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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环境经济学理论范文1
[关键词]环境经济学 案例教学法 边际效用 生态补偿
一、引言
“环境经济学”是在人类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随着人类对经济与环境关系认识的逐步深入而形成的一门环境科学和经济学相交叉的新兴边缘学科，它主要是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自然资源与环境资源配置问题的科学。“环境经济学”是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专业本科生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必修课，它涉及人、社会、经济和自然之间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各个方面，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通过该课程的学习，旨在使学生了解环境与经济相互作用的一般规律，培养学生养成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协调发展的理念，以及运用“环境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环境问题的能力。
二、案例教学法初探
“环境经济学”是人类在解决环境问题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一门学科，考虑到该学科的独特性，在进行“环境经济学”课程教学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加强学生对“环境经济学”相关理论和知识的学习，进而深入理解国家各项环保政策，同时提高自身的环保意识，做一个保护环境的好公民。然而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经常有学生这样反馈：很难利用课堂上所学的经济学相关理论分析或解决实际的环境问题。即对一些重要的经济学理论理解不深入。后来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发现，引入大量的教学案例可以有效提高课堂的教学质量，同时也收到了很好的教学反馈。案例教学法是指任课教师运用多种方式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在课堂上对案例提供的客观事实和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见解、做出判断和决策，从而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启发式教学方法。
由于“环境经济学”是一门应用性非常强的学科，开展案例教学方法也是“环境经济学”课程性质的内在要求。因此如何选择典型、真实以及与时俱进的环境经济问题作为教学案例，是保证课堂教学效果的重要条件。例如在“经济学基础”部分，其中有关“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讲述中，就可以利用案例分析法来讲授。“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指随着消费者对某种物品消费量的增加，其总效用在一定范围内虽然是增加的，但边际效用最终将趋向下降。“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经济学基础知识非常重要的一个规律，对我们后续内容的学习至关重要。“边际效用”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对于没有很多经济学基础知识的环境科学专业的本科生来说，理解起来较困难，对于“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更是“不知所云”。而如果利用案例分析法来进行讲授，就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来解释：当你极度口渴的时候十分需要喝水，你喝下的第一杯水是最解燃眉之急、最畅快的，但随着口渴程度的降低，你对下一杯水的渴望也不断减少（边际效用降低），当你喝到完全不渴的时候，这时候再喝下去甚至会感到不适，再继续喝下去会越来越感到不适（负效用）。通过这个形象的案例，学生可以更容易掌握抽象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也使同学对该规律的理解更深一层次。
还有一个典型的案例，我们在讲授“环境经济政策”部分的“生态补偿”政策的具体内容时也利用了案例教学法进行了讲授。“生态补偿”政策是指对损害资源与环境的行为进行成本收费，加大该行为的成本以激励损害行为主体减少其行为带来的外部不经济性，或对保护资源与环境的行为进行补偿或奖励，以达到保护资源环境、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目的。从字面来理解“生态补偿”政策的内容很好理解，但对大多数同学来讲还是很难深入理解该政策在解决实际环境问题方面的优势所在。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引入了一个“千岛湖流域生态服务补偿”的案例：千岛湖（新安江水库）位于钱塘江上游，是杭州市及其下游县市的重要饮用水源地，也是国家级最大的森林公园。在教学过程中，我们首先对开展“生态补偿”的合理性与可行性进行分析：（1）水源保护区和受益区清晰。淳安县作为主要集水区，为千岛湖的优质水源做出了贡献和牺牲，杭州市及其下游县市是主要的受益区。新安江水库的建设，使身处千岛湖库区的淳安县经济发展水平倒退20年，淳安县是最大的保护者和损失者，应该得到补偿；（2）在出境断面水质监测的基础上，依据上游提供水质水量或集水面积进行生态补偿；（3）保护千岛湖是全流域共同的责任，上下游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是流域生态资源价值化的基本体现；（4）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不断增加千岛湖生态环境保护投入，保持千岛湖的水质永远清洁，解决千岛湖流域环境与发展的需要。目前在相关部门的通力合作下，淳安县已经得到了合理的补偿。这是 “生态补偿”政策在我国成功运用的一个典型案例。
三、结语
基于“环境经济学”课程本身的特点，在教学过程中既要有别于专业知识教学，又要有别于实验性很强的专业基础课，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引入了大量生动的案例，一方面可以使学生较好地掌握课程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案例教学法的运用还可以极大地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进而提高了学生的课堂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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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环境经济学理论范文2
袁广达(1961-)，男，江苏南京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高级审计师
摘要：本文依据环境经济学物质平衡理论的概念框架，以污染者付费原则的环境经济政策为指导，研究上游河流水污染引发下游污染事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成本和事故技术等级关联系数，进而提出以公平和可持续的价值补偿标准为基础的经济补偿模型及其运作机制，为环境会计的相关计量提供参考。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 河流水污染 环境保护 价值补偿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地域辽阔，河湖众多，天然河床水资源丰富，为国民经济建设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水资源，但相对于高速发展的经济建设的需要而言，我国又是一个水资源严重匮乏的国家。由于人类不合理的生产活动，每年向河流排放大量的污染物，引发众多污染事故和诉讼纠纷，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上下游河流被超标排放，破坏了自然的吸纳涵量和水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以及经济增长的平衡，尤其对沿河流域的工业、农业、渔业和旅游业产生重大影响。然而，河流水资源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也是自然生态中的基础性要素，决定着一个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在没有条件改变产业结构的情况下，必须应用一定的方法建立相应管理和制约机制，对现有河流进行治理和保护。否则，河流水资源破坏的恶果，不仅会直接导致河流天然水体的净化能力及自我修复能力降低，而且会影响沿河生态产业链脱节和生产经营的持续进行，并给沿河地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乃至国民经济发展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对自然河流水资源进行合理利用、开发，并同治理和保护有机结合，以保持其可持续性利用。环境问题从本质上来说是经济问题。运用经济手段、价值形式和市场机制，建立可持续的上下游河流污染价值补偿机制，为政府制定相关环保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支持，以发挥河流水资源为人民生产和生活造福功能。可持续的上下游河流污染价值补偿机制研究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可持续的上下游河流污染的经济补偿机制，为政府制定相关环保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支持。对这项研究工作的重视，其作用主要在于它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增强人们对环境经济学理论的认识，启发政府在环境管理和污染控制方面的新思路，完善环境管理和污染控制的规章制度，构建用市场手段对污染损失公平、合理的负担机制，最终实现社会经济的科学发展。
二、河流污染补偿机制研究现状分析
上下游河流污染补偿机制是世界各国长期以来必须解决的环境问题，外部性导致沿河领域企业向河流排放大量污染，给河流所在地的生产和生活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更是如此，国家每年要花巨额资金进行污染治理，成本高效益低，其主要原因在于河流污染补偿机制不尽完善。基于福利经济学的公平和效率的基本理论，西方经济学家庇古主张建立市场调节机制，科斯主张建立市场试图用经济方法来解决“外部性”问题。上世纪70年代国际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DECE)提出并推荐了环境“污染者付费原则”(PPP)，目前中外许多国家和政府制定并实施了包括水污染排放管理和控制的环境经济政策，如废水排放费、排污收费和可交易的废水排放许可证等，而在环境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从来也没有停止。
但上述对环境经济理论研究成果比较原则，环境政策规定比较宽泛，技术性过强，操作性较弱，针对性较差，其污染补偿措施和标准难以体现公平和效率，并缺少对河流水资源进行合理保护和利用。尽管我国一些地方政府也有一些临时性的制度及措施，但大都缺乏政策统一性，在操作层面上也存在许多限制；因为目前象我国政府环保部门排污收费政策和有限的收费标准，根本补偿不了日益增加的环境污染事故所造成的损失，而有政府或受害企业承担污染治理责任和不应负担的污染治理费用。而地源广阔的南方和北方河网分布的差异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又很明显。为此，必须基于我国现实情况，在不改变现有排污基本收费政策的前提下，构建适于中国国情的上下游河流水污染价值补偿标准和补偿机制，这是当代环保主义者，包括从事环境保护的政策制定人、理论研究者和具体执行人应有的正确而又明智的选择。
三、河流污染补偿机制主要内容
(一)河流污染补偿机制内容构成 第一，理论依据。上下游河流污染补偿机制研究属于继起性研究，其理论启示源于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旧福利经济学和新福利经济学家帕雷托效率和公平理论。而上世纪西方经济学家庇古主张通过建立调节市场机制，科斯主张建立市场机制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思想，成为研究的直接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应当深化对这些理论的进一步认识，本着“谁污染谁负担，谁损失谁收益”的环境管理原则，建立河流水污染“公平和可持续的价值补偿”理论框架和负担标准，构造符合中国国情的河流上下游污染补偿机制。第二，技术标准和价值标准。基于上述理论的支持，本文研究的重点应集中在确定公平、合理和可持续的河流水污染价值补偿标准上，运用经济技术方法和化学分析方法，设计出包括超标排污量、污染事故等级、超标排污量与污染事故相关等级系数等在内的环境技术标准；应用经济学、统计学和会计学的方法，设计出被污染企业经济损失、经济损失等级、经济损失等级与污染事故相关等级系数等在内的价值标准。第三，补偿价值标准。在上述技术标准和价值标准研究的基础上，还应当通过实地调研和实证研究，经过统计分析与综合，考虑相关因素对污染事故等级和经济损失程度的影响因素，设计出污染价值补偿标准，最终构建污染事故和经济损失等级相关程度的价值补偿距阵模型。第四，价值补偿机制实现的相关支持系统。要使上下游河流水污染价值补偿机制建立并有效实施，必须要具备相应的条件并采取措施。为此，在内容研究的基础上，应进一步思考和设计出对建立和实施这一补偿机制的相关支持系统，如政策制定、操作程序和方法、补偿形式、补偿原则以及必要措施保障和实现条件等，这是研究深入和实现真正运作并达到其成效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
(二)技术与经济指标的建立 本文建立如下方面的指标：技术指标、价值指标、经济指标。与此同时，建立与之相应的反映和考核一般指标的具体指标，见(表1)。
四、河流污染补偿机制数理模型的构建
笔者认为，公平和可持续的河流上下游污染补偿机制模型的构建，应当以资源稀缺为前提条件，以公平补偿和发展可持续性为目标和衡量标准。这里的公平是指能使外部不经济性问题的解决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体现污染者负担原则，并实现污染补偿的帕雷托效应。这里的发展可持续性是指在维护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状况下，社会经济发展或企业生产经营的始终处于一种良性循环状态，并使财富最大化。为此，本文从价值补偿两因素加以考虑：污染情况和经济损失情况。污染情况和经济损失情况决定价值补偿标准，两者的互动引致不同的补偿标准。但价值补偿标准又反作用价值补偿两因素。研究补偿标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补偿价值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和企业生产经营的决定因素。
如何确定补偿标准呢。综合评判的依据是综合决策的数学模型。本文试图建立多级综合
评价模型从理论上来解决上下游河流污染经济赔偿问题。如(图1)所示。
据有关资料，U1U2的权重分配为A=(a7a8)；于是，二级综合评判B=A・R=(b5 b6 b7 b8)；据最大隶属原则，确定价值赔偿的具体等级或补偿标准，见(表2)。
上述补偿标准的优良程度，要应用实证和规范方法，从以下方面加以验证：一是要体现学术价值。这一标准的理论框架和负担原则，要能够深化环境经济学理论，且应具有较高的学术性；二是能促进环保政策的完善。价值补偿标准和补偿机制的建立，应能在不改变现有排污基本收费政策的前提下，解决环保部门有限的收费标准补偿不了日益增加污染事故损失，而由政府或受害单位承担污染治理责任和不应负担的污染治理费用的矛盾，从而完善我国排污收费政策；三是具备科学性。这一标准和补偿机制，应具备在方法上的先进性、技术上的可行性和经济使用价值；四是具有实用性。要实现这一补偿机制以及相关价值补偿支持系统，包括押金制度、环境保险制度、环保协议书原则、直接补偿和间接补偿制度等，应具有实用性和操作性；五是具备激励作用。这一标准及其补偿机制应能够使我国目前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不在停留于政府的强制和社会的公益，而是投资与收益的对称行为，激励企业实体和社会团体与公众更好地保护包括河流水在内的生态环境系统。
五、河流污染补偿机制研究方法设计
上下游河流水污染价值补偿机制建立的主要理论依据是环境经济学，是环境学与经济学交叉渗透的应用性科学；同时还要综合应用可持续发展学、环境学、会计学、审计学、经济数学和管理学等学科专业和知识，进行全面系统分析。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将经济学中一般均衡理论和均衡曲线，通过经济数学方法，从污染事故等级系数和污染经济损失等级系数的关联程度上，构建水污染经济补偿标准的数学模型。在对相关的技术指标和价值指标研究过程中，从系统观点出发，以经济补偿价值指标为中心，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有机结合。
(二)实施步骤 第一，实地调研和实验，收集与环境补偿指标建立有关的数字，技术参数，会计数据，相关样本及规章制度和文件。第二，整理、充实和完善调研和实验资料，以形成对水污染技术方法指标和价值指标的整体认识，初步形成指标体系和指标的概念性框架，为确定补偿价值标准和模型构建作好准备。第三，分析影响指标值变动的因素，应用环境工程技术、经济数学、化学、环境会计和审计学以及环境管理学，对其进行判断和归纳，分析其关联强度，完善相关数据，初步构建经济补偿数学模型。
(三)实证研究 实地测试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河流上下游被污染企业，归纳一般性结论，可主要选择我国南、北水网典型流域各不相同被污染企业，同时通过问卷调查进行分析，对相关指标数据进行修定，对模型进行补充和完整，以检验模型设计的科学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四)专家意见法 在项目研究过程和研究成果最终形成后，应当提请相关专家进行论证分析，鉴定和评估。主要采取专家论证会和书面论证咨询两种形式，根据论证的结论进一步完善方案，撰写研究工作总结，提交最终研究成果。
六、研究结论与缺陷
本文认为，我国每年要花巨额资金进行河流污染的治理，成本高，效益低，其主要原因在于河流污染补偿机制不尽完善。本文研究了上游河流水污染引发下游污染事件所致经济损失成本和事故技术等级关联系数，依据环境经济学物质平衡理论的概念框架，以污染者付费原则的环境经济政策为指导，提出了以公平和可持续的价值补偿标准为基础的上下游河流水污染经济补偿模型及其运作机制，为环境会计的相关计量提供了参考依据。
资源环境经济学理论范文3
一、中国环境经济学的理论研究
中国的环境经济学理论研究成果大致可概括为如下“五论”：环境资源论、环境价值论、环境生态论、持续发展论、环境产权论。
1.环境资源论。环境资源论，就是指环境是总资源，是人类对环境本质的进一步认识和揭示得出来的。环境之所以是资源，一是因为作为人类生存环境来说，阳光、水、空气、土壤等环境要素为人类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源，而且这些环境要素的质量是人类生存的必需资源。二是作为物质资料再生产的条件来说，环境为人类提供了获得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物质资源。三是环境的一切要素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将会越来越多地以资源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可以说，环境中的一切，包括环境本身，几乎无一不是人类开发和利用的资源。
2.环境价值论。环境价值论的含义是，环境是一个有价值的客观事物。环境价值论是环境资源论的必然结果，是环境经济学的核心。但对环境价值论的解释及其价值量的理论却不尽相同。关于环境价值论的理论依据。第一种是西方经济学中的“效用价值论”，它认为价值是产生于商品的效用，只要是有用的物品就有价值。环境对人类有用，因此，它具有价值。第二种是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认为未经人类劳动过滤的环境资源没有价值。但从环境资源的功能来看，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如果环境没有这些功能，要创造满足人们生存需要的这些功能就必须投入人类劳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原始的环境资源也是有价值意义的。从环境资源本身来看，随着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深化，原始森林等资源没有绝对价值（即指直接通过人类劳动创造的价值），但却具有相对价值（即指间接通过人的劳动创造的价值）。第三种观点是在“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结合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自然资源价值观和自然资源价值论。这种观点认为：自然资源是一种财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自然资源的价值决定于它对人类的有用性，决定于它的稀缺性和开发利用条件；土地所有者出租土地，无论是自然状态的土地（自然资源），还是已被开垦的土地，都得到一定的货币额。因此，环境也就具有价值。
3.环境生态论。环境生态论的含义是，环境是一个生态系统；环境的运动，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的运动；保护环境，也就是维持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而要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保护环境质量，就要按生态平衡规律办事。“环境生态论”认为，生态系统不仅包括生物界的有机复合体，而且也包括整个环境的复合体。生态系统就是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组合。这个特定空间就是地球上的生物圈。环境生态论是环境经济学研究环境经济系统发展变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离开了“生态”二字，离开了生态循环和平衡，就不会有环境系统的运动，也不会有环境经济系统的运动。环境生态论基本内容是：（1）环境经济系统的发展变化运动，本质上就是生态经济系统的发展变化运动。（2）环境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耦合而成的复合系统，因而在系统的平衡、效益、目标、规律等基本方面都表现出双重性。
4.持续发展论。持续发展论是建立在环境生态论基础上的，其含义是在致力于追求发展的过程中，保持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持久平衡，使发展不损害生态环境，不牺牲未来的利益，使经济社会得到持续协调发展。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也就是三种再生产的综合平衡与相互间协调发展。所谓三种再生产，是指社会再生产过程是由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人类自身再生产组成，它们相互间不是封闭的、孤立地进行的，而是相互间进行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再生产全过程。要使社会再生产不断循环并周而复始地进行，就必须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与环境的协调。
5.环境产权论。环境产权论是沈满洪首次提出来的，他认为，环境问题从经济学上看是个外部性问题。它引导人们在研究经济问题时不仅要注意经济活动本身的运行和效率问题，而且要注意由生产者消费活动引起的不由市场机制体现的对社会环境造成的影响。产权理论对传统的外部性理论有了实质性的发展，它认为一切经济交往活动的前提是制度安排，它要求制度安排必须以效益最大化为标准。产权理论用于环境损害的行为分析及其环境保护的制度选择研究，称为环境产权论。环境产权理论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其研究前景十分广阔。
二、环境经济政策和手段的研究
资源环境经济学理论范文4
关键词：协同；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综合实验；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24-0277-02
一、引言
2014年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念，其核心就是以简政放权的改革为市场主体释放更大空间。具体到教育领域，作为重要创业支撑平台的高校实验室资源，也同样需要引进新的管理运行模式。尤其是跨多种学科的本科专业，如何能充分整合社会资源，既解决人才培养的问题，又有助于调动大学生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积极性，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以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本科专业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如何整合多种资源的综合实验平台的构建原理。
二、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特点及人才培养目标
本专业主要学习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熟悉资源环境政策法规与交易规则，掌握资源与环境经济分析方法及管理技能。旨在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知识面宽，综合素质高，富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能够在各级政府、资源与环境管理部门、农林牧渔各业和各类大中型企业以及相关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胜任相关专业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性高级专门人才。学习环境资源与发展经济学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相关业务的基本训练，具有在环境资源管理及相关领域实际工作的基本能力，这是提升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之一。
三、已有的实验室运行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情况
目前，资环实验室具体开展的工作内容主要有区域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噪声环境影响评价、环境风险评价、资源价值评估、资源规划等。部分实验内容开展需要相关资源类或环境类理工科专业基础知识，而对在校的大学本科生而言，接触跨学科的专业知识毕竟相对有限。作为一个新本科专业，在专项资金支持下，实验室各项工作已经在筹备中，但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要实现其社会价值，对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学生的学习能力、工程实践能力、工程设计能力和创新能力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对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的要求。从环境影响评价方向的实验教学体系来看，有利于培养学生理论应用能力、创新能力的实验实训设备不够系统与完善，如该专业方向的专业基础实验还需补充。目前已经购买了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系统、噪声环境影响评价系统、环境风险评价系统等软件。这些软件基本能满足本实验室设计的环境影响评价模块的设计。但是这些软件的使用，如果要能结合实际情况，需要和地理信息系统相联系，才能实现与学校的石油、冶金等特色专业相结合，实现实际数据统计记录，得出具有指导意义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为企业解决环境问题提供详尽的环评结果。目前在已有的软件情况下，只有通过其他途径直接获取相关数据资料，这样教学实践效果只能起到熟悉软件操作、明白环评程序的目的。环境核算体系以及资源价值评估等核心软件缺失，将不利于学生全方位掌握环境评估程序和独立实现环境评估操作实践，通过比较各个区域、各个产业等环评结果，借助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经济学软件得出可靠的经济学研究结论，从而无法较系统、充分地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为了更有效率地改变现有的资环实验设施条件，需要改变以往的购置思维。
（二）可以整合的实验室资源
1.校内资源。重庆科技学院是一所以工为主，以石油与化工、冶金与材料、机械与电子、安全与环保为特色的高等学校。具有省部级重点（建设）学科4个，工程中心、重点实验室等省部级科研平台10个。现在大多数是按学科设置的专业实验室。重点特色实验设备较为先进，也建有专门的实践基地。这些实验室具有非常专业的实验教学资源。然而目前大多数院校的实验室运作基本上是在原有教育教学模式下进行实验室建设。由于学科差异性，各学科的学生基本固守在各自为营的二级学院实验基地、公共大实验平台为主的条件下接受实验实践教育。实验室运作并没有真正地将“协同创新”融入到实验室管理运作中。2.企业资源。重庆科技学院是以工为主的高校，正在努力建设成为国内高水平的应用科技大学，学校定位就是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和石油、冶金两大行业。随着校企产学研合作走向深入，学校与企业界合作机会增多，共同研究解决技术问题，双方都能从中获益。然而，在与企业的合作中，仅仅依靠学校内部的实验室资源，由于缺乏接受实际数据的软件、数据库等设备，以及环境影响评价、环境效能核算、资源价值评估等方面的设备，因此不能满足校企技术合作发展的需要。企业有技术实践背景，也具有丰富的数据资源，而学校具有研发团队，如果校企联合创办实验室，双方收益共享、风险共担，则将有利于调动双方的积极性，从而有利于协同创新。3.移动互联网资源。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大多与社会息息相关，资环专业实验部分涉及环境检测数据、政府政策等资料，从而更好地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随着社会资源的信息公开，直接从互联网就可以查询到相关资源。其次，随着移动终端的快速崛起，天气状况、气温、地理位置等信息随时随地可查询，足不出户就可以查询到这些信息。这些信息是资环专业重要的实时资源，应该纳入综合平台中去。实验研究成果需要借助移动互联网平台进行宣传，吸引更多的社会关注，从而实现大众共同培养的目的。
四、整合多方资源共建综合实验平台
在现有的经管类实验室基础上，整合校内的石油冶金资源实验室资源、企业或政府资源、移动互联网资源等外部资源，共同构建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综合实验平台。石油冶金等资源实验室主要为平台提供环境效果验证、资源耗能等专业实验验证功能，企业或政府资源主要为实验平台提供社会中发生的资源或环境等实践问题，并提供实验结果的实践论证；移动互联网主要为平台提供数据库支持，以及组织社会调研搜资等活动，同时还为研究成果提供宣传服务。现有的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实验室主要是搜集数据，利用专业软件处理数据，解决问题的智力中心功能。该平台跨学科，校企联合共建，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资源，有助于全方位对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本科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综合实验平台的研究成果可以借助移动互联网，实现关于平台人才培养模式。资环专业学生可以先学习基本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理论，然后在校内理工科实验室加强对资源与环境相关的基本专业认知，结合企业或社会需要解决的资源与环境问题，借助实验平台进行综合研究，提出解决方案。平台运行模式。可以采用“收益共享，利益共担”的原则，平台共建充分借助虚拟的互联网手段实现，对于解决企业实践问题获得的收益，按照一定比例共享给相关参与方。此平台构建，不仅可以解决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的本科人才培养，而且还有助于资源环境理工类学生经济管理类公共基础专业知识的欠缺，有利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而且多学科合作，更容易研发创新。平台运作实际是政府与社会协同育人的一种机制上的创新，也是未来高等教育改革的发展方向之一。五、配套措施为实现平台构建，我们提出以下建议：一是改革实验室资源管理模式。打破原有的各自为政的实验管理模式，构建资源共享集中统一管理平台，避免重复建设。二是鼓励与企业合作，多参加社会调研。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等一些文科专业，更需要了解社会，了解企业运营中遇到的问题，才能有目的的进行学习研究，加深解决实践问题的动力。三是对实验教师队伍的培训。一般学校的实验室建设都是由专业教师组成，专业教师需具备丰富的跨学科专业知识，而且需对社会问题较为敏感。这些都需要教师不断补充知识，扩大知识面。四是观念的创新。专业人员、管理模式改进以及数据库的欠缺，都需要转变思维观念，平台构建大胆引入“互联网+”模式，充分借助网络资源，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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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环境经济学理论范文5
外部性理论的提出可以追溯到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那里,亚当•斯密认为:“自然的经济制度(即市场经济)不仅是好的,而且是出于天意人,因为在其中,每一人改善自身处境的自然努力可以被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即“在追求他本身利益时,也常常促进社会的利益”(Smith,1776)。这种对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一致性的乐观态度导致了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对经济的不干预思想。从亚当•斯密的那个时代开始,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在需要公共福利而提供公共福利对于私人企业来说却又是无利可图的时候,需要政府发挥作用,除此之外,政府的作用就是保证市场机制的良好运作。外部性理论的提出,英国经济学家、剑桥学派的奠基者西奇威克功不可没,西奇威克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Sidg-wick,1887)一书中已经看到了私人产品与社会产品的不一致问题,他从“个人对财富拥有的权利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是他对社会贡献的等价物”中认识到了外部性的存在,他认为经济活动中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并非经常一致,并举了灯塔问题的例子来说明之:假设某个人从个人利益出发建造灯塔,这同时也起到了为他人服务的作用,得到免费服务的这些人并没对此付出成本。而且在某种情况下,人们会额外负担那些由于他人行为而产生的不能得到补偿的货币或精神成本。因此,不同于传统观点,西奇威克提出需要政府进行干涉,以解决经济活动中的外部性问题。
一般认为,外部理论的概念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马歇尔(Marshall,1890)首次提出的。他在分析个别厂商和行业经济运行时首创了“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这一对概念。他在论述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组织时指出,扩大一种货物的生产规模而发生的经济效率的提高可分两类,用两个术语表示:一种是有赖于某产业的个别企业本身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所带来的经济,称内部经济;另一种是有赖于该产业的一般发达所造成的经济,叫外部经济,它往往能因许多性质相似的小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而获得:在那里,生产工具、工艺方法和技能等能得到迅速交流,辅助工业也相应产生,提供种种服务。在西奇威克和马歇尔的开创性研究之后,作为马歇尔的得意门徒,福利经济学创始人庇古(Pigou,1920)提出了私人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成本、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等概念作为理论分析工具,基本形成了静态技术外部性理论的基本理论。庇古认为,由于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的差异,新古典经济学中认为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可以形成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实现帕累托最优是不可能的。在现实世界中,私人边际成本和私人边际收益并非任何时候都等于社会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收益。庇古用灯塔、交通、污染等例子来说明经济活动中经常存在的对第三者的经济影响,即外部性。因此,要依靠政府征税或补贴来解决经济活动中广泛存在的外部性问题。在庇古那里,市场并非万能,政府干预主义已经抬头,“庇古式税收”成为用于消除经济活动中外部性、政府干预经济的有力措施。1928年,阿温•杨(A.Young)在著名论文《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中系统地阐述了动态的外部经济思想。
所谓动态的外部性有别于在产业内对厂商和产业的分析,是指产业增长产生的劳动分工的扩大,专门从事新活动的厂商的出现,其中一部分厂商专门为其他厂商开发资本设备或为之服务。该思想同技术的外在经济的非市场相互依赖性几乎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同以货币外在经济相关,后来发展成为欠发达国家的“平衡增长”学说和“联系效应”学说(Rosenstein-Ro-dan,1943;Hirschman,1958;希托夫斯基,1954)。1952年,英国经济学家鲍莫尔出版了《福利经济及国家理论》一书,对他以前的外部性理论进行了综述性研究。他认为外部性的定义是:由于工业的规模扩大,特别是在该工业中其他厂商情况不变之下增加了生产,使得一家厂商生产成本降低(提高)了。如一个地区本来鱼类资源稀少,任何一家鱼商如果在这里扩大作业,就会增加鱼的稀少性,从而提高其他鱼商的成本,这样就出现了负的外部性。鲍莫尔对垄断条件下的外部性问题、帕累托效率与外部性、社会福利与外部性等问题作了较深入考察,并认为外部性理论还有好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外部性理论的研究呈现日渐繁荣之势,主要沿着以下三条路径向前推进:(1)遵循庇古的研究思想,对众多的外部不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些问题包括交通拥挤(1968,Mishan在他的《经济增长的代价》一书中关注了这一问题)、石油和捕鱼区相互依赖的生产者的共同联营问题以及日益受人关注的环境污染问题。
尤其是环境外部性问题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如英国环境经济学家鲍莫尔在《环境政策的理论分析》中建立了一般分析模型以解释外部性内部化方法之一的“庇古税”的正确性(Bau-mol,1988),戴维•皮尔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察了英国乃至全球的环境问题(PearceandWarford,1993)。(2)针对外部性(尤其是外在不经济)问题,提出了众多的“内在化”途径。除传统的政府干预方式外,1960年罗纳德•科斯提出了明晰产权的思路。直到20世纪60年代之前,经济学界基本上因袭庇古的传统,认为应该引入政府干预来解决因外部性引起的资源配置的非帕累托最优问题。科斯(Coase,1960)的长篇论文《社会成本问题》引起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他提出了产权界定和产权的安排在经济交易中的重要性,认为对于经济活动中的外部性问题,无需政府干预经济交易,市场是最有效的。此外,英国经济学家、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E•米德(J.E.Meade)曾于1972年提出了尔后为阿罗(K.Arrow)进一步发展了的另一种方式,即认为外在性的存在内在地等同于竞争性市场的缺乏。阿罗(Arrow,1969)在《经济活动的组织》一文中解释了通过创造附加市场使外部性内在化。(3)沿着马歇尔,尤其是杨格,关于“规模经济”(动态的外部经济)思路进行发展。1970年齐普曼(J.S.Chipman)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规模的外在经济与竞争均衡》一文,再次继承了这一思想。
1986年芝加哥大学保尔•罗默(PaulRomer)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一文,首次系统地建立了一个具有外部性效应的竞争性动态均衡模型;1988年罗伯特•卢卡斯(RobertLucas)在《货币经济杂志》上发表了《论经济发展的机制》一文,明确地把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效应存在当作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总之,在上述经济学家及其追随者的努力下,外部性理论研究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热点。此外,斯塔雷特(Starrett,1972)曾研究了与外部性相关的经济非凸性的有关问题;沙谱利(Shapley,1972)和舒贝克(Shubik,1969)研究了具有外部性的“核”;布坎南(Buchanan,1969)、黄有光(1991)和桑德目(Sandom,1975)等研究了同外部性有关的各种次优问题。
二、外部性的分类及计量研究
(一)外部性的分类
在研究外部性的分类时,瓦伊纳(Viner,1931)首先区分了技术外部性和货币外部性。瓦伊纳认为在厂商之间或者在产业和它的厂商之间的价格效果是金融的外部性,这种定义从而引起了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学家对货币外部性问题的一场辩论。形成的一致意见是,货币外部性是由价格体系引起的,但并不是市场故障的原因,并不影响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均衡的性质,因此和福利经济学不相关。例如,个人增加威士忌酒的消费,结果会提高该酒的价格,由此会影响你的福利,这个事实并不危及竞争性均衡的帕累托最优性。当帕累托最优的竞争均衡要求的所有假设都得到满足时,货币外部性与福利经济学不相关,价格只会使供求相等,资源配置会自动达到帕累托最优均衡。例外的情况是在不完全偶发市场和在有不对称信息的经济中,货币外部性就会影响经济行为者的福利。而技术外部性是我们一般所研究的外部性问题,即某种消费或生产活动对消费者效用函数或生产者的生产函数的间接的非价格的系统的影响。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教授认为,外部性是一种经济力量对于另一种经济力量的“非市场性的”附带影响,是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它反映一个事实,即经济效果传播到市场机制之外,并改变了接受效果的厂商的产生和由其操纵的投入之间的技术关系(黄有光,1986)。外部性首先可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外部性都有两个标志:一是它们伴随生产或消费活动而产生;二是它们或者是积极的影响,或是消极的影响,二者必居其一。
所以外部性可分为四种:(1)正生产外部性,指在生产中给其他生产者或消费者带来经济利益。如养蜂;(2)负生产外部性,指在生产中给其他生产者或消费者造成损害,增加了他们的外部成本。如水污染;(3)正消费外部性,指在消费中给外界带来利益。如私人花园的鲜花散发出芳香是私人消费的正外部性;(4)负消费外部性,指在消费中给外界造成损害。如私人住宅里播放收音机时,声音太响太吵给外界带来负面影响。1962年戴维斯与惠因斯顿发表了《外部因素、福利与对策论》一文,把外部性分为可分的外部性和不可分的外部性,可分的外部性是指:假定B的生产活动影响A的总福利,但A的边际收益并非取决于B的影响,而是取决于A本身的生产活动。也就是说,厂商的成本函数并不受另一厂商的产量的影响,而是受厂商本身的产量水平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除外部性之外,产量、消费水平、成本都成为决定补贴和课税的因素。不可分的外部性是指:A的边际收益不仅取决于A本身的生产活动,而且也取决于B的生产活动。于是,成本函数不能分作两个分开的函数,它应包含A、B两个生产单位的产品,也就是说,A的边际成本不仅是它自己的产量的函数,而且也是B的产量的函数。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缺乏充分的信息,所以补贴和课税都是不易决定的。1978年,格林伍德与英吉纳发表了《不稳定的外部性、责任规则与资源配置》一文,把外部性分为稳定的外部性和不稳定的外部性两类。稳定的外部性是指可以掌握的外部性,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协调方式,使这种外部性内在化。而不稳定的外部性是:假定A对B的影响是任意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厂商就会遇到风险,厂商在考虑最大化问题时,就要把外部性的分担和自己对风险的态度估计在内。于是究竟采取协商方式来解决还是采取合并方式来解决,这取决于厂商对于风险的预期。他们认为,在稳定的外部性影响下,均衡的位置可使外部性内在化,但是在不稳定的情况下,外部性内部化的效果取决于谁控制合并了的工厂以及合并后工厂对风险的态度。1962年,米德在《竞争状态下的外部经济与不经济》一文中,把外部性分两种情况,其一是“无偿的生产要素”的作用,即生产中的正外部性,如苹果园和养蜂场的例子。其二是来自环境对于企业的有利或不利的影响。他举例说:假设A是小麦生产者,B是林场,土地是免费使用的。则如果B的产量增加,将导致雨水增加,转而促进A的产量增加,这样,林场的生产要素的边际纯产值就大于它的边际私人纯产值,即产生了正环境外部性。在外部性的分类研究中,鲍莫尔和奥肯(1985)把外部性分为公共外部性和私人外部性。
(二)外部性的计量研究
外部性计量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技术性问题,尤其是环境问题的外部性计量。从内容来看,外部性的计量研究主要包括外部费用和环境费用、外部效益和环境效益、环境质量的经济价值、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定义和度量等问题。对外部性计量的研究中,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已经建立了初步的体系,按照传统福利经济学的观点,某一种经济活动的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性,就是该种活动行为的社会影响与个人(或私人)影响之差。就费用而言,这种外部不经济性所表现的外部费用,就是社会费用与私人费用之差值。这里所说的“私人”或“个人”是一个具备独立决策行为的主体,可以是一个生产者、企业、消费者以及家庭等,而私人费用,就是通过市场表现并反映在产品或服务价格之中真正发生或支付的费用。如果某种经济活动存在外部费用,则必然不反映在价格信号上,或者说是超越于私人费用之外。社会费用是一个相加的概念,即私人费用与外部费用之和。换句话说,社会费用是该经济活动带来的社会真正承担的全部费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说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假设某一纺织厂每年生产10万米棉布需要花费200万元,而这家纺织厂的污水排放所造成附近的养鱼场和娱乐场年渔业损失和游乐场收入损失达300万元。在这种情况下,纺织厂生产10万米棉布的私人费用(成本)为200万元,其外部费用和社会费用则分别为300万元和500万元。当外部费用表现形式主要是环境污染、环境破坏或其他环境恶化现象时,这种外部费用就是环境费用。当然,广义的环境显然可以包括“外部”,但这种理解对我们所进行的分析并无多大价值。此外,边际费用概念的运用也对环境外部性的计量分析有所帮助。简单地说,在我们这里,边际是指每增加一个单位数量的含义,如从三级大气质量标准提高到二级标准,以及从消除10吨污染物增加到11吨污染物都含有“边际”的概念。
单位数量是人为的一种确定,如同我们确定座标单位时那样。边际费用(MC)是指增加单位物品或服务产出时所追加的费用。例如,当我们把一个区域的大气质量从目前的三级标准,通过环境质量管理计划实施,提高到二级标准所需的总费用为1000万元时,我们就可以说,大气质量从三级到二级标准的边际费用为1000万元。注意一点,此处“单位物品或服务”的含义是广泛的,可以是企业的具体产品,也可以是污染物削减量、污染物削减率以及国防水平等等,主要依据分析问题的对象而定。有了私人费用、社会费用和边际费用这些概念,自然就可得到边际私人费用和边际社会费用。本文作者综合若干环境经济学家对环境问题计量化的研究,对上述概念间的联系加以说明,并在此基础上对环境外部性的计量分析进行初步的演绎和推算。一般来说,企业的边际费用曲线体现了企业所承担生产某一单位产品的全部费用,即生产要素投入,并反映在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上。这种边际费用实际上就是边际私人费用。假设该企业处于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其生产的产品数量不能影响该产品的市场均衡价格,即如图1中,该企业只能接受市场价格P0。从整个社会来看,企业的生产成本既有私人的又有外部的,因此,边际社会费用就是边际私人费用与边际外部费用之和。。换句话说,MPC曲线与MSC曲线之间在各已知产出数量或水平上的垂直距离就是生产该单位产品的外部费用,如纺织厂给位于河流下游的游乐场造成的收入损失,而且纺织厂的边际外部费用的曲线是一条常数水平线,即外部费用不随产量大小而变化。或许更实际的假设应该是,纺织厂排放废水引起的河流污染程度随着纺织厂产品产量增加(如果不考虑技术和工艺的变化,废水量也随产量等比例增加)而加重,因此,游乐场蒙受的收入损失也随产量增加而上升。在这种情况下,MPC和MSC曲线会由纵轴上的同一点(纺织产品数量为零)开始,随着产量增加而岔开,其极限就是纺织厂造成的水污染致使游乐场关闭的产出水平(此时河水已完全不能作为娱乐用水)。一般来说,边际外部费用(MEC)曲线是一条直线或曲线,并翘上右上方。该几何特性体现了边际费用递增规律。
例如,前面提到某区域大气质量从三级到二级标准的边际费用为1000万元,但由于技术和工程的原因,很可能把该地区的大气质量从二级提高到一级环境标准时所需费用是4000万元,这样,该地区大气质量二级标准的边际费用为1000万元,而一级标准的边际费用为4000万元,后者是前者的4倍。不过,在此MEC与MPC间这种精确关系建立与否,并不影响由此得出的一些基本结论的正确性。简便起见,我们仍假设MEC是一条水平常数线,但不见得总是落于MPC曲线之下。外部效益是与外部费用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表现的是一个经济活动的社会效益与私人效益之差值,即外部经济性的货币衡量。从数学上说,外部效益与外部费用只差一个负号,因此,前面提到的一些“私人”、“边际”等概念在此仍然有用,只不过是重新组合出边际社会效益、边际私人效益和边际外部效益这样一类与前面相对应的概念。不过,在应用MEB概念分析外部性对资源配置影响时稍有不同的是,MEB仍与MSC和MPC结合起来考虑,即看成一种负的外部费用。另外需要注意的是,MEB随产品数量递增表现出的特性是一种边际效益递减规律,个别情况下表现为一种边际外部效益递增。因此,当引入外部效益时,边际社会费用一般总是低于边际私人费用。当外部效益表现为环境质量改善,从而提高人体健康水平、资产增值和美学景观享受等有益效果时,我们称这种外部效益为环境效益。换句话说,环境效益是环境质量的一种货币度量,它是环境经济计量学或环境会计学的核心研究内容。环境质量经济价值计量的研究在西方已经有了相当长的时间,较著名的研究机构有美国东西方中心环境与政策研究所(EAPI)等,研究方法主要有直接市场法、间接市场法等。近年来,有关环境质量经济价值的计量研究向着更高的广度和深度拓展,研究领域已逐渐拓展到从娱乐商品的价值到空气污染的健康损害、改进水质的价值、生态破坏和改善的价值等相当广泛的方面。
三、外部性的矫正及内部化
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使经济活动中的第三者福利受到损失,从而使经济活动中的资源配置无效率。因此,对外部性的研究,目的是如何消除外部性,通过要求外部性的制造者将造成的外部性内部化,从而达到恢复效率。但是对如何内部化外部性问题,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看法。以庇古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认为通过国家干预,采取税收和津贴等方法解决外部性问题是比较好的途径。因为征税可以使负外部性的制造者承担外部成本,津贴则是对正外部的一种鼓励,这就是传统的“庇古式税”的政府干预模式。然而,奈特于1924年在《社会成本解释中的一些错误》(奈特,1924)一文中,对“庇古式税”的外部成本计算方法提出异议。奈特认为庇古不曾把使用土地的费用计算在平均成本之内,而只是把可变生产要素——劳动工资计算在内是错误的,只有在平均成本中计入地租费用,才可能得出生产的最优产量。奈特还把公路的拥挤看成是由自然资源的浪费而不是由于边际私人产值和边际社会产值之间的差额所造成的。对外部性内部化问题的研究,科斯一反新古典经济学传统,在其经典论文《社会成本问题》(Coase,1960)中提出:政府的干预并不是必要的,外部性问题可以通过重新分配产权得到解决。
科斯认为,当人们在面对A损害B这类外部性问题时,往往是考虑应该如何阻止A。其阻止的办法无外乎要么要求A向B赔偿损失,要么向他课税,或者干脆要他停止工作。这些办法都不尽人意,因为其结果是尽可能使B免遭损害,但却有可能使A遭受损失。要使当事人所遭受的损失都尽可能地小,正确的思考逻辑应该是我们应准许A损害B,还是准许B损害A。为了阐述他的命题,科斯举了在两块相邻的地上,因养牛人的牛跑到农场主的地上去吃农作物而引起纠纷的经典案例。依照科斯的意思,后人总结为著名的“科斯定理”,即当交易成本为零时,人们之间的自愿合作或将外部性所产生的社会成本纳入交易当事人的成本函数,从而导致最佳效率的结果出现(科斯第一定理);在交易成本为正的世界中,法律规则中产权的界定对外部性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作用。法律规则的选择应在比较各种解决办法的成本和收益后作出,他认为允许当事人就外部性进行谈判以自愿合作是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有效法律规则。政府的作用即在界定当事人拥有的产权,包括进行谈判的权利,而不必直接干预。这就是说,只要交易费用不为零,就可以利用明确界定它的产权,通过产权之间的自愿交换来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从而克服外部性,而无需抛弃市场机制。
因为只要产权界定清晰,交易各方就会力求降低交易费用,把资源使用到产出最大或成本最小的地方。所以在科斯看来,外部性完全可由私人合约得到解决,亦即基于自愿交易的私人合约行为对市场运转有着自我修正的效能(科斯第二定理)。针对科斯的方案,斯蒂格利茨在其1997版《经济学》一书中认为,科斯定理的应用范围十分有限。首先,交易费用为零的社会如同没有摩擦力的世界一样是不存在的(针对科斯第一定理)。其次,当事人之间进行谈判的成本有时可能非常高,以至于无法交易。特别是交易涉及到参与者众多的时候,参与者之间存在的信息交流障碍、逐个谈判的高昂交易成本以及“搭便车”行为,将使谈判破裂。因此,政府干预是必须的,“庇古式税”可能更有效(针对科斯第二定理)。对外部性问题内部化研究,新经济史学派的观点值得一提,诺斯等人认为,制度本身可以内部化外部性问题。诺斯在解释“西方的兴起”时强调:“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具有一种能力,“使个人的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他们认为市场进化和生产力提高的历史,也是一个外部性被内部化的过程。例如不发达国家因间接社会资本不足产生的公共性产业不足问题就不能靠市场力解决,而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较为均衡,靠市场和生产力的发展则可以解决。这就是说随着交易发展而变得容易,原来的外部性转变为可由市场“化解”的外部性,即市场瓦解了这个外部性问题。与此平行,政府效能也在进步,它对外部性的干预促进了公共政策及部门的发展,限制了原外部性危害。市场和政府的联合作用,不断地瓦解原有的外部性问题,使外部性中一部分得以由市场的“固有程序去解决”,另一部分纳入越来越精确的公共领域管理之下。这种“固有程序”和政府的管理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安排。
四、对西方经济学界外部性理论研究的简要评介
(一)从西方经济学说史的演变进程来看,对外部性理论的研究,经济学家们关于外部性概念、理论的修正与深化,直至运用这一理论去阐释、解决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思路与设计的理论纷争都是与西方经济学说史本身演变的进程并行不悖的。从亚当•斯密时代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到1871年开始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史上的“边际革命”及随后新古典主义体系的诞生,再到20世纪30、40年代的“凯恩斯革命”,环境经济学界对外部性理论的每一次论争与进展都是当时经济学界学术思潮、成果的折射与反映。“政府干预为主”还是“市场化交易为主”这一直是西方经济学界争论不休的两大问题,外部性概念提出后,在讨论对外部性问题进行矫正时,新古典主义的“庇古税”方案与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明晰产权进而引进排污费交易理论之间的争论凸现、折射了政府干预和市场化交易这两大学术思潮的交锋。此外,从对环境经济学的计量研究方法的演变与深化来看,也是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西方经济学界重视数理研究范式的经济学学术研究风格一脉相承的,实际上,这种范式的出现与深化是西方经济研究范式上的变化在环境经济学微观领域的具体表象。
(二)纵观外部性理论及环境经济学科100余年的演变历程,笔者认为,在研究方法上,其研究方法已经汲取并融合了现代经济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寻租理论、委托—理论、博弈理论、成本收益分析、边际分析、均衡分析、制度分析、集体行动理论等理论和方法都在以外部性研究为基础与核心的环境经济学科的研究与发展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一些与之有关的研究成果也陆续涌现,蔚为大观。再者,进入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以来,对外部性理论及环境经济学交叉性及跨学科研究的特征也愈加明显,它与微观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生态经济学、资源经济学、能源经济学、人口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等学科的相关性愈来愈强。例如,对生态税的研究就将外部性理论研究和属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范围的税收与税制政策设计结合在一起,探讨税收在资源与环境保护中的作用,生态税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1)研究总结生态税制建立的理论基础;(2)对生态税收设计的一般理论进行系统分析;(3)对国际生态税收实践进行比较研究;(4)从环境和资源两个方面研究过国别经济中在实现可持续发展国家生态税制的若干政策取向等等。不仅如此,外部性理论研究还愈来愈体现出与历史学、文学、哲学、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相融合的寻求人文关怀的学术特征。
(三)以产权理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在外部性理论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这不仅拓宽了外部性理论的研究范围,同时也对排污费交易等环境政策措施的应用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因此,笔者认为,这对外部性理论研究的深化而言是一历史性的飞跃,在此基础上,外部性的研究不再停留在“坐而论道”的纯理论研究状态,从而在对现实生活中的外部性问题的具体对策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环境资源、环境质量属于公共物品。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不可分割性等特征,因而在环境这一特殊商品的使用或消费中容易产生外部性问题和“搭便车”现象,从而导致经济主体的利益冲突。产权理论在环境经济问题中的应用,就是要通过产权界定、产权安排、产权经营和交易来提高环境这一特殊商品的生产和使用效率进而对排污费交易市场等特殊市场交易场所进行制度设计。现在看来,在外部性理论和环境经济学领域,与产权理论研究有关的研究课题主要有:关于市场机制与环境管理之间的关系;关于环境经济政策与手段的经济评价;关于在特定的经济体制下各行为主体的环境行为的实证及理论分析;持续发展的制度结构;环境权益均衡及制度结构等。
资源环境经济学理论范文6
关键词：排污权交易；法经济学；市场机制；治污成本
排污权交易作为一项污染防治手段和环境经济政策，近年来备受各国的关注。它的出现克服了传统环境管理制度消极和滞后的一面，给环境保护事业带来了新的转机。
一、法经济学与排污权交易制度概述
从法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得知，法律经济学这一概念来自于国外，然而，国外的学者至今也没有对法律经济学的概念达成共识。比如，国外经济学界一般将法律经济学谓之“法经济学”或“法与经济”，认为法律经济学是归属于制度经济学的一种经济学与法学交叉的研究方法或学科理论。而国外法学界将法律经济学谓之“法律的经济分析”或“经济分析法学”，认为法律经济学是归属于法理学范畴的一种经济学与法学交叉的研究方法或学科理论。对于两种学界的观点，笔者更认同后者，即作为学科理论的法律经济学，是经济学方法不断被用于分析法律问题的结果。排污权交易制度是指通过赋予排污主体享有合法的排污权利，并允许排污主体将这种权利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即将自己享有的排污权利作为一种商品通过排污权市场交易平台自由转让给其他排污主体，交易双方最终均以最低的污染治理成本实现高效率的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控制。
二、排污权交易制度的主要经济学理论
1、哈丁的“公地悲剧”理论
美国著名的生物学家哈丁教授最早提出“公地悲剧”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在于，完全理性的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却实现不了集体利益的最大化。同样，环境资源作为一种有限的资源具有公共性，当允许所有的排污者任意排污而不加以治理时，就会超过环境自身对污染物的承载力或自净能力。而作为完全理性的排污者，他们只考虑如何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益，完全不考虑给环境带来的污染损害，最终导致这一污染损害由生活在该环境中的全体居民分担。
2、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理论可追溯到庇古的著作《福利经济学》一书，他在该书中明确提出外部性问题。外部性又分为正外部性（又称为外部经济）和负外部性（又称为外部不经济）。正外部性是指某一个体的生产或消费决策使得其他个体因此受益而前者又无法向后者收费的现象；负外部性是指某一个体的生产或消费决策使得其他个体受损而前者又无法向后者补偿的现象。环境污染是一种典型的负外部性，而排污权交易制度则是利用市场机制鼓励企业积极治污减排，将外部不经济内化。
3、产权理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是现代产权理论的奠基者，他认为，没有产权的社会是一个效率绝对低下、资源配置绝对无效的社会，能够保证经济高效率的产权应该具有明确性、专有性、可转让性和可操作性的特征。排污权交易制度则是科斯定理在环境问题上的典型应用，将环境产权明确化为排污者的排污权，通过市场交易排污权，实现总污染物治理费用最低。
三、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法经济学分析
1、实证分析
法经济学中实证分析着重于分析法律制度的实施效果，分析法律规则约束下的法律要追求的目标有没有实现。也就是说不对既有法律规则进行规范判断，专注于分析在法律规则约束下，所有的相关主体付出的成本是什么、得到的收益是什么、成本和收益是在什么条件下发生的、是否都满足了激励约束原则、是否只是一部分人实现了最大化。这些结果和法律所预期的结果是一致还是不一致。如果是一致的，至少在经济分析这个角度来说，是一个理想的法律。排污权交易最早产生于美国，1990年，美国通过了《清洁空气法》修正案并实施酸雨控制计划，将排污权交易制度予以法律化。通过《清洁空气法》修正案，美国成功地实行了酸雨控制计划，通过排污权交易削减的二氧化硫量占到削减总量的75%以上，是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排污权交易实践。目前，我国立法虽未将排污权交易制度法律化，但是我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引进并试点实施。1991年，国家环保总局在上海市、太原市、包头市、柳州市等16个城市展开了排污许可证制度及排污权交易的试点，其中上海市闵行区率先成功进行了化学需氧量排污权交易。2002年由于山西太原二电厂一台50兆瓦热电机组的脱硫工程半年内不能完工，达不到太原市下达的二氧化硫控制指标，而同时，太原一电厂有一台300兆瓦机组早已安装脱硫设备而使得该厂的二氧化硫排污指标尚有富余。在有关方面建议下，两厂进行排污许可的交易。与此同时，位于城郊的太原刚玉东山热电公司出于同样的原因购买了太原重型机械集团公司的二氧化硫排污配额。上述两笔交易总计买卖配额2330个单位，总费用达到122.6万元。从太原一电厂与二电厂的排污交易实践来看，其背后蕴藏着深厚的法经济学原理。具体分析如下，太原二电厂的设备落后，治污成本实在太高，在有限的时间内也达不到污染控制目标，而如果强制要求太原二电厂够买先进环保设备或者更新治污设备，那么可能会导致二电厂的治污成本大大高于生产收益，甚至会导致二电厂入不敷出而关门大吉，这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相反，太原一电厂不仅治污成本低，而且通过安装脱硫设备使得该厂的排污指标有所剩余。排污交易的精髓就在于既能保证二电厂不倒闭又能保证二电厂降低治污成本，既鼓励一电厂积极治污减排又能利用剩余排污指标增加收益，运用市场机制，将一电厂的排污权剩余作价转移给二电厂以补足排污权的需求缺口。通过排污权交易，一电厂与二电厂无需分别购买环保设备而总共只需购买一套环保设备即双方均可实现以最低成本实现高效治污的效果，这种效果也符合帕累托最优。从排污权交易实践效果来看，无论是美国的排污权交易首次实施还是我国各地的试点实施，都取得了有效的治污成果。
2、成本—收益及均衡分析
成本—收益分析作为法经济学的主要分析工具，把微观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引入制度变迁理论，通过权衡不同决策方案的成本、收益来对各种方案进行评价，为政府决策提供了可操作性、客观性标准。而均衡分析方法作为法律经济分析的工具之一，由英国的经济学家马歇尔将这一概念引入经济学中的。在经济学中，均衡主要是指经济行为人认为调整的决策（如调整价格、调整产量）已不可能增加任何好处，从而不再有改变行为的倾向；或两种相反的力量势均力敌，使力量所作用的事物不再发生变化。作为经济活动中的理性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实现成本与收益的最大差距，必然会降低成本。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唯一的目标和主要责任，因而企业是典型的“理性经济人”。在排污权交易中，企业作为主要的排污者和理性经济人，同样也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污染者作出到底是购买还是出售排污权是有经济根据的，这个根据取决于污染物的边际治理成本和排污权的市场价格之间孰高孰低。要实现减排治污的环境目标，必然要求排污企业采取一定的积极措施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而排污企业作为理性经济人也必然会选择最理性最经济的治污措施。由于不同的企业的治污成本是不同的，因此排污企业会根据各自的边际治理成本的大小和排污权的市场价格的高低，作出购买还是出售排污权的理性决定，这样可以使那些排放污染物较少且治污成本较低的企业与那些污染物排放量大且治污成本高的企业之间达成一种均衡，使资源使用得到最优配置，以最低的污染治理费用，实现确定的环境质量目标。通过这种方式，企业治污的积极性和效率提高了，而总共花费的治污成本比政府管制下的强制标准方式要低，因此，排污权交易机制通过排污权交易达到了公平与效率兼顾的目的。
四、排污权交易制度的重要意义
通过上述对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法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排污权交易制度是一种效率型的环境经济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实现了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的“双赢”。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实施具有以下几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通过排污权交易制度，将环境资源的产权明确化，然后利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实现环境资源优化配置，最终实现环境容量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二是通过排污权交易制度，将环境治理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从而激励企业主动改善污染处理设备，提高治污技术，降低治污成本，提高治污效率；三是通过排污权交易制度，将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充分发挥市场价格机制的优越性，同时为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环境保护并发挥社会监督作用而提供良好的机会平台。
五、结语
排污权交易机制被誉为是“以最低的成本实现环境保护目标的经济手段”。排污权交易机制不仅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而且在全球范围内也逐渐受到重视，因为环境问题不仅是国家的，也是全球性的，即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和解决的。随着全球变暖和臭氧层损耗的问题加重，运用传统的环境政策措施已不能实现污染物的总量控制和有效的污染减排，所以，近年来欧美的许多环境经济学家已开始探讨建立国际排污权交易体系，以控制温室效应和臭氧层的破坏。因此，排污权交易是人类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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