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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减排的措施范文1
[关键词]旅游业；减排；政策框架；战略措施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0)06-0013-06
引 言
近年来，气候变化问题已经从科学研究问题延伸成国际事务问题。从总量上，目前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发达国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减排责任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面临着国际温室气体减排的巨大压力。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在此背景下，2009年11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
为实现我国碳总量控制的目标，各行各业都要根据各自二氧化碳排放现状及潜力，制定切实措施，加大节能减排力度。旅游业是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是低耗能、低污染产业，在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和产业替代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设计一套完整的中国旅游业减排的政策框架，并提出具体的战略措施，有助于推动我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和我国降碳目标的实现。
一、旅游业对气候变化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存在潜在的关键性作用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国发[2009]41号)明确指出，旅游业是资源消耗低的战略性产业。这里的“资源消耗低”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旅游业作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不仅是现代服务业的龙头，而且是传统产业的重要替代产业之一，是节能减排、建设“两型社会”、落实“调结构”和“促转变”战略的重要方面；另一方面，旅游业能源消耗低、污染少。我国能源消费的部门结构以工业为主，占全社会能源消耗的比例始终稳定在70％左右。统计年鉴中能源消耗统计项没有设置旅游业或服务业的能源消费。旅游交通和旅游住宿业是旅游业主要的能源消耗部门，两项能耗共占旅游业总能耗97％以上。对照统计年鉴中的统计项，即旅游业的能耗主要散落在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统计项中。而这两项能源消耗总比例仅为5.29％，显然这个总和是远大于旅游业能源消耗的，也就是说，旅游业能源消耗占总能源消耗比例很低。目前，我国工业企业仍是环境污染主要源头，约占总污染比重的70％；农业污染占到总污染的近1／3。相比工业和农业，包含旅游在内的服务业几乎无污染。因此，从旅游业自身的产业特征来看，旅游业是降低节能减排的优势产业，也是当前最适合于发展低碳经济的领域。
在低碳经济发展潮流兴起的背景下，旅游业应该成为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然而，由于受旅游业是低耗能、低污染产业惯性思维的影响，旅游业被认为和减排没太大关系，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中没有旅游主管部门。但事实上，旅游业也排放了一定量的二氧化碳。据世界旅游组织最新研究显示，旅游业对全球温室气候排放负有5％的责任，除去飞行，贡献值为3％；2005年，来自旅游交通和住宿业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分别为1192Mt(10度吨)和284 Mt；2035年以前，来自旅游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以2.5％的年均速度增长，至2035年，旅游业、交通及住宿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分别达到2436 Mt和728Mt。
为此，我们要深刻认识旅游业在气候变化及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中的地位和作用，要认识到尽管旅游业是低耗能、低污染产业，但同时也排放了相当量的二氧化碳。有效减少旅游业的二氧化碳排放，有助于我国碳总量控制目标的实现。旅游业是应对气候变化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领域之一，对气候变化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存在潜在的关键性作用。
二、旅游业减排政策框架设计面临的问题
减排政策框架是要制定减排目标并设计减排措施，解决当前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中存在的问题。目前我国旅游业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对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的现状及总量不明确、排放的途径不清晰、减排的目标不全面等。
(一)排放现状不清，总量不明
熟识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的现状及总量，是设计减排政策内容最基本的条件。然而，由于气候变化与旅游业发展之间存在时间尺度上的不匹配，导致无论旅游学界、气候学界还是产业界对二者相互关系的关注都十分有限。另一方面，气候变化和旅游业是两个非常复杂的开放系统，两者都存在很强的不确定性，相互作用机制复杂，国内外现有的研究对二者的相互关系认识都不深刻。从全球来看，我国旅游总产值在GDP中的比例仅占4％强，历史文化、观光旅游占主导地位，受气候变化影响相对较小，因此，国内对二者关系的关注和研究相当薄弱。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旅游业对气候变化的负反馈作用到底有多大，二氧化碳排放量到底是多少，至今仍是空白。总体来看，中国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的现状不清，排放总量不明。
(二)排放途径不详，抓手不实
要弄清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现状及总量，就必须厘清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途径，这样才能找准有实效的工作抓手，制定有针对性的减排措施。旅游业是一个产业关联度很高的产业，与旅游业相关的产业如民航、公路等交通部门，餐饮、住宿、娱乐、通讯、零售业等，均与碳消耗联系在一起排放温室气体，有的甚至是高耗能产业。旅游的主体是旅游者，随着大众、散客旅游时代来临，旅游活动的方式更加多元、灵活，二氧化碳排放的途径更加多元。复杂的产业体系、多元的排放途径，使得弄清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途径、准确计算排放总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到目前为止，除美国、日本等少数发达国家外，其他国家在此领域的研究也十分薄弱。在排放途径不详尽的前提下，确立卓有实效的工作抓手其难度可想而知。
(三)减排目标不全，安排不周
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途径、现状及总量不明，就很难制定全面、具体的减排目标，只能是泛泛地提一些目标，或者仅就某几个行业领域提些具体指标。这样可能会出现两个问题：一是仅有的、就某几个行业领域的减排安排，对旅游业减排潜力的影响及完成总目标的作用有多大?会不会出现真正需要大力减排的领域却没有实施相应的减排措施?以酒店和 景区为例，往往高星级的酒店和景区因资金雄厚，理念先进，对技术的运用程度较深，其减排潜力及净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比那些星级低的酒店、景区要低得多。二是就某几个行业领域的减排安排，会不会在限制了某个行业发展的同时打击了其他行业，难免有不公正之嫌。并且旅游业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链条上的每一个产业相互衔接，一旦某个行业的发展受到影响，会迅速波及整个产业。如果是这样，那么政策的安排就显得不够周全。
三、政策框架设计
按照公共政策学理论，完整的政策过程包括：政策问题提出、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各项环节能否正常运转直接决定了政策目标能否有效实现。而优良的政策设计则是一项政策的良好开端，甚至有人认为，制定出优良的政策就等于政策成功了一半。本文对于旅游业减排政策框架设计就是本着这一初衷进行的。需要强调的是，本文的政策框架设计只作为概念模型。
(一)总体目标
中国旅游业减排的总体目标就是根据自身现状，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切实制定相关措施，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为国家实现碳控制总量目标做出应有的贡献，提升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同时，利用旅游业是窗口行业的优势，推动我国低碳教育，传播低碳理念，向世界有效展示我国在低碳行动方面的努力和成效。
(二)原则
1 差异性原则
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异大，区域资源特点、环境承载容量、经济水平、技术水平不同，对二氧化碳的净化与吸收能力不尽相同，各地旅游产业发展的现实差距也是存在的。旅游业减排政策的出台不仅必须与当地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相适应，与产业、行业的现实相适应，而且政策的制定必须在实现减排目标的同时，达到推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及产业、行业发展的目的，否则就是一种极为不经济的行为，所酿成的损失与浪费既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因此，需要打破传统政策框架，设计更为科学和贴近区域和产业实际的减排政策，而且需要设定一条最能够适应当地及产业实情，能够最大限度利用当地特色资源、环境的发展路径，从而有利于旅游产业发展，推动经济进步。
2 综合协调原则
合理的减排政策，需要符合全面、协调的原则，既要强调以减排二氧化碳为核心，同时也需要全面、系统、综合地考虑人才、资源、环境、经济结构等要素，将减排的要求渗透到产业政策、财税政策、投资政策、人才政策、环境政策等各项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之中，促进减排政策系统化和诸要素的一体化。另外，减排政策要处理好旅游业和上下游产业的关系，门槛高了，会影响相关产业发展，进而影响到整个旅游产业发展；门槛低了，则无法实现减排目标。
3 灵活性原则
为保障旅游业又好又快发展，旅游业减排政策的深度要适宜。因为减排的总体目标是一个中长期规划，尽管政策在出台之前经过了多方反复论证，但仍存在一些难以预知的因素，政策定得太死不利于根据不同阶段的重点进行适度调整。因此，在制定政策的源头，既要重点突出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为核心的理念，同时要注意政策内容的灵活性、可行性、可持续性，并且执行力度和深度需切合实际。
(三)设计重点
中国旅游业减排政策框架设计的目的，就是要明确中国旅游业减排具体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结合我国的国情，考虑我国旅游业现状，在政策框架设计方面除常规的必须符合元政策的规范及法规体系的要求，应当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 争取纳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框架体系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框架体系是指导全局的总原则，是各行各业制定减排政策框架的重要标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框架体系明确提出了实现减排目标的政策、资金、技术保障及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旅游业减排政策纳入国家政策框架体系，才可以分享国家资源，更好地利用财税政策，运用部门协调机制、减排技术和专项资金等，解决旅游业一己之力难以突破的瓶颈，从而更好地实现减排目标。
2 制订中长期规划
明确旅游业在未来5年或5年以上的减排目标和主要任务，纳入国家旅游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将总体目标和任务逐年、逐行业分解，逐年落实、评估，并对下一年工作安排进行相应调整与细化。
3 摸清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途径、现状及潜力
熟识自身的状况是政策内容设计的最基本的条件。因此，旅游业需要厘清二氧化碳排放途径，做好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真实数据的统计与整理，并且数据要及时更新，以供参考。基于排放数据，旅游业可在全国开展一次全行业二氧化碳排放的审查工作，对于确定是高排放的行业，准确做出评估，提出限期整改要求，严重的甚至可以采取查封措施。
4 分区域、分领域制定政策及实施力度
从全球看，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来自旅游交通、住宿业、相关旅游活动及旅游装备制造业。由于我国尚未系统地进行此类研究，因而无法准确判定旅游业排放量较大的行业或领域。但可以肯定的是，不同区域，其资源特点、环境承载容量、经济水平、技术水平以及对污染物的净化与吸收能力不同；不同领域，产业组织水平不同，其排放途径、排放方式、对减排技术运用的深浅程度千差万别。因此，在政策设计时，要区别对待，分区域、分领域制定政策及实施力度。 5 引入调整机制
按照公共政策学者林德布洛姆的渐进主义观点，可以将决策(包括政策)看作前后衔接的不间断过程。同理性决策模式相比，渐进决策模式具有更强的现实性。
由于各种资源的局限，任何政策制定者制定出的政策都不可能是最优的，都需要不断调整，以使其适应环境的变化。同样，按照旅游业减排的政策框架设计出来的政策也不可能一劳永逸，需要进行不断调整与改进，因此，具备有效的评价与调整机制之于旅游业减排的政策框架有效性应该是一个必要的保障。
四、中国旅游业减排的战略措施
旅游业减排需要旅游主管部门、旅游企业、旅游经营者及旅游者“四位一体”的共同努力。各级政府及旅游主管部门要通过规划、法规、政策等的制定和实施，运用行政、管理手段及价格机制，为发展低碳旅游创造有利的宏观环境和内在机制；旅游企业应从运营模式及技术创新等方面提高企业减排水平；旅游经营者应从管理角度提升效能，开发低碳旅游模式及低碳旅游线路；旅游者则以实际行动实践低碳旅游，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一)政府及旅游主管部门：政策推动和引导
发展低碳旅游，必须依靠政府和旅游主管部门的推动。
1 统筹协调，创新推动
低碳旅游是个整体的经济，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需要政府统筹协调。
首先，政府和旅游主管部门要制定一个完整的低碳旅游行动方案和行动计划，确定旅游业降碳和节能减排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目标，并对重点行业降 碳和节能减排做出具体安排。
其次，要建立协调机制，明确各相关主体责任，对启动、实施、宣传教育及成果推广应用等具体行动做出计划。
最后，要发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构建一个创新合作平台。建设低碳旅游国家工程实验室或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研究开发基地，重点研究建筑节能、酒店节水、新能源利用、低碳交通工具研发及控污减排等关键技术，为低碳旅游提供技术支撑；建立节能减排公共技术服务体系和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节能减排技术服务与成果转化体系；建立合作平台，特别是国际合作平台，共享先进的技术和低碳管理模式。
2 规范引导，做好试点
低碳旅游需要政府和主管部门在政策、规范上予以引导和支持。
首先，政府要运用财税政策、经济杠杆和行政管理等手段，加大调控力度，激励企业发展低碳旅游，发挥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引导作用。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在公共财政预算中要单独安排旅游业节能减排资金，对低碳旅游示范城市和绿色环保旅游企业试点要给予直接投资或资金补助、贷款贴息等支持，引导社会投资和民间资本投入。充分发挥政府考核的指挥棒作用，将节能减排指标纳入考核体系。
其次，制定标准，规范发展。尽管低碳旅游已在旅游业的各个方面初见端倪，如自费北极低碳旅行团、绿色酒店、景区内的低碳交通，上海、保定等低碳概念城市等，但总体而言，仍处于小众化和非系统化状态，因此，亟待制定《低碳旅游标准》来引导并实现体系化。由国家旅游局牵头，组织国内外节能减排、气候变化、旅游等方面专家及旅游企业、民间绿色组织人士，研究、起草行业标准，择期试行，待成熟后申报国家标准。
最后，组织实施示范项目，做好试点推广工作。低碳旅游推广和实施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旅游客源市场、旅游目的地吸引物、旅游企业、旅游支撑和保障等多方面的内容，难度较大。可遴选重点景区、酒店实施合同能源管理示范项目，发挥引导和带动作用。分别遴选旅游城市(如深圳)、旅游小镇(如乌镇)、旅游景区(如九寨沟)等，从不同层面进行试点，总结经验和模式进行推广。
3 加强宣传，提高认识
政府和旅游行业部门要加强宣传、教育，引导旅游企业、旅游者，使他们充分认识到低碳旅游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由中国旅游协会向全国旅游行业发出低碳旅游倡议书，鼓励旅游企业形成低碳联盟，推广、交流节能减排技术，并从旅游经营环节开始推行低碳旅游方式及低碳旅游线路，共同营造良好的低碳旅游氛围，迎接碳总量控制时代的到来。
向旅游者低碳旅游手册。收集、整理国内外低碳旅游小窍门和实用方法，按旅游六要素分门别类地总结，形成便于旅游者携带和操作的低碳旅游手册。如“食”，调整饮食结构、自备环保餐具、优先使用当地食材；“住”，不使用一次性洗漱用品；“行”，共乘交通工具、骑自行车或步行；“游”，自带垃圾袋，将自己产生的垃圾带回家；“购”，不买带塑料袋包装的旅游商品，优先购买有当地特色的纪念品；“娱”，选择喝茶、读书、观赏等低碳活动或种下一棵低碳纪念树。开发、推广和普及基于互联网的低碳旅游节能减排计算软件，让旅游者在每次旅游结束后，计算低碳旅游与一般旅游模式相比所减少的碳排放，从而提高旅游者降碳、节能减排的意识和能力，发掘旅游者降碳、节能减排的潜力和积极性。
(二)旅游企业：运营模式及技术创新
1 提高运行效率
目前，中国旅游企业中类似电话沟通、手动记单等科技含量较低的业务仍普遍存在。旅游企业要转变管理和运营模式，采用信息化技术开发智能化管理，开发在线旅游、电子商务等，提高运行效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2 开发低碳旅游产品
旅游企业要大力设计、开发低碳旅游产品。如旅游“碳中和”产品，即旅游企业在出售旅游产品同时附加出售配套服务，要求游客付费用于环保、低碳项目建设；生态旅游、自行车、徒步旅游等产品；三大低碳旅游景区(云南香格里拉、东部大兴安岭、贡嘎山燕子沟)等低碳旅游线路产品。
3 技术创新
技术转让、技术创新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非常关键的措施。旅游企业要注重减排技术的创新，加快研制更高燃效的旅游交通工具，使用清洁能源，采用低碳或零碳能源新技术代替高碳化能源，以及利用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酒店业也积极采用节能新技术，降低能源消耗，争创绿色酒店，加强旅游企业减排技术改造等技术的创新。这些技术往往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需要通过转让机制和市场化运作实现转让。重要的是，旅游企业要积极主动地进行技术创新，带动旅游产业升级转型，提高节能减排水平，减缓气候变化影响。
(三)旅游经营者：开发低碳旅游模式
旅游经营者转变现有旅游模式，鼓励旅游者以共乘方式出游，旅游景区内禁止外来车辆、景区私家车、公务车及出租车的进入，景区内设置环保旅游观光车、电瓶车、畜力车、人力车等少污染或无污染的交通工具以保护生态环境；对凡响应不使用一次性餐具、落实垃圾分类回收、不主动提供包装塑料袋的景区内的商家标示“低碳营业商店”；配置专职低碳导游；在景区设置“碳减量计数器”，计算游客所从事的活动与一般旅游模式相比所减少的二氧化碳等。旅游经营者可根据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种植相应数量的树木作为“碳补偿”。
(四)旅游者：低碳旅游实践
1 充分认识旅游者个体对减排的作用
研究表明，如果中国13亿人口积极参与节能减排36项日常生活行为，则年节能总量约为7700万吨标准煤，相应减排二氧化碳约2亿吨，可见个人生活点滴中的节能减排潜力巨大。尽管目前没有详细计算旅游者二氧化碳减排潜力，但参照以上研究，减排空间也是巨大的。因此，旅游者要充分认识到个体在对减排方面的巨大作用，并积极主动采取低碳旅游方式。
2 积极主动实行低碳旅游
旅游者应扭转奢华浪费之风，在旅游过程中除积极采取节能减排36项日常生活行为外，还可以考虑一些其他的低碳旅游方式，在饮食上尽量选择以旅游目的地本地产的原材料为主；出行选择公共交通或使用清洁能源的汽车，如果开私家车，尽量降低空载率等。
低碳减排的措施范文2
关键词：低碳经济
1、前言
英国作为作为全球低碳经济的先行者，于2003年提出低碳经济概念，低碳发展的理念不仅着力于解决其本国温室气体排放以及经济发展升级转型的问题，还推动了世界范围的低碳经济发展变革。2010年深圳市政府与国家住建部签订了共建国家低碳生态示范市的合作框架协议，重点探索在城市发展转型和南方气候条件下的渐进常态化低碳生态城市规划建设模式，将深圳逐步建设成为全国发展低碳生态城市的典范。深圳市通过借鉴英国建设低碳社会的经验，学习其法律法规建设、低碳技术推广模式、民众认知提升等多个方面的做法，探索并实践适用于深圳推广实施的低碳城市建设模式。
2、英国低碳建设方法
2.1 高度重视
英国通过改变现行的高碳型经济增长方式将低碳经济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高度，获得了更可靠的生态安全保障和更高层次的国家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英国政府出台的《英国低碳转型计划》、《低碳工业战略》及《低碳交通计划》三个配套文件。到2050年英国CO2的排放量将消减80%（在1990年基础上），英国在其《低碳转型计划》中明确了从2010年到2020年英国低碳转型的路线图：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要在2008年的基础上削减18%。
2.2 加强立法
为配合低碳发展战略，英国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低碳发展相关政策法规，2002年颁布的相关建筑法规规定了建筑行业能耗标准；2005年出台的《公路运输可再生燃料法》要求交通燃料供应商必须出售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燃料。2008年颁布实施的《气候变化法》，使英国成为世界上首个立法进行强制减排温室气体的国家，并成立了相应的能源和气候变化部。
2.3 建立减排政策措施体系
英国目前已形成较为完备的温室气体减排政策措施体系，该体系的构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行政制约
通过制定行业规范和标准，明确各行业的减排目标、任务和标准。自2003年开始，英国政府已开始要求电力行业供应商所提供的电力中，3%的电力必须来自可再生能源，2010年要达到10.4%，2015年增加到15.4%[1]。建筑行业则严格执行《欧盟建筑能耗标准体系》。2005至2008年间，英国政府每年投入4.4亿英镑用于技术创新和旧房改造，以配合建筑标准的实施[2]。
（2）经济杠杆
英国于2001年4月开始征收气候变化税（Climate Change Levy），征收对象包括使用能源的工业、商业和公共部门。主要是对电力、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固体燃料（如煤）等供应者，如果企业与政府签订气候变化协议，并完成规定的减排目标，则可减免80%的气候变化税[3]，迄今已取得减排6000万吨CO2的成效。
不仅如此，英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碳排放交易体系（UK ETS）的国家，该交易体系已于2005年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伦敦已成为世界碳市场的中心，全球碳交易总额的80%在伦敦完成。
（3）技术保障
英国政府一直大力扶持低碳商用技术的研发推广，以此降低能源替代成本，并通过向全球提供技术转让而获得经济效益。2001年，英国成立碳信托有限公司（Carbon Trust），该公司成立以来，帮助众多英国企业累计减排温室气体1700万吨，节省能源支出超过10亿英镑[4]。而其研发的PAS2050碳测量系统已正式被英国标准协会推出，成为测量产品碳足迹的新标准，该标准将帮助企业了解自己产品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并据此采取减少供应链中碳排放的针对性措施。
为推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在2002-2008年间，英国政府每年提供5亿英镑用于可再生能源及低碳排放技术的研发，表1总结了英国在这5年中投资的低碳技术项目。
表1 2002-2008年英国低碳技术项目汇总
根据计划，英国政府对再生能源项目的财政支持在2020年前将达到20亿英镑。
2.4制订节能降耗目标
英国政府对重点行业如能源领域、建筑、交通等的能源使用状况及节能潜力进行详细评估和定量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制定节能降耗目标，然后将这一目标分解到各个行业部门。
能源领域是英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国总排放量的36%。目前这一领域的减排重点主要包括：电力企业必须承担更多的可再生能源义务；政府增加对可再生能源研发的投资，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通过发展热电联产、微热电联产技术，提高能效。到2020年，将能源使用效率提高35%，减少电力消耗8%-15%，减少天然气消耗13%[1]。
建筑领域温室气体排放量占总量的27%。为降低新建筑物能耗，英国政府实施了严格的能耗标准体系，于2007年颁布了《可持续住宅标准》，对住宅建设和设计提出了可持续性新规范。该标准对所有房屋节能程度进行“绿色评级”，分A-G七个级别，A级为节能效果最优，G级为节能效果最差，并颁发响应的节能证书。政府还设立了“绿色住家服务中心”，免费为F级或G级住房的购买者提供改进房屋能源效率的相关措施。
其他行业如交通、农林业以及其他公共部门的主管部门同样制定了类似的行业减排政策和措施，并得到有效实施。
2.5 明确职责
英国环境、粮食与农业事务部（DEFRA）是气候变化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主体部门，由财政部、商业企业与监管改革部、交通部、社区与地方政府部、外交部、国际发展部等部门配合，明确职责，分工合作。表2为英国各政府部门在减排工作中的职责。
低碳减排的措施范文3
作者简介：王文军，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
通讯作者：赵黛青，博士，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与低污染燃烧技术。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所博士后基金（编号：y107b21001）。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广州 广东 510640）
摘要 减排和适应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两大任务。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承受能力特别脆弱，同时面临着减排和发展任务，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促使适应和减排联合行动能发挥协同效应，降低减排和适应成本，取得增量社会效益。适应分为增量型和发展型活动。在国家规定的减排和适应重点活动领域中，挑选出能源领域减排与增量型适应活动进行协同效应分析，至少有4个强协同效应和10个弱协同效应发生。以广东省为例，增量型适应活动和能源领域减排措施的协同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工程性适应项目建设与低碳能源生产、消费的关联效应，提高能效有利于工程性适应项目的建设；海岸带适应措施增加碳汇和节约减排成本；城市绿化建设通过有目的的公共设施建设，缓解气候灾害对人们生活的直接影响，节约适应成本，同时增加碳汇和节约减排成本。减排和适应行动的联动机制是未来发展中国家研究的重点。
关键词 减排；适应；协同发展；广东省
中图分类号 X2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6-0089-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6.016
气候变化已经对自然和人类环境产生了可辨别的影响（IPCC AR4）［1］，减排和适应是人类社会未来面临的两大主要任务。科学研究表明，即便采取减排行动，到本世纪中叶地球表面平均温度也会上升2 ℃左右，预计未来100年仍将上升1.1-6.4 ℃［2］。在全球变暖的趋势下，适应正在发生变化的气候系统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哥本哈根会议后，全球参与减排已经成为共识，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减排、适应和发展经济三重任务，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如果将减排和适应行动整合在一起，发挥政策的多效功能，将有助于低成本的实现减排与适应双重目的。
1 减排与适应协同发展是我国中短期的研究重点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海岸线长，经济增长迅速但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各区域面临的气候风险类型和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的差距很大。据权威机构统计，1990年至2000年，全国因自然灾害造成人员伤亡4 500人，经济损失占GDP的3.4%，2001年至2008年，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占GDP的2.8%。在各种自然灾害中，气象灾害所占的比例最大，约为自然灾害总量的70%，每年受气象次生和衍生灾害影响的人口达4亿人次，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达2 000-3 000亿元，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3%［3］。我国的气象灾害具有多发、频发，灾害种类繁多且时空分布不均匀的特点，中部地区主要是农业部门受灾，每年因气象灾害损失近百亿元［4］；沿海极易遭受因海平面上升带来的各种海洋灾害威胁，由于沿海城市是人口稠密、经济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一旦发生气象灾害，经济损失巨大。以广东为例，近15年来，气象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总量超过1 500亿元，平均每年上百亿［5］。OECD（2007a）对于全球暴露于洪水风险中的沿海城市按照人口和社会资产排序，中国的广州、上海、天津、宁波等城市均位列风险最大的前20个城市之中。积极采取适应行动是我国的当务之急。
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位居世界前列，据国际能源署最新的《2010年世界能源主要统计》显示，2008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已经达到6 550 Mt［4］，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实施减排行动迫在眉睫。为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近年来我国密集出台了一系列节能减排政策和行动计划，一方面努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一方面建设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但是，有效实施减排和适应行动需要资金和技术的支持，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资金匮乏、技术落后，还担负消除贫困、发展经济的重任，如果减排和适应行动同时进行，将给国内经济造成巨大的资金压力；而目前《公约》资金机制提供的资金规模远不能满足欠发达国家和小岛国的适应性资金需求，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更加难以从中获得气候资金援助。因此，我国需要另辟蹊径，在能力建设过程中减少适应性排放，在减排过程中考虑适应措施，使减排和适应协同发展，可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2 适应和减排的共同行动领域研究
在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减排温室气体和适应气候变化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2007年颁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以下简称《国家方案》）规定了我国在减排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点领域，其中适应活动主要集中在农业、水资源、森林及其他自然生态系统、海岸带及沿海地区。减排活动主要集中在能源领域、工业生产过程、城市废弃物排放、农业和林业等方面，因此，一般直观认为减排和适应活动的协同效应发生在林业领域，如通过植树造林增加碳汇，同时又增强了生态系统的适应能力。事实上，两者合作的领域不限于此，通过对适应和减排活动领域进行细分，可以找出适应活动可能产生的正负排放影响，并由此确定两者协同行动领域。通过减排行动提高适应能力建设，同时通过建设适应能力支持减排行动，发挥减排与适应的协同效应，将是未来低碳发展的主要模式。图1展示了减排与适应协同发展领域的一种可能性。
2.1 适应活动带来的正排放效应
从微观上看，适应活动的四大领域主要落实在城市基础设施、建筑环境的加固与改造，农业结构和种植制度的调整，选育抗逆品种，加强森林资源、湿地的保护，对水资源进行科学管理，建设水利基础设施，对海平面上升进行
防护，病虫害的变种与防治等方面。在不考虑排放的情况下，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可能会使用高能耗材料和设备、修建防洪大坝防止海平面上升将产生对水泥、石灰、钢铁需求，这些产品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将带来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在选育抗逆品种时，增加对化肥、农药的使用，可能降低地力、增加氧化亚氮的排放，适应活动产生的垃圾没有采用先进的垃圾焚烧技术，进行垃圾填埋气回收利用和堆肥处理，也将产生新的排放问题等，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排放问题，是适应性排放的主要来源。
2.2 适应活动产生的负排放效应
研究与开发森林病虫害防止和森林防火技术，选育耐寒、耐旱、抗病虫害能力强的树种，可以降低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同时也能发挥增强碳汇的功能。沿海地区风能和太阳能资源丰富，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如果能充分利用自然资源进行清洁能源建设，发展潮汐发电、海上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等项目，可以替代一部分化石能源，从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等林业重点生态建设工程，生物质能源林基地建设和建造防护林体系，可以进一步保护现有森林碳储存，增加陆地碳贮存和吸收汇。
2.3 减排活动对适应的影响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对适应活动产生的影响体现在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第一，在中期，通过提高能效节约资源，为适应活动提供足够的物质支持；增加植树造林、退耕还林还草、建设防护林体系等可以起到加强农区畜牧业发展、增强畜牧业生产能力的作用，降低气候变化对农业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第二，在长期，减排活动将带来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下降，气象灾害等事件的强度和频率将逐渐减少，在适应气候变化上的投入可以逐渐转移出去。
2.4 适应与减排的协同发展领域
在适应行动中将排放因素考虑进去，有可能在增强生态系统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同时减少适应性排放、增加碳汇，产生倍增的社会效益。适应与减排活动有两个重要内容：第一，确定协同行动发生的领域。从《国家方案》已经制定的重点减排和适应领域中寻找二者结合的可能性；第二，在已经确定的协同领域中，对每个协同行动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比较协同行动的成本收益与单独行动的成本收益大小，选择协同行动方案，论证经济可行性。目前国内对减排与协同行动领域的讨论较少，因此本文首先解决第一个问题，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尝试勾勒出适应与减排协同发展的轮廓。
2.4.1 减排项目中水电开发与防洪适应活动的协同行动
为防洪而修建大型水坝有利于提高地方适应能力，但是会增加适应性排放；为减排而增加的水电开发将减弱地方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因此，在水电项目设计时，将水电站对提高农业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考虑进去，使新建水电站不仅具有清洁发电功能，还能够发挥防洪、蓄水、灌溉，解决干旱时期的农田灌溉和人畜饮水问题，增强地方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2.4.2 公共设施的新建与节能产品的使用
在适应气候变化过程中，有大量的公共设施需要加固与改造，通过政策设计，鼓励和刺激这些公共设施的建设者使用低碳、节能产品，加强能效管理，不仅可以减少因适应活动产生的排放，还为低碳能源的应用提供了需求和市场，有利于促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和温室气体排放。
2.4.3 适应的工程措施与减排生物措施的结合
应对海平面升高的适应性对策中，可以采取生物性护坡措施，一方面加强了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使近海珊瑚礁生态系统以及沿海湿地得到保护，降低海岸带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同时通过营造沿海防护林，建立起一个生态护坡体系，可以增加碳汇、减少因单纯修建工程护坡产生的排放。
2.4.4 农业适应计划与新能源的协同效应
在选育抗逆农作物品种时，除了有计划的培育和选用抗旱、抗涝、抗高温、抗病虫等抗逆品种外，尽量和生物质能源的需求结合起来，为生物质发电提供低价、稳定的原料供应；同时注意选择低排放的高产品种，降低稻田的甲烷排放；在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建设过程中，促进秸秆处理和户用沼气技术的使用，推广环保型肥料，减少农田氧化亚氮排放排放、提升地力，增强农田土壤碳贮存。
2.4.5 减排技术的创新要结合适应项目
节能减排技术主要应用于工程和生产过程中。在适应活动中，重点促进可再生能源装置与建筑一体化应用技术、绿色建筑施工技术与装备、节能建材与绿色建材的发展，使节能减排与适应性建设活动有机的结合起来。如实施太阳能光伏屋顶计划。
2.4.6 在减排行动规划中整合适应行动
在建设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库的同时，增设有关适应能力的子数据库，记录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各方面的影响，分类整理，有利于加强健康公共卫生服务和疾病控制预防工作，以便更好地预报和监测气候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3 协同发展的途径
《国家方案》规定了五大减排领域，能源结构调整和能效提高是减排行动的重中之重。每一个减排领域内都有无数个可以和不同适应项目进行协同行动的子领域；每一个适应活动也有无数个项目可以和不同的减排活动发生关系。按照地区面临的气候风险和适应能力，适应活动分为增量型适应行动和发展型适应行动。不同类型的适应活动侧重点不同，与减排行动协同发展的领域也有所差异。根据本文选择的案例城市特点，以下将以能源领域减排行动与增量型适应活动的协同发展为例，浅析减排与适应发展的途径。
3.1 增量型适应的界定与活动领域
增量型适应活动一词由中国社科院专家首次提出，针对的是发展需求基本得到满足，仅仅需要应对新增的气候风险所需的适应活动。例如，对于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已经基本建成，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阶段，社会经济系统保持稳定发展态势，只有在出现新的气候与环境变化风险时，需要额外的新增投入，以弥补原来基础设施设计的不足部分。这样的适应活动称之为增量型适应。
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经济经济财富总量很大，气候风险主要集中在极端气候灾害（洪涝、台风）、健康风险和海平面上升引起的海岸侵蚀、河口海水倒灌等方面。另外，气候变化伴随的极端天气事件及其引发的气象灾害的增多，对大中型工程项目建设的影响加大，而且由于全球变暖，也将加剧空调制冷电力消费的增长趋势，对保障电力供应带来更大的压力，因此我国的增量型适应活动主要发生在第二、三产业。同时，这些地区的工业和第三产业是支柱产业，能源消费量大、能源结构以火电为主，是主要的排放源，也是减排的重点领域。可见，在沿海发达地区，增量型适应活动和减排行动的重点领域都集中在第二、三产业。
3.2 增量型适应活动与能源领域减排的协同行动
以下将按照《国家方案》制定的能源领域减排重点工作（包括能源结构与能效提高）和适应活动的主要内容，结合增量型适应的特点，以现有减排和适应行动的有关资料和实证活动为基础，列表逐一分析减排和适应活动协同发展的可能性。其展开顺序依次为：从适应活动角度判断与协同行动的可能性；从减排活动角度判断协同行动的可能性；在以上分析基础上综合判断协同行动的最优领域。其中，“+”代表有协同行动的可能；“-”代表减排与适应此消彼长，“±”表示不同的具体项目有不同的效应，“0”表示无法协同行动。
在进行综合判断时，假设“+，+”表示减排行动可以通过某种设计有利于提高适应能力，同时适应行动也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减少排放，那我们就说这是强的协同效应；假设“+，0”或者“0，+”表示减排行动/适应行动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有利于提高适应能力/减少排放，却得不到相应的反馈，我们就认为这是弱的协同效应；假设结果为“±，0”或“0，±”或“±，±”，则无法从现有结果判断是否可以协同行动，需要针对具体项目进行分析；假设出现“0,0”的结果，代表无法协同行动；如果得到“-，0”或“-，-”的结果，代表负的协同效应，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两者无法同时实现目标，是零和博弈的关系。
由表1可见，大多数适应性项目有利于减排行动的实施，对低碳能源的生产、消费和节约减排成本产生重要的影响。如，在城市防洪建设中，通过屋顶花园、城市绿地的建设，一方面增加城市碳汇，减排CO2；另一方面通过土壤植物的固水功能，减少城市内涝的形成（丹麦实证经验）。城市建设过程中，鼓励使用如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保证城市电力供应系统稳定，增强人类适应极端天气的能力，同时，为低碳能源创造市场，降低减排成本。又如，变单纯的水力发电站为以发电、饮水、灌溉为主的综合利用水利工程，节约了抗旱的能源成本和经济成本，同时提供了低碳能源的消费需求，实现了资源综合利用效应（向家坝水电站）等等。从适应行动对能源领域减排活动的影响看，四种适应政策都有利于节约减排成本，证明减排和适应的协同行动至少具有经济效益。
表2从减排角度分析了减排政策对适应的影响。由于减排和适应活动的对象和内容有所不同，表2和表1有着不同的结果。如，低碳能源的生产虽然有利于工程性适应项目的建设和农田抗旱防涝能力的提高，但是对城市绿化和海岸带适应气候变化活动不能发挥作用；尽管适应行动在许多方面有助于节能减排，但是节能对适应性项目没有任何正向反馈。
从表1、表2可见，许多适应性措施有利于减少排放，一些减排措施也有利于适应行动。但是最终减排和适应活动是否存在协同效应，需要从表3中寻找答案。
表1 从适应角度看协同行动的可能领域
Tab.1 Collaborative field from adaptation angle
表2 从减排行动看协同行动的可能领域
Tab.2 Collaborative field from mitigation angle
表3 减排与适应可能的合作领域
Tab.3 Collaborative field of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注：括号内左边符号代表适应行动对减排的影响，右边符号代表减排措施对适应行动的影响。
从表3可见，在20个可选择的协同行动中，出现了4个强协同效应，10个弱协同效应，占整个选项的70%。这表示增量型适应活动与能源领域的减排活动在许多方面可以合作实施。协同效应主要发生在以下4个方面：第一，新建适应性工程与低碳能源供需相结合，在应对气象风险的同时可以减少适应性排放；第二，农田抗旱措施和能源领域的各项减排措施有着不同程度的协同效应；第三，海岸带适应性措施中考虑减排行动，可以起到节约减排成本、节约能源和促进低碳能源生产的作用；第四，低碳城市建设中的适应与节能可以通过各种政策和措施得以实现。总而言之，对减排措施（适应项目）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时，将政策的适应（减排）效果考虑进去，可以重新确定政策的优先性。下面以广东省为例进行增量型适应与能源领域减排行动的协同效应分析。
4 案例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4.1 广东省面临迫切的适应要求和减排压力
广东位于欧亚大陆南端，濒临海洋，全省海岸线长达4 114 km，处于对气候变化敏感的南海季风区。在全国44种主要自然灾害中，广东占有40种，其中气象灾害占80%以上，随着经济结构转变，受灾领域由过去的以农业为主，逐步转向以第二、三产业为主。同时，由于广东经济总量大（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2%）、人口密集（珠三角地区聚集了全国约3%的人口），气候变暖带来的极端天气事件增加对广东产生的影响将是全方位、多层次的。
4.2 广东省适应与减排的重点领域
根据近年广东二氧化碳排放结构数据，电力和工业的排放占总排放的80%以上。在电力一次能源消费中，煤炭占70%，处于基础地位，2007年广东省总装机5 885万kw・h，火电所占比例为76%；从电力消费结构上看，工业、交通占据较大比例。据有关专家预测，广东至2020年电力需求将达到7 300亿kw・h左右，未来对能源的需求将持续增长。这就意味着广东的重点减排领域落在工业和电力行业，通过能源结构的低碳化，减少来自能源和工业的CO2排放将是未来减排行动的目标。广东省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但是日益增加的气候风险使得广东的气候脆弱性增加，有必要通过增量型的适应活动使广东地区抵御增加的气候风险，逐渐适应气候变化。从《国家方案》制定的适应重点领域和广东省暴露在气象灾害中的主要受体看，广东的适应活动主要发生在沿海城市的基础设施和海岸带防护建设上。因此，广东适应与减排的重点领域在增量型适应活动和能源、工业领域。
4.3 适应与减排的协同行动途径分析
适应有三个关键特征：一是适应具有地域性，适应措施需要根据地区的特点进行设计；二是适应途径具有综合性和整体性，由于适应涉及到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修复能力、水资源的利用、农业的抗灾能力、经济能力等，而这些因素之间具有内在联系，相互支持相互影响，增强某个部门的适应能力必定对其他部门产生影响，只有综合性的适应政策才具有政策效果。三是适应必须与发展目标相契合。根据广东的排放结构和经济特点，减排和适应的主要领域在能源和海岸带及沿海适应能力建设上，表3列出了有关能源领域减排措施和增量型适应行动最有可能取得协同效应的领域，其中有三项适应行动适用于广东省：工程性适应项目、海岸带适应措施和城市绿化措施。下面就这三项适应行动与减排行动的协同发展的途径进行分析。由于适应途径具有综合性和整体性特点，难以对各适应项目和减排行动的协同效应进行泾渭分明的分析，譬如，海岸带适应措施属于城市建设的一部分，城市建设中包含部分工程性适应项目，为避免重复，本文拟对每个适应与减排可能产生协同效应的项目进行有选择的分析：
4.3.1 工程性适应项目
工程性适应项目会产生一定的适应性排放，如建设防洪大坝会改变土地利用类型，产生土地利用碳排放；修建大坝所需的钢筋、水泥等都是高耗能高排放产品，这样的适应项目增强了人类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但也产生了碳排放。将防洪大坝和水电站建设结合起来设计，有利于降低减排和适应成本。目前广东有10个水电站，分别位于从化、深圳、东莞、珠海、广州、湛江等地。由于未来广东面临的极端天气事件增加，对这些水电站进行防洪抗旱配套设施建设，增加蓄水灌溉功能，一方面能变害为利，充分利用水资源进行发电，提高发电设备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发挥蓄洪抗旱功能，增强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水电站的建设受限于水资源分布，广东水电站建设已趋于饱和，未来通过建设大水电站提高清洁能源的比例的可能性不大，目前广东正在大力发展太阳能、海上风电和核电产业，深圳被称为“太阳能光电产品”生产基地。这些低碳能源建设在规划中可以将增强适应能力考虑进去，综合规划，将取得巨大的减排和适应协同效应。如在可再生能源项目选择时，海上风能和太阳能光伏发电应该列为广东省低碳能源首选，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变害为利，通过开展减排活动增强适应能力；同时，在工程性适应项目设计中，对能源消费结构进行管理，规定低碳能源比例，增加低碳能源的需求量，促使低碳能源生产规模化，降低生产成本。如在城市防洪防涝建设中，为了应对气候风险增加或加固基础设施建设时，对公共建筑、厂房进行太阳能光伏建筑改造，由于太阳能资源取之不竭，不容易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增强了人类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同时，太阳能的应用也提高了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达到了减排目的。
4.3.2 海岸带适应措施
海岸带及沿海地区的适应措施主要是强化应对海平面升高带来的灾害影响，采取护坡与护滩相结合、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通过加高加固海堤工程，强化沿海地区应对海平面上升的防护对策。在对这些适应措施进行可行性评估时，需要将措施的减排效果考虑进来。如果将栽培红树林与护坡护滩结合起来，而不是单纯的修建防洪堤坝。不仅可以降低海平面升高带来的海水入浸风险，还由于红树林具有碳汇作用，在适应的同时有助于减排，节约减排成本，减少能源消耗，可以作为海岸带适应措施的首选项目之一。
4.3.3 城市绿化措施
和城市园林规划不同，适应性城市绿化措施的目的不是增加城市美感和改善人居环境，而是通过有目的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缓解气候灾害对人们生活的直接影响。例如：公园园林景观设计与城市蓄水、防涝和灌溉结合在一起，如增加喷泉池的蓄水量，可以在发生暴雨的时候减少城市内涝积水，缓解城市泄洪压力；同时这些景观性蓄水池在旱灾时也可为人畜饮水提供水源。鼓励屋顶花园建设，也同样可以起到利用植物和土壤固水的作用，增强洪涝灾害来临时的城市适应能力。城市绿化建设的减排效果直接体现在增加碳汇和节约减排成本上，同时也减少了为修建适应设施而增加的碳排放和能源消费。
除了以上三种措施具有协同效应外，在能源领域的其他减排行动和能源领域外的减排行动也会与一些适应措施产生协同效应，如，在进行低碳宣传和培训时普及适应知识，教会公众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健康风险和灾害自救等。这些潜在的协同行动是否能够发生，以及能够发生多大的协同效应，取决于具体的减排和适应行动设计，只有那些将减排和适应行动进行综合考虑的设计方案才能达到协同效果。
总体上看，减排和适应的协同发展得以成功实施的关键在于：第一，发现各项目之间的耦合关联；第二，找到合适的技术；第三，收集温室气体排放数据，预测未来排放情景，提出相应的适应措施；第四，识别和协调双方利益相关者，科学管理制度，防止政出多门，相互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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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Taking Guangdong as an Example
WANG Wen-jun ZHAO Dai-qing
（Guangzhou Institute of Energy Convers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0, China）
低碳减排的措施范文4
关键词:环境保护;低碳经济;政府
中图分类号:F124.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9-0150-02
世界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使气候变暖、环境污染、生态安全问题日益凸显;经济发展对化石能源的过度依赖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担忧。近二十年来,各国政府就减少环境污染、遏制气候变暖等问题不断进行谈判、磋商;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又把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作为实现经济复苏的重要支点和推进能源创新、抢占经济制高点的国家战略。
一、发展低碳经济的社会背景
低碳经济是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一类经济形态的总称。“低碳经济”提出的背景,首先,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峻挑战。其次,过多过滥、粗放式地使用资源,单位能耗与单位资源耗量过高,资源枯竭进一步加深。再次,发达国家迈过了以使用高碳能源为主要动力的发展阶段。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二、全球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
发展低碳经济是全球性的共识与探索。发展低碳经济作为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保障能源安全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途径,正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同。200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正式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巴厘岛路线图”,要求发达国家在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减排25%～40%,该“路线图”对全球迈向低碳经济具有里程碑的意义。200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定,“世界环境日”( 6月5日)的主题为“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对进一步促进世界各国向低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2009年12月7日的哥本哈根峰会意在制定新的全球行动协议,应对气候变化。
为实现《京都议定书》承诺期碳减排的刚性约束目标,发达国家加快了对低碳经济的前景规划和发展速度。2007年,欧盟首脑会议提出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要比1990年水平减少20%～30%;英国通过世界上第一个关于气候变化的立法――气候变化草案》;日本2008年颁布了《构建低碳社会的12方略》。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低碳道路,希望通过发展新能源技术和建立碳交易市场,力图打造低碳技术的竞争优势。
随着发达国家向低碳经济转变进程的推进,发展中国家逐渐认识到参与全球气候保护,承担减排或限排义务的重要性。2008年9月举行的首届非洲碳论坛,举办了碳投资交易会和加强清洁发展机制(CDM)能力建设会议,力图为非洲国家寻找更多机会争取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中国2007年6月正式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对气候变化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和措施。今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这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确定,政府职能指导下的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也凸现了今后环保工作的积极意义与重大责任。
三、低碳经济下的政府环保策略
低碳经济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它意味着能源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技术的革新,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重要途径。
1.建立低碳经济的政策法规体系。(1)制定和实行低碳产品优先采购政策。(2)制定和实行低碳财政税收融资等优惠政策。加大财税对淘汰落后产能、节能技术改造和节能环保产品推广的支持。(3)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强化能源法、清洁生产法等实施,着手制定气候变化法、工业节能条例等。
作为环保部门,在落实国家各项政策法规的基础上,要制定一系列以减排为核心的的节能、循环利用及环保政策,如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探索建立环境资源有偿使用的市场调节机制,建立和完善重污染企业退出机制、绿色信贷、环境保险等环境经济政策;积极配合节能减排和低碳经济试点工作,做好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和产品的环境标志认证工作,并探索开展低碳产品认证。
2.以节能减排为抓手,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1)优化产业结构,发展低碳产业。一是采取严格措施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二是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重点发展生产服务业、大力培育新兴服务业,全面提升传统服务业,进一步提升现代服务业的总量。三是优化工业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优先发展高技术、高效益、低污染、低能耗“两高两低”产业;推动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和重点产品向产业链高端集聚;用高新技术改造钢铁、水泥等传统产业,降低GDP的碳强度。四是优化产业层次,切实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大力推进建设重点工业企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工程,彻底淘汰工艺落后、污染严重、不能稳定达标排放的企业。(2)着力抓好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做好钢铁、石油化工等重点耗能行业的余热余压利用、节约和替代石油、电机系统节能、能量系统优化以及工业锅炉(窑炉)改造等工程。切实落实好工程、结构、管理三大减排措施,不断提高污水收集能力;加快钢铁、石化、电力等行业烟气脱硫工程建设。(3)加强环保执法和目标责任制考核。健全、完善、强化节能减排的管理、监督和执法体系,构建节能减排工作的长效机制。完善污染减排统计、监测和考核体系,建立和完善监控体系,推动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建设,突出节能减排指标的刚性约束力,建立问责制度,加强对节能减排工作进展情况的考核和责任追究,确保完成节能减排目标任务。(4)以低碳经济的低排放、低能耗、低污染作为标准,以“环境友好、资源节约”要求作为考核的原则,对现有的企业、新生企业在生产等环节,按照绿色技改的要求推出一系列的公共政策,推行绿色技改。通过生产技术与工艺的改进,不断降低环境友好产品的成本,促进绿色消费,最终形成绿色消费与绿色生产之间的良性互动。
3.加大科技投入,促进低碳技术创新。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科学、战略与政策的研究;加大科技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开发低碳技术和低碳产品;促进高能效、低碳排放的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逐步建立节能、清洁能源、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及自然碳汇等多元化的低碳技术体系;加快对燃煤高效发电技术、CO2捕获与封存,高性能电力存储,氢的生成、运输和存储等技术研发,为低碳转型和增长方式转变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4.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完善低碳经济下资源再生体系。突出抓好资源综合利用,按照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循环利用模式,大力推广清洁生产;积极创建一批融生态产业链设计、资源循环利用为一体的低碳经济园区,合理规划园区企业结构,将原料生产企业和初级产品、中间产品、最终产品生产企业有机组合、相对集聚;推进物质和能源流动转换,拓展园区循环经济发展空间。
建立社会废弃资源的回收体系,采取政府引导、企业投资建设的市场化运作模式,进行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的建设,推动环保产业发展和废旧资源的多回收利用与再制造,少填埋少焚烧,解决城市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从而推进城市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5.加大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构建低碳能源供应体系。加大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依靠技术进步不断降低利用成本,切实解决新能源发电上网难题;加快研发先进技术和设备,推进第四代核能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多途径利用可再生能源,逐步提高其在能源中的比例,使之成为满足未来能源需求的重要补充,成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重要措施。引导和鼓励农村居民发展户用沼气,生产生物质原料,为大中型生物质发电工程提供稳定可靠的燃料保障。推进利用秸秆等物料发展乙醇制造工业,在解决春、秋两季秸秆焚烧环境污染的同时,为汽车乙醇汽油的推广使用打开绿色通道。
6.用低碳环保理念规划和建设城市。将低碳理念引入设计规范,合理规划城市功能区布局和生态环保规划;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提高城市绿化率,增加碳汇,为推动低碳重建提供环境承载;全面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大力推动绿色交通、建筑节能等,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以最低的生态成本、最小的资源代价科学重建、科学发展。在建筑物的建设中,推广利用太阳能,尽可能利用自然通风采光,选用节能型取暖和制冷系统;选用保温材料,倡导适宜装饰,杜绝毛坯房;推广使用节能灯和节能电器。江苏省政府已出台政策要求十二层以下新建住宅强制安装太阳能,到2010年,新建住宅要全部达到50%的建筑节能标准,诸如这些政府推动、企业参与的政策值得推广。
重视低碳交通的发展方向。加强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建设形成机动车、自行车和行人和谐的道路体系;研发混合燃料汽车、电动汽车等新能源汽车,使用柴油、氢燃料等清洁能源,减轻交通运输对环境的压力。提高燃气普及率,加快实现公交车的燃气化;环保部门做好机动车环保标志管理,为机动车环保准入、环保管理措施的制定提供依据。
低碳减排的措施范文5
一、碳税和排放权交易对高排放企业成本影响的作用机理分析
碳税和排放权交易都属于使外部性成本内部化的重要手段，两者对企业成本都产生影响，但碳税直接导致企业成本的增加，而排放权交易则通过间接方式增加企业成本。两种政策对企业成本的影响程度也存在差异。
碳税是按照化石燃料燃烧后的排碳量而征收的一种税。碳税的开征将改变企业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费结构。征收碳税将导致高碳原材料需求量和价格的下降，加大对低碳原材料的需求，在供给不变的情况下，低碳原材料的价格将攀升。因此，企业不会简单的用低碳原材料来替代高碳原材料，而是要综合考虑自身的技术条件、高碳原材料和低碳原材料的当前和预期的价格、两类原材料的生产效率、企业生产经营计划等因素。征收碳税也会将以同样的机理影响企业的能源消费结构。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下，政府机构依据一定的标准评估出一定区域内允许的最大排放量，并将其分成若干排放份额。排放权一级市场上，政府采用免费发放、招标、拍卖等方式进行排放权分配，并允许多余的排放权在二级市场上进行交易。实施排放权交易制度后，企业不仅面临较大的交易成本，包括游说监管当局以争取较多排放配额的成本、对自身碳排放量进行盘查需要的各项投入、接受独立第三方对企业碳排放信息的鉴证而发生的支出，等等；而且需要购买超额排放配额，并可能受到监管当局对超额排放的处罚。当然，企业也会因减排力度较大而获得监管当局的奖励和排放权处置收益。
二、碳税和排放权交易对高排放企业成本影响的测度模型构建与政策情景模拟
（一）碳税和排放权交易对高排放企业成本影响的测度模型。为了体现企业生产要素投入使用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本文沿用经济学中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本模型和分析方法。假设高排放企业除生产技术以外，只需要高碳生产要素和低碳生产要素的投入，这两种生产要素投入数量可变，并具有不完全的替代性。
高排放企业的生产函数可表示为：y=f（x1，x2）=Ax。式中x1、x2分别表示高碳生产要素和低碳生产要素投入品的需求数量；A为技术进步率，A>0；α、β分别为两类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α，β∈（0，1），α+β=1。如果p1、p2分别表示两类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p1，p2>0），则企业的生产成本C可表示为：C=p1x1+p2x2。
当被征收碳税时，企业对两种生产要素投入品的需求量将发生变化。设x1′和x2′为被征收碳税时企业对两种生产要素投入品的需求量；s1为政府对企业使用高碳原材料x1所征收的碳税（0≤s1≤p1），s2为政府对企业使用低碳原材料x2所给予的补贴（0≤s2≤p2）；政府对企业征收碳税或提供补贴措施时企业新的生产总成本C1可表示为C1=（p1+s1）x1′+（p2-s2）x2′。
假设e为被征收碳税政策前企业的碳排放量，则有e=e1x1+e2x2，其中，e1、e2为两类生产要素x1、x2的二氧化碳（CO2）排放系数，且0≤e2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下，假设企业可以免费获得排放限额E0。当企业的碳排放量超过E0时，需要从市场购买排放配额，单位配额的价格用p表示，则企业的生产成本函数转换为：C2= x1′p1+x2′p2+（e1x1′+e2x2′-E0）p。
为了测度、比较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对高排放企业成本的影响，本文构建了成本―减排敏感系数CER= -（c/c）/（e/e）。CER表示在一定时期内高排放企业成本的变动对于该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变动的敏感程度，CER的值越小，说明企业减排对于企业成本的影响越小，减排效果越好。
（二）碳税和排放权交易对高排放企业成本影响的政策情景模拟。为了比较碳税和排放权交易政策对高能耗企业生产要素投入品需求的影响及减排效果，本文分别设置基准情景、碳税情景和排放权交易情景。通过对其他国家减排政策的分析不难发现，无论是采用碳税还是排放权交易政策，为了保证减排效果和减少碳减排政策对国民经济的冲击，都会出台相应的补贴政策，补贴方式包括补贴低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税收返还、税收减免等。参照上述做法，本文也设置补贴情景，为了便于研究，补贴方式确定为对低碳原材料进行补贴。将补贴政策分别与碳税和排放权交易相结合，本文中的减排政策情景分为以下几种：不实施任何碳减排政策、征收碳税、征收碳税同时提供补贴、单独实行排放权交易制度、实行排放权交易制度同时提供补贴。
基准情景下，当政府不实施任何碳税政策措施时（即s1、s2=0，E0=0），则高排放企业在既定产量Q下的成本最小化的目标函数及其约束条件为：
MinC=p1x1+p2x2，
[A>0，α、β∈（0，1），α+β=1，x1、x2>0]
通过构建拉格朗日函数，消除影子价格，分别对x1、x2求偏导，按照拉格朗日极值的计算方法，可求出高、低碳原材料的投入量x1、x2分别为：
x1=Q/A（α/β）β（p2/p1）β
x2=Q/A（β/α）α（p1/p2）α
不实施任何减排政策时，高排放企业的生产成本函数为C0=p1x1+p2x2，二氧化碳排放量函数为E0= e1x1+e2x2。其他四种情形下，高、低碳原材料的投入量函数如下页表1所示。
将不同情境下的x1′、x2′代入成本函数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函数中，可计算出相应的成本函数和排放量函数，并计算得出各自对应的成本――减排敏感系数。
三、样本构成与测度模型中涉及的参数估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依据《中国能源报告（2008）》，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的CO2排放分别约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38%、18%、18%、13%，因此，本文将上述行业的企业界定为高排放企业，以这四个行业在深沪上市公司总数为基数，采用分层抽样，分别从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各抽取12家、9家、4家、5家，共30家企业构成研究样本。从样本公司2011年的年报提取各企业的产量信息，在中国煤炭信息网、易钢在线网获取样本企业生产所需原材料在2011年的价格信息。
（二）测度模型中涉及参数的设定。关于电力行业的技术进步率，黄仁辉（2006）的估算值为1.08，徐瑛（2006）的估算值为1.02，本文取两者的平均数，即A=1.05。由于缺乏相关资料，本文选用我国国民经济技术进步率1.025作为钢铁、水泥和电解铝等行业技术进步率的近似值。生产要素的的排放系数来自IPCC的碳排放系数表。当原材料的消耗不止一种时，以原材料的投入比例为权数，加权计算原材料的价格和排放系数。高碳原材料和低碳原材料的产出弹性系数，采用两种材料的热能之比来计算。
（三）关于碳税税率的设定。本文根据王金南等学者的研究，采用“渐进征收”的原则，针对高碳原材料征税，并对低碳原材料进行补贴。本文假设政府对高碳原材料征收碳税的额度分别为20、25、30、35、40、45元/tC。对于低碳原材料采用从量补贴方式，假定政府对于低碳原材料的补贴额度分别为10、15、20、25、30、35元/tC。
（四）关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设置。采用基准――信用交易机制，参照英国排放权交易机制的规则，碳排放权初始配额的分配则采用免费分配模式，运用祖父原则。关于各高排放企业的碳排放基准线，本文参照2009年我国政府宣布的控制碳减排行动目标，到2020年单位GDP的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每年平均减排率为3.91%。以此为标准，本文中样本企业的碳排放基准线设定为基准情景中各企业碳排放量的97%、96.5%、96%、95.5%、95%、94.5%，按顺序与前文中的碳税情景相对应。超出或者少于基准配额的碳排放权，企业可以购买或者出售，每吨碳排放权的交易价格设定为50元、55元、60元、65元、70元、75元，分别对应于前面的各情景。表2显示了碳税和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具体方案的设定。
四、描述性统计分析与配对样本T检验
（一）不同政策水平下各模拟情景的CER与减排效果分析。表3说明了不同政策水平下，各情景的CER的均值和减排效果。从表3可以看出，无论何种政策水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成本增加带来的影响程度都相对较小。如果采用排放权交易与补贴相配合的政策，企业的碳排放量每减少1%，原材料成本将分别减少0.428%、0.436%、0.464%、0.467%、0.491%、0.471%，因此，在排放权交易体制下，对低碳原材料进行补贴后，减排不会增加企业的材料成本，相反材料成本会随减排而减少。从减排效果看，仅征收碳税的政策最不理想；当排放权交易和补贴结合采用时，减排效果非常理想，与基期碳排放水平相比较，不同政策水平下总体分别减排了6.02%、6.61%、7.19%、7.75%、8.30%、8.73%。
（二）配对样本T检验。由于本文在情景模拟中是针对同一企业采用不同的减排政策，研究碳减排与企业成本之间的关系，所以可以近似认为是针对两组规模、经营等基本情况相近的企业，分别施以不同的减排政策以研究他们之间的差异，在均值比较的方法上选取配对样本T检验的方法。在下页表4中列示了各政策水平、不同情景两两配对样本T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政策水平一、二、四下，碳税加补贴情景和排放权交易情景的相关性在10%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其他配对组各情景两两之间的相关性非常显著，符合配对样本T检验的条件；在这三种政策水平下，碳税加补贴政策与排放权交易政策下，碳减排对企业成本的影响程度基本不存在差异性；而其他碳减排政策对企业成本影响的程度互不相同：征收碳税使企业的成本增幅最大，排放权交易政策和碳税加补贴政策次之；排放权交易加补贴政策将使企业的成本减少。政策水平三、五、六下各情景两两配对样本T检验显示，各配对组均通过相关性检验，符合配对样本T检验的条件，各情景下的CER相互之间的均值比较，其检验结果均是显著的，说明这三个政策水平下，征收碳税使企业的成本增幅最大，排放权交易政策次之，碳税加补贴政策再次之；排放权交易加补贴政策将使企业的成本减少。
低碳减排的措施范文6
关键词 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低碳发展路线图；低碳技术需求评估；城市
中图分类号 X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6）01-0016-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1003
城市是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的主要载体。许多城市都是通过制定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或规划和实施方案）引领本地区低碳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1-4]。然而，从低碳城市建设实践看，虽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在国内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编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普遍缺乏建设项目与工程减排潜力评估和技术需求评估的内容。即便路线图的编制利用了清单编制的结果，很多清单报告的结果对于部门（行业）目标的确定不能给予科学支撑，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低碳发展路线图实施效果。因此，为了促进低碳发展路线图的科学编制和有效实施，需要把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低碳技术需求评估的方法与低碳发展路线图的编制内容和要求协同统一，即改进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分析方法，把低碳适用技术评估纳入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的情景分析和低碳发展潜力评估环节，以提高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指导效能，服务于城市低碳发展目标的实现。
1 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编制的技术要素
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是根据城市市情，结合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对城市发展转型所制定的低碳战略目标、发展规划、重点领域（部门）行动方案的全景式描述[1-2]。如何建立碳排放核算框架、设定一定时期内温室气体减控目标、制定本地区行动方案，以及对减排方案的实施效果进行监测评估是国内外研究的主要关注点[1-5]，然而对于如何促进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落地”缺乏有效的解决办法。尤其是对排放清单和低碳发展部门职能不尽对接、“技术/项目减排潜力评估缺失”等问题在低碳发展路线图的编制技术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总体来看，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的编制与实施一般需要从了解城市当前碳排放现状开始，通过研究城市未来中长期的碳排放情景设定减碳目标，进而编制重点领域行动方案，评估技术/项目减排潜力，提出政策建议和保障措施。
1.1 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对城市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核算和编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一是为了清晰了解本地区温室气体排放部门（行业）状况，为应对气候行动提供基本定量数据支撑，二是有助于监测评估低碳城市建设进展。从国家层面到省级层面和城市层面，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主要参考的方法学中，IPCC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推荐的参考方法和部门方法在不同方法学研究中均有所包含[6]，《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方法学[7]（以下简称《省级清单》）和《ICLEI指南》方法学[5，8] 是中国城市温室气体清单编制研究参考的重要方法；然而，由于编制模式、编制定位、清单框架、清单边界和适用范围不同，以上方法学在城市层面温室气体核算应用中既有适用性，也有局限性[9]。《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提出了改造能源平衡表的创新工作方法[10]，以适应清单编制工作需要；《中国城市温室气体清单核算工具指南》 [11]在借鉴《省级清单》基础上，结合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源和汇的特点，提出了适用于编制城市温室气体清单的方法。总体上，根据行政管理和温室气体减排行动需要，编制城市温室气体清单，为制定减排行动目标、衡量减排行动效果、开展碳排放试点交易提供数据和量化支撑。
1.2 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情景分析
碳排放情景分析主要是通过情景描述、参数设定和量化模型工具进行一定时期内能源消费总量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估算。其中，情景描述是根据与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费等宏观影响因素，设定不同排放情景，以全面反映所研究客体一定时期内温室气体可能的排放情形，通常包括为情景描述提供分析基准点的常规情景（BAU）、低碳情景和强化低碳情景；相关参数主要包括本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产业结构水平、人口水平、城镇化率和能源结构等宏观经济指标和政策参数指标，部分模型中还考虑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环境保护、清洁能源、交通和建筑等领域相关物理表征指标和技术水平指标的参数值；中国综合政策评价模型、能源和气候经济学项目技术优化模型、环境影响评价模型、环境影响评价拓展模型和随机环境影响评估模型、指数分解模型是情景分析中确定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常用工具[4，12-16]。以综合政策评价模型（IPAC）为例，通过围绕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产业结构水平、人口和城市化水平设置了基准情景、低碳情景和强化低碳情景进行情景描述，通过统筹考虑不同程度的经济规模、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环境减排和重点技术进步情况进行参数量化、拟合和校正，以描述相关宏观经济变量与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是二氧化碳）的时间序列关系，为目标地区整体上低碳发展潜力描述和低碳发展目标设定提供客观参照[12]。
3 结论与建议
可量化、可核证以及标准化是科学深入推进低碳城市建设的基本要求，需要以温室气体清单为支撑。为此，本文根据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编制要求，改进清单工具的报表形式，并与重点领域低碳技术需求评估结合起来，建立了“三位一体”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的研究框架。同时考虑到我国环境保护工作中“温室气体和主要污染物减控”治理的双重性阶段特征，该分析框架的建立也有助于为大气污染源国家法规排放清单编制方法学和减排技术评估方法学统一规范提供研究借鉴。在未来的实践工作中，还需做好以下工作：
（1）改进清单工具分析质量，为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制定和低碳发展决策服务。通过清单编制，科学、系统地分析城市温室气体排放的时间分布和部门分布，是温室气体清单最核心的直接功能。因此，从方法上，如果只是根据能源平衡表改造对接清单编制工作，很多行业的信息会缺失，看不出清单报告中部门的减碳潜力。应根据活动水平数据需求导向，探索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结合的方法，从生产侧和消费侧出发，基于分部门、分能源品种的能源消费统计数据编制能源平衡表，形成清单导向的长效工作机制，围绕碳排放效率配置加强碳排放预算管理。
（2）发挥温室气体清单为规划、考核和决策服务的衍生功能，需要提升温室气体清单编制质量与时间序列上的连续性，统筹考虑排放总量、排放增长速度和减排空间、部门（行业）经济发展等因素，识别温室气体关键排放源，与国家目标对接，细化部门目标，结合清单时序分析功能，推动形成科学的温室气体排放统计考核制度，协同考虑大气污染源国家法规排放清单和减排支撑技术。推动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编制从“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核算”到“减排目标设定”、“低碳减排重点领域识别”和“部门（行业）适用技术支撑”基本方法程式化，结合城市主体功能分区和区域联防联控中需求管理差异性，根据城市比较优势和发展特色制定低碳发展路线图。
（3）发挥温室气体清单的衍生功能，需要与路线图研究（包括低碳技术/项目需求评估）整体考虑。基于技术的减排量评估是推动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动态管理基本依据，通过对试点城市低碳适用技术减排效率测度可以看出，试点城市低碳发展效率与其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排放构成、产业发展等关系密切，因此，技术需求评估要能估算预开工重大项目和基础设施产生的碳排放、减排项目（工程）可减少碳排放量，这些信息对于既定蓝图架构下路线图的“检查”、“再优化”等决策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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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ulating Lowcarbon City Development Roadmap：
Technical Elements and Recommend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