与公民互动的不断加强，集权条件下政府所缺少的公共责任意识会不断增强，由此也会不断提高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品质。因此只有广泛的公众参与，不同阶层，不同群体才能够充分的进行利益表达。政府的政策才能够真正满足公民的需要。不仅如此，公众参与本身还可以将政府的活动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对政府的行为形成必要的约束。由于政府经济人的特性，使得政府在行政的过程中常常会偏离最大限度地实现和保证公共利益这一根本目标，偏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由于政府并非是超利益的组织，因此它的活动并不必然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就需要公民力量来不断对其行政行为进行必要的纠偏。只有公民的广泛参与，才能够使政府的行政过程更具有公开性和透明性，从而增强政府公共决策的社会基础，使其更具合法性，提高政府的行动能力，实现政府公共服务效能的最大化。
注释：
{1}[美]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
{2}李军鹏.公共服务型政府.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沈亚平，王骚.社会转型与行政发展.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4}倪春华.对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理性探讨.改革研究，2006（3）
{5}孔繁斌.政治学知识的转向：治理理论与公共管理.南京社会科学，2001（9）
社会公正理论范文3
关键词：风险社会理论 环境风险 公共行政领导者 危机决策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08-048-03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时代，防范主要由人类社会自身造成的风险是现代社会重要议题。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未然状态的风险等同于已然状态的危机，但是，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指出的，“我们正在讨论和争论的虽然‘不是’现状，但如果我们不改变进程却‘可能’发生。”面对随时可能转化为现实危机的风险，我们必须重视现代社会发展中所面临日益增多的复杂因素，因为哪怕其中一个微小的因素也能把潜在的风险变成现实的危机，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失。我们应该以风险社会理论为警示，防患于未然，积极完善我国政府危机管理。公共行政领导者作为政府决策的首要责任人，是预见并及时化解风险，防止风险转化为危机的关键角色，而且，当风险无法控制转化为危机的时候，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能力又直接影响危机管理的效果。从现实情况上看，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受体制机制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各种矛盾聚集，社会和自然风险不断增加，社会危机现象频繁发生，对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一、风险社会理论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风险已经成为人们认识现代社会的核心概念，风险代替物质匮乏，成为当今时代的主要烦恼。风险是有威胁的未来，在风险社会中，社会进步的阴暗面会越来越支配社会和政治。与传统社会的自然风险不同，现代社会风险更多的是由人为制造出来的风险，如工业的自我维护以及对自然的毁灭性的破坏带来的社会和环境风险。对于现代社会的风险研究，贝克非常注重对核辐射、生物工程学或者温室效应、技术应用等所带来的环境风险的研究，他试图从社会整体上把握环境危机及其对西方工业社会的影响，他认为环境风险是一种社会威胁，同时威胁着所有的社会阶层，环境危机是工业社会的制度危机。为了抵御风险，现代社会构建了完备的制度和技术系统，但也产生了新的更多风险，比如技术风险、制度风险和环境风险等，这些风险具有隐秘性和高技术性的特点，它们是现代性的必然产物。当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相对满足的时候，当我们的社会需要更高的生活质量的时候，规避风险就成为我们时代的中心政治议题。要解决社会风险，就必须对现代性进行积极的反思并寻求变革。贝克同时认为，要解决这些风险需要专门的知识，风险政治学就是关于是知识、专门技术和非专门技术的政治学，在风险讨论中，知识和专家的地位提升到了政治地位。
当前我国正处于关键的社会转型期，处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治发展的矛盾聚集阶段，是社会和自然风险的高发期，而这些潜在社会和自然风险往往又很容易转化为各种现实社会危机。经济转型过程中利益纠结，社会发展中的突发安全事件，政治发展中腐败问题，以及大规模雾霾的蔓延，环境污染事件的频发等都是风险社会时代的重要表征，虽然我们还不能武断中国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时代，但是，风险社会理论对我国公共危机管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应根据风险社会的重要特征，提前布局，建立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长效机制，以期能迅速化解风险，防范危机。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处于政府决策核心位置的公共行政领导者的危机决策能力对政府的危机管理效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故而，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探讨公共行政领导者的危机决策能力是极为必要的。
二、风险社会的到来凸显了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能力的不足
作为新时期的公共行政领导者，它既是社会管理的主体，也是进行各种危机处理的关键人物，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关系着危机局势的发展变化。公共行政领导者的危机处理能力，也就是公共行政领导者在危机情境中的组织、协调、指挥、控制、决策等能力的综合体现，是其有效化解危机的根本前提和基础。而面对随时可能转化为社会危机的风险，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能力的不足日益凸显。
1.公共行政领导者对风险和危机的预见能力不足。政府承担着社会管理的重任，政府的决策质量的高低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着长远的影响，而作为政府决策核心要素的公共行政领导者的风险和危机预见能力则左右着政府决策质量的高低。而现阶段一些公共行政领导者在做出经济社会发展决策过程没有充分意识到风险社会的特征，对决策在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危机预见能力不足。近几年，因暴雨问题凸显的城市排水问题就是公共行政领导者对风险和危机预见能力不足的明证。公共行政领导者在做出决策的时候本应高瞻远瞩，尽可能预测未来可能的风险和危机，并为此建立相应的应急机制，充分预估未来遭遇灾难或危机后可能出现的瓶颈，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尽可能消除导致灾难的各种潜在因素。而由于制度和领导者自身能力的限制，一些公共行政领导者对决策风险和可能的危机预估不足的现象还比较普遍。
2.公共行政领导者对风险和危机的辨别能力差。对于公共行政领导者来说，在风险和危机爆发之初有效的控制和消弭危机往往比挽回和处理危机更加重要。然而从当前我国风险防控和危机处理的经验中，我们不难发现部分公共行政领导者不具备对风险和危机的辨识能力，不能在危机爆发初期，就准确判断危机的性质，预见危机爆发的危害，从而对症下药，将危机化解在尚未造成危害之时。如松花江污染事件就凸显了地方公共行政领导者对风险和危机识别能力的欠缺。
3.公共行政领导者对风险和危机信息搜索能力比较弱。赫伯特・西蒙曾指出：“在危机状态下：决策者事实上并不具备相关决策状况的所有信息；决策者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决策者在有了相关决策状况的简单印象后就行动；决策者对的选择行为受所得信息的实质和先后顺序的影响。”从中不难看出，针对信息收集，公共行政领导者对风险和危机信息搜集能力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首先决策者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即公共行政领导者面对情报部门收集来的有关风险和危机信息，难以分辨出信息的真伪、主次，不能透过信息的表层现象对风险和危机的本质有深层次的认识，从而引起判断失误，决策不力。其次，信息掌握不全面，当公共行政领导者面对不完全的信息时，难免不会影响到公共行政领导者的危机决策能力的发挥，做出偏颇错误的决定。最后，信息搜集不及时，例如2008年南方低温冬雨灾害，由于我国气象局的天气预报系统具有滞后性，不能及时而准确地预计未来一周之后的天气状况，各交通部门之间互通信息不够等，导致公共行政领导者不能及时获取相关信息，无法估测到可能出现的情况。
4.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断能力不足。当风险一旦转化为现实的危机时，危机决策是对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断能力的重要考验，然而，许多领导者在危机决断时，果敢不足、优柔有余。尤其在面对一些新问题新情况时，公共行政领导者往往失去判断力，不能灵活地应对复杂的环境当机立断做出最有效的决策。
5.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执行能力差。有些公共行政领导者虽然对风险和危机有了清醒的认识，当机立断做出了合理的决策，但是在危机决策的执行环节，限于主客观条件，正确的决策没有执行到位，致使危机决策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
6.公共行政领导者对危机事件的追踪决策能力欠缺。社会风险具有隐蔽性和潜在性，往往突然爆发酿成危机事件，而且其后续发展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危机决策是往往是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做出的紧急决策，有的时候是完善的、不合理的，公共行政领导者应对危机事件密切关注，及时调整政策，进行追踪决策。而有些公共行政领导者会忽视了对危机事件的追踪决策，导致危机事件不断蔓延，造成了更大的损失。
三、造成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能力不足的原因
1.公共行政领导者风险和危机意识淡薄。公共行政领导者的风险和危机意识是他们进行公共危机决策的基础，公共行政领导者应该预见潜在或现实的风险和危机，识别风险和危机爆发的征兆，并在爆发之初，预见风险和危机发展趋势，估测危机带来的后果，提前制定有力的预防措施，以控制危机的影响范围。现实中，由于公共行政领导者风险和危机决策意识淡薄，而致使危机事件扩大化的现象时有发生。公共行政领导者风险和危机意识薄弱不仅会使危机扩大化而且会引发新的危机。面对危机爆发，公共行政领导者承受着心理和时间上的双重压力，他们不能在复杂的危机面前果断决策，从而延误危机处理的最佳时机。
2.公共行政领导者自身素质有待提高。公共行政领导者自身素质的高与低直接影响着他们决策能力的强弱。危机决策制定的特殊性，要求公共行政领导者具备较高的自身素质，使其能在短时间内做出适合危机事件处理的决策。这里我们将从以下三方面来分析公共行政领导者自身素质：首先，公共行政领导者心理素质不过硬。危机决策是对公共行政领导者心理、能力、知识水平等方面的多重考验，“在危机发生中，公共行政领导者往往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心理承受能力的强弱是决定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本身能力的重要依据。”就当前的一些危机事件，我们不难看出有的公共行政领导者由于自身危机处理知识不足、心理素质过差，导致在危机突发之时，无法做出正确的危机决策，致使危机转化为灾难。更有甚者，一些公共行政领导者因为惧怕风险，在危机决策的关键时期，畏手畏脚，最终错失危机处理的良机，给社会带来巨大损失。
其次，公共行政领导者的责任意识不强。责任重于泰山，责任意识是公共行政领导者成功进行危机决策的关键要素之一。所谓的领导，就是在享受特权的同时，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在风险或危机来临时，有勇气站出来，单独扛起压力。在危机处理中，公共行政领导者在责任意识的驱使下，将自己的职、权、责联系起来，立足于社会民众的利益，履行自身的职责和使命。
现实中很多危机事件是可以在初发期就加以控制，但是由于公共行政领导者或对存在的安全隐患麻木不仁，或对危机的爆发心存侥幸，或对潜在的危机敷衍塞责，导致危机事件不断发生。
最后，知识水平有限。变化多端的危机事件要求公共行政领导者不断学习，不仅要具有管理学、心理学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还要掌握危机决策相关的知识。但是一些公共行政领导者由于缺乏危机意识或者极少接触类似危机事件，危机决策学习的意识不足，危机处理经验缺乏。另外我国缺乏对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技能的专业培训等制度，造成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知识不足。
3.危机决策的信息搜集系统不健全。无调查无发言权。信息不仅是一种重要的决策资源，更是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的依据。缺乏充足的信息资源，公共部门领导者的危机决策就容易出现偏差或错误。就我国而言，信息搜集系统存在以下缺陷：其一，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信息系统的技术设备较为落后，人员素质不高，造成信息系统的搜集力度不大，我国的电子政务、数据库资源共享平台等的建设都处于初级阶段，信息的搜集一直沿用传统的方式，同时信息系统的工作人员素质有待提高，这就造成我国信息资源不足，难以支撑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理。其二，我国官办的信息机构，除国家安全部门外，均实行分级管理制。在这种管理方式下，信息机构的独立性大打折扣，当信息搜集的工作触及政府或者某些领官员私人利益时，政府的自利性和官员的私利性便会凸显，一旦缺乏监管，政府和公共行政领导者极有可能对信息搜集进行人为干涉，甚至不惜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信息进行伪造、篡改，因而信息的真实性得不到保证。
4.决策的辅助机构作用不突出。决策辅助机构是指由专家组成的辅助公共行政领导者决策的智囊团，它主要负责信息的搜集、处理、分析，方案的制定等工作，在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中发挥参谋咨询的作用。事实上决策者在利用专家智囊团时存在一定的误区和问题，具体为：一方面就公共行政领导者而言，一些公共行政领导者对智囊团的作用认识不足，或者过分依赖，将所有的工作全部交予智囊团，对其提出的方案全盘接受，将智囊团的作用过度扩大；或者咨询意识不强，公共行政领导者过分自信，误将智囊团当做秘书机构，弱化其真正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就智囊团本身而言，智囊团的专业素质有待提高，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研究人员的知识水平，实际的工作能力较低。智囊团成员结构有待改善，研究人员的年龄、气质、经验、知识等结构不合理，部分研究人员还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没有足够的时间从事政策研究分析。而且，作为智囊团中的专家学者在辅助政府决策的过程中应树立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5.危机决策的法制环境不健全。法律是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公平正义的基本准则，任何人的行为都不能逾越法律。处于非常态下的危机决策行为，需要法律为其提供正当性和合法性，然而现实中，我国危机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具体说来分为：其一，由于对公共行政领导者行使危机决策权力的过程缺乏切实有效的监管，使得领导者危机决策权力的运用出现滥用或者缺失的现象。为了能快速解决危机事件，公共行政领导者作为危机决策的首要负责人，会在危机决策中迅速集聚权力，决策程序相对简化，以便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决策。这一过程中，领导者的危机决策极易侵害公民的利益。此外，部分领导者因怕担风险、担责任，而在危机决策的关键时刻，放弃决策权力，不履行自身的职责义务，导致危机发展为灾难。
其次，现有的危机管理方面的法律体系存在很大的不足。部分现有的法律法规执行力度不够，无论多么有威慑力的法律，如果不能得到落实，那么只能是一纸空谈。此外，部分法律法规太过分散、老旧，需要及时补充更新，以适应复杂的危机管理工作。
四、提升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能力的建议
1.增强公共行政领导者的风险和危机意识。现实生活中，很多风险和危机爆发前都会有征兆，可是由于公共行政领导者风险和危机意识淡薄，在危机初露端倪之时，不能及时发现，采取相应措施，致使危机酿成大祸，带来很多不必要的损失。这就要求进行危机决策的公共行政领导者，有较强的危机意识。一方面公共行政领导者树立“居安思危”、“一切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思想，在日常工作中，关注久积社会问题的变化，留心各类信息的传播，培养自身的风险和危机识别能力，将危机决策纳入日常决策中。另一方面，平时公共行政领导者要注意危机决策资源的积累，其中主要包括人财物等有形资源和信息、智慧、经验等无形资产，这样有利于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的做出。
2.提高公共行政领导者素质。首先，提升公共行政领导者的心理素质。公共行政领导者作为危机第一决策人，必须具备处惊不变、大胆果敢的心理品质。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公共行政领导者具有很强的克制力，压制内心的恐惧和焦虑，以沉稳冷静的方式，快速有序地应对危机。同时，面对非常规的危机决策，公共行政领导者要果敢善断，能准确地判断危机发展趋势，迅速获取相关信息，并从众多的备选方案中，准确地挑选出最佳的决策方案。
其次，加强公共行政领导者的责任意识。在危机决策中，公共行政领导者要勇于承担责任，积极履行职责，危难时刻不退缩，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想方设法化解公共危机。然而，从有限理性的角度出发，公共行政领导者作为一个社会人，在危机关头的自利思想会影响其决策的正确性。因而，在公务员常规培训中，要积极开展思想教育，同时加强对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处理过程的监督，对于、不履行职责的公共行政领导者加以惩处，达到以儆效尤的目的。最后，提升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的知识水平。一方面要加强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教育，即组织公共行政领导者定期进行必要的危机决策知识、经验和技能的学习交流活动，提升公共行政领导者的知识储备，加深公共行政领导者对危机决策的认识，避免公共行政领导者因知识的缺乏而束手无策。另一方面进行必要的危机演练，即进行公共危机模拟训练，展现危机爆发的情景，这种方式既丰富了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的经验，又有利于领导者危机决策能力的提升。
3.完善信息系统，提高信息获取能力。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日常决策中，公共行政领导者不可能搜集到所有的信息，尤其在情况紧急的危机关头，公共行政领导者更加不可能获取足够的信息用以决策。因此，在危机决策中，利用有限的条件尽可能多的搜集与危机相关的信息，就显得及其重要。一方面要利用新型的科技手段，提高信息搜集工作的质和量，一改原来不科学的搜集方式利用互联网、大众传媒等传播速度快时效性强的信息传播渠道，获取更充足的信息资源。另一方面，改变原有的信息机构的管理体制，变分级式管理为纵向条式管理，建立一个直接隶属于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的信息系统，广泛搜集各种社会信息。
4.发挥决策辅助机构的作用。从公共行政领导者方面而言，要彻底改变对智囊团作用的认识，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和纷繁多出的危机事件，公共行政领导者要积极利用好智囊团的优势，在决策制定中真正发挥智囊团的参谋咨询作用，这就要求公共行政领导者，重新定义智囊团在危机决策中的辅助作用，促使其发挥最大的价值。从智囊团自身来讲，国家要从硬件和软件上支持专家智囊团的发展，软件方面完善智囊团的人员结构，老壮青三者结合，提升研究人员的素质，同时发展和吸纳复合型、综合性的人才；硬件方面，扶持非政府智囊团，为他们提供资金援助。
5.健全危机决策的法制环境。健全的法制环境是公共行政领导者形势危急决策权力的外在保障条件。为此，应加强对领导者危机决策权力使用的监督，健全和完善公务员引咎辞职和行政问责等制度，将危机决策与领导者自身利益联系到一起，增强领导者危机决策的责任感，确保决策权力用于为人民谋利益。同时，加强危机管理方面的立法，进一步完善危机管理相关法律系统，为领导者危机决策提供合理性和合法性，让领导者危机决策权力的行使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DL11BC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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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正理论范文4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社会互动 启示
教育方法是影响教学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方法恰当对学生的学习热情与参与积极性起着关键的导向作用，因此在任何理论的学习过程中都离不开方法论的研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如此。“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既要坚持以基本理论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又要借鉴吸取许多相关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才能建设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质上是教师与学生互动的活动，所以社会互动理论的相关内容可以为我们所吸收，用于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的理论创新。
1、社会互动理论的基本内容
社会互动是社会学中的一个概念，也是微观社会学的重要课题之一。在社会学中。社会互动意味着相互作用，其是指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发生相互影响性的行动方式和过程。构成社会互动，应具备三个要素：(1)应有两方以上主体。既然是相互作用，主体必然不能少于两方，至于每方人数具体是多少则没有明确限制，其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因而不论在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还是群体与群体之间，互动都可发生。(2)主体间应有某种形式的接触。这种形式既包括语言。也包括非语言，如身体感官或其他媒介等。换言之，一方主体应向他方发出一定的“符号”即通过行为或意思表示的方式传达给对方。(3)各方主体都能意识到“符号”代表的意义。对于一方主体做出的意思表示或行为，其他主体不仅能清楚认知，而且能对此积极回应，即A向B发出符号，B接收该符号并按符号指示做出反应，然后再返回到A，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互动环。
2、社会互动理论的类型与适用前提
2.1 主要类型
社会互动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互动方法。以方法不同为标准。理论界形成了常人方法论、符号互动论、拟据论、社会交换论和参照群体论等几种主要观点，下面就对它们作简要分析：
2.1.1 常人方法论
该理论是由美国社会学家加芬克尔创立的旨在研究人们在日常生活互动中使用方法的理论。其假设在现实生活中社会成员依据一定的规则和程序进行互动，这些日常生活中不成文的、大家公认的互动规则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基础。加芬克尔以此为前提进行了大量实验，结果表明人与人的互动是以一定背景知识和常规为基础的，如果忽视了这种内隐规则，互动就无法进行，进而也不能实现预期目的。所以，从此意义上说各方主体能达成对所认定“规则”的共识是有效开展互动的前提。
2.1.2 符号互动论
该理论以美国心理学家米德和库利为代表，其认为符号是社会互动的媒介，互动是通过符号进行的，是一种“符号运动”：人的行为具有意义，要理解此意义即必须设身处地、站到对方立场上加以阐释：有时此意义会随着情境变化而变化，这就需要互动各方通过不断协商来达成共识以重塑其意义；他人对我是明镜，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和态度中认识自己。可以提高自身素质，进而决定行为选择和行动方向。
2.1.3 拟据论
该理论是一种用表演和比喻说明日常生活中人的互动的理论，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他认为社会是一个舞台、每个人都在其中扮演一定角色，他们之所以努力表演，目的是想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通过美好印象的塑造以使自己在互动中占据优势、对他人行为进行有效控制，从而使对方理解自己的行为并做出预期反应。从本质上说，该理论强调变通，即在不同场合应变换不同角色，从而适应互动环境的变化性。
2.1.4 社会交换论
该理论由美国社会学家霍曼斯等人建构，其认为互动实际是奖赏与惩罚的交换运用。若使某人继续一行为即应对行为加以奖赏，让他认识到此行为对他是有意义和价值的，从而推动其自愿把这一行为实施下去；若不想其做某事，就不要给予奖励或进行惩罚。那么行为人就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存在问题，而不会再做出类似行为。这种奖惩机制对互动效果有着深刻影响，应恰当运用。否则会适得其反。
2.1.5 参照群体论
该理论由美国社会学家海曼首创，后来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又加以发展，最终形成了一个内容丰富、效果显著的理论。其最大贡献就在于提出了一种间接互动观点，即非面对面人际接触，而以参照群体(即榜样)的价值和规范作为塑造自我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依据。这一理论强调榜样的规范和比较作用，旨在通过模范和典型的强大感染力来引导人们行为。
2.2 适用前提
上述几种理论并非彼此排斥、冲突的，它们可以相补充、结合使用。所以，为保证互动方法有效实施，就要求互动主体在开展互动前应遵循一定原则，做好必要准备：
2.2.1 应认清个体差异
人与人是不同的，他们有着异样的思维方式和性格，所以不能同等对待，而应根据他们不同的特点采用不同方法开展工作，这样才能因材施教，取得最佳效果。因此，发起互动的一方应花费一定时间和精力对工作对象进行事先了解，做到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2.2.2 互动双方应视彼此为平等主体
摆脱地位、年龄等因素差异造成的障碍，这样可以拉近彼此距离，使他们敞开心扉、畅所欲言，营造良好的交流氛围。
2.2.3 应选择适当的互动时间和环境
尽管交流能随时随地进行，但并非任何情况下都能取得好的效果，只有在适当时间、适当场合进行的互动才能做到事半功倍、增强互动的实效性。
2.2.4 应有明确的互动主题
即能围绕某一问题展开交流，否则漫天撒网，不会取得任何成效。这就要求互动主体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3、社会互动理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的启示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双方是教师与学生。要使该工作有效开展离不开他们的互动与交流。但是如何操作才能形成有效互动，这是需要我们深思与探讨的问题。社会互动理论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方法论启示。这可以为我们吸收和借鉴：
3.1 寻找共同话题。通过情感共鸣达到课堂的最佳效果。
教师应与学生有密切联系，把他们较为关心的问题作为互动主题，从而拉近彼此心灵距离。每个人在与他人交往时心理上都有一个自我空间，教师应允许和理解这种差异存在而不得强行打破。但此并不意味着就无法克服，心理距离是有长短差异的，可以想办法缩短这个距离。根据常人方法论的启示，一个有效方法便是寻找到与学生交流的共同话题，因为与他们密切联系的问题(如奖学金、毕业求职等)能引起其强烈关注度和参与热情，有利于教师与学生交流、沟通，从而使教
师了解学生所思所想，有效开展工作。
3.2 开展符号互动，营造融洽的沟通氛围。
一是发挥符号在教育中的媒介作用。依据符合互动论的相关原理，教师在与学生互动时不仅可以采用声音、文字、图画等直观方式进行交流，也可利用手势、姿态、表情等把不便直观表达出来的意思通过非直接方式得以体现，从而使教师与学生达成共识、形成默契，这样不但不会造成冲突，消极影响互动效果，还能营造融洽氛围，促使思想政治教育有效开展。
二是为学生创造条件，使他们充分表现自己。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教师不要一味地独占话语权，而要留给学生提问或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通过他们的表达，教师可以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从而针对问题加以解决。否则，学生不表现，教师也就无法发现他们的问题。这对学生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也背离了高校培养学生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目的。
3.3 明确角色定位，规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基本素质。
一是教师应严格遵守职业道德、明确自己的社会角色。教师直接面对学生，他们的一言一行会对学生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在互动过程中，教师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按照教师守则行事，从而有效控制整个互动局势，引导其向好的方面发展，这即是拟据论的典型运用。例如：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教师作为一方主体，既要做好谈话者、倾听者角色，又要做好学生引导者和保护者的角色。这样，在遇到学生比较敏感或对他们影响不好的问题时，教师才能有效应对，引导互动朝着乐观、积极的状态发展。
二是教师应经常与学生互换角色，站在对方立场反思教学方法上存在的问题。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如果思想政治教育者一直站在教师角色上考虑问题，往往不能及时发现自身教学实践中的不足。教师存在哪些问题。最有发言权的当属学生。所以教师应经常站在学生立场反思自身。也可以鼓励学生换位思考，让他们谈谈自己如果是教师会如何教学。通过与学生互换角色，教师可以吸取他们有益的意见和建议来了解自身教育方法上的缺陷，从而加以改进。
3.4 正确运用奖惩机制，提高学生互动积极性与学习主动性。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社会发展，学生行为越来越受到利益或需要驱使。所以。为使思想政治教育有效运作。激励措施是必不可少的。例如：教师对那些出勤率高、积极参与互动的学生应给予奖励，既可是口头表扬，也可是考试加分等物质奖赏。通过类似方式以增强学生与教师互动的积极性与学习干劲。为使每位学生都能达到这样的效果，要求教师应具备善于挖掘学生强项的能力，给他们提供更多获得奖赏的机会。此外，对于一些具有抵触心理的学生，教师还应在互动中灵活掌握重奖轻罚等原则。从而促使他们的行为从消极转向积极，以做出合理明智的选择。
3.5 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榜样作用。
社会公正理论范文5
要了解新工党的社会公正理念是否具有联贯一致性，就要从其理论论述和其政策的实际应用等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弗洛依德曾经说过，剖析是命运之神。具体到社会公正这一理念，有学者从它与经济效率的相互关系角度来分析，也有从社会排斥与社会包容角度来分析；有从单个价值观研究的视角着手，也有从四种价值观相互之间关系的视角加以分析。
一、评判社会公正理念是否联贯一致的标准界定
西方学者认为，考察思想理念是否是联贯一致的，要从几个不同的纬度来看：首先，围绕着这一理念所展开的言语论述是否是联贯一致的；其次，围绕理念所展开的论述与实践中采取的政策是否紧密相连，因为论述一定程度上会带来与其观点一致的政策；最后，政策实施的结果是否与其论述中所宣传确立的目标一致，而非构成矛盾。当然，要检验一个政党的理念是否是联贯一致的，不能简单的从外部强加诸多标准，而是应从政党自身提出的评价标准来考察。对于新工党社会公正理念的分析也同样如此，所有的衡量标准都是新工党自己提出来的，是新工党政府所能接受的。社会公正理念的明确提出，使公众对它的期望值明显增加，而这一理念是否是联贯的，一致的，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新工党政府它所采取的政策在朝着社会公众的最终目标的实现途径中发挥的作用如何。
二、从新工党围绕其社会公正理念所展开的言语论述来分析
新工党将社会公正用四种价值观加以概括，使得其观点清晰明了，但是，观察新工党的所有论述可以发现，只有将四种价值观构架联系起来，从它们的关系中才能清晰说明社会公正的目标所指。这就暗示了除非这四种价值观都能完全实现，否则新工党的社会公众就不会最终实现。
第一，个人价值平等是其中的第一个价值观，它是对每个人的才能和与生俱来的价值的承认，而不论他们的出生背景，信仰或种族等。新工党提出的社会包容对平等的重新定义就是为了反对各种形式的歧视和不平等现象，防止社会排斥。这里的平等不仅包括基本权利的平等享有，还包括对实现平等权利的途径的要求。
第二，社会公正中的第二个价值观“机会均等”反映了个人价值平等的价值观，反过来个人价值平等又是机会均等价值观的基础和支撑。社会公正理念其实就是想为个人自由发展和潜力发挥提供更多的空间，使得人们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不被社会所排斥。布莱尔认为新的机会概念过多的强调了那种脱离社会的纯粹的个人自由，而旧左派又通常过分贬低社会为个人发展提供广泛机会的责任。新工党正是在这点上想超越它们，试图将社会公正与经济增长协调起来，将提供机会视为自己的责任。要实现经济的更大繁荣就要求社会公正的更好实现，反过来，社会公正也能促进经济效率和经济繁荣，两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方面没有做好，另一个也就不可能实现。新工党提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才能确保人们实现潜能的机会，掌握技能，才不会被排斥。这样不仅提高了英国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带来经济效率的增长，还能确保政府的机会均等的价值观承诺。
第三，机会均等与责任又是密切联系的，要实现机会均等，个人就必须对他人和社会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否则，在这个社会中就会被孤立和排斥。新工党提出获得机会的先决条件是履行责任，新工党强调，责任是对公民身份重新定义的一个方面，也是新的社会契约的强力粘合剂，是一个体面社会共同体的前提。只有将机会和责任有效平衡才能将所有人包容进一个强大而积极的社会。
第四，社会意识是社会公正的第四个价值观，新工党认为社会意识囊括了机会和责任这两种价值观，只有建立在权利和义务相对应的基础上的社会，个人才能得到最充足最好的发展。而只有强烈的社会意识才能保证一个强大积极的社会，权利和责任才能有效共存。
三、从其论述与政策措施及结果的关系进行分析
首先，新工党为了保证个人价值平等，采取了一些主动措施，如通过《人权法案》和《民事合伙法案》等，但同时它也在打击和行为等方面通过立法，这样措施的成果很大部分抵消了。有证据证明，在这些领域所采取的主动行为，对社会中一些成员已经构成了歧视，或者说对于其中一些成员的权利构成可能的侵害。这说明新工党政策策略本身就不是联贯一致的，一方面提倡价值平等，追求“多样性的包容的社会”，同时，对于选举中的热点重大问题又必须另行措施，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它就使得自己的论述与政策措施之间产生矛盾。
其次，就业是新工党机会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就业被认为是包容性社会的基础，就业包括就业技能的培训和提升。在新的全球环境下，个人不仅需要择业的自由，同时还要具备就业的技能，这样才能打破长期的失业和社会排斥这一恶性循环。新工党于是提出要活到老，学到老，提供终生学习机会，帮助个人不断自我充电。乍看上去，就业自由和就业技能提升两个目标似乎是协调一致的，但在实践中却是存在问题的。全球化趋势使得就业弹性增强，而这种弹性或自由性的增强使得获得稳定工作的机率下降，临时性工作、低工资工作、和低技能工作等服务性行业从业人员的收入得不到长久的保障。于是，很多人被困于低收入阶层，即便没有失业也已被排斥在社会之外，或者说是被边缘化了。新工党政府通过对现状分析，指出这是全球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于是又加大力量提供技能培训，采取一些措施解决贫困就业人口和社会排斥问题，如税收抵免(包括工薪家庭税收抵免，儿童税收抵免)，最低工资标准和目标福利增加(养老金补助和稳健起步计划)，虽然在财富在分配中起到显著的效果，但从根本上说，这些政策都不能解决由于政府对效率的追求以及试图将效率和社会公正协调起来所产生的潜在的压力。表面上看，新工党政府是努力去实现调和的，但进一步分析就会看到，即便是从其提供终生均等的学习机会方面来看，它也是折衷于与之伴随的经济效率的提高的。正是从这一点上，有学者指出这两个目标在英国几乎永远不会调和。但这并不是说这两个目标本身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北欧少数社会民主国家似乎有证据证明是可能的，只是要实现两方面的调和是很艰难的，毕竟很多国家都做不到。但是，既然新工党明确标榜自己的社会公正理念的一致性和联贯性，那么，不能因为实现调和是困难的就不去分析，相反，正是由于它对其理念的自我标榜，分析其策略所带来的矛盾结果就显得有必要。机会均等，就要求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率相调和，而在现实中前者总是屈从于后者，那么，从这一点来说，新工党的言论论述很显然也与其政策是不一致的。
第三，新工党社会公正理念的责任价值观也受到很多指责批评。批评家指出责任总是加给穷人，而富人在责任履行过程中，政府就保持了沉默。对于逃税人所采取的不同处理办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些巨额逃税者不但身份受到保密，而且还具有补交税款的第二次机会。那么，实践中责任的承担就当然不是均等的。
最后，新工党提出享有均等机会的前提是责任的履行，如果不能履行责任，那么就理应被社会所排斥，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与此同时，它又要求消除社会排斥，将社会包容看成是社会公正理念的一个主轴。这就意味着政府的社会意识并不能新工党的价值平等简单匹配，必然导致新工党政府的政策与其提出的责任观目标相互矛盾。
四、结论
综合一些西方学者的论述，可以看出他们的评价结论，即新工党的社会公正理念无论从论述上还是政策选择应用上都是没有联贯一致性的，不能满足一致性评价标准中的任意一条。
社会公正理论范文6
关键词：公正；社会政策；发展趋势
现代意义上的公正是在自由、平等、社会合作等理论依据的基础之上，强调“给每个人他所应得”。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公正具有重大意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就公正和社会政策的关系而言，公正和社会政策是密不可分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公正和社会政策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公正是社会政策的基本理论依据。缺少了公正理念，社会政策便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但是，同时还应该看到的是，公正毕竟只是社会安排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一种基本的规则，它需要通过一定的载体方能在社会现实中体现出来。就社会层面而言，公正必须通过社会政策体系才能够具体地得以体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政策是公正在社会领域的具体化，公正的社会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社会政策来实现的。“如果我们真正关心社会正义，我们就要把它的原则应用到个别的或者整体的产生贯穿整个社会的分配后果的亚国家制度上去。”
一、中国现阶段社会政策的问题
(一)同经济政策相比，社会政策在中国社会当中的地位极不对称
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就总体而言，中国社会似乎是一直认为经济目标优于社会目标，经济发展几近成为现代化建设、社会发展的代名词。经济政策几乎成了压倒一切的基本政策。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两者之间呈现出严重的不同步和不平衡。同经济政策相比，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政策起步较晚，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21世纪初，社会政策才开始得到一部分社会成员的认同。而且，即便是在今日，社会政策无论是就其受重视的程度，还是就其贯彻的力度而言都是不能和经济政策同日而语的。中国社会已形成了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这些弱势群体很难进入“主流社会”，处在一种边缘化的状态。“对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来说，第一。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根本没有可能；第二，在目前的体制之下，回到原来那种稳定的就业体制中去，根本没有可能；第三，朝阳产业不会向他们提供多少就业机会。”而在社会“强势群体”的一方，又往往存在着一系列诸如职业意识缺乏、角色感不强、社会责任感欠缺(如纳税意识不强)的问题，其许多行为有待于进一步规范化。社会群体间的不协调情形，造成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过大、社会焦虑现象严重等等，并将造成更多更严重的社会问题，进而使社会安全受到影响，并使社会运行和发展的质量明显降低。
(二)社会政策的整体化、系统化程度还很不够，同一性较弱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政策的主体部分尚未形成。这主要表现在中国的社会保障政策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而拥有系统的社会保障政策是一个国家社会政策得以系统建立的最为重要的标志。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尤其是1993年以来，中国在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以及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管理服务等多个方面，对社会保障政策进行了积极的探索，陆续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同其他许多社会政策相比，由于社会保障问题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如巨额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问题、各个社会群体之间利益的协调问题、社会保障基本理念的认同问题、社会保障运作专业知识的积累及运作技术的形成问题等等。所以，中国的社会保障政策体系难以在短时期内顺利地迅速确立。
由于缺乏必要的整体性、体系性和同一性，目前，中国的社会政策不仅不可能有效地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状态、保证社会成员平等的发展条件、维护社会公正，而且还会使原有一些仍有价值的和新形成的社会政策由于缺乏必要的配套政策。由于面临着一些相互矛盾的政策而难以充分发挥其自身的功能。(三)社会规范缺乏规范性
中国现在的社会政策明显地存在着不规范的特征，这特别的表现在社会政策制定程序中的不规范：一是多方参与社会政策的制定问题上，有着明显的缺陷。在制定社会政策时。理应让多方人员参与，尤其是应当允许相关社会群体有充分的参与和表意的机会使之能够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维护自己的权益。否则便是不公正的，并使相关的社会政策缺少了起码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二是公开性方面做的不够。现在在制定社会政策时，对于相关的信息的披露是不够的，往往没有对全社会公开。这就造成同某项社会政策有直接关联的社会群体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对相关信息占有的匮乏，从而使社会政策的决策者和社会政策的直接对象在信息占有方面出现一种严重的不对称的情形，进而使这些相关的社会群体更加难以有效地参与社会政策的制定过程。三是在技术手段上也做得很不够。比如，难以做到相关信息收集的充分化和准确性，而且也缺乏社会政策制定和实施后必要的评估机制和修正机制。社会政策的这种不规范性，从总体上使得中国目前的社会政策缺乏长远的考虑和必要的稳定性，易于多变，随机性过强。
(四)社会政策的“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距过大
现在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国已有的许多社会政策往往得不到落实，有关社会政策方面的法律法规执行程度很低。比如，中国目前尽管也有各种类型的权益法，如妇女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残疾人权益保护法等等，但是这些社会政策往往得不到切实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国目前“应然”与“实然”的社会政策之间过大的差距还表现在，一些基本的或“次基本的”社会政策往往缺乏相应配套和一致的具体的社会政策来具体实施，因而这些基本的社会政策便程度不同地流于一纸空文，“应然”与“实然”之间的距离自然拉开。许多具体的政策同基本的社会政策诸如宪法、劳动法之间有时存在着不协调的情形。
二、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趋势及努力方向
(一)以现代的公正理念作为社会政策的基本立足点，防止两个极端现象的发生
作为现代公正理念具体化的社会政策必须同时防止两个方面的问题，否则社会政策便是片面的，便会造成不公的现象。一个方面的问题是过大的贫富差距问题。过大的贫富差距意味着社会的不公，是需要通过社会政策来予以解决的。中国现阶段正处于市场经济的早期阶段，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调剂及其他种种原因，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公认的警戒线，造成了社会的种种不稳定的因素，并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发展质量，严重地危及到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如果还不重视社会政策的实施，那么，中国社会将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中国社会来讲，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刻不容缓。另一个方面的问题是平均主义的、高福利化的问题。中国现在虽然不是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但是，由于传统的平均主义等种种因素的强固存在，由于如今为数众多的社会弱势群体成员对于公正的强烈诉求，更由于前两者因素十分容易合二为一，因而在制定和实施社会政策时有可能会引发某种早熟性的高福利化的现象。
(二)既要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状态，又要维护其基本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