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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的来源范文1
［关键词］ 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理论 企业并购
一、引言
当前，随着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的发展，规模经济的重要性逐渐显示出来，追求规模经济的行为日益渗透到各种经济活动中去。特别是对于企业来说，如何实现规模经济更是成为主要研究热点，在西方发达国家，企业规模经济的实现多是通过企业并购，通过并购，使企业在优化产业组合的过程中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实现在生产规模扩大的过程中不断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研究价值。
二、规模经济理论综述
规模经济理论最早起源于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亚当·斯密认为，分工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最大原因，同时认为分工又受制于生产规模与市场需求量的大小。自亚当·斯密之后，马克思以及斯密理论的继承者阿林杨格也都从分工角度对市场与经济规模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之后，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规模经济”概念，他利用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理论来说明规模效应，。认为报酬递增是由于企业扩大其不动产而获得了种种新的大规模生产经济。马歇尔以后，穆勒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从节约生产成本的角度论述大规模生产的好处。还有些经济学家，比如科斯、张五常、黄有光、威廉姆森和克莱因等从交易费用的节约和内部化优势方面探讨组织管理的规模经济。巴克莱、卡森和拉格费等则沿用科斯等人的观点，进一步阐述了内部化引起企业规模经济的原因。哈伯勒(Haberler)进一步发展了规模经济理论，他创立的机会成本说为企业并购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可见，关于规模经济的理论已经日趋成熟，现在重点已经从理论方面转向了应用方面，当前在规模经济理论的应用方面的一个重点就是企业并购，美国的企业并购从19世纪下半叶产生至今已经经历了五次并购浪潮，企业并购已成为企业规模扩张的一条重要途径。本文在已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企业并购理论，详细分析了企业规模扩张的一条重要途径——企业并购。并通过一个具体实例——中国汽车产业规模经济状况分析来说明这一点.
三、企业并购与规模经济的关系
对于企业并购与规模经济的关系主要有两种理论：
1.规模经济理论
研究证明了企业规模（或产业集中度）与企业的利润率成正相关关系。在资本较为密集的工业里，集中度较高的大企业可以比中小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其根本原因在于集中度高的产业中，大企业的生产成本比中小企业低，企业规模扩大带来了单位成本的下降，超过了集中度提高价格上涨的效果，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高于平均数。这种成本优势就能增加工业产出的份额和减少单位成本，同时，联合生产经济即范围经济带来的成本减少也是显著的，这方面的成本利益来自于企业在更大范围内共享研究费用、管理费用、营销费用，从而降低了每一单一产品的单位成本，增大单位投入的收益。而企业通过并购的方式，将在并购之前没有运营在规模经济水平上的企业整合，使其获得规模经济，这将大大提高企业的效益。
2.经营协同效应理论
经营协同效应的理论基础最早见于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通过兼并来组织企业会导致交易成本降低。经营协同效应可以通过横向、纵向或混合并购来获得。对横向并购而言，经营协同效应的来源代表了规模经济的一种形式，通过对同类资源的合并，使并购双方形成了能力上的重要补充，并购后对各方面能力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会带来在短期内通过企业内部投资所难以得到的收益。对纵向并购而言，将同一行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合并在一起，可以获得行业上的规模经济性。企业并购后如果能将并购双方的优势和特长协调与结合起来，并同时消除各自的劣势和不足，这将可以使得企业获得规模经济。
四、企业并购理论在实现规模经济的应用
以中国的汽车产业来看， 自1953年我国从前苏联引进汽车制造技术和成套装备 ，建立以年产3万辆卡车的长春第一汽车厂以来，经过近50年的发展，我国已建立起了门类比较齐全的汽车工业体系。但是，我国的汽车产业却存在致命的弱点，即企业数目太多，厂家过于分散，生产厂家遍及除西藏和宁夏之外的省区，目前，我国的汽车制造企业厂家数量已超过了日本、美国、欧洲等汽车大国的所有汽车厂家之和，可谓汽车企业数上的“超级大国”，然而我国1998年汽车产量仅为156万辆，只相当于通用汽车公司当年产量的1/6，丰田汽车公司当年产量的1/3.我国1956年至1998年的43年间累计生产汽车1580万辆，而美国1978年一年的汽车产量就是1290辆，日本1981年一年的汽车产量就是1118万辆。目前，国外一般单个汽车企业的最小生产规模是年产40万辆到60万辆，而我国汽车年产量超过10万辆的企业只有一汽、二汽、上海大众和天津夏利四家。与我国125个汽车厂一年生产 156万辆汽车相对应，美国3个汽车厂生产 987万辆；日本7个汽车厂生产1011万辆，德国 3个汽车厂生产427万辆；意大利1个汽车厂生产150万辆。由此可知，中国的汽车产业远远没有实现规模经济，因此，如果通过资本之间的并购重组，汽车企业可以实现迅速的规模扩张，规模的扩张有利于企业有效降低成本，巩固和扩大市场份额，为自身的生存发展赢得宝贵的利润空间，而有了利润保证，才能使资本有效循环周转起来，才能进一步支持在研发、管理、市场开拓等方面需要的巨额投资，从而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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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的来源范文2
性贸易政策理论(StrategicTradePolicy)。该理论动摇了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自由贸易政策的最优性，证明了政府干预的合理性，提出了适当运用关税、补贴等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将有助于提高一国贸易福利的主张。这一核心结论正好与传统贸易理论相悖。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因其在理论的独创性、分析方法的独到性及其解释现实的能力等方面取得重大的突破而日益为人们所重视。
一、突破之一：非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经济条件下的贸易行为
1.规模经济效应的非常数性。规模收益用于微观经济学分析厂商的生产函数始于20世纪30年代。显然，国际经济学在这一方面落后了许多，一直停留在完全自由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分析基础之上。战后国际贸易发展现实显然无法得到传统贸易理论的合理诠释。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产品是以规模报酬递增生产的，并且生产这些产品的行业（如汽车业、半导体业、计算机业等）构成了国民经济的支柱。产品生产的规模经济可分为外部经济效应和内部经济效应两部分。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是指厂商水平上的规模报酬不变，而社会的递增性报酬以外部经济的形式体现的情况，因而这种厂商及其产业能够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出口的扩展。这种外部经济效应往往并不能为各厂商同时同等程度地享受，厂商与行业间的竞争行为因而受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厂商内部规模经济效应，即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一个较大的公司能够更好地克服生产不可分割性，使生产能力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同时，由于某些一般管理费用并不会随生产规模而变化，因此其每单位成本会随着生产增加而下降。如果规模经济持续存在，则平均成本总大于边际成本，如果以边际成本定价就意味着损失，因此，内
部规模经济不可避免地与竞争均衡发生了矛盾。因而，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发达国家之间与产业内、公司内的贸易成为国际贸易主流这一现实。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才试图突破这一理论与现状的隔膜，将规模经济引入贸易分析，提出了依靠政府支持，通过获得规模经济效益，达到扩大出口、抢夺竞争对手市场份额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2.市场的非完全竞争性。由微观经济学可知，厂商这一层次上的规模经济的存在意味着价格行为与非负的利润不一致，因而市场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对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西方经济学迄今没有一个一般性的结论。但是，毕竟放弃了传统贸易理论最不现实的假设，即世界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分析了以下可能的三种市场结构：(1)可竞争市场（伯兰特假定这与无代价和无限制地进入和退出相结合）；(2)古诺双寡头国际竞争模型（即均衡产量水平由两个厂商反应曲线的交叉点所决定）；(3)垄断竞争。尽管一般性不完全竞争理论没有产生，但是，在各种不同的市场结构下，在实证和规范两个方面有关贸易的一些重要结论都有效，也是可行的。
二、突破之二：技术对贸易的内生变量性质
传统贸易理论早就注意到技术进步的作用，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贸易理论才把技术变化、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克鲁格曼等人认为企业内部存在着动态的规模经济。技术的改变是企业获得动态规模经济的最重要形式，从而把技术作为内生变量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技术变化包括两种情形，其一是技术创新(Innovation)，其二是边干边学(Learningbydoing)。
技术创新是通过研究与开发(R&D)活动来获得的。R&D所产生的技术创新改变了企业的生产函数，降低了边际生产成本。在生产过程中，同样的要素投入能带来更多更好的产出，其表现为：(1)要素生产率的提高；(2)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新产品的开发。这样，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就会不断下降，从而能在国际市场上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技术进步能从学习曲线(LearningCarve)的角度阐述动态的规模经济。假定边际成本是累积产量的减函数，累积产量越多，生产经验、销售经验和管理经验越丰富，边际成本就逐渐降低，这就是边干边学。一般而言，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并非有意转让或传播其技术，而是在贸易、投资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地输出了技术，即所谓的“技术外溢”。亚那戈娃(Yanagawa)分析了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传播技术及其影响的国际技术外溢，克鲁格曼和卢卡斯(Lucas)分别讨论了国内技术外溢的问题，而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则系统研究了行业间和同行业内部技术的外溢及其作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重点强调了规模经济效应是扩展国际贸易的动因之一，而技术进步是企业动态规模经济效应的来源之一。技术进步与国际贸易的扩展存在一种互动关系，贸易不仅通过国际市场的竞争及各国
努力来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也通过国际技术外溢给各国互相启发的机会。技术开发不再是个别国家的行为，不再是外生的经济变量，而是直接推动贸易发展的内生变量。
三、突破之三：对政府干预作用的重新定位
传统贸易理论的主流观点认为：政府干预导致资源配置扭曲，造成国民福利下降，如关税及非关税壁垒限制进口，政府对出口实施补贴等，都会造成国民福利的净损失。只有推行自由贸易政策，才是“双赢”。当然，主流观点并不反对在出现市场失灵如外部性问题、垄断、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时，政府可以有目的、有选择地干预，目的是消除“反竞争”(Anticompetitive)现象，保证市场竞争自由有序正常地进行。但总体上强调的还是自由主义思想。当然，在自由贸易的喧嚣声里，还有几声应推行政府干预的呼声，但其势单力弱。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幼稚产业保护论”，始作俑者是李斯特。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寻求一个良好的生存、成长环境，免受外国同行企业的竞争压力。但这一学说并无完善、系统的理论证明。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则认为：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一国政府可以借助R&D补贴、生产补贴、出口补贴、进口征税、保护国内市场等政策手段，扶持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增强其国际竞争能力，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谋取规模经济之利，抢占国际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转移其垄断利润，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因此，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政府起着关键的作用，必须有一个尽可能信息完备、决策独立、干预有力的政府。理所当然，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中，政府的干预作用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具体说来，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解释：
1.政府干预是实现规模经济的最优途径。
在非完全竞争及规模经济条件下，国际贸易中垄断利润普遍存在，一个企业的垄断实力越强，获得的垄断利润就越多。国家干预可以将国外企业的利润转移到国内企业。为此，对于各贸易国来说，如何扩大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份额，并进而通过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就成为取得市场竞争优势的关键。靠企业自身去积累和成长，在强手如林、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且若又是后起国家的企业，要成为国际市场上的真正挑战者，显然困难。而借助政府力量作为“第一推动力”，选择有发展前景的产业在一定时期内给予扶助，使其尽快扩大规模，获得规模经济收益，降低成本便是最直接、最有效、最迅速的途径了。
2.政府干预是“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模型实施的基础。
“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英文简写IPAEP）是克鲁格曼1984年提出来的重要理论。该理论有两个假设前提：一是市场由寡头垄断，并可有效分割；二是存在规模经济效应。当本国企业处于追随者地位，生产规模远没有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边际生产成本很高时，这时本国政府通过贸易保护，全部或局部地封闭本国市场，阻止国外产品进入国内市场。随着国内市场需求的逐渐扩大，这类产业的规模经济收益便会出现，生产成本得以降低。同时，国外竞争对手由于市场份额的缩小而达不到规模经济，边际成本上升。此消彼涨，国内企业就可能占有国外市场更大的份额。而销售额的扩大又进一步降低了边际生产成本，提高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样，以政府干预为后盾，IPAEP理论的实施便达到保护国内市场，扩大国外市场的目的。战后，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经济发展中，汽车、电器、计算机设备等的发展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3.政府干预作用内生化是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因素。
将政府干预作用作为比较优势内生为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变量，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一大进步无庸置疑，而比较优势依然是国际贸易的基础。一方面技术变量已成为现代企业和国家相对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而技术变量的提升不管是来自于“边干边学”，还是R&D，都与法律、投资激励等形成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都需要通过政府的支持，即取决于政府的干预情况。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源禀赋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相对于“自然资源”而言，“创造型资源”（如信息、知识资本、创新、制度、技术等）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企业以及一个国家越来越依靠于这类资源来获得比较优势，因而政府干预也被内生为区位因素，成为直接影响这种“创造型资源”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之一。
四、突破之四：利润转移理论
传统贸易理论主张自由贸易政策，通过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来进行国际贸易，使参与国双方的福利水平都提高，实现“双赢”。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却提出了利润转移的论点，即把垄断利润从外国公司转移给国内，从而在牺牲外国福利的情况下增加本国福利。利润转移理论显然与传统贸易理论能增进双方福利水平的论点不一致，它的基本前提是国际竞争都具有寡头竞争的性质。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揭示了利润转移理论的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关税的利润转移效应。布兰德和斯宾瑟提出的“新幼稚产业保护”模型，假设一家国外寡头垄断企业独家向国内市场提供某种商品，正在享受垄断利润，且存在潜在进入的情况，那么，征收关税便能抽取外国寡头厂商的垄断利润。因为，外国寡头厂商会吸收部分关税来决定“目标价格”，以阻止潜在进入。否则，国内企业的进入将不可避免。特殊情形下，外国公司甚至会将关税全部吸收。国内既不会发生扭曲，又可以获得全部租金。税收收入就是转移了该厂商的垄断利润。该模型突破了传统最优关税理论关于只有大国才有可能用关税来改善其贸易条件的限制，认为即使是贸易小国也同样可以通过征收关税来改善国民福利。
第二种类型是“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手段的利润转移效应。该观点来自于20世纪80年代逐步成型的“新幼稚产业保护论”，认为一个有战略意义的行业在受保护的国内市场里能迅速成长而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从而相对于外国厂商具有规模上的竞争优势，使其能够增加在国内市场和没有保护的外国市场的份额，从而把利润从外国厂商转移到本国厂商，使本国福利增加。
第三种类型是出口补贴的利润转移效应。布兰德和斯宾瑟于1985年提出古诺双寡头国际竞争模型，认为向在第三国市场上同外国竞争者进行古诺双寡头博弈的国内厂商提供补贴，可以帮助国内厂商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增加国内福利。古诺博弈的特征是，均衡产量水平由两个厂商反应曲线的交叉点所决定。通过补贴降低国内厂商的边际成本，使厂商有更高的反应曲线，获得更大的国际市场份额。总之，出口补贴降低了非完全竞争产业的垄断扭曲程度，增进的本国和消费国的总收益大于另一生产国的损失。
五、简要评价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已成功地描述了当今国际贸易的发展现象。一种经济理论在放宽假设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之后，是否依然有效往往是检验该理论优劣的最好方法。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之所以对现实世界能提出合理的解释，也是因为放松了传统贸易理论最根本也是最不现实的假设，即世界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从而确定现实的研究方向。但是，由于一个系统性完整的一般性不完全竞争理论（涉及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等）并没有建立起来，以其为基础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并没有上升到替代传统贸易理论的高度，相反，还有许多缺陷和不足，因而受到了传统理论的批判，如：对竞争行为和公司数量过于敏感，将商品的价格纳入一般均衡的经济系统而内生地决定，以邻为壑的利润转移政策，完备信息需要，资源配置的紊乱以及政府的寻租行为，等等。
其实，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并不是对传统贸易理论的全盘否定，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发展。传统贸易理论的完全竞争和不变规模经济可以看成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一个特例，它的比较优势原则仍是世之公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对此的认识向前迈了一大步，认为资源禀赋的相对差异是比较优势的来源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规模经济优势带来的比较优势。而规模经济优势明显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干预。事实上，传统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争论的实质就是干预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自由主义认为政府的干预只会产生经济扭曲，经济问题只能靠市场解决；而干预主义认为扭曲来自于市场失灵，必须通过政府干预进行纠正。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问世，强调了政府行为的重要性，摆脱了纯粹自由主义的阴影。事实上，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始作俑者就是最市场化的美国，而日本和韩国钢铁、汽车、计算机产业的壮大发展，“波音－空中客车”的博弈佐证了该理论在实践上的成功。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会产生重大的理论发展，进而代替传统贸易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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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的来源范文3
一、相关理论的概述
(一)邮轮经济的概念
邮轮经济具体指的是主要以邮轮旅邮为中心，进而可以带动其他关联的产业的不断发展。邮轮经济的发展方式主要是大力建造沿海港口，这样就可以促使邮轮的停放。而邮轮经济所带来的经济收入主要是邮轮在港口停靠的过程中，给周边的城市带来的经济效益。而邮轮旅游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往往是间接的，是邮轮公司为了正常的经营而向提品、服务的公司或者是企业购买其产品或服务。这种间接效益是通过上下级的产业关联紧扣在一起的。
(二)邮轮经济的发展历程
邮轮经济最早出现在20世纪的60年代，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邮轮行驶的目的地是加勒比海地区，自此以后，加勒比海地区主要经济收入主要是来源于邮轮经济所带来的利益。在最近的几年时间，世界上的邮轮经济有了飞速提高，国际中的一些大都市也纷纷加入了“邮轮经济”的行列，例如，新加坡，在2001年的时候就有1000多艘国际上的邮轮停靠，邮轮产业成为了新加坡发展旅游业的重要方面。
二、邮轮经济的特点
(一)集中性特征
邮轮旅游的聚集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第一，相联系的各个产业都会聚集在港口的附近，目的就是为了给邮轮乘客提供更方便的服务，也带动了港口城市的经济发展，不断的促进港口城市产业的优化升级;第二，优质的港口可以吸引更多的邮轮前来停靠，邮轮数量的增加又带动了本地的邮轮经济发展，从而为城市带来更多的升值空间。
(二)明显的规模经济特征
邮轮经济所具备的规模经济特征主要体现在一艘邮轮的规模经济和一个船队的规模经济上。一艘邮轮的规模经济主要是指邮轮的体积越大、运输的乘客越多，则成本就会越小，在市场中，进行价格竞争的能力就会增强。而船队的规模经济主要是指船队的规模越大，分到每一艘邮轮上的成本就会越小。
(三)垄断市场的特征
由于建造邮轮的成本相当高以及使用的专业性也比较强，所以，经营邮轮旅游的公司少之又少。所以，邮轮经济又具备垄断市场的特征。这种较强的垄断结构使邮轮在进入时面临一个很高的壁垒。这就造成了邮轮在其运营过程中，要不断的调整船票的价格和船上商品的销售价格，船票的价格在不断下降，但是船上所经营的消费产品的价格却不断提升。
(四)邮轮产业发展的区域不平衡
邮轮产业的发展不平衡首先是市场的开发利用不平衡，邮轮的经济运营活动往往是在比较有市场潜力的地区发展。因为美国属于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较高，所以具备世界上最大的邮轮开发市场。其次是邮轮航线具有一定的集中性，邮轮旅游活动的航线主要集中在地中海、南太平洋等沿海地区。最后是邮轮的港口分布不平衡。
(五)邮轮运营具有季节性特征
邮轮公司在设定邮轮航线的时候，都会按照该地区的地理特征及季节变化做出统一的规划，在特定的区域并对该区域的气候、温度、洋流进行深入的研究，以确定该区域在什么季节适合开展邮轮旅游，什么季节不适合开展邮轮旅游，进而使邮轮公司获得更大的利益。
三、邮轮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法律构建问题
(一)邮轮港口在规划时的法律问题
邮轮港口在整体的规划过程中要遵照港口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建设规划，另外，还要在细节中协调各个方面的关系。然而现阶段，我国在开发建设港口时往往只是按照《港口建设管理规定》，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开发、建设体系。
(二)运送旅客时的法律问题
针对旅客在出海旅行的休闲娱乐的过程，目前我国的法律并没有对这方面进行任何的制约，所以，邮轮在运输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的法律漏洞，不能很好的适应我国邮轮经济的发展需要。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邮轮不能直接销售自己的船票，必须由旅行社代办。
(三)旅客通关涉及的法律问题
在目前阶段，对于国际邮轮的关口检查管理采用的仍然是一般的管理程序，没有一套专门的关口管理程序适合邮轮经济的发展。另外，每个港口的通过程序各不相同，造成了乘客通关检查的时间太长，浪费了时间。
四、结论
规模经济的来源范文4
摘要：长期以来，企业数量与规模一直是产业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研究内容。笔者利用中国31个省级区域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探讨了企业数量、规模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企业数量的增长对区域产出有较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呈现时序递增趋势。研究还发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企业数量对经济的影响存在差异，越是发达地区，企业数量对产出的弹性越强，即越是经济发达地区，越应当重视企业与产业的培育，而不是片面强调“做大做强”。本研究还为理解地方政府与国家产业主管部门在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上的冲突提供了区域经济增长角度的解释。
关键词：工业企业；数量；规模；区域经济
一、引言
从亚当・斯密开始，分工、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就是经济学与管理学重要的研究内容。劳动力、资本是最重要的投入，通常情况下，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与劳动力、资本的投入量和增长速度正相关，而且根据新增长理论与新贸易理论，存在投入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Fujita，Krugman and Venables，1999)。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较大的企业数量常伴随着较大的经济总量。但企业数量的增长同时也意味着平均意义下企业规模的下降，导致规模经济的损失。通常管理学研究企业规模的目的在于探讨不同生命周期(发展阶段)企业规模对其市场竞争力与经营绩效的影响。经济学中对企业规模与数量的研究主要归属于产业经济学。与管理学主要从企业角度进行研究不同，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产业整体，关注产业结构、产业竞争力、产业经营绩效与发展阶段(钱德勒，1999)。管理学与产业经济学的研究结论在企业经营决策与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区域层面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企业数量，最早可以追溯到马歇尔对企业空间集聚效应的研究。以后产业集聚的研究得到较多的关注，成为区域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但区域经济学很少关注企业规模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从企业与产业层面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否同样适用于区域层面?举例说，是将有限的资源投入现有企业“做大做强”更重要呢，还是推动企业数量的增长对区域经济更重要?根据管理学的研究，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数量与规模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投入期与成长期的企业需要重视量的扩张；对进入成熟期与衰退期的企业，深入挖掘其规模经济效应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与盈利水平(黄修权、顾银宽，2004)。那么，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企业数量与企业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如果差异确实存在，是否有规律、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否有相关性、又是通过什么机制影响区域经济的?以上就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文章结构如下：在提出问题后，第二部分介绍了研究模型与研究方法；第三部分是数据的来源与处理；第四部分将全国作为一个区域，分析企业数量、规模对经济的影响；第五部分对全国31个省级单位企业数量、规模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之所以分省进行研究，主要出于两个考虑：一是汇总数据可能会损失个体信息；二是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别较大，面板数据的分析可能揭示出企业数量、规模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研究结论。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规模经济的来源范文5
论文摘要：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中国市场，如何突出重围成了每个中国企业必须研究的重大课题。本文以蓝海战略为理论基础，分析了中国企业实施蓝海战略的必要性和实施蓝海战略的关键，即双向规模经济。
中国企业实施蓝海战略的必要性
蓝海战略一词来源于W.钱•金和勒妮•莫博涅的著作《蓝海战略》。他们将企业目前所用的战略分为“红海战略”和“蓝海战略”。“红海”代表已知的、饱和的市场，利润前景黯淡，恶性竞争激烈；“蓝海”代表未知的、新兴的市场，蕴含巨大的利润高速增长的机会。
目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中国在步入经济高速公路的同时，产业市场也显得越来越拥挤，加之外资和外国商品不断涌入对本地市场产生剧烈冲击，竞争趋向白热化。由于我国地区间、城乡间经济发展不均衡导致需求增长跟不上产业发展的速度，相对滞后。因此，用传统竞争方式争夺有限的市场和利润只能令企业陷入“红海”，而解读蓝海战略对于我国企业具有现实意义。
双向规模经济：蓝海战略实施的关键
根据价值规律，商品的价格总是围绕其价值上下波动。在实际的交易过程中，商品的价格是在消费者的效用和生产者的成本之间受供需关系的影响上下波动。消费者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一般为消费者的最大效用）和商品实际价格之间的差额叫做消费者剩余；生产者愿意出售的最低价格（一般为商品的成本）和商品的实际价格之间的差额叫做生产者剩余，即利润。通过两大剩余的此消彼长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即消费者和生产者均获得最大剩余。
（一）消费者规模经济—消费者边际效用递增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一般情况下存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即消费者每消费一单位产品所获得的效用会随着消费产品数量的上升而呈现递减的趋势。这一规律是建立在人类消费心理之上，人类如果单一地、重复的消费某一个产品则会产生厌倦情绪，达到消费饱和。而当下“简单模仿-批量生产”的模式使得市场上产品同质化现象越来越明显，加深了产品的单一性和顾客的重复感，使得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实现消费者效用的规模经济，可采取以下措施：
1.转变客户理念。近代营销理论强调以客户为中心，顾客就是上帝。这里的客户仅仅只是局限于对产品有需求和拥有交易倾向和交易记录的群体。实施蓝海战略必须转变既有的客户理念，将传统定义的内涵扩大。本文将客户分为三大类型：“固定型”即已经对产品形成一定忠诚度和依赖感的客户；“潜在型”包括具有潜在消费倾向（如关联产业的客户）和潜在消费能力（如即将获得固定收入的毕业生）的客户；最后一种是“排斥型”及对产品存在一些排斥倾向的客户群体。
2.实现效用创新。效用是人类的一种主观反应，边际效用递减也是一种正常的消费心理体现。如果能够针对人类消费心理的特点进行效用创新就能有效的延缓递减规律。
3.效用增值。最后一种逆转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办法来自效用增值，效用增值的基础是消费者的消费体验。体验经济学派认为，体验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能帮助消费者发现已经存在却不易被察觉的，能提升消费效用的“感觉碎片”，如西餐厅的灯光亮度、背景音乐的类型等，将这些“感觉碎片”移植入产品中就能增加消费者效用。还有一种指向更为明确的效用增值手段就是开放产品的多方位功能，形成需求方的规模经济，使得需求方的需求函数相互关联而非排斥。
（二）生产者规模经济—生产者边际成本递减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随着产量的不断增加，每增加单位产量所引起的成本增量会不断下降，一旦达到某一程度之后，每增加单位产量所引起的成本增量反而会越来越大。特别是在中国市场上，为了应付激烈的竞争，很多企业不得不将大量资金投入广告宣传，或者大打价格战。因此，应从以下方面进行改善：
建立价值评价体系。蓝海战略制定与实施的原则中，有两条至关重要—“关注全景而非数字”和“克服关键的组织障碍”，价格战关注的是数字而非全景。
重构需求边界和生产边界。重构生产边界就是追求范围经济。范围经济的原意是指在相同的投入下，有某一企业同时生产多种关联产品的成本要低于由多个不同的企业分别生产每种产品的总成本所表现出的经济性。蓝海战略范围经济的实现体现在它专注与整合各种不同的消费需求进行生产，致力于大多数客户的共同需求，合并细分市场，整合不同消费者需求的共同之处来重新定义和整合自己的产品，确定新的生产边界。
参考文献：
规模经济的来源范文6
关键词：战略性贸易政策 政府干预 适度保护
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究竟应该处于何种地位，是经济学界长期争论的焦点。从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史来看，主流贸易理论认为，政府干预会导致资源错置，市场扭曲，从而造成国民福利下降，如限制进口和对出口实施补贴等，都会造成国民福利的净损失，因而只有自由贸易才是最佳的政策选择。然而，现实中，各国的贸易政策却从来也没有实现过绝对的自由。现实中的贸易政策虽然多数情况下还是体现着自由贸易的倾向，但却也并不排斥必要的保护措施。当出现市场失灵，如发生外部性问题、过度竞争和道德风险时，为了消除“反竞争”（Anticompetitive）现象，保障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政府往往就需要进行必要的干预。正因如此，在自由贸易的呼声持续高涨的过程中，贸易保护理论也从重商主义李斯特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凯恩斯贸易保护理论中心―理论以及战略贸易理论不断发展。事实上，正是贸易保护理论的发展才使以自由贸易思想为主线的国际贸易理论不断得到补充和修正，不断贴近现实。
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国际贸易的发展令传统的主流贸易理论陷于窘境时，又是保护贸易理论的发展才使产业内贸易这一现代的主流贸易形态获得了科学的诠释。战略性贸易理论不仅合理地解释了产业内贸易发生的原因和条件，而且科学地揭示了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贸易优势的来源，明确提出了应通过转移利润和外部经济两个途径最大限度地获取贸易利益的政策主张，提供了政府干预的新思路，改变了贸易政策选择的思维方式，使贸易政策的制定走出了比较优势的误区，从而为贸易保护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正如克鲁格曼所说，“新模型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政府对贸易的干预……在某些条件下可能符合国家利益”。新贸易理论的倡导者们据此提出的政策主张有别于传统贸易理论所支持的不是自由贸易就是保护贸易的政策建议，导致当代国际贸易政策出现了战略性运用的新趋向。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内容及主张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内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利润转移理论；二是以外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外部经济理论。
利润转移理论
与传统贸易理论主张自由贸易、实现“双赢”不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提出了把垄断利润从外国转移到国内、“损人利己”的利润转移理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揭示了利润转移的三种类型：用关税来抽取外国寡头厂商的垄断利润；用出口补贴为本国寡头厂商争夺市场份额；以进口保护作为出口促进的手段。
外部经济理论
外部经济是指厂商（个人、社会）从某种社会经济活动中所获得的有利影响，而受益者原则上不必为此付费。某些产业或厂商能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出口的扩张，但由于这些外部经济不能完全被厂商所占有，这些厂商可能不愿意投入资金用于研究和开发。如果政府能对这些产业或厂商给予适当的保护和扶持，则能促进这些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提高其国际竞争能力，获得长远的战略利益。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最重要的政策主张是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即一国政府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通过关税、出口补贴和进口保护等奖出限入措施，对现在的或潜在的战略性产业（部门、企业）进行支持和资助，增强其竞争能力，谋取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之类的额外收益，并借机掠夺他国的市场份额和利润，最终实现增加本国福利的目的。
因此，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政府起着关键的作用，必须有一个尽可能信息完备、决策独立、干预有力的政府。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中，政府的干预作用理所当然地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
政府在国际贸易中作用的重新定位
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内容及其主张可以看出政府被赋予的新的使命，政府的作用获得了新的定位，国际贸易成了政府应积极参与的世界性博弈，贸易利益的取得更多的依靠政府积极有效的干预。政府干预论点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政府干预是实现规模经济的最优途径
在非完全竞争及规模经济条件下，国际贸易中垄断利润普遍存在，一个企业的垄断实力越强，获得的垄断利润就越多。国家干预可以将国外企业的利润转移到国内企业。为此，对于各贸易国来说，如何扩大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份额，并进而通过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就成为取得市场竞争优势的关键。靠企业自身去积累和成长，在强手如林、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且若又是后起国家的企业，要成为国际市场上的真正挑战者，显然困难。而借助政府力量作为“第一推动力”，选择有发展前景的产业在一定时期内给予扶助，使其尽快扩大规模，获得规模经济收益，降低成本便是最直接、最有效、最迅速的途径了。
政府干预是“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模型实施的基础
“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是克鲁格曼1984年提出来的重要理论。该理论有两个假设前提：一是市场由寡头垄断，并可有效分割；二是存在规模经济效应。当本国企业处于追随者地位，生产规模远没有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边际生产成本很高时，这时本国政府通过贸易保护，全部或局部地封闭本国市场，阻止国外产品进入国内市场。随着国内市场需求的逐渐扩大，这类产业的规模经济收益便会出现，生产成本得以降低。同时，国外竞争对手由于市场份额的缩小而达不到规模经济，边际成本上升。此消彼涨，国内企业就可能占有国外市场更大的份额。而销售额的扩大又进一步降低了边际生产成本，提高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样，以政府干预为后盾，IPAEP理论的实施便达到保护国内市场，扩大国外市场的目的。战后，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经济发展中，汽车、电器、计算机设备等的发展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政府干预作用内生化是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因素
将政府干预作用作为比较优势内生为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变量，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一大进步无庸置疑，而比较优势依然是国际贸易的基础。一方面技术变量已成为现代企业和国家相对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而技术变量的提升不管是来自于“边干边学”，还是R&D，都与法律、投资激励等形成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都需要通过政府的支持，即取决于政府的干预情况。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源禀赋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相对于“自然资源”而言，“创造型资源”（如信息、知识资本、创新、制度、技术等）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企业以及一个国家越来越依靠于这类资源来获得比较优势，因而政府干预也被内生为区位因素，成为直接影响这种“创造型资源”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之一。
我国政府干预国际贸易的战略性选择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缺乏国际竞争优势，客观上要求政府干预，实行适度的贸易保护，这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贸易的一个战略性的选择，将有利于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的实现。但是贸易保护要在国际贸易惯例和规则下灵活运用，避免引起别国的报复。在我国已经加入WTO，在进行政府干预时，要重视利用对发展中成员国的一些优惠条款，尽快使被保护产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具有规模经济，提高竞争力。
发挥政府在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上的重要作用，优化市场竞争环境。要使我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迅速提高，政府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政府战略性干预国际贸易的关键不是通过产业政策去扶持某个产业或大企业的发展，而是要营造一个开放、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不同政策环境会对产业生产要素中人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并由此影响产业竞争力。这就需要政府向产业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包括高效率的法律体系、制定竞争规则、良好的基础设施以及高素质的人力资源。要继续深化政府体制改革，政企分开要贯彻到底，使政府经济管理的调控作用有力、有效；不断完善国家产业政策，根据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要求，战略性地扶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主导产业，带动整体经济的全面发展；加强市场机制建设，创造一个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要特别注意让一般生产要素市场健康有序地运行，依法保护投资者和生产者公平竞争的权利，保护消费者权益和公平合法的国民权利，创造一个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
适度保护国内市场。巨大的国内市场可以形成企业的规模经济，增强企业竞争能力；可以缓冲出口不利时的风险，也可以容纳下大量进口商品以免国内产业受到毁灭性的冲击。对国内市场的适度保护有利于培育本国战略产业的竞争能力。我国的外贸发展必须努力保护而非损坏国内市场，即在努力扩大出口的同时，对国内市场进行适度保护。在当今，关税保护措施日益受到限制，所以要灵活运用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政府采购和技术壁垒等非关税壁垒手段来对国内产业进行适度的保护。
培育产业的规模经济优势和范围经济优势。规模经济优势是由于产业内产品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使任何一个国家专业化于产业内的某一种或几种产品而形成。范围经济主要来源于具有不完全可分性的生产要素的多用途性和多功能性。比如在现代的高新技术产业里，生产设备的多功能性和生产要素的多用途性以及技术的外部型等都十分突出，从而表现出显著的范围经济性。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优势的增强可以对一国产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资源的优化配置、产业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人员素质等产生积极影响，进而促进一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目前我国多数产业和企业规模小、产品品种匮乏、平均成本很高，这削弱了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和资源优势，使国际竞争能力下降。所以，为了保证本国利益的最大化，采取积极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扶植潜在的竞争，突显产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优势，就显得十分必要。
提高政府战略干预贸易的效果。政府战略性干预的贸易政策可以创造出新的比较优势。政府对主导产业的支持，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提高，有利于培育产业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优势；通过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保护国内市场，促进外部经济产业的发展，重视对高级要素的培育，有利于尽快获得强大的国际竞争能力。但是保护不是无限制的保护，而是一定范围的保护，一定程度的保护和一定时期的保护。即只对那些具有发展前途而目前尚不成熟的少数产品如汽车、电子计算机等进行保护；保护度的设置以其免受国外产品的强大攻击和围困而又能充分感受市场竞争的白热化，从而激发其技术创新、降低成本的动力为准则，逐渐通过自身努力培育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最后做到成熟一个开放一个，将国际交流和国际经济合作推向一个新高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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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俊.战略性贸易政策及其局限性.国际贸易问题，199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