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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的必要性范文1
关键词：园林；生物；多元化；保育
1 园林生物多元化保育方略
1.1 园林的功能定位
园林是一个国家重视环境质量、生物资源与文明进步的一项重要指标。园林不仅能够保育生物物种及基因资源的多样性，有效发挥迁地保育及部分就地保育的功能，同时也可供作科学研究、自然教育、生态旅游的园地。目前我国拥有诸多的规模大小不同的园林，但真正名列国际园林保育联盟（Botanic Gardens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简称BGCI）名录者，却不多。园林的定位及特色必须具有其不可取代之意义，才能凸显其保育、科学研究及教育价值，而园林的生物迁地保育（Ex situ conservation）功能，在生物多样性公约中是被强调的。
1.2 全球生物保育方略简介
2002年在荷兰海牙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6届会议（COP 6 of CBD），除了通过生物多样性公约策略规划之外，也一致通过全球生物保育方略（Global Strategy for Plant Conservation，简称GSPC），其中明确制定未来必须达成的生物保育16项目标。简述如下：编制可以广泛提供的已知生物物种工作清单，作为制定世界生物大全的步骤之一；评估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所有已知生物物种保育的现况；根据研究成果和实际经验，制定保育和可持续利用生物的议定模式；世界每个生态地区至少10%的面积得到有效的保育；世界最重要生物多样性地区的50%获得确实保育；至少确保30%的生产土地是根据保育生物多样性原则进行管理；使世界受威胁物种的60%得到就地保育；受威胁生物物种的60%，保存于可查询的迁地基地，最好是在原产国，并将其中10%列入复育方案；5种和其他具有社会经济价值的主要生物物种中，70%的遗传多样性得到保育，相关的地方和原住民知识得到有效保存；针对威胁原生生物、生物群落和相关生境以及生态系的至少100种外来物种制定管理计划；确保没有任何野生生物物种因国际贸易而濒临灭绝；至少30%以生物为原料的产品应来自可持续经营的生物材料；针对可维持生计、粮食安全和保健的生物资源，以及相关地方和原住民知识、创新和做法等，应遏止其减少；将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和保育生物多样性的必要性列入传播、教育和大众宣传方案；根据本国需要，增加从事生物保育、经过培训并拥有适当设备的专业人员，以实现本策略各项目标；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建立或加强生物保育行动网络。
2 以园林为基地的生物保育策略
①评估国家层级所有已知生物物种保育的现况。一是编制生物保育红皮书。二是制定生物保育和可持续利用的方法论或议定模式，目前生物保育及可持续利用的准则与指标仍在研议中，森林可持续经营的准则与指标建立，已列入林业试验所重要研究课题的中。②保育生物多样性。一是3.60%受威胁生物物种，有效保存于可查询的迁地基地中。园林是最重要的迁地保育基地，在最新的生物白皮书未完成修订前，仍需依据现有资料，完成园林物种保存任务。二是10%受威胁生物物种纳入复育计划（方法同上）。三是针对具威胁的至少100种外来物种制定管理计划，进行限期研究。③以可持续方式利用生物多样性。遏止生物多样性资源及其伴随的传统知识减少状况，对于民俗生物、民族生物及传统知识与技术的确认与应用，需有更明确的资源投入研究。④促进生物多样性教育及公众认知。规划并执行生物保育教育、宣传和大众传播计划。目前林业部门及相关生态研究所均已制定年度自然教育计划，但仍应成立宣传报刊，统筹其成果与绩效成为国家报告。⑤生物多样性保育的能力建构。一是规划并执行生物保育能力建构/人力培训工作坊计划。二是强化东亚地区的区域网络合作。
3 结语
生物多样性推动方案已于2011年底完成第1阶段工作，目前正在进行第2阶段的开始。但在迈向2015年目标的过程中，若干可能干扰保育推动的问题已明显浮现。一方面各机构对国际相关信息的获取能力有限，另一方面则是陷于生态与经济两难的旧思维，致使相关机构对生物多样性的重视程度不一，共识难以达成。生物多样性保育工作的开展既属国家政策，也是展现我国国际责任的一面，应根据当前形式选择适当可行的行动计划。EABGN的成立宗旨，一方面是要通过各会员园林发挥各自生物资源保育的功能，另一方面也希望借助多边人员与信息交流而落实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显现国际间对园林功能确实寄予重望。EABGN既然是东亚地区最主要的生物保育国际组织，其与全球性的BGCI关系密切，且我国均可积极参与两大组织的活动，把握参与国际社会的良好渠道。
参考文献
生物多样性的必要性范文2
摘要：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问题是当今世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哥斯达黎加是世界上最早采用公法管制模式来调整该问题的国家之一，它采用了将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问题规定在目标更广泛的综合性立法之中的形式。其“综合立法+专项实施条例”的立法形式、协调型的管理体制和主管模式以及为避免交易中存在的实力不平衡而设立的事先知情同意程序和共同商定条件制度，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关键词 ：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公法管制：生物多样性；哥斯达黎加问题的提出
1993年生效的《生物多样性公约》以及2014年生效的《关于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名古屋议定书》为公约和议定书的缔约国，特别是其中的遗传资源提供国对遗传资源的获取与惠益分享进行管制提供了国际法基础；另一方面，这两项国际法也为各缔约国结合本国实际确定管制模式提供了空间。因此，遗传资源提供国可以根据本国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国情来确定本国的管制模式。根据不完全统计，各国的管制模式有三种类型：利用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方面的行政法规范进行管制的模式；利用遗传资源获取及惠益分享方面的财产法和合同法等进行调整的私法模式；通过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利用者采取自愿性质的守则与指南进行调整的自律模式。
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管制的公法模式，是遗传资源提供国最常见的管制模式，它指一国的公权力介入本国境内的遗传资源的获取以及分享惠益的活动，为此制定专门的行政法律或者法规，立法措施，政府部门根据所建立的公法框架进行管制。
在公法模式下，具体的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立法形式又可以划分为三种情况：综合性立法，其目标更为广泛，包含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问题；专门立法；区域组织的超国家立法。其中，哥斯达黎加就是第一种立法形式的代表性国家，它是在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一个目标更为广泛的立法中，对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问题作出专章规定。
中国是生物多样性大国之一，也面临着对境内遗传资源的获取活动进行管制的重要问题，对此，与我国具有类似国情的哥斯达黎加采用的公法管制模式独具特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其经验可以为我国的相关立法提供重要参考。
哥斯达黎加公法管制的立法背景
在过去30年，哥斯达黎加人已经逐渐认识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全国大约1/3的土地已经被划为国家公园、国家森林或是相同目的的保护区。在起草《生物多样性法》之前，哥斯达黎加已经制定了大量管理单项自然资源的法律，但在调整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方面，还存在法律空白。
《生物多样性法》出台之前，调整生物资源利用的行政框架仅限于由生物多样性各领域专家组成的环境与能源部咨询委员会（COABIO，西班牙语缩写）以及哥斯达黎加国家生物多样性研究所(Instituto Nacional de Biodiversidad，简称INBio)。INBio于1989年10月24日正式成立，是一家半官方的、非营利的、公益性的团体，主要行使下列职能：制定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管理和执行国家生物多样性清单；将国家收集物纳入到单一的行政实体；将哥斯达黎加生物多样性的所有信息纳入一个单一实体；提供获取哥斯达黎加生物多样性的信息。在私营部门希望对生物多样性的化学成分、基因、蛋白质、微生物或其他产品进行商业应用开发时，研究所充当该私营部门的对应合作主体。该研究所因在1991年9月与美国医药产业巨擎默沙东公司(Merck＆Co．，Ltd)签订了一项商业性的生物开发研究合作协定而闻名于世。1996年6月《生物多样性法》第一份草案提交讨论时，哥斯达黎加已经与外国跨国公司签订了六项类似合同。
在此基础上，哥斯达黎加发起了与利益相关者团体进行磋商的程序，这些团体是根据特定标准挑选出来的，包括保护区周边的土著人、法律专家、科学家、公务员和商业部门的代表。磋商的目的在于制定一项既能够全面、综合实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各项要求，又能满足将来生物安全、生物技术、获取知识产权等更具体议题的要求的法律。不过，由于各方关于草案的立场过于对立，讨论过程被迫停顿。
为了继续立法议程，环境委员会于1997年7月委派了一个特别联合次委员会(Special Mixed Sub-Commission)。该次委员会对国家作为生物多样性监管者的作用，公共与私有所有权的概念、行政机构、生物安全、遗传及生化成分的获取、相关知识的保护以及社区的知识权等问题进行了重点讨论。1997年11月，该次委员会提交了法律草案，在经过略微的修改后于1998年4月23日在立法院获得通过。该法律经总统签署后，《生物多样性法》于1998年5月6日成为第7788号共和国法律(Ley de Biodiversidad No. 7788)。
此后，在1998年《生物多样性法》第62条授权的基础上，哥斯达黎加环境与资源部于2003年颁布了《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和生化成分获取通则》（以下简称为“《获取通则》”），意在具体实施《生物多样性法》中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规定。
哥斯达黎加公法管制的主要内容
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管理体制
1998年《生物多样性法》为哥斯达黎加设置了两个负责生物多样性事务的管理机构，“生物多样性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理委员会”）和“国家保护区系统”；其中管理委员会是该国主管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等事项的部门。
从法律地位来看，管理委员会是环境与能源部的派出机构，从这个角度来看，环境与能源部在该国生物多样性事项中占据主导作用；同时，环境资源部也是《生物多样性公约》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方面的哥斯达黎加国家联络点。管理委员会是生物多样性领域的综合性协调机构，其职能不限于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其主要职责包括：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利用和恢复的有关政策；制定和协调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及相关知识的获取政策，以确保充分的科学技术转让和适当的利益分配；制定和实施生物多样性的国家战略；监督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的公共和私人活动等。为了专门应对日益突出的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问题，管理委员会在其下设立技术办公室。技术办公室主要职责包括：接受、批准、拒绝和控制获取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和生化成分及相关传统知识的申请；协调与保育区、私营部门、土著人和农民社区资源获取活动相关事项；负责组织、维持和更新获取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申请的登记。
管理委员会技术办公室在审批申请程序上有以下做法：首先，要求开展生物开发活动的自然人或法人应事先在委员会的登记簿上登记，但登记并不意味着赋予其开展特定生物开发活动的权利。登记过的生物开发者要将遗传资源获取申请提交给管理委员会技术办公室。技术办公室在审查评价后，有权授予获取许可证。申请者凭此获取许可证可以与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实际供应者达成获取与转让协定或合同，该协定或合同只有得到管理委员会技术办公室的批准后才能生效。
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程序制度
在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程序方面，哥斯达黎加采用了事先知情同意(Prior Informed Cons ent，PIC)制度。所谓事先知情同意，主要是指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协定中的提供者在批准获取之前，要求利用者就所获取的资源提供真实、全面与合理的信息以便进行决策。
哥斯达黎加采取的是申请者需要同时获得国家和利益相关者的双重事先知情同意制度。如果私方主体和（或）土著与地方社区根据土地法、产权法、知识产权法或者自治权利已经对遗传资源的利用享有一定程度的控制，那么承认这些私法主体和社区拥有直接决定是否同意获取的权利就是对法治和基本人权的尊重：而遗传资源的经济价值和发展生物科学技术的必要性则说明整个社会对获取与惠益分享问题都具有利益关系，国家主管部门应代表国家或政府授予事先知情同意。
在哥斯达黎加，获得利益相关者的事先知情同意是国家主管部门接受申请进行审批的前提条件之一。根据1998年《生物多样性法》，生物开发者应当向生物多样性委员会技术办公室提出生物多样性成分获取许可证的申请，该项申请应当就获取活动的有关信息进行说明。关于获取申请应当提供的信息，2003年《获取通则》作出了相当详尽的规定。不过，生物开发者在提出申请的同时应当提交“获取行为发生地代表们的事先知情同意”。根据该法，获取活动发生地的不动产所有者、土著社区当局或国家保育区主任在经获取申请者适当地提供了所有必需信息的情况下，可以在共同商定条件的基础上授权获取申请者获取当地的生物资源或与之相关的非物质组成部分。不过，该法没有为土著社区的事先知情同意作出专门规定。最后，只有在获取申请者获得了利益相关者的事先知情同意并满足了其他要求后，国家主管部门才会签发获取许可证。
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实体制度
在实体方面，哥斯达黎加采用了共同商定条件(Mutual Agreed Terms，MAT)的制度。共同商定条件的目的是在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方面为哥斯达黎加营造一种更为公平的交易环境。具体而言，获取申请者必须与哥斯达黎加的有关主体在法定标准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就获取遗传资源以及分享惠益的条歉和条件达成一致。
《获取通则》第9条第3款对共同商定条件的具体内容作出了详细的规定。这些条件主要涉及：研究生物开发或经济开发的目的、地点；拟获取材料的类型、大概数量和采集方法；遗传资源的潜在的目的地以及随后的目的地；利益相关者在任何出版物、手续或进一步的利用中提供此类资源和相关知识原产地证明的正式承诺；交换关于遗传资源的特性、性质、用途、程序和保管方面知识的商定条件；关于当地社区和土著人参与性程序的运作或结果所要求的任何其他条件的商定条件；利益相关者根据国家关于专门的社区知识权法律制度尊重当地社区和土著人的相关知识、做法与创新的保护措施而作出的明确说明；关于向国内合作者、当地社区和土著人以及资源提供者转让技术或研究、生物开发或经济开发所产生的信息的类型和方式的约定条件；关于合理分配由所获得的材料生产出的任何产品或半成品的环境、经济、社会、科学或精神惠益，包括短期、中期和长期的潜在商业收益等。
哥斯达黎加公法管制的启示
哥斯达黎加1998年《生物多样性法》旨在全面保护和利用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获取的管理体制、惠益分享的安排、土著与地方社区的参与等获取与惠益分享的相关问题，几乎全被纳入到该法的调整范围。这种立法的优势在于，它不是将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视为一个孤立问题，而是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整体框架内加以处理。这就为在更广泛的背景下解决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管制问题提供了一个框架，也为其他国家的获取与惠益分享立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首先，哥斯达黎加遗传资源的立法形式，是一种非常可取的创新。该国在实践中发展出来的“综合立法+专项实施条例”优点包括：鉴于《生物多样性法》是该领域的综合立法，不可能对所有事项都作出事无巨细的规定，否则会导致立法内容过于庞杂。而综合立法先为相关事项确立一种原则框架，而将具体规定留待主管部门制定实施条例加以解决，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综合性立法的篇幅，减轻其负担。此外，任何一部生物多样性立法在起草时，都可能会出现科学界或利益相关方无法达成共识的事项。如果综合立法先是就有关事项作出原则框架，也就为各方提供一种对话的基础和共事的框架。有关的分歧问题可以等到各方利益协调或者科学研究更加确定之后，再通过实施条例加以规定。这样就有利于一国在短期内确定国家管制框架，解决有法可依的问题；之后再根据实践的发展需要进行必要补充、修订与完善，解决法律的科学性问题。
其次，哥斯达黎加在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管制方面所采取的协调型主管模式具有以下优势：其一，哥斯达黎加新设立协调性机构维持了该国现行的管理体制，从而避免因大规模组织变动而带来的部门反对和阻力；这种安排，在最大程度上尊重和维护了这些部门的管制权限，确保了现行各相关主管部门的积极参与。其二，协调型模式有助于各相关主管部门在处理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相关事项时，能够相互沟通、及时交流，化解各部门之间在管制权限和政策上的重叠甚或冲突之处，并弥补其可能存在的管制漏洞，最终作出协调一致的决策。其三，协调型机构在确保政府相关主管机构参与的前提下，还大量吸收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获取与惠益分享决策过程，承认其重要作用。这种参与式的模式也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相关理念的体现，在很大程度上确保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并最终有利于惠益的公平合理分享。其四，协调式的主管模式也贯彻了《生物多样性公约》“便利获取”的原则。协调主管模式为遗传资源获取申请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无论协调性机构本身是否具有审批权，获取申请者可以直接将申请提交至协调机构（而无论该机构本身是否具有审批权），大大降低申请者在确定主管部门方面产生的交易成本。
为了避免和扭转哥斯达黎加作为遗传资源提供国与利用者在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交易中存在的实力不平衡，以求在更加公平合理的环境下进行便利获取与分享惠益的基本交换，哥斯达黎加采用了程序性的事先知情同意制度和实体性的共同商定条件制度。就这两项制度的关系而言，事先知情同意是共同商定条件的先决条件，共同商定条件是事先知情同意的最终体现。通过这两项制度，哥斯达黎加及其国内遗传资源的实际提供者因为享有相关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实际所有权或控制权，可以要求获取申请者在合理时限内提前向其提供关于拟开展的生物开发活动的全面信息，以减少甚至避免两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供遗传资源的国家和利益相关者可以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与生物开发者达成获取与惠益分享安排，这将最大限度地保障交易的自主性和公平性。
从哥斯达黎加《生物多样性法》10多年来的实施情况来看，该法还是比较成功的。它既兼顾了本国在生物开发方面的历史经验，又考虑到了本国生物产业发展的未来需求，其经验值得我国认真学习和借鉴。
主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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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Rodrigo Gdmez. The Link between Biodivers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esson from INBio’s Bioprospecting Program in Costa Rica. Instituto Nacional de Biodiversidad, Santo Domingo de Heredia,Costa Rica，2003．
生物多样性的必要性范文3
关键词 生物课堂 逻辑体系 构建策略
中图分类号 G633.91 文献标识码 B
生物课赛课时，为了便于更准确评价选手们的教学水平，常常是所有选手完成同一课题的授课任务，即所谓的同课异构，尽管选择同一个课题，但有的课堂教学环节无法有效组织和串联，让听者恍恍惚惚不知所云；而有的课堂则如行云流水迭起，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给人以艺术上的美感。教学效果的巨大差异引发了笔者对生物课堂教学逻辑体系构建的思考。
1 中学生物教学逻辑体系概述
教学逻辑是包括思维在内的师生教学活动的内在规律性和有关主张，是一种应用性逻辑，反映着主体对教学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及形式化的结果，是组织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的依据。课堂上多种逻辑的有机组合就构成了教学逻辑体系。合理的教学逻辑体系是建立在教师对新课程教育目标深入理解和对教学内容进行充分发掘的基础之上，融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及教师本身的教学风格而形成的。合理的逻辑体系能使课堂条理清晰，重点突出；能使教学内容于“形散”之中显示出“神聚”；能有效地突现文本内涵的最佳信息；能有效地帮助学生构建知识网络，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常常利用基本逻辑设计教学逻辑主线，利用辅助逻辑设计逻辑副线和子逻辑，从而形成以逻辑主线为主轴，逻辑副线为补充，子逻辑为重点的课堂教学逻辑体系。
2 设计教学逻辑主线
教学逻辑主线是事物发展的脉络或探求问题的程序，是教师在遵循教学规律的基础上，依照教学目标要求，为达到教与学的双向目标而设置的贯穿于整个课堂教学过程的脉络或探求问题的程序。一般说来，教学的逻辑主线往往穿插于学科的知识体系、学习的过程和方法以及学生的认知心理发展过程之中。在具体的设计过程中，教师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方面设计教学逻辑主线。
2.1 在学科知识体系中寻找逻辑主线
在实际教学中，学科知识往往镶嵌于教材中，学科知识体系本身具有非常紧密的逻辑联系，多数教材在编排教学内容时已经有了非常清晰的脉络，如果这种线索符合教师的教学风格和学生的实际情况，就可以直接采用教材原有的知识呈现顺序为逻辑主线。
例如在“细胞核是遗传信息库”一节中，就可以沿着“什么是遗传信息遗传信息存在哪里遗传信息的载体是什么遗传信息错误传递的后果如何”的知识线索来展开。这种线索符合人们的日常思维习惯，也不难寻找，关键要把握好学科内容结构与学生的认知结构之间的关联性，使学科知识的内在逻辑与学生的心理逻辑统一起来，以便让学生通过同化和顺应等心理过程，实现二者的有效对接。
2.2 在学科知识的学习过程和方法中寻找逻辑主线
20世纪中叶，著名生物学家和教育家施瓦布提出了探究式教学，以学生探究活动为主线的教学方法即探究式教学。探究式教学往往从学科领域或现实社会生活中选择和确定研究主题，在教学中创设一种类似于科学研究的情境，通过学生自主、独立地发现问题、实验操作、调查搜集处理信息、表达与交流等探索活动，获得知识、技能、情感与态度的发展，非常注重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也非常符合新课程的教学理念。
在新课程中，教科书提出了探究式教学的基本步骤，例如人教版的“探究光对鼠妇生活影响”一节中，其就明确提出探究活动由以下几步构成：①提出问题；②做出假设；③制定计划；④实施计划；⑤得出结论；⑥表达交流。这就非常方便教师寻找在各种探究式教学中的逻辑主线，甚至改变教材中原有内容的呈现顺序，改以探究活动的程序为逻辑主线。例如伊万诺夫斯基发现“滤过性病毒“的过程就可以在教学中创设一种类似于科学研究的情境，让学生来重温烟草花叶病毒的发现过程，以培养学生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
2.3 在学生的认知规律中寻找逻辑主线
新课程强化学生的主体作用，教师的所有工作都是围绕“学的逻辑”而展开。教师只有按照学生的认知规律来设置逻辑主线，实施教学活动，才能提高课堂教学效益。而人类的认知是一个由现象到本质、由已知到未知、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过程。
如对“细菌”一节就可以按这样的线索来设计：细菌的发现细菌的形态细菌的结构细菌的生活。先发现了细菌的存在，观察到了细菌外形的三种形态，然后了解细菌的内部结构，符合人们观察事物由表及里的习惯思维；在介绍细菌内部结构时，又通过与已经学习过的植物细胞结构进行对比学习，找到二者的差异，这又体现了由已知到未知的认知规律；后进一步深入了解细菌的繁殖、形成芽孢的生活状况，符合人们认识事物由浅入深的认知规律。又如对像生物学发展史这类的教学，其内容往往分散在教材不同章节中，不太符合人们循序渐进的认识事物的规律，往往需要按照科学发现的时间顺序来对其进行重新整合，然后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作为教学的逻辑主线来进行教学。这样的主线设计需要教师熟悉学生心理特点和认知规律，了解学生的知识结构体系，对教学的知识前后融会贯通，源于教材而不拘泥于教材。
3 穿插教学逻辑副线
在设计好逻辑主线后，教学过程虽然层次清晰却难于完成新课程赋予的三维教学目标。因为逻辑主线难以全面地包含德、智、体、美、知、情、行以及个性发展、社会性发展和学识发展的各个方面，为弥补其缺陷，还要补充设计好教学的逻辑副线。
一般说来，显性的知识是过程、方法以及情感、行为活动的载体，是教学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教学中安排、调整的灵活性与可变动性远不及方法、情感和行为等内容，所以在日常教学中，知识线索常被作为逻辑主线。同时，由于过程、方法以及情感、行为活动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因此，过程、方法以及情感、行为活动也常常被设计为教学的逻辑副线，并且多次出现以强化学生的体验。
例如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一节教学中，教师就可以设计这样逻辑副线：为什么要保护生物多样性世界和我国生物多样性的现状如何?生物多样性面临怎样的威胁?怎样保护生物多样性?如何保护白头叶猴?其中“为什么要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环节让学生感受到生物对人类和生态系统的巨大价值，认识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必要性；“世界和我国生物多样性的现状如何”的环节则让学生产生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紧迫感。而保护生物多样性必先了解“生物多样性面临怎样威胁”，该环节就顺应学生的情感发展，促进学生思考“怎样保护生物多样性”，发展了学生的思维能力。最后“如何保护白头叶猴”的环节让学生将学到的知识进行实际运用，进一步强化学生学以致用的观念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
情感教育线索的设计要结合学生心理特点和学科特点，与逻辑主线配合，充分发挥情感教育的作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正确的态度、渗透价值观教育，有效地提高课堂效率。
4 确定教学子逻辑
在设计好逻辑主线和副线后，一堂课大致完整，也基本能达到新课程提出的三维教学目标，但要使一堂课详略得当重点突出，教师还需要对子逻辑进行设计。教学中的“子逻辑”设计常常是针对较为重要的内容，或是教学重难点、或是实验探究活动、或是思维探究环节。
上文所提“细菌”一节的逻辑主线中有“细菌的结构”的环节，便是思维探究的环节。对“细菌的结构”这部分内容进行细化设计，首先引导学生从已了解的植物细胞结构出发，对比植物细胞和细菌细胞结构差异人手，找出二者在有无叶绿体等方面的差异，进而推导出细菌不能制造有机物，为异养的营养方式等内容，这样就形成了相应的子逻辑。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子逻辑的设计也一样要服从逻辑主线，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达到强化重点，突破难点，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和思维品质的目的。
5 形成教学逻辑体系
在初步设计好教学的逻辑主线、穿插好逻辑副线和确定好了逻辑后，教师还要反思这三者所构建的教学逻辑体系是否完整，推敲各个逻辑步骤具体化、方式方法、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以及各环节的转换等问题，只有通过这样的反复思考、修改，才能形成思路简洁、主次分明、内容丰富、生动充实的生物课堂，才能形成既符合教材编订的整体逻辑又能完成教学三维目标的课堂教学逻辑体系。
参考文献：
[1] 巴班斯基著，吴文侃等译.论教学过程最优化[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122-148.
生物多样性的必要性范文4
关键词：生物安全；风险社会；社会公共利益；法律供给与需求
Abstract:Theconcernsofbio-safetyarousedbythedevelopmentofmodernbio-technologyareasophisticatedsignintheprocessofindividualizationinindustrialsociety,which,whileindicatingthesupremacyofhigh-technology,warnsusofthelurkingofsomeunpredictablerisks:thetraditionalmodernizationmaybeledtothe“reflexivemodernization,”andthusa“risksociety”maybeimminent.Consequently,safetyofeco-system,health,andsocialethics&orderisinmoreurgentneedofattentionintheneweraoftech-revolution.Theruleof“balanceofinterests”intraditionallawneedstobereplacedbyanewinterestcoordinationmechanism.Whilemakingbio-safetylaws,itisrequiredthatsocialpublicinterestbeascertainedandprotectedinthecourseofmodernbio-technologydevelopmentsoastorealizethegenuineharmonyofmanandnature.Whilepeoplearewonderingabouttheoutcomesofmodernbio-technology,thetraditional“legalmarket”isnomorepeaceful.Therequirementsofbio-safetylegislationwilldisturbthebalanceoftraditionalsupply&demandoflawandultimatelyconducetotheenactmentofbio-safetylaws.
KeyWords:bio-safety;risksociety;publicsocialinterest;supply&demandoflaw
一、现代社会对生物安全的立法诉求
（一）现代化的反身性及其风险预设
关于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冲突与协调是20世纪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论题。与“现代性终结”相抗衡的“第二现代性”或称之为“反身性代性”的研究和探讨在德国学者U.Beck的《风险社会》后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他从两个角度对现代化的反身性作出了说明：一是“以财富和风险生产为例讨论反身现代化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混杂”；二是“工业社会中蕴含的现代性和反现代性（modernityandcounter-modernity）的内在矛盾”［1］。Beck认为传统的现代化和工业社会的现代化是有区别的，一种是古典的现代化（classicalmodernization），是在19世纪反对封建社会、建立工业社会中发展起来的，而另一种是反身性现代化（reflexivemodernization），是在今天的工业社会之中发展的。在工业社会之中，存在着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之间的冲突，因此工业社会不是一个彻底的现代性社会，而是一个现代的封建社会。在这种半工业半封建社会中，封建性的方面并非传统的遗物，而是工业社会的产品和基础［1］。
工业化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主要起因于工业化过程中个体化崇尚取向，主张个体理性的张扬，强调自我为中心的权利建构。在传统的工业社会中，社会不平等模式是阶级模式，即存在着权利的平等，每个市民社会成员作为个人都平等地拥有并享受着某些权利，这些权利的私有化属性最终成就了工业化社会发展的快速化和社会变迁。但同时这些私有化权利以其自身拥有的形式化外表逐渐掩盖着实质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将会主要体现在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体现为对不平等社会经济现象的平等化和合法化
个体化趋势没有使得社会的不平等得到实质缓解，相反崇尚个体权益和理性的现代化社会结构和变迁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加深这种社会内部的不平等，从而造成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甚至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不均衡，从而加速了风险社会的产生。
风险社会理论认为，工业文明在为人类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足以使整个地球毁灭的风险，旧的工业社会体制与文化意识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凸现其内在的反身性和高风险性特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个人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传统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出现了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风险社会与不确定性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间的内在紧张。风险社会理论本身作为一社会变迁理论而存在，但与传统不同的是，风险社会挑战既有工业社会的认知、发展基础与典范，并企图从此种就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衍生的灾难风险、自危急性来建构社会自我翻转、变迁的功能［2］。
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指出，“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3］
风险与工业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统一与连接，互为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工业社会中个体化浪潮促使以个体权益为中心的社会法律制度得以建立和发展，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推进和张扬个人理性在社会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和角色。同时也正因为工业化社会对个体理性和权益的推崇，从而导致了工业化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衍生更多形式上平等——但实质上不平等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如企业的排污行为等。以个体利益促进为导向的工业社会市场经济逐渐形成了自身的规则体系和秩序范围，体现为建立以契约自由、所有权绝对、意思自治等三大要素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并主导当今乃至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社会经济秩序构建。这就是所谓“现代性”的表现。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出现很多诸如经济垄断、信息不对称、经济寻租、外部性、环境污染、生物技术安全等等形式上合法，但实质上对社会公共利益构成重大危害的行为和秩序内容。按照Beck对现代性和风险社会的理解，这种在工业社会高度发展时期出现的实质不平等现象就是现代化的反身性的表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反身性的现代化在内容层次和范围层次上更加突出，呈现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二）现代生物科技与生物安全
现代生物技术的繁荣与发展，逐渐成为推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重要力量，生物技术的产业化也开始对人类社会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4］。然而，同其他科学技术成果一样，现代生物技术也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社会经济利益，让人们仿佛看到了解决许多人类社会困境的希望之光，特别是看到了生物技术在解决人类社会粮食问题、人口问题、能源问题、健康问题和环境问题等方面的优势和能力；另一方面现代生物技术也无法掩饰其内在和外在的负面效应，如在生物技术研究、发展以及产业化进程中无法保证人类生命和健康的安全性问题，无法保证生态安全问题以及可能存在的知情权问题、隐私权问题、基因歧视问题以及是否侵犯人类尊严问题等［5］。科学技术的社会经济价值已经为广大公众所充分认知，它给人类的社会结构、生活及行为方式等带来了举足轻重的变化，但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过程中所具有的“反身性”和“吊诡性”特征将我们引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风险社会”之中。
1.生态系统安全风险：生物技术的发展在不断带来社会经济财富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威胁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所谓生态系统安全，就是指从整个生态系统平衡、稳定的角度出发来判断生物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潜在危险，主要体现在农田生态系统安全、自然生态系统安全两个方面。生态系统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非生物（如温度、湿度、土壤、各种有机物和无机物等等）之间，通过不断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一个生态学功能单位［6］。按照贝塔朗菲对系统的认识，系统决不是数的简单相加，相反则具有自身的规定性，它的整体性表现为时间维度上和空间维度上的内在稳定性、适应性、自我调整和内外环境的组织化。任何对系统本身的外在干预，都有可能破坏系统的稳定性和自我调整性。因此，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就是通过对生物体内控制其特定性状的基因作为外源基因按照人为的意思，而非自然的过程，转入到另一种生物体内并使之表达。所以这种非自然的人为干预和创制行为是对生物本身内在环境以及生物与生物之间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的一种干预，那么这种干预本身可能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它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或缩短自然生成的过程，也会在原有的生态系统内创制一种全新的物种，也可能造成物种与物种之间相互地影响，最终有可能破坏整个系统的内部运行规律，改变甚至消灭一个已有的生态系统。
2.人类健康安全风险：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特别是在食品和粮食供应、疾病诊疗等方面具有突出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生物技术的“双重性”特征仍然不排除人们对于技术本身隐含风险的担忧，尤其是在研究、试验、释放以及产品化过程中，生物技术对人类健康安全的潜在风险不能完全有效地被排除。这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生物技术对人类食物的影响进而引发食品安全问题；一是生物技术对生存环境的影响进而引发生活安全问题。1988—1989年日本一家公司利用基因重组为生物技术生产的乙色氨酸投放美国市场后引起37人死亡；1998年英国Rowett研究所的生物学家ArpadPusztai就郑重警告人们关注那些未被充分证明其安全性，便急于推广的转基因食品（GMF），因为他们可能有潜在风险；美国得克萨斯州ProdiGene公司于2001年在内布拉斯加州一块约一英亩的田地里种植药用胰岛素转基因玉米，在收获中漏掉三株转基因玉米以及一些溢出的玉米，2002年种植普通大豆时，结果使100万亩大豆受到药用转基因玉米的污染［7］。
3.社会秩序和伦理风险：现代生物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还远不止于生态系统、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健康等方面的潜在风险，任何改变人类物理循环状态、生育繁衍规律、人类社会关系的生物技术都将对人类社会秩序和伦理构成深远的影响。克隆技术、器官再造技术、杂交技术将科技的概念引入至一个又一个不可思议的领域。
在现代生物技术发展的初期，很多现实性的社会秩序和伦理问题已经开始展现我们面前，人体器官移植、器官捐赠、买卖、代孕等已经将人体物化，而克隆人的设计、生产、销售、储藏和买卖，则将会根本改变人作为社会人的最为朴素的概念和意义，与此相关的社会问题将层出不穷，新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人身商品化、侵犯人的尊严等新的伦理道德问题，极可能造成新的社会伦理风险、经济风险和社会动荡［8］。
（三）现代生物科技的反身性解决之道
风险社会理论一改传统社会理论对科技至上主义、理性至上主义以及现代性的崇尚和张扬，给繁荣的市场经济和全球一体化认识提供了一个逆向思维模式，给我们对生物科技发展的负面性和不确定性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范式，为我们生物安全立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其重要意义在于：（1）风险社会理论为进一步广泛讨论生态危机和生物安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风险社会的概念虽然还不太成熟，它却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打破了注重科技与工业发展的积极作用的传统思想意识,培养了人们的反思和自省意识,从而,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反思的时代。通过对现代性反思至少使人们意识到科学必须理性地发展。（2）风险社会理论增加了人们的风险意识,将生态危机与科技发展带来的风险突现出来。然而,它对未来风险的描述有些夸张倾向,既不可能被计算也不可能被预知,这样会使人们陷入一种无奈的忧虑,滋生悲观主义情绪。虽然Beck本人宣称他不是悲观主义者,但他的思想的传播仍会使一部分人在风险面前显得焦虑不堪。为此,威尔金森专门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风险与忧虑的关系问题,写出《风险社会中的忧虑》一书。（3）风险社会理论在制度层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风险社会中,旧工业社会体系已经过时,民族国家已经无力应对威胁整个人类的现代风险,这必然要求并引发社会结构深层的变化和政府制度的变革与角色的转换。在全球风险社会里,建立全球风险防范体系,最终以承担风险的基本单元为基础形成全球公民社会,这是Beck在《世界宣言》中的思想。然而,如何实现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型，如何实现生态民主与保持社会正义都还是摆在人类面前的难题。总之,风险社会理论的主要贡献就是让我们利用其关于风险、灾害和社会思想的分析重建现代性理论［9］。
二、生物安全立法之社会公益论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革命的时代，相较于物理领域的科技革命，此种革命展现出一种全新的，或许还是极不寻常，其所有的后果完全无法估量的局面：生物科技革命。”［10］由生物技术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是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风险之一，是工业化社会个体化进程发展的高级表现，在彰显科技至上主义色彩的同时隐藏着不可预知的潜在风险。风险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一方面追求个体理性和科学技术的无限魅力，另一方面力求通过理性的法律制度和规范体系达到对社会秩序的调整和规制。反身性的过程就是对现代化的批判和反思的过程。生物技术高度发展是现代化进程的显著成果，但同时生物安全的担忧和风险又凸显了现代化的反身性特征。根据上文对现代反身性立法诉求的论述，生物技术的风险回避就必须在法制目标上通过立法径路予以完善。
对于生物安全的立法必要性研究不同于传统的，构成工业社会之规范基础的，以个体利益为内核民商事法律规范。虽然这种传统私益本位的法律制度体系成就了工业社会快速发展的成果，但是其反身性的属性也给现代社会秩序构成极大的风险，所以对现代化进程中反身性的克服就必须在法律制度构建以及立法宗旨的确立上有别于传统的民商事法律，而转向对集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有和维护。
生物安全立法的公益性研究必须建立在对生物安全公益性特征的深刻把握之上。所谓公共利益，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和界定。美国社会法学创始人罗科斯·庞德将利益划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但他对公共利益的理解带有明显地政治国家色彩，即将公共利益视为涉及政治组织社会的生活并以政府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11］；传统功利主义法学家杰里米·边沁认为“公共利益是构成共同体众多成员的利益的总和”，“社会公共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12］。人们似乎自然而然地认为，公共利益在某种利益上讲必定是所有私人利益的总和；而如何把所有的私人利益聚合起来的问题，似乎又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13］。当前对社会公益的不同见解主要仍可归因于思维的视角和切入点各异，即从不同的语境和研究背景下对社会公益的认识程度会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同，如在民法语境下探讨社会公共利益，可能更为主要地集中在对私人之集合的利益依存性；在行政法的语境下探讨社会公共利益，就不可回避地与国家利益相关联；在经济法语境下研究社会公共利益可能会指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其中同样包含国家的利益，因为它是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逻辑基础上建构的法律秩序体系；对于环境法来说，特别是生物安全法，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研究和考察就应当走出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性利益范畴，而转向以全体社会成员利益为基准，人类利益关怀以及生态利益的实现和保护，所以这是更为宽泛范畴内的公益性释解。鉴于此，生物安全的社会公益性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深刻把握：（1）利益的整体性和普遍性。从公益性的利益范围维度来考察，生物安全主体中所关注的是社会成员集体利益、人类利益以及生态利益相整合的，具有普遍性特征的利益范畴；（2）利益主体的广泛性，生物安全中的公益性研究必须跳出传统以国家为界限的社会成员集合利益的藩篱，转而充分关注个人主体之外的其他主体的利益，包括人类、国家以及生态系统（包括生物）等。狭隘的社会观可能会使得我们对公共利益主体的理解囿于传统的社会理论观，但是正如学者在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为社会关系时指出的那样，“社会是人化的自然与自然化的人的综合体，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14］。从这点来看，利益主体同样也可以从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联延伸至人与自然的利益关系，以及对整个生态利益的关爱。而且在生态伦理学中，生态利益是一个高于人类利益的上位概念，因为我们无法将人类与生态系统完全分割开来，否则将不存在实质性的人类利益，抑或社会成员的集合利益和个体利益。
（一）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
转基因的生物安全主要是指现代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应用，特别是转基因生物活体释放到环境中以及进行跨国转移，可能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潜在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1）转基因生物的重组基因，打破了自然界物种的界限，进而打乱了生物进化的历程；（2）改变了生物的多样性和群落结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能会遭到破坏；（3）转基因生物回归自然界后，会不会使种植区周围生物受到危害，会不会影响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4）重组微生物对某些化合物降解后产生的中间物或最终产物，有的又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5）重组DNA进入水体、土壤后，将流向何方？存活多久？他们会不会与细菌杂交，出现对人类有害的、新的致病菌？现在已知DNA在土壤中至少可以存留40万年；（6）转基因植物中，如含有对人体有害蛋白或过敏蛋白的花粉，有可能通过蜜蜂采集进入蜂蜜中，最后再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15］。转基因生物的潜在风险首先突出地体现在通过对转基因生物本身的基因转变或修饰而对生物内部组成结构、生物特性、生物机能等诸多方面产生的根本性演变，进而影响该生物所赖以生存的其它生物要素和自然生态环境，将其新产生的某种基因特性释放到他原有的生态环境中去，构成对原生态环境的冲击和影响，并在时间的长度上修饰和更改原有的生态系统，从而使得原有生态系统中的各自然生态要素的生存环境和能量交换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最终对人的生存健康产生重大的、不可预见的影响。由此可见，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就是在生物安全风险的基础上衍生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突出强调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共风险性的充分认识基础上展开对其公益性的影响研究和对策研究，具体探讨生物安全公共影响的深度、广度，以及针对转基因生物安全公共风险的防范对策、制度构建、规范设定性的研究。
从目前来看，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主要集中在对转基因生物的生态安全性研究和健康安全性研究两个方面。所谓生态安全性研究，是指转基因生物对任何以生态为单位的安全所构成风险的对策性研究，突出的表现为对以“基因污染”、“基因漂流”和“基因逃逸”等为核心的风险防范研究，从而确保生态环境的自然特性和安全特性。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安全”不是一个非常狭隘的概念诠释，而是包括人类的生存安全和健康安全在内的，有关生物本身的安全、生物种群的安全、生态群落的安全以及生态系统的安全。所谓健康安全性研究，是指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健康所带来的潜在威胁的对策性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人类个体的生命健康、人类生活群体的健康安全、人类社会的健康安全，以及人类社会代际之间的平衡与安全。
（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社会公益性拓展
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界的核心要素，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不可缺少的或不能替代的伙伴与资源。作为自然资源中最重要的活的资源就是生物多样性，或者简称为“生物资源”，也像任何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一样，具有它自身的特征价值，主要体现为有限性、稀缺性、多用途性、可更新性、区域性、可变性和计量的困难性［8］262。所谓有限性是指生物资源是有边界条件的，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不能无限地供给；所谓稀缺性是指由于人类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以及生物资源本身的边界条件和有限性决定的资源稀缺性；所谓多用途性是指生物资源及其以生物多样性为骨架和主干组成的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与用途几乎是全方位的，在不同的资源搭配和能量循环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和用途；所谓可更新性是指生物资源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繁衍性、自我恢复性和可再生性，但是可更新性具有明显地边界特性，因此受到资源有限性的约束，人类对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均不能超过资源本身的可更新能力；所谓区域性，是指生物资源和生物物种的分布带有明显的区域和地理位置特点，根据区域的水热条件、气候因素等，表现出突出的地带性和区域性，在地理区域的共轭性与相似性的基础上，又明显地表现出区域分异规律，即在同化前提下又显著表征为异化现象［8］263；所谓可变性是指生物多样性及其相应的生态系统在开放的不平衡条件下不断地同外界交换物质与转移能量，在不断耗散的前提条件与进程中，形成有序地自组织的耗散结构，在相对的临界平衡状态或混沌状态下不断地推陈出新，辩证地前进，其结果可能表现为生物资源的再生、恢复、扩张、萎缩、衰减、退化或消失等；所谓计量的困难性是指生物资源的公共产品属性、不确定性、条件参数的可变性决定了对其量化的困难性特征。
对生物多样性的法律保护，其社会公共利益属性重点体现在对人类社会共同体优良生存环境的保护和对生态系统保持平衡两个方面：（1）生物多样性是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基础，人类的生命维持资源、生活资源、健康资源、财富资源等均来自生态环境，其多样性决定了人类需求的多样性，任何多样性的丧失最终构成对人类生存的威胁；（2）生物多样性是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和创造优良生存环境需求的基本要素；从局部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多样性有利于涵养水源、巩固堤岸、降低洪峰、防止土壤侵蚀和退化等；从全局看，它有利于维持地球表层的水循环和调节全球气候变化［16］，有利于维持生物与生物之间的能量循环和守恒，从而确保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性。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发展和质量保持将从根本上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生物多样性的社会公共利益属性在很大程度决定了，当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或削弱构成对社会公共利益危害时，法律的规制和救济是非常必要的，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生物多样性立法供给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三）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社会共益性
相对于一个生态系统而言，外来物种入侵是指原来天然存在的区域性生态系统中并没有某个物种存在，该物种借助于人类活动、自然因素或其他途径和因素越过不能逾越的空间障碍而进入新的生存环境和生态系统之中，从而给新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安全性等造成一定影响。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外来物种入侵现象主要是通过自然的传播、人类携带、有意引进等多种方式进行，其造成的不利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即生态系统危害和人类健康危害，共同构成了对环境法学上“公共利益”的威胁与挑战。
在生态系统方面，外来物种入侵给其他物种造成广泛冲击，入侵物种通过适应性进化能在定居建群后迅速繁衍，在竞争中夺取必要的营养和生存空间，创建了自身的竞争优势，造成本地其他物种减少甚至灭绝；这种竞争一般称之为“似然竞争”（apparentcompetition），包括占据生态位的竞争和威胁本土物种生存；另外入侵物种还存在化感作用，入侵植物通过向外释放一些化学物质，影响、抑制或刺激临近植物的生长与发育，从而对生物多样性构成极大威胁；此外，入侵物种还会在物种遗传方面造成物种侵蚀，使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丧失，出现某些物种的濒危和灭绝。就中国而言，我们国家遭受的外来物种入侵威胁主要体现在：（1）生物多样性丧失；（2）破坏景观生态的自然性与完整性；（3）竞争并占本地物种生态为，使本地物种失去生存空间；（4）危害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17］。
在人类健康方面，外来物种入侵在给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同时，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和安全。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看，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一个物种和要素，与其他物种之间长期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系统环境，但外来物种的入侵给其他生物物种构成危害的同时，同样也威胁到人类物种的健康与安全。一方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遗传多样性的丧失直接给本地居住人口的生存环境构成极大影响；另一方面外来物种入侵也在很大程度上侵占了人类的生活领地和居住范围，最近报道的红蚁等外来物种已经严重侵害到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有的外来物种已经将原来居民的劳作场所侵占殆尽；第三，最为严重的是，外来物种群侵害会造成人类的疾病，使原来深藏于自然生态环境中幽秘之处的某些病毒可能被激活报复或侵袭人类，如“第Ⅳ级病毒”，特别是1976年在扎伊尔、苏丹等地出现的“埃博拉病毒”和“拉沙病毒”就是最恶劣的事例［17］132。除此以外，由动物传给人类的疾病种类也很多，如拟杆菌属和丝杆菌属感染；炭疽；鼠疫、沙门菌；SARS；禽流感病毒等。
通过对转基因的生物安全、生物多样性和外来物种入侵防护的公益性探讨来看，其共同的目标都在于对生态系统安全、人类的生存健康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其公益性之所以与一般的公益性有所不同就在于，其间增添了对生态利益、生态安全、生态正义等价值观的考虑，丰富了公共利益的内涵，从而为生态安全法的逻辑基础增加了更多的理论积淀，也为其价值目标的确定和立法本位的探寻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三、生物安全的法律供给与需求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有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厂商（供给者），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需求者）和政治家、官员（供给者）。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他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18］。在社会的上层建筑中，同样也存在着市场，以市场的秉性和模式运行。作为维护社会安定、秩序的法律制度当然也可以设定为像市场一样的运行模式和理论，存在着供给和需求的变换统一。任何一种法律都依存于供求双方的交换才得以成为法律产品［19］，因为它也具有社会有用性和使用价值，但同时由于法律的公共属性，决定其在市场产品属性上有别于经济学中的私人物品，而凸现公共产品的特点。除此以外，法律市场在主体和效率方面与一般的经济市场存在明显的差别和特性，法律市场的供给者主要为国家，其消费需求者体现为广大民众，法律市场的立法产品、执法产品、司法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和供给者都是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因此享有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垄断权；正是因为国家机关对法律市场的垄断才造就了法律市场的低效率。但法律市场的上述特性不能根本改变其与经济市场在运行模式和构成要素上的统一性，即当前的法律制度不能有效满足社会稳定和秩序要求，不能保证广大民众的多数需求时，亦不能有效满足国家机关的统治意愿和利益时，法律的需求应然而生，国家为了继续稳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和统治利益，保障社会整体的利益、安全和秩序，弥补法律供给之不足，通过立法等法律供给措施满足社会法律需求；此外，在法律供给中，法律生产要素资源的稀缺性，是制约供给能力的根本原因，法律供给能力的大小取决于法律生产要素的状况和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及资源配置状况两个方面，其中法律技术、法律工作者素质的提高、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都会扩大法律的供给能力［19］207。
（一）供给需求理论的法律延伸
经济学中的供给与需求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市场的运作原理，通过供给与需求的力量互补和相互作用，产生均衡的价格和均衡的数量，从而达成市场均衡。市场均衡发生在供给和需求力量达到平衡的价格和数量的点上［20］。任何市场的非均衡态都决定了供给和需求的重新组合和排序，或增加供给，或减少需求。供给和需求的博弈永远处在均衡的此消彼长过程之中，在需求增加的情形下，需求和供给的非均衡决定了相应供给的增加。
在非经济的法律市场中，同样存在着供给需求的均衡解。当法律的供给成一定的稳定态势时，即在现行法律规范体系较为稳定的状态下，法律市场的均衡将主要取决于法律需求。法律需求决定了法律供给和法律市场的发展状况。但法律需求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和约束。
第一，法律市场均衡与法律需求。所谓的法律市场，实际上是按照一般的市场要素和运行规律所拟制出来的以法律作为交易客体和核心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法律市场的基本构成及其变换趋势同样依赖于市场主体双方的博弈，以及由此产生的价格因素，亦即在法律需求者和供给者之间因法律的供给和需求所产生的类市场环境。按照市场运行规律来看，相对稳定的市场在供给和需求方面基本持衡，市场的均衡态就要求市场主体双方在供给和需求上的相对均衡，任何一方发生变化，都会形成供给和需求的非均衡博弈，从而引发市场波动，通过供给增加或需求削减的方式再次达到均衡。就法律市场而言，国家或政府作为法律供给方，应当及时对市场的法律需求状态作出评估和回应，从而满足法律市场的要求，达到法律供给需求状态的均衡。法律的市场供给主要取决于法律制度约束、法律价格因素以及法律物质技术等要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现行宪法的规范范围内，根据当前市场的守法成本和违法成本的差别比较，以及立法、执法和司法技术等相关因素，决定是否在现行法律体系范围内增加或修订法律，从而更大程度地满足法律市场的需求。其中法律的价格因素客观地体现为拟供给法律的效用范围，如果其效用范围广，需求者的权益内容和范围会基于该法律的供给得到更大程度的确认或保护，从而形成守法的受益范围大于违法的潜在收益，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供给就成为必要。
第二，法律市场主体的支付能力与法律需求。所谓需求，主要有两个方面构成，一是需求主体对某种客体的愿望和欲望，一是该主体具有购买产品的支付能力。法律需求的产生同样具有一般需求的内在要求，其支付能力主要体现为市场主体对国家机关法律活动的支付能力，执法、司法机关对立法活动的支付能力。法律市场主体的支付能力强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法律市场主体对自身权益、集体权益的认知程度，认知程度越高，就更大程度上决定了相应法律供给的需求度和必要性。也就是说，法律市场主体，特别是法律需求者对自身和集体权益保护的认识程度愈深，其相应的法律意识愈强，对能够更大范围内保障其权益的法律需求愈大，法律的供给市场应运而生，从而相应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措施成为法律市场的必然。
第三，法律价值与法律需求。人们对法律的需求根源于法律的价值（秩序、自由、正义、效率），而法律的供给，仅仅是确立并实现法律的价值的过程。政府并不能直接供给法律的价值，如秩序和效率，而是通过提供法律，通过提供立法、执法、司法活动来间接满足人们的终极需求。法律的这种工具属性，表明了国家机关仅能供给中间产品——法律，而不能供给最终产品——正义、效率等法律的价值和社会目标。在供给和需求之间探究立法的价值，就在于通过法律供给能否在法律的运作过程中实现对法律需求的满足，确认、维护或保障应当保障的权益，防范或者遏制权益侵害、受损风险的产生。也就是说，立法的供给必须能够明确确定拟供给法律的价值目标和立法宗旨，从价值目标上可以归顺法律供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四，法律市场利益与法律需求。市场运作的机理在于交易双方或供给双方的利益交换或互补，法律需求的产生必然归因于某种潜在利益的驱动，期望通过法律供给达到确认、维护和保障权益的目标。鉴于法律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其供给和需求必然要在基本利益取向上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和意愿。当某一种利益目标变成大多数人的利益指向，相应保护该种权益的法律规范的需求就应运而生，这种法律需求会打破原有的法律市场均衡，从而引发了法律市场的非均衡态，非均衡态向均衡态的发展就依靠保障该群体利益需求的法律供给与以相对应，从而最终实现立法。
（二）生物安全法的供求逻辑
法律需求属于制度需求的范畴，是一种将外部性内部化的制度设计，虽然其供求逻辑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下可以被解释为一种供给和需求的逻辑发展体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不仅是一种非市场需求，而且是一种非物质商品的需求。法律需求根源于需求主体对某种“潜在利益”的期望和追求，是一种在已有的法律制度安排中无法实现和获取的利益。生物安全的立法需求源发于主体对保障生物安全利益的期望，从当前的法律结构体系和制度体系来看，该种利益期盼是无法予以满足的。
上述的制度经济学的立法阐释，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说明生物安全法的立法逻辑：
1.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广泛。一般来说，法律需求的主体就是法律需要保护的利益主体，它既可能是一般的市场主体，也可能是国家政府，也可能是社会公众。生物技术的发展所产生的转基因安全风险、生物多样丧失风险以及外来物种入侵风险等统一构成了生物安全法的风险体系和利益保护对象。在上述风险和利益保护的释解当中，基于对自身生命健康利益和人类世代延续的利益视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主要体现为一般公众；基于对整体社会安全和秩序利益的视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又将体现为国家及其政府；基于对生态系统安全利益诉求的视角，生物安全的法律需求主体甚至可以，也有必要突破原有的法律主体观念，转而确认并保护动植物，乃至生态系统的生存和安全利益。
2.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潜在利益”。法律需求的“潜在利益”一般不能完全在现实的规范体系中得以体现，其潜在性深刻地反映了现实法律制度所建构的利益体系的非完整性。正是因为“潜在利益”的存在，构成了法律制度体系发展的牵动力，形成一个相对稳定，但又不断地在“需求—供给”中发展的运动模式。
从生物安全本身来看，安全的主体范围非常明确，一切可以归属为生物学中的生物范畴的主体都应当在生物安全法律中得以体现，并由特定的“潜在利益”与之相对应。根据生物安全法律主体的广泛性，需要通过法律保护的“潜在利益”至少包括一般公众的生命健康利益，国家政府的安全与稳定利益，一切生物体的生存利益和相互间均衡利益，以及生态系统本身的安全利益。
3.现实法律制度安排和规范体系尚无法满足上述“潜在利益”。建立在传统法律理论体系上的法律制度安排缺少也很难对生物安全利益提供应有的风险防范机制和保护机制：首先，生物科技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所带来的风险只是在20世纪末期才真正被人们发现和认识，科技的两面性和吊诡性只有在科学技术知识较为普及的情景下，才能被广大公众所知晓。科技发展所隐含的生物安全问题、生命健康问题、生态伦理问题等作为一种潜在的或现实的社会问题时，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才真正上升为多数人的社会风险意识。风险是一个与利益相比对的概念，它意味着主体的某类利益正在或将要被侵蚀或剥夺，当一种风险演化为一种群体性、社会性的风险意识时，相关的风险防范措施必须在整体上予以采纳或建构。法律作为一种规则和规范体系，预设人们的行为模式和行为结果，从而在制度层面上提供了一个可知悉、可预见、可防范、可制裁的规范模式，从而加快了主体的立法诉求，也推动了权力机关的立法供给。其次，现有的法律制度设计和安排都是建立在对人类自身利益的确认和保护之上，法律主体的范围也很难突破对自然人或法律拟制主体的传统认知，相应地法律的利益主体和权利主体也很难突破传统之囿。然而，就生态系统而言，彰显人类利益和智慧的科技现代化正是成就当前生物乃至生态系统风险的主要因素，现代化的反身性深刻地印证了至高无上的人类利益的局限性和短视性，也从风险的角度提出了将人类利益与生物利益、生态利益相融合的利益取向和规范模式。但就目前的规范体系和法律制度建设来看，生物安全法的利益谱系（包括人类利益、生物利益和生态利益）仍然任重道远。
工业文明，特别是以生物技术发展为代表的人类第四次科技革命，在为人类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足以使整个地球毁灭的风险，旧的工业社会体制与文化意识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凸现其内在的反身性和高风险性特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个人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传统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出现了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风险社会与不确定性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间的内在紧张。不确定的生物科技和科学技术本身隐含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必须在原有的法律秩序体系框架内重新建立并发展生物安全法律体系和由此产生的秩序体系。此外，生物安全法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分析认为，生物安全立法的逻辑基础在于，生物安全的社会公共性强烈呼唤并要求在法律秩序下重新建构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谱系，将人类安全利益与生物安全利益以及生态安全利益联系起来，从而将人类的发展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相互联结，在利益层面确立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如果我们将法律规范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确立和完善放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背景下加以考察，法律需求和法律供给的辩证统一，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律体系的均衡给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设定了经济学意义上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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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的必要性范文5
【关键词】森林；可持续经营；策略
对于林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以森林资源的可持续为基础、环境的可持续为前提、经济的可持续为目标。要实现林业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必须加强森林资源的培育。因此，在加速森林资源恢复的同时，积极探索有效的、科学的、具有针对性的森林经营技术是我国目前林业所面临的急待解决的迫切任务。
1.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紧迫性和必要性
自20世纪90年代，对所有森林实施可持续经营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森林经营工作也在逐步发生变化。从认识上来看，逐步意识到森林可持续经营意味着在维护森林生态系统健康、活力、生产力、多样性的前提下，结合人类的需要和环境价值，必须通过生态途径达到科学经营森林的目的。提出评判是否实现森林的可持续经营应从生态、社会、经济三方面综合衡量，即同时满足生态上合理（环境上健康的）、经济上可行（可负担得起的）及社会上符合需求（政治上可接受的）的发展模式。为此，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先后制定出用以促进森林可持续经营工作的森林可持续经营标准与指标。2002年《中国森林可持续经营标准与指标》已经正式颁布。然而，实践中以木材生产为核心的技术体系、技术标准和经营理念，以及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管理体制、经营机制，已经成为制约森林可持续经营活动的障碍。为此，实现可持续经营十分重要。一是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森林产品及其环境服务的唯一途径；二是林业发展战略转移的具体体现；三是确保六大工程顺利进行的重要前提；四是顺应国际林业发展趋势、履行国际义务的必然选择；五是公众环境意识逐步提高的客观要求。
2.天然林培育策略
天然林是森林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可再生资源，不仅生产大部分林、副产品，而且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并提供许多其他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效益。大力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天然林资源，是实现森林可持续经营的重要物质保障。针对现有的天然林开展合理的森林经营活动，可以维持、恢复和扩大天然林资源，增加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增强生态和环境服务功能，从根本上遏止生态和环境恶化，增加林产品有效供给，使林业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2.1天然林更新
应充分利用天然林自然演替和更新能力，以天然更新为主，人工更新或人工促进天然更新为辅。对具备乔木或灌木更新潜力的森林进行封育，禁止或减少人为活动的干扰，依靠强大的自然繁殖或自然更新能力恢复森林；对缺乏母树或幼苗、幼树分布不均的地段，实施人工补植；对有充足种源，因植被覆盖度较大而影响更新的地段，采用人工促进天然更新。
2.2栽针保阔
栽植以红松为主的针叶树，保留天然更新的阔叶树，尤其是珍贵阔叶树。随着次生林发展的进程和林况不同，保阔包含三层含义：留阔、引阔、选阔。三者贯穿于恢复森林的全过程。栽针是缩短森林自然（演替）恢复过程的重要手段，保阔是迅速形成（或恢复）地带性顶级植被的可靠保证。栽针保阔把人工更新和天然更新密切地结合起来，以符合地带性顶级植被类型——阔叶红松林的发生、发展规律，是使天然林趋于稳定并提高林分质量和生产力的重要途径。
2.3用材林建设
选择的树种既要符合经营目标，又要实现高产、高效和优质。选用生长快、材质好、经济价值高的乡土树种，引进的优良树种须经试验成功后，方可大面积推广。根据立地条件、树种特性和实践经验，确定混交树种和混交规格，充分利用天然幼苗、幼树，培育成针阔混交林或复层异龄林。
2.4天然林保护
最大限度地保留母树、关键物种和林下植被，保持生物多样性。避免用人工林或其他土地利用方式替代原始天然林和生长良好的天然次生林。天然林中栽植的树木不得替代自然生态系统或对自然生态系统带来重大变化。
2.5天然林经营
加强天然次生林幼、中龄林抚育和低效林改造，逐步调整用材林的树种结构和林分结构，提高林木生长量和林分质量，缩短森林培育周期。低效林改造时，保留生长健壮的中、小径林木，利用乡土针叶树种在林冠下或林窗、林中空地上进行大苗造林，诱导形成针阔混交林。对岩石、土壤贫瘠的陡坡、山脊和石塘等伐后不易更新、容易引起严重沙化、风蚀的地块，不准进行低效林改造。同时，采用合理的采伐、更新方式和封山育林措施，调整林分结构，改善林分质量，提高林分生长量。通过森林抚育和低强度择伐等经营措施，调整和优化林分树种结构、龄组结构、径级结构和密度结构，逐步诱导天然次生林结构，以形成复层异龄针阔混交林，使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更加稳定。
2.6天然林利用
采用对环境影响小的森林采伐作业方式，尽量减少对森林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包括林下植被（苔藓、草本植物、灌木和幼树等）、动物栖息地、水资源、森林腐殖质层等，减轻土壤压实和水土流失，减轻保留木的损伤。伐区采伐剩余物清理应考虑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地力的维持，注意保留藤条灌木资源。同时，在采伐作业前，要对保留的母树和关键物种作出标记出来并加以保护。择伐时每公顷应保留一定数量的母树和大径级老龄林木，并考虑老龄木的树种搭配，使其成为天然更新的种源，也可以为一些野生动物和微生物提供必要的生境。采伐时还要注意保留一定数量的具有袋腐、树洞或巨大树枝的活立木；腐烂程度不同的枯立木和倒木；动植物生存所依赖的关键物种，尽可能保留珍稀、珍贵树种资源。
3.人工林培育策略
大力发展人工林是世界各国面对天然林和天然次生林日益减少所采取的共同的、长期的林业发展战略，因此人工林在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于人工林所选择的造林树种速生丰产，且经营强度高，与天然林相比，人工林的生产力水平高，人工林虽然面积不大，但在木材总产量中占据较高的比重，因此把大力发展人工林作为解决21世纪木材需求的根本措施。
3.1人工林规划
考虑到造林对当地景观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造林应避免大面积的人工纯林，需要考虑将不同林种、森林类型、林龄、人工林与天然林相结合，合理布局，统筹规划。在经营作业区内使树种的组成、面积配置和分布多样化；合理组成林分结构，如天然林和人工林结合，不同林龄结合，不同树种结合，人工纯林与混交林结合，乡土树种与引进树种结合等。
3.2树种选择
正确的立地分类是关键，根据经营目标和立地分类信息，选择适宜的树种、种源和基因类型，其目的是取得最佳的经济和生态效益。
3.3优质壮苗
重视传统育苗技术，包括裸根苗培育技术、容器苗培育技术、无性繁殖技术等，发展和研究生物制剂和稀土、菌根在育苗技术上的应用，培育优良的苗木，提高苗木质量极其抗病虫害能力。
3.4人工林经营管理
在造林地上保存非林木作物植被，改善生态稳定性、保持地表覆盖和土壤肥力，尽可能采用人工除草方法，最大程度的降低化学除草剂对环境的影响。同时，树种、种源和基因类型必须适合立地条件和经营实践，建立健康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尽量减少化学物质对森林的影响，有效推广病虫害的生物防治和综合防治，加强森林的科学管理。
生物多样性的必要性范文6
【关键词】城市水系；生态修复；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 S891 文献标识码： A
城市水系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是城市发展和赖以生存的不可缺乏的要素，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和城市快速的膨胀，人类的活动阻碍了城市水系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造成水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生物多样性急剧下降，生态问题日益突出，威胁到了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对城市水系进行生态修复已经刻不容缓。
1 城市水系现状问题及成因分析
1）城市自然水系的整体性遭到破坏，自然形态遭到人为活动的侵蚀，水系水网遭到人为的切割，水系的连续性遭到破坏，导致其生态系统变得脆弱易被破坏。
2）自然水系被人为的裁弯取直，人工开凿的水系直线化，减少了水系的流域面积和蓄水量，减少了生物的生存空间，同时也加快了水流的速度，易形成水患。
3）人为的对河道断面的规则式、单一式的改造，减少了生物生存空间的多样性。
4）河床和驳岸的硬质化改造，切断了生物交流的通道，破坏了生物生存的空间，导致水系的自净能力下降、物种多样性下降。
5）生活污水与工业污水没有经过处理直接排放严重污染了水资源，造成水生生物的死亡和逃离，威胁人类的健康安全。
6）城市快速发展中缺乏对水系生态系统重要性的认识，导致大量河道荒废萎缩，历史河道被填埋，河道蓝线被侵占，导致城市水系应具有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人文价值、景观价值无法体现。
2 城市水系生态修复的目标、原则和方法
2.1 城市水系生态修复的目标
城市水系生态修复的目标是使水系生态系统恢复到未被破坏前的平衡状态，形成各种生物群落配比合理、结构优化、功能强大、系统稳定的水系生态系统，在满足水系生态性要求的同时，要充分挖掘水系的历史人文价值，发挥水系具有的经济社会价值，创造丰富的滨水景观，满足周边居民的功能需求。
2.2 城市水系生态修复的原则
水系生态修复的原则包括：水系修复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原则；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相结合的原则；增强空间异质性的景观格局原则；流域尺度规划原则；分河段细化原则；生态系统自设计、自我恢复原则；提高水系连通性原则；主功能优先原则；多功能协调原则；分时段考虑原则；负反馈调节设计原则；生态工程与资源环境管理相结合原则；景观美化原则等[1，2 ]
2.3 城市水系生态修复的方法
2.3.1制定城市规划与法律规范保护和恢复城市水系
城市规划划分蓝线保护范围，制定法律规范保护蓝线，对于已经被填埋的对城市水系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河道，有条件进行恢复改造。规划中要注重城市水系的整体性保护，连通性的恢复，增加水系的自净能力，蓄水能力。
2.3.2对污染源的控制治理
对城市进行雨污分流处理，确保工业污水与生活污水经过污水处理合格排放，严惩违法排污行为。为城市河流建设污染缓冲带[ 3] 。由于城市水系与乡村的水系存在着天然的联系，所以对污染源的控制要延伸到乡村，严惩乡村违法污染企业，对村民生活垃圾集中回收处理。
2.3.3城市水系自然地貌学特征的恢复
对自然水系形态与地貌进行保护与恢复，除特殊情况，禁止对水系裁弯取直，改变其自然形态。同时要保护水系蓝线范围内的自然地形地貌，保护恢复水系河岸多样性空间，增加水系河道断面的多样性，使水系内形成一系列自然的边滩、浅滩与深潭，增强空间的异质性，为不同物种的生存提供多样性的栖息场所。
2.3.4城市水系驳岸河床生态化改造
对水系现有硬质化不透水的驳岸与河床进行生态化改造，采用最新的生态设计理念与方法，禁止再建硬质化不透水驳岸。遵循水系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规律，
使水体、土壤与生物环境相互交流, 恢复河流自净功能。
2.3.5对城市水系水文循环的恢复
城市化的发展改变了水系原来的水文循环过程，导致水系不能按照自然规律运动，破坏了城市水系的生态循环，因此要把握城市水系水文循环的规律，调节恢复其自然运行的过程。
2.3.6城市水系水质污染的治理
综合利用物理方法、化学方法、生物方法对水体污染进行治理，恢复天然健康的水质。
2.3.7城市水系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生物物种多样性的恢复主要包括保护濒危、珍稀、特有生物物种，恢复河湖水库水陆交错带植被以及水生生物资源，恢复具有本土特色的生物资源，以恢复水生生态系统的功能，形成稳定的生态系统结构。
2.3.8城市水系生态修复的综合价值的体现。
城市水系是城市生态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个复合功能的综合体。其不仅要体现自然属性所具有的生态价值，还要挖掘所具有的历史人文价值，结合开发保护发挥其具有的直接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合理的规划设计体现其自然的景观价值，创造更多满足人与自然亲密接触的空间，体现人与自然的统一。
4 研究展望
(1) 城市水系生态修复并不意味着使城市水系恢复到完全自然的状态,而是要结合城市水系的功能和特点,考虑多方面的需求，达到一个适宜的状态。同时需要对这种适宜状态下的各项指标进行研究，并且针对不同的水系类型，形成一个相应的评价体系，以此指导水系的生态修复工作。
(2)城市水系生态修复与信息化数字化技术的结合，运用新技术对水系水位、水质量、生物生存状态等进行信息收集，并且根据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及时反馈处理，维护水系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
(3)城市水系生态修复要以人为本，创造更多人与自然接触的空间，不仅要考虑到自然的因素，也要考虑到人的需求，但是要尽量减少人的活动对水系生态系统的干扰。
(4)城市水系生态修复要体现其复合价值，不能仅仅着眼于生态价值，可以结合城市水系的个性特征进行保护开发。
(5)城市水系生态修复与城市规划政策法规的协同，保护恢复水系的整体性、连接性，保护恢复水系的自然形态与地形地貌特征。
(6)不断研究运用新的技术手段进行生态保护与修复。
（7）城市水系生态修复与城市雨洪管理相结合，研究当洪水来临时，通过城市水系对洪水形成缓冲，如何控制水系缓冲区的宽度和其容量；研究雨水下渗，雨水的组织与收集和城市水系如何联系等。
5小结
目前我国城市水系存在着大量的生态问题，这也是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现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人们的生态意识不断增强，人们在发展中开始反思这些出现的问题，并且认识到城市水系生态保护和修复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相信通过不断的努力和探索，城市水系将会重现昔日的美丽。
参考文献
[1] 倪晋仁，刘元元.论河流生态修复[J].水力学报，2006，37（9）：1029-10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