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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含义范文1
关键词 中华武术精神 文化意涵 人生修悟
1 中华武术精神的内涵
其一，刚健有为。它所包含的崇德利用、和与中、天人协调的思想，分别解决了人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刚健有为的思想则是处理各种关系的总原则。刚健有为的思想源于孔子，到战国时期的 《周易大传》已见成熟。刚毅和有为是不可分的，有志有德之人，既要刚毅，又要有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
其二，持之以恒。武术名言中有“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要练功，莫放松；要练武，别怕苦”之类。莫天全创办搜房网的最大体悟就是“从商和习武，似乎有着巨大的相同之处，那就是贵在坚持。”李小龙说“想超乎常人，惟有随时准备把最艰苦、最乏味的训练当成最大的乐趣，越是乐意接受此等折磨，则其成功的概率愈大”。此谓一项技术多样苦练，持之以恒杀手锏成。
其三，静心。练武是思考，是自我反省，以武入哲。中国人讲究从世间万物寻找真理，无一不是。所谓“武者要战胜心魔，朝着自己的坦荡大道而去。”习武须静心，由此可见一斑。习武的过程是体悟的过程，是思考的过程，是反省之后的升华。常见小说中描述，某某高人闭关修炼多少年，有朝一日横空出世，打败天下无敌手。唯有如此静心修炼，方能自成一家，习得境界。此外，“心正则拳正，心邪则拳邪？”“习武千条戒，最戒嫉妒心”“拳禅如下，力爱不二，主守从攻，戒除杀念？”等名言也说明了静心对于习武之人的重要性；
其四，涉世仁爱。儒家文化最重要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核心是其“仁爱”观念，同时这也是中国武术伦理思想的核心，即武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何谓“武德”？在处理武人之间、武术流派之间、武人与其他人之间、武术界与其他社会各界之间等诸方面的关系时，所要遵守的社会行为规范的总和。武德在孔子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体系指导下，在孟子的善、信、美、大、圣等道德观影响下，在民族精神滋润的培养下，不断充实和完善，且带有鲜明的儒家仁学色彩。
2 武术精神——中国文化传统的表征之一
中华武术是从我国传统文化中孕育出来的一种民族体育文化形式，它根植于中国特有的历史和文化心理的土壤。中华武术所承载的武术精神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表征。由前文的叙述可以知道，它除了具有一般的文化特点之外,更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一方面,它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出了我们的历史脉络和民族心理特点；另一方面,它作为一种体育运动形式有着巨大的生命哲学意义，在其中充分融合了儒道释诸家的精神品质。
有关武术史的研究已经充分表明，武术虽然并非是中国社会的特有产物，但自其发生之初，中国武术即充分的表现了农耕文明的特质，表征着中国的文明发展历程。石器时代的北京人就已经制造和使用粗制石器及棍棒狩猎，逐步获得了使用武器和格斗搏杀的技能，这可以作为武术格斗的萌芽；在后来的部落之间的战争实践中产生了徒手搏斗技能、武器搏斗技能及空手夺刀技能等；春秋时期，我国即已经出现了以舞蹈的形式来锻炼筋骨，以活动关节、调节气息而去除疾病；到了周秦时代，就又有了角力、手搏、击剑、 刺枪等比较先进的武术技能；之后的诸朝代，由于战事攻伐，基于各种形势，皆对武术的技能和形式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自科举以来，一些朝代还设立了武举科考，对于武术的传播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直到近代中国武术的体系形成，也充分延续了既有的武术脉络，但是一些武术内容也日益被遗忘。现代武术体系更多的发展为集竞争、健身、娱乐和艺术观赏等为一体的综合运动形式。更多的传承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凝练的武术精神，许多的形式被不断地更新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和社会的变化。因此，也不可避免地融汇各个时期不同的时代文化内涵。不过总体上来说，现代武术主要传承的武术精神，可以表述为“性命双修、心身并育”的整体优化理论，即把人与环境视为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的统一体，并把人体功能的强化和优化看作是一个精神同物质紧密联系的统一活动体。总之，从历史角度来看，渊源悠久的中华武术即传承了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也体现和影响着包括哲学、兵学、宗教等诸多方面的发展。
我们知道，武术萌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其发展与演变过程亦带着显著的传统文化烙印。一般认为儒道释家的哲学思想构成了中华武术精神的基础，这充分体现于武术精神中所体现的人与自然和谐、无为、虚静，并注重调心、调身和调息，主张明心见性等方面。而中国武术中所提出的静、忍、恒、悟等，更是充分地表现了中国武术精神的传统文化载体的特质。
3 武术、文化与人生
在浮躁的社会我们需要的是宁静与专注之下的进取。而精进，是武术不变的追求。习武之人要充分发扬刻苦奋进的精神。“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便是这种精神形象的说明。无论什么功夫，要想练成，必须狠下一番苦功。冬炼三九，夏练三伏。要抱定精益求精的精神。武术更讲究所谓“高平低下”。真正的高手往往闭门修练，待到功成之日，往往已是霜染双鬓。练武之人偷懒一日，功夫便荒废一日。“日新”的观念在历史实践中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礼记·大学》称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体现了积极进取的革新精神。
计划经济含义范文2
景德镇，这个沿袭了古代帝王年号的城市，将他引以为傲的陶瓷制作产业一代一扬光大，享誉全球，那白如玉的艺术陶瓷成品伫立于世宛如倾国倾城而又遗世独立的绝代佳人被世人瞩目与赞叹，这是自古以来能工巧匠们世世代代心血的结晶，为他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了无数珍品与这份得天独厚的技艺。
作为土生土长的景德镇人，我们是听着瓷都的美名长大的，可能就是由于我们生在这样文化底蕴浓厚的城市，从小对景德镇的瓷器有着非常深的感情，所以在考上大学选择专业的时候我们义无反顾选择了最深爱的陶艺专业，从此，开始了我们的艺术生涯。回想当年，为我们的选择感到庆幸，现在身处这个古韵悠扬的艺术殿堂，感觉自身的灵魂也得到了升华。
景德镇的陶瓷发展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他的存在不仅仅是艺术史上辉煌的一笔，更加是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传承下来的最浓墨重彩的文化积淀之一，艺术陶瓷的历史意义甚至在中国自古以来的外交史上都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说到景德镇制陶业的历史，可追溯到东汉年间，但那时的陶器制品只能称之为“质甚粗，体甚厚，釉色淡而糙”，只能自产自用，并不远销，所以那时陶瓷的影响非常有限，几乎并不为外人所知。然后经过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不断发展与创新，景德镇的陶瓷烧制技术渐渐凸显出来。
到了五代时期，景德镇成为了当时南方最早烧造白瓷之地，并且凭其在白瓷高超烧制技术而奠定了自己在制瓷界的地位，从而打破了青瓷在南方的垄断局面和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也为以后景德镇陶瓷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时光荏苒辗转到了宋代，随着那时封建经济的高度发展，陶瓷业的生产销售也出现一派蓬勃景象。那时，宋代全国有宫、哥、汝、定、钧五大名窑，而景德镇窑独创青白瓷的烧造，并以景德镇窑为中心，形成了并列于定窑、磁州窑、耀州窑、钧窑、龙泉窑等窑系的青白瓷窑系。当年青白瓷窑系影响面之大，在宋代六大窑系中居于首位。景德镇在宋代因创烧青白瓷器而独树一帜，而就是这时，得以用皇帝宋真宗的“景德”年号为镇名，从此“景德镇”称号享誉全球，也由此开始逐步走向全国的制瓷中心。
这时的景德镇制瓷也以近乎鼎盛时期，到了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间，元朝在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对景德镇瓷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此时景德镇在制瓷原料上已从原有的瓷土配方加以改进，提高了瓷器的烧成温度，降低了瓷器烧成中的变形率，并为日后大型器物的烧制创造了条件。元代景德镇瓷业发展的突出成就表现在青花瓷、釉里红瓷、卵白釉瓷以及红釉、蓝釉、孔雀绿釉等新品种的烧制成功。在景德镇瓷业的发展史上，元代是一个承前启后、技术创新的重要时期，到了元代后期，全国很多瓷窑已经渐渐消失，而景德镇窑真正成为陶瓷制造业的代表。
历经元代至明代时期，景德镇已几乎成为中国陶瓷制造业的一支独秀。到明代中期以后，景德镇的瓷器占据了全国的主要市场，甚至外销瓷的数量也是巨大的，近年来东南亚地区，尤其像印度尼西亚等地，经常有大批明代瓷器的发现，数量惊人，中东地区同样十分可观。
明代晚期，中国瓷器远销欧美各地，墨西哥在修筑地铁时还发现了明代五彩瓷的碎片。而高质量瓷器的代表便是宫廷所用的瓷制品，那时的宫廷御用瓷几乎全部由景德镇供应。真正代表了时代特征的正是景德镇瓷器。明代洪武年间设置了御器厂以后，为了满足宫廷用瓷需要，为追求最高水准的陶瓷制品，景德镇的制瓷业不断生产新品种，不惜代价提高产品质量，因而也带动了民窑的进一步发展。而民窑在此基础上，同样精益求精，到嘉靖以后，宫廷所需的御器——钦限瓷器，实际上是由民窑中“官古器”户烧造的。那时民间的中、上阶层居民，几乎都使用景德镇民窑所产的瓷器，特别是青花瓷。
到了清代，景德镇的瓷都地位比明代更为突出，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堪称盛世，景德镇不仅始终保持瓷都地位，而且瓷业生产在工艺技术和产量上都达到了历史的高峰，晚清六朝时期，陶瓷当数光绪御窑器最为精良。那时无论官窑还是民窑，仿古风颇盛行，成为这一时期的特点。从清末到民国，仿古瓷、美术瓷均有很高成就。仿古器沿袭旧制，继承中亦有创新。清末民初兴起的以程门、金品卿、王少维为代表的文人派浅绛彩瓷，一改前朝华缛浓艳的面貌，追求一种简约淡雅的清新风格，令人耳目一新，从此开创了陶瓷彩绘文人画派的先河。至民国二十年（公元1930年）前后，文人派的新粉彩瓷便成为景德镇美术陶瓷的主流。
说到景德镇陶瓷的发展历程，就有必要举例一些代表陶瓷种类。景德镇的陶瓷至宋起发展壮大，其中宋朝以青白瓷为代表，这青白瓷晚清后又称之为“影青”、“隐青”等，其特点是釉色如玉，白中泛青。青白瓷的制作水平已超出当年其他南北名窑的制作水准。据现代测试，宋景德镇湖田、湘湖青白瓷标本瓷胎的白度达到76.5%，釉面透光度达到1.19%。为此专家评价：“宋代青白瓷不仅远远超过了越窑，使釉的质感达到了如玉的要求，而且也几乎具备了与玉器无别的质地”。
而提起精品陶瓷就不得不提青花瓷了，青花瓷不仅料色青翠艳丽，釉质莹彻透亮，而且笔触之间极富层次。青花瓷的发展至元代才趋于成熟，目前真正的元青花存世量极少，有着极其高的收藏价值。永乐和宣德时期是明代瓷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永乐瓷以青花、鲜红釉和甜白釉最为著名，并新创了低温黄、绿釉彩瓷的新品种。宣德器更为成熟，品种大大增加，其发色浓艳深沉的青花瓷成为明代青花瓷之冠。这时新创的品种有斗彩、青花填黄、青花填红、洒蓝、天青釉等。成化瓷器是明代瓷器发展的又一高峰，其瓷质细润晶莹，薄如蛋壳，品种以青花和斗彩著称，此时青花呈色淡雅，别具一格，而斗彩在宣德基础上达到了明代的顶峰，其代表的器物有鸡缸杯、天字罐等。
清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后，珐琅彩瓷试烧成功。尔后又将画珐琅法逐渐运用到五彩中，从而形成独树一帜的粉彩瓷。到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以后，烧制珐琅彩瓷开始进入鼎盛时期。而由珐琅彩发展而来的粉彩瓷，其技艺也日臻成熟。雍正粉彩瓷，色泽粉润华滋，装饰精巧秀逸，显得异常柔丽高雅；雍正时期，首创以青花料在坯体上勾勒纹样，成瓷后进行釉上粉彩装饰，使粉彩的明艳、青花的幽靓争妍斗艳，相得益彰，更别具一番清俊华丽之美。雍正时期研制成功的高温窑变釉，绚丽斑斓，流光溢彩。
计划经济含义范文3
关键词 气候变化；不确定性；厚尾分布；预防原则；模糊厌恶
中图分类号 F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1-0013-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1.003
斯特恩曾指出，传统模型使用的边际方法并不适用于分析气候变化问题，因为未来的气候路径和气候系统反馈都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同时传统模型使用较高的市场贴现率低估了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损失[1]。但《斯特恩报告》所使用的模型依然依赖于传统的瘦尾分布假设和模型设定，虽然报告得到的结果表明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可能要远高于其他模型预测的结果，但这一结果严重依赖于主观设定的低贴现率[2]。因此，斯特恩只是指出了问题，但并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而且报告中人为设定低贴现率的方法也广受批评[3]。
继《斯特恩报告》之后，以哈佛大学的马丁·魏茨曼（Martin Weitzma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最近提出，气候变化具有高度的结构性不确定性，温升分布应服从厚尾分布，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模拟气候变化所采用的传统的成本收益方法（即联合评估模型，以下简称模型）都是建立在瘦尾分布（如正态分布）的基础上，因而大大低估了气候灾难发生的可能性及其严重程度。魏茨曼据此对传统的建模思路提出了批评，提出需要根据厚尾分布修正气候敏感系数、效用函数和损失函数；他在理论上提出了“悲观定理”，将其扩展到具有一般性的灾难经济分析，深化了预防原则，并针对气候变化提出了“气候灾难保险”和“恐惧因素”的概念。魏茨曼的一系列新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论，并激发了一大批后续的研究。
1 气候敏感性的厚尾分布
1.1 结构性不确定性与厚尾分布的定义
就不确定性的程度而言，可以分为风险、不确定性。风险是指结果未知、但结果的概率分布已知的随机性。而我们常说的不确定性指的是奈特式不确定性，即不仅结果未知，而且结果的概率分布也是未知的。而不确定性又分两种：值不确定（value uncertainties）和结构性不确定（structural uncertainties）。值不确定来自于特定取值或结果决定过程中的不完全性，例如数据不准确或对象并不完全具备代表性等；而结构性不确定则来自对特定取值或结果控制过程的不完全理解。气候敏感性的分布就是典型的结构性不确定性。
在概率论中，通常以峰度（kurtosis）来描述分布的尾部肥瘦情况。对随机变量{Xt}，其分布的峰度为E[（Xt-μ）4] ，其中μ为均值。瘦尾分布的峰度很小甚至为零（如正态分布），而厚尾分布（fattailed distribution）的峰度则相对较大（如t分布、帕累托分布）。瘦尾分布的概率呈指数型下降，因而下降的很快；而厚尾分布的概率呈多项式下降，因而下降的更慢。以经济学上最常用的帕累托分布为例，其概率密度函数为P=kX-（1+α），其中α是决定帕累托分布厚尾程度的参数，α越小，尾部越厚。典型的瘦尾分布常常会低估小概率事件所带来的风险。而气候变化导致的高温升很可能就是典型的小概率事件。
1.2 气候敏感性及其厚尾分布
平衡的气候敏感性（Equilibrium Climate Sensitivity，ECS，以下简称气候敏感性）用于衡量气候系统对持续性辐射强迫的响应，其定义是CO2浓度加倍后出现的平衡的全球平均地表变暖[4]。对气候敏感性的预测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5]。当前科学家对其概率分布的预测结果表明，气候敏感性的分布是服从厚尾分布的。气候敏感性厚尾分布的两个主要特征是：一是温升幅度比瘦尾分布的要大，例如高于4.5 ℃，甚至高于10 ℃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二是高温升的概率要比瘦尾分布的要大，接近或突破气候临界值点（tipping point）或气候系统阈值的可能性比瘦尾分布要更高。
传统的气候经济评估模型可能低估了气候敏感性的范围及其可能性。例如，IPCC总结了22项科学研究的结果，发现气候敏感性最可能的值为3 ℃，有66%的可能性落在2 ℃-4.5 ℃之间，小于10%的可能性会低于1.5 ℃，而高于45 ℃的可能性在5%-17%之间[4]。而最近的一些科学研究表明，气候敏感性存在厚尾分布。例如，Zickfeld等最近对14位气候科学家的调查结果表明，多数专家认为高于45 ℃的可能性大于17%[6] 。Stainforth等发现气候敏感性的幅度范围要更大，从2 ℃-11 ℃，而且更偏向高温升的厚尾部分；IPCC及其引用的文献都很可能低估了气候敏感性的范围[7] 。Valdes也指出，目前IPCC所用的模式并不具备模拟气候突变的能力[8]。
虽然当前科学家对气候敏感性厚尾的程度意见不一，但是均认可其厚尾分布的属性。这些厚尾分布的显著特征是，高气候敏感性（如4.5 ℃-10 ℃）的概率比瘦尾分布要高的多，而且无法排除非常高的气候敏感性（如>10 ℃）和未来高温室气体浓度的情景（如>700 ppm）。而这种厚尾分布足以颠覆传统经济评估模型的结论，因为在气候政策决策中，人类的风险厌恶和不确定厌恶（模糊厌恶）会起到重要的作用，人们会出于预防原则对高温升（和气候灾难）这种小概率、大影响赋予更高的权重，从而使得厚尾事件主导整个决策结果。这就是气候变化中“悲观定理”的含义所在[9]。
1.3 气候敏感性厚尾分布的科学基础
最新的科学证据表明，自工业革命以来的温室气体浓度水平不仅是近80万年来前所未有的，而且近期浓度上升的速度之快更是令人担忧。最近一次温升高于目前5 ℃-10 ℃，还要追溯到距今约34-55万年前的始新世。虽然温升每隔约10万年会有一个波动周期，但以往波动的幅度相比工业革命后的升幅，显得非常小[10]。
Hansen，Zeebe等和Pagani等科学家指出，目前的模型都只包括了气候系统的“快反馈敏感性”，而气候系统可能存在“慢反馈均衡”（即地球系统敏感性）[11-13]。事实上，温室气体的快速上升可能导致海洋底储存的大量甲烷或者永久冻土区、沼泽地所封存的温室气体释放到大气中，从而引发更快的浓度和温度上升。这种慢反馈均衡出现的概率很小且未知，或许需要数个世纪才会出现，但绝对不是零，它是导致气候敏感性厚尾分布的重要物理基础。Hansen等指出传统的气候敏感性只包括了快反馈，结果表明温室气体浓度翻倍温升只有3 ℃左右；但如果包括慢反馈，那么气候敏感均衡可能会达到6 ℃；而且他们认为需要将目前的CO2浓度从385 ppm降到350 ppm，否则一旦超过425（±75）ppm，将可能引发不可逆的气候灾难[11]。Pagani等指出，包括非CO2温室气体、植被、灰尘/气溶胶、冰盖、海洋环流、海洋生产力、风化等反馈过程，针对上新世暖气（5.3-2.6 MaBP）CO2加倍的地球系统敏感性达到
7 ℃-10 ℃[13] 。
气候敏感性的厚尾分布，即高温升，可能带来加速的反馈并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气候灾难），而对这种小概率、大影响事件的考虑在人们的决策过程中起着非常大的作用。然而，传统模型中却并未考虑这种可能性。传统联合评估模型由于采用瘦尾分布，因此在估计未来可能的高温室气体浓度和高温升情景时，显著地低估了这种气候灾难的可能性以及损害程度（见表1）。Tol对13项基于瘦尾分布的联合评估模型的调研表明，这些模型所使用的温
升都在1 ℃-3 ℃之间，温升造成的GDP损失均值在-48%-2.5%之间[14]。这些结果显然与上述最新的科学证据相左。因此，Weitzman的一系列研究正是基于气候敏感性的厚尾分布，以试图纠正传统模型的各种设定偏误。
2 厚尾分布对传统经济评估模型的挑战
2.1 传统成本收益方法中对不确定性的处理
联合评估模型对气候变化的经济评估一般包括五步：①对未来的温室气体（或二氧化碳等价CO2e）的照常排放情景以及各种可能的减排情景进行预测，得出未来的温室气体浓度；②由温室气体浓度变化得到未来全球或区域的平均温升；③对温升造成的GDP和消费损失进行估算；④对各种减缓温室气体的投资或成本进行估算；⑤根据对社会的效用和纯时间偏好的假设，可以对当前减排带来的消费水平的下降与由减排带来的未来的消费增加进行贴现和比较[16]。
上述每一步都涉及大量的不确定性。例如，未来温室气体的排放情景和未来的气候政策会如何？温室气体排放流量是如何通过碳循环转化为浓度存量的？又是如何转化为全球平均温升的？又是如何分解为各个区域的温升和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又是如何转化为效用变化的？各区域的效用变化又是如何加成和贴现的？[9]
需要说明的是，气候变化经济评估的逻辑链条很长，而每一步都蕴藏着大量的不确定性，气候敏感性只是诸多不确定性中的一个，但它又是决定性的一个；它对于模型中效用函数和损失函数的设定、以及风险厌恶和纯时间偏好率等多种不确定性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15]。
2.2 悲观定理
Weitzman根据气候灾难的厚尾分布，提出“悲观定理”（Dismal Theorem）。这一定理证明，温升的厚尾分布
将导致未来经济增长率存在不确定性，当经济增长率方差未知时，随机贴现因子的无条件和条件期望值都趋近于无穷大
[17]。
这一定理的含义很直观，即当气候变化造成未来消费的不确定性时，人们在面临消费的巨大损失（甚至死亡）的时候，即便这种可能性非常小，但只要这种事件服从厚尾分布，那么人们就会愿意牺牲当前的很大一部分（甚至接近全部）的消费以避免这种小概率、大影响事件发生。人们的这种心理，往往是出于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18]，而预防原则又来自于人们对气候灾难的“恐惧心理”（fear factor）[15]或模糊厌恶（ambiguity aversion）[19]。应用到气候变化上，当前的减排行动就可以看做是人们为了避免出现灾难性的气候变化而愿意减少的等价消费（或者说是支付意愿），这就是为何Weitzman将当前的减排投资形容为“气候灾难保险”的原因[15]。
悲观定理实质上是一种极端情况，采用的一些假设也招致了各种批评。例如，Nordhaus对悲剧理论的假设条件及其政策含义进行了批评。Nordhaus认为，悲观定理成立要满足三个条件：很强的风险厌恶（η较大）；高温升的可能性足够大（尾部足够厚，即α足够小），二者综合起来，即需要满足η>α+1；社会无法通过学习或采取矫正行动以降低最后灾难发生的可能性。Nordhaus认为，现在看来，气候变化很可能并不满足这些必要条件，尤其是第三点，因为气候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人们可以通过学习，在技术进步中逐步加强减排行动。此外，Nordhaus批评Weitzman推导的悲观定理中采用了一些很强的假设，例如气候敏感性作为最主要的不确定参数，并没有给定上限；而且高温升带来的消费损失和边际效用也没有设定上限[20-21]。Arrow进一步证明，当且仅当储蓄率s=1时，气候灾难才成立，而这并不符合现实[22]。在这些设定下，根据悲观定理推导出的一些结论：气候灾难可能导致接近于零的消费，从而导致无穷大的负效用；人类只要面临任何可能的小概率事件，都需要花费几乎所有当前的资源用来预防。这些结论都是极不现实的，而且由于过强的假设，悲观定理也几乎没有任何实际的政策意义。但Weitzman坚持认为这些批评并不能改变悲观定理的基本结论[23]。可以预见，这一争论仍将持续。
2.3 效用函数与损失函数的设定
2.3.1 效用函数
传统气候联合评估模型中的效用函数都是乘式可分的（multiplicatively seperable），而Weitzman认为加式可分的（additively seperable）效用函数能更准确地反映高温升的厚尾分布带来的效用损失，因为在低概率、大影响的高温升情景下，加式效用函数的损失要比乘式的更大，更能反映出生物多样性、健康等非物质财富的不可替代性，因而更符合气候敏感性厚尾分布的现实[24-25]。 例如，Sterner等认为传统的模型没有纳入环境的相对价格和价值，因此低估了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他们通过采用常替代弹性（CES）的效用函数，在效用函数中纳入环境价值，得出与Weitzman近似的加式效用函数。在这一效用函数下，温升导致的效用损失也大大高于传统的结果[26]。基于这两点，Weitzman认为在气候变化模型中，使用加式效用函数能够更好地反映高温升的情景[24]。
2.3.2 损失函数
标准的联合评估模型的损失函数使用的是嵌套效用函数，将消费损失作为温升的二次多项式；而且温升分布使用的是正态分布。这些设定都严重地低估了高温升发
生的可能性及其可能的危害程度。因此，Weitzman建议使用“活跃型”（reactive form）的损失函数，认为这种函数能
更好地模拟未来的高温升和大的消费增长率波动的情景，因而更适合用来评估厚尾分布下的气候损失[25]。
综上所述，如果考虑气候变化高温升的厚尾分布，并改变传统模型中对效用函数和损失函数的设定，那么这些看似很小的改变，却能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模型中的结论[27]。Weitzman根据帕累托分布，将温升的厚尾分布设定为：超过4.5 ℃的可能性为15%，超过7 ℃的可能性为5%，超过10 ℃的可能性约为1%[9]。结果表明，在传统的二次型损失函数下，即便是非常高的温升，消费损失的下降也非常缓慢（见表2），这与人们的直觉和科学证据都是
相违背的。相比之下，活跃型损失函数则可能更为符合未来气候变化的“实际”情况。
2.4 预防原则
Weitzman证明，当总体分布的尾部肥瘦下降程度存在不确定性时，就会导致厚尾，表明极端的小概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比人们预想的可能更高，这无形之中放大了灾难的可能性及其损害程度。因此在决策时，人们总是更多地倾向于避免极端灾难事件，愿意付出更大的当前消费用于投资以减缓灾难发生的可能性。这就是所谓的“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18]。而人们为避免未来出现灾难性的高温升而愿意减少的当前那部分消费，即当前的减排投资，就相当于是气候灾难保险[15]。
预防原则的逻辑如下：当某个灾难发生的概率密度函数（PDF）的范围已知，但其具体形式未知，这一概率密度函数分布的尾部下降速度为随机变量。一个贝叶斯决策者面临着多种可能的概率分布，每个概率分布具有不同的尾部下降速率。一个初步的结论是，尾部的极端事件发生概率下降的速度越是不确定（即方差越大），贝叶斯加总的后验-预测概率密度函数的尾部就越厚。通俗来讲，即如果你知道可能出现糟糕的结果，那么事实结果可能比你所想的更糟糕。因此，对于决策者来说，一个有效的决策意味着必须假定处于厚尾部分的小概率事件会出现，并以预防原则作为应对的原则。
2.5 不确定厌恶（模糊厌恶）
最近西方学者将“模糊厌恶”（ambiguity aversion）应用于气候变化经济分析和政策决策之中。模糊厌恶指的是即便是在可能的最坏情景中，决策者要实现与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收益至少一样好的倾向。模糊厌恶条件下，决策者往往面临着更少的信息：决策者不仅面临着结果的不确定性，而且还面临着其概率分布的不确定性。模糊厌恶比风险厌恶的程度更深，人们往往对最坏的结果更为恐惧。
气候变化政策决策中存在这种典型的模糊厌恶。由于当前人们对未来温升的程度、概率及其可能的影响都知之甚少，但是一旦发生气候灾难使得人类可能遭受巨大的损失甚至灭顶之灾时（尽管从当前看这种气候灾难的可能性很小，而且即便发生也是在遥远的未来），因此全球在形成公共决策时，对这种最坏情景的恐惧便占据主导因素。为了预防出现最坏的情形（出于预防原则），人们会倾向于现在开始减少排放。这便是模糊厌恶在气候变化政策决策中的具体表现[28]。
Millner等证明，当预期效用为严格凹，且预期效用序列与边际预期效用（即效用对减排的一阶导）为反协单调（anticomonotonic）时（即当预期效用增加时，边际预期效用减小），以及其他条件下，模糊厌恶程度越高，那么最优减排水平会越高。因为此时模糊厌恶的上升将促使人们当前更多减排，从而避免了未来消费水平的大幅波动[19]。
人们可以将这一原则应用到具体的减排政策决策上。当消费水平比较低的时候（例如当代人的消费），如果气候敏感性的分布可能造成未来消费水平大幅降低（对应低的预期效用和高边际预期效用，即此时二者为反协单调关系），那么收益最大化的结果将是当前采取减排行动。这也是预防原则的本质所在：当决策者对未来更加不确定时，那么当前采取行动避免未来最坏的结果，将是最优的。这也是为何《斯特恩报告》和IPCC主张当前减排的根本原因所在。相反，如果预期效用和边际预期效用为协单调时，当前的消费水平低，减排带来的边际效用也很低，那么决策者会赋予当前低消费更高的权重，从而导致当前不采取减排。这就是Nordhaus等人主张缓行战略的根本所在。
3 厚尾分布的经济影响与政策含义
传统的模型都是假设气候敏感性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等于间接“否决”了高温升情景，从而低估了高温升的厚尾事件可能发生的概率，进而导致整体上低估了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损失。Tol对13项基于瘦尾分布的联合评估模型模拟结果的研究表明，这些模型模拟的温升幅度都在1 ℃-3 ℃之间，造成的GDP损失平均在-4.8%-2.5%之间[14]。但如果考虑厚尾分布，那么将会是另外一幅情景。
那么厚尾分布对结果的影响程度究竟又如何呢？气候厚尾分布的经济影响主要取决于两个参数：气候敏感性（用T表示）和损失函数的曲率（即厚尾分布概率密度函数的幂，用α表示）。简言之，厚尾分布对最终结果的影响，取决于厚尾分布以多快的速度下降以及损失以多快的速度上升。而模型模拟的结果表明，这两个参数对结果影响非常大。学者们的实证研究结论颠覆了Nordhaus等人所提倡的采取渐进式减排行动的“气候政策斜坡”建议[29]。
Dietz利用《斯特恩报告》中所使用的PAGE模型对厚尾分布进行了研究。他将《斯特恩报告》中这两个参数的瘦尾分布与厚尾分布对模型结果的影响进行了对比。他得到的结论是，气候灾难厚尾分布假设下，可能带来的损失大大高于瘦尾分布假设下的损失；同时，气候灾难的预期福利损失对（气候损失占当年消费水平的）上限值的设定非常敏感；即便是在厚尾分布中，只要气候灾难发生的概率不是很高，那么贴现率中的纯时间偏好和风险厌恶这两个参数依然会起重要的作用[25-26，29-30]。 Ackerman等利用诺德豪斯的DICE模型对这两个参数进行了蒙特卡洛模拟，得到了几乎同样的结果：同时改变两个参数，DICE得到的最优政策将是立即减排[31]。Pindyck对这些条件进行了调整，给边际效用施加的约束为生命价值；并对比了两种分布：正态分布和帕累托分布。Pindyck认为温升的分布是厚尾还是瘦尾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改变瘦尾的参数设定同样可以得出与厚尾分布一样（甚至更高）的损失结果；更重要的是这些参数的设定（厚尾程度α、纯时间偏好δ、风险厌恶η等）[16]。
4 小 结
Weitzman评论《斯特恩报告》“基于错误的理由（即人为设定低社会贴现率），而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即立即大幅减缓）”。而正确的理由应该是考虑气候敏感性的厚尾分布，人们对气候灾难的不确定厌恶（或模糊厌恶），以及气候变化公共决策所应遵循的预防性原则[28，31-32]。Weitzman从厚尾分布角度出发，从而验证和间接支持了《斯特恩报告》中立即大幅度进行减排的结论，并以此批判了诺德豪斯为代表的“缓行战略”和“气候政策斜坡”的政策建议。
不确定性是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魏茨曼的研究为不确定性条件下气候变化的公共决策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引领了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的方向，并将对当前和未来气候变化的经济分析和政策决策产生重大的影响。
致谢：中央编译局谢来辉博士后对本文给予批评和修改意见，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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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e Change Uncertainties， the Economic Impact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LIU Changyi1 PAN Jiahua2
（1.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2. Institut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计划经济含义范文4
关键词：全球化经济金融化非金融企业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后，作为可能导致危机的重要因素——经济的金融化现象，成为西方经济学者热议的焦点（john bellamy foster，2008，2007；格莱塔·r克里普纳，2008；william milberg，2008）。经济金融化描述了近四十年来资本主义的经济特征从以生产为重心逐渐转移到以金融为重心这一事实（john bellamy foster，2007）。与传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不同的是，经济金融化不仅反映在银行、经纪人事务所、金融公司等机构的扩张上，金融业利润占利润总额的百分比的增长上，也同样反映在非金融企业的利润积累和利润使用上的“金融化”倾向上（milberg，2008）milberg认为非金融部门的金融化是指：生产性企业越来越多地成为金融控股集团，其利润越来越多地被用于股东分红、购买金融资产（例如股票回购），甚至兼并收购等。。尽管过度的金融创新与资本的金融化最终体现为越来越大的资产价格泡沫并导致危机爆发，经济金融化的过程也并非对经济毫无裨益。paul sweezy（1997）曾认为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金融化是支撑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并由此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转型。不仅如此，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企业通过控制价值链、获得利润积累而产生的金融化趋势促使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体实现了：低投资与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并存，高利润、高股东价值与低投资率并存，低生产、低物价与高消费并存的优质增长（milberg，2008；张慕濒，2010）。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加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全球价值链体系中最大的制造中心。金融危机之后国内制造业迫切需要转型升级，然而“实业金融化”的趋势却愈演愈烈。有数据表明，国资委下属的117家央企中76%涉足金融业，这些非金融央企实际已经控制了24家信托公司、20家证券公司、14家财产保险公司以及23家寿险公司，分别占到受调查该种类金融机构的462%、410%、370%以及531%。此外，上市公司抱团参与私募股权投资以及各地陆续爆发的民间借贷危机，均验证了上述事实。这是否说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金融化趋势的推动下，中国实体经济也出现了金融化现象？与控制全球价值链的美国相比有何不同？如何证明和评价我国的实业金融化现象？
基于上述思考，本文从梳理西方金融化评价的定量指标入手，以中国的宏观金融状况与制造业的金融活动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中国的经济金融化现象，判断目前金融化的状态、阶段，分析其成因，为如何看待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借鉴。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文献综述，梳理金融化研究的不同方面，区分金融化与金融发展，厘清全球化与金融化的关系；第二部分是借鉴西方评价体系设计中国经济金融化的量化标准；第三部分全球化下经济金融化趋势在中国的验证。第四部分是总结与启示。
经济金融化的相关研究回顾
1金融化的定义与成因
自goldsmith（1969）和mckinnon（1973）提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典理论以来，“金融化”一词被随意地等同于金融深化或金融自由化，尤其当mckinnon和shaw（1973）以发展中国家作为研究样本的“金融抑制论”传入我国后，国内学者对金融发展理论的关注主要落脚于宏观层面、金融机构和制度的发展层面。从近期最新的观点来看，“金融化”是对一国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金融发展状况的客观描述，它既表达了金融部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程度达到一定的水平，也反映了传统金融发展理论一直忽视的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活动，而后者是“金融化”理论更注重的方面。“金融化”现象或者金融化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代表金融发展有助于经济增长，反之，在金融抑制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等非金融部门仍然可以通过某种方式的利润累积和利润使用
实现向金融类控股公司转变的可能。因此，本文首先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关金融化的研究加以综述，其目的是厘清金融化的涵义。
当前国外研究文献对“金融化”的定义比较随意。最早提出金融化术语的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hobson（1902）、hilferding（1910）、 lenin（1916）认为金融化反映了食利者阶层享有越来越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此处文献转引自：格·r克里普纳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上）丁为民等译国外理论动态，2008（6）。70年代之后，学者普遍赞同把金融部门的发展、金融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重增加以及金融交易的扩大和新的金融工具的创造（ felix，1998；henwood，1997；sassen，2001；tickell，1999）作为金融化的证明，phillips（2002）认为金融化代表了资本市场相对于银行而言其支配作用日益增长。然而这种笼统的归纳模糊了金融化与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差异。随着股份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学者们将关注的重点逐渐微观化：①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认为金融化是“股东革命”的结果，即股东为了实现其价值要求更多地分红、股票回购等，由此带来公司金融活动的增长（froud et al， 2000；lazonick and o’sullivan， 2000；williams， 2000）。②从投资回报的角度，认为金融化是因为产业投资的回报率与金融资产投资回报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所致（dumenil& levy，2005；crotty，2005）。
而在定量描述金融化上，近期文献形成了三种观点：①工业国金融部门的产出占gdp或净收入的比重较大（epstein & jayadev，2005）；②总的国际资本流动量比世界总产出和产品与服务的贸易量增长更快（eatwell& taylor，2002）；③非金融部门越来越倚重于金融而非产品作为他们资金的来源与用途（stockhammer，2004；crotty，2005）。
2全球化与金融化
次贷危机催生了国外学术界对实体经济金融化成因的进一步关注，2008年发表的多篇文章都将视角转向全球化对非金融企业的影响之上。比如格·r.克里普纳认为金融化的研究视角应该从“以活动为中心”转向“以积累为中心”，他在《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一文中明确提出应观察美国经济中“利润从何处产生”的问题，以此作为“金融化”存在的证据。此外，他认为对金融化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影响已经到了怎样的程度内容出处同前。。无独有偶，milberg（2008）撰文进一步研究了以美国跨国公司为代表的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成因。他将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活动分成两块：一是从利润来源的角度，认为借助于控制全球价值链，跨国公司以降低进口成本而非提高国内产品价格的方式实现了利润积累，并由于生产碎片化和外包，主导厂商可以在不提高固定投资的情况下快速积累利润，使其资金的积累速度大于其生产投资速度；二是从利润使用的角度，既然控制价值链的一方已经不需要生产制造，则利润使用则更多地用于金融活动，例如分红、股票回购用以期权激励，或者是对外收购。由此，全球价值链使主导厂商维持了较高水平的金融化，并反过来促使价值链管理强化，最终形成持续的金融化现象。
3国内研究现状
与国外文献不同，国内研究基本忽略了金融化与金融深化、金融自由化的差异。在理论研究方面，大多延续了金融促进论和金融抑制论（谈儒勇，1999；史永东等，1999；韩廷春，2002、2003；王志强、孙刚，2003；沈坤荣、张成，2004；王洪斌、柳欣，2008），重在实证分析代表金融发展或经济金融化的指标与代表经济增长或结构调整指标的相互关系。2008年以后的一些研究则注意到微观层面证据的重要性：易纲、宋旺（2008）跳出传统只研究金融部门的做法，以住户、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机构三个主体的金融资产结构为对象，重新度量了中国金融资产总量及结构，研究了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是否改善，以及目前的结构是否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问题；吴晓辉等（2008）设计了一个涵盖政府支出、城镇家庭财产性收入和非国有企业融资额等一系列指标在内的金融发展变量，尝试探索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微观作用机理；鲁晓东（2008）也将金融发展指标扩大到私人信贷、上市公司市值等微观层面；孙天琦（2008）认为企业的ipo行为在致使股权资本扩大的同时也增加了其负债能力，导致资产规模扩大，进而影响到m2，为微观层面的金融化与宏观的金融发展构建了联系；祝丹涛（200
08）认为金融体系效率的高低会体现在家庭和企业资金的可获得性、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以及财政收支上，并以美国为例论述了上述机制对经常项目盈余的影响，建立了一个全球化和微观相结合的视角。然而站在全球化背景下考虑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问题的文献少之又少，赵玉敏（2008）分析了发达国家通过全球化的制造业产业转移实现金融资产价格上涨和消费过度，以及在金融技术创新的推动下的过度金融化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但作者所指的金融化主要指金融脱媒、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背离，还是一种偏宏观的看法。
综上所述，要刻画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金融化特征，除了要考虑金融深化的程度以及金融体系的效率，更应关注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国制造业的金融活动。制造业出现了高ipo、负债扩张（从而资产规模扩大）、高投资、高企业储蓄的现象，整个金融市场的体量也在增加，并且由于加工贸易本身的模式和中国投资机会的涌现，又出现双顺差现象，这在宏观上促使金融深化和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然而在微观上，还必须考虑制造业在这一金融深化过程中，是否出现了利润的累积总量高于利润使用总量，是否投资的增长带来利润的累积等等。也就是说，金融深化或者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必须建立在对微观经济主体利润累积有正面作用的基础上，而不是一个空泛的总量概念。因此，本文将以全球化为背景，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实证检验中国经济金融化的存在性，其中微观数据将取自制造业上市公司层面，这些公司在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中国经济金融化的量化评价设计
国内有关经济金融化的量化评价方法的文献较少，宋仁霞（2007）建立了一个囊括金融机构资产规模、金融资产结构、上市公司产业分布数、三次产业增加值中金融资产占比、金融企业利润占社会企业利润总额比率等在内的24个指标，检验中国的经济金融化状态，指标设计上尽管顾及到微观层面，但指向不明确，体系略显陈旧，也忽略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这个重要因素。其他与金融化相关的主要是金融市场化指数的设计（黄金老，2001；刘毅，2002；庄晓玖，2007）。
本文参考了格莱塔r克里普纳（2008）和milberg（2008）对于金融化的量化分析框架，采集来自宏观、部门和行业三个层次的数据，主要从规模、结构的角度进行统计分析。鉴于有关中国经济金融化评价体系的国内文献尚未充分，本文的研究并未实现指标体系构建，但可为未来经济金融化指标体系的设计提供前期成果。
（1）宏观层面。根据格莱塔·r克里普纳（2008）的总结，评价经济长期结构性变化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以活动为中心”的观点主要关注不同行业的就业份额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产出占gdp的比重等，而“以积累为中心”的观点则关注利润从何处产生，比如各产业公司利润的相对比重。格文研究表明：“以活动为中心”的经济变化观不适合金融部门金融部门不是劳动密集型部门，它的“产品”在国民经济统计中并不是以透明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并且忽略了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活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作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困扰美国企业活力能力的危机中就能看到金融化的起源：面对国内劳工的战斗性和海外与日俱增的国际竞争力，非金融企业对不断下降的投资回报的反应，就是将资本从生产领域抽走，将其转移到金融市场。因此一个完整的金融化概念就必须既包含金融企业，也包含非金融企业的活动。那种单纯进行部门分析的方法只关注金融业，丧失了大量的对考察美国经济金融化非常重要的资料。，实证发现：就业与产出指标无法揭示经济金融化特征，但利润数据却可以做到。在本文的研究中，宏观数据包括两类：第一类反映就业、产出部门构成，由于无法获取各产业公司利润的相对份额，有关论据将采用部门和行业数据。第二类反映全球化与金融化的关系。在此，我们借鉴了milberg（2008）的观点，他认为美国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利润来源发生了变化：通常企业的利润来源于提高产品售价、降低成本或扩大产量，然而在控制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后，美国跨国企业用外包的方式取代了在本国进行生产性投资，然后再通过贸易的方式进口中间品或最终品，长期则形成了国内cpi涨幅低于货币供应量m2涨幅和企业利润增长的趋势，这为非金融企业的
金融化打下了基础。因此，我们也选取国内相关数据查看上述状况在中国的表现。
（2）部门层面。主要以非金融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考虑其利润的来源与使用情况。①关于利润来源：按照格文，金融化的一个标志是非金融企业源于金融投资的收入高于源于生产活动的收入，或者在一定的基础比例下前者的增幅大于后者。由于格文的研究时期跨越1950—2001年，二战后美国采取刺激投资的税收与折旧政策，企业利润被严重低估，因而格文选择了证券收入与公司现金流量的比率来衡量利润的来源。再者，因为经济金融化还应考虑金融业的利润增长情况，增加了一个考虑金融利润（现金流）与非金融利润（现金流）对比的指标。鉴于中国公开的统计年鉴未公布非金融企业的证券收入与现金流量数据，我们用制造业和firefire是金融、保险、房地产业的总称。上市公司数据验证这一状况。②关于利润使用：根据milberg（2008）的观点，非金融部门将利润更多地用于分红、股份回购、兼并收购等金融行为，也是金融化的一个表现。由于国内统计部门并无相关口径数据，我们从与金融行为相对的固定资产投资行为加以反证：如果公司利润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较高或者这一比例增速加大，则可以说明非金融企业的金融行为并不居主流。此类指标包括：制造业和fire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等。
（3）行业比较。为了进一步探究全球价值链分工对我国制造业资金运用的影响，我们按照参与价值链的程度不同在鉴定这一概念时，我们借鉴了milberg（2008）文中的一个方法：他使用美国制造业的相对进口价格（relative import price）来反观生产（服务）外包的程度，相对进口价格越低的，说明生产碎片化程度越高，美国跨国公司作为价值链中心的控制力越强。其中电脑和办公机器、通信设备、饮料、电子产品、服装和家具等行业都处于相对进口价格下降较快的行业。，选择了若干行业观察：不同行业证券收入占利润的比例，不同行业利润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
（4）样本数据的来源与时期。依照西方学者的研究，虽然全球化从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但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化体系加速了发达国家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形成，因此本文选取的数据时间跨度为2000年至2011年。数据主要来源于：①中国统计局各年度统计年鉴数据；②国泰君安（csmar）数据库的上市公司数据。
三个层次的数据可见下表：
数据分类序号含义宏观层面（1）fire就业人数占比（2）fire产值/gdp（3）cpi、m2的增幅对比部门层面（4）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公司利润*（5）fire上市公司证券收入/公司利润（6）fire上市公司证券收入/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7）fire上市公司利润/制造业上市公司利润（8）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gdp（9）fire固定资产投资/gdp行业层面（10）分行业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公司利润（11）分行业制造业上市公司固定资产投资/公司利润注：*我们最终使用了公司利润而非现金流量作为分母，是因为现金流量余额经常出现负数，影响了数据质量。
中国经济金融化的经验分析
1来自宏观层面的证据
宏观数据展示了非金融部门的发展及其与金融部门的相对发展速度。
（1）从就业份额来看，图1表明，从2000年到2011年，尽管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但按城镇就业口径统计的各部门的相对就业份额在10年间并无大的变化。2011年fire部门的就业比例比10年前有了显著提高，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这一比例还有所下降，但幅度均不大。这个结论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格文（2008）对于“以活动为中心”视角的判断，说明就业比例大概无法很好地表达经济金融化现象。
（2）图2显示了各行业增加值占gdp增加值的比重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并未公布制造业增加值数据，此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原为1906186亿美元，此处换算为人民币，换算汇率取2009年12月31日与2010年12月31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的平均值。。可见，制造业、fire部门和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均有所提高，制造业从2000年开始这一比例快速增长，并一直持续到2004年，之后一直维持30%以上的占比，但2008年后开始明显下降。与制造业的发展趋势有所不同的是：2007年之后fire的增加值占比开始突破10%的区域，并呈现稳态上升之势。然而总体而言，与就业数据相似，近10年来部门发展的差距并未像美国那样出现显
著的拉大。
（3）图3是用cpi、m2等宏观数据的变动关系验证金融化的后果。将图3与表1比较可见：根据milberg（2008）的研究，自1986年开始cpi处于逐级下降，进口商品的价格也在逐步下降，而货币供应量m2尽管在1991—1995年间紧缩，长期增势不改，1996—2006年均增幅6%以上，是cpi增幅的2倍多。弗里德曼关于“通货膨胀自始至终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论断在新的以价值链为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下被打破了。与此相对应，处于价值链低端制造环节的中国，却出现了cpi、m2与企业利润齐升的状况，其中m2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cpi。尽管这一宏观数据的形成有更为复杂的微观因素，我们也不能仅据此判断其与金融化的关系，但这一结果说明在中国参与价值链分工之后，尽管企业利润上升，但低附加值的特点要求更大的投资和产能加以维系，使得企业的货币需求始终维持在高水平。投资——制造——出口——利润积累——再投资的循环造成是制造业的利润累积难以持续进行，也就难以展开相关金融化活动。
2来自部门层面的证据
西方学者对美国经济金融化的研究形成了几点结论：①非金融部门证券收入占现金流入或企业利润的比重在提高，并且高于非金融部门来自业务经营的收入；②除了非金融企业在增加收入流量的过程中不断增强金融活动外，金融业自身也变成一个在经济活动中越发具有特权的积累机构[美]格·r克里普纳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上）丁为民等译国外理论动态，2008（6）。然而在数据处理上，格文将金融和非金融部门合并，取出它们共同的金融业务利润对比它们共同的非金融业务利润，而且并未比较金融与非金融部门相比到底谁的金融利润增长更快，本文对此做了区分。图4表明：从利润来源的角度，fire上市公司的证券收入占企业利润的比例大大超过制造业上市公司，两者的增长趋势也相差迥异。fire上市公司在2005年之后证券收入占比激增，制造业却一直在低位徘徊。
图5描述了fire上市公司与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的对比，从年度数据看，2003年之后fire上市公司证券收入激增，其增幅大大超过制造业并持续到2004年，然而2004年之后这一比例又开始急剧下降，随后在2005—2009年间，这一比例呈现出有规则的波动，波峰之间相距两年左右。进一步观察发现，两个行业证券收入比的变化与股市牛熊交替正好相反，牛市时fire上市公司证券收入与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的比值下降了，熊市时反而有所上升。这是否意味着牛市带动了实业投资机会增加，金融机构资金流向实业投资的体量大于流向金融资产领域，而在熊市时由于实业投资机会缺失，无论金融业还是实体经济部门，资金只有流向金融资产领域寻求盈利机会。把这一比例进行三年、五年移动平均发现比值变化趋缓，但近几年依然保持高位。
两个行业利润的对比见图6，无论是年度数据还是三年、五年移动平均都可看出，2003年之后fire上市公司的利润远高于制造业上市公司，近几年保持在4倍左右的幅度，远远高于2003年之前的1倍多。
图7有关利润使用的数据表明，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高于fire的这一比例，并且从2002年以后一直呈现上升趋势，直至2009年回落。fire部门则一直维持稳定的固定投资比例，这尽管与该行业特殊的盈利模式相关，但其收入来源与支出的反向变动，恰好说明也许fire部门才是主导中国“经济金融化”的力量，但fire部门的过度繁荣并未辐射到实体经济，它成为一个自我发展、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的主体，完全背离了“温和小帮手”的目标，这种“金融化”正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噩梦，也是另一些西方学者批判金融化导致金融危机的缘由。由此，我们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证明了：一个有积极作用的经济金融化之路应该是夯实微观经济主体的金融能力，而不能仅根据传统金融理论的看法，计算金融机构的发展程度或金融利润的积累程度。
上述分析表明，制造业的金融化现象并不显著，那么是否利润积累之后又用于资本形成和扩大再生产了？考虑到参与价值链分工的行业在过去的十几年间获得的投资机会和财富积累速度大大高于其他行业，按理它们应该有更大的金融活动能力，因此，下文进一步通过行业间比较来探究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化的影响。
3来自行业比较的证据
我们根据嵌入价值链深度的不同选择了五个排名靠前的上市行业，按程度
低分别是：通信及相关设备制造业和计算机及相关设备制造业、饮料、仪器仪表及办公机器制造业、服装、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从利润来源的角度，图6显示五个行业的差异非常奇特。证券收入占企业利润比例一直上升的只有通信和计算机行业；服装与仪器仪表及办公机器制造业是两个大起大落的行业，其证券收入占比与宏观经济呈现反向关系，2007年之前两个行业这一比例极低，而金融危机之后，两个行业的该比例上升到很高的水平；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证券收入占比一直处于较高的位置，然而也有与经济增长相背的规律；饮料行业在参与价值链深度方面排名第二，但其证券收入占比一直处于最低位置，并且平稳变化并不受宏观经济的影响。
进一步地，我们分析这五个行业利润使用的特点。图7显示自2000年以来五个行业均出现了固定资产投资占利润的比例下降的趋势，其中下降幅度最小、最为平缓的是之前“金融化”程度最高的通信与计算机行业；服装与仪器仪表及办公机器制造业依然是变动最为剧烈的两个行业，2007年、2008年之后两个行业从五个行业中最高的固定投资占大幅回落，截至2011年底，虽然在衰落之后仪器仪表行业的固定投资占比依然最高，但服装行业的指标排名已经到了第三位。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排名第四，其下降幅度略高于通信及计算机行业，高于饮料行业；饮料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在五个行业中最低，也出现了平缓下降的趋势。
总结来看：①劳动密集型、处于价值链较低位置、容易受外需影响而产能过剩的行业，其金融投资和产业投资显示出明显的替代性，而金融投资更像是一种被动的选择，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投资机会稀缺，这些行业只好将闲置资金用于购买金融资产；②资本密集型以及具有一定技术性的行业处于价值链的较高位置，更易于进行金融利润积累；③以国内市场为主要需求对象的行业既不用遭受外需市场的瞬息万变，也不用遭受太多来自价值链主导方的利润剥夺，因此有更大的余地在金融投资和产业投资之间进行权衡。
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国并未在实体经济部门出现显著、持续的类似美国企业的金融化现象。在美国等跨国企业主导的价值链控制下，我国企业的资本积累活动更多的还是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和扩大再生产。尽管企业的金融利润有所增长，并且某些行业在某些年份上升明显，但更多的是经济低迷时的一种投资替代。这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milberg（2008）关于美国经济金融化成因的论断，即：美国正是由于借助外包剥离了生产过程解放了固定资产投资，借助压低进口价格赢得利润，两相结合实现了初步的利润累积，然后再通过股权投资、并购等金融活动更好地控制价值链，实现了持续的金融化。
我们的研究并未在非金融企业中获得正向支持，却发现金融部门本身日益显示出特权阶层的财富积累能力。由于金融制度的垄断性和利率等要素价格尚未放开，金融部门的定位从原本为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收取“佣金”，变成了与企业争利，并导致金融利润率与实业利润率的大幅差异。这又引导现金流丰沛的诸如国有控股公司倾向于投资控股金融业，而不是将利润用于产业类的股权投资、并购和股东分红。这种名义上的“金融化”背后映射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金融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它不仅没有带来微观经济主体金融能力的改善，反而可能恶化其融资状况，因而并不可取。
本文弥补了国内有关金融化研究的不足，与国外经济金融化相关研究形成对比。研究表明：未来有关金融化或金融发展问题的研究应从关注金融体量的变化深入到结构优化，必须考虑微观主体的效率，探索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成因和后果。本文对中国经济金融化现状的检验，可为新形势下加强金融监管提供启示：实业金融化是产业升级的另一种形式，对企业而言可以多元投资、分散风险，对整体经济而言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摆脱原有行业格局的限制，但要避免实业金融化走向极端的产业空心化，造成过度的资产价格泡沫。金融仍然要为实体经济的转型、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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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含义范文5
[关键词]文化内涵 辽宁旅游景点 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4）02-0020-02
基金项目：本文系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辽宁省旅游景点英语规范化研究”（项目编号：L13BYY007）成果之一。
杨华（1970-），女，辽宁大连人，大连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汉翻译，跨文化交际等。
王志永（1971-），男，辽宁大连人，大连工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等。
世界范围内，随着有着“朝阳产业”之称的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源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跨文化交际已经成为一种客观需要。因此，旅游景点翻译不但具有传递信息和吸引外国游客的功能，更有传播中国悠久文化的作用。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应该遵循的重要原则是“以中国文化为取向，以读者接受能力为重点”。规范化的旅游景点翻译既是创建国际化旅游区的最基本要求，又能很好地体现国家（地区）整体文明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讲，辽宁旅游景点英语规范化与否，不但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景区及其所在地区的吸引力，增加旅游外汇收入，而且还为中外文化的交流开拓了新的渠道。因此，辽宁旅游景点英语规范化的研究已经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旅游景区资料英译中的文化内涵因素
王佐良先生曾经说过，“译者处理的是两种文字，面对的却是两大片文化”。因为在价值观、思维方式、等诸多方面中西双方存在较大差异，所以我们在旅游景点资料的英译过程中如果忽视文化内涵元素，往往会导致旅游文化信息的误译。
在翻译旅游景点中的中华文化内涵的汉语宣传资料时，我们应该从文化角度来发掘其真实表达含义。例如在介绍明末著名的美女“陈圆圆”时，尽管以“冲冠一怒为红颜”而闻名于世的陈圆圆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外国游客对其可能所知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因此如果只是把“陈圆圆”简单地翻译为“Chen Yuanyuan”，尽管也达到了传达原语信息的目的，可是却不能让外国游客产生最佳关联，因而也就达不到其语用目的。反之，如果我们把其翻译成“Chinese Cleopatra”（中国的克娄巴特拉），“Cleopatra”（克娄巴特拉）是古代埃及历史上的著名女王，作为一个知名美女，其形象存于无数的西方文艺作品里，她的故事在众多电影及文学作品中出现。我们以此来表明“陈圆圆”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和历史上著名的埃及艳后“Cleopatra”在西方民众心目中所享有的地位是相当的，外国读者就容易心领神会了。
二、基于文化内涵的旅游景区资料英语翻译策略
（一）音译（transliteration）加注释法（noting）
所谓“音译加注释法”是指在翻译国内景区相关资料的过程中，对某些惯用语及相应词汇表达方式等进行解释或注释的翻译策略。注释法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增词法的一种，但其不是针对文化背景而是针对文中的词语进行同义解释，可以令读者加深印象。例如：位于金石滩景区的“鹰嘴岩”—“Yingzuiyan（Eagle Beak Cliff）”，“孤山”—“Gushan（Solitary Hill）”等，对于上述这些景点名称，我们如果只是简单将其翻译成汉语拼音，国外游客因无法判断其价值所在，自然不会产生太多的兴趣。又如位于沈阳故宫中的“太和殿”，可译为“Taihe Dian （The Throne Hall of Supreme Harmony）”或“Taihe Dian or The Throne Hall of Supreme Harmony”，该种译法把中外文化都包含在里面，充分运用了跨文化意识，国外游客更容易理解景点内涵。
在翻译景区汉语资料里所隐含的词汇及表达方式时，我们也可以采用这种策略。例如在介绍源于东北满族服装的女性礼服——“旗袍”时，可以翻译成“chi-pao（a close-fitting woman’s dress with high neck and slit shirt）”；“风水”，则可以译成“feng shui （a Chinese philosophical system of harmonizing the human existence with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and it’s supposed influence on the fortune of a family from the location of a house or tomb）”。
（二）增译法（amplification）
“增译法”是指鉴于旅游宣传资料的“实用性强”等诸多特点，在翻译时要求有针对性，即译文要符合原语宣传资料所介绍的实际情况。因为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历史文化积淀的源远流长，在向外国游客翻译介绍时，需要在忠实原文内容的基础上适当地增添。比如在介绍相应的古迹文物时，总要涉及到朝代名称及历史人物，而国外游客对此通常所知甚少，所以在翻译的时候需要我们适当地增添文化、历史等背景知识。例如：沈阳故宫内一段介绍“清代乾隆年间”可以翻译为“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1736—1795）of the Qing Dynasty（1644—1911）”。这种补充公元年份的翻译方法可以让外籍游客熟悉中国的历史朝代及人物等。鉴于此，我们在翻译历史朝代及人物等时，可以适当添加相关背景资料来补充介绍该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功绩等，以此来加深国外游客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掌握。又如，沈阳一旅游资料在介绍清太宗皇太极的北陵时，说它是“Northern Tomb”，较为不妥！在这里，旅游资料的译者没有将普通老百姓死后所葬的“坟”，即Tomb和天子皇帝死后的葬身之地“陵”，即mausoleum区别开。这样非常容易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游客产生误解：以为太宗皇太极的北陵就是一般普通的坟。将其翻译成“Zhao Mausoleum”则会更确切。
（三）文化替换（cultural substitute）
所谓“文化替换”是指在翻译过程中，当我们不能在目标语中找到和原文本对等的表达方式时，可以把译语读者对原文不了解熟悉的事物替换成目标语语境下意思表达相近的事物来帮助理解的翻译策略，又叫“类比”。在介绍旅游景区涉及到的中国历史人物、事件等时，此策略尤为常见。国外游客（目标语读者）可以借助其自身背景文化来深切感受中国的独特文化风味，换而言之，本策略有助于跨文化交际。例如：有“北方明珠”之称的“大连”可以替换翻译为“Switzerland of Orient”，“观音菩萨”可以翻译为“Goddes of Mercy”，“清明节”则被译为“Chinese Easter”等，这种翻译的译文的生动表达既利于外国游客记忆又给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四）改写（paraphrase）
历史发展的唯一和独特性使得我们在翻译汉语旅游资料中有关景区历史古迹等的时候都要面对许多特定学科的术语。对于国外游客（目标语读者）而言，这些特定学科的术语阻碍了他们进一步深入地了解领会原文所要传达的信息，因此目标文本的信息功能不可能实现。基于此，在翻译有关景区资料遇到类似情况时，我们可以把类似术语改写成相近或内涵相同的语言表达方式。例如沈阳故宫中的一段介绍：“皇太极于崇德八年（1643年）病逝于盛京，十月葬于昭陵。”Hong Taiji died of illness in 1643 at present day Shenyang，Liaoning Province， and he was buried here in the same year.在沈阳故宫里的这段介绍中连续出现了“崇德八年”“盛京”和“昭陵”三个历史专业术语。对于这段景点的介绍，如果我们采用上文提到的注释法的话，可以想象该段旅游景点介绍的英语译文读上去乏味枯燥，简直就是文字的堆砌。反之，在翻译的时候，我们如果把本段介绍里的时间术语改写为公元纪年，即“in 1643”， 再将当时所处时代“清”的地名“盛京”改写为今天的地理位置“Shenyang”，那么该段介绍的英语译文既流畅又准确，对外国游客而言，其可接受性也大大地增强了。
三、结束语
作为世界了解当今辽宁重要的窗口和渠道之一的旅游景点翻译的重要性，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我们应该以游客（读者）为导向，在翻译旅游景点文本时，务必注重译文的可读性。为了尽可能减少文化差异给中外交流沟通带来的交际障碍和误解，我们还应该具备跨文化意识，采用恰当的翻译法，来确保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可接受性。在尽量保留中国文化内涵因素的同时，牢记传播中华文化的重任，如果我们能够恰当地综合运用翻译策略，不但可以让旅游景点翻译充分发挥其吸引外国游客的目的，而且还可以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
【参考文献】
[1]金惠康.跨文化旅游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计划经济含义范文6
爱岗敬业精益求精——小记第一热电厂电运行班长林德民
德民是第一热电厂电热车间的一名普通员工，也是电热车间年龄最大的一位工人。机电班的小伙子们都亲切地叫她林阿姨。她主要负责焊接方面的工作，从事焊接已有几十年，技术非常好，这一点在我们厂已是有口皆碑的事实。林阿姨年进入我厂，几年来工作上兢兢业业，从无半点马虎，经她焊接修复过的地方从无返工现象。梅州中纤厂是一个已有六、七年历史的老厂，设备在一定程度上有些老化，经常有些地方漏油漏料，需要焊接的地方非常之多，林阿姨作为机电班唯一一位从事焊接的员工，几年来将该厂需要焊接的地方修复得平平整整，为保障该厂的设备正常运转作出了贡献。
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次是热压大油缸漏油，当时正好是夏天，气候非常炎热，热压机本身又是热气腾腾，且又高达数米，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焊接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但是情况危急，压机漏油严重，林阿姨毫不犹豫拿起焊枪，穿上厚厚的工作服，戴上严实的防尘帽，爬上压机，硬是在气温高达℃的恶劣情况下持续工作了好几个小时，等到将大油缸焊好，林阿姨的工作服已全部湿透，脸上也因长时间接触焊接的弧光以及压机中的热气被熏得通红，可是看着设备又进入正常状态，林阿姨没有道一声苦，更没有一句抱怨的话，她只是欣慰地笑了。
林阿姨就是这样一位对待工作极其认真的同志，她是机电班唯一的一位女性，可是很多工作场合下，她表现得比男人更勇敢，更不怕吃苦。压机那么高，她敢爬；夏天去山顶接水管，太阳晒得皮肤都痛，她也敢去。她的敬业精神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不仅如此，林阿姨更是机电班小伙子们可亲的大姐。由于机电班主要负责机器的日常维修和保养。因此工作服总是“挂彩”，不是今天裤子上破了一个洞，就是明天上衣扣子又掉了一颗，别看他们干起活来细心又周到，可是对于这类事却是典型的门外汉，于是经常林阿姨放弃午休时间，帮他们把衣服补好，把扣子钉上。难怪机电班的小伙子们都亲切地叫她阿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