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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学的方法论范文1
从人文地理学发展历程看，大数据迎合了人文地理学“计量转向”与“社会转向”的发展规律。1950年代，得益于计算机处理数据能力的提升，人文地理学研究出现了“计量转向”。数量模型的引入提供了空间研究的方法基础，避免了简单、抽象、定性的约束。特别是舍弗尔 （Schaefer） 等为代表的学者倡导地理学是一门追求普遍规律的实证主义科学，并力图借助数学模型等工具发现空间法则。大数据提供了丰富的、详细的、实时的信息，有助于社会科学家更加全面、大尺度、精细化地研究各类社会科学问题，考虑到越来越多的大数据携带的地理空间属性，无疑也为关注空间的人文地理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同时，更加重要的是，在当前社会科学空间转向的大前提下，大数据为人文地理学科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内争取更多的关注与重视提供了新的契机。人文地理学的发展由早先的以定性描述分析为主到计量革命后的定量方法兴起，到20世纪70、80年代以后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模式，再到大数据环境以数据驱动的人文地理学研究，这其中通过对人与自然交互活动过程的实时、精细、动态感知，使从原先只能由结果去推断过程的研究模式转变为可以对事件发生的全过程实现可感、可知、可控的革新。这就是以数据驱动，特别是大数据环境人文地理学研究范式的一个创新。
大数据给人文地理学带来的变革除了思维模式以外，对现象与要素数据的实时性、覆盖面、精细程度（实时监测数据）也是一个极大的补充。传统统计数据由国家权威部门提供，而大数据时代到来使得人人都有可能成为统计数据的提供者与者（VGI），这是一种由下至上的自发数据收集形式，可能促使传统统计数据采集方式有所革新。带有空间信息的大数据给人文地理学研究带来了机遇。大数据与计量地理革命以及社会转型不应该被忽视，因为其提供了大量带有时间与属性信息的人类行为数据。新的数据源：大数据时代向通常以传统统计数据为研究基础的人文地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数据来源、方法论、思维方式。数据采集方法也已经从传统的统计年鉴数据、调查问卷数据、访谈数据转变为网络数据（社交网络数据）与新的空间定位数据（GPS，智能手机，位置服务等）转变。
人文地理学的方法论范文2
对于一门课程来说基本概念是基础，是其他理论、方法论展开的重要根基。本文围绕地理学课程中的三大概念，即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经济活动区位概念及区域概念进行辨析，旨在明晰概念内涵。
1 关于经济地理学研究对象的探讨
经济地理学是研究经济活动区位、空间组织及其与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这一定义明确了当今国内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领域为人类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两大模块，与过去的相关教材相比具有鲜明地理学特色并体现地理学科研究优势。教材中明显将经济活动空间问题研究和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并重为经济地理学两大研究对象。作者认为经济地理学擅长研究的领域自然是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和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人地关系）。由于地理学向来擅长研究的领域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因此对于后者大家普遍认可并容易接受。其原因为地理学的根基是区域性与综合性，对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来说，综合性不必费笔墨，人地关系系统包括诸多要素的综合，自然体现地理学的综合性。地理学的区域性主要体现在区域内部的一致性及区域之间的差异性，而区域差异性主要由地球的圆形形态与太阳的位置关系及地球自身的地质演化历史所决定。其中，地球圆形形态与太阳的位置关系这一基础物理条件使得地球表面的热量分布产生区域差异，即维度地带性规律。热量分布差异带来诸多自然地理要素（气候、植被、土壤）的空间差异，而自然地理要素的空间差异是地理学区域性特点的根基。地球自身的地质演化带来当今地球表面的地形地貌以及海陆分异状态，而上述差异又进一步影响水热分布状态，进而影响“区域性”。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基础是“地”，即人地关系协调的关键是地理环境的承载能力，因此从此种意义上讲，人文地理学科的基础亦是自然地理学科，这是由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所决定的。
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研究这一领域若将其独立与人地关系之外进行研究，就不是地理学所擅长的，而传统经济学比较擅长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其原因有：（1）经典区位理论，如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以及廖什的市场区位理论，均为经济学家或受到经济学思维的地理学家所创。（2）上述有关区位经典理论虽关注的是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但关注的核心问题为经济活动的空间成本或空间支出问题，而成本与收益问题显然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3）目前区域经济学诸多著作中介绍经典区位理论的情形常见，由此看来区位论对经济学和地理学都非常重要，两种学科均将其视为本学科的基础理论或基础理论之一。若地理学将经济的空间问题与本学科擅长的基础理论――人地关系理论相融合可能有助于本学科更好地发展。
本文认为，经济地理学应将研究对象中的人地关系概念进一步强化，而空间问题的研究需要以人地关系研究为前提即在经济地理学的空间（或区位）问题研究中，首先以人地关系的区域性和综合性研究为基础，便能更好地发挥地理学在空间问题研究上的特色与优势。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此处简单举一例：如以某区域城镇体系空间优化为例，从单一的经济学视角分析，城镇体系的空间规划，无一例外都是按照严格的假设条件，遵循中心地体系（或其他经济学理论模式）即可。因为在仅考虑少数经济学因素（成本―效益等）的情况下，地理环境因素（综合性和区域性）的作用或影响不能够充分体现，而现实的区域城镇体系规划应首先考虑地理环境，考虑人地关系的协调性。原因是，地理环境为人类生存基础，而成本―效益等诸多经济因素是人类在保证生存基础之后的发展方面的问题。基于上述认识，本文认为在地理学教材中应将学科研究对象描述为人地关系（人类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及人地关系协调基础上的区位、空间组织等问题更为合理。
2 关于经济活动区位概念的探讨
地理学众多教材将经济活动区位定义为人类经济活动所占有的场所。这一定义范围较广，年轻学生不能很好地把握其内涵。本文认为，经济活动区位有两大核心内涵，一是相对位置的内涵，即“此经济活动”与“彼经济活动”之间的相对位置决定“此经济活动”的区位的“好坏”或“优劣”，而教材所定义的经济活动所占有的“场所”一词，不能很好地体现经济活动本身的相对位置的内涵。二是须从某一视角去看待区位这一概念。例如在比较两种地理事物的区位中“谁优谁劣”，须从同一视角进行比较才具有可比性。如，北京和二连浩特的区位“谁更优”的问题，中国和蒙古国的经济贸易往来这一视角看问题，那必然是后者的区位优势显著。但从国家层面去比较区位优势，显然前者具有绝对优势。我们经常看到或者听到“什么与什么比较起来，哪一个更具区位优势”等表述，这样的表述显然忽略了两种事物的比较必须在某一个统一视角下进行才有意义这一基本常识。本文认为，经济活动区位更为容易掌握的概念表述应为，“某统一视角下，经济地理事物的相对位置”。
3 关于区域概念的探讨
区域概念在诸多领域中无统一定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定义。政治学认为行政界线既是区域边界；区域经济学认为统一经济特征的区域即为其边界；地理学认为区域是具有一定范围的地理空间。本文主要探讨地理学对于区域的理解或者表述。地理学对于区域的上述定义与区位定义同样，其内涵较为宽泛，没有一定的专业基础的本科生理解起来较为困难。定义表述中的“一定范围”一词，其所指范围宽泛，如，“一定范围”从小到社区，大到全球的理解均可，因此不易在学生头脑中植入清晰的空间概念，易出现歧义。由于地理学的两大根基之一的“区域性”是在自然区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很强的自然地理属性。即使在人文地理学研究中，也应强调区域的自然地理属性。因此本文更倾向于将区域定义为，某一标准下，具有内部一致性，外部差异性的地理单元。其中，“某一标准”一词是为区分不同学科（或不同研究视角）对区域的不同认识（或表述）。例如，人文地理学中的文化区仅仅是从文化这一视角划分区域的，而经济区仅仅是根据经济类指标对区域进行划分的。因此“区域”在一定标准下才具有实际意义，同时在一定标准下区域内部必然具有一致性，对外必然产生差异性。
人文地理学的方法论范文3
1．1教学内容相对陈旧，内容更新缓慢
城市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中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从全球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地理学的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10］，全球化、信息革命、网络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全球城市、网络信息空间等成为新的研究领域．从国内看，城市区域化、城市连绵区的趋势明显，城乡统筹发展的局面正在形成，城市群规划、都市圈规划不断推出，由此引发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展，研究尺度不断扩大，其时代性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明显．这些成果已经或者正在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显然，城市地理学教学应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将最新的研究进展纳入到课堂教学中，以更好地推动城市地理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而当前的城市地理学教学，大多拘泥于教材，教学内容更新较为缓慢，特别是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应增加城乡协同发展的教学内容，但仅有个别院校的教学内容涉及该内容，教学中依然是有“城”无“乡”．
1．2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教学和方法论教学
我国的高等教育已基本实现了由“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转变，绝大部分高校应紧跟社会需求，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要任务．而受“理论灌输式”等传统教学模式以及教学经费短缺等因素影响，高校教学中“重理论教学、轻能力培养”的问题依然明显．在城市地理学教学中，表现为强调掌握基本概念与理论体系，而对提高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对由知识到能力转变有关键作用的实践教学和方法论教学涉及较少，特别是忽视城市地理学日趋强调定量和计量手段的潮流，即使在教学过程中设置了相应的环节，也多以认知性为主，极少有针对性的、综合性强的设置课程设计、城乡调查实习或强调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综合性作业等，学生的工程训练程度不足，对所学内容多停留在认知层次上，理论与实践脱节，应用不灵活，动手能力差，很难将理论方法转化为技能，这既限制了课程的实践性和应用性，也影响了学生就业技能的提高．
1．3案例教学存在较多问题，案例选择缺乏系统性
城市地理学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紧密，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实用性，这也为开展案例教学提供了丰富的案例来源，使得案例教学法成为教学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方法之一．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选用案例的时候，往往过多的考虑案例的典型性，忽视前后教学内容间的联系，不同的教学内容选用不同区域的案例．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案例教学应有的作用，但选用不同区域的案例，由于案例的背景不同，每个案例都要花费大量时间介绍，不仅占用宝贵的教学时间，而且学生明显缺乏感性的直观认识，增加了其学习压力．更为关键的是忽视了各章节内容上的联系紧密、关联性强的特点，选用不同案例，不能体现教学内容的关联性，割舍前后章节知识间的连贯性，也掩盖了城市地理学的系统性，学生很难通过不同区域的案例建立起各教学内容间的联系，使案例分析大多停留在浅层次上，制约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
1．4现有教材存在较多不足
目前，国内城市地理学教学多选用由许学强、周一星、宁越敏合编的《城市地理学》（第二版），该教材最大的特点在于阐述理论时，引用了大量最新学术研究成果，涉及到很多公式的推断以及海量数字的整理［5］，但教材仍然有不足．（1）我国城镇设置模式多样，这是导致学生对城乡划分、城市地域、城镇人口统计相关概念内涵不清的重要原因；（2）我国有按户籍统计和按居住地统计两个人口统计标准，与之相关的城镇人口、常住人口、非农业人口等既紧密联系，又有明显区别，有必要对其辨析；（3）虽叙述了城市产生与发展的区域经济地理条件，但缺乏对内在机制及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发展之间关系的解释，而这一部分内容对于城镇化道路的选取极为重要；（4）城镇体系的规模、职能、空间结构互为联系，理应对城镇体系的概念、特征、发展机制、类型、相互作用关系系统及城市群做出系统阐述；（5）缺乏对城乡统筹发展、城镇化进程与资源环境效应的阐述；（6）虽然各章节中有研究方法与手段的叙述，但较为零散，如果能将研究方法与手段作为独立章节阐述，则效果会更加理想．
2经济社会发展对城市地理学教学提出新要求
2．1城市地理学教学改革的时代背景
2．1．1我国亟需城乡规划人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和城镇化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11］．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深入推进，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社会结构转型不断加速．另一方面，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不断凸显，长期以来的城乡分离政策和城乡规划脱节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城乡二元结构加深［12］，工业化与城镇化引发的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主要依靠土地等资源粗放消耗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模式不可持续．当前，城镇化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13］，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总抓手［14］，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更是将我国城镇化列为21世纪影响世界的最大两件事之一［15］．我国提出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将城市与乡村统筹发展作为国家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并颁布《城乡规划法》，编制《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等法律、规划，以促进城乡协同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显然，我国亟需大量具有扎实的城乡规划理论和技能，能从事城乡规划、城镇化与城镇体系规划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2．1．2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1999年，我国高校实行扩招政策．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虽然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更多的具备较高素质的劳动力，但也带来一系列问题，如办学条件压力大、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准、培养方案与社会需求脱节，造成培养的人才质量大受影响［16］，不能满足社会需求，这必然制约学生的就业．自2008年以来，受国际经济持续低迷及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经济下行压力不断扩大，加之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进城务工和企业对高校毕业生提出的更高要求等，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
2．2城市地理学教学改革必要性分析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由原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拆分而来，旨在培养能从事城乡规划与土地规划管理的应用型人才．作为该专业的核心课程，城市地理学在城镇化水平测度、城镇化进程及资源环境效应、城镇体系规划、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扩展与土地利用等内容上，可供选择的教学实践切入点多，可操作性强，综合训练程度高．课程将经济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等理论课程与区域分析与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规划课程有机衔接起来，并且与地图学、GIS、RS、地学统计等技术课程联系紧密，在整个人才培养方案中起着从理论到实践、从知识到技能转变的关键环节，是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培养城乡规划与土地规划管理领域应用型技能人才的主要载体和平台，对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特别是实践训练上作用突出．但如前所述，当前的城市地理学教学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这与课程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核心地位明显不符．因此，城市地理学教学必须紧扣时代要求，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围绕应用型人才的专业培养目标，以能力培养为核心，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结合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实践教学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教学改革．
3城市地理学教学改革设想
3．1更新教学理念
教学理念是课程教学改革的核心问题．就城市地理学而言，其教学理念就是要树立教学服务就业、提高就业技能、增加就业机会的思想．在教学目标上，要以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方向，在应用型技能人才的培养目标指引下，摒弃以传授理论为主的错误观点，以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与素质为核心，以工程化训练为重点，强化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规划制图能力、野外调查能力、定量计量能力训练，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活化知识，系统掌握课程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达到灵活应用的效果，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和职业关键能力．在师生关系上，要树立以学生为主体，建立新型的人才观念和师生关系，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倡学生自主学习．在课程考核上，更新考试模式，改变以往重理论、轻能力的局面，以考核能力为重点，弱化对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考核，强化关于理论与方法应用的考核，加大实践教学环节在考核中的占比．
3．2优化理论教学内容
应紧扣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本着“原理—方法—实践”的主线，突出课程的实践性与实用性．从以下几个方面优化理论教学内容：（1）城市概述部分，增加我国城镇设置模式，为城市地域、城镇人口统计等相关概念的讲述奠定基础；增加城镇人口、城镇非农业人口、常驻人口及建成区、城市规划区等内容．结合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增加市带县和省管县的优劣势分析；（2）城市产生与发展部分，增加城镇发展的内在经济机制及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发展的关系；（3）城镇化部分，进一步充实城镇化水平的测定与预测方法，增加城镇化进程的资源环境效应分析；（4）增加研究方法与研究手段内容，特别是定量计量化和GIS、RS手段；（5）增加城镇体系，介绍城镇体系的规模结构、职能结构及空间分布之间的内在关系，系统阐述城市群的内涵、特征、类型、判别等；（6）增加城乡统筹发展内容，包括内涵、评价、途径、模式等，增加城乡结合部；（7）删除理论性过强的城市经济区及应用较少的城市市场空间、社会空间和感应空间等，内部空间结构仅保留城市地域结构模式、CBD、开发区．
3．3构建课程内外结合的实践教学环节
实践教学是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检验学生对所学知识灵活应用状况的重要手段．城市地理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必须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强化学生的“工科化”训练，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据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设计实践教学：（1）设置课程设计，内容可以考虑与其他章节练习紧密、综合性强的区域城镇体系规划，该部分注重培养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2）大型课程作业（课程论文），可以考虑区域城镇化水平的测定与预测、区域城镇体系职能结构、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测定等，该部分以培养学生对实际问题的综合分析能力以及定量计量化能力为主；（3）相关专题图制作，如城市大中小位置分析图、城市区位图、城镇体系现状图、规划图、城市建成区范围与城市行政区域等，该部分以培养学生规划制图能力与综合分析能力为主；（4）城乡区域调查，可以针对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城市发展与区域交通及经济发展关系、城乡结合部、城市实体地域调查等内容，该部分以培养学生野外调查相关技能训练为主；（5）选择优秀学生参与教师科研以及大学生科研立项，这部分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自主学习能力．
3．4积极推行“一案贯穿式”案例教学
人文地理学的方法论范文4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老龄化地理；西方国家
中图分类号：K901.2 文献标志码：A
0 引言
自19世纪后期法国最早出现人口老龄化开始，西方许多国家相继进入老龄化社会，在全球面临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背景下，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社会福利等问题及其政策应对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早期的老龄化和老年人研究以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医学和生物学等领域为主，20世纪40年代伴随人口老龄化发展起来的老年学和其它交叉学科开始借鉴地理学方法研究老年人口地理方面（如分布、移动、环境等），20世纪70年代，以Rowles、Warnes和Golant等为代表的北美和英国地理学家进行了老龄化地理领域的开拓性研究。
西方老龄化地理（geographies of ageing）研究涉及人文地理学的人口地理学、医学地理学、健康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和社会地理学，以及社会老年学的文化老年学、环境老年学等分支学科[1]，是一个跨学科（主要为老年学和地理学的交叉融合）的研究领域，也被称为“地理老年学（geographical gerontology）”[2]。老龄化地理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对相互作用的老年人、空间和地方之间关系的研究[3]。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的发展历程与人文地理学研究转向和思潮有密切关系。20世纪60年代“计量革命”引发的西方地理学界实证主义研究，70年代以来人文主义思潮下人文地理学从宏中观尺度描述向微观个体行为空间研究的转变，90年代以后在后现代主义、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等思潮下人文地理学出现的“文化转向”，均对地理学的老龄化研究产生深刻影响，据此将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历程划分为3个阶段：
（1） 20 世纪80 年代及以前。老龄化地理领域的研究以70年代北美和英国地理学家的开拓性工作为始，初期的研究为包括老年人地理集中、老年移民、老年人-环境相互作用调查、服务提供的政策导向等主题的描述性分析[4]，此时期更多的是人口学、老年学、医学等学科领域借鉴地理学方法作为一种工具来研究老龄化。直到20世纪80 年代末，老龄化地理研究才被看作为社会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其关于老龄化和老年人研究的主要方向，集中于运用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方法研究老年人的空间分布及其随时间的变化和为老服务提供等两大主题[5]。
（2） 20 世纪90 年代。地理学家在反思持续占主导地位的经验主义和实证空间科学方法的不足基础上，对老龄化和老年人研究的传统主题和方式逐渐深入并日益成熟，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人口老龄化空间趋势和老年人口行为、各种老龄化设施和环境的考察、保健和护理等方面。同时，受人文主义思潮影响，地理学与老年学产生了更多的融合，老龄化地理研究的视角除了关注健康、医疗保健、照护等传统主题外，还开始关注特定地方老年人生活的日常经验，老龄化的研究范畴已不仅限于社会地理学，而逐步形成了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2]。
（3） 21 世纪以来。在地理学研究“文化转向”的总体趋势下，老龄化地理学从人文地理的文化转向中学习理论和方法论，与学科的理论发展尤其是社会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相联系[6，7]，老龄化的地理关注范围进一步扩大，超越了人文地理和社会老年学关于老年人流动性、居住、福利、护理和日常生活方面的传统经验领域，尤其是在社会和文化地理学延伸更广泛，促进了老龄化地理研究理论和方法论的多元化发展[2，8]，如并行发展的人文地理学和社会老年学分别以各种方式批判性地与人文科学重新结合后，日益转向参与老年人个体日常现实经验的微观层面的研究，对包括传记、自传、口述历史、民族志等一系列质性研究方法的探索，以及现代人文地理的关系性（relationality）和非表征（non-representational）理论取向探索的兴趣与日俱增[1]。
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以上阶段的中心议题，主要集中于关注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和老年人口迁移、老年健康与生活环境、老年服务供给的政策评估、老年个人日常经验等4个方面研究内容。下文将从这4个方面对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进展进行评述，并结合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研究现状提出国内相关研究的可借鉴之处。
1 对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和老年人口迁移的研究
长期以来，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方面议题一直是人文地理学者和社会老年学者等对老龄化地理的研究焦点，包括老年人口空间分布、老龄化地区成因和老年人口迁移等核心内容。
1.1 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空间分布
老龄化空间格局作为地方、国家和全球人口特征扩散的例证，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经、环境、财政、卫生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典型的如联合国每几年出版一次的《世界人口老龄化》系列报告，提供了对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和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和健康特征的的描述[9]；Kinsella 和 Phillips在其《全球老龄化：成功的挑战》一文中分析了人口老龄化的全局和局部因素和众多的社会、经济和政策影响的基础[10]；Mccracken 等学者通过分析世界老年人口数量分布变化，运用汇集人口、流行病学和老龄化转变的模型描绘全球人口老龄化发展演变的地理-历史进程[11]。亚太地区集中了全球一半以上的老年人口，引起了官方机构和学者对这些区域老龄化空间分布、人口老龄化与健康、家庭与社会服务等方面的重点关注[12，13]。老龄化空间研究通常还包括对隐含老龄化负面含义的死亡率和发病率（例如癌症和心脏疾病）绘制地理范围图[14]，对突出人口和地方空间环境更具有脆弱性而不是恢复能力特征的分析[15]，纵向研究和建模方法的发展促进对人口老龄化研究中多尺度分析因素的认识[16]，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和空间数据的多层次模型绘制人口趋势地图[17]等方面。
学界关于老年人口空间分布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从国家和区域层面展开实证描述老年人口空间集中和分布的分析较多。学者对欧美国家层面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口分布普遍存在较大差异，如，早期对美国巴尔的摩、费城和匹兹堡三大城市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口较多的城市老年人空间分布呈分散趋势，反之则呈集中趋势[18]，有研究表明1990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和东北部等9个州集中分布了全国52.2%的老年人口[19]，20世纪90年代南部和西部州及其中的小型和中等都市区及郊区吸引了较多老年人[20]，对俄罗斯联邦和整个加拿大城市系统老年人口空间集聚模式和趋势的审视[21，22]也说明老年人口主要集中分布于都市区、特定区域（如类似州、城市之间）等。在城市层面，对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的研究显示内城老龄人口密度较高而郊区和新建城区较低[23]；美国城市老年人口分布明显集中于都会区的核心区，从而可能形成典型的“退休中心”（Retirement Centers）[24]；Golant认为，老年人大多青睐大都市区，其中一半的人首选居住之地是中心城区[25]；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城市地区人口空间分布研究结论[26]说明，老年人大多集中分布于都会区的中心地带和偏远的乡村区域，城市中心城区人口老龄化程度保持较高水平而郊区老龄化程度逐渐上升。
1.2 城市人口老龄化地区成因
对于城市内部老年人口多为集中分布于旧城和城郊而形成老龄化地区的研究结论，学者们进一步探索其成因，分析涉及了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如城市扩张引起的年轻人口和老年人口不同外迁率、城市核心区不同社会阶层的死亡率、不同的城市化阶段等对城市老龄化地区形成区域的影响[16]，但考虑政治和文化因素对人口老龄化影响的研究较少，如公共政策是如何对人口老龄化空间不均衡起普遍影响作用的[27]。Golant指出，复杂的老年人口空间分布模式说明，不同城市老年人集聚区的形成原因各有其不同，甚至在同一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也都具有不尽相同的老年人口分布模式[28]。例如，研究澳大利亚快速发展的新兴城市的人口分布后发现，老年人口在住房建设年代越久远的地区数量越多，这是由于城市居住区向郊区扩张带来大量年轻人口从老城搬出，而老年人留居老城中心而导致的[29]。在美国的研究则发现，20世纪60～70年代，美国老年人口增长较快地区为非都市区，但70～80年代末出现了老年人口逆向迁移，从非都市区或乡村转向城市地区，90年代以后老年人口又转向郊区化迁移趋势。由此说明，老年人口分布状况随时因不同的城市化阶段影响而出现即时的变动，城市老年人集聚区也随之发生变化。
有学者进一步探讨老龄化地区的形成原因，提出其研究核心是要了解某个老龄化地区的发展过程是老年和非老年人口迁移还是当地人口自然老化（aging in place）的结果。Bean曾指出，相比于各地区不同出生率、死亡率的影响，不同地区人口迁移率是对老年人口集聚差异影响更重要的原因[19]；也有学者的分析表明，本地新老年人的产生和从外迁移来的人口都对区域老年人口集聚程度产生重要的影响[30]。对此，比较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解释是美国学者McCarthy的“老年人口空间集聚学说”，他在对美国20世纪50～70年代老年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变化的研究中，通过分析人口的动态迁移归纳出3种老龄化地区类型：①美国在50年代经历了城市化快速发展下非老年人迁出和老年人残留的非都市区老龄化的“残留集聚（accumulation）”过程；②60年代经历了郊区化趋势下退休老年人迁入郊区和非老年人向大都市迁移的郊区老龄化“替代集聚（recomposition）”过程；③70年代经历了老年人和非老年人同时迁入但老年人迁入比例相对较高的郊区老龄化“汇合集聚（congregation）” 过程。可见，各地区老龄化的过程和结果会因其不同年龄人口的迁移率而完全不同[31]。
1.3 老年人口迁移
老年人的空间分布和集聚的主要动力之一是老年人的迁移，因此，对老龄化空间模式的研究也刺激了地理学者对老龄化和移民长期关系研究的兴趣[32]，20世纪70～80年代，欧美国家对此进行的大量实证研究从国家、区域和城市内部等不同的空间尺度展开。
对一国范围内老年人口迁移的研究多为利用普查数据，探讨退休老年人在生命周期改变，如退休、丧偶、再婚、重病伤残等发生时，在不同地域间的迁移行为。如对美国的研究显示，20世纪60年代老年人口移动的数量和比例增加，多数是由北部各州迁向南部和西部的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等阳光地带（the Sunbelt）[33]，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部老年人迁入数量逐渐减少直至变为净迁出区域，原来为净迁出的东北部和中西部老年人迁出数量出现下降趋势[34]。在这些老年移民中，年轻时因为工作离开故乡而退休后选择回乡养老的迁移称为回归迁移，同样较多的回归迁移是趋向阳光地带或者退休者地带[35]；也有部分老年人因身体机能下降或失偶而回迁，还可能因为更进一步的老年衰弱而再次向养老机构迁移，这样一个迁移周期体现了老年人生命晚期不同阶段的迁移模式[36]。同时国家尺度的研究出现了少量的关于老年人季节性迁移和跨国迁移的文献，研究学者们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数据后分析认为，季节性迁移的经常发生可能预示着老年人会发生居住地的迁移[37]，如果老年人经常进行季节性迁移且滞留迁移目的地时间较长，超过在原居住地的居留时间时，其真正的常住地就有必要重新定义[38]。
基于都市区与非都市区和城市内部空间尺度的老年人口迁移的研究显示，这一尺度的迁移是老年人口迁移的重要部分。如美国20世纪70年代老年人与其他年龄人群一样从农村向大都市迁移，此后又从同一个都市区内部大规模稳定地迁出到非都市区[39]，同时迁入都市区、尤其是中心市区的老年人数量逐渐减少，都市区成为老年人外向净迁出的区域[40]，整体呈现老年人口从都市区向非都市区扩散迁移的趋势。同样的对美国城市内部的老年人迁移的研究发现，老年人从城市中心CBD到郊^的离心迁移大于从郊区到CBD的向心迁移[41]。
关于老年人迁移动因的研究主要关注于老年个人属性特征、家庭特征和迁入地特征3个方面的影响因素。Walters探讨美国退休老年人群迁移影响因素并划分3种迁移类型：第一类老年迁移者具备较好的经济、身体状况，为了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而迁往具有宜人气候和居住环境舒适的地区，属于享乐型移民（amenity migrants）；第二类老年迁移者往往是失偶的经济和身体条件较差者，由于经济和居住的依赖性通常往生活成本较低的地区迁移或是寻求成年子女照顾而选择和孩子居住，属于救助型移民（assistance migrants）；第三类老年迁移者通常是不与配偶同住的严重伤病者，因为缺乏生活自理能力需要专业的陪护和护理，因此会迁向医疗设施较好的地区，这类老年移民属于严重伤病型移民（severely disabled migrants not living with a spouse）[42]。由此可见，不同的老年人健康、经济、家庭特征和社会环境特征等导致老年人发生迁移行为的原因不同。
2 对老年健康与生活环境的研究
2.1老年人健康与照护
地理学者从人文主义、女权主义以及其他理论视角持续而深入关注老龄化领域的研究聚焦于医疗、保健、照护和空间的关系上[43]。早期的老年人口健康地理学主要集中于在较小的单位区域对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进行调查分析并集合成诸如社会健康图集的文献[44]，或是绘制具有老龄化负面含义如死亡率和发病率（例如癌症和心脏疾病）、剥夺和死亡率之间关系的范围图[14]，以及大量关于老人护理的研究文献如关注于发展良好的社区护理实践模式和在这些模型后面的理论框架、正式和非正式护理之间的关系和随之而来的政策影响、增长的社区护理对家庭的影响等主题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理学者一直致力于关注健康地理的演变和扩展合作，专注于把地方（place）当做一个健康老龄化决定因素的研究任务，即空间和地方影响老年人口幸福感的途径[45]。大量的研究工作基于地理老年学家 Rowles、Harper 等的前期研究成果，从局部或微观尺度分析老年人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入手，揭示在此语境下照护和支持所起的作用，研究内容涉及理解老年人与家及周边环境契合的状况及体验，这些空间情景的社会、情感和物理特征，以及这些空间、距离如何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及由家庭提供给老年人的照护[43]，由此理解日常生活中地方（特别是家）是如何和为什么对老年人口照护和支持起重要作用的[46]。
2.2 老年人生活环境
地理学家持续关注人类经验中环境的重要性，研究了老年人生活和护理的地点、空间和时间的重要性并形成了关于地点是不确定的、复杂的和有争议的重要观点[47]。随后对环境和设施的深入关注使地理学家进一步理解了社区、城镇、城市以及特定的建筑环境如家庭方面[48]、居住护理环境和医院[49]等支持或挑战老龄弱势群体[50]的方式。生活在农村环境中的老年人面对的挑战继续吸引少数地理学者的特别关注[51]。
地理学者从社会老年学角度长期关注老龄化和空间、地点之间联系及扩展[52]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是老年人居住环境，包括老年人住房及其对住宅设施设计的影响、老龄社会空间隔离等，这些研究为应对以现行政策和规划为导向的 “健康老龄化”和“老年友好型社区”主题做出了贡献[53]。学者们关于老年人住房的研究受益于社会结构分析的变换，晚年住房选择形式不断地受到结构约束，老年人面临的多种住房选择依赖于他们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地位[54]，老年人早年生活的经济地位和社会不平等持久影响晚年住房机会的分化，且通过政府住房政策被进一步限制，从而也影响老龄化社区空间格局的形成[55]。在老年人住房和生活环境影响的研究方面，对某些特定环境如住宅[56]、封闭的退休社区[57]的研究可以揭示老年人和他们生活其中变化的社会和物理环境之间的关系。
对老龄社会空间隔离的研究出现了批判性地评估社会和空间结构之间的关系的倾向，揭示种族、性别和阶层的空间绑定定义[58]，探索老年人的空间和社会分异，更重要的是理解年龄的社会和空间隔离背后的现实[59]，Laws的研究通过追踪年龄关系的城市历史来反映代际关系与城市建设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60]，Rogerson运用GIS空间技术比较了美国15个最大城市地区老年人群体的社会隔离状况[61]。
3 对老年服务供给的政策评估
由于老龄化社会的需求，西方国家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老年服务设施和老年社区建设以改善老年人生活环境，老年人更多地在公共养老机构接受照护服务。但随着越来越增加的老年人养老保障和服务需求，20世纪80年代许多国家遭遇了“福利危机”，政府为了减轻沉重的养老负担，实施了以私营化占相当重要地位的各项社会福利改革方案，与官方和民间达成的将家庭及社区当作最佳养老地点的共识――“就地养老”相关的照护政策得以推行，如美国的“基于家庭和社区的服务”和欧盟的“长期照护制度”方案等。对此，许多西方地理学者对老年服务供给模式和政府福利政策实施的效果进行分析后一致认为，社会经济、政治和制度的变化造成了卫生服务重组，导致了服务设施区位变迁，从而影响了老年人获取、使用卫生保健服务的方式[62，63]。
学者对加拿大安大略省长期护理服务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服务接受者和提供者看待长期护理服务改革的观点，结果显示在特殊的政治结构和制度框架背景下，政策改革后服务供给模式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对老年人使用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导致更大的潜在的脆弱性[64]。长期护理服务改革的影响也波及到更广泛的空间：Joseph和Chalmers在新西兰的研究揭示，长期护理提供的私营部门转向已经导致在农村地区相对于城市地区较少的服务，尽管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住在农村社区[65]；Fortney 等对美国社区服务方案的研究表明，农村老人因为居于地理可达性较差的地方，因此很少获得家庭/精神健康服务，他们可能面临在医院或养老院接受照护的困境[66]。针对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生活在社区服务缺乏的农村地区的状况，很多学者强调需要为此考虑解决的策略。所有这些地理学者探讨的焦点是，要想保证服务供给分配的相对公平，该如何规划布局服务设施的区位和寻找适宜的服务提供方式。
4 对老年个人日常经验的研究
欧美国家的地理学者认为，老龄化地理研究不可或缺的人文主义传统提供了许多了解老龄化和老年人与空间、地方关系的新视角，从人的层面尤其是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体验出发，研究一定环境条件下其对空间和地方在身份、意义、满意度和依恋感方面的体验质量，有助于深入理解地方与老年人的生活和经验之间塑造和被塑造并且不断交织发展的多层次、动态过程，从而完整理解老龄化的演化过程及其社会效应。这方面研究的独特视角是关于地方（场所）的研究，以美国地理学家Rowles在1978年描述社区变化中老年人的地理体验[52]为始，持续在微观尺度上关注老年人对各种地方（如家庭、社区、村庄、城镇、养老院等）的主观体验，多运用传记、口述历史、民族志、回忆录等参与性、质性研究方法探索老年人的家及其周边生活环境对其地方依赖、身份认同及身心照护等的影响[67]。
对老年人经验的研究较大部分是关于一般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和环境的体验。Rowles持续对阿巴拉契亚农村老年人日常生活世界进行探索，使用充满地方感和农村环境生活感觉的定义和概念评论老龄化和地方[68]。Rollinson在他详细研究芝加哥入住单人间酒店的老年人的日常经验时，采用民族志传统，揭示居民每日生存斗争的细节，并发现他们的“街道危险故事”加剧了穷人、老年城市居民的地理和社会隔离[69]。Harper利用符号相互作用理论和民族志材料来探索老年人与他们生活周边环境的关系以及他们与亲属发展的相互关系[70]。Elder的研究明确指出老年个人生活中历史（时间）和地理（地方）的重要作用，给予了地理学者以生命历程线索重要性的启迪[71]。近来老年人地理的更多主题是与家的意义相结合的研究。随着老年人能力下降，居家时间增加，老年家庭逐渐变成保健和社会照护的一个站点，家居空间日益呈现复杂性质[72]。地理学家主要研究家居空间影响生活和经历的复杂方式，和就地方、身份、意义和依恋感方面的体验质量[48]。此外，家居空间被看作是这样一个地点――一方面，它使人产生舒适性、私密性和安全感；另一方面，是突出恐惧和失落或提供脱离接触和撤离的地点[73]。
对老年人经验的研究中，少量研究集中在老年时有影响力的“精英”式历史人物的传记研究。比如，Cameron和Forrester对生态学的先驱Arthur Tansley（1871-1955）的研究，探讨了其晚年的工作是如何富有成效的[74]。近期对Uvedale Price（1747-1829）――一个英国风景画作者的研究通过考察其生活史，深度评论年老和疾病对他的影响，他对于老龄化的看法和他如何能够保持体力和智力活动，以及人们如何看待他的年龄增长的[75]。Said 关于“晚期风格”的工作认为伟大的艺术家和作曲家晚年创造的音乐并不总是与他们的生活和事业相协调而以平静和鼓舞人心的方式结束，相反，它可能是深刻断裂和充满矛盾的，并且可以演奏得比以往更辉煌和富有影响力[76]。
5 对中国老龄化地理研究的启示
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以老龄化和老年人与空间、地方之间相互关系为核心，从区域空间、社会经济和文化、地理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3个基本视角[8，77]，对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模式（老年人口空间分布和迁移）、老年健康与生活环境、老年服务供给和政策评估、老年人日常生活体验等方面展开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近期的研究受人文主义思潮和文化转向的影响，由之前宏观层面研究探讨老龄化社会演化的自然规律转向对老龄化的演化过程及其社会心理和文化方面的意义进行理解和诠释，研究方向越来越趋向于从中观和微观尺度研究老年人生活环境和个体生命体验，研究方法逐步由初期的描述性和数理统计定量分析方法转向传记、口述历史、民族志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参与性的方法，质性分析和个性化案例研究越来越受重视。西方老龄化地理研究分阶段的主要思潮、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如图1所示。
中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1999 年60 岁以上人口超过10%，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作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社会发展面临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和挑稹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开始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从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老年学、医学、建筑规划学等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研究视角，重点关注人口老龄化演变趋势预测及生育政策调整、老龄化社会经济影响尤其养老保障和养老保险、积极老龄化应对策略等领域。中国地理学界对老龄化的研究起步较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成果逐步丰富，研究内容涉及人口老龄化时空特征和区域差异[78-80]、老年人日常活动和流动迁移行为[81，82]、老年公共服务需求和老年社区建设[83，84]、老年人健康和生活环境[85，86]、养老服务空间组织和规划[87-89]等，多为运用定性描述分析、统计分析和地域空间分析、空间统计学等实证研究方法来刻画宏观的老龄化空间格局，以及对老年生活满意度或幸福感的模型分析等。
总体来看，中国老龄化地理研究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研究角度涉及老龄化较多方面，研究体系初步形成，但在理论、方法和一些重要研究议题方面还较为薄弱，老龄化地理学需要进一步完善充实。借鉴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学的研究，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研究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 拓展研究视角。与国外的研究相比较，国内老龄化地理学研究偏重于区域空间视角的老龄化区域空间差异和老龄化设施规划等少数方向，较多与人口学、公共健康、环境心理、城市规划等学科交叉融合而较少与社会文化和经济、管理等相关学科融合，因此地理学在面对老龄化影响地域空间的实际问题时缺乏多维度多空间尺度的综合应对。今后老龄化地理学应注重拓展社会、经济和文化视角的研究，加强与社会、经济、文化、管理、技术等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从中汲取多样化的理论和方法以促进学科持续发展。
（2） 扩展和深化研究内容。虽然中国地理学已经从多角度对老龄化问题进行了探索，但对比国外老龄化地理学围绕老龄化与空间、地方相互关系核心问题的各方面进行的深入研究，尤其越来越趋向于注重中微观的地方与老龄化关系的研究，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研究则更多偏重宏观和中观尺度的空间研究。实际上，对地方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比如社区和家庭照护的现实需求就十分突出，因此，对老年社区建设的研究应该成为中国老龄化地理学在地方和老龄化关系方面进一步扩展和深化的重点研究内容之一；同时加强对老年人日常生活体验及心理情感等微观因素的研究，更深入分析围绕老年人养老照护的相关利益者的需求以适应老龄化社会的规划理念等。
（3） S富研究方法。对比国外老龄化地理学研究方法逐步由定量、数理统计分析方法转向运用民族志、口述历史、传记等具有创新性的、参与性的质性研究方法，中国地理学研究老龄化问题仍多采用地域空间分析、空间统计学等传统的实证研究方法。为了在描述社会空间格局演变和机制的同时深入细致探究现象背后的本质，未来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研究应该对质性研究、关系方法和非表征方法等新方法加以重视，拓展多元化研究方法，促进学科领域内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研究并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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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on geographies of ageing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tudies in China
ZHOU Chun-shan， TONG Xin-mei， HU Jin-can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chool，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dong Key Laboratory for Urbanization and Geo-simulation， Guangzhou 510275， China）
人文地理学的方法论范文5
关键词：经济地理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经济地理学是地理学基本学科之一，在教育部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地理学类包括地理科学、地理信息系统、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三个专业，经济地理学也自然成为三个专业的主干课程。从2009年开始，中国科协开展了学科发展研究。在地理学学科发展研究中，我国著名地理学家指出，“明确人文-经济地理学学科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经济地理学的科学地位得以进一步明确和巩固，这既体现了地理学学科结构的客观要求，也充分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但是，目前高等院校特别是高师院校在课程设置、课程内容体系、教学方法、实践环节等方面并未真正凸显人文-经济地理学的核心地位，而经济地理学教学在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经济地理学科发展、学生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提升等方面明显薄弱，同时，高师地理科学专业更因为中学新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的现实，加强高师经济地理学课程建设及其教学内容体系与教学方法改革显得尤为迫切。
一、经济地理学教学内容与方法改革的基本原则
国内高师经济地理学课程教学存在如下问题：课程体系设置重自然轻人文-经济；课程内容选择与学科根基有偏离倾向、重国际轻国内、与中学地理新课程改革脱节；教学环节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教学；教学方法选择与学科综合性特点及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不适应；等等。要解决国内经济地理学课程教学存在的诸多问题，顺利实现地理科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教学内容体系改革优化和教学方法改革是目前国内经济地理学教学改革面临的当务之急。我们以为，经济地理学教学改革必须立足学科根基——人类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即经济活动地域布局体系研究，凸显学科特色，并遵循经典与现代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国际与国内结合、高师教育与基础教育结合、学科内容与教学方法相结合等原则对经济地理学教学内容与方法进行整体优化改革。近年来我们主要围绕科学制定培养方案、优化理论教学内容、创新实践教学、探索综合性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系列改革探索。
二、经济地理学课程教学内容体系的优化
1.修订地理科学专业培养方案，科学架构经济地理学课程体系。修订高师地理科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确立经济地理学作为地理科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地位，应明确经济地理学课程教学分为理论和实践教学两大部分，以突出课程的实践教学地位。鉴于课时及经费等实际情况，经济地理学课程实习可与人文地理学系列课程联合进行，并在培养方案中以“人文-经济地理课程实习”课程的设置来体现。同时，在理论课程设置上，增加区域分析与规划、中国区域发展论、可持续发展概论等必修或选修课程，适当时候还可以设置农业与工业地理、城市经济地理、乡村经济地理、第三产业经济地理、现代服务业地理等选修课程。
2.改革优化理论教学内容，创新经济地理学内容体系。针对目前流行的主要教材内容选择的缺陷，在经典与现代、理论与实践结合、国际与国内、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结合等原则指导下，经济地理学理论教学内容改革优化的逻辑思路是：
（1）人类经济活动必然面临区位选择：经济地理学就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的结合关系，即人类经济活动的地域布局体系或经济活动的区位与空间组织的学科。明确经济地理学发展历史、研究对象、学科特点与内容体系等基本问题。（2）经济活动区位因素分析：经济活动区位因素的影响分析是经济活动区位选择与空间组织的基础。（3）区域产业部门结构与布局：产业部门差异与区位因素时空变化的交互作用导致产业结构演变和产业部门布局差异，该部分内容包括产业结构及其演变规律、第一产业布局、第二产业布局、第三产业布局。（4）区域经济发展与空间结构：产业部门差异与区位因素时空差异及其演变必然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时空差异，该部分内容可以包括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与模式、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模式、区域空间结构演变规律等。（5）经济区划与区域发展规划：经济活动区域分异必然导致区域分工及经济区域形成发展，经济区域划分、区域发展规划、区域分工与协调则成为必要的内容。（6）经济活动全球化及区域影响：全球化发展使经济活动区位选择空间扩大，主要包括经济全球化的地理特征以及区域影响等内容。（7）经济地理学的方法论。
3.注重课程教材选择与建设，提高经济地理学教学效率。目前比较通用的经济地理学教材主要有：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经济地理学》（李小建等编）和国家教委重点教材《经济地理学导论》，这两部教材均为国家重点教材，但根据学科发展背景和基础教育实际，这两教材都不能很好地满足高师地理科学专业之需。鉴于《经济地理学导论》教材符合教学大纲和人才培养的要求，内容丰富且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结合紧密并与现行中学地理新课程标准内容衔接较好，通过教师优化更新教学内容，该教材更适合师范大学教学需要，因此，可以选择使用《经济地理学导论》（修订四版）作为本科教学的主教材，而将《经济地理学》作为辅助教材。当然，也可以将这两部教材的教学地位互换，还可以参考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区域经济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原理、方法与应用》等。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能唯教材是从，必须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在充分突出科学性、理论性、系统性的前提下创造性地利用和开发教材。教师要力求实现经济地理学教学内容体系经典与现代、国内与国际、高师教育与基础教育相结合，从而发挥教材在实现人才培养目标中的科学高效的引领作用。
人文地理学的方法论范文6
综合研究有现代过程的研究和历史过程的研究两个互相关联、互相补充的方面。地理环境中现代过程的综合研究包括：地表热量、水分的分布、转化及其在地理环境中的作用；化学元素在地理环境中的迁移过程；生物群落与其环境之间物质、能量的交换。景观学和土地科学从类型结构角度对自然综合体进行综合研究，而自然区划则从区域角度进行综合研究。
在中国近现代地理学的发展历程中，自然地理学的发展较之人文地理学更强一些。20世纪50年代以前，林超、黄秉维等就已从事自然地理的综合研究工作，如黄秉维在30年代编撰了《自然地理原理》[1]和《中国地理》[2]等，周廷儒在30～40年代开创对历史时期环境变化的研究。我国综合自然地理学经历了20世纪的初的西方近代地理学的传入，又继承了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传统。还受到原苏联地理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与国家的经济建设密切结合，形成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自然地理学，目前在科学之林中占居一席之地。50多年来，中国的综合自然地理学研究在古地理学、综合自然区划、景观学和土地科学、现代自然地理过程、区域自然地理等领域均取得了显著进展。
1古地理学
自然地理学方向的古地理学，主要研究新生代以来的地理环境演变。此项研究遵循“将今论古”的现实主义原则，通过沉积、孢粉、同位素、冰芯、树木年轮、考古和历史文献记载等多种分析手段获取各种代用资料，对过去的地理环境进行复原。
我国古地理学研究是随着近代地质学、近代自然地理学、近代气候学等地球科学的出现而起步的。20世纪50年代后，古地理学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周廷儒于60年代初提出发展自然地理学的古地理方向，1962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开设古地理学课程，随后创建古地理研究室。《中国自然地理·古地理》[3]和《古地理学》[4]，分别为国内古地理研究的第一部区域性与原理性专著。80年代后，他将自然景观—受人类活动改变的文化景观—未来景观的预测联成一体进行规律的探索，以期把握未来环境变迁的方向，引领中国环境变迁研究。7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上对过去全球变化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古地理学研究也获得了重大进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竺可桢开创的基于考古和历史文献资料的气候变化研究，刘东生、安芷生等领导的中国第四纪黄土及古季风研究[5]，施雅风领导的中国东西部第四纪冰川研究[6]、以及全新世环境演变研究，汪品先等领导的中国海域第四纪环境演变研究，及其他大量区域环境演变研究[7～9]。青藏高原、第四纪黄土和考古与历史文献记载的研究是我国独具特色的研究领域，主要研究新生代以来的地理环境演变，在国际上居领先地位，备受中外学者重视。
古地理学研究的突出成果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中国第四纪以来环境演变过程与全球变化过程在总体格局上一致；青藏高原的隆起不仅使其自身从亚热带景观向干寒方向转化，还导致现代季风环流系统的建立与加强，强化了我国西北内陆地区的干旱程度，出现荒漠环境；新生代以来我国的环流系统经历了非季风、古季风和现代季风的演变过程；第三纪是我国自然环境格局形成的关键时期，该时期我国气候普遍比现代温暖，其后随着全球性的新生代衰退，温暖程度逐渐降低；第四纪时期，随着全球性冷暖期的交替变化，我国自然地带发生多次推移；全新世暖期盛期，我国东部地区平均温度较现代高2.5℃左右，增温幅度北方大于南方；气候干湿程度变化对我国的影响，不亚于冷暖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中国西部和华北的干旱化趋势得到认证；第四纪时期，海面随冰期—间冰期的交替而升降变化，最后冰期时海面低于现代海平面130～150m，与此相应，大规模的海陆变迁成为第四纪东亚地区最显著的地理变化之一。
我国自然地理学方向的古地理研究恰与国际性的全球变化研究相接轨，积极参与了PAGES等国际研究计划，正进一步深入研究全球变化在中国的表现与响应、以及中国环境演变对全球变化的影响。主要是关注15万年来及两千年来两个时间尺度的环境演变，注重分析技术的改进、新代用资料的开发、高分辨率序列的建立，及定量化程度的提高。
2中国综合自然区划研究[10]
综合自然区划研究是对自然区域的划分、研究、描述。一个国家的自然区划水平是反映对自然地理环境认识深度和自然地理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综合自然区划是从自然环境的综合特征出发进行的地域划分。综合自然区划不仅要正确认识地域分异规律，还要深入分析各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对各级自然综合体自然环境与资源的全面认识。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各地综合科学考察的逐渐深入，各类观测站网的建立，比较全面地、系统地积累了许多基本科学资料，中国综合自然区划研究因而有了长足的进展。先后有林超等[11]、罗开富[12]、黄秉维[13～15]、任美锷等[16，17]、侯学煜[18，19]、赵松乔[20]、席承藩等[21]以及郑度等[22～24]、傅伯杰等[25，26]几个方案。其中侯学煜、郑度、傅伯杰等的方案更多地渗入了生态学的观点。当然，影响最大的还是黄秉维方案。由于该区划的主要目的是为农、林、牧、水等事业服务，区划所采取的原则，一是先进行类型区划，然后进行区域区划；二是偏重现代的自然特征及其相互关系；三是以地带性为第一性因素，非地带性为第二性因素；四是地带性因素先考察较难以人力改变的温度，然后考察在一定条件下、一定限度内可以人力改变的水分状况；五是在拟定温度带(原称热量带)和水分状况地区的界线时，一般先着眼由温度及水分状况的地域差异所导致的其他现象的地域差异，然后选取界线，再寻求较能体现地理相关性的界线指标。原则和方法既适合中国特点，又便于与国外相比较。综合自然区划的结果显著地显示出自然地理地带性规律，将全国划分为3大自然区，6个温度带，18个自然地区和亚地区，28个自然地带和亚地带，90个自然省。这是中国最详尽而系统的全国性区划，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60年代和80年代，黄秉维又对该方案进行了系统的修订。
50年代以来，中国各省区大多先后完成自然区划研究，并有专著出版。如甘肃省综合自然区划[27]，青海省综合自然区划。一些特殊区域，如河西走廊、珠江流域、华南热带、川西滇北、青藏高原、横断山区、干旱及半干旱区、黄土高原等也都作了相应的综合自然区划。此外，还有为特殊目的服务的自然区划，如为水土保持服务的黄河中游黄土区自然区划[28]，橡胶宜林地区划，为公路建设规划服务的全国公路自然区划[29]等。
目前，中国学术界对自然区划的若干基本问题仍然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不同见解。例如，从时空角度综合来看，地带性因素与非地带性因素相互作用表现出来的形式，是地表最基本的分异规律。因此，在自然区划中，应该将贯彻始终、影响全局、决定分异本质和过程的地带性和非地带性的有机结合关系放在重要位置，作为总的指导思想。但在具体划分中，往往需要根据不同分异联系的主导规律，是否应如此就引发了单列系统和双列系统之争。发生学原则早在19世纪后半期就已开始应用到区划实践中，但迄今国内外学者仍缺乏共同的理解和明确的认识。20世纪60年代，中国学者发表了不少文章阐述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此外，关于区域共轭性原则的争论集中在这一原则的具体应用上等。
对于区划原则和等级单位体系存在的观点分歧和方案的不同，集中地反映在各级区划单元界线划定上。为了解决热带与温带之间连续过渡所产生的困难，结合中国亚热带性特别显著的特点，借用气候学的概念，划分出一个亚热带，可以缓冲和弥补某些缺陷，更正确地刻画自然界的渐变。竺可桢[30]、黄秉维[31，32]等多数学者认为中国亚热带的北界接近北纬34°，即淮河、秦岭、白龙江一线。由于这条界线无论在自然条件方面，还是在农业生产上，意义都比较明确，各方面的意见比较一致。但界线的具体拟定仍存在一些分歧。中国的半湿润地区和半干旱地区地域广袤，两者之间无论在自然界的客观实际还是在农业生产状况方面都存在显著不同，把它们区分开来是有意义的，但它们之间的界线划分至今仍存在较多的分歧和争议[33～40]。
自然地域分异规律是地表最基本的分异规律，亦是进行自然区划的基础。关于地带性学说，近百年来一直存在着广义和狭义的两种不同的理解。黄秉维主张从广义来理解地理地带性分异规律，认为自然地理地带性包括纬度地带性、经度地带性和垂直地带性等3个组成部分。胡焕庸等主张狭义理解，即地带性主要是指纬度地带性，而经度地带性和垂直地带性属于非地带性。中国自然环境异常复杂，在众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下，客观上存在着地带性规律难以辨识的困难，黄秉维1959年中国综合自然区划方案揭示并肯定了地带性规律的普遍存在，这对于中国自然地域分异规律研究，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自然地域分异规律作为各类自然区划中最基本的理论依据而得到充分反映[41]。
在黄秉维1959年区划方案中，直至第三级的划分都遵守生物气候原则，即根据气候与土壤、生物、农业的相关性来划分。所考虑的规律主要是广义的地带性，划分的结果亦基本上是水平地带性规律的反映。低级区划单位的地域分异则是地方性差异，主要取决于非地带因素，以地貌、地质构造与岩性、土壤温度与土壤水分、地表水、地下水……等因素为划分依据。
在垂直地带性规律支配下，具有一定高度的山体所产生的由下而上的带状更迭，称为垂直自然带。发育在不同地域山体的垂直自然带具有各自特殊的带谱性质、类型组合和结构特征。发育在不同水平地带的垂直自然带的各类型之间，亦存在一定的联系，反映出它们在三度空间上的规律变化。黄锡畴[42]研究了欧亚大陆温带山地垂直带结构类型，划分出大西洋沿岸垂直带结构亚纲、大陆垂直带结构亚纲和太平洋沿岸季风区垂直结构亚纲。姜恕[43]在划分川西滇北山地垂直带类型时，主张将垂直带谱分为纲、类、型等3级。
多山地和高原是中国自然界的突出特点之一。60年代以后，随着青藏高原自然区划工作的开展，高原山地自然区划问题逐渐被提上日程，并日益深化。应用三维地带性观点进行垂直自然带谱分析，已较广泛进行。中国几大高原的地势结构不一，海拔高度不同，在自然区划中的位置也不一样，郑度等[44，45]认为，要阐明其自然地域分异，必须对高原各种地貌类型组合的基面的海拔高度进行比较分析，按照不同区域确定代表基面及其海拔高度范围，以便首先使水平地带性得到充分反映，然后再体现垂直地带性的差异。张荣祖等[46]按照垂直自然带谱的基带、带谱结构、优势垂直带以及温度、水分条件等特点，将青藏高原的垂直自然带划分为季风性和大陆性两类带谱系统，前者又分为湿润、半湿润和高寒半湿润3个结构类型组，后者又分为高寒半干旱、高寒干旱、高寒极干旱、极干旱、干旱和半干旱等6种结构类型组。郑度、杨勤业等[41]认为，热量平衡随高度而改变是垂直地带性的起因，是在能量分布和水分作用等基本分异背景下派生的地域分异规律。垂直自然带既有与水平地带相同的成分，但亦有大量相似的和独特的成分，它不完全重现纬度地带的序列。同时，垂直带的类型结构存在于它所处的水平地带，是在水平地带的基础上发育和发展起来的。
水平地带和垂直自然带关系的深入研究，为高原山地的自然区划提供了可能。关于青藏高原地域分异规律，长期存在不同观点。或认为水平地带性被垂直地带性所掩盖，或认为高原上的地带仅能由垂直带辨认，或强调高原非地带性明显，不应划分为自然地带等。郑度等[47]认为，从三维地带性出发，高原边缘的垂直带与毗邻低地的水平地带有联系，在内部其基带优势垂直带在高原面上联结、展布，反映出自然地带的水平分异，反过来又制约着垂直自然带的特点，是三维地带性在高原上的体现。从上述认识出发，依据大地貌的区域差异，温度、水分条件的不同组合，地带性植被、土壤和垂直自然带结构类型的异同，高原被划分为9个自然地带。这一划分已经成为协调区域资源、环境、人口、发展的重要自然基础。亦为世界其他高原山地提供了借鉴[48]。
地表的自然地带性是复杂历史过程的产物，每一个地带都有自己的历史和年龄。由于现代自然地域分异规律是历史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四度时空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张荣祖等[46]研究了上新世以来青藏高原水平地带和垂直自然带的变化，以及两者的相互关系。邢嘉明等[49]分析了更新世以来华北平原水平地带的变化。杨勤业等[50]绘制了黄土高原不同时期自然地带示意图，认为现代自然地带是第三纪以来地质历史演变的产物。但时间因素或残遗因素的研究仍然是初步的，尚待今后进一步深入。
3景观学与土地科学研究
土地类型的研究对象是自然地理各要素(气候、水文、地貌、植被、土壤等)相互作用形成的自然综合体。它是在自然地理要素研究，以及继综合自然区划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类型研究，因而其形成、发展被看作是20世纪综合自然地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陈述彭等[51]就开展了大比例尺景观调查与制图的实践。此后从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在广东鼎湖山、北京怀柔、内蒙古毛乌素、甘肃民勤等地进行大比例尺的土地类型调查与制图，随后相继开展了中比例尺制图与调查研究工作。60年代以来对许多山区进行的山地垂直带研究和制图工作，也是中、小比例尺的土地类型研究[52]。自70年代起，以土地类型为基础进行土地资源评价，确定土地利用结构并开展农业区划的应用研究有较大的发展。在林超、赵松乔、陈传康的倡导和推动下，吸取德、苏景观学派和英、澳土地学派的长处，以土地类型为基础的土地资源、土地评价、土地利用、土地规划和土地管理决策的系统研究，已经全面发展为土地科学的系统研究。根据1978年制订的全国自然科学和基础科学发展规划，在全国开展了编制1∶100万土地类型图、土地资源图和土地利用图的研究工作。此期的研究成果，一是提供了宜农荒地自然类型、质量高低、开发条件和面积数量，为国家农业开垦提供了基本依据，二是在土地类型分级和土地系列制图上积累了经验，逐步完善和建立了独立的土地类型学体系，并为土地科学在我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我国土地类型调查和制图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主持下，1981年1月成立了由39个科研、教学、生产单位组成的中国1∶100万土地类型图编委会(主编赵松乔)，参与此项研究的专业人员200余名，至20世纪末，取得的进展包括：第一，确立了土地类型在综合自然地理学中的地位，明确其研究对象是地理环境中的类型综合体，具有反映地段综合特征和属性的功能。通过系列制图的实践，土地类型基本上可分为三级：土地类、土地型和土地单元。从中国国土辽阔、地域差异大的实际出发，中国1∶100万土地类型图编委会在土地类之上设立0级单位(土地纲)，作为土地类型分级的控制单位，实际上也是综合自然区划的基本单位。土地纲划分的基本依据是水分、温度大尺度分异，将全国划分出：A湿润赤道带，B湿润热带，C湿润南亚热带，D湿润中亚热带，E湿润北亚热带，F湿润半湿润暖温带，G湿润半湿润温带，H湿润寒温带，I黄土高原，J半干旱温带草原，K干旱温带暖温带荒漠，L青藏高原。土地类为土地类型分级单位的高级单位，反映了主导分异因素地貌的变化，如滩涂，低湿河湖洼地，海积平地，冲积平地……等。适用的制图比例尺为小于1∶100万。土地型是土地类下的续分单位，表示植被型(或亚型)，土壤类(或亚类)的组合匹配形式，适于1∶20～1∶50万比例尺作图。土地单元是土地类型分级的基层类型单位，表示的是植被群系(或群系组)、土壤属(或种)的组合，或局部地段的综合特征，适宜于1∶5万～1∶10万比例尺成图；第二，具有大批同一区域不同比例尺土地类型系列图件，适于满足不同管理层次级别的精度需求。至1989年，按国际分幅出版了西宁等8幅彩图，鉴定评审通过了北京等23幅，覆盖面积达国土面积的40％以上。各省(区)同期为农业区划需要编制了大量1∶20～1∶50万比例尺土地类型图件，基本制图单位为土地型。以省区级独立完成的有宁夏等19个省区，大部完成的有四川等10个省区；第三，拥有大量典型区域以土地单元为制图对象的资料、图件，是深入解析不同自然区的地域分异规律和土地合理布局的基本依据；第四，对某些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土地类型，如沼泽、海涂，荒漠、绿洲等进行调查、制图，在促进区域开发和环境整治中起到了特殊作用。第五，亦有不少理论方法总结，如《土地类型结构与农业综合自然区划的初步研究——以北京市为例》[53]、《贵州省地域结构与资源开发》[54]、《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土地系统》[55]等。
以土地类型为基础进行不同利用目的的应用研究，在80年代取得了重大进展。应用最为广泛的是农业合理用地规划、调整土地利用结构方面。《中国1∶100万土地资源图》的编制(主编石玉林)，基本摸清了我国宜农、宜林、宜牧土地质量与数量，并为国家制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农业发展规划提供决策依据。在若干地区的研究中，也取得成绩。如自治区土地利用的研究[56]，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应用航空航天遥感技术，完成大中比例尺的现状调查，这在全国是没有先例的。服务于单项目的的土地质量评价研究，亦有很大发展，如对水稻、柑橘、茶叶、橡胶的单项土地适宜性研究，均可视为土地属性深入研究的成果。80年代后，土地的应用研究领域不断拓宽，扩展到旅游、城市用地和环境综合整治方面。旅游质量用地评价依据土地利用的历史文化价值、艺术观赏价值、科学研究价值，采用景点、景观单元、游览线和景区的结构分析方法进行评价，通过对北京旅游区、乌鲁木齐南山风景区、广东丹霞山风景区、黄果树瀑布区等的研究，初步确立了我国旅游用地评价体系。城市土地评价在90年代中国房地产业的兴起中起到了突出作用，不仅考虑土地的自然属性，更多地依据城市土地的经济价值(地租)进行评估，对于建立城市用地合理结构有积极意义。以土地类型生态属性为基础开展环境综合整治的研究，有80～90年代在中国“三北”防护林建设体系的林灌草布局规划、黄土高原重点产沙区水土流失治理设计、吉林西部退化土地恢复整治生态建设、中国脆弱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等。利用土地类型空间结构分析方法进行自下而上综合自然区划的工作，80～90年代完成了北京市、贵州省、青海省、云南省、甘青宁“三北”地区、江汉平原区、关中地区、秦巴山地等区域。在土地类型与土地资源评价研究基础上，80～90年代相继开展了土地生产潜力与人口承载能力的研究。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等单位开展了以土地评价分等单元为依据的类型等级法，进行了柴达木盆地、黄河大柳树灌区的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由静态研究转变为跟踪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准提高的动态研究，以适应动态管理决策的需求。
由于航空航天遥感资料和计算机的应用，土地研究日益向定量化方向发展。80年代，利用假彩色合成卫星图像和彩红外合成航空像片逐渐普及，解译准确性和制图精度亦渐趋成熟，90年代开展了超小比例尺航空像片的解译及应用。利用卫星像片编制1∶50万土地类型与土地资源图件在80年代已经成功，利用1∶10万TM卫星像片编制相应比例尺土地图件，已较广泛应用于若干重大项目。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进行土地利用管理决策和ARC/INFO软件制图的新技术应用，90年代亦日渐成熟。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研究作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重要方面近些年正广泛开展，并取得可喜成绩[57，58]，成为土地系统分析与评价、土地质量指标体系建立与环境效应预测的重要科学基础。但是，不同驱动力的相互作用，以及不同驱动力尤其是人类活动的定量化表述存在难点，从而严重阻碍了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的综合研究以及动态预测模型的建立与运行[59]。
景观作为科学名词被引入地理学，具有地表可见景象的综合与某个限定性区域的双重含义。最早是19世纪的德国地理学家洪堡倡导景观研究作为地理学的中心问题，探索由原始景观变成人类文化景观的过程。自20世纪30年代景观生态一词为C.Troll首先提出，景观的概念被引入生态学，作为位居生态系统之上的一种尺度单元。景观生态学是一门在景观地理学和生态学综合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交叉学科，它以生态学的理论框架为依托，吸收现代地理学和系统科学之所长，研究景观的结构(空间格局)、功能(生态过程)和演化(空间动态)，研究景观和区域尺度的资源、环境管理，具有综合整体性和宏观区域性的特色，并以中尺度的景观结构和生态过程关系研究为所长。
景观生态学的建立源于西欧20世纪30年代，在80年代进一步发展。在我国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1981～1988年是引入介绍阶段。1983年林超发表了C.Troll的“景观生态学”和纳夫的“景观生态学发展阶段”两文的译文，在国内是首次介绍景观生态学的代表性文献。1985年陈昌笃发表“评价Z.纳维等著的景观生态学”，1986年景贵和发表“土地生态评价与土地生态设计”，陈昌笃发表“论地生态学”，对景观生态学和地生态学内涵作了有意义的探讨。1988年李哈滨等发表“景观生态学—生态学领域里新概念构架”，重点介绍美国学派的景观生态学研究进展[60，61]。80年代末，研究工作主要集中于我国景观生态学的发展方向、景观空间结构、景观异质性动态变化、景观生态类型、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应用、生态过渡带研究、以及其他方法研究。90年代，出版了几种景观生态学教材。以后，景观生态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被国内同行广泛接受。
4现代自然地理过程研究
早在20世纪50年代黄秉维就提出自然地理学要分别研究地表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自然过程，然后加以综合。他指出，从更广阔的视野看，3个方向存在着外延部分叠合的关系，可以将不同尺度的研究结合在一个统一的体系之中，并将导致对地理环境中现代过程及其地域分异秩序的全面了解[62]。这样，就突破了描述性的、以要素为主体的传统综合研究模式，为综合自然地理学的深入和自然地理综合研究开创了新路。物理过程包括风力作用、水力作用、地表水分和热量平衡；水力作用研究包括径流的形成过程，侵蚀作用与河床过程，则与坡地利用和坡地持续生产力研究相联系，偏重解决生产实际问题，学科本身的系统研究只是在20世纪末才渐有起色。化学过程原以盐分平衡开端，水盐动态着手，后来转向与人体健康有关的地方病和环境保护研究；生物过程则与农业生产潜力相联系。后来，发展为土壤—植物—大气系统(SPAC)的综合研究。它包括蒸发过程、蒸腾过程、根系吸水过程、土壤水分运动、土壤水与地下水的相互交换过程以及水分在传输过程中各环节和界面上的势能变动和阻力等在内的水分传输和能量传输研究。1956年，黄秉维就提出要发展自然地理定位观测与实验。60年代初相继在石家庄、德州、衡水和延安、武功、民勤等地开展定位试验。又于1979年在山东禹城建立了禹城综合试验站，80年代筹建了北京农业生态系统试验站，对太阳辐射能、光量子能量、农田二氧化碳浓度、土壤水分状况、作物叶面温度、作物气孔阻力等进行了为期数年的测定，还对灌水定额和灌溉制度、耕作和轮作制度等方面的问题开展了研究，完全与农业生态系统研究融为一体。随后几年研究的主要进展是建立了田间试验研究网络。1988年由中国科学院直接主持的田间试验网络包括从中温带至中亚热带，湿润、半湿润、半干旱及干旱地区不同生态类型的8个试验站，在80年代进行了两整年的同步观测、其中作为农业生产潜力研究基本组成部分的太阳辐射分光谱(包括紫外、可见光、红外辐射)观测研究在国内是首次开展；建立了计算农业自然生产潜力的数学模型。这些定位观测试验的部分研究可以认为是黄秉维开创的热水平衡研究和左大康开创的太阳辐射研究的继续。但实验研究和测定技术仍然薄弱。1973年黄秉维首先提出了光合潜力的概念、计算公式及公式中各项系数的数值。认为，光合潜力是在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正常，其他环境因素都处于最适宜状态时，具备最适宜于接受和分配阳光的群体的，高光合效能作物充分利用阳光所能生产的植物质(包括根、茎、叶和繁殖器官含水15％的干物质)。所采用的光合潜力估算方法是将太阳总辐射〔卡/厘米[2]〕数值乘以0.124(后订正为0.123)便是光合潜力[斤/亩]数值。这个方法很简单，但每项参数的选择都经过比较仔细的考虑，又经过一些验订，总的倾向是偏保守一些。随后又完成了光温潜力、光温水潜力的分析计算方法，并就全国各区域的情况分别予以讨论。此后，农业生产潜力研究被广泛应用到不同自然区域的综合研究工作中。过去几十年，点上的观测试验、方法论研究和过程模拟已经相当深入，还可以继续深入下去，深入是无止境的，但工作内容过细，学科比较单一，已经不像综合自然地理意义上的试验研究。似应建立更加综合的试验基地，开展自然地理、地貌、水文、气候、生态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才是正确的方向。同时，物理过程、化学过程和生物过程的综合显得十分不够，亦需要予以解决[63]。
5区域自然地理研究
区域研究是自然地理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全国性的自然地理研究成果主要有：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自然区划(初稿)丛书、70～80年代的中国自然地理丛书的《总论》、任美锷主编的《中国自然地理纲要》、《中国自然区域及开发整治》，赵松乔的《PhysicalGeographyofChina》以及各大学地理系编撰的《中国自然地理》教科书等。
区域性的自然地理研究成果丰硕。《中国干旱区自然地理》[64]从综合自然地理、地貌、气候、水文、地下水、土壤地理、植被以及动物地理等方面对干旱地区分别进行了概要分析和探讨。《新疆综合自然区划概要》[65]分析了新疆自然地理特征、自然资源概况，并对区划划分的各个单元进行综合研究，阐明其基本特征及其利弊，以及开发利用中的问题，和相应的建设性意见。《自然地理》和《中国的青藏高原》[66]全面阐述了青藏高原基本自然特征、组成自然地理环境的诸多要素，揭示了高原区域的自然地域分异规律。其中，《自然地理》是我国第一部重视从生态学角度进行区域地理阐述的著作，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和赞扬。《横断山区自然地理》[67]讨论了横断山区地域分异特点、垂直自然带谱、地形因素以及区划界线等问题，进行了综合自然区划。《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土地系统》探讨了高原山地地区土地系统的整体性和综合性特征，分析了土地类型、土地结构、土地分区、土地评价、土地生产潜力、土地发展规划和土地人口承载潜力等子系统，并讨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和作用。《中国绿洲》[68]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干旱荒漠区的基本自然地理过程，绿洲地域系统及其类型、特征和演变，绿洲结构及其功能，绿洲经济与文化，绿洲发展规划与管理体系建设等。《中国天山自然地理》[69]是对我国境内天山全面系统论述的自然地理著作。此外，较具代表性著作还有《湖南自然地理》[70]、《湖北省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71]、《河南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72]、《青海省自然地理》[73]、《黄土高原地区自然环境及其演变》、《青海可可西里地区自然环境》[74]、《南迦巴瓦峰地区自然地理与自然资源》[75]、《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地区自然地理》[76]、《广东自然地理》[77]等。可见，区域自然地理研究大多与综合考察相结合，始于边远、资料缺乏的地区，而后才逐渐向较发达、人口较多的地区延伸。同时，研究亦从单纯的自然地理学向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相结合的方向发展。此外，综合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工作还包括资源合理开发利用、退化土地的整治与恢复、坡地改良与利用、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变化、景观生态规划与设计、自然灾害的综合研究以及环境脆弱与环境冲突研究等领域亦都取得成绩[78～80]。
区域地理学新的发展趋势包括综合研究与区域整合、新区域地理学的兴起、全球环境变化及其区域响应、区域地理研究的信息化以及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等几个方面。强调自然与人文的结合，关注人在区域性质的产生、延续与演变时所起的作用[81]。
6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