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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范文1
[关键词]金融改革；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利率市场化
[中图分类号]F8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4）03-0088-05
当前，中国正在启动以市场化和自由化为核心的金融改革，商业银行改革是其中的关键环节。由于中国商业银行所处制度环境及其复杂，甚至会受到社会传统、行政机构等因素影响，基于金融政治经济学视角进行分析非常必要，这样才能更加充分理解中国商业银行改革所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一、银行主导型金融改革
1984年，中国正式确立了二级银行体制，其目的是使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各司其职，适应经济市场化转型。此后，金融市场的建设也提上了日程，1985年中国放开了对金融产品交易的管制，银行间同业拆借、票据贴现、大额定期可转让存单等金融市场逐步建立，企业债券、金融债券、企业股票也开始以市场化模式进行交易和投资。此后，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建立，标志着金融市场的建设已经全面展开。显然，在金融改革的初期，金融市场建设的步伐很大。与之相比，中国的银行体系改革明显落后。
在中国金融改革的模式中，商品市场化是实现金融市场化的条件，国有企业改革则是商业银行改革的条件。因此，金融市场和商业银行改革的快与慢，并非仅取决于金融体系本身，而是取决于整体经济改革的进度和模式。如果商品市场化先实现，则金融市场起步就早，而如果企业改革先完成，则商业银行就能较快进行股份制改造。曾经有著名学者这样评价，“作为公认的难度最高、风险最大的价格改革，竟然走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前列，把过去认为容易得多的企业改革远远抛在后面，的确出乎许多经济学家的预料”。[1]中国市场化改革方向确立后，仅仅是商品市场化改革的成功，生产要素市场化仍然显得任重而道远，其中包括土地、资金、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内的诸多市场化运作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因此，金融市场建设方案很快就提上了日程，并且也开始了实质性的进展。
不过，从金融市场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关系看，尽管金融市场建设步伐明显快于商业银行改革，但并不能由此否认银行在中国金融改革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中国的金融体制面临着发展模式的选择，是选择美国、英国的市场主导型，还是选择德国、日本模式的银行主导型。事实上，无论是金融市场，还是商业银行，都是作为联结资金融通的中介机构。格利和肖在《金融中介和储蓄—投资过程》中，定义了盈余与赤字单位、初级和二级市场、直接和间接融资等一直沿用至今的金融术语，并指出不同的金融中介能够提供不同的资产，而投资者对不同资产的需求就产生了不同的金融中介。[2]随着交易成本和信息经济学在金融理论中的应用，不同金融中介发展模式得到了更为合理的解释。由于在资金盈余者和资金赤字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每一笔贷款业务的签订都需要一定的交易成本，商业银行的业务功能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在获取贷款者信息、提供专业化合同、维护借贷信用等方面拥有规模经济效应，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克服信息不对称，银行作为联结储蓄者和贷款者之间的金融中介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无论是市场主导型的英美模式，还是银行主导型的日德模式，在早期金融体系中都是由商业银行主导资金流向。随着信息技术不断进步，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也不断降低，当其在融通资金方面的优势超过商业银行时，金融市场就进入了快速的发展期。美国和英国的金融市场才在商业银行的支持下发展壮大起来。美国经历了商业银行混业经营的繁荣时代，银行将吸收的储蓄投资于金融市场，企业则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在市场上融资。随着资金逐渐从银行体系转向金融市场，金融模式也从银行主导型转变为市场主导型。日本和德国之所以一直保持银行主导型金融模式，与其实行的主银行制密切相关，由于商业银行持有企业股票，银企关系非常密切，主银行制显著提高银行在企业融资方面的重要地位，银行主导型的金融模式才得到了不断的巩固和延续。
金融模式的选择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要看是否有利于金融信息的获取，以及交易成本的降低；二是要看经济体制与金融模式之间的是否协调。从全球观点看，通信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对金融领域的制度安排产生了两方面影响：一方面关于公司企业的金融数据的各种数码信息越来越容易得到，使得反映在投资银行、基金、市场经济人和证券分析业务中的各种市场导向型的金融技能不断升值；另一方面，同样的因素也使得那些不易数码化的信息的潜在价值上升。[3]显然，信息技术和金融创新的进步有利于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模式沿着这种路径发展，很容易从银行主导型逐渐转变为市场主导型。但这仅仅是金融体制选择的技术性基础，从日德模式和英美模式的金融体制发展历程看，无论是银行主导型金融模式，还是市场主导型金融模式，都有其存在的客观依据，需要与社会经济体制相匹配，才能使金融中介的资金配置功能发挥好。
中国在金融改革启动后，金融体系中的信息技术比较落后，资金规模显然无法与银行体系相比，国有商业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虽然没有实行主银行制，但商业银行在获取企业信息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社会资金也呈现出向商业银行汇集的倾向，政府、企业、居民都在银行开设储蓄帐户，金融市场的筹资功能则显得非常薄弱。此外，政府参与商业银行决策的现象一直存在，与金融市场相比，政府通过干预银行业务来实现既定发展目标的模式更加直接有效，这也是银行主导型金融发展模式在中国更受青睐的重要原因。因此，商业银行成为了中国金融模式中的核心。
二、商业银行渐进式改革
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最初设立时具有一定的专业性，随着金融改革的展开，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也不再按照原有的归口行业发放贷款，相互之间业务出现了交叉和竞争。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各自的主要业务仍然集中在传统领域中，并且各自拥有贷款相对集中的行业，当时的贷款业务仍处于国有银行占据主导的局面，具有一定的垄断特征。随着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招商银行等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成立，中国金融机构已经呈现出逐步多元化的发展态势。此外，中国众多股份制商业银行已经涉足国内储蓄贷款业务，但是由于当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吸收了绝大多数的存款，其他商业银行没有实力与其竞争。在这种金融格局下，国有商业银行在业务经营方面缺少竞争压力，也没有真正实现市场化运作，虽然成为了金融主体，但反而减慢了市场化金融改革的整体步伐。
不仅在打破国有商业银行垄断地位方面缺乏动力，商业银行行政化的倾向也越来越严重。在当时的国有体制下，商业银行的自有资金依靠财政拨款，尽管吸收了大量的居民储蓄，但储蓄者无法对贷款方向产生任何影响，银行在发放贷款方面仍然要受到政府的干预。由于各级政府对商业银行业务经营的干预，国有商业银行无论在机构设置，还是在业务经营方面，都更像是机关，而非从事金融业务的企业。就连商业银行的机构设置也基本按照总行、省、市、县模式层层设置的，而每级分支行都与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当政府财政紧张，无力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时，就要求银行给企业发放贷款。这些属于政策性贷款的项目，本应由财政部门予以提供，或者由财政给予银行提供利率补贴，以弥补当时银行在发放贷款方面的亏损。事实上，不仅银行在利息方面无法获得补贴，就连本金都很难收回。由于这些贷款大多没有经过谨慎的论证和评估，有些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也能够通过政府的指导获得银行贷款，贷款归还的难度极大，特别容易形成不良债权积累在国有银行体系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自然无法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金融主体，实行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非常必要，但却需要一系列前提条件。首先，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顺利推行，并且彻底解决积累在国有商业银行体系中的不良资产，为国有商业银行走向市场化减轻负担；其次，需要建立较为完善的财政税收体制，避免银行贷款“财政化”倾向，使银行存款、贷款业务真正做到市场化运作，才能使国有商业银行成为合格的金融机构；再次，政府职能需要从指令性和指导性的计划经济模式中彻底走出来，把银行塑造成金融企业，防止商业银行业务功能“行政化”倾向；最后，改变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局面，必须发展多种所有制的金融机构，尤其要促进各种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发展。
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一整套解决问题的办法，包括转换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积极培育包括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的金融市场，提出逐步实施分税制改革，建立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此时，中国几乎同时启动了财政、企业和金融改革，财政改革主要在于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按照分税制的原则，确保财权和事权相匹配，企业改革则注重所有制关系的调整，目的是厘清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金融改革突出表现为建立独立的银行体系，完善金融市场的功能。这说明，财政改革和企业改革共同构成了金融改革的前提条件，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必须摆脱原有的各种束缚和羁绊，中国才能实现金融改革的全面深化。
1994年，为了减轻国有商业银行在政策性贷款方面的压力，中国专门成立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对需要给予信贷支持的特定行业发放贷款，这样就避免了政策性贷款与商业贷款混杂的局面，既有利于促进特定行业发展，也有利于为商业银行减轻负担，为未来市场化改革提供前期准备。但由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艰难超乎所有人预料，商业银行贷款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直接导致银行资产质量的下降，也是不良债权形成的源泉。商业银行实质性的改革并没有取得进展，国家只能不断的为商业银行注入资本金，渐进式的商业银行改革之路从此开始。
不过，企业改革并非拖累商业银行转型的唯一因素，也不能由此认为中国银行体系完全是低效率的，只能说明在微观方面商业银行存在低效率。有研究认为，如果离开对一个转型国家经济总体发展水平和人们收入水平及金融需求层次的总体动态把握，不从国有金融中介产生与]进的内在逻辑出发，就很难全面洞察和准确把握转型经济的金融中介尤其是国有金融中介的特征、效率与]进路径。[4]虽然在贷款方面，商业银行大部分贷款都发给了效率不高的国有企业，但在动员储蓄方面，国有商业银行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商业银行的资产和负债基本能够反映整个社会的资金供求状态，从资金的供给角度看，商业银行的自有资金比率并不是很高，主要来源是居民和企业的存款，由于中国民众所特有的高储蓄倾向，居民存款已经超过企业存款，成为中国资金供给最为主要的力量。并且，与企业存款相比较，居民储蓄具有非常好的稳定性，商业银行所从事的零售业务是最为稳定的储蓄来源。从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看，尽管在居民、政府、企业三部门中，居民的储蓄率最高，但中国居民储蓄率却不断呈现出下降的态势。[5]因此，在中国稳定居民储蓄是非常重要的任务，这不仅仅涉及到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更会影响到整个中国的宏观货币形势。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动员国内的储蓄资金，以此来支持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从动员储蓄这一宏观视角看，中国商业银行实行渐进式转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国有商业银行的所有制模式，再加上国家屡次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注入资本金，中国的银行信用已经非常接近于国家信用，这对于稳定储蓄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需要强调的是，渐进式的商业银行改革并非停滞不前，动员储蓄的优势，与不良债权的劣势，二者之间如何权衡利弊，始终在考验着金融改革的决策者。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给中国的银行体系敲响了警钟，虽然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但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债权比率已经远高于国际上公认的风险水平。中国在专门成立长城、信达、华融、东方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接管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债权后，仅仅过了几年的时间，不良债权比率又回到了高位。国有商业银行“大而不倒”的现象，迫使中国商业银行转型开始步入了更加实质性的阶段。将国有商业银行塑造成金融市场的主体，主要有两种办法：一是需要进行彻底的产权改革：二是需要引入合理的市场竞争。
在产权改革方面，由于国有商业银行集中了大部分金融资产，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安全运行，稳定性和安全性是压倒一切的首要原则，尤其是要保证存贷款规模，才能在较为宽松的条件下进行股权改革。显然，需要维护国有商业银行的规模优势和政策倾斜，银行业仍然存在高度集中的局面，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基本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国有商业银行实现彻底的非国有化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改变国有商业银行的单一产权结构非常必要，企业化的银行治理结构和运作机制自然成为主要目的。
与此同时，众多中小金融机构发展却步履维艰，放松行业进入管制，以市场竞争提高金融效率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条件。从金融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在中小企业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就业、缴纳税收的主力军时，却无法得到足够的信贷资金支持，导致信贷资金的低效率配置。而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模式最大的弊端在于，银行业结构与企业结构之间存在冲突，直接导致中小企业融资困难。[6]发展多种所有制结构的中小金融机构是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既有利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又有利于创造更加具有竞争活力的金融体系，城乡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都属于这一行列。[7]
产权论和市场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前者要求继续给予国有商业银行经营上的优势，以此来积累利润，甚至需要国家继续注资消化不良债权，而后者则会对国有商业银行形成外部的竞争压力，分流储蓄和贷款的流量。考虑到中国商业银行的主要利润源泉就在于存款和贷款之间的利息差额，这无疑将降低国有商业银行的利润水平，从而恶化产权改革的宽松环境。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承诺五年内国内金融业对外资银行开放，对于商业银行的产权改革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外资银行的进入有利于加快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步伐，而激烈的竞争又会使股权改革面临极高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选择了相对折中的方案，鼓励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但金融业对外资采取不完全开放。当前，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既处于不断增大的市场压力中，也处于国家对其提供的隐性担保和补贴中，这使得曾经饱受不良债权困扰的国有商业银行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时期。近年来，银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极大的降低了人力成本、信息成本和费用，自动柜员机、网络银行、电话银行等模式极大的降低了储蓄贷款业务的经营成本，国有银行最为明显的特征也从高不良债权转变为高利润水平。同时，也暴露出国家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新问题，巨大的市场份额使国有商业银行处于绝对优势的市场地位，各种收费名目层出不穷，服务效率饱受诟病，反而成为国有商业银行需要解决的新问题。此时，以市场竞争推动中国商业银行体系转型的呼声已经越来越高涨。
三、商业银行改革与利率市场化关系
中国金融改革任重而道远，许多方面都亟待完善，但作为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制，无论是中央银行调控货币，还是商业银行的储蓄贷款业务，利率都是非常重要的金融变量。利率市场化对于增强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促进商业银行体系转型也具有非常明显的作用。利率决定机制已经成为中国金融改革能否继续的决定性环节，利率市场化的任务也开始显得愈发迫切，但改革却始终难以全面展开。
1992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就曾经提出，“中央银行按照自己供求状况及时调整基准利率，并允许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在规定幅度内自由浮动”；1992年12月《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决定》又提出，“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存、贷款利率的上下限，逐步形成以中央银行利率为基础的市场利率体系”。利率市场化的任务已经提出整整二十年，但在复杂的利率种类中只有少数利率实现了市场化运作，大多数利率仍然由中央银行决定。中国利率体系非常复杂，在中央银行利率体系中有存款准备金利率、再贷款利率、再贴现利率，而在商业银行体系中有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存贷款利率等。按照市场化程度进行划分，处于严格控制的利率主要是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则正在逐步尝试市场化运作，而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企业债券利率等已经实现市场化运作，央行利率中仍然存在非常明显的非市场化特征。
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对存款准备金制度进行改革，但仍然对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支付利息，纵观世界发达国家，存款准备金利率都非常低，甚至是零利率。中国这种独特的做法事实上在为商业银行提供补贴，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大了商业银行缴纳准备金的倾向，中国超额存款准备金长期存在，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在一些时期，商业银行甚至出现“惜贷——超存”的现象，即宁愿把资金存在中央银行准备金账户上，也不愿意发放贷款，因为前者获得的利息收入更为稳定。超额存款准备金的存在还给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调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的紧缩措施，经常会由于商业银行拥有超额存款准备金而失去力度。存款准备金作为货币政策工具中的“重型武器”，在中国货币政策中经常频繁出现，而在经典的教科书中大多都有谨慎操作的表述。例如，“变动存款准备金的作用十分猛烈，一旦准备率变动，所有银行的信用都必须扩张或收缩。因此，这一政策手段很少使用，一般几年才改变一次准备率。”[8]以及，“以改变法定准备金率的方式来使货币供应作小幅度调整是不易的。”[9]还有，“但是，尽管它是有力的，联邦储备系统并不是经常使用这个工具。”[10]
再贷款利率与再贴现利率都由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二者密切相关，一般再贴现率略低于再贷款利率5～10个百分点。在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再贴现率往往被作为基准利率，中央银行以此来作为调控货币的杠杆。美国经常以调整基准利率的方式来提高或降低整体利率水平，而在中国则是直接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这种干预方式固然直接有效，但利率却无法真实反映资金的供求状况，容易造成资金市场扭曲和错位。缺少市场化运作的基准利率是制约货币政策准确性的重要因素。当前中国最能反映资金状况的基准利率参照系仍然是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早在1996年这一利率就实现了市场化运作，也经常被看作是货币宽松或短缺的风向标，但由于参与者主要是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于储蓄和投资的影响较小，只能反映短期内金融体系资金供求状况，很难全面反映整个社会的中长期货币信贷情况，也无法以此准确衡量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水平。
从商业银行改革方面看利率市场化则具有明显的矛盾性：一方面利率是银行体系开展竞争的前提条件，是商业银行转型继续深入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利率市场化的进展也受商业银行转型的制约，在商业银行没有实现完全转型的条件下，很难全面推行利率市场化。利息是银行利润的源泉，“银行一方面代表货币资本的集中，贷出者的集中，另一方面代表借入者的集中。银行的利润一般地说在于：它们借入时的利息率低于贷出时的利息率。”[11]在中国，这种特征尤为明显，商业银行盈利主要依靠存贷款利息之间的差额，如果存贷款利率同时进行市场化运作，竞争的结果必然是存贷差缩小，这无疑将会对商业银行经营产生巨大的压力。因此，中国一直在尝试存贷款利率的单边浮动，即在基准利率条件下，允许贷款利率上浮和存款利率下浮，这样做的目的无疑是为了增强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如果允许贷款利率下浮，激烈的市场竞争将降低银行业盈利能力，不利于商业银行体系的稳定。如果允许存款利率上浮，那么高息揽储的现象所造成的恶性竞争同样会威胁中国金融安全。显然，利率市场化的推行受制于金融改革，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必然成为利率市场化的先决条件。
可见，在当前中国商业银行改革的进程中，错综复杂的利率体系已经成为非常关键的决定因素，未来金融改革亟待突破的就是利率市场化。当然，这方面的改革也必然会秉承着中国金融改革的一贯性特征——稳中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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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Path of China's Financial Transition：
A Perspective from Political Economy of Finance
Wang Zhiyua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7，China）
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范文2
关键词：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创新
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是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基础。长期以来，我们在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中受苏联范式的影响，恪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忽视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的时代变迁，新经济的出现，“使知识经济成为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虚拟经济成为经济活动的新模式，网络经济成为新的经济运作方式”，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使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变化。因此，在新时期和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在坚持理论指导的前提下，适应时代变迁，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
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应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增强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追求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实现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研究市场经济问题，但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而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经济运行分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以经济学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生产方式”，实现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互补，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二)处理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讲，在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识”，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尽管30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的改革理论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促进改革理论的发展，应在对实际应用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把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与改革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一是提升改革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论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积极性。二是处理好改革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从改革的实践中及时地总结、提升改革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验证和修正理论。
(三)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从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定量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要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创新。
(四)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相脱节，其解释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论创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次，要处理好与经济史学的关系，从经济学说史中吸取养分，继承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先进成分。同时从经济史的演化过程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特别是要从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以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最后，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目前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太细，肢解了整体性，在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分支学科的紧密联系。
(五)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托宾指出经济学走到极致，将无限地接近于历史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从史学中吸取养分，提高其创新力。二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和价值主张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经济学的争端也往往归结为价值论的争论，“任何纯理智的作用都不能决定关于最后价值的判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需要处理好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在与哲学的交叉中获得正确的价值判断，建立政治经济学的伦理基础。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互涉的历史发轫于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随后经历了一个从相互分离到再度结合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张，从而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日益增多的交叠。所以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六)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新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科学。其最鲜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结合开始于边际主义，数理方式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志，数理方法的运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规律，使经济学具有科学的形式。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关系。经济学很早就从物理学中吸取思想方法，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机制、均衡、熵定律都是来自物理学，尽管经济学不能和物理学一样进行试验，但是其研究方法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和物理学的关系。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从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中获得大量好处，追究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相互关联，就会发现两者一直都是相互影响的。美国旧制度经济学家将生物学上的演化引入经济学，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将生物学上的达尔文进化论引入经济学，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笃信自然不能飞跃的格言，肯定经济世界是不断变化和缓慢成长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
二、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要突出八个创新
新时期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在坚持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尤其是对政治经济学继承的基础上，要突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八个创新。(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畴体系是区分理论范式的两个最重要标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畴体系，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将其增补进来，以使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时代特色。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主体，吸收各种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的概念创新。结合变化了的新形势和时代的新特点，赋予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新的内涵，把它的性质界定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学科。“特别是在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上要有创新发展，从而提高经济学的科学性”。二是引进新概念。如，“科学发展观”、“利益和谐”、“现代财富观”、“民营经济”、“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等，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二)拓宽新范围。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体，吸收各个流派的科学观点，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范围。从时间看，理论阐述不只是从马克思理论讲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讲劳动价值论时，要反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观，使人们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认识劳动价值论。从空间上来看，在分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理论时，既分析资本主义，又分析社会主义，同时重点结合中国的现实。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一是要反映现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又要反映每一个理论形成的历史、重大事件，还要阐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既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性，同时又体现历史的厚重感。二是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范式。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的发展使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二次现代化过程，社会也由传统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需要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新范式。
(四)确立新对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且政治经济学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它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进行研究。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证的基础上，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任务是探讨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关系的一般规律。
(五)明确新主线。公平与效率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围绕调整宏观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实现社会和谐这一主线。围绕这一主线抓住以下三个核心：一是在宏观上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宏观结构平衡、价值平衡及其调节，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在微观上以处理好企业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强调效率，在微观上促进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又通过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的公平。三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处理好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为核心，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实现和谐发展，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促进和谐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现。
(六)构建新体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新体系。在理论体系上，继承传统，立足现实，突破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现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体系。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的逻辑自洽性，理论体系应分为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理论、交换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每部分按历史顺序，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逻辑，分为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最后具体到中国的现实。
(七)增加新内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变化了的世界经济新形势和新的时代特点，在内容上进行创新：一是根据情况变化，在角度上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如，将“对外开放理论”改为“经济全球化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二是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来的经验，把新理念、新现象和新问题加进去，增强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八)归纳新观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系统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的观点。如，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分类及目标、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成、经济全球化中的两种趋势等。既使传统理论得以继承，又使各家观点得以展现。
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
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其逻辑自洽性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以与时俱进为基本原则，以突破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苏联范式和实现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转型为目标，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分法的局限性，借鉴政治经济学史上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优秀传统，以生产关系的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为指导，建立由七大部分构成的理论新体系。
(一)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首先研究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最后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垄断资本主义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二)生产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生产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在生产的一般理论中，研究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技术，生产的组织以及生产规模与再生产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研究中，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社会主义的生产效益、社会主义的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组织与中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协调发展。
(三)交换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交换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交换和社会主义的交换。在交换的一般理论中，研究分工与交换、商品、货币、市场及市场体系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在资本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竞争机制、资本循环与周转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四)分配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分配的双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收入分配及其机制、初次分配及其决定、再分配及其调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实现；在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分配方式)、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调节；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形式、社会主义再分配及其调节、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
(五)消费理论。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费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消费和社会主义的消费。在消费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消费的双重含义及相互关系、消费及其决定因素、消费结构与模式、消费的变化趋势、消费与社会福利的增长；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消费的性质与特点，资本主义的消费结构与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在社会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消费的作用与幸福指数、社会主义消费的结构及方式转变、社会主义的消费模式及合理化。
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范文3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20012502
政治经济学是充当整个经济学科和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基础理论支撑的学科和课程，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然而在教学实践中却出现了很多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高校教师重点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1 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笔者在近几年的政治经济学讲授中，深感教学的困难，具体表现在：（1）在教学中煞费苦心地强调政治经济学学科的重要性，反复讲解重点概念，基本原理，学生仍是不理解，学生学习兴趣丧失。（2）政治经济学教学的长期道德说教，尤其是社会主义部分，使学生认为政治经济学是既讲政治，又讲经济，而学生普遍对政治的学习积极性不高，甚至厌烦。笔者就曾经遇到有学生一学期学下来仍认为学的是政治。（3）学生课堂听课积极性不高，为得学分而学。（4）学完后不知道如何运用理论，考试死记硬背，考完忘完。这些情况使得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尤为不好讲，形成“教师不好讲，学生不爱听”，最后教师和学生都在应付的局面。
2 原因分析
2.1 政治经济学的部分原理与高中政治重合，学生学习不感兴趣
政治经济学的部分基本原理与高中政治重合，学生认为再重新学习一遍意义不大，自然提不起兴趣。而且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又一般安排在大一的第一学期，学生入校接受的都是如英语、思想政治，数学等的基础教育，也容易使学生认为政治经济学就是单纯的一门政治理论课。而对政治的学习，学生普遍不感兴趣。
2.2 课程内容过于抽象、理论，不容易理解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抽象程度很高的学科，学生学习这门课普遍感到困难的是内容抽象、深奥，基本范畴多而且含义丰富，难以迅速掌握不同范畴之间的有机联系和细微区别；也很难用自己的亲身体验来感知某些概念，感觉理论与自己很遥远。最后是虽然认真学了，但效果不好，久而久之产生了厌学。
2.3 教师创新意识不够，教学方式单一，制约学生兴趣提高
长期以来，教师的创新意识弱，教学方式单一，主要就是教师静态地传授知识，学生被动地接受，而广泛运用于管理学等课程教学中的案例分析、讨论等方法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中的应用相对薄弱。教师认为只要向学生灌输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学生就能够把它自觉地运用于实践中。所以虽然课前教师做了大量的备课准备，但课堂气氛仍是死气沉沉，调不起学生的兴趣。而当今国际经济环境不断发展变化，传统的教学和学习模式不仅使教师教学积极性不高，更容易导致学生学习兴趣的丧失，社会阅历浅等后果。
2.4 与现实生活联系不强，对现实问题解释力不够
主要体现在：第一，在马克思所处的年代，阶级斗争矛盾较为尖锐，马克思很强调阶级斗争。而现在敌对阶级已基本消灭，再强调阶级斗争就显得脱离实际了。第二，政治经济学主要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宣扬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社会主义制度必将战胜资本主义制度。而现实是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倒退回资本主义，而原资本主义国家非但没有灭亡，反而经济高速发展，使得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产生了疑问。第三，由于市场化改革引发的道德疑问使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动摇心理，这种心理也辐射到了政治经济学上。在我们实际的经济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私有制，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现象，那会不会存在有剥削，我们现有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不是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等等，使不少学生产生了质疑，也使政治经济学中宣扬的大道理不能令人信服。第四，现实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比如美国次贷危机所引起的全球金融海啸，欧债危机，人民币升值等学生关心的问题都没有及时在教科书中反映，教材与实践相比存在明显滞后性。由于教材中不能完全解释出现的众多经济现象和问题，使得学生认为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了。
2.5 政治经济学学科内容体系不够成熟、完善
与西方经济学相比，政治经济学学科内容体系不够完善。西方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运用边际分析、均衡分析、实证分析、定量分析等方法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如何高效配置和使用资源展开研究，研究对象从个体到整个社会，体系条理清晰。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较成熟，以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石，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抽象法、定性分析等分析方法对经济的本质问题进行研究。而社会主义部分内容体系很不完善，研究对象既有生产关系，也有基本经济制度，既研究经济运行，又研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及出现的众多新问题。研究方法什么好用用什么。研究的内容与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金融学等学科部分内容重合。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就是一个大拼盘，各个章节庞杂、零碎，学生学起来抓不住重点，主线不明确。
3 解决对策
3.1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
法国重商主义学者蒙克莱田在1615年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首次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在经济学前面加“政治”，意指“社会结构”或“国家”，也就是说他所论述的经济问题已经超出了家庭或庄园经济的范围，而是以整个国家或社会的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此后许多经济家也都沿用了这一概念，不管是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还是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是通用的。所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一样都属于经济学范畴，不是既研究政治又研究经济的。当然，对于各个社会形态来说，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学研究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同时还要弄清一个重要问题，传统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部分，而政治经济学只包括资本主义部分。因为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还没有社会主义，当然也不可能撰写出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是在斯大林主持下编写的。目前国内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是在前苏联教科书的影响下又加入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而形成的，所以不能一说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它的社会主义部分就认定其也是的。
3.2 改革传统教学模式，将案例教学法引入课堂
传统的教学模式不利于学生能力和素质的培养，也不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提高，所以改革教学模式至关重要。笔者在改革中不断探索将传统教学模式和案例教学法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方法。而由于政治经济学课程的特点不同于一般应用性课程，它的内容具有较强的抽象性，不是所有的内容都适合案例教学，所以要认真选取部分内容采用案例教学。
比如在讲价值决定时，让学生分析“梵高的画为什么那么值钱？”讲价值规律的作用时，我们可以举铁路火车票价或电价的调整，近几年我国房地产价格的走向，以及关系社会民生的“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等农产品价格上涨等例子进行分析。讲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局限性时，笔者结合当时网络热议的“萝卜哥”由于萝卜价高而大面积种植却又遇上萝卜烂市，卖不出去的事件来说明市场调节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等特点，学生不仅由此轻松地掌握了理论知识，同时也提高了学习兴趣。讲虚拟经济的发展作用时，可以举例美国的次贷危机，使学生更好地认识到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发展的危害。讲劳动力商品时，结合理论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劳动力是不是商品，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否与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矛盾等问题让学生展开讨论……
案例教学的内容较为丰富，教学方式也可以灵活多样。针对不同的案例特点和课程实际需要，教师可以在课堂上讲解重点难点时穿插借助案例进行解释，也可以围绕着某一问题开展案例讨论或辩论形式，让学生参与进来，鼓励学生大胆发言，各抒己见，这样不仅能引起师生互动，还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最后还可以辅导学生以案例为基础完成课程论文，提高其经济论文的写作能力。
通过多种形式，使学生感到理论与实际是有密切联系的，抽象的理论也变得不再枯燥，增强了其学习的积极主动性，提高了其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使学生深化了对课本知识的理解，改变了其长期以来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纯理论课程而厌学的态度。
但是尽管案例教学有很多优点，鉴于政治经济学课程本身的特点，不可能像管理学、西方经济学那样以案例教学为主。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教学仍然应该是基础和依据，案例教学是辅助，注重两者的有机结合。
3.3 加强与当代重要经济问题的结合，提高政治经济学对现实的解释力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学以致用的科学，应该能帮助我们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而不是进行枯燥的政治说教。在教学中如果不能联系现实，就不能打消学生心中的疑惑，就不能使学生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而目前学生之所以对其学习提不起兴趣，很大程度上是认为其理论过于抽象、空洞，与现实结合力不强，学生不知道学习它有什么用，或认为其已经过时了。其实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很多实际问题都可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特别是在我国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企业改革，医疗改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科学发展问题，三农问题，收入分配与构建和谐社会问题，以及近年来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启示等等都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教师在课堂上应多结合这样的实际问题讲解，从而打破政治经济学“无用论”、“过时论”的说法。
3.4 讲解要有条理，帮助学生抓住重点
政治经济学的各个章节庞杂，如何讲解才能使学生思路清晰，抓住主线和重点呢？这就需要教师下功夫总结。比如讲解资本主义部分时，剩余价值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石，但是这部分内容分散于各个章节中，学生不好把握。教师就要说明剩余价值理论包括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实现理论和分配理论。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包括对资本总公式矛盾，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率，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工资和资本积累理论的分析。剩余价值实现理论包括对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研究。剩余价值分配理论包括对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借贷资本和利息，地租的分析。
讲解社会主义部分时，由于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出现一个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我国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至今不过五十多年时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只有十多年，所以不可能出现一本反映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可能建立起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的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面对内容体系不够成熟完善的社会主义部分，教师首先要明确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太多了，由于教学时间的限制，在教学中不可能面面俱到。其次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为讲授的出发点，以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为主线，以市场经济理论为理论基石，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关系发展的规律，对比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质性质的不同进行讲解。
总之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首先要思路清晰，讲解才会有条理，学生才能抓住重点。
3.5 改进成绩衡量标准，使学生获得学习上的成就感
传统的一考定终身的成绩衡量标准，并不能真正反映学生的学习成果。经常会有学生抱怨平时课堂上认真听讲了，课后作业做了，可最终的成绩却不理想，学习积极性受到打击。改进成绩衡量标准，对于平时课堂上听讲、讨论、提问等环节表现良好的学生加分，并以平时成绩形式计入期末考试成绩中，在期末考试时加大案例分析题型的比重，这样不仅可以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刺激其的竞争意识，更能激发其学习的动力。
参考文献
[1]马宏.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困境与出路[J].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教育学刊，2008，（4）.
[2]谷书堂.论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位置和功能[J].经济纵横，2008，（5）.
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范文4
政治经济学是充当整个经济学科和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基础理论支撑的学科和课程，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然而在教学实践中却出现了很多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高校教师重点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1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笔者在近几年的政治经济学讲授中，深感教学的困难，具体表现在：（1）在教学中煞费苦心地强调政治经济学学科的重要性，反复讲解重点概念，基本原理，学生仍是不理解，学生学习兴趣丧失。（2）政治经济学教学的长期道德说教，尤其是社会主义部分，使学生认为政治经济学是既讲政治，又讲经济，而学生普遍对政治的学习积极性不高，甚至厌烦。笔者就曾经遇到有学生一学期学下来仍认为学的是政治。（3）学生课堂听课积极性不高，为得学分而学。（4）学完后不知道如何运用理论，考试死记硬背，考完忘完。这些情况使得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尤为不好讲，形成“教师不好讲，学生不爱听”，最后教师和学生都在应付的局面。
2原因分析
2．1政治经济学的部分原理与高中政治重合，学生学习不感兴趣政治经济学的部分基本原理与高中政治重合，学生认为再重新学习一遍意义不大，自然提不起兴趣。而且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又一般安排在大一的第一学期，学生入校接受的都是如英语、思想政治，数学等的基础教育，也容易使学生认为政治经济学就是单纯的一门政治理论课。而对政治的学习，学生普遍不感兴趣。
2．2课程内容过于抽象、理论，不容易理解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抽象程度很高的学科，学生学习这门课普遍感到困难的是内容抽象、深奥，基本范畴多而且含义丰富，难以迅速掌握不同范畴之间的有机联系和细微区别；也很难用自己的亲身体验来感知某些概念，感觉理论与自己很遥远。最后是虽然认真学了，但效果不好，久而久之产生了厌学。
2．3教师创新意识不够，教学方式单一，制约学生兴趣提高长期以来，教师的创新意识弱，教学方式单一，主要就是教师静态地传授知识，学生被动地接受，而广泛运用于管理学等课程教学中的案例分析、讨论等方法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中的应用相对薄弱。教师认为只要向学生灌输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学生就能够把它自觉地运用于实践中。所以虽然课前教师做了大量的备课准备，但课堂气氛仍是死气沉沉，调不起学生的兴趣。而当今国际经济环境不断发展变化，传统的教学和学习模式不仅使教师教学积极性不高，更容易导致学生学习兴趣的丧失，社会阅历浅等后果。
2．4与现实生活联系不强，对现实问题解释力不够主要体现在：第一，在马克思所处的年代，阶级斗争矛盾较为尖锐，马克思很强调阶级斗争。而现在敌对阶级已基本消灭，再强调阶级斗争就显得脱离实际了。第二，政治经济学主要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宣扬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社会主义制度必将战胜资本主义制度。而现实是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倒退回资本主义，而原资本主义国家非但没有灭亡，反而经济高速发展，使得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产生了疑问。第三，由于市场化改革引发的道德疑问使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动摇心理，这种心理也辐射到了政治经济学上。在我们实际的经济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私有制，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现象，那会不会存在有剥削，我们现有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不是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等等，使不少学生产生了质疑，也使政治经济学中宣扬的大道理不能令人信服。第四，现实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比如美国次贷危机所引起的全球金融海啸，欧债危机，人民币升值等学生关心的问题都没有及时在教科书中反映，教材与实践相比存在明显滞后性。由于教材中不能完全解释出现的众多经济现象和问题，使得学生认为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了。
2．5政治经济学学科内容体系不够成熟、完善与西方经济学相比，政治经济学学科内容体系不够完善。西方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运用边际分析、均衡分析、实证分析、定量分析等方法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如何高效配置和使用资源展开研究，研究对象从个体到整个社会，体系条理清晰。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较成熟，以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石，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抽象法、定性分析等分析方法对经济的本质问题进行研究。而社会主义部分内容体系很不完善，研究对象既有生产关系，也有基本经济制度，既研究经济运行，又研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及出现的众多新问题。研究方法什么好用用什么。研究的内容与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金融学等学科部分内容重合。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就是一个大拼盘，各个章节庞杂、零碎，学生学起来抓不住重点，主线不明确。
3解决对策
3．1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法国重商主义学者蒙克莱田在1615年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首次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在经济学前面加“政治”，意指“社会结构”或“国家”，也就是说他所论述的经济问题已经超出了家庭或庄园经济的范围，而是以整个国家或社会的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此后许多经济家也都沿用了这一概念，不管是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还是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是通用的。所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一样都属于经济学范畴，不是既研究政治又研究经济的。当然，对于各个社会形态来说，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学研究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同时还要弄清一个重要问题，传统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部分，而政治经济学只包括资本主义部分。因为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还没有社会主义，当然也不可能撰写出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是在斯大林主持下编写的。目前国内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是在前苏联教科书的影响下又加入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而形成的，所以不能一说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它的社会主义部分就认定其也是的。
3．2改革传统教学模式，将案例教学法引入课堂传统的教学模式不利于学生能力和素质的培养，也不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提高，所以改革教学模式至关重要。笔者在改革中不断探索将传统教学模式和案例教学法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方法。而由于政治经济学课程的特点不同于一般应用性课程，它的内容具有较强的抽象性，不是所有的内容都适合案例教学，所以要认真选取部分内容采用案例教学。比如在讲价值决定时，让学生分析“梵高的画为什么那么值钱？”讲价值规律的作用时，我们可以举铁路火车票价或电价的调整，近几年我国房地产价格的走向，以及关系社会民生的“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等农产品价格上涨等例子进行分析。讲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局限性时，笔者结合当时网络热议的“萝卜哥”由于萝卜价高而大面积种植却又遇上萝卜烂市，卖不出去的事件来说明市场调节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等特点，学生不仅由此轻松地掌握了理论知识，同时也提高了学习兴趣。讲虚拟经济的发展作用时，可以举例美国的次贷危机，使学生更好地认识到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发展的危害。讲劳动力商品时，结合理论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劳动力是不是商品，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否与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矛盾等问题让学生展开讨论……案例教学的内容较为丰富，教学方式也可以灵活多样。针对不同的案例特点和课程实际需要，教师可以在课堂上讲解重点难点时穿插借助案例进行解释，也可以围绕着某一问题开展案例讨论或辩论形式，让学生参与进来，鼓励学生大胆发言，各抒己见，这样不仅能引起师生互动，还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最后还可以辅导学生以案例为基础完成课程论文，提高其经济论文的写作能力。通过多种形式，使学生感到理论与实际是有密切联系的，抽象的理论也变得不再枯燥，增强了其学习的积极主动性，提高了其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使学生深化了对课本知识的理解，改变了其长期以来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纯理论课程而厌学的态度。但是尽管案例教学有很多优点，鉴于政治经济学课程本身的特点，不可能像管理学、西方经济学那样以案例教学为主。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教学仍然应该是基础和依据，案例教学是辅助，注重两者的有机结合。#p#分页标题#e#
3．3加强与当代重要经济问题的结合，提高政治经济学对现实的解释力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学以致用的科学，应该能帮助我们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而不是进行枯燥的政治说教。在教学中如果不能联系现实，就不能打消学生心中的疑惑，就不能使学生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而目前学生之所以对其学习提不起兴趣，很大程度上是认为其理论过于抽象、空洞，与现实结合力不强，学生不知道学习它有什么用，或认为其已经过时了。其实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很多实际问题都可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特别是在我国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企业改革，医疗改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科学发展问题，三农问题，收入分配与构建和谐社会问题，以及近年来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启示等等都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教师在课堂上应多结合这样的实际问题讲解，从而打破政治经济学“无用论”、“过时论”的说法。
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范文5
关键词:研究性教学;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当前研究性教学在国内外大学中得以深入展开，且已取得明显成效。从研究性教学在课程中的实施来看，研究性教学主要集中于工科类课程当中，且主要以开放实验室、开设设计型和综合型的实验等形式来进行。对于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来说，如何在经济学专业基础课程《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开展研究性教学，这类研究和实践显得较为薄弱。在对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研究性教学的特点进行了探讨后，笔者拟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开展研究性教学的必要性
1、学科地位日益边缘化。《政治经济学》一直是我国高校经管类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基础必修课。教学内容主要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部分，在大一第一学期开设，为以后开设其他专业课奠定经济学基础理论。然而，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后，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大量引入，《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地位日益边缘化。诚如邱海平所指出，政治经济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上的地位已经是严重下降了，甚至是过度下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已经被严重边缘化了，并且仍然处在进一步被边缘化之中。《政治经济学》不再纯粹是一门学术课程，更多的成为了一门意识形态课程。大部分高校不断减少《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课时，甚至部分高校的经管类专业课程设置上还剔除了《政治经济学》课程。《政治经济学》课程陷入了“上面重视、基层轻视”“表面重视、实质轻视”的困境。2、课程内容的现实解释力趋弱。政治经济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灭亡并且最终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经济规律。然而自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不但没有灭亡反而不断发展，与此相反，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遭遇重大挫折。经济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如何正确回答当今的经济社会实践是政治经济学必须直面的问题。基于上述原因，要稳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地位和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现实解释力，一方面需要加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国际化、应用化、数学化和学派化，必须坚持“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另一方面，需要在高等院校大力推进研究性教学。
二、《政治经济学》研究性教学的尝试
1、教学内容的取舍政治经济学是以商品经济条件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揭示了商品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社会化大生产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运动规律、表现形式及局限性，以及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规律。从教学目标来看，要求学生能运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方法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与经济规律，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与问题。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有程恩富教授主编的《现代政治经济学》、蒋学模教授主编的新版《政治经济学教材》、卫兴华、张宇撰写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逢锦聚教授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第四版刘树成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等。这些教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研究性教学内容。但是对于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来说，上述国家规划教材主要是研究型大学编写的适用于研究型大学的学生使用，存在层次过高、理论性太强等缺陷，为此，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我们遵循一个原则，紧扣现实经济问题和地方经济发展实际，对教学内容进行了调整:一是改变以前课程只讲述基本原理和资本主义经济部分两大内容的模式，增加了社会主义经济部分内容的讲述。在以往的教学中，由于政治经济学课程只开设52学时，课时较少，因此在教学中我们只讲述商品和货币理论及资本主义经济部分的内容，对社会主义经济部分不予讲述。开展研究性教学后，我们增加了社会主义经济部分内容的讲述。二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纳入讲述的重中之重。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后，很多人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失败、的失败。作为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自然也受到人们的怀疑。因此中国在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及其所形成的一整套经济方面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最新经验就是该一问题最好的回答。因此针对当前青年大学生重点讲述这一问题，鲜活的事实无疑将是最佳的注脚。三是增加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新变化的探讨。近年来，资本主义世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及其新发展、当代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新变化、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经济危机、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等新的经济现象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也并不是那么完美无缺。因此加强这方面内容的讲述无疑有助于青年大学生辩证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2、研究性教学方法上，更多地采用案例教学法、课题研究指导教学法。研究性教学的本质在于在教学过程中体现研究性能力的训练特征，让学生学会研究式学习，学会获取知识的能力，学会创新知识的能力。研究性教学方法主要是培养学生以科学研究的方式主动学习，不仅学知识，重在学习探究问题的方法，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动手能力。第一，案例教学法要体现本土性和实用性。案例教学法是指为深化对相关原理的认识和系统掌握，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以案例为素材，进行案例分析和讨论，从而得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的一种教学方法。在运用案例教学法时，教师选编案例宜使用发生国内的、身边的一些现实经济活动中的热点或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经济现象。如价值理论中有关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教学，就可以学生自已上大学与不上大学为例进行比较分析;讲授价值规律时可选择常德地区的土特产石门柑桔的价格变化为案例。在进行案例讨论时宜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要以学生对案例的分析与讨论为主，教师点评为辅。第二，课题研究指导教学法。课题研究指导教学法是由于大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研究能力的限制，指导教师根据课程的内容、性质和要求，帮助学生共同确定研究课题，组建研究团队，查找和分析课题资料，构架论文结构，指导写作等。指导教师一定要进行多形式地跟踪检查，以确保课题研究质量，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在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我们根据课程内容和要求研究了以下研究课题:利用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和国民收入的理论即经济增长理论，分析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应如何转变;(2)利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分析我国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生产过程;(3)利用马克思的商品货币流通理论，分析常德物流企业的经济活动;(4)利用马克思的分配理论，分析当前我国的分配方式是否合理，有什么好的改进策略;(5)利用政治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合理性;(6)利用马克思的对外贸易理论，分析当前我国对外贸易摩擦增多的原因，我国应如何调整对外贸易增长战略。3、更多地构建校内外实践平台，强化实践教学诚如南京大学《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目标所说，“旨在引导学生们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诸多经济问题。与以往不同的是，这门课程不再过多地对现有制度和现行政策进行论证和宣传，而是立足实际，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进行分析，使学生们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情况有基本了解。”事实胜于雄辩。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也应如此。这就需要在研究性教学中要更多地构建校内外实践平台，强化实践教学。我们的做法一是邀请相关专家、企业家、政府工作人员深入课堂，结合某一具体课题为学生举办报告会，直接与学生互动，当场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二是通过建立校外实习基地等形式，有目的地开展实地调研。利用寒暑假时间针对当前经济热点问题组织学生进行实地调研，从而了解这些经济现象的现状、问题及原因，并运用所学理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提升学生的能力。
三、结语
为加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地位，增强其现实解释力，极有必要在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开展研究性教学。通过教学内容的调整，教学方法的改进，教学实践的强化等，让学生身体力行，自我探究，从而增进教学效果，提升培养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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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范文6
关键词：苏格兰启蒙运动；古典政治经济学；财富；自由；美德
中图分类号：F09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7-0046-05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正全面、加速推进，形成了有关转型的诸多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不断推进的同时，建立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与社会、私利与公益、自由与秩序、财富与道德等成为经济学界热议的问题。事实上，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及其在经济学理论体系建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欧洲一些国家的经济与社会转型中便有体现，其取得的重大突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卫·休谟、亚当·斯密、詹姆斯·斯图亚特、亚当·弗格森等苏格兰启蒙学者的思想启蒙，尤其是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塑，被《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编撰者们视为“最重要的贡献”与“最不朽的遗产”。因此，重温苏格兰启蒙时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建及特质，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现代经济学形成与发展的认识，而且能够为在深刻领悟当前我国转型时期经济、政治、社会、伦理问题的复杂性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参考。
一、苏格兰启蒙运动推动政治经济学摆脱了“政治计算”
卢梭在对“政治经济学”一词进行词源学考察时指出，“经济学（Economy）这个名词起源于希腊文oikos（家）和nomos（法），本来的意思是贤明合法地管理家政，为全家谋幸福。后来这个词义扩大到大家庭——国家——的治理上。为了区分这一名词的两种意义，就把前者叫做特殊的经济学或家庭经济学，把后者一般称为一般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历史地看，从家庭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的转型过程，也是伦理学、政治学与经济学不断融合与分离的过程。正如皮埃尔-罗桑瓦隆所言，“经济的诞生体现为一种分化与混合的双重运动。”
经济学的源头可追溯至古希腊时代，历史学家色诺芬就曾提出重视农业和分工的思想。柏拉图进一步指出，分工、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必须依托于货币，但货币只是交换的媒介和价值尺度，而不应作为贮藏的手段。柏拉图对商业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柏拉图认为商业具有一定的作用，应当允许其存在；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商业是不道德的，应当加以限制，尤其应当禁止雅典公民从事商业。亚里士多德对一些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财富二分的思想，即以有限性或无限性为标准，把财富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有用物（即使用价值）的总体财富，它是有限的；另一种是作为货币积累的财富，它是无限的。与此相对应，亚里士多德认为存在两种科学，即经济学和货殖术。经济学研究如何取得对于生活必需、对于家庭或国家有用的东西；货殖术研究如何取得货币形态的财富，即用货币来赚取更多的货币。然而，与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也贬低货殖术，认为追求货币财富是违反自然的，是可恨的。可见，古希腊时期的经济学只是家庭经济学或家政管理。
近代经济学的产生是从否认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学与货殖术的区分开始的。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者孟奇里梯安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首次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概念，经济与政治从此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经济学家们逐渐认识到，以获取物品为目的的经济学对于家庭和国家来说都是有益的，经济的政治性、公共性开始为人们所认同。然而，正如皮埃尔·罗桑瓦隆所洞察的，政治与经济的过度结合使诸如威廉·配第等后继者们“都是从权力的观点来思考经济”，“实际上从未真正关心过经济理论本身。他们未曾寻求对整个经济过程做一个总体的解释。……他们的大部分著作只是人口统计和农业统计汇编”，只是“政治计算”，而非“财富的科学”。因此，在皮埃尔·罗桑瓦隆看来，“直到18世纪至少在亚当·斯密之前几乎不存在经济学。人们只知道一方面是贸易，另一方面是政治”；然而“政治计算的主体是君主，贸易的主体是商人，那么，没有真正的市民社会，经济就没有主体”。因此，“英国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比法国政治经济学‘先进’，也仅仅在于英国的市民社会领先于法国的市民社会。”
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更为宽容。他并没有像罗桑瓦隆那样将威廉·配第的经济学也列入政治计算的行列，而是认为他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马克思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古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已经开始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而“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研究转向生产领域意味着经济学的一场革命，使经济日益挣脱了重商主义而成为新的自主活动。
但是，不论把现代意义的经济学定格在哪个具体时段，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对于政治经济学体系建立的意义都是无可争议的。相对于重商主义甚至重农主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经济学的最卓越贡献在于，他们推动了经济的“非政治化”，从而与政治非伦理化、伦理非宗教化结成一体，形塑了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对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贡献描述为：“苏格兰人建立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在于，经济生活是自我调节的，经济成长是一个能动的、自我持续的过程。正是休谟以其刺激性的，但却是零碎的经济学论文发动了这场辩论。詹姆斯-斯图亚特在其《政治经济原理》（1767年）一书中，试图既回答休谟的论点，又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总体的论述。不幸的是，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明显使斯图亚特的著作黯然失色。……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可能仍然只是‘一位政治家或立法者的科学的一个分支’；然而《国富论》可以单独地理解。它比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原理》——或欧洲的其他著作：魁奈的《经济表》（1758—1759年）和杰诺韦西的《商业演说》（1765年）结构更严密，更通俗易读，更令人信服，而且坦率地说，也更加智慧——它以自己的立论创立了政治经济学。”
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确立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市场的地位
尽管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仍然将政治经济学视为“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甚至在学科门类上还归属于政治学，但是正如很多学者所分析的，这一提法的主要用意是对政治家或立法家的政治权力与政治行为进行划界，使他们从其热衷的政治计算中走出来，从而将政治经济学带进其所认为的科学发展的轨道。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政治经济学之所以长期无法摆脱干涉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其无法科学解答这样一个理论难题：如果没有政府这只强有力的手，社会经济秩序如何保证？社会公益是否可以实现？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霍布斯及其之后的重商主义者还是法国的重农主义者都没能给出科学的解答。前者认为，只有在君主掌控的国家下，私利才能形成公益。重农主义者虽然心仪自然秩序与自由放任主义，然而他们又依托政府来维护和实现这种自然秩序，因而不仅赞成政府干涉市场，而且试图在制度化的设计中将君主的利益与经济体制捆绑在一起，甚至提出将国民财产的一个固定份额给予君主。
与干涉主义不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指出了市场本身的独立性与自组织性，以及私利与公益之间的通融性。对于市场不依赖于国家的独立性，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主要是在国家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相区分的思路框架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对于市场自身的协调机制与自组织性，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从多个层次予以解答。如，在人性伦理层次，休谟认为，每一个人既有利己的一面，又有有限慷慨的一面；斯密认为，人既有利己之心，也有同情之心；弗格森认为，人既有自我保存的天性，也有联盟的天性；因而人与人的关系不会陷入自相残杀的境地。在社会观上，苏格兰启蒙思想家认为，社会的生成与有序化是自发的，不是契约论者所主张的需要人为的理性建构，经济运行能够实现自我调节，这是由分工、交换、自由竞争等作用的结果。其中，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论述对于市场自身的协调机制与自组织性的论述最具形象和说服力。
在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时代，私利与公益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伦理问题，也是当时重要的经济社会问题，而且关系到财富分配的社会后果以及对社会秩序的认识与评价。对于私利与公益问题，曼德维尔率先通过蜜蜂的寓言，诠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私恶即公益的思想，但其寓言式分析和悖论式逻辑使其理论说服力大打折扣。后继者休谟、斯密、弗格森在对曼德维尔“低调的人性”改造的基础上，从情感主义的维度对私利与公益的相通性进行了深入阐述。按照他们的看法，人是情感的动物，任何人都有同情心，能够通过情感的相互认同而协调各自的行动与利益，从而形成公序良俗。
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非常重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伦理问题
由于理顺了政治学领域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以及伦理学中私利与公益的关系问题，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使经济学日益摆脱了干涉主义和僧侣式德性的束缚，并成为“财富的科学”。然而，这并不是说作为“财富的科学”的经济学从此远离乃至排斥政治学与伦理学；恰恰相反，正如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在任何时候，“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因为，经济学中一些根本问题的解答依赖于伦理学：一是人类行为的动机问题，即“伦理相关的动机观”。二是社会成就的判断问题，即“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也是基于这一认识，阿马蒂亚·森严肃批评了现代经济学的“无伦理”特征。限于篇幅，这里简单阐释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经济学中两个根本问题的分析。
（一）经济行为的“伦理动机”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一种经济人的解释模式，甚至认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首先提出了这一人性假设。诚然，无论是休谟还是斯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都承认自私是人性中最为基本的方面。即使有着社群主义倾向的弗格森，也认为人最倾向于“只关心自己的”，并极力强调人的社会性也是为了消解这种自利的取向。然而，同样毋庸置疑的是，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都反对对人性自私的过分渲染，而且在人性论上秉承着一种辩证的态度。因此，在经济生活中，尽管我们不能否认人具有经济人的特征，但是不能据此对其进行极端化与庸俗化理解，将人的自利与利己的一面推向唯利与利己主义。对此，莱昂内尔·罗宾斯曾对斯密的人性论做了非常精辟的辩护：“在《国富论》的全书中，自利并不意味着自私。它的意思只是说个人的利益是一个人最密切关心的事。它们当然可能只是他个人的幸福；但也同样可能包含了家庭情爱、社会义务、朋友情谊，甚至还包含在他看来具有中心意义的更为广泛的活动。将自利解释为一定是‘物质的’，也同样是一种曲解。随着购买力的提高，‘仅仅出于物质性’的关心——不管物质性一词作何解释——的吸引力不是更多而是更少了。”
（二）对于“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卓越性在于，他们既充分肯定了财富的积极效应，也客观评价了财富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即对财富及其增长采取了科学和辩证的态度。对于商业文明的积极影响，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充分肯定了商业文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在经济上，财富的增长能带来日益精致和舒适的物质生活。在政治上，工商业与技艺的进步改变了传统社会的阶层结构，催生与壮大了中产阶级，从而形塑了不同于前商业社会的政治形态。在精神生活领域，商业文明能够敦风化俗，有助于重诺言、守时间、爱秩序、节约、谨慎等商业精神的成长与发育。对于商业文明的消极影响，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在现代市民社会发生之初就敏锐地意识到其潜在的问题与危机：一是社会分工容易导致人的片面化与单向度发展，使得每个人“就像是一台发动机上的零件”。二是追求财富的欲望具有腐蚀道德的倾向，会使人们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私利而非道德上，而没有德性支撑的财富崇拜容易将人引向感官享乐主义、物欲主义的深渊。三是在过分商业化的社会中，私人化特征极其明显，人们容易蜷缩在狭小的自我圈子中患得患失。四是公共精神的缺失、政治冷漠的蔓延会增加极权主义、政治奴役的风险。
四、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特质的诠释及启示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所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既不同于古希腊的家庭经济学和15～16世纪的重商主义，也又有别于19世纪末之后在西方流行的一般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具有三个重要特质或维度：一是人本维度。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并不是后世所谓的自私自利的经济人与理性人假设的信奉者；相反，他们从情感主义的立场出发，充分肯定了人的情感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客观公允地评判人的自利情感与社会性情感，以及两者互动共融的心理基础与协调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有力地论辩了私利与公益的问题，从而为经济活动提供了一种人本主义的心理学基础。二是政府维度。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并不是后世所谓的自由放任主义、“最小国家”理念的笃信者。尽管在他们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架构中，一方面着力强调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区分，极力排斥政府对市场行为的行政干预；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并没有走向极端，而是有着浓郁的制度主义特色。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强调政府作为“竞赛规则”制定者与裁判者的对于“看不见的手”的制度保障作用，而且敏锐地意识到市场机制的缺陷，提出“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因为“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甚至提出政府应当承担社会建设与社会保障的职能。如，弗格森认为，政府应当“保证家庭的维生之计和住所；保护勤劳的人从事自己的职业；调和公共秩序的限制条件、人类的社会公德心和他们各自为个人打算的追求间的矛盾。”三是伦理维度。与阿马蒂亚·森所批判的现代经济学的“无伦理”特征不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既重视分析“伦理相关的动机观”，又注意探究“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把财富与德性共同置于研究的重心。
然而，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质基本被抽空了，只剩下对于某些局部经济行为或经济领域“精细”的技巧性分析，丢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多重的分析维度。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无视经济分析的道德伦理维度，仅仅围绕经济人的自利假设展开研究，反而为现实社会中的不道德经济行为提供了依据。我国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认知经历了一个由“马克思”到“斯密”的转变过程。但是毋庸讳言，我们对斯密以及其他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市场原则与市场精神也存在很多误解与偏差，也存在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政治经济思想简单化、庸俗化为以经济人、自由放任、“守夜人”国家、价值中立等为特质的“斯密主义”的问题。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过度市场化、诚信缺失、道德滑坡、收入差距扩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也日益凸显。面临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中国经济学界需要根据我国实际，以经济学为指导，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总结几十年来的成功经验和规律，还要反思问题和教训，突破对市场运行机制的偏狭化理解，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的理论基础。因此，在这一背景下，重温和思考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过程，有助于我们突破形形的“斯密主义”，理顺个人与社会、私利与公益、自由与秩序、财富与德性等相互关系，真正理解与践行市场经济既是一种法制经济也是一种道德经济的理念，从而推进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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