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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学概括范文1
内容提要: 法律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我们研究宏观法律时也要强调法的外部联系。孟德斯鸠有关地理法学思想表明他是从物质原因中去探寻历史的必然性，尽管在具体论述中有许多局限，但这种研究方法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直到今天对我们立法仍有启迪。
孟德斯鸠是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古典自然法学派的主要代表，对于孟德斯鸠的政治法律思想，提到的最多的是他的“三权分立”，而对于他在法学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则没有足够重视或进行系统的概括。事实上，孟德斯鸠的法律思想得以长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采用了新颖的法学研究方法。
一、孟德斯鸠的“地理”说
地理学的发展经历了古代地理学、近代地理学和现代地理学三个阶段。孟德斯鸠生活的时代，地理学处于古代地理学向近代地理学的过渡阶段。尽管当时地理学的发展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但是孟德斯鸠已经有意识地用一些地理学的知识去研究法律。孟德斯鸠的“地理”说主要是指自然地理与法律的关系，集中体现在《论法的精神》一书第三卷的相关论述中。在第三卷中，孟德斯鸠详细论述了法律与气候的关系、法律与土壤的关系。非常有意思的是孟德斯鸠在论述“法的精神”的过程中也论述了法律与一些人文现象的关系。因此，在无意中他将“地理”说完善到了一个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水平。他说，“法律应该同国家已建立或将要建立的政体的性质和原则有关系……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式与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1]。地理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门包含几十门分支学科的大学科。这些分支学科大致可以概括为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二者研究的重点分别是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但并不截然分开。因此，笔者所要论述到的地理法学实际上包括了对法律与自然地理关系的论述和法律与人文地理关系的论述。
二、自然地理与法律的关系
在自然地理环境中生产和生活的人的行为总是要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孟德斯鸠特别强调气候因素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气候对一个民族的性格、风俗、道德、精神面貌以及其法律性质和政治制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他说，“不同气候的不同需要产生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同种类的法律”[2]。气候通过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对法律产生了影响，也即气候通过影响人的心理、生理和行为而影响法律。
孟德斯鸠认为，在气候寒冷的地区，由于人体外部纤维紧缩，有利于血液回归心脏，所以北方人具有比较充沛的体力和较强的自信心，勇气也较大。他们对一切可以使精神焕发的事情都感兴趣，例如狩猎、旅行、打仗等等。在气候炎热的地区，身体各部分组织相对松弛，神经末梢未充分展开，人们对外界的刺激很敏感，所以南方人害怕艰苦，追求享受，性格软弱怯懦，对外来的侵扰缺乏抵抗的勇气。东方的气候对人民体质、心理、生活方式上的影响是东方各国宗教、风俗、习惯和法律保持持久不变的原因。此外考察世界法制史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气候对法律的影响：热带、温带地区的法律成熟较早，如埃及、中国、印度、古希腊的法律；而寒带或是寒冷地区的法律成熟较晚，如俄罗斯、中国北方游猎民族的法律。这是因为不同区域的不同气候促进或延缓了人类进化过程中生理、心理和智力的发育水平从而影响到了法律的发展水平。气候影响我们的心理、体质和行为，进而影响了法律的制定和实施。
土壤的差异使人们的生产、生活存在较大的差
异，因而与他们的生产、生活密切联系的法律便存在差异了。孟德斯鸠说：“居住在山地的人坚决主张要平民政治，平原上的人则要求一些上层人物领导的政体，近海的人则希望一种由二者混合的政体。”[3]这是因为多山的地区人们的财产不多并且易于保存，因而他们所享有的自由，成为值得他们保卫的唯一的幸福。平原地区通常有肥沃的土壤，有地者便成了最有财富和权力的人，弱者无法同强者对抗，只好向强者屈服。而沿海地区，各种势力都比较均衡，氏族贵族、工商业贵族、占有少数土地的农民易于互相妥协而建立一种比较中庸的政体。
人类社会的法律不仅要受气候、土壤这两种自然因素的制约，法律还要受地理位置、地理面积、资源状况、水文条件、地质地貌、植被、大气环流、海洋等自然条件、现象、因素的影响。如雅典城邦领土狭小是其直接民主制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因为人民可以朝出暮归参加公民大会；而这在地理面积广阔的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的。又如一个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往往影响着法律，沿海且有贸易精神的民族容易形成海商法，在北海、地中海、波罗的海沿岸很早就出现了国际性的海商法；但对于一个深居内陆的国家，统治者如果下决心制定一部海商法，那一定会为自己本国的实际所嘲笑。
自然地理与法律的一般关系就体现为，自然地理通过影响人们的心理、生理和行为方式从而影响了法律；不同民族法律存在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区域分异；法律一般应适应自然环境，但是当自然环境对一个民族的发展极为不利的时候，立法者便应考虑通过立法与这种不利进行抗争了。
现代地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是，人文地理学的蓬勃发展。“人文”与“自然”相对应，泛指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人文地理学注重分析各种文化现象，强调解决社会问题，涉及国家政治、人口问题、环境问题、种族问题等等。孟德斯鸠对于法律与人文地理的相关论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处：经济方式与法律的关系，种族、民族与法律的关系，国家政治状况与法律的关系，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与法律的关系等。
孟德斯鸠说：“一个从事商业与航海的民族比一个只满足于耕种土地的民族所需要的法典，范围要广泛得多。从事农业的民族比那些以畜牧为生的民族所需要的法典，内容要多得多。从事畜牧的民族比以狩猎为生的民族所需要的法典，内容就更多了。”[4]我们知道法律调整的是社会关系，一个社会发展水平越低，社会关系便越简单，因而需要的法律也就越少；一个社会发展水平越高，社会关系便越复杂，因而需要的法律就越多。例如，古罗马发达的商业催生了成熟的罗马法，但是这些法律随着商业的萎缩而不断萎缩。早期的日耳曼人以游牧、狩猎为生，仅需要口耳相传的部落习惯就够了，“蛮族国家”建立以后，产生了大量的新的社会关系，对法律的完备化、成文化产生了要求，因此出现了一批“蛮族法典”。可见，法归根到底还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立法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经济发展状况如何，决定该民族的法的发展状况。一个经济落后的民族，法的发展状况肯定不会很景气；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境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会造成法律发展的不平衡，即有的地方实施现代法律，有的地方还在沿袭原始的习惯。
此外，法律还因种族、民族而异。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生活环境，进而养成了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做事风格。例如法、德民法典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民族性格的差异。“法兰西、德意志两民族的精神特质是导致《法国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文风差异的根本原因。《法国民法典》简洁清晰、风趣优雅的文风是法国重社交、善言辞民族精神的体现，而德国人好独处、喜冥想的特质则极大地促进了《德国民法典》虽精确却晦涩文风的形成。”[5]在历史上，法律的民族特质便很明显。法律所要做到的就是尊重民族的特质，依据民族的特质进行立法。
总结以上对法律与自然地理、法律与人文地理关系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地理法学的一般结论：法律绝对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物，它要受各种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并因各种地理因素而产生差异。此外，通过对地理因素与法律关系的考察，我们还应看到以下两点：其一，从古代到现在，自然地理因素对法律的影响越来越小，而人文地理因素对法律的影响已经占据主导；其二，在历史上各国法律曾因地理因素的差异而风格迥异，而现在各国人文地理因素的趋同使得各国法律相似性越来越明显。
三、地理法学对当代中国立法的影响
中国法的地理学视野也是非常开阔的，在此重点论述两个问题：法律移植问题；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关系问题。
(一)法律移植问题
最初法律为一定区域的人所接受，是因为他们生活在相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中。随着人们改造能力的提高，自然因素对人们的制约作用变小。而人们对于先进文化的接受，使得很多民族的人文地理中的一些因素趋于相同或相似。在这种背景下，法律移植从不行变为可行。我们在分析中国法律移植问题之前首先看看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法律移植。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选择以大陆法系为模式创建自己的法律体系。最初，模仿法国法制定了民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典等，史称“旧法典”。但是由于两国的地理环境特别是政治状况、文化传统存在较大差别，“旧法典”在实施中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日本转而模仿与其政治状况相似的德国，成功地建立起了完整的“六法体系”。
对于中国而言，在接受西方先进的器物、技术、经济方式、生活方式之后，便产生了新式法律的要求。如果时间足够长久的话，这种法律是可以在民族内部自发形成的。但现实是，我们的生活已经对这种法律提出了如此迫切的要求，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考虑那些现成的法律了。中国长达一百年的法律移植工程便一直是在这种要求下进行的。尽管中国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很多方面都褪去传统的色彩而呈现着很多的西方色彩，但是不可否认中西民族特质的差异还依然存在着。借鉴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法律移植的经验教训，我们的法律移植需要坚持这样几点原则：第一，在进行法律移植前应充分考虑两国地理环境的异同；第二，在刑法、诉讼法、以及民商法领域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法律，应该大胆移植；第三，涉及较强的伦理色彩的领域，法律的移植应该谨慎，不可追求一蹴而就；第四，法律移植的过程不仅仅是立法移植的过程，还是新的司法制度、法治理念建立的过程。
(二)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关系问题
少数民族特殊的习俗是由他们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所决定的。多年来，少数民族群众的传统思想、价值观念、伦理观念、法观念等意识形态有所变化，但是封闭的自然环境依然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形态的自然经济没有根本的变化，使传统农业社会得以延续的那些基础并未动摇，因此，传统的习惯法观念的深层结构还很坚固，各民族群众对少数民族习惯法在精神上、心理上、观念上仍具有强烈的亲切感和认同感，有什么事仍然首先依据习惯法进行。“他们的习俗往往就是他们生活中的法律”。一有纠纷发生，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习惯法而不是国家制定颁布的成文法。
应当看到，少数民族习惯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民间纠纷，稳定民族地区的社会秩序，加强民族团结。同时，一些习惯法也会对社会日趋一体化的法治进程产生一定程度的消解作用，对国家在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也同样会起到阻碍作用。因此，我们应从有利于国家法制统一，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出发，认真、慎重地对待和处理国家制定法和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关系。在处理国家制定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两者关系时，必须坚持以下原则：(1)国家法制统一，坚持国家制定法的权威和尊严，各民族地区和所有公民都必须遵守国家宪法。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制定一切法律的根据，其他任何法律的制定都只不过是宪法的具体化，其内容要严格地遵循宪法的精神和规定，不得同宪法相抵触。(2)各民族享有保持或者改革其风俗习惯、习惯法的自由权利，这是宪法在民族问题上的一项基本原则。我国宪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有权根据当地民族的特点结合法律原则制定变通或补充规定。如内蒙古、新疆、西藏等自治区以及一些自治州、自治县制定了婚姻家庭、选举、义务教育、计划生育方面等变通补充规定。这些民族自治变通立法在社会生活中起到了较好的作用。更应该注意的是，国家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必须汲取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合理部分内容，考虑民族地区发展的实际情况，使国家制定法有坚实的社会基础，与民族社会的实际相契合，否则形式的法律与实际的生活产生距离，国家立法的目的终亦无法实现。(3)在司法执法实践中，特别是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要把国家制定法同少数民族习惯法综合起来考虑，适当参照少数民族习惯法。
人文地理学概括范文2
王衍用和曹诗图则从宗教起源、宗教源地、宗教习俗和教义以及宗教分布四方面论述了与其地理背景的密切关系[11]；赵荣、王恩涌等也从宗教景观的区域性发展特点以及宗教体系的空间变化过程出发，认为宗教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宗教起源、宗教分类、宗教传播和分布、宗教与国家政治和民族关系、宗教仪礼和习俗与地理环境、宗教景观等[12]；薛熙明等也在2010年对国外宗教地理学作了较系统和完善的回顾，将国外宗教地理学的研究主题概括为宗教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宗教的分布与扩散、宗教文化景观以及宗教文化区[13]。总体来看，相较于国外宗教地理学综述性研究而言，中国现有对宗教地理学的研究进展的述评都普遍存在共同问题，即基本上都从传统文化地理学研究范畴入手，虽然国内有些学者亦认识到新文化地理学研究视角逐渐在当前国外宗教地理研究中占据主流[13]，但都并不深入。本文主要从新文化地理学视角，对当代国外宗教地理学所关注的研究议题作了系统回顾与梳理，以期丰富和补充完善中国宗教地理学的相关研究视野和方法。
国外宗教地理学研究新议题
20世纪20年代，马科斯•韦伯对宗教地理的开拓性研究奠定了现代宗教地理学的基础，他考察了宗教在社会、文化、经济、地理等方面的影响，将宗教看成是一种影响因素、现象背后的动因[14]。这一思想对二战以后的宗教地理学者产生很大的影响，也使索尔和伯克利学派的研究焦点集中在宗教对人文环境及景观变化的作用上，他们将宗教视作影响文化景观的超级机制建构(superorganiccon-struct)。受此影响，传统宗教地理学的研究议题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宗教人口的空间模式，如宗教人口分布、空间扩散和扩展，以及宗教群体的地方终结；宗教文化区；宗教对景观外在形式的影响和作用；关注于宗教对环境影响的宗教生态学(或为环境神学)[15]。80年代，以杰克森为代表的新文化地理学主张采用解释学的方法，推崇景观作为面纱(veil)、文本(text)和凝视的物体(objectofgaze)等隐喻，重视“地方性”(locality)和知识的建构本质，以及融入象征(symbolism)、认同(identity)、霸权(hegemo-ny)和抵抗(resistance)等概念到宗教地理学的研究，使宗教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和议题在延续传统宗教地理学的研究主题的同时发生了多元变化，形成了“新”宗教地理学研究议题。本研究基于当代人文地理学重要的概念和术语：空间、地方、景观、现代性和尺度，对国外“新”宗教地理学的主要研究议题进行探讨和回顾。宗教与地方：场所、地方依恋、身份和地方认同地方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在现代人文地理学中主要有3种含义：作地方讲，是地球表面的一个点；作地方意识讲，是人们对地方的主观感受，包括地方在个人和团体中的作用；作场所讲，是人们日常活动和交往的背景和场所[16]。宗教在不同地方或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都持续存在，这需要地理学者追溯宗教在特定的空间和地方的变化意义[17]。研究通过回顾国外宗教地理学者对“宗教与地方”这一大主题的诠释，主要从宗教场所、对神圣地的依恋、宗教移民的身份和地方认同等议题探究宗教地理学者是如何理解地方的后两种定义及其如何在宗教的研究中进行应用的。宗教场所地方对宗教个体和群体而言是他们日常活动和交往的场所。国外宗教地理学者对宗教场所的关注主要分为“正式神圣”场所(officiallysacredsite)和“非正式神圣”场所(unofficiallysacredsite)。教堂、寺庙、清真寺、犹太人教堂和具有崇拜功能的神圣地都被称为“正式神圣”场所[18]。有关“正式神圣”场所的研究大多数是基于对非穆斯林国家所建的清真寺的研究[6]。如Naylor和Ryan对伦敦南部郊区清真寺景观的象征性意义进行分析[19]。Dunn则揭示了悉尼清真寺规划建设中的政治问题[20]，Cesari还剖析了欧洲城市中穆斯林与欧洲文化间的辩证关系以及清真寺建设中的冲突等等[21]。这一系列研究均表明“正式神圣”场所的政治和象征性意义话题在过去10年内如火如荼地得到开展。此外，也有学者开展了对其他神圣地的研究，如佛教寺庙[22]和东正教教堂[23]等。而对于“非正式神圣”场所，Kong特别提出现代性背景下的“新”宗教地理学要开拓正式神圣地以外的宗教地研究[5]，即“非正式神圣”场所。“非正式神圣”场所这一术语在学术界不断被采纳和获得认可，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大量涌现。国外宗教地理学者开始关注并挖掘日常生活空间内暗含的宗教意义，这丰富了宗教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如学校[18]、家[24]、圣林[25]和路边神龛[26]等“非正式神圣”场所的研究扩展了宗教认同和社区、政府和宗教的关系，以及神圣和世俗的互动等议题的探讨。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科技元素也融入到宗教空间，并产生了“科技—宗教”空间(techno-reli-giousspace)。这类空间在某种意义上也属于“非正式神圣”空间。科技对宗教空间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宗教也影响到科技在神圣空间内的传播和使用，如宗教以何种形式抵抗电视或计算机等技术对其的世俗化[27]。Kong探索了国家政策、广播技术与宗教融合的方式，分析了国家、跨国界和地方是如何在宗教信徒的日常生活中建构的，并揭示新加坡广播政策的政治意图以及穆斯林接受和挑战广播政策所暗含的意识形态[28]。而值得一提的是，宗教个体和群体的身体同样也是宗教神圣性得以展演的微观尺度空间。尽管他们属于小尺度的“非正式神圣”场所。宗教地理学者也开始将情感(affect)、身体体现(embodiment)和表演性(performativity)等概念融入宗教微尺度的研究中。由上可见，国外宗教地理学者对宗教场所的关注点由正式向非正式，由具象的、物质的、较大尺度的研究向虚化的、意象的、微观尺度的研究转变。神圣地的依恋、宗教移民的身份和地方认同在人本主义的词典里，地方的目的是恢复人们对地方的各不相同的感觉。也就是说，不论是什么样的个人和群体，都会对他们所生活的特定地方给出自己的理解并产生某种感情，并产生依恋感[29]。宗教地理学者应用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现有的概念，开展了人们对神圣地依恋的研究。Mazumdar-Shampa和MazumdarSanjoy探讨了宗教和地方的互动关系，指出宗教在人们对地方依恋中产生重要作用。同时，地方性对宗教地依恋的形成也有非同寻常的作用，并指出除了宗教经验，积极的社交活动，诸如举办仪式、使用工艺品和访问地方之类等也有助于产生地方依恋[30]。Kong则分析新加坡宗教信徒如何对教堂和印度庙宇产生依赖和地方感[31]。然而，宗教地理学者对神圣地依恋的研究并没有对地方依恋的理解再概念化，正如James所言，这些研究没能揭示出神圣地依恋与世俗地依恋的差异[5]。文化地理学家认为，地方是与个人和群体身份的形成联系在一起的[32]。随着跨国主义研究的兴起，移民在迁入地是如何塑造其新的宗教身份、移民社区如何形成其独特认同的过程，以及移民对他们的新目的地和宗教传统间的谈判方式是怎样的等等逐渐成为地理学者关注的焦点。如Jenkins从微观地理学的视角出发，研究了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爱尔兰新教徒移民，发现日常生活经历和空间过程使新教徒塑造了忠诚的英国人认同形象[33]。离散的犹太人(diaspora)的身份建构尤受到地理学家的注目。他们具有混合的身份，包括宗教的、国家的和文化联系等[6]。Dwyer以在英国的年轻穆斯林南亚妇女为研究对象，探索流亡人身份谈判中的日常困难，发现流亡在外者的身份总是通过性别进行配置的[34]。Chivallon通过对在英国的加勒比海流亡者的研究，发现他们形成了一种“开放”的宗教认同，无种族边界、保护世界多样性等理念在他们的话语和实践活动中得到再现[35]。宗教与景观：象征性与政治索尔给文化景观所概括的经典定义是：文化景观是某一文化群体利用自然景观的产物，文化是驱动力，自然区是媒介，而文化景观则是结果[2]。索尔以及他的伯克利学派学生们都将可见形式作为景观研究的主要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凭借经验。传统宗教地理学对景观的研究深受伯克利学派的影响，多探讨宗教对景观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景观解释的一些新方向。经由、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视角，景观的“面纱”、“文本”、“梭子”和“凝视”等一系列隐喻着重探讨景观表象背后的深层意义与结构问题[36]。Cosgrove和Daniels把起源于艺术历史的图解法(iconography)应用于景观解释中，解读景观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和象征性[37]。尽管，这种新的研究与较早的景观传统保持着重要的联系，但它明确把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应用于景观解释中，对形成景观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过程以及在这些过程中景观所起的作用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在新文化地理学的带动下，西方宗教地理学者对宗教景观的研究，不仅将其作为一种“事物”，而且把宗教景观看成一种象征主义的或意识形态的过程。宗教景观的象征性意义研究在国外地理期刊上纷纷出现，如《SocialandCulturalGeography》杂志于2002年设立“宗教与精神”专题，探讨日常生活实践中宗教景观的生产、再现、转化和作用。Rai-vo以芬兰东正教教堂(orthodoxchurch)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战争重建后的教堂的精神价值转变，认为景观遗迹是区域认同的再现，并陈述了景观是如何反映社会的转型以及强化象征秩序感，也回应了“景观作为文本”的观点[23]。Naylor和Ryan通过对伦敦南部郊区的清真寺进行的深层剖析，揭示了身份的政治复杂性和宗教朝拜地的差异，发掘出清真寺对不同的宗教、民族和社会群体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意义，强调宗教景观和信仰对社会文化认同的产生有着重要作用，也表明宗教景观和空间中蕴含着性别、种族和年龄等话语[19]。此外，MacDonald介绍了苏格兰长老会(Presbyterian)景观的形成，研究发现神学信仰可以在空间实践中扮演、在空间的再现中体现和在再现的空间中得到预示。与此同时，神学可以在崇拜的空间中得到维持或转变[38]。当前，国外宗教地理学者对宗教景观的研究充满了权力和话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析。社会与文化的冲突与关系，尤其是政府和宗教社区、宗教社区之间以及社区内等方面的不平等权力关系，这些都包含在宗教景观的创建、描述与解释之中。Philp等分析了缅甸的佛教景观与军政府统治之间的张力关系[39]。Collins-Kreiner通过介绍建立宗教新中心的3个案例来反映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宗教冲突[40]。而Sidorov则通过对莫斯科重要的救世主基督大教堂进行尺度分析，揭示了俄罗斯在世界政治地图上定位的变迁。从中可窥见宗教文化空间成为了一个国家与民族政治求索的缩影[41-42]。宗教与现代性：神圣、世俗和后世俗宗教与现代性这一复杂问题一直就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主题[43]，同样也是当代宗教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已有的宗教与现代性的相关研究主要探讨现代性是一个世俗的还是神圣的问题[44]。有学者认为现代性这一世俗力量削弱了或实践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45]。也有学者指出，世俗并不意味着宗教的消失，而是需要进行再定义和重组织[46]。那么，宗教在现代性秩序中是衰落、还是得到延续抑或新生？本研究不能对宗教与现代性间复杂的关系作一全面的论述，但试图从世俗化和后世俗的争论、神圣与世俗的互动以及冲突等方面阐明西方宗教地理学者对这一复杂问题的探索。世俗化(secularization)是学术界对宗教问题争论的核心[47]。20世纪60年代初，受全球范围内世俗化过程的影响，学术界掀起了对世俗化理论的研究。Buttner呼吁将世俗化过程引入到宗教地理学的研究中[48]，之后对世俗化理论的争论源源不断。世俗化理论的拥护者Bruce指出世俗化的动力来源于现代性的多方面，如理性主义、多元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等[49]，在2002年其出版的《上帝灭亡：西方世俗化》中认为世俗化理论与3个过程相联系：①宗教机构在非宗教领域(政府和经济)的影响力衰落；②宗教机构本身的社会立足之地越来越站不住脚；③在个人信仰和实践的背景下，宗教的重要性越来越弱。而Norris和Inglehart基于全球尺度的实证研究表明，世俗随着工业社会的出现，传统和实践在相对落后的社会中得以保留[50]。Howe研究了世俗化过程中的反偶像主义(seculariconoclasm)，并将美国的反偶像主义分为3种模式：净化、私有化和亵渎[51]。世俗化理论同时也受到诸多批判，Smith认为世俗化作为分化的观点仅停留在宏观层次，而事实上这些确实在历史上都曾发生过[52]，而Asad则对世俗化理论的核心分理论(分化理论)的有效性提出质疑[53]。在“新”宗教地理学研究中，“世俗”的研究地位下降，而“后世俗”(post-secular)的话语则不断突显。世俗化、世俗主义和世俗性等术语在解释和阐述当代宗教时不断地被边缘化[54]。近来学术界关于反世俗研究的动力之一源于世俗化理论、世俗伦理和社会政治世俗性。这些都与现代性、新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紧密相连。而后世俗伦理可以为政治抵抗提供巨大的支持(而这些是世俗的自由主义无法做到的)[55-56]。此外，一些学者采用后世俗话语的研究集中于城市研究，他们关注道德、精神以及“再出现”的神圣，将这些作为城市空间和社区发展的影响因素[6]。同时，Kong也指出，当前出现的将“后世俗化”作为全球变化一方面的观点可能有些误导，在没有对世俗化的含义进行仔细地审视以及世俗化理论被解释清楚之前，“后世俗”话语不能普遍甚至毫无疑问地被采纳[6]。Eliade在1959年将神圣空间看作是围绕某个固定点或某一中心的空间，而世俗空间则是均质中性的空间[57]。实际上，神圣和世俗间的界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流动的。Kong对“家”[24]和学校[18]等“非正式神圣空间”的研究都印证了上述观点。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宗教仪式和实践等不断地被修改和变化去适应现代生活。Sinha通过对新加坡寺庙的研究，发现寺庙的功能和宗教活动等为了适应现代化不断地进行创新，阐明了神圣空间所蕴含的传统意义是如何在城市更新、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等世俗力量下发生变化的[43]。Kiong和Kong以新加坡的中国宗教为例，研究了传统中国仪式是如何通过再解释和创造去适应现代生活[58]。面对现代性这一强大的世俗力量，宗教会不断地进行调适，一方面表现为神圣为了适应世俗环境而不断地变化，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神圣与世俗间的冲突。国外宗教地理学者非常推崇文化政治、意识形态、霸权和抵抗等一些概念，将其与神圣与世俗的冲突研究相结合。Kong使用霸权和抵抗的概念作为理论分析框架，探索霸权政府与宗教群体和个人对宗教建筑所赋予的对立意义和价值观，分析了宗教群体和个人对政府所强加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进行谈判的方式和系列抵抗活动[59]。此外，她对“非正式神圣”场所——宗教学校的实证研究亦是揭示神圣与世俗冲突的典型案例，通过剖析现代性的政府是如何塑造宗教学校的教育方式，并分析新加坡穆斯林社区是如何在多元文化和多宗教背景下进行谈判的，从而挖掘文化背后的政治以及神圣与世俗间的冲突[18]。宗教与尺度：多尺度分析人文地理学中对尺度有两种代表性的看法：①把尺度看成是一种贯穿于政治和经济过程中的真实事物；②认为尺度是表达人们对世界理解的一种方式[29]。尺度具有人文特征，突出表现为尺度政治。考虑尺度运用的人文机制，以及如何运用尺度达到有利于自己的目的，即尺度政治[60]。随着Talor两篇论文[61-62]的发表和Smith的题为《不平衡的发展》的著作问世，20世纪80年代末，人文地理学界内部围绕着开始被看作“尺度政治学”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29]。Brenner将当代人文地理学对尺度的政治学的理解可分为两类：①空间性的尺度政治学，通常用地方的、城市的、区域的、国家的、全球的尺度等级划分来选取和建构；②是尺度重组的政治学或尺度结构化的政治学，关注于尺度的重组过程，将地理尺度理解为物质上和话语上建构社会空间差别的层级化和再层级化的一种形态[63]。将宗教置于不同尺度上去看，可以开阔研究视野和丰富研究内容。Kong提出宗教地理学的研究需进行多尺度的分析：全球的、国家的、区域的、地方的和身体的[5]。全球尺度是一系列空间性尺度的一个端点，Warf和Vincent即基于全球的视野分析了世界宗教多样性的分布，探讨宗教多样性的社会动力，包括国家历史、人口趋势、政府政策以及宗教多样性和信仰者的关系[64]。电脑和广播等现代传媒正在全世界范围内以种种复杂的和充满矛盾的方式重新调整宗教个人和群体的生活[27]，由此也带来了宗教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的“同质化”。Nagata认为虽然宗教具有全球化的趋势，但不同宗教传统在寻求特定的宗教理想之下越来越趋同和显现一致性，如定期举行仪式，每星期中有神圣的一天，典籍和书本的神圣地位等等[65]。而空间性尺度的另一端点就是地方。本土性的研究可探索宗教地、身份和社区的诗化和政治[5]。Jones通过对威尔士西部的伊斯兰教社区的研究，发现农村景观不仅作为崇拜建筑，而且可以作为会议场所、小学、语言学习地和妇女商议讨论的地方[66]；Maddrell等通过研究苏格兰惠索恩岛上的纪念碑，探索办丧事行为和信仰表达间的关系，洞察英国社会内信仰—非信仰的持续以及信徒—非信徒间的模糊界限[67]。身体和身体化的研究正在欧美地理学界蓬勃兴起。宗教个人和群体的身体不仅是神圣时间—空间的生产者，其本身也是重要的神圣场所[68]。Bailey分析了了英国康沃尔郡的卫理公会派青年教徒的身体是如何成为其节制价值观的代表物，揭示了身体是作为神圣和道德展演的场所[69]。伴随不断涌现的对身体研究的兴趣，引发了身份认同和主体性的研究。Gokariksel研究虔诚的穆斯林妇女戴面纱行为，通过宗教和世俗的重要性来分析身体、主观性以及城市[46]。因此，身体不仅是宗教和社会价值体现的重要场所，特殊的身体表现形式反映了道德神圣性的建构。目前，地理学者更倾注于日常生活的微观地理学和微观政治的研究。然而，随着宗教在宏观—地缘政治中的影响力不断加强，Murphy认为，地理学者需着眼于更宏观的视野进行大尺度地分析，至少人们可以在公共辩论中将会有更多的话语[70]。对于Murphy提倡对宗教的研究进行大尺度分析的观点，Kong对其进行了回应，认为宗教地理学家在分析大问题时不应该抛弃微观尺度的分析。因为，理解宗教的微观政治有助于理解当代世界中存在的一些更广泛的冲突[6]。事实上，每个地理事物都可理解为处于一个等级化的尺度序列而非一个单一尺度，小尺度的政治能反映大尺度的政治，地理学者应该超越宗教空间的微观政治分析来了解当代世界的政治大事件，包括宗教冲突和宗教变化。
对国外宗教地理学研究的新反思
关于宗教的定义宗教概念的界定一直受学者们的关注，正如Proctor所指出的西方学者关于宗教问题最关心的是其定义、本质、起源和表达[47]。宗教被认为是对神的崇拜，被视为是超人类实体或权力，是一种道德系统，以及规范人类的行为方式、习惯和活动等。但有学者指出，无论将宗教定义为什么，宗教是服务于不同学者或机构的目的而被建构的[71]，而不应该被理解为某种本质的事物[72]，更有甚者，有研究指出地理学者更倾向将宗教作为实证研究的对象，而不是作为神学和哲学信仰的支撑[73]。总之，宗教是社会建构的观点在地理学术界内更受欢迎，得到Proctor[47]、Buttimer[74]等人的支持。近来，宗教地理学者对宗教的含义进行了新的探索。Ivakhiv重新审视了什么是宗教和神圣，并提出地理空间的分布意义可作为考虑的出发点[75]；Holloway采纳了19世纪精神主义的解释学分析，主张朝着身体体现(embodiment)和情感(affect)方向，重新定位当代宗教的含义[76]；Proctor将宗教视为对权威的信任和信仰，并认为宗教属于认识和道德层面上的权威系统[47]。实际上，尽管地理学家们对宗教的含义进行了持续的探索，但仍需做更大的努力去分清宗教是什么和宗教不是什么[18]。关于宗教地理学和宗教性地理学的辩证关系宗教地理学(geographyofreligion)的研究主要是以地理学的视角对宗教进行研究，比起关注宗教本身，它更关注社会、文化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及作用。而宗教性地理学(religiousgeography)的出发点是宗教，注重对宗教本身的研究，探讨宗教在塑造人类感知和人性中的作用。当代宗教地理学者借助新文化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对宗教进行研究，探讨宗教景观和空间的象征性和政治、神圣的世俗化、神圣和世俗的冲突、对认同的建构和人们生活实践的作用以及宗教的历史过程等等。与此同时，其他学科的学者也大量使用地理学的概念和观点对宗教进行研究，例如，神学家(theologians)重申地方和宗教传统、崇拜以及精神的自然景观的重要性，他们比宗教地理学者更关注于神圣空间的研究，而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则对诸如朝圣之类的宗教仪式和实践的空间身体化而感兴趣[77]。宗教研究者不断寻求研究方法和范式来探索宗教地理和宗教性地理间的辩证逻辑关系。目前学术界对已提出的采用局内人和局外人研究方法来区分两者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激烈地争论[78]。Ferber指出局内人和局外人方法并不是区分这一辩证关系的最有效方法，并提出批判现实主义对客观性的理解可以为这一大辩证逻辑间的分化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这可能是一种解决认识论缺失的有效研究范式，也为宗教地理学对哲学传统的讨论开辟了一扇新大门[79]。关于宗教地理学的研究趋势尽管西方地理学者对宗教的研究已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过去几年仍没有在学术界获得重要的话语权。宗教在当今世界是否重要，以及宗教地理学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如何等都是值得地理学者去反思的[47]。全球转变的大背景下，宗教地理学仍有许多新的研究议题有待发掘和探索。Kong基于全球转变的背景提出一系列新的研究议题，如宗教在解决城市社会问题(尤其是加强城市社会福利和社会公平)中的作用、宗教在解除环境危机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宗教在老年人安度晚年中的作用、宗教在各生命阶段(儿童、少年、青年、成年和老年等)中的不同影响和不同经历、第二代移民与其父母在宗教认同方面的差异(包括宗教活动和当地社区的联系)等等[6]。由此可见，宗教地理学的研究议题日趋与全球性社会问题密切相关，其研究意义重大。今后，宗教地理学的研究应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倘若在解决全球变化所带来的社会不平等、环境恶化、人口老龄化和移民活动频繁等问题上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并在实践中发挥其有效的作用，那么其学术地位和影响力将得到提升。
人文地理学概括范文3
王士性游历地域之广在当时以及后世都非常人所能及。在广游中，王士性还对所到之处的地脉、地貌、气候、水源、人与自然关系以及宗教、历史、文化、经济、环境、发展规划等都作了极为详尽的考察。王士性在他所著的《广志绎》的自序中说道：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绝不能相信有关世间万事万物的道听途说。可见他的广游思想不仅源自旅游所到之处的地域上的广泛，而且还是他广泛考察所得的经验总结。王士性通过广游获得了真实、宝贵的各地地理资料，丰富了自己的地理知识，就连他的好友、明代著名诗人冯梦祯也说：王士性对全国南北脉络、山川离合均了如指掌。也正是由于广游所带来的广博见闻让王士性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事物万象中通过加工整理而去粗取精，进而高度概括成其独具一格但见地深厚的地理学思想以及旅游思想。王士性的《广志绎》以及《广游志》就是他晚年不再外出游历之后潜心而作的对社会现象和游历自然加以一定理论升华的名著。所以，如果没有他早年的广游，也就没有这些承载其主要旅游思想的宏伟著作问世。王士性足迹遍布的广游以及内容丰富的考察为他的旅游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王士性旅游思想的核心
王士性旅游思想的核心是他的旅游智育思想。所谓旅游智育思想，就是以旅游活动为主要形式，在认识社会与自然过程中丰富知识、启发智慧，并思考所见所闻事物以及现象发生、发展的规律。在平日地理治学时，王士性对于假笔于书、藉耳于口的治学之法非常反感，其治学风格明显透露出以实践见真知的特点。王士性曾说：天地之间自然环境的变迁、社会人文情况的变化，都可以在游历之中获得；一旦得到这些变迁、变化背后的深意，其外形外貌如何即已不重要了。由此可以看出王士性旅游的目的是为探索万事万物的内在规律，也就是他所言之“意”。在《五岳游草》的序言中，王士性也说道：那山林水域之间的神林塚、鱼龙宫、魑魅穴皆是我的老师，欲获得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知识奥秘，唯有通过旅游进行考察[2]15。所以，王士性的旅游与常人的一般的游山玩水有着本质的区别，他每次准备出发游历名山大川之前都会预先设计好一系列地理问题，待游历结束返回之后再对这些问题一一作出解答。例如他在前往嵩山旅游之前思考过为何不足三十里的登山之路可以让嵩山有神州首岳之称的问题，游后返回时他自我解释道：嵩山隐蔽于岝崿乱嶙之间、突出于广袤大陆平原之内，无怪乎有特标所胜之奇。明代众多游士大多只注重山水自然，唯独王士性将自然、社会、人文并重考察，并通过分析概括得出了众多精辟独到的地理、旅游思想见解，体现了他旅游实践以及旅游思想高人一筹的特色。
具体而言，王士性一方面写下了大量有关名胜风景的游记诗和游记，这些著作文字生动优美，堪称不同地域旅游资源的真实写照，为当世之人以及后人领略祖国壮丽河山、了解各地风土人情、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王士性的旅游考察活动及其从中提炼升华出来的旅游思想为我国古代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例如他在浙江一带旅游考察后通过研究总结阐发了人地关系理论，认为：居住在湖、嘉、杭等平原水乡的泽国居民，居住在严、处、金等险阻丘陵的山谷居民，居住在台、温、宁等大海连山的海冰居民，三者各有各的民风民俗；泽国居民易富贵、尚奢侈、颇有缙绅之气势，山谷居民性猛烈、轻刑法、习简朴、富有豪民之负气，海滨居民重生死、宿水风餐、唯有海利是其一生寄托。王士性认为不同地理环境造就不同生产生活方式以及风俗价值理念。尽管这一思想更多是属于他的人文地理思想，但无论如何也是源自他的旅游实践和考察，也指引着他日后的旅游活动，因此也是他旅游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他旅游智育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正是在人地关系的地理学思想影响下，王士性的旅游思想才具有了以智育为核心的特征。
三、王士性旅游思想的延展
王士性旅游思想的延展主要表现在他的旅游美育思想上。所谓旅游美育即以旅游进行审美教育，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自然、人文之美来培养和提升自身的审美观。在王士性看来，旅游审美可以划分为人游、神游和天游三个境界。人游是旅游者通过观察领悟到景物背后所隐藏的美的形式与内容，但并没有形成一种个人思想意境或旅游意境。神游是旅游者不仅亲身领略到了自然的无穷魅力，而且其灵魂深处也深受美的感召。天游是旅游审美的最高境界，是以神游为基础培养出来的天地化育、情景交融、逍遥作游的奇特游境。从王士性对这三种旅游审美境界的概述可知，正是由于他具有比较高层次的旅游审美境界，才能如此精辟论断三种审美以及旅游境界的异同与关联。而他在众多游记作品中对于缙云仙都之美、桂林漓江之美、峨眉佛光之美以及杭州西湖之美的描述无不透露出他慧眼独具的审美能力。例如他笔下的缙云仙都之美，翠色尚滴、倒影半浸，让人舒心明目；再例如他笔下的峨眉佛光之美，平云之上白虹跨足，绿紫黄红诸色晕于周边，让人陶醉其中、目不斜视。由此可以看出王士性的旅游美育思想境界之高。尽管他本人并未在任何一部著作中谈论过自己的旅游审美究竟属于人游、神游还是天游中的哪一个层次，但通过他笔下的旅游所见所感之美，世人完全能从中领悟到自然美的真谛，也完全可以在王士性旅游思想的影响下顿生游境奇观、享受美的愉悦。
人文地理学概括范文4
关键词 中学地理地理教学分层次教学
在中学地理教育中的“两极分化”现象是实施素质教育所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为使每一处学校中的每一个学生都能主动地学习，地理学科教学必须“因材施教”，实行“分层次教学”。“分层次教学”所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划分教学内容和学科能力的层次。本文仅就中学地理学科能力层次问题谈谈我们的粗浅认识。
一、掌握知识的能力
（一）识记地理知识的能力
识记是理解的前提，是学习其它知识的支撑点与“迁移基地”，是发展高一级层次能力、领悟教材思想观点的必要条件。义务教育初中地理教学大纲中规定的589个知识点中，有约70%的属记忆性知识。因此，依据大纲，加强识记知识教学是中学地理教学最基本的任务之一。地理考察、模型、录像和图片是帮助学生提高识记能力的有效教学媒介。
（二）理解地理知识的能力
理解知识是在识记的基础上对地理概念、地理原理、地理事象特点、成因、分布和变化规律获得理性认识，并能用自己的语言解释其含义或现象。只有理解了的知识，才能牢靠地记住它；同样，也只有理解了的理论，才能灵活地加以运用。所以，理解知识的能力在地理学科能力中占居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搞好理解层次知识教学直接影响学生地理思维能力的发展。大纲中列出的属于理解层次的知识点有140多个，约占知识点总数的24%。
（三）建立地理知识结构的能力
该能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能够运用归纳、分类办法将获得的地理知识按其内在联系，把它系统化（列出知识结构）。二是按照一定的认知规律，将获得的知识按一定的方式总结出来。结合我们的教学实践，学习结构主义理论，我们深刻认识到，培养学生整理知识结构的能力，不仅能大大提高知识教学效率，而且还为发展学生思维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运用地理知识的能力
即运用已获得的地理知识分析、综合、比较地理事象、解决地理问题的能力。根据思维方式的不同，这一层次的能力可分为下列两个级别：
（一）分析判断能力
指通过对复杂的地理事象的分层、分类剖析，认识各个组成要素之间的联系和特征。例如，根据非洲大陆大河流向的分析可初步判断非洲地势的倾斜方向。
（二）综合（概括）能力
培养学生的综合（概括）能力就是要在认识地理事象的基础上，善于揭示他们间的本质联系和发展规律，扩大学生对地理事象认识的广度和深度，增强其认识能力和创造力。综合（概括）的结果要用语言文字表述，加强中学生地理表述能力的培养也不可忽视。近几年，我们发现有所50%的初三学生不能顺利地将地理思维的结果表述出来，有的错别字还很多。
三、形成地理观念的能力
地理思想是人们对地理事象和地理问题的本质的认识，是对地理内在规律的理性认识，也是对地理知识和地理方法的高度概括与总结，它规定和约束着人们地理思维的方向，从而保证了地理思维的有效性。帮助学生健全基本地理观念是中学地理教学在认知领域的根本目标。
（一）整体观念地理环境的整体性是最基本的地理观念
地理环境每一要素的变化都会引起该系统中其它因素的相应变化。例如，在大江大河上游修建大坝，不仅会影响河流下游的水文特征，还会影响到该区及其下游地区的大气温度、温度等要素，从而影响到农业生产。
（二）生态观念
人作为自然界中的一种生物，必须将自己融于自然，而不能与自然树立，要保护野生生物，维护生物种类的多样性；要尊重自然规律，逐步适应自然规律；要有节制、有计划地利用自然资源；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必须做好相应的保护工作；人类利用一种自然资源的同时不能破坏其它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同样，保护其它自然资源时也要考虑不要引起其它灾害。
（三）人口观念
正确认识“人口”与“人手”的辩证关系。正确认识提高人口素质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树立人均资源观念，从小养成俭朴、节约的良好习惯；正确认识与评价计划生育政策。
（四）时空观念
时空观念是最基本的地理观念之一。中学地理教学中，时空观念包括变迁观念和空间观念。变迁观念是唯物辩证观在地理教学中的具体体现，它要求我们在学习、研究地理问题时要用联系、变化及转换的方法。空间观念，即具有对地理事物和现象的空间结构、空间分布和空间联系的观念。中学地理教学要帮助学生建立下列三个不同层次的时空概念，一是二维平面空间。在一定的范围内，地表的地理事物可以看作分布于一个平面上。二是三维立体空间。实际上地球表面一切事物都存在于球形立体空间之中。三是存在于球形立体空间的一切事物都在沿时间维不断演变。
（五）评估与预测观念
自然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地理环境是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一定意义上讲，地理位置、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决定着经济发展水平。因而，学习地理应该具有评估一个地区地理环境的初步知识与能力，并能初步预测该地区经济发展的方向与潜力。
（六）可持续发展观念
人文地理学概括范文5
关键词：边疆假说 西进运动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是美国近代边疆学派创立人。1893年7月12日，特纳在芝加哥举行的美国历史协会年会上宣读了著名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提出了“边疆假说”。
一、“边疆假说”提出的背景
特纳“边疆假说”提出的历史背景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
1.“边疆假说”提出的内部因素是“西进运动”。19世纪中期开始，尤其是美国进入所谓的“镀金时代”后，大批移民从美国东部和欧洲涌入美国西部，“西进运动”达到，美国的西部重心逐渐形成。美国综合实力的变化更是“边疆假说”提出的内部原因。内战后美国进入了重建时期，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作用使美国综合国力发生了根本变化，美国在经济上取代了英国成为世界上的头号强国，因而西部开发对美国发展的作用具有更加紧迫的现实意义。
2.“边疆假说”提出的外部因素是国际环境的变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列强掀起了瓜分殖民地的狂潮，美国杂经济、政治、军事上的膨胀促使美国将眼光放在了海外扩张上，国际环境的变化使美国面临新的机遇。此时美国的大陆扩张基本结束，正处在由大陆扩张转向海外扩张的转折关头，需要一种理论依据来制造舆论，使美国的扩张看起来是正当的和不可避免的。
3.从美国史学发展的角度看，特纳“边疆假说”的提出，需要有很大的“反潮流”的勇气，因为当时在美国史坛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制度史学派”。这个学派以所谓欧洲“生源论”来解释美国制度和文化的起源，以为美国早期的历史只不过是这种“生源”在美洲环境中的发展而已，而对美国史中的美洲因素和特点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与之相反，特纳却认为，“只有把视线从大西洋沿岸转向大西部，才能真正理解美国的历史，并郑重地提出了“把边疆作为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一个领域来认真研究”的任务。他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就是为实现这一任务而作出的重大努力。
二、“边疆假说”的内容及影响
特纳的“边疆假说”最重要的内容是关于西部的拓殖在美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问题。特纳曾用“西部问题只不过是美国发展的问题”一语给予高度概括，并在提出“边疆假说”时就开宗明义地指出这一假说就是为了“说明美国的发展”。
特纳认为，美国建国之初的“边疆”，实质上是欧洲的“边疆”。当时的美国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方面无不深深地打上了欧洲的烙印。因而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早期美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欧洲历史在新大陆的翻版。但是“西进运动”的兴起对美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着“边疆”不断的向西移动，产生了一些对美国历史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的变化，美国混合民族逐渐形成、美国减少了对英国的依赖、民族主义的兴起和美国政治制度开始发生演变、在边疆生活的条件中出现了极其重要的思想。所以特纳在“边疆假说”中写到：“直到现在为止，一部美国史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是对于大西部的拓殖史。一个自由土地区域的存在，及其不断的收缩，以及美国定居地的向西推进，可以说明美国的发展。”
特纳的“边疆假说”，并不完全否认美国制度和文化中的欧洲根源，因为他说过“边疆”的不断地向西推进，只有“意味着逐渐离开欧洲的影响”，而不是根本否认这种影响。他认为，以前研究美国制度史的学者们“过分注意”了寻找日耳曼根源的问题，而对美国本身的因素注意得“十分不够”。他说虽然欧洲生活方式已经“打进这个大陆”，但美国也“改变和发展了”这种生活方式，并反过来给欧洲以影响。与此同时，特纳也不认为美国的制度和文化完全是由西部产生的，因为他在提出“边疆假说”时就给自己的论点加了两个很重要的限定词：一是“直到现在为止”，即在时间上是指1893年以前的美国史；二是说“在很大程度上”，而不包括全部的美国史。
特纳创立的这一“活动边疆”学说不仅对美国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对外扩张政策的制定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假说宣扬了一种扩张主义思想，宣告美国之向新领土扩张乃美国历史发展的“天定命论”，从而宣称扩张政策是美国过去、现在和将来发展的基本规律。它不仅为美国的扩张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也在制造舆论，似乎美国的扩张是正当的，并借对外扩张来缓和国内矛盾。自从十九世纪末，“边疆假说”的发展演变，对美国对外扩张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边疆假说”的局限性
特纳从地理环境决定论出发 提出了“地域论”，在“边疆假说”中，为了“说明美国的发展”，特纳提出了两个范畴：一个是所谓“边疆”概念，另一个就是所谓“地域”概念，并把它们看成是“美国历史中两个最基本因素”。
特纳在论证“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时，有时把它看作小于“西部”的区域，把“边疆”当作一个自然地理学的概念在使用；有时又把它划分为“农业边疆”、“商业边疆”或“矿业边疆”，把“边疆”当作一个经济地理学的概念在使用；有时还把它称作是“野蛮与文明的交汇处”，把“边疆”当作一个人文地理学的概念在使用。当他把“边疆”当作一个自然地理或经济地理概念来使用，并企图用它来解释复杂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现象时，就不可避免地使自己陷入“地理决定论”的泥潭中。
对于特纳的“地域”概念，他并没有赋予以多方面的含义，便径直用它来解释各种各样复杂的历史和社会现象。他用他的“地域”理论来解释美国人向西移殖的原因，便把它看作是人们为了“摆脱一些已经确立的阶级的统治”，而西部也就仅仅被看作是“一个避难所”。他用他的“地域”理论来解释美国的两党制及联邦与州权之间的矛盾，认为这种矛盾也是“由规模各不相同的地域而产生的”。特纳提到了区域斗争这一问题 但他却未能进一步分析南北西三大区域间的斗争与联合是怎样影响美国社会的走向的。
特纳假说中的西部和边疆是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的同义语。他没有将作为政治实体参与美国区域斗争的西部边疆与地理位置不断变化的“移动的边疆”区分开来 从而也导致了他的学说中没有具体体现西部作为一个整体在南北两大区域之争中所发挥的作用。对于西部在南北斗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对这一时期美国社会的发展的描述，特纳并未进行深入的讨论，这也是其 “边疆假说”不完整性的表现。
参考文献：
[1]何顺果.美国边疆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2]刘绪贻、杨生茂.美国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人文地理学概括范文6
关键词：课堂教学；教材；延伸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316-02
一、人教版旅游地理教材内容的分析
（一）教材内容比较浅
人教版旅游地理共有五章的内容，但却涉及现代旅游的概念及作用、旅游资源、旅游景观的欣赏、旅游开发与保护以及做一个合格的现代游客等内容。可以说教材所包含的内容是比较全面的，基本上将旅游地理学的框架全部囊括。可是每一个章节的内容都比较少，讲解的内容都比较浅，没有一章的内容是超过三节的。这么有限的内容能将旅游地理说得清清楚楚吗？例如第四章旅游开发与保护，第一节旅游规划，就一个章节的内容能够将旅游规划讲的清楚明白吗，学生会有很多问题要问的，教师不做内容上的延伸是不能让学生信服的。总之，作为选修的科目，该教材知识的概括性太强，教师和学生都会感到很空洞。
（二）教材内容不够新
教材内容的滞后性是一般社科类教材都不可避免的问题，我国旅游行业的发展可以说是日新月异，新生事物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旅游地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交叉学科，近年来在我国的发展突飞猛进。可是现在所用的人教版旅游地理的教材却是2008年的版本，知识的滞后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仅仅只讲教材本身，那么这样的课堂又有什么意义呢。
对于这种与时展紧密联系的学科，旅游地理的教学工作绝对不能够单纯地去学习课本上的内容。高中时代正是学生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时间段，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必须提供最新的教学内容，才能满足学生们对知识的渴望，如果教师在课堂上只是简单地将教材的内容进行重复，学生就会觉得自己都能做到，那还要教师有何用呢。
二、课堂教学中所要延伸的内容
（一）学生感兴趣的内容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能够让高中学生感兴趣的内容往往都是社会的热点问题，这非常符合高中学生喜欢新奇的心理诉求。教师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就应该适时地加入一些旅游活动中的热点话题，这要既能丰富课堂教学的内容，还能够吸引学生们的注意力，提高课堂的有效性。例如：旅游活动中的0团费、负团费、纯玩团、宰客、强制购物、隐性消费、出国旅游、导游等这些社会热点的问题，还有近年来兴起的携程网、去哪儿网、驴妈妈等旅游电子商务网站，这些都是学生们非常感兴趣的问题。
（二）高中教师能够讲得明白的内容
旅游地理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交叉学科，内容纷繁复杂，涉及的学科也比较多如历史地理学、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生态学、地质学等。高中教师一般的学术背景是地理科学，能否将教师所延伸的教学内容讲得明白、清楚是至关重要的。不能将错误带进课堂，这是对教师最起码的要求。教师想要课堂教学更加丰富，就必须不断地丰富自己，这样才能够将更多的内容在课堂上教给学生。教师交给学生的不仅仅是教学内容本身，还有分析问题的方法，看待问题的态度。
（三）教材联系比较紧密的内容
高中地理课堂教学还是要以教材为基础。教师在课堂教学时应该就所讲授的不同章节，进行不同方面内容的延伸。课堂教学内容的延伸更是要与时俱进，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这样教师讲得比较轻松，学生学得也比较开心。表1是笔者2013年在新疆支教时在课堂教学中对教材内容进行的相关延伸，收到很好的效果，学生们比较认同。
三、教材内容的延伸对课堂教学的要求
地理课堂教学是高中学生在学校获得地理知识的主要来源，教材内容的延伸也主要是在课堂教学中进行的。怎么样的课堂教学策略才能够有利于教材内容的延伸呢？一般而言，教学策略主要涉及教学手段、教学方法和教学思路。
（一）教学手段
教学手段可以是传统教学手段，也可以是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旅游地理所要涉及的图像、视频等材料比较多，信息量比较大，建议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多使用多媒体教学，辅助以传统教学，这样的教学手段更加的直观、形象，容易让学生们理解和接受。
（二）教学方法
教无定法，以前的填鸭式、满堂灌的教学方法是教，现在以学生为主体，鼓励探究式学习，合作式学习也是教。课堂教学不应该拘泥于什么方式和方法，最重要的是要提高有效性。在课堂教学中只要能够启发学生，让学生开心地学习，教师轻松的教学，什么样的教学方法都是可以使用的。
（三）教学思路
教学思路主要表现在如何进行课堂教学，教学环节怎么设计，教学重点怎么去体现，教学难点怎么去突破。要对教材内容进行合理的延伸，首先就是要对教材中的重点和难点进行合理地把握，从这些方面出发，针对实际存在的现象和问题对教材内容进行延伸，进而突破课堂教学的难点，突出教材的重点。
四、教材内容的延伸对教师和学生的要求
（一）对教师的要求
在课堂教学中对教材内容进行延伸，对教师的要求便提高了。旅游地理学的发展比较快，知识的涵盖面比较广，教师要想做到合理的延伸，就必须要了解最新的旅游地理学科前沿的知识，提高和充实自我，还要了解现实中所发生的有关旅游地理的活动，进行归纳整理，深入剖析，挖掘出最深层的问题。还要知道学生对哪些内容感兴趣，并且延伸哪些方面的知识。
（二）对学生的要求
首先，学生要学会质疑，针对教材中比较浅显，比较空洞的内容，要及时地告知教师，让教师对相关的内容进行补充。其次，学生要敢于提出问题，现在高中学生所涉猎的知识面比较广，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都会有自己的看法，学生要在课堂教学中将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提出来，让同学和教师一起对问题进行讨论和分析。再次，学生要肯定教师的努力，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对教材内容进行延伸本身就是超越了课堂教学的要求，教师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学生一定要肯定教师的工作，鼓励教师。
五、教材内容的延伸所要达到的目标
（一）丰富课堂教学的内容
教师在课堂上对于教材内容的延伸，主要目的就是要丰富课堂的内容。让原本枯燥无味的课堂变得活跃起来，充实起来，不再简简单单地停留在教材内容的讲解和为了考试而做的那些练习上。而是为了学生的未来，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对教学内容进行扩展，满足现在学生们对课堂内容的要求。
（二）活跃课堂的气氛
一般的课堂教学内容无非就是教材的讲解，然后是所谓的巩固练习。然而对教材内容合理的延伸，更能让学生们理解和掌握所学到的新知识和新技能。有内涵的课堂教学能够调动同学们的积极性，活跃课堂的气氛，特别是针对实事的延伸，针对学生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的延伸，更能够激起学生们的兴趣和爱好，让课堂不再死气深深，让教材不再枯燥和乏味。
（二）还原“真实”的课堂
旅游地理课堂教学内容延伸的目标就是追求“真实”，还原“真实”的课堂。“真实”的课堂教学不仅仅要告诉学生这种现象在教材中是什么，还要告诉学生生活中是什么，还要告诉学生为什么，更要问问学生应该怎么办。
在课堂教学中对教材的内容进行延伸，不仅仅是在地理教学的课堂上。现在教师的课堂教学多多少少都存在教材内容的延伸和扩展，只是不够系统和完善。当然，课堂教学从来没有固定的模式，教师所能做的就是还原“真实”的课堂，让课堂中的教与学都是轻松的、高效的、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