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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效应理论范文1
一、对内生增长理论的回顾与反思
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内生增长埋论,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从理论发展的角度分析,内生增长理论主要的贡献在于将“知识”或“技术”在模型中内生化。正如琼斯(jones,1999)所言,内生增长模型对于洞察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有许多深刻的见解,其理论精髓——内生增长特征是很“迷人”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既是经济增长之源,又是“知识”内生积累的结果。这样,经济增长就取决于经济系统本身,而不是像新古典增长理论那样是外生的。正因如此,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方法,仍然被近期理论分析所采用。从实践意义和影响看,内生增长理论主要是为政府的政策运用找到了新的空间和领域,并受到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对他人、社会有溢出效应,生产知识的个人又不能内化这种效应,因而知识产出不足,这就为政府干预从短期需求向长期供给的转变提供了理论支持。而在此之前,在理论上,政府的作用仅仅被局限在调节总需求方面,而对供给方面如技术进步等,则无能为力。
但是,内生增长理论的结论中,却出现了正的规模效应。所谓规模效应,即长期经济增长率与经济规模(一般用人口规模或人力资本数量代表)成正比。这一结论不符合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琼斯(jones,1995)通过对经济合作发展组织(0ecd)国家经济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并将其国内从事r＆d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目作为“经济规模”的测量标准,结果发现,尽管“规模”在过去几十年中增长了好几十倍,但总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却是不变或下降的,正的规模效应并不存在。那么,在内生增长理论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规模效应呢?
从产生规模效应的内生增长模型看,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罗默(romer,1986,1987,1990,1991)为代表的模型,一类是以格罗斯曼和赫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1991)、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 and howitt,1992;1997)等新熊彼特主义为代表的模型。罗默的模型以dixit-stiglitz(1977)函数形式(简称d-s形式)为假定前提,这种函数形式具有加性可分特征,其实质是各种产品之间不具有任何替代性,换言之,任何个人的产品创新活动不会对他人造成负的影响;在此条件下,罗默给出了一个关键的假定:知识或技术存量对其自身增长具有不变规模收益。正是这一极特殊的假定条件,导致了正的规模效应产生。与罗默模型不同,新熊彼特主义者考虑了一种能够抵消规模效应的因素——“偷生意效应”。它是熊彼特“创造性毁灭”过程中取走原有产品垄断利益的效应,或者说,对原来的知识创造者是一种负效应。但是,在格罗斯曼和赫普曼、阿格汗和哈威特的模型中,由于一方面排除了多个公司生产同一类产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假定这种“偷生意效应”不够强,因此,模型分析的结论中仍然存在正的规模效应。
因此,正的规模效应之所以存在,关键在于忽视或低估了个人的产品创新活动对他人的负影响。如果将这种影响加以重视,很可能会消除规模效应,甚至改变原来的结论。
二、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及其评价
近期经济增长理论正是顺着既要能消除规模效应又能保留内生增长理论“精髓”的方向发展的。大致来看,有两条思路。
一条思路是琼斯(jones,1995;1999)、艾钦和托洛夫斯基(eicher and turnovsky,1999)的思路,主要是对模型进行一般化处理。他们的分析保留了内生增长理论中最终产出部门和“知识”生产部门的两部门模型框架,从而保留了“知识跨时扩散”的本质特征,但放弃了内生可积累要素具有不变规模收益的强假定条件,从而得出了无规模效应结论。
在琼斯的两部门模型中,知识存量的产出弹性不再像罗默的模型那样设定为1,而是假定为一个比1小的数。这一假定本身强烈地暗示了,人口或知识存量对其自身积累的贡献远不如r＆d内生增长模型所设想的那样大。假定条件的修改,使琼斯的一般化模型成功地消除了经济增长中的规模效应,在那里,均衡经济增长率取决于知识生产部门内生要素的产出弹性而不是人口或人力资本规模。
艾钦和托洛夫斯基则更进一步认为,琼斯的无规模效应模型仍然是一种特殊情形。他们构筑了一个更为一般的两部门无规模效应模型,并将琼斯、罗默等模型全部涵括其中。他们的结论是,假定全部内生要素在知识生产部门和最终产出部门的总产出弹性不同,那么,经济长期增长率将遵循“短边”原则,由总产出弹性最小的那个部门来决定,而与经济规模无关。
琼斯、艾钦和托洛夫斯基的模型虽然从形式上消除了规模效应,但是,他们却并不能说明为什么不会存在规模效应。琼斯不能说明知识存量对自身积累的产出弹性为什么小于1;艾钦和托洛夫斯基也不能说明,究竟哪一种情况下,一个部门的总产出弹性会大于或小于另一个部门。而且,在他们的模型结论中,政府政策对长期经济增长率并不具有相关性。因此,他们的模型分析只具有纯理论上的意义。
另一条思路则主要是由一批新熊彼特主义经济学家开辟的,他们从特定的研究视角来分析规模效应问题。阿尔文.扬(young,1998)、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 and howitt,1998)、贝里特(peretto,1998)等为代表的增长模型,集中于对“偷生意效应”的分析,提出了一种消除规模效应的新方法。
以阿尔文.扬的模型为例。在他的模型中,他人可以从两个方向——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创新活动而“偷去”创新者的创新利润流,即不仅通过产品的质量创新而且通过产品模仿来分割创新的垄断利益,这样,“偷生意效应”就大大加强。扬的分析得出了一个与以往内生增长理论相反的结论:经济规模愈大,参与分割创新收益的人就愈多,“偷生意效应”就越强;而且,如果“偷生意效应”主要通过生产模仿产品来分割原有垄断利益时,将出现负的规模效应。由于扬的模型中经济规模对长期增长可能具有正、负或无规模效应,而且他的模型是从特定的角度进行分析的,因此,其理论结论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按照扬的分析,如果政府的政策只是简单地对所有研究部门实行“遍地开花”式的资助,那么,很可能只是激励产品的模仿,从而只影响收入水平,而不能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率;相反,如果政策立足于激励产品的质量创新,并根据r＆d的研究深度实行重点资助或配额资助,那么,就可以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因此,阿尔文.扬的政策含义是:政策资助应该向创新难度大的人员或项目倾斜。
约法诺维克(jovanovic,1997)则通过加入一个“学习成本”的假定条件来减弱或消除规模效应。约法诺维克认为,在罗默的两部门模型中,实际上暗含了“知识”可以无成本地进入最终产出函数的强假定,然而实际上,工人必须学习怎样使用“知识”,也就是说,需要支付“学习成本”或“知识消化成本”。如果将这一条件考虑进罗默模型,最终产出部门的成本将增加,规模收益也将有一个绝对的上界,从而使得规模效应减弱甚至消除。按照约法诺维克的观点,假定工人在生产中需要“学习成本”,那么,公司可能更愿意采用次先进技术而不是最先进技术,从而更倾向于生产模仿产品而不是创新产品,这就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阿尔文.扬的“偷生意效应”假定。
从实质上看,在阿尔文.扬和约法诺维克的模型中,存在一个共同的暗含假定,这就是:模仿产品或次先进产品虽然成本低于创新产品,但一定存在市场需求约束:正是这种产品约束导致了对生产人口或人力资本的需求约束。因此,内生增长理论的规模效应将因这种约束大大减弱、消除甚至为负。
到目前为止,近期增长理论并没有完全解决经济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一方面,近期增长理论中的长期经济增长率虽不依赖于经济规模,但仍严重地依赖于外生人口增长率;另一方面,所有的模型均还没有得到有利的经验支持。尽管如此,近期增长理论在理论上还是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体现在:第一,发现了无规模效应的均衡增长路径并论证了其存在性。在这些模型中,长期经济增长率要么取决于生产函数的产出弹性,要么取决于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实质上二者均取决于生产函数的结构参数。第二,经济增长模型被进一步一般化。以往的内生增长模型之所以产生规模效应,实际上暗含了人口或人力资本稀缺而物质资本不稀缺的假定,这种假定充其量只能符合发达国家的情形,不具有普遍性。近期增长理论实际上则放弃了这种强假定,代之以个更一般的情形,这样,就出现了规模效应为正、为零或为负的多种结果。第二,与以往的内生增长理论相比,近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更具有针对性。在以往的内生增长模型中,由于简单地假定技术或“知识”的外部效应不能被个人内化,因而任何用于技术或“知识”部门的政策都将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近期增长理论则表明,只有范围更窄的重点资助政策才对长期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
三、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对中国的现实意义
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对于中国来说是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的。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究竟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中国经济究竟又面临着怎样的矛盾?我们认为,集中到一点,就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需求约束”经济时代。或者说,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期效应时代已经基本结束,今后的经济增长,将越来越依赖于长期因素。
中国经济的需求约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业产品需求;一是劳动力或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
第一,工业产品的需求约束已变得越来越严重。集中表现为:工业品供过于求的矛盾进一步突出,工业企业生产能力闲置过剩,产品大规模积压。根据2000年国内贸易局商业中心对国内市场上609种主要商品的调查,供过于求的比例高达79.6%,比1998年增长了47.8个百分点;根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900多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中,生产能力闲置20~33%的,占27.2%,闲置50%以上的,占18.9%;在产品积压方面,根据统计显示,近年我国工业产品每增产10%,就有1%的产品积压(王万山,2002)。
第二,劳动力或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面临严重约束。1997年全国失业工业数为1 200万左右,200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2 173万。即使是本来稀缺的人力资本,也同样面临市场需求约束。2000年全国本专科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仅为80%,其中,专科毕业生的市场需求量不到30%(胡永远、李少斌,2001)。特别是2003年夏季以后,随着高校扩招后首届毕业生走上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更加不容乐观。
进一步分析发现,受到严重需求约束的,主要是低档次工业产品和低档次人才。与之相反,高档次产品和人才却面临短缺。例如,我国已连续三年居世界产钢量第一,但一些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品种,供给能力不足,石油用管的市场占有率只有60%,冷轧硅钢片、镀锌板仅占30%,不锈钢板仅占20%;精密机床、远洋船舶等产品的50%还依赖进口。在人才需求方面,许多大城市如上海、深圳,对硕士以上人才敞开大门“欢迎”;一流大学毕业生还是供不应求。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低档次产品和人才过剩,而高档次产品和人才短缺?主要还得从供给行为找原因。从产品生产者来说,生产低档次产品有几个明显的好处:模仿成本远远低于技术创新成本;市场经营、开发的风险小;能很快填补市场需求空白,等等。从而,即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也只是“小改造”,在花样上做“文章”。其后果,只是利用模仿,抢夺了原来创新者的市场利润,并不能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做出贡献。例如,改革开放后中国加大了引进外资与技术力度,但企业引进技术的目的只是为了生产使用,而在消化吸收基础上再创新的企业仅占18.75%,而且,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的投入也远远不够。以1994年为例,国有大中型企业用于技术引进的支出为275亿元,而同期用于这些技术消化吸收的支出只有9亿元(李以学,1999)。同样地,如果个人投资教育的目的,只是获得一张高等教育文凭,那么,个人就会走文凭捷径,热衷于职业教育或技能教育,因为这类教育的收益是立竿见影的。以非全日制的本科自考为例,1998年参加本科自考的实考人数为102万,是1983年的1 000倍(胡永远,2001),其中虽有因普通教育招生计划的约束问题,但至少可以从非普通教育的持续“火爆”看出个人投资技能教育的热情。因此,从中国的经济实际看,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由于产品或知识创新的相对成本太高,企业、个人更愿意模仿,而不愿创新。
而且,在中国过去的二十几年中,宏观环境尤其是政府的行为,对这种局面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产权不明导致企业行为短期化,不愿进行有利于长期增长的技术创新;财税分权改革助长了地方政府支持本地的重复建设,导致全国市场产品过剩;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创新的收益被大量的模仿产品所“肢解”,从而大大削弱了企业创新的激励。尤其是政府长期充当着技术创新、教育投资的主体,有限的财力却“胡子眉毛一把抓”,结果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项目都难以到位(李启明,1999)。
总之,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已经告别了产品的“短缺经济”时代,同时又承受着巨大的过剩人口压力;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可以利用世界市场需求缓解一部分需求约束,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低档次产品的过度出口将恶化中国的国际贸易条件,不是长久之计。中国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缺乏的是高质量的创新产品和高水平的创新人才。因此,按照近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政府的政策要求更有针对性,更有重点。换言之,政府的政策应该放弃对一般技能型人才培养和国内“模仿产品”项目的支持,而应对新知识、新产品的创造与国外引进,加大支持力度。正可谓“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具体来说,政府的政策应该集中解决普遍存在的“短视症”问题。“短视症”的根源在于落后。落后怕“挨打”,所以总想“多快好省”,快出产品,快出“知识”,快出人才。这种良好的愿望有利于奋进,但也极易导致浮夸和行为短视。政府如果热衷于“赶超战略”,就会形成一个导向。整个社会都会跟随。一个政府,一个企业,如果过分关注自己任期内的“短期业绩”,就会损害长期的增长与发展。因为,重大的科技创新或技术创新,都难以在短期内显出明效。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国改革开放20余年,生产大大发展了,科技水平大大提高了,人才数量大大上升了,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但根据世界权威机构——瑞士国际管理与发展学院网站的《世界竞争力年鉴》,1998年中国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为第24位,1999年下降到第29位,2002年排名在31位;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排名,1999年中国竞争力排在32位,比1998年下降4位。个中原因就在于,中国在重大科技创新与产品创新方面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落后了,按照新增长理论的说法,就是:产品、劳动力数量对整个经济来说,只有“水平效应”,没有长期增长效应。因此,今后的政策措施,应该重点围绕纠正“短视症”而展开。
第一,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目前,国有企业政企仍然没有完全分开,国有企业经营者和政府官员的目标函数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任期内目标最大化。因此,国有企业的行为短期化有着深厚的制度背景。只有让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制,才有可能让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
第二,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这实际上涉及到创新者利益的保护问题。过度保护创新者的垄断利益,不利于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与共享;但反过来,如果不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创新者的创新收益就会被大量的模仿者和剽窃者所大肆分割,严重损害创新激励。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时期,我们正好凭借加入wto这一契机,以严格遵守wto关于知识产权保护规则这一有利背景为前提,有效保护企业、个人的科技创新成果,通过鼓励重大科研创新,提升整个国家的科技竞争力。
第三,政府的定位要更加准确。政府支持知识、技术创新,无庸质疑,这也是内生增长理论包含的政策含义。但进一步分析发现,问题有两个:一是这一主张以个人、企业完全缺乏知识、技术创新动力为前提,显然这一假定条件并不符合经济事实;二是这一主张以政府不面临财政约束为前提,这一假定也不现实。在有限的财力约束下,在个人、企业具有强烈“模仿”动力的前提下,政府的最优选择,就是有效缩小自已的“势力范围”,集中财力,支持重大创新项目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着眼于长期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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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李以学:《中国产业技术进步的问题和对策》,载《管理世界》,1999(1)。
规模效应理论范文2
【摘 要】本文讨论公司收购的动机与协同效应的联系。本文首先对公司收购理论进行介绍；其次将对协同效应理论进行阐述，并研究协同效应的作用机理；最后将研究公司收购的动机与协同效应之间的联系。
【关键词】收购 协同效应 动机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我国公司的收购活动将会越来越活跃。收购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收购之后能否实现协同效应。尤其是在集团公司的收购中，由于被收购企业在收购之后还是独立的法人，这使得集团公司在收购之后实现协同效应面临更多变数。因此从协同效应的角度研究公司收购，尤其是集团公司的收购，对于指导我国企业收购活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1.公司收购的动机分析
现实生活中，公司收购的动机是错综复杂的，但最根本的动机还是追求利润和迫于竞争压力。而更深层次的动机，西方学者做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以各种理论假说形式提出来。
1.1效率理论
效率理论认为，公司收购活动对整个社会来说是有潜在收益的，收购是为了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率，增大社会福利。该理论的依据在于：首先，收购可实现规模经济、降低平均成本、提高利润率。古典经济学将公司看作一个投入产出关系的生产函数，公司由一个或者多个工厂组成，公司的经济规模由公司总成本决定，当公司总成本最小时，此时的经济规模是最佳规模。理论上存在一个总成本最低的产量Q，当实际产量低于Q时，通过收购可以迅速达到产量Q，获得规模效应。西方的第一次收购中造就的众多巨头公司就是最好的佐证。其次，收购可实现管理经济，使优势和劣势公司之间的管理效率差别消失。而且这不仅会给单个公司带来效率，也会给整个社会带来福利的增加，这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1.2交易费用理论
收购的交易费用理论，也称为内部化理论。公司契约论认为公司出现的理由在于交易成本，即公司内部的市场管理手段比运用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交易成本更低，可以节约交易费用。该理论的关键在于“资产的特定性”，即某一资产对市场的依赖程度。一般而言，资产的特定性越高，市场交易的潜在费用越大，公司收购的可能性就越大。当资产的特定性达到一定程度，市场交易的潜在费用就会阻止公司继续依赖市场，这时收购就会出现。
1.3成本理论
詹森和麦克林提出的问题，是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而产生的。由于股权过于分散或者所有者与经营者的目标发生背离，就会发生一些损害所有者利益的行为，诸如在职消费、关联交易等。目前解决问题的途径有：完善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合理的报酬安排及其他激励机制的建设、资本市场的外部监督等，当这些手段不足以控制问题时，外部公司的收购兼并行为将取得公司的控制权，并通过控制权的转移来强制性的解决原有公司存在的问题。
1.4价值低估理论
该理论认为公司收购的主要原因在于目标公司的价值被低估。采用此方法的前提是目标公司的价值被低估了。造成价值低估的原因主要有：第一，公司现管理层并没有使公司的经营潜力得以充分发挥；第二，收购者掌握了普通投资者所没有掌握的信息，依据这种信息，公司股票价格应高于当前的市场价；第三，公司的资产市场价格与其重置价格之间存在一定差距。
1.5市场势力理论
Stigler认为公司间的收购可以增加对市场的控制力。通过收购同行业公司，减少竞争者，一方面扩大了优势公司的规模，优势公司因此增强了对市场的控制能力，从而导致市场垄断；另一方面，即使不形成垄断，由于收购扩大的规模效应也将成为市场进入的壁垒。
2.协同效应的成因分析
2.1公司协同原理
H.伊戈尔·安索夫在其1965年出版的《公司战略》一书中首次从公司战略的角度对协同进行了论述。他认为战略主要包含四个要素：产品市场范围、发展方向、竞争优势和协同。其中协同说明的是公司如何通过识别自身能力与机遇的匹配关系来成功地拓展新的事业。当一些公司必须借助于资产重组或管理重心调整来实现其发展战略时，协同构成公司发展战略的一个必备要素。
安索夫将协同定义为“取得有形和无形利益的潜在机会以及这种潜在机会与公司能力之间的紧密关系”，通常协同效应被定义为一种1 + 1 > 2的效应，即收购后的两个公司的总体效益（价值）大于两个独立公司效益（价值）之和的部分。安索夫认为在协同模式下之所以公司的整体价值有可能大于部分价值之和，一方面归结于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而另外一方面则包括其他一些被他称为“经理的协同”的比较抽象的好处。
借助一些简单的数学符号，我们可以比较快地掌握协同效应的概念。每种产品与市场的组合都对公司的整体赢利水平有影响。我们假设一种产品可以带来S元的年销售收入，为生产这种产品而发生的人工、材料、日常费用、管理费用和折旧等方面的费用成本为O元，而在产品开发、工具、设备、厂房和存货等方面的投资为I元。
这样，产品P1的年投资收益率ROI就可以用下式表达：
ROI =
对其它产品P1，P2，…，Pn我们也可以得到相同的表达式。如果各个产品之间不存在任何相关性，那么公司的整体销售收入可以写成：
ST = S1 + S2 + … + Sn
同样，整体运营成本和投资可以表达为：
OT = O1 + O2 + … + On
IT = I1 + I2 + … + In
这样公司整体的投资收益率就为：
（ROI）T =
只要各种产品的销售收入、运营成本和投资之间互不相关，上面这些关系就成立，其各自总体的数值就可以通过简单加总的方式求得。在实践中，这种关系基本上可适用于那些持有不相关证券的投资公司，或是下属公司之间没有任何业务往来的控股公司。对这些公司来说，只要对下属公司的财务报告进行简单汇总，公司的整体财务状况也就一目了然了。
但是大多数公司中都存在着规模效益。对一个销售收入与若干小公司的总和相同的大公司，其运营成本可能会低于这些小公司运营成本的总和，或者其总投资小于这些小公司的总和。用公式表达就是：
SS = SI
我们有：
SS ≤ ST
IS ≤ IT
其中下标S代表公司整体，下标T代表一个由若干独立的小公司组成的集合体。由此可以得出，当销售收入相同时，公司整体的投资收益率高于独立公司集合体的投资收益率，亦即：
（ROI）S > （ROI）T
当两者投资总额相当时，我们可以得到类似的结论。这时：
规模效应理论范文3
关键词：本地市场效应；新经济地理学；去工业化
中图分类号：F7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9-0021-07
当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和贸易成本的时候，具有较大市场规模的区域将获得生产和出口的优势，进而引发本地市场效应的产生。加上累积因果效应的作用，这一优势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强化，其结果将会扩大区域间差距。这种理论不同于传统贸易和区域理论注重于资源禀赋的差异，把地区差距归因于资源禀赋的初始条件，而是更强调通过垄断竞争和运输成本结构性安排，来解释本地市场需求对贸易和产业聚集影响，这种本地效应的存在也为不同规模区域和国家提供了不同的地区发展政策选择。
一、本地市场效应理论及研究的视角
传统的贸易和区域发展理论是以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为理论基础的，但在很多工业国家，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具有相似的要素禀赋，仍然有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现象发生，因此，面对日益增长的国家或地区之间同类商品交换，传统的赫克歇尔一俄林模型已经无法给予适当的解释，并且传统的贸易与区域发展理论假设前提是规模收益不变和完全竞争市场，这与实际相悖。随着20世纪70年代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经济学家提供了一系列不完全竞争模型。克鲁格曼(Krugman)利用迪克西特一斯蒂格里茨垄断竞争模型，并引入运输成本作为模型的内生变量，描述了一个单一生产要素、两国家、两部门的模型。两个国家具有相同的初始条件，当发生外部冲击时，如果本国对产品需求上升，本国将相对于外国生产更多的商品，这样就会发生本地市场效应，使本国成为该商品的净出口国。克鲁格曼将这个贸易模型拓展到空间地域并创立了新经济地理学，以解释对产业间贸易和产业聚集的影响。其研究结果显示，高运输成本会阻止某种产业的地理聚集，但是，随着运输成本的下降，某种产业又会在某一区域聚集，以获得规模效应，这时候本地市场效应就会起到相对重要的作用。
通过对包括克鲁格曼等人的相关研究的总结，我们可以把本地市场效应对产业区位选择的影响简述如下：在地域分工条件下，制造业是作为产品制造者和消费者双重身份出现的。具有较大规模制造部门的区域会生产更多差异化的商品，这也意味着商品有更低的生产成本，这就是前向联系；相对的，有较大生产规模的区域会给上游产业提供更大的市场，这就是后向联系。这种产业关联会加强本地市场效应。在一个只有两个地区的世界中，假设两地区的初始条件相同，随着运输成本等外部条件的改变，其中一个地区首先获得竞争优势，通过产业关联吸引相关产业逐渐向该地区聚集，以凭借空间聚集获得规模收益，而累积因果效应的存在会加强这一过程，进而吸引更多的产业向该地区靠拢，导致某种制造业在该地区的地理集中，从而形成中心――的地域空间结构。当该地区不断强化其竞争优势时，具有更大市场规模的区域也会因此向劳动者支付更高的工资，那么，当运输成本这样的外部条件进一步下降时，某种产业的转移成本也在下降，当下降到足以抵消本地市场对产业的吸引时，这种产业会逐步向地区扩散。
克鲁格曼模型说明了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在随后的研究中，更多的经济学家在放松假设的条件下更进一步地验证了本地市场效应及其福利含义。戴维思(Davis)改变了农业部门的贸易条件，发现本地市场效应会消失。余(Yu)证明了在差异部门和同质部门的替代弹性有变化的情况下，甚至会出现反本地市场效应。一般文献中都假定企业是同质的，即存在相同的成本和收益函数，根据市场规模引入进入沉没成本或规制成本后，奥库伯(Okubo)和瑞贝罗(Rebeyr01)证明了规制成本作为一种离心力会弱化本地市场效应。黑德(Head)和梅耶(Mayer)考察了不完全劳动工资弹性时贸易成本对本地市场效应的影响，认为本地市场效应与贸易成本之间的单调递减关系仅当完全劳动工资弹性时才成立。拉奇(Larch)和托雷蒙德(Toulemonde)研究了跨国公司对本地市场效应的影响。拉奇(Larch)证明了在本地公司和跨国公司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利润回流也会产生本地市场效应。而且，它和贸易成本及差异产品的份额正相关，同差异产品的替代弹性正相关。戴维思(Davis)则担心本地市场效应可能会使小国出现“去工业化”现象。他认为，去工业化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制造业发展停滞或出现制造业增长乏力；其次，制造业就业量下降，就业从第二产业转向其他行业，或者劳动力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迁移。本地市场效应影响下的去工业化是指小国在与大国的贸易中，小国制造业发展会相对停滞，贸易收益降低，使自身福利降低的过程。也可以说，本地市场效应会使大国受益，并将出现一个移民的累积循环过程从而形成空间上的中心――结果。这个过程是自我加强的，小国的制造业份额会逐步下降，制造业所吸收的劳动力也会下降。但是，这个过程也并非不可逆的，哈森(Hanson)和钟(x.Chong)、余(Yu)等的研究也表明，所谓的“去工业化”现象并不一定会发生或者要弱得多。在实证方面，戴维思和温斯坦恩(Wein―stein)分离了本地市场效应与要素禀赋，得到更显示本地市场效应的产业。哈森和钟检验了本地市场效应对不同工业品的影响。张帆和潘佐红根据中国31个省区19个产业的数据，通过考虑类似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方法，分离出资源禀赋和规模效应，发现其中有7个产业有显著的本地市场效应存在。钱学峰和陈六傅检验了中美贸易产品中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认为中国贸易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本地市场效应成为了重要的来源。
中国区域产业差距逐步扩大，利用地区的产业平均集中度显示产业在空间上的聚集，数据显示，从1980-2005年各省产业集中度，广东省从0.06上升到0.13，浙江省从0.05上升到0.09，山东从0.06上升到0.11，上升幅度都在50％左右，而相对的，东北地区的辽宁从0.09下降到0.04，湖北省从0.04下降到0.03，四川省从0.06下降到0.03，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产业分布在东部地区的加强非常明显。发生这个情况的原因，不仅应考虑要素禀赋差异、产业结构、地缘优势等因素，也应该考虑差距的逐步扩大与市场规模差距造成的本地市场效应存在一定的相关。当面对中国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产业分布和转移，因为东部地区具有更大的本地市场效应，致使产业空间转移会出现较大的粘性。本地市场效应下产生的“去工业化”会影响落后地区的发展，使落后地区产业
发展慢于发达地区，造成地区差异扩大。那么，从现有产业中分辨出哪些产业具有本地市场效应的特点，对国内产业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本地市场效应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在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之外，市场规模或者潜力的影响也会决定产业的分布，根据这种思想可以提供不同政策选择，使区域经济更顺利地发展。本文将首先对产业部门的本地市场效应进行分析，然后通过比较单一省份及在邻近省份影响下本地市场效应的显著程度，说明本地市场效应对国内省份层面生产影响和变化。
二、显示本地市场效应的产业分析
本地市场效应的提出并非是要否定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对产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力，理论模型中相对严格的假设，已经忽略了两地区之间的要素差异，但实际中任何两个地区都存在一定的要素禀赋差异，这种比较优势是确实存在的。那么可以说，地区之间的分工和专业化差异可以来源于比较优势，也可以来源于本地市场效应，两者可以同时存在于同一部门中，该部门更具有或更偏向于哪种模式的特点，取决于产业受到两者影响的强度。
长期以来，本地市场效应理论模型中严格的假设条件，难以在实证中分离资源禀赋和本地市场效应，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逐步出现对本地市场效应的实证检验文献与方法。戴维思和温斯坦恩(Weinstein)为了验证本地市场效应，发展出一个新的概念：超常需求(tDIODEM)如果没有需求的超常部分，那么区域的产出是按比例分配到各地区的，更大规模的地区将产出更多的商品，按该比例的产出可以被称为分享(sHARE)；当专业化加强后，需求异于其他地区的部分可以看做超常需求，由此可以判断比较优势和本地市场效应。在比较优势占优的情况下，对某种商品的超常需求会引致对进口需求的增加，而在规模效应递增的情况下，会引致该地区生产该商品并增加其出口。运用这样一种思想，可以分离比较优势和本地市场效应，所以通过一个包含要素禀赋和本地市场效应的方程可以检验这一效应：1)中42个产业中剔除农业、服务业和资源开采业后，选取了19个产业讲行OLS分析，结果加嘉1所示。禀赋的影响。其中，公共事业部门均没有显示本地市场效应，这是在作者估计之内的，因为公共事业部门受到地方政府行政支持，所以一般不会显示本地市场效应。而运输成本较高，规模经济较大是带来本地市场效应的首要因素，它往往集中显示在食品、纺织、服装等行业。可以看出，具有本地市场效应的产业是一些特定的行业(如食品、纺织等)，这些行业对本地市场效应更为敏感，要培育这些产业，必然要着重从培养市场规模人手，增强本地的市场潜力。
那么，更为具体的是，究竟什么样的商品会有更大的本地市场效应，它们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哈森和钟给出了答案，认为具有较高的运输成本，较低的替代弹性的商品，会显示更强的本地市场效应。
三、利用中国各省份数据验证H-x命题
哈森和钟认为，采用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方法来验证本地市场效应没有考虑到两者的共线性问题，并且可能会丢失变量。因此，他们采取了另外一种方法来进行验证。证明在相同的贸易成本下，如果商品显示较高的运输成本，较低的替代弹性，就会存在本地市场效应”j。一般来讲，大国会更倾向于生产较高运输成本和低替代弹性的商品。直观的来看，商品运输成本较高，厂家为节约成本会在更大的市场就近生产，而低替代弹性会带来更大的规模经济，也会使厂家集中。他们还使用了倍差模型(Difference―in―diffrence)来对本地市场效应进行了检验。检验方程如下：本地市场效应存在并验证其主要存在于高运输成本和低替代弹性的商品中。
中国各省区之间差距日渐扩大，或许来源于规模经济下的累积因果效应。随着规模经济和本地市场规模扩大，区域之间差距也随之增加。为验证省际层面下的本地市场效应，我们选取了7对省份，分别是(上海、重庆)、(广东、四川)、(山东、江西)、(江苏、吉林)、(辽宁、湖南)、(福建、天津)、(浙江、四川)。)这些省份的GDP比值最大为4.79(山东、江西)，最低为1.21(辽宁、湖南)，多数为中西部落后省份与东部沿海发达省份之间的比较。选择的主要工业产品如表2所示。
哈森和钟利用的商品数据是地区间贸易数据”’，本文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产业分布，由于难以获取国内省份之间产品的贸易量，所以这里使用各省区的工业产品产量作为衡量的依据，就可以省去有关的距离变量。
利用哈森和钟的思想和模型，我们建立如下回归方程：
在中国的省际层面上，如果仅仅将市场规模因素考虑在本省范围内，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这就应该考虑与邻近省份之间贸易带来的收益，所以应将邻近省区考虑进本省的市场规模当中。
戴维思和温斯坦恩利用引力模型来估计距离的影响，从而将本地市场扩大，获得了更好的检验结果，如果把邻近省区的因素考虑进来，那么去工业化的程度会不会削弱呢?为了验证这一想法，使用了一个简单的引力模型，将距离因素引进，这样便可以估计邻近省区对本地市场规模的影响：
通过比较(5)和(7)，我们可以发现β1。值有明显的下降，说明在考虑邻近省区效应的情况下会削弱去工业化的进程。所以，在区域政策方面，我们应该在省际规划中充分考虑邻近省区之间的合作，以扩大本地市场规模，使各省区获得更大的经济发展空间。
四、结论
规模效应理论范文4
［关键词］ 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理论 企业并购
一、引言
当前，随着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的发展，规模经济的重要性逐渐显示出来，追求规模经济的行为日益渗透到各种经济活动中去。特别是对于企业来说，如何实现规模经济更是成为主要研究热点，在西方发达国家，企业规模经济的实现多是通过企业并购，通过并购，使企业在优化产业组合的过程中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实现在生产规模扩大的过程中不断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研究价值。
二、规模经济理论综述
规模经济理论最早起源于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亚当·斯密认为，分工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最大原因，同时认为分工又受制于生产规模与市场需求量的大小。自亚当·斯密之后，马克思以及斯密理论的继承者阿林杨格也都从分工角度对市场与经济规模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之后，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规模经济”概念，他利用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理论来说明规模效应，。认为报酬递增是由于企业扩大其不动产而获得了种种新的大规模生产经济。马歇尔以后，穆勒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从节约生产成本的角度论述大规模生产的好处。还有些经济学家，比如科斯、张五常、黄有光、威廉姆森和克莱因等从交易费用的节约和内部化优势方面探讨组织管理的规模经济。巴克莱、卡森和拉格费等则沿用科斯等人的观点，进一步阐述了内部化引起企业规模经济的原因。哈伯勒(Haberler)进一步发展了规模经济理论，他创立的机会成本说为企业并购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可见，关于规模经济的理论已经日趋成熟，现在重点已经从理论方面转向了应用方面，当前在规模经济理论的应用方面的一个重点就是企业并购，美国的企业并购从19世纪下半叶产生至今已经经历了五次并购浪潮，企业并购已成为企业规模扩张的一条重要途径。本文在已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企业并购理论，详细分析了企业规模扩张的一条重要途径——企业并购。并通过一个具体实例——中国汽车产业规模经济状况分析来说明这一点.
三、企业并购与规模经济的关系
对于企业并购与规模经济的关系主要有两种理论：
1.规模经济理论
研究证明了企业规模（或产业集中度）与企业的利润率成正相关关系。在资本较为密集的工业里，集中度较高的大企业可以比中小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其根本原因在于集中度高的产业中，大企业的生产成本比中小企业低，企业规模扩大带来了单位成本的下降，超过了集中度提高价格上涨的效果，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高于平均数。这种成本优势就能增加工业产出的份额和减少单位成本，同时，联合生产经济即范围经济带来的成本减少也是显著的，这方面的成本利益来自于企业在更大范围内共享研究费用、管理费用、营销费用，从而降低了每一单一产品的单位成本，增大单位投入的收益。而企业通过并购的方式，将在并购之前没有运营在规模经济水平上的企业整合，使其获得规模经济，这将大大提高企业的效益。
2.经营协同效应理论
经营协同效应的理论基础最早见于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通过兼并来组织企业会导致交易成本降低。经营协同效应可以通过横向、纵向或混合并购来获得。对横向并购而言，经营协同效应的来源代表了规模经济的一种形式，通过对同类资源的合并，使并购双方形成了能力上的重要补充，并购后对各方面能力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会带来在短期内通过企业内部投资所难以得到的收益。对纵向并购而言，将同一行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合并在一起，可以获得行业上的规模经济性。企业并购后如果能将并购双方的优势和特长协调与结合起来，并同时消除各自的劣势和不足，这将可以使得企业获得规模经济。
四、企业并购理论在实现规模经济的应用
以中国的汽车产业来看， 自1953年我国从前苏联引进汽车制造技术和成套装备 ，建立以年产3万辆卡车的长春第一汽车厂以来，经过近50年的发展，我国已建立起了门类比较齐全的汽车工业体系。但是，我国的汽车产业却存在致命的弱点，即企业数目太多，厂家过于分散，生产厂家遍及除西藏和宁夏之外的省区，目前，我国的汽车制造企业厂家数量已超过了日本、美国、欧洲等汽车大国的所有汽车厂家之和，可谓汽车企业数上的“超级大国”，然而我国1998年汽车产量仅为156万辆，只相当于通用汽车公司当年产量的1/6，丰田汽车公司当年产量的1/3.我国1956年至1998年的43年间累计生产汽车1580万辆，而美国1978年一年的汽车产量就是1290辆，日本1981年一年的汽车产量就是1118万辆。目前，国外一般单个汽车企业的最小生产规模是年产40万辆到60万辆，而我国汽车年产量超过10万辆的企业只有一汽、二汽、上海大众和天津夏利四家。与我国125个汽车厂一年生产 156万辆汽车相对应，美国3个汽车厂生产 987万辆；日本7个汽车厂生产1011万辆，德国 3个汽车厂生产427万辆；意大利1个汽车厂生产150万辆。由此可知，中国的汽车产业远远没有实现规模经济，因此，如果通过资本之间的并购重组，汽车企业可以实现迅速的规模扩张，规模的扩张有利于企业有效降低成本，巩固和扩大市场份额，为自身的生存发展赢得宝贵的利润空间，而有了利润保证，才能使资本有效循环周转起来，才能进一步支持在研发、管理、市场开拓等方面需要的巨额投资，从而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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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效应理论范文5
资本结构一直是财务学领域最具活力的话题，财务学者长久以来试图厘清企业资本来源及其结构对自身价值的影响，学术研究和财务实践共同推动资本结构理论日趋丰满，其研究边界不断扩大。“具体而言，寻求更有效地解释现实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是资本结构研究的主线。”（叶凡、刘峰，2015）
MM理论、权衡理论、成本理论、优序融资理论等不断扩展了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边界。自LLSV（1997）将制度因素引入到资本结构的分析后，宏观环境、政治关联、社会资本、银企关系，乃至文化、宗教，都成为资本结构的解释变量。
本文是一个资本结构的实证研究，将营业规模、经营稳定性、税前利润、盈利能力、资产流动性、自由现金流量这些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内生变量作为资本结构的解释变量，其逻辑起点是，假定企业是永续经营的，其资本结构（长期来看）必定是渐变的，（短期来看）它具有一定的内生性。基于这一逻辑起点，下文采用逐步回归法，构建资本结构的计量模型。
二、变量设定及样本选取
罗斯等人（2012）将税收、资产的类型、经营稳定性视为决定资产负债率（dbastrt，资本结构的显示变量）的三个重要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本文引入营业规模、盈利能力、自由现金流量三个影响因素。表1归纳了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对应变量、变量定义以及变量在理论上与资本结构的相关性。
本文选取2011年1月1日―2014年12月31日在沪市A股正常上市的50家零售业企业的数据作为样本。之所以选取零售业企业数据作为样本，是基于如下假设，零售业成熟且经营受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小，资本结构与其它经营变量应该表现出较为稳定的因果关系。
样本中所有变量都做均值处理。表2总结了零售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及其解释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由表2可以看出，零售业企业存在着资本结构较为明显的差异，dbastrt的标准差达到16.98%。当然，同行业企业的资本结构差异的规范及经验研究并不是本文的主题。
三、零售业企业资本结构的回归分析
1、模型1：检验罗斯等人的观点
dbastrt=？茁0+？茁1？鄢lntotin+？茁2？鄢lnprfbftax+？茁3？鄢vlntotin+
？茁4？鄢noncurtotast+u （1）
该模型中lntotin是规模的显示变量。
采用OLS的回归结果见表3。
对模型1的回归显示，零售业企业资本结构具有明显的正的规模效应，总营业收入自然对数是显著的，总营业收入1%的变化，引起资产负债率5.39%的变化；尽管回归显示，税收也是显著的影响因素，但其系数的符号却令人困惑，税前利润提高1%，资产负债率降低1.62%，相悖于人们普遍接受的债务税盾说；经营稳定性和资产流动性都是不显著的。模型1通过了F检验，且能解释资产负债率变动的31%。
2、模型2：检验成本理论
Jensen and Meckling（1976）认为债务比例上升，将提高管理者在企业中的股权比例，减少管理者控制的自由现金流量，从而降低管理者自我消费、努力程度、过度投资的可能性，从而降低成本。因此，应将自由现金流量引入模型，并剔除在模型1中不显著的经营稳定性和资产流动性。
dbastrt=？茁0+？茁1？鄢lntotin+？茁2？鄢lnprfbftax+？茁3？鄢lnfreecf+u
（2）
采用OLS的回归结果见表4。
模型2显示，正的规模效应和令人困惑的税收因素仍然显著，并且系数（相对于模型1）均增大了；自由现金流量对于资产负债率的影响是不显著的。模型2通过了F检验，且解释资产负债率变化的31%，可以认为，模型2并没有更好地（相对于模型1）解释资产负债率。
3、模型3：检验盈利能力对资产负债率的影响
剔除自由现金流量，引入盈利能力，有：
dbastrt=？茁0+？茁1？鄢lntotin+？茁2？鄢lnprfbftax+？茁3？鄢roa+u（3）
采用OLS的回归结果见表5。
模型3显示，正的规模效应仍然显著，盈利能力取代税前利润的对数成为资产负债率的显著解释变量：总营业收入1%的变化，引起资产负债率5.81%的变化，而资产收益率1%的增长，将导致3.42%的降低。模型3通过了F检验，并且调整后的R2提高到0.42。
4、模型4：剔除税收因素
模型1、2、3均显示了令人困惑的税收影响，并且模型3中税收因素已经不显著，因此剔除税收因素，有：
dbastrt=？茁0+？茁1？鄢lntotin+？茁2？鄢roa+u（4）
采用OLS的回归结果见表6。
模型4显示正的规模效应和负的盈利能力效应都是显著的，且联合对资产负债率起作用，模型4解释了资产负债率变化的41%。
四、结论
规模效应理论范文6
1998年Keith D、Brouthers等（1998）[1]提出：企业并购是一个复杂多元化的过程，很难用一种理论或者方法解释清楚。并购公司的动机大多是希望通过并购可以使自身公司的在短期内得到飞速的发展，例如提高市场份额、降低成本等的目的。然而大多数的并购是由不同的目的所驱动的，现有的理论从多个角度阐释了并购的内在动因，但不难发现没有一个理论能全面概括并购现象，可以认为企业并购的动因表现为多因素的共同作用这一特征。
1.从经济学角度出发
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协同效应理论、投机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都包含于并购动机理论。
协同效应 （Synergy effect） 就是“1+1>2”的效应，是指两家公司合并后的产出大于他们合并前之和。这种“1+1>2”效应理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差别效率假说——管理协同效应。财务协同理论，也就是就是避税假说。如果一个企业有累计税收损失和税收减免那么可以与一个赢利的企业进行合并从而实现合法避税的目的。还有一种理论是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指企业生产规模的改变对产量从而对收益的影响。该理论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和我国目前较为流行。
投机理论——基于目标企业价值被低估的假设。该理论假设的基础是目标企业的价值没有被完全的挖掘出来，其自身存在很大的潜力和价值。目标企业被低估的原因有如下两个：目标企业的高管能力有限没有挖掘出目标企业的潜力和价值；并购能够通过自身整合的力量给目标企业带来更深层次的发展。该理论认为，如果主并企业发现目标企业存在被低估的可能，那么实施并购取得目标企业的管理权是最优的。评估目标企业的价值往往是通过价值比率或者托宾比率这两种方法实现的。
2.从管理学角度出发的并购动机理论
从管理学角度研究并购动机的理论，即指成本理论。Jensen，Meckling[5]最早对问题进行研究，通过管理层不是公司的完全拥有者，只是拥有公司部分所有权，那么问题就会发生。该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办的《环球市场信息导报》杂志http：//总第535期2014年第03期-----转载须注名来源但是现在企业的一个最根本的特征就是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即股东和管理者之间是一种委托和关系。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股东和管理层存在着利益的不统一，他们之间的委托关系所产生的成本包括：合约成本、监督和控制的成本、契约签订成本以及由于人和委托人福利最大化的决策偏差造成的福利损失（即剩余损失）。问题理论对公司收购的含义可从以下三个理论研究：
并购接管理论。该理论认为通过外部的市场机制和内部的有效控制可以解决公司内部的问题。Fama，Jensen（1983） [6]认为如果企业存在控制权和所有权分离的现象，限制者侵蚀所有者的方法可以通过管理和决策分离的方法来实现。Manne（1965）[7]认为，外部的收购手段同样也是解决问题重要方法。
管理主义。管理主义由1969年的Mueller [8]提出。Mueller的观点认中假设认得报酬是和公司的规模正相关的是其正向的应变量，那么公司的人就有更强的动机实施并购以扩大公司的规模。但是随后1970年Lewellen and Huntsman 通过实证证明人的报酬与公司规模无关，但是与公司的收益有关。
自大假说。Roll， 1986[9]的观点认为，主并企业在对目标企业进行评估的时候往往都是过于自信的。基于这个观点就可以解释收购存在一个正的估值误差的情况下人为什么做出收购的决策。
从不同于经济学的战略角度来讲的并购动机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