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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史范文1
随着上个世纪90年代末我国高校的普遍扩招，大学毕业生的数量陡增。大学生就业问题每年都是政府面对的棘手问题。2017年，我国高校毕业生预计达795万人。每年毕业季，这些新增社会劳动力都要涌向市场。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就业率维持在一定水平之上。如何从政策上支持大学生就业，使就业与经济发展实现良性互动，已经成为国家面临的重要课题。
大学生就业支持政策
目前，我国大学生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哪些？我国大学生就业困境的原因是什么？国家应该如何完善大学生就业支持政策以实现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本文将以上问题进行分析总结。
一、我国大学生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就业难”、“供需失衡”、“地区失衡”是目前我国大学生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首先，是就业难。自1999年高校开始扩大招生规模以来，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日趋下降。一方面高校毕业生以每年50万的平均速度递增，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和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低靡使得就业岗位相对短缺。应届毕业生当年或来年都找不到合适工作的比比皆是。他们有的到处投简历但都石沉大海，有的奔波于各大城市参加公务员或事业单位考试，屡败屡战，有的辗转于全国各地的人才招聘市场寻找被雇佣的机会。来自社会、家人和自身的压力让他们觉得迷茫。托关系找熟人，却成了当下除了考试之外最有效的就业途径。其次，人才的供需失衡造成“有人没事干，有事没人干”的现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技术性强、专业性强的工作找不到合适的人做。有的专业供过于求，无数同专业的毕业生竞争同一个职位。有的专业供不应求，虽有相关专业毕业生但找不到技术到位的。再次，就是地区失衡。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失衡导致地区性的就业失衡。经济发达地区人才过剩，基层贫困地区人才贫瘠。这种地区性失衡往往导致贫富进一步分化，带来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恶性循环。
二、我国大学生就业困境的原因分析
高等教育在普及、扩招的同时，教育质量未能同步提升。中国的全日制本科教育课程内容大多过于空泛，重视理论体系，广而不精，缺乏实践结合。造成四年学习的知识不深入，没有实用性。大学的严进宽出，高考前备考为目的的填鸭式教学，进入大学后散漫的教学模式，都是大多数毕业生感觉学不到东西的原因。
人口基数大，国民经济创造的新增就业岗位远不及新增劳动力数量。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口学一般以16岁-64岁期间的人口为劳动适龄人口。中国一般规定男子16岁-60岁期间、女子16岁-55岁期间的人口为劳动适龄人口。劳动适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70%。庞大的劳动力基数支撑了我国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但同时如何更有效的利用庞大的劳动力、合理分配人力资源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考验。
国家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政策支持不够完善，宏观调控的效果不明显。我国出台的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政策虽然不少，但作为一个体系还不够完善。国家政策作为一只“看得见的手”在解决大学生就业难方面起到的调控作用还有待加强。
大学生自身的职业期望值过高，“高不成低不就”。伴随着精英教育的普及，大学生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高校毕业生对就业的期望值也就一直居高不下。调查显示，大学生的理想起薪集中约有15%的人定位于4000元以上，而仅有不足3%的人选择1500元以下。而大部分的企业全部选择1500-2500元。部分大学生就业期望值依然居高不下，过高的期望值不可避免地让他们失了大量的就业良机。
三、国家应该如何完善大学生就业支持政策以实现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注意“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在高薪、高待遇、高福利等的吸引下，大部分高校毕业生就业观念也在跟随经济发展方向，选择在经济发展较快的地方寻求发展空间。而一些经济发展比较落后，急需人才的地区，却很少有人问津。国家要制定政策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城乡基层就业。力求东部西部的平衡，大城市与中小城镇城乡的平衡。于此同时，既要保证传统行业“后继有人”，又要鼓励毕业生到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领域就业创业。以可持续发展的眼光，在保证发展的基础上做到可持续。
鼓励制定针对地方的就业指导政策，因地制宜，结合当地经济发展、就业状况，制定相应的政策制度。各级地方政府应根据本地方的大学生就业状况，制定政策，吸引本地生源高校毕业生回乡就业创业。缓解一二线城市拥堵，增加三四线城市及城乡就业吸引力。
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初创小微企业。扩大中小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调查显示，有30%以上的求职者更有意愿到小微企业就职，这种意愿在互联网、科技、金融、保险、中介等领域人才的比例更高。国家应采取简化审批、税收减免、研发奖补、项目用地、金融保险等多项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扩大其吸纳就业的能力。
鼓励“众创空间”，“创客空间”等创业平台，以创业带动就业。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展“互联网+就业”，促进传统产业“互联网+”转型升级。众创空间是顺应创新2.0时代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协同创新、大众创新趋势，把握全球创客浪潮兴起的机遇，根据互联网及其应用深入发展、知识社会创新2.0环境下的创新创业特点和需求，通过市场化机制、专业化服务和资本化途径构建的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新型就业创业服务平台的统称。发展众创空间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作用，有效利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高新区、应用创新园区、科技企业孵化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有利条件，着力发挥政策集成效应，实现创新与创业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孵化与投资相结合，为创业者提供良好的工作空间、网络空间、社交空间和资源共享空间。
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史范文2
[关键词]契合；经济思想史；历时性；共时性；主流和非主流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1-0087-09
知识的契合要求表明，理论发展的途径不应该通过知识的高度专业化及单一思维的绝对深化，而是更主要依靠人类所积累的知识之间的互通和整合。对社会科学更是如此，因为每个社会科学往往是基于特定的视角或层面来审视共同研究的课题。当然，理论的发展除了要对共时性知识作跨学科的横向契合外，更重要的是要对历时性知识作学科内的契合。究其原因，学科内的历时性知识提供了更为集中的研究视角、历史背景以及分析工具，提供了理论深化的基本轨迹。因此，要提升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认知，就要获得足够的相关知识，而其中的重要途径就是潜下心来对前人的思想和文献做细致的梳理。波兰尼就曾指出：“科学家……只要他同自己的智识良心进行搏战，他总会考虑到与整个科学的传统进行接触――事实上便是与他引为典范的所有过去的科学家，与所有承认他在进行探索的在世的科学家，与所有他打算为之而建立新学说的未来的科学家――进行接触”。
事实上，整个科学理论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学术传承的基础之上，即使在自然科学中那些看似完全对立的理论，新理论的确立也是建基于对旧理论的深入解剖而不是凭空构造之上。否则，如果学术“不再寻求对话，彼此肯定完全脱节，双方当然就没有共同语言”，又何以有理论的发展？相应地，就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而言，其理论发展更需要契合经济史及经济学说史的知识。一者，如熊彼特所说，“因为每个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不管他对纯理论多么嗜好，总离不开事实，而大多数事实，照我们看来，必然是历史性的。”二者，如贝拉等所说，“与社会整体挂钩的社会科学，必须是历史的和哲学的社会科学。狭义的专业社会科学已经提供了关于当代社会的多方面的有价值的信息，但是它同时又缺乏或没有历史感。社会科学家在提供关于过去的信息方面是足智多谋的，所提供的信息和他们关于现在的发现相差无几。”
然而，现代经济学教材却将历时性演化的各个理论放在同一个共时性的平面框架中，从而抽去了理论的时代性、主观性和规范性，而留下一堆没有人文思维的技术性骨架；正因如此，教材上的经济学原理往往蜕变成为脱离现实的说教，并遮蔽了我们对真实世界的认知。显然，要缓和这一弊病，就需要加强经济思想史的教育和研究，“为往圣继绝学”本身就是学者的本色。事实上，有机契合本身就包括了借鉴和反思这双重含义，从而需要注重知识的继承性和积累性；特别是，如果说基于常规科学范式的研究比较适合自然科学的话，那么，对前人思想的讨论、争鸣和反驳的批判式研究更是社会科学的基本发展途径。是以本文基于思想史的梳理来对现代主流经济学进行反思。
一、经济学界对思想史的认知
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现象的发生、发展规律，这种规律来自于经验事实又超越经验事实；因此，要透过当前的经济现象而揭示内在规律，就需要梳理经济事实的发展历程，而历史则是经济学家探究经济规律的一个重要材料来源。同时，对特定历史事实的研究构成了特定时期的经济学说，它是对历史事实的提炼和概括，从而有助于后人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现状，因而经济学的研究也要充分关注这些学说史上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家本人也是他自己世道和所有以前时代的产物，经济分析及其成果必然受到历史相对性的影响。这意味着，经济学说史的学习必须结合对经济史的了解，两者的结合才会真正有助于经济学家对经济规律的探究和深化。正因如此，熊彼特说：“如果我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而在这三门学科中只许任选一种，那么我就选择经济史。我有三条理由：首先，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的经济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其次，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第三，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
不仅是熊彼特，包括像帕雷托、阿罗、阿莱这样的数理经济学家，也都强调历史的重要性。例如，阿莱说：“如果为了理解经济学，人们必须在掌握经济史或掌握数学和统计学之间作出选择，那么毫无疑问他们应该选择前者”；因为“历史事实、学说和经济思想是最具指导性的，别的什么都不能与之相比。无论是经济制度、实际收入的变化、货币现象、人口统计、国际关系、意识形态，还是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它们的因果链接，没有什么比这些更重要了。”在很大程度上，思想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因而思想史和历史往往也是同步发展的。经济思想史家斯皮格尔就指出，“思想史其实只是……经由人类头脑过滤之后才反映为一般的历史”。为此，熊彼特、阿莱等人都认为，经济学研究至少需要四个方面的知识：理论、历史、统计和经济社会学；并且，他们都更为强调历史的重要性。当然，一般学者似乎都倾向于把这四个方面看成是独立和平等的，但实际上，这四个方面却是浑然一体的，并且又是存在层次之分的。
一般地，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包含了四个层次，它们都涉及历史和思想史的知识。首先是方法思维层次，这是研究者观察和思考社会现象的哲学理念和基本视角，是演绎主义还是归纳主义，是因果探究还是功能分析，是演化的思路还是均衡的分析，是整体主义的还是原子主义；显然，通过对学术史的梳理，可以更清晰地认知到各种方法的优劣和适用性，以及目前方法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其次是理论素养层次，这要求研究者通晓各个不同甚至对立的理论，了解它们所站立的背景、哲学理念以及观察的侧面，并能提出自己的观点、思维；显然，通过学术史的学习，更便于对理论来龙去脉的梳理，并便于结合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从而更有利于理论的全面性。再次是工具表达层次，有了思想和观点就需要表达出来便于与他人交流和传播；显然，通过学术史的学习，就可以发现多种多样的分析工具：文字逻辑的、图表矩阵的、数学模型的，并且，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不同工具使用的适用性，便于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时更好地进行表达。最后是实证检验层次，这一层次是对理论的检验，可以运用案例调查或者统计分析的方式；通过学术史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由统计实证得出的社会规律的适用性及其缺陷。事实上，拉弗曲线、奥肯定律、恩格尔定律、工资铁律以及格莱欣法则等都具有严格的适用条件。宏观经济学基本理论则认为，增发货币可以促进就业，但显然在不同环境下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因而就不能简单地运用某些局部的数据来实证分析得出一般性的理论。
而且，任何理论都是一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都体现了特定背景下的主体对社会现象的认知，如果离开了时代背景、离开了特定的主体，那么理论就成为毫无生气的一堆骷髅：没有思想、没有内容，更缺乏理念和目标，而只留下形式。米尔斯就指出，经济学中那些影响延续若干世纪的观念都具有一个关键特征：“它们――至少就它们在人们心目中的现象来说――几乎都是一些清晰、简单并且对每一个智力尚可的相关人士来说都可以理解的观点”；但“事实上，几乎所有曾对经济思想的发展有所贡献的人，其工作和著述都经历了很长的时期，经常是经历了几十年，其问它们的思想观点逐渐成熟和变化。在他们就这些思想著述的时候，他们不仅清楚地知道这些思想的长处，而且清楚地知道它们的短处和需要与它们相配套的先决条件以及它们的限定范围。然而，一旦这些思想渗透到公共领域，往往就会被简单化。经过多年研究才能认识到的那些先决条件、限定范围和微妙差别，往往会遁为乌有。”同样，熊彼特也写道：“既然历史是经济学家材料的一个主要来源，同时由于经济学家本人是他自己时代和所有以前时代的产物，经济分析及其成果必然会受到历史相对性的影响，问题只在于影响程度的大小而已。……因此即使经济学家自己不是经济史学家，仅能阅读别人写的历史报告，他们也必须了解这些报告是怎样产生的，否则就不能评价其真正意义。”此外，埃克伦德和赫伯特则认为，“人类只能按照他们曾处的位置来判断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而且，由于历史是人的研究，我们忽略历史便是以冒着不理解我们自己的风险为代价的。”这就是说，我们探讨任何理论都必须弄清楚它背后的东西，这主要包括主体的基本思维及其提出该理论或分析框架的目的，离开这一点，我们根本无从真正理解理论。
不幸的是，自从边际革命始，西方主流经济学就逐渐抛弃了对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进行剖析的思路，而将研究对象逐步限定在稀缺资源如何配置这一问题上；接着，经过几代人为建立“纯”经济学的不断努力，经济学最终成为只专注于“个人致富发财”的微观技术。正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以普遍化假设为基础，而专注于理性模型的构建或者通过对现时、现世问题的计量分析来论证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合理性，因而它就逐渐抛弃了研究方法和知识素养这两个主要层次。斯特拉斯曼就写道：“目前的经济学知识来自越来越准确的分析进化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计量经济学与数据收集的技术进步以及数学发展的结果。”相应地，新古典经济学也就抛弃了自身的发展史，把建立普适性的数理模型视为理论的，而把那种反对将个人物质利益内容抽象化、永恒化而主张历史地分析具体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及其动机的经济学视为缺乏理论的。而且，在功利主义和科学至上主义的主导下，承袭新古典主义思维的经济学就日益鼎盛，从而成为主流经济学；相反，那些对现实制度以及新古典经济学持批判态度的则被称为非主流经济学，或是“异端”经济学。尤其是，受主流化效应的引导，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子热衷于遵从新古典经济学的常规范式，并逐渐舍弃其他社会科学和经济思想史的知识素养，以致现代经济学的思想越来越空洞化，形式越来越僵化。其实，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大量运用数学以求经济学达到所谓硬科学的要求，从而导向了经济学的抽象化分析取向；但是，正如沙克尔指出的，“经济学不可能成为一门计算结果的精确科学。它本性是成为批判性的想像的题材，本质上适合文字从书面表达的题材，如同它自己的历史一样。”
二、基于思想史对经济学科的审视
基于思想史的契合，不仅有利于经济学的学术研究，而且有助于对经济学科进行全面审视。事实上，通过对经济思想史的梳理，我们可以深深地认识到，不仅经济学本身具有非常广泛的研究内容，甚至往往与其他社会科学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决不仅限于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推崇的成本一收益分析，分析工具更不主要是基于数学符号的均衡分析，或强调实证的功能性分析。一者，就经济学研究内容而言，经济学的发展历程表明，目前纷繁芜杂乃至相互排斥的经济学各分支和各流派原本是统一的，它们有一个共同源头。经济学的内容根本上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主要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主要关注具体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不幸的是，自新古典经济学以后，这两方面内容却越来越分裂了，并形成了两个越来越对立的学科。二者就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而言，早期经济学大多走跨学科的交叉道路。凡勃伦指出，“对于任何对经济现象感兴趣的现代科学家来说，人类文化的任何特定阶段所包含的因果链条、在人类行为结构中由于习惯性行动积累起来的种种变迁，比起那种把人类行动看作是在给定的正常、不变的条件下不断地平衡快乐与痛苦的方法来，显然更能引起人们强烈而持久的兴趣。前者是种族或社群的‘生命史’的问题，是关乎文化传承发展和世代命运的问题；而后者则是这种文化发展历程中的某些给定情境下的个人决策问题。前者是人类处理其生活的物质资料的行为体系及制度的连续性和可变性的问题；后者，如果按照快乐主义的看法，关注的是社会个体成员的一段段的感官经验。”
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割断了思想史的传承，而热衷于一个普适性的常规范式。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界普遍信奉这样的观念：“如果足够多的人足够强烈地相信一个陈述，那么，这个陈述就构成了知识。”相应地，既然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为当前大多数人所信奉，并且为主流学者提供了经济行为分析的基本路径和分析工具，那么，大多数经济学人也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是值得仿效的，那只形成了新古典范式的拜物教。那么，这种一元化的研究范式果真可取吗？拉卡托斯指出，“思想史告诉我们，许多人完全虔诚荒唐的信仰。如果信仰的强度是知识的标志，我们就不得不把关于神灵、天使、魔鬼和天堂、地狱的某些故事看作知识”；“因此，即使一个陈述似乎非常‘有理’，每一个人都相信它，它也可能是伪科学；而一个陈述即使是不可信的，没有人相信它，它在科学上也可能是有价值的。一个理论即使没有人理解它，更不用说相信它了，它也可能具有至高的科学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当前经济学界普遍信仰和盲目仿效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乃至形成了方法论导向的研究，结果，就严重窒息了思想的生成，导致了经济理论的萎缩。
尼采曾指出，流行的一般都不是真理，而只有经过长期思考的才是真理。利奥塔尔则强调，怀疑是科学进步的结果，而这种进步也是以怀疑为前提的。事实上，一些具有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们甚至对自己最偏爱的理论也常常表示出高度的怀疑；为此，拉卡托斯说，“科学行为的标志是甚至对自己最珍爱的理论也持某种怀疑态度。盲目虔信一个理论不是理智的美德，而是理智的罪过。”经济学的发展也是如此，经济学正是在反思和批判中才得以不断前行的。而且，流行的新古典范式自诞生起就遭受各种批判，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的兴起更是遭到诸多科学哲学家和方法论专家的批判。M.鲍曼就写道：“正是在经济学（经济人）分析思路乐观自信的扩大过程中，人们也听到了对其行为模型普遍适用性越来越多的怀疑声。人们质疑经济人模型作为一般社会科学研究计划的惟一基础是否还能满足也必须针对经验理论‘硬核心’提出的经验合适性最低条件。在试图将经济行为模型使用到人的任何行为的过程中，人们无法再对相反的事实视而不见。这一模型中的理性效用最大化行为往往是例外而不是惯例。”
那么，如何对主流的学术取向进行反思呢？其中一个根本途径就是，分析社会经济的演化史并从中剖析相应的思想根源。黑格尔就指出，“思想的活动，最初表现为历史的事实，过去的东西，并且好像是在我们的现实之外。但事实上，我们之所以是我们，乃是由于我们有历史，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正如在思想史的领域里，过去的东西只是一方面，所以构成我们现成的，那个有共同性永久性的成分，与我们的历史性也是不可分离地结合着的。”而且，基于思想史的学科反思对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来说尤其重要，因为正如前面指出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都是与特定的时代相适应的，从社会环境的历史变动中就可以探析经济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以及相应的研究方法。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试图撇开社会环境而研究抽象的个体理，同时又热衷于寻找一种普世性的技术分析工具；结果，就将经济学分析与历史和思想史割裂开来。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忽视了对历史和思想史的梳理，现代主流经济学就背离了经济学科的根本特性。因此，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貌似强大，但在众口为经济学抽象化分析鼓噪的声浪中，我们还是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学者一贯的治学态度，以批判和反思的态度来真正审视流行的理论。
事实上，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无论是在研究对象还是相应的研究方法上，都与自然科学存在根本性差异。一般来说，自然科学知识的积累具有明显的进步性质，因而自然科学家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各门学科的最新发展上，并且大都相信，在他先辈们从事的工作中几乎没有湮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相反，社会科学的历史不是按在时间中进步的序列发展的，无法用自然科学的进步标准进行相应的处理，而且，社会科学的每一种现代方法几乎都有其古远的历史起源，因而研究经济史的经济学家却常常会碰到很有启发性的见解以及有用的教益。这意味着，诸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以及斯密等人的思想和理论都值得后人认真地进行梳理。实际上，正如斯坦利・L・布鲁指出的，“经济思想的演变好像是螺旋式前进。确实经常有一些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与以前的理论和政策有相似性，但它们却是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层面上被提出来的。”例如，斯密实际上已经发现并指出了目前流行的委托一机制的特点及其问题，不过，由于历史的原因只是到了选择自由得到承认的今天，新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才再次将之提升和发展。再如，欧文、穆勒、李斯特很早就阐述了人力资本观点，但也一直默默无闻，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知识成为关键生产要素以及劳动力的异质化加剧，这个理论才被舒尔茨和贝克尔等人所重新阐释，从而促进了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同时，由于社会现象比自然现象要复杂得多，影响因素也多得多；因此，两者的理论研究取向也存在差异：研究社会现象要防止复杂事情简单化，研究自然现象则要防止简单事情复杂化。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抽象化研究时要更为慎重，社会科学的理论抽象不能完全脱离具体经验事实；特别是，社会环境往往处于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变化过程中，理论抽象也应该与此保持历史的一致性。譬如，中国目前的工业化形势与斯密、穆勒、马克思等所处的古典时代就具有很多的类似之处，因此，尽管斯密、穆勒、马克思的分析可能与西方社会的现实越来越相脱节，对当前中国问题的刻画和分析却极具启发意义。再如，美国当前在世界的霸权行为和国际法的制定也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了解当时的诸子谋略也便于对当前国际走向的分析。其实，理论的抽象是科学的抽象，而不是“为抽象而抽象”；抽象应该是基于具体的抽象，因为社会科学首先是要处理具体的社会现象。这意味着，研究要强调科学化但不是惟科学主义、研究要有一定的形式但不是形式主义。也即，理论研究要谨防落入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陷阱，任何东西一旦上升到“主义”的层次，就开始了异化的发展。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根本危机也正在于它越来越形式化，并已经形成了越来越强烈的帝国主义倾向；结果，其发展也就成为越来越脱离现实的极端抽象化思维方式，成为纯粹的数字游戏，从而窒息思维的自由交流。
三、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的思想史辨析
基于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的契合，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对经济学科的演化和现状，更好地认识现代经济学的结构体系，更好地认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优点和不足，从而避免盲从主流而窒息思想的火花。库恩等就指出，“我们每获得一点知识，都伴随着相应的损失，这样一来就不可能断定什么时候我们进步了，甚至不可能断定我们是否在进步。”而基于经济思想史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这一点。事实上，当前经济学中往往存在截然的主流和非主流、正宗和异端之分，而且，主流经济学往往标榜自己是前沿的，代表可进步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显然，这也正是经济学本身不成熟的表征，有人甚至宣称，经济学家们只是因为信仰才墨守正统经济学的。
一者，既然存在其他非主流的思想，也意味着存在能够证伪这种主流理论的材料，那么，主流经济学又何来科学性而言？事实上，我们又有谁发现数学、物理学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分？而且，尽管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也会形成多数研究的氛围，但它们从来没有宣称它们拥有一种关于世界的通论，如社会学就有家庭社会学、工作社会学等等。相反，大多数学科中一直都存在强烈的反正统力量，如生物学等学科中就存在还原论以及进化选择的适当单位等争鸣，这些都有力地维护了这些学科的活力。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相信不可分的个体是行为的基本粒子，而始终把个人意图和偏好的心理或社会基础等等排除在学科的讨论之外。试问：如果抽掉那些毫无实质内容的模型框架，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模型分析又能留下什么呢？
二者，正统和异端的区分意味着现代主流经济学也把自己当成了凭信仰而非逻辑的基础，以致一些经济学“泰斗”的著作、观点只能被解释而不能被怀疑，反对它的都成了异端。事实上，1973―1978年间在美国主流或正统经济学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中，只有三篇试图否证已有的假说，只有极少数经济学家真正敢于对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当然，由于学术学院化之后，真正为求知而探索的学者越来越少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主要兴趣在于职业和地位与学术声望等其他个人目标。显然，由于这些东西往往要通过依附一定的学术团体才能获得，因而年青经济学人就被迫在正统和主流的框架中进行研究，而不敢越雷池半步，从而限制了他们对经济科学的贡献，也限制了经济学的实质发展。而所有这些问题，借助于经济思想史，我们就容易看清楚。布劳格写道：“经济学史揭示，经济学家也像任何人一样容易错把糟糠作小麦，当它们拥有的一切是一系列复杂的定义或伪装成科学原则的价值判断时，就宣称拥有了真理。除非研究经济学史，否则就无法完全了解这种倾向。可以肯定，现代经济学提供了大量空洞的理论、标榜为科学的遇见或具有隐蔽的价值前提的政策建议。”
其实，从经济学说的发展史上看，所谓的主流也是在不断变更的，现在成为主流的那些理论往往就是以前的非主流，甚至是受排斥的异端。这意味着，主流的东西并不一直就是对的，今后也一定不会一直是主流。譬如，现代的主流就是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期间世界范围内掀起的国民经济计划化的产物，国民经济的计划要求日益精确的资源统筹、线性规划乃至日益细化的投入一产出表格设计，这导致了数量经济学的偏盛；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世界各国的实践已经开始证明了这种设计是“致命的自负”，它源于建构理性主义的思维，因而也日益为社会实践所抛弃。然而，尽管实践已经改弦易辙，但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却依然一成不变地因循守旧，甚至还有变本加厉的趋势；只不过，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开始有了转变：不是为了政策应用，而是变成了象牙塔内的游戏。所以，加尔布雷斯指出，思想从本质上说都是保守的，它们不会屈服于其他思想的攻击，却会屈从于它们难以应付的环境的巨大冲击；正是每次大的社会环境的变动，才最终能够促成经济学的真正发展。事实上，正是由于思想的僵化性和保守性，每当一个新环境的来临都必须产生一种大规模的争论，从而才促进经济思想和理论发生阵痛性变革；显然，这也是经济学说史上之所以形成四次革命、四次综合发展轨迹的缘由。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不应该为当前的所谓“主流”所牵引，而更应以反思的态度相对待；只有当知识分子坚守这种学术态度，经济理论才可以不断取得进步，或者说，学术研究才可以形成持续的扩展秩序。
同时，由于主流学说已经越来越定型和僵化，我们往往就只有从非主流中才更容易获得新的思想洞见。纵观经济学说发展史，那些被称为“天才”的人物往往都处于非主流的边缘地位，从戈森、古诺、杰文斯、凡勃伦到凯恩斯都是如此；而且，绝大多数思想大师都是通过与这些处于边缘地位的学者进行交流，或者梳理以前那些非主流文献的基础上而形成自己的系统洞见。譬如，诺思在伯克利读书期间就是一个激进的者，所以他后来说，“对我影响最大的教授全来自非主流的正统经济学之外。”赫胥黎曾指出，一般真理的命运是，以异端邪说开始，以迷信告终；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正表明了这一点，经济学的任何发展都是建立在对以前理论的反思基础之上的。当然，要进行卓有成效的批判，首先要对理论出现的前因后果进行梳理，劳丹强调，“在对任何一个学说的历史发展（以及该学说的竞争对手的发展历史）没有充分了解之前，不能作出任何切合实际的合理评价。”因此，通过对经济思想史的梳理，特别关注已经逐渐被淡忘的那些非主流的思想，将对理论的发展和思想的萌发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如果真正通晓了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如果抛开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思路；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实际上，我们必须首先假定，经济学不过就像经济学家和同时代的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其现代定义毫无‘科学性’可言，而且就像它的历届前人一样，它很可能再次改变。”
因此，经济学说发展史告诉我们，不能以静态的、单向的思维来看待现代主流经济学，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更不能为所谓“主流”范式所牵引。事实上，经济学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都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经济学本身就是针对具体社会状况而产生的一门学问，它的根本特点就是现实性、致用性和批判性。例如，目前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本身就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一方面，是经过了古典经济学时期国民财富的生产已经取得了极大成功，从而经济学开始把注意力从财富创造转移到资源配置方面来；另一方面，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物质资本的匮乏，导致了如何最佳使用这些资源成为经济学关注的焦点，从而极端地发展了数理化的倾向。不幸的是，尽管任何真正的认知都来源于基于新的实践对过去理论的反思，并且作为一个致用的经济学根本上也就是对现存社会制度中内含缺陷的洞悉；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却撇开了这种对制度变迁以及人性发展的关注，而在一个冷冰冰的世界中分析原子人的行为。其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取代老制度经济学，除了当时的制度主义者并没有提供有效解决萧条的可操作的方案外，更重要的是凯恩斯经济学没有涉及制度变革问题，从而减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生命力的怀疑；特别是，麦卡锡主义和冷战的兴起造成了一种对任何改造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都富有敌意的政治气氛。显然，经济思想史提醒我们，应以反思的态度审视现代主流经济学，只有这样，经济理论才能不断进步，经济学科才能不断发展。
四、结语
理论尤其是社会科学的理论应该建立在对各类知识之有机契合的基础之上，这种契合是建立在对主流理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之上；而要对一个学科进行卓有成效的反思，则首先必须对该学科的发展史进行梳理。事实上，绝大多数科学哲学家如库恩、劳丹、夏佩尔等都把历史看成是对科学作出哲学断言的来源或至少是部分仲裁者；对自然科学如此，对社会科学更是如此，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首先必须要建立在学说史和社会史的学习上。究其原因，自然现象仅仅是现象，它的背后并没有思想，从而也就不要求科学家认识自然事件背后的思想；而社会现象却不仅是现象，它的背后还有思想，任何社会现象在一定意义上都是由人的思想所指导的，因而这就要求社会科学家必须吃透实践背后的思想。例如，伟大的历史学家柯林伍德就强调，史学家之所以关心历史事件，仅仅在于历史事件反映了思想，表现了或体现了思想；在他看来，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因而“史学的确切对象乃是思想，――并非是被思想的事物而是思想本身的行为。”正因为社会科学的理论和历史是不可分离的，因此，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必须注重思想史和经济史的梳理。
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史范文3
【英文摘要】AnewerandhigherdemandforthestudyofChina''''s.economichistoryisaddressedbothbyChina,whotakestheeconomicconstructionashercentraltask,andthecontemporaryworld,whosesocialeconomyhasundergonegreattransformationsafterthenewtechnologicalrevolution.ThestudyofChina''''seconomichistoryfacessomegreattransformationssuchaswideningitsfield,deepeningitscontents,renewingitsmothedandsoon.ScholarsonChina''''seconomichistoryandeconomicsshouldtrytocreateanewaspectinthestudy,enrichanddevelopMarxismbyimprovingtheirowncognitioninordertoproviderighttheoreticalprincipleandbeneficialhistoricalexperiencetochina''''smodernconstruction.
【关键词】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内容/方法/提高认识Chinaeconomichistory/studyfield/contents/mothed/toimprovecognition
【正文】
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应该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当代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中最根本、最深刻、最关键，也是最迫切需要的一环，然而却是最薄弱的一环。这很有必要提醒包括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在内的学术界和有关方面的注意，并给予重视。
一
改革开放伊始，经济史学界立即抓住新时机，不仅很快恢复了原有的研究机构，还组织成立了中美合作企业史资料中心等新的研究机构开展工作，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期刊，组织成立全国的经济史研究会和省区经济史研究会，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招收经济史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等十几所高校和中央高级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分别编写出版了十几部质量较高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经济通史等教材，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河北大学等高校联手合作编写九卷本的从先秦到清代的断代经济史专著，傅筑夫等老一辈中国经济史专家都有多部研究专著问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史专著也有十余种出版，东北、山西等省区编写出版本省区的经济史专著，北京、上海合作编辑出版多卷本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宁可主编了从远古到1998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史》，还有其他专题性的经济史专著数以百计、论文数以万计；尤其是国家组织联合攻关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完成，更是意义重大。与此同时，还积极开展中外学术交流（派访问学者出国研究考察、召开有外国学者参加的研讨会、翻译出版国外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论著等）。在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中，经济史获奖比例很高，5部二等奖中占了2部，12部三等奖中也有3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活跃和成绩是前所未有的。
尽管经济史研究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但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向中国经济史研究提出的要求是远不适应的。尤其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史研究日趋不振，近乎于有气无力。很多高等院校的中国经济史课程被热门的经济学新学科所挤掉，连经济学研究生也不开设中国经济史课程，中国经济史专业出身的教师被迫改教其他课程；经济史专业毕业的研究生也不愿从事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因经济史研究繁难，出成果不易，时间长，评职称极受影响），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出现危机。
形成这样的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本身。当今社会经济伴随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而演变，内容愈来愈丰富，结构愈来愈复杂，给包括中国经济史在内的经济科学提出了愈来愈多的新课题。这本来是中国经济史研究新的历史机遇，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没有抓住这个大好的新机遇，却远远落后于这样的新形势。
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
1.研究领域不宽。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目前仍局限在传统的课题方面，无非还是历史上的所有制（包括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等），国民经济各部门（工业、手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等），对外贸易和国际贸易，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小农经济，资本主义萌芽与资本原始积累，企业史，历史上重大经济事件和重要人物的经济活动，历史上各种产品的产量与产值、人口、租税，历史上的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生产力和技术史等等。对这些传统的中国经济史课题进行研究当然是必要的，但当代中国及其发展趋势，尤其是经济建设的各种取向和目标选择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要求，绝不是这些传统课题的研究所能满足和解决得了的。它要求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以新时代的新视角开拓研究的新领域。比如经济体制和经济机制是现代社会经济的新概念，马克思《资本论》中尚未出现，但不等于古代和近代社会经济中没有经济体制和经济机制。再如“三次产业结构”，是20世纪30年代产生的新概念，在中国经济史上“一二三、二一三、二三一、三二一”历史发展的研究，也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课题。经济史是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应覆盖整个经济学。经济学有“经济学帝国主义”之称，它的研究领域已扩展到技术、生产力、数理、环境、国土、生物、知识、信息等等领域，并出现了技术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等相应的学科。经济史的研究也应相应地跟进。研究领域狭窄，局限在传统的领域课题中，使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受限。
2.研究内容不深。研究领域的拓展当然也是研究内容的深入。若抛开研究范围说，内容的深入显得举步维艰。中国经济史传统的研究课题之所以必要、有意义，不仅在于还有相当多的内容有待去研究，更在于已经研究的内容还须要深入，不能停留在现有认识层面上。例如一直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热点，却总是在其性质问题上争论不休，相互观点歧异，且又在同一层面上认识。研究不深入恐怕是主要原因。中国原始氏族经济、小农经济、奴隶制经济、地主制经济、封建经济、官府手工业、土地制度等等，与发展成资本主义经济的西欧古代经济，共性与个性各是什么？所有这些课题的研究，对中国社会经济史走势能说明什么样的规律？等等。不深入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就难以走出低谷。
3.研究方法不新。研究领域拓宽、研究内容深化，既需要研究方法的更新去实现，又提供或包含有新的研究方法。当年马克思曾经说过：“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还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1](P108)今天的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作为生产组织，比当年的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更发达、更复杂得多，为经济史的研究不仅提出新领域、新内容，也指出了经济史研究的新方法。不研究现代经济结构和现状，不研究当代经济的所有理论问题，即“人体解剖”，难以更好地研究、理解古代和近代的社会经济，即“猴体解剖”。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风靡于70年代美欧的“新经济史学派”，就是这样。新经济史学派不同于传统经济史学派，根本之点在于研究方法之新：一是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经济史，二是用计量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并借助于现代计算工具计算机研究经济史。他们自己说他们的方法“产生于历史问题和先进统计分析的结合。在这里，经济理论是女傧相，计算机是男傧相”[2](P492)。经济史作为经济学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仅仅用传统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对史料搜集整理和考证分析、叙述史实、分期和定性等是不行的，必须有经济学及其各门分支学科的范畴、原理等理论分析和经济学的定量研究等各种经济学方法，才有别于政治史、军事史等，才称得上经济史。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更新当然不止这些。随着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历史研究方法的变革、哲学和自然科学方法论新成果的展示和被运用，都会给中国经济史研究提供新方法。要善于选择和运用新的研究工具、研究方法，使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以新的面貌出现在当今中国的学术界。
二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有其丰富的内涵，这里着重指出一点，这就是列宁非常正确、很有针对性指出的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3](P336)很清楚，经济史研究在通史研究、各专业史研究、现状（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理论和规律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本身的研究、乃至理论的发展中，处于根本性、基础性的地位，有着关键的意义。
正是因为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理论研究事业中，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领域的扩大，研究课题的具体，就愈感到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和发展他们的学说迫切需要经济史知识。为此，马克思仔细阅读了当时仅有的毛勒、摩尔根、科瓦列夫斯基等人的经济史著作，高度评价研究中世纪马尔克的毛勒著作，说“他的书是非常有意义的”[4](P258)；疗养中听科瓦列夫斯基讲述俄国的村社，并对他们的著作都做了详细的摘要和评语，准备写这方面的经济史著作。遗憾的是，组织无产阶级革命和《资本论》写作的急切，他未能如愿以偿。后来恩格斯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现代社会主义主要著作之一”[5](P43)以作“稍稍补偿”[6](P1)。恩格斯到晚年更是深切地慨叹“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并郑重地提出：“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重点号为引者所加）“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他对当时那种“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的知识……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的浅薄非常厌恶，对“很少有人下一番功夫去钻研经济学、经济学史、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的。有多少人除知道毛勒的名字之外，还对他有更多的认识呢”[6](P476)的状况感到担忧。七十高龄的恩格斯对于经济史的研究这样谆谆相告、语重心长，是非常值得细细体味的！
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是这样总结马克思的理论研究的：“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7](P37)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没有经济史的研究，就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这里同样地可以说，没有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没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遵循中国社会经济自身发展的历史趋势，依据中国社会经济自身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才能有效和成功。系统、全面、深刻、准确地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历史进程中的特点和规律，探究中国社会经济历史趋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道路、提供丰富的历史借鉴，这就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基本任务和根本目的。同时，通过中国经济史研究，丰富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和，使之在更高层次上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从根本上保证中国现代化的正确方向，以更科学的理论武装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健康发展和快速成功。
三
中国经济史研究要想走出低谷，除了研究者需要提高思想认识、认清研究任务、明确研究目的、开拓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内容、更新研究方法外，有关方面也需要同心协力，真抓实干。
1.端正思想路线，坚持实事求是。这里需要澄清一个糊涂认识，即认为坚持实事求是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相矛盾的。实际上二者完全一致。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对长期统治人们历史观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思想解放，就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实事求是。同现在某些人怀疑、排斥历史唯物主义及其思想指导（所谓“信仰危机”）相反，国外越来越多的学风正派的非历史学者，在他们研究实践的深入中，愈来愈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们就开始承认“马克思……首次努力去提出一种一元论的历史观，无论我们是否准备把它作为对一般人类进步的一种充分解释来加以接受，我们全都必须承认它在激励学者们思想和扩展历史学与经济学的观念与概念方面已经起到了有益影响……它将在精神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记录上占有一个尊荣的地位”。1912年美国“新史学派”创始人鲁滨逊更说道：“第一个对于科学的历史学作出巨大贡献的”是马克思，“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新奇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历史学家研究过去时所应该注意的。他并且对于以前大家所不很了解的事情提供了科学的解释”。随着资本主义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愈来愈证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马克思的历史判断的正确性这时看来得到了证实……这次不是‘否定他对历史思想所作出的贡献’，而是‘用我们逐渐积累起来的而他却完全不知道的关于过去的大量证据’去对他的历史解释‘进行新的分析’”，“到1955年，即使在的反对者中，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聪明睿智的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及其挑战”。“新史学派”认为马克思是他们的“先师之一”，如果“建造先贤堂”，马克思“一定会端坐于殿堂之首列的”[8](P263-266)。这些非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些评价足以说明，历史唯物主义是被愈来愈多的历史事实证明了的正确的历史观和历史研究方法。实事求是所反对的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和教条化运用，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教条主义的态度。
2.开展对外学术交流，积极吸收国外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美、日学者不少，这是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活跃研究的外部条件，应主动加以利用。同时，还要大胆地吸收国外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包括新的经济史研究方法）。这方面经济史研究比经济学研究要落后得多。经济学中的宏观与微观、规范与实证、产权、交易成本、公共品、“搭便车”等概念和理论，早已广为使用和运用。经济史研究中仅有计量经济、区域性经济、比较经济等几项。最近有学者提出中国经济史研究有着“融入世界”的研究前景或趋势，这就更加需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
3.扩大研究队伍，增强研究力量。这里首当其冲的是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研究者。我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研究者对经济史的研究兴趣远不如美国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西方新经济史学家都是经济学家。蜚声史坛的新经济史学家福格尔(Robert.W.Fogel)和诺思(Douglass.C.North)是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另一新经济史学家提出经济史对经济学的价值有5个方面：“(1)更多的经济事实；(2)更好的经济事实；(3)更好的经济理论；(4)更好的经济政策；(5)更好的经济学家。”[9](P39)曾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J.A.Schumpeter,1883～1950)说：“历史、统计和‘理论’，三者合起来构成我们的所谓‘经济分析’”，“我愿立即指出，如果我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而在这三门学科中只许任选一种，那么我就选择经济史”[10](P28-29)。国外经济学泰斗这些议论，都是他们成功的经验之谈。如果我国经济学家和经济研究者都能进入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队伍中，不仅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面貌大为改观，中国经济学也一定会步上一个新台阶。
4.加强组织协调领导，发挥研究机构和学会团体的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亟待领导重视和加强组织协调。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课题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规划列在经济学中，但比重极小，2000年49个经济学选题中经济史仅有1个。这样少的课题项目，能申请上的人寥寥无几，研究者们只好自拟自选课题，而且这种无政府状态也浪费人力。要振兴中国经济史研究，国家课题规划应增加列入项目。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部门还应组织经济学、历史学、中国经济史学和外国经济史学等学科的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制订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中、长期规划，争取经费，组织和集中力量积极实施。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
[2]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Z].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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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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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9]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Z].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10]〔美〕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三
中国经济史研究要想走出低谷，除了研究者需要提高思想认识、认清研究任务、明确研究目的、开拓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内容、更新研究方法外，有关方面也需要同心协力，真抓实干。
1.端正思想路线，坚持实事求是。这里需要澄清一个糊涂认识，即认为坚持实事求是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相矛盾的。实际上二者完全一致。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对长期统治人们历史观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思想解放，就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实事求是。同现在某些人怀疑、排斥历史唯物主义及其思想指导（所谓“信仰危机”）相反，国外越来越多的学风正派的非历史学者，在他们研究实践的深入中，愈来愈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们就开始承认“马克思……首次努力去提出一种一元论的历史观，无论我们是否准备把它作为对一般人类进步的一种充分解释来加以接受，我们全都必须承认它在激励学者们思想和扩展历史学与经济学的观念与概念方面已经起到了有益影响……它将在精神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记录上占有一个尊荣的地位”。1912年美国“新史学派”创始人鲁滨逊更说道：“第一个对于科学的历史学作出巨大贡献的”是马克思，“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新奇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历史学家研究过去时所应该注意的。他并且对于以前大家所不很了解的事情提供了科学的解释”。随着资本主义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愈来愈证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马克思的历史判断的正确性这时看来得到了证实……这次不是‘否定他对历史思想所作出的贡献’，而是‘用我们逐渐积累起来的而他却完全不知道的关于过去的大量证据’去对他的历史解释‘进行新的分析’”，“到1955年，即使在的反对者中，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聪明睿智的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及其挑战”。“新史学派”认为马克思是他们的“先师之一”，如果“建造先贤堂”，马克思“一定会端坐于殿堂之首列的”[8](P263-266)。这些非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些评价足以说明，历史唯物主义是被愈来愈多的历史事实证明了的正确的历史观和历史研究方法。实事求是所反对的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和教条化运用，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教条主义的态度。
2.开展对外学术交流，积极吸收国外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美、日学者不少，这是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活跃研究的外部条件，应主动加以利用。同时，还要大胆地吸收国外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包括新的经济史研究方法）。这方面经济史研究比经济学研究要落后得多。经济学中的宏观与微观、规范与实证、产权、交易成本、公共品、“搭便车”等概念和理论，早已广为使用和运用。经济史研究中仅有计量经济、区域性经济、比较经济等几项。最近有学者提出中国经济史研究有着“融入世界”的研究前景或趋势，这就更加需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
3.扩大研究队伍，增强研究力量。这里首当其冲的是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研究者。我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研究者对经济史的研究兴趣远不如美国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西方新经济史学家都是经济学家。蜚声史坛的新经济史学家福格尔(Robert.W.Fogel)和诺思(Douglass.C.North)是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另一新经济史学家提出经济史对经济学的价值有5个方面：“(1)更多的经济事实；(2)更好的经济事实；(3)更好的经济理论；(4)更好的经济政策；(5)更好的经济学家。”[9](P39)曾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J.A.Schumpeter,1883～1950)说：“历史、统计和‘理论’，三者合起来构成我们的所谓‘经济分析’”，“我愿立即指出，如果我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而在这三门学科中只许任选一种，那么我就选择经济史”[10](P28-29)。国外经济学泰斗这些议论，都是他们成功的经验之谈。如果我国经济学家和经济研究者都能进入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队伍中，不仅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面貌大为改观，中国经济学也一定会步上一个新台阶。
4.加强组织协调领导，发挥研究机构和学会团体的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亟待领导重视和加强组织协调。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课题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规划列在经济学中，但比重极小，2000年49个经济学选题中经济史仅有1个。这样少的课题项目，能申请上的人寥寥无几，研究者们只好自拟自选课题，而且这种无政府状态也浪费人力。要振兴中国经济史研究，国家课题规划应增加列入项目。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部门还应组织经济学、历史学、中国经济史学和外国经济史学等学科的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制订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中、长期规划，争取经费，组织和集中力量积极实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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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9]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Z].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10]〔美〕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三
中国经济
史研究要想走出低谷，除了研究者需要提高思想认识、认清研究任务、明确研究目的、开拓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内容、更新研究方法外，有关方面也需要同心协力，真抓实干。
1.端正思想路线，坚持实事求是。这里需要澄清一个糊涂认识，即认为坚持实事求是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相矛盾的。实际上二者完全一致。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对长期统治人们历史观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思想解放，就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实事求是。同现在某些人怀疑、排斥历史唯物主义及其思想指导（所谓“信仰危机”）相反，国外越来越多的学风正派的非历史学者，在他们研究实践的深入中，愈来愈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们就开始承认“马克思……首次努力去提出一种一元论的历史观，无论我们是否准备把它作为对一般人类进步的一种充分解释来加以接受，我们全都必须承认它在激励学者们思想和扩展历史学与经济学的观念与概念方面已经起到了有益影响……它将在精神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记录上占有一个尊荣的地位”。1912年美国“新史学派”创始人鲁滨逊更说道：“第一个对于科学的历史学作出巨大贡献的”是马克思，“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新奇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历史学家研究过去时所应该注意的。他并且对于以前大家所不很了解的事情提供了科学的解释”。随着资本主义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愈来愈证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马克思的历史判断的正确性这时看来得到了证实……这次不是‘否定他对历史思想所作出的贡献’，而是‘用我们逐渐积累起来的而他却完全不知道的关于过去的大量证据’去对他的历史解释‘进行新的分析’”，“到1955年，即使在的反对者中，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聪明睿智的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及其挑战”。“新史学派”认为马克思是他们的“先师之一”，如果“建造先贤堂”，马克思“一定会端坐于殿堂之首列的”[8](P263-266)。这些非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些评价足以说明，历史唯物主义是被愈来愈多的历史事实证明了的正确的历史观和历史研究方法。实事求是所反对的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和教条化运用，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教条主义的态度。
2.开展对外学术交流，积极吸收国外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美、日学者不少，这是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活跃研究的外部条件，应主动加以利用。同时，还要大胆地吸收国外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包括新的经济史研究方法）。这方面经济史研究比经济学研究要落后得多。经济学中的宏观与微观、规范与实证、产权、交易成本、公共品、“搭便车”等概念和理论，早已广为使用和运用。经济史研究中仅有计量经济、区域性经济、比较经济等几项。最近有学者提出中国经济史研究有着“融入世界”的研究前景或趋势，这就更加需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
3.扩大研究队伍，增强研究力量。这里首当其冲的是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研究者。我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研究者对经济史的研究兴趣远不如美国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西方新经济史学家都是经济学家。蜚声史坛的新经济史学家福格尔(Robert.W.Fogel)和诺思(Douglass.C.North)是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另一新经济史学家提出经济史对经济学的价值有5个方面：“(1)更多的经济事实；(2)更好的经济事实；(3)更好的经济理论；(4)更好的经济政策；(5)更好的经济学家。”[9](P39)曾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J.A.Schumpeter,1883～1950)说：“历史、统计和‘理论’，三者合起来构成我们的所谓‘经济分析’”，“我愿立即指出，如果我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而在这三门学科中只许任选一种，那么我就选择经济史”[10](P28-29)。国外经济学泰斗这些议论，都是他们成功的经验之谈。如果我国经济学家和经济研究者都能进入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队伍中，不仅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面貌大为改观，中国经济学也一定会步上一个新台阶。
4.加强组织协调领导，发挥研究机构和学会团体的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亟待领导重视和加强组织协调。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课题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规划列在经济学中，但比重极小，2000年49个经济学选题中经济史仅有1个。这样少的课题项目，能申请上的人寥寥无几，研究者们只好自拟自选课题，而且这种无政府状态也浪费人力。要振兴中国经济史研究，国家课题规划应增加列入项目。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部门还应组织经济学、历史学、中国经济史学和外国经济史学等学科的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制订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中、长期规划，争取经费，组织和集中力量积极实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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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史范文4
一、波兰会计研究及其特点
（一）波兰会计研究发展的外部环境 波兰位于中欧，其显要的地理位置及地形使其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这导致波兰的历史上连年的战火，几个世纪以来波兰的版图也一再更改，从而形成了波兰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特征。波兰曾三次被沙俄、普鲁士和奥匈帝国瓜分，经历1795年的第三次瓜分之后，波兰亡国，波兰就从欧洲地图上消失长达123年。1918年11月11日恢复独立，成立资产阶级共和国。1939年9月，法西斯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纳粹军队占领了波兰全部领土。 1944年7月苏军与在苏组建的波军进入波兰国土，波兰新国家诞生。1989年东欧剧变中，波兰最先由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演变为西方欧美资本主义制度。纵观波兰的近现代历史，波兰基本上处于被占领的状态，即使在二战后独立了，由于照搬苏联模式，实际上没有取得独立自主的权利。由于上述历史原因从根本上造成了波兰各个地区有着不同的经济模式，经济发展极为不平衡。这些都对波兰的会计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各个地区采用的会计模式有所不同，其次波兰各个地区会计发展水平也不同。总体来看，20世纪以来，波兰的会计研究在列强分裂统治的夹缝中顽强地发展着。本文根据Richard Mattessich 教授的《Two Hundred years of Accounting Re-
search 》一书中第16章的内容，结合波兰的历史进程将划分为三个阶段来进行评述：第一个阶段是1900年～1944年两次世界大战前后波兰的会计发展；第二个阶段是1944年～1989年，波兰社会主义时期的会计发展；第三个阶段是1990年以后，波兰的会计发展。
（二）波兰会计研究主要成就 包括：
一是1900年～1944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前后波兰的会计发展。（1）主要特点：强调会计是一种实用型技能。尽管这一时期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都燃烧到波兰，但是波兰的纺织业，制造与化工，冶金业，矿业与航天还是有所发展，它们的发展加大了克拉科夫与利沃夫的贸易流从而深化了会计工作的重要性，推动了会计的职业化发展趋势。这一时期绝大多研究者认为会计是一种实用型技能，很多教育机构纷纷开设会计学科以满足波兰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使得会计专业知识与技能开始显现出其实用性特点。波兰国内对高资历会计师的需求也与日俱增，1918年之后越来越多的中级商学院与在华沙（1924），克拉科夫（1925），利沃夫（1922），波兹南（1926）四大高等教育机构纷纷开设了会计这门学科，进行会计实务教育，出版各种会计教材，强调会计的实用技能。（2）代表人物及其研究。波兰的会计代表人物及其研究分作两大类，一类是强调会计实用型技能的研究；另一类是在会计实用性大潮中进行的理论研究。强调会计实用型技能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会计实务手册和会计实务教材的编写与出版两个方面。在这个时期，簿记学与编制审核资产负债表的图书主要是实用型手册。（Skrzywan 1967）。同时涌现了很多学者积极投身于编写主流教材，主要代表人物有Józef Aseńsko， Tomasz Lulek， Witold Skalski， Franciszek Tomanek， Witold Góra， Witold Byszewski，Marcel Scheffs and Stanislaw Skrzywan。在此期间虽然波兰的会计研究注重实用性，国外先进的会计理论虽然不被接受（Scheffs 1936；Skrzywan 1964：205 ），但有些理论出版物还是引人注目的。波兰会计理论家们的主要议题集中以下几个方面：会计基础理论和会计账户理论；会计术语；资产负债表和损益项目的结构；评估问题；资产负债表分析；账目审计和财务报表；解释和评价现存会计法规；会计演化的历史观点。其中，主要的代表学者有Góra，Lulek，Byszewski，Skalski，Scheffs。Góra在著作中阐述了好的资产负债表对于股东，债务人，债权人进行评估决策的重要性。Góra对比了德英法资产负债表的范本，提出波兰资产负债表的范本。1922到1927年波兰的高度通胀使资产负债表上的数据失去了意义，因此价值评估的问题特别重要。Lulek对波兰通货膨胀的回应强调了资产负债表再评估的重要性，在《资产负债表的正常化》一文中，他提出了资产负债表的标准。但Lulek（1922，1922 to 1924）对会计理论的主要贡献是账户分类，他曾在《商家账户的理论依据》一书中分析并批判Schr与Ciompa的会计经济理论，并提出复式记账理论源自于经济学，认为所有权，资本，利润等概念是具有经济特性的而非法律特性。Byszewski的贡献是推动了波兰的复式记账法体系，他对账户的拟人化学说和当时流行教授会计准则的方式提出质疑，尽管Lulek 和 Byszewski的观点并未超越静态资产负债表理论，但他们引入大量的先进元素：例如会计等式三要素（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商业资产的收入效用与经济主体优先于法律形式。（Kawa 2002：72）。Skalski解释了资产负债表与实际账户（与名义账户对比）的主要准则与功能。此外，他探讨了总分类账与其他账簿的联系，将其融合于一个记账体系。Skalski（1934）研究了这样一些问题，如资产负债表的结构、存货的原则、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价值、所有者权益、借入资本，留存资本，隐藏的规定和调整资产的价值和资金项目，以及“真正价值”的概念。“真正价值”的概念在1934年被用于商法典。Scheffs是一位在银行界和企业界著名的会计专家，在Scheffs的著作中（1939 b），他坚信会计不仅仅是一种实用的技能，也是经济科学的一部分。Scheff（1936，1938，1939，1939 b）的研究领域很广泛，从评估问题、无形资产、生产成本、资本市场和立法审计到会计的历史都是他感兴趣的话题。他对经济和哲学的兴趣，也融合到有关会计问题的研究中。自1939年以来有三个连续的冲击影响着波兰会计：德国、苏联和西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占领的地区强制执行德国统一会计制度。在被苏联吞并的东部地区，引入苏联的统一会计制度。
二是1944年～1989年，波兰社会主义时期的会计发展。（1）主要特点：计划经济下成本会计的长足发展。1944年波兰政府重建，由Stanislaw Skrzywan 和 Edward Wojciechowski （Jaruga and Szychta 1997）于1946年制定的第一个统一的会计计划，深受德国模式影响。由于它是前苏联的西邻，历来被后者视为它面向欧洲的屏障，对苏联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因此，尽管波兰政府重建了，但是苏联模式强有力地影响着波兰，在1951年～1953年期间，中央计划经济取代混合经济，并采用苏联经济计划模式和金融体系，从而引进苏联会计计划和会计科目表，经历了几次改革和改进，如在1960年，1976年等都进行相应调整，使之适应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管理的目标。尽管苏联的政治经济模式深深影响波兰，但是在文化传统上，法国对波兰的影响甚至大于二战前的俄德奥三个宗主国，二战前一直有“斯拉夫人的法兰西”之称。因此这一时期波兰的会计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借鉴了法国的先进经验。（2）代表人物及其研究。在波兰计划经济时期，波兰的成本会计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一时期波兰学者对成本会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成本的分类，标准成本，成本模式，成本会计准则等方面的研究。其中jaruga教授对波兰成本会计的理论研究有较大的影响。波兰的成本分类主要借鉴了法国的成本分类思想，其成本分类是基于宏观经济目的，如盈余账户，增值表以及在两个会计循环中的成本流转（Jaruga 1972，1988，1993a ，1993b）。在中央计划经济下，会计是作为政府引导国有企业计划的一个管理工具。在此过程中，名义利润是实际产出和预算数目的对照，这很关键（Dixon and Jaruga1994），因此管理决策首要关心的是效率的提高，这种效率是以某个标准成本会计制度监测的，这确保内部责任（也叫责任会计）和适当的单位成本的决策（Jaruga and Ho 2002）。成本会计问题和会计一般理论构成了会计论文的两大主题，20世纪90年代前许多著作都反映这两大主题，其中最值得提的是S. Skrzywan，W.Malc，Z.Fedak，B.Siwoń，W.Nowaczek，P.Tendera，H.Sobis，T.Wierzbicki，B.Binkowski，A.Jaruga，J.Skowroński，K.Sawicki，J.Matuszkiewicz，E.Burzym and Z.Messner.这些人的专著和编制的教科书。由于Skowroński融合了完全成本和可变成本决策的特性，其特别之处在于生产要素的成本模式（Jaruga and Skowroński 1986）。虽然学术期刊强调成本会计用于决策以及内部经济责任（Fedak 1962，1967；jaruga 1966；Messner1967），但是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前它们没有监管的作用（Jaruga 1989：6-7）。针对会计法规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关于成本会计规则）在20世纪70年代已可见到，部分原因是由于1976年的总会计科目规定，以及相关的会计账户（各种分支）的标准规定。部分原因是由于成本会计准则现代化（Decree of 1983- see Ministra finansów1983； Zarzdzenie Nr 83）。另外，许多学术著作（B.Siwoń，W.messner，T . troszczyński， A. Jaruga， J. Skowroński and I. soba
ńska）已经运用在大量的成本会计和管理会计项目（ Jaruga and Skowroński 1994；167）。在计划经济时期，波兰的成本会计发展较快，包括高等教育的规划，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管理会计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在冷战期间，波兰学者也表现出对现代会计研究的特别兴趣，Wojciechowoski （1962，1964）（1962，1963）介绍了他的规范会计理论之后，Peche（1959，1963）在波兰会计研究领域提出“演绎趋势”，而Skraywan（1967）发起了实证研究，这种与西方密切的联系通过一系列用英文写的论文（Jaruga 1972，1974，1976；Berry and Jaruga 1985）以及各种关于波兰会计话题得以证实。
三是1990年以后，波兰的会计发展。（1）主要特点：会计发展与国际接轨。1989年，东欧巨变，波兰是前苏联、东欧国家“剧变”中的带头羊，也是剧变后迄今为止经济发展状况最好的一个国家。1989年～1999年十年间波兰先后换了8届政府，却并未影响经济的快速复苏与增长。波兰自1989年底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以来， 其会计规范建设发展迅速。1991年以财政部长法令形式通过了新的会计法规。1994年， 在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帮助下， 政府起草了新的基本法， 基本法在1995年1月成为法律。波兰议会在2000年对会计法案进行了重大修订， 修订部分在2002年或以后执行。修正的会计法案更接近于国际会计准则。（2）代表人物及其研究。在新的时期，Jaruga和Szychta（1996）及其著作一如既往，涉及多个方面，如统一的会计原则和会计发展、审计以及工业会计的会计表及其重组问题。Krzywda等（1998）和Vellam（2004）分别对波兰审计法定的发展和国际会计准则的实施提出了建议。一系列的相关论文在波兰的核心会计期刊《会计》上出现。相关著作也相继出版，如szychta（1989，1996a）关于会计参考文献以及关于Mattessich（与szychta 合著1996b）的会计理论的书籍。自从新千年伊始，在波兰的各个城市举办了一系列国际会计研究会议。相应的内容相继以一般会计原则为标题（每年有不同的副标题——也被称为GATI，GATⅡ和GATⅢ）被出版（英文），（Dobija，2003；Dobija和Martin2004，2005）。他们的一些贡献（和他们的著作）阐明20世纪波兰或其他东欧国家的具体会计问题。典型的例子有：Bednarek （2003）将波兰政府会计和美国政府会计相比较。W·dzki（2004） 研究了关于波兰企业破产的预测，Wójtowicz（2004，2005）指出用国际会计准则对波兰会计的影响以及波兰公司的利润表的客观性；Jaruga等（2005）关于在波兰采用国际会计标准以及Szplit和 Hnidan（2005）对波兰的税务会计进行了研究。如2002年波兰财政部第11号指令，包含了投资基金、养老金、银行信托人等特殊行业的会计准则， 确认计量披露金融工具的详细规定及编制合并报表的规定。在会计法案未规定的领域中由会计准则委员会规定如果没有本国准则， 则采用国际会计准则， 这是一条比较重要的规定。这对波兰会计信息的质量将产生较大的影响。
（三）波兰会计研究评析 20世纪以来，波兰会计研究的发展犹如大海边悬崖裂缝中的一棵小树，面对着变幻莫测的汹涌波浪，只要有一丝阳光，就会努力地向上生长着。两次世界大战，使波兰处于连年战火中，动荡不安，波兰会计界的学者和其他科研工作者一样在国家危难时期用自己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推动着波兰的科学理论前行，他们并不屈从于外国势力采用完全的“拿来主义”，而是采用了一种批判的态度对待欧洲会计思想成就，多角度进行研究，提出了适应波兰经济发展状况的本土会计学理论和会计实务处理方法。从而使波兰的会计研究在世界会计史占有不可磨灭的影像。二战后，世界范围内成本会计迅速发展，波兰的会计发展追赶着世界科技革命的浪潮，与时俱进，融贯东西。尽管波兰的政治经济受到苏联的控制，在苏联模式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仍然积极吸取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文化与管理思想，使本国的会计研究东西交融，在成本会计与管理会计的研究上有了较快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的解体，东欧剧变，波兰的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尽管有近十年的时间波兰政府如走马灯似的更迭，但波兰在动荡中逐渐融入资本主义发展的浪潮中，并于2004年加入欧盟。在欧盟的大家庭里，波兰找到了自己的发展方向，波兰的会计发展也与国际会计的发展接轨。
二、乌克兰会计研究及其特点
（一）乌克兰会计研究发展外部环境 乌克兰的历史与波兰的历史有极大的相似性，长期处于被列强分裂的状态。乌克兰地理位置重要，是欧洲联盟与独联体特别是与俄罗斯地缘政治的交叉点。1795年，除加利西亚（1772年～1918年属于奥地利）以外，乌克兰其余地区均在沙皇俄国统治之下。1917年底东乌克兰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成立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18年至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时期，西乌克兰（东加利西亚和西沃伦）被波兰占领。1922年苏联成立，东乌克兰加盟，成为苏联的创始国之一。根据波兰和苏联签订的《里加条约》，西乌克兰成为波兰领土，1939年，二战爆发，波兰被分割占领，西乌克兰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合并。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德国占领了乌克兰全境。1944年，苏军重返乌克兰，解放了乌克兰。1991年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独立。与波兰类似，20世纪以来，乌克兰的会计研究在列强分裂统治的夹缝中顽强地发展着。在这部分将依据Richard Mattessich教授的《Two Hundred years of Accounting Research 》一书中第16章的内容，按乌克兰的历史进程与政治地域范围将划分为三个区域来进行评述，分别是西乌克兰、俄属东乌克兰和苏联统治时期的乌克兰、独立乌克兰。
（二）乌克兰会计研究主要成就 包括：
一是西乌克兰会计的发展（19世纪中期至1939年）。（1）主要特点：深受德国影响，会计实务研究与理论研究齐驱并进。20世纪初期，乌克兰会计学发展主要受到两个会计学派的影响——德国学派和俄国学派。从1772年到1918年，当今乌克兰西部地区（Halychyna）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发展速度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1870年，Halychyna成为自治政府，自治政府大力发展经济和社会基础建设，推动了Halychyna地区商业银行，合作社，公会以及公司记账的兴旺繁荣。在这种情况下，Halychyna的会计学受到德国会计学派（那个时候在欧洲最具盛名的学派之一）的影响。（2）代表人物及其研究。在西乌克兰时期，乌克兰的会计研究蓬勃发展，会计的理论研究与实务研究同时并进，研究学者不仅有会计学界的人士，还有经济学界的人士，运用多学科理论来研究会计问题。其中著名的学者有Ciompa，Krasitiski，Kormosh， Gora 等。这个时期发表的书刊以实务类型和与其相关会计程序以及资产负债表预备工作为主要内容（Krasitiski 1851；Kormosh 1875，1912，Gora 1920）。这些书刊的出版引起了法律规定强制性的会计和报告要求。根据奥匈的法律关于 “商业合作关系与合作利润”的规定（1873年4月9日），这些企业必须记账、记录和保存这些资料至结账和报告资产负债表后的六个月（Kormsh 1912）。在19世纪中期，会计理论和各种各样的会计概念开始在乌克兰出现——尤其是在Halychyna的首都利沃夫。20世纪初期，经济学家兼利沃夫奥匈银行的主记长Ciompa（1910），发表关于会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的著名研究（虽然这些观念不被现代世界认可）。他说：我称这部分economography为计量经济学；记账是数学的一个实际应用，反之亦然；计量经济学仅仅是记账原理（Ciompa 1910.5. translated）。所以，Ciompa坚持从经济角度、而非法律角度解读会计的观点。他认为实质重于形式，他在下述言辞中表达了支持经济学方法和反对在资产负债表上采用法律方法的原因。第一，从经济学观点考虑，应当考虑商业实体，因为它最主要的目标是生产发展，不应该用法律内容来取代经济事项（Ciompa 1910：70，translated）。后来，他继续说道：还不清楚为什么法律观点会比经济过程更重要，通过法律来强制记账的这种传统上的形式主义在资产负债表上仅仅起表面上的和装饰性的作用。Ciompa著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财产，资金和效率“三棱镜”来看会计学：记账的目标是在数学上或程序上计算财产的使用结果以及管理资金的效率（Ciompa 1910：14，translated）。此后，在20世纪初期，Pawel Ciompa支持以管理为导向的会计概念，注重经济绩效评价决策。这种方法被许多当地和同时代的会计学界高度称赞。后来，在一些书籍里，如Gora（1920），记述的管理方法提高，并且有了极大发展。杰出的经济学家Teofill Kormosh（？～1927）在20世纪初期发展了乌克兰版本的德国会计学模式——以资金概念、成本分类和标准为中心。Kormosh是为合作组织编写第一本关于商业管理和会计的乌克兰教科书的人。Kormosh是Lvóv和Przemgsl的各个工会和组织的合作者和领导者，在20世纪初期，参加过许多商业和社会活动。他支持降低管理成本，创造条件维护股东利益。在19世纪20年代（乌克兰西部地区会计强力发展时期），乌克兰合作社（合作机构）改良运动（the revision Movement of Ukrainian co-operatives （RMUC））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它发行周刊，《联营（合作）企业纵横》（The Business co-operative Republic）（1921-44），还有每月评论，The co-operative Republic（1928-39），联合了超过3000家合作社，帮助传播当地会计思想；还发行乌克兰的教科书，乌克兰语书籍和文献，并且为会计人员组织了专门的培训（mnykh etal，2000：100）。其中一本关于培训合作团体的最广泛使用的教科书是RMUC审查官写的（I.Sterniuk （1926））为乌克兰合作团体提供统一的会计学技术，这本书和kormosh（1912）所著的那本书以乌克兰语被Halyehyna的公司广泛使用。
二是俄罗斯帝国时期（1900年～1917年）的东乌克兰会计和苏联时期（1917年～1991年）的乌克兰会计。（1）主要特点：会计理论和实务显著变化，会计组织的创立和会计杂志的创建，形成乌克兰会计学派。在17 世纪和18世纪，大部分乌克兰（除了halychyna）属于俄帝国。在1775年，凯瑟琳二世女王结束了乌克兰独立国最后的岛屿zaporizhska sich的自治。在19世纪和20 世纪初期乌克兰的大部分领土是俄帝国的一部分，没有独立的政府。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俄帝国的经济和工业迅速发展，乌克兰地区成为俄国最有实力的工业地区之一。以制糖，煤炭，冶金工业为开端，还有铁路建设迅速发展，所有这些变化提高了会计职业和会计人员的地位。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在乌克兰出现了第一个专业的会计协会。1894年，在Kherson建立了第一个省级会计协会，1970年在Kiev出现了会计师和簿记员联盟（Sokolov 1991：364）。在这段时期，几乎所有的关于会计学的杂志和书籍都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发行，只有少量的书籍出现在乌克兰的属于俄罗斯的地区（Grass 1899）。1912年～1914年乌克兰仅有的一本名为《簿记与商业》的杂志在Kharkov出版——这是一本高品质的专业杂志（Butynets 2001a：191） 。后来，在苏联统治的第一年这种俄语版的会计杂志（ 如《会计与控制》， Kiev： 1927-28）和《 会计员》， Kharkov：1927-28）都在乌克兰发行了。由于斯大林时期开始的对会计师的渐进式镇压导致这些杂志的寿命短暂。（Butynets 2001a：195）。总之，在斯大林时期会计学的发展特点是会计理论和实务的显著变化，那是大革命时期俄国的会计学派取得逆转性成果所引起的。这改变的力量来自于中央集权政府的强硬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经济方面的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 苏维埃—乌克兰会计学派（重要性仅次于莫斯科学派和列林格勒学派，在前苏联位于第三）逐渐成形。（2）代表人物及其研究。乌克兰学派的创建人是 P.P. Nimchynov 教授（1906-1983），他被认为是一个用新的、先进的方法研究农业会计学和农业企业的创始人（cf. Nimchynov 1976）。还有Igor V. Malyshev （1908-1979） and Mykola G. Chumachenko （1925-）。Nimchynov（1976）是尝试创建既合乎实际又标准统一的账户分类体系的第一人，他也写了一些关于会计理论的书籍（e.g. Nimchynov 1977） ，总共出版了9本著作200多篇文章。这个学派的其他相关作家有M.T. Bilukha，A.M. Kuzminsky， O.S. Borodkin，F.F. Butynets，Y.Y. Lytvyn and M.V. Kuzhelny。另外一个著名的乌克兰会计师是Malyshev教授。1961年他是乌克兰农业学院会计系的领头人，既是一个著名的理论家又是一个实务者，主要论文都致力于会计学理论（Malyshev 1971， 1981）。除此之外，Chumachenko教授是乌克兰国家科学院的成员之一，发表了几百份的论文、教材、专著和文章。主要著作主要是与工业会计、成本计算程序和“规范”会计学（Chumachenko 1965， 1966）有关。1980年到1990年这段时期，Chumachenko屡次到国外 （例如，在伊利诺利州大学） 工作，参与组织合作研究项目，与美国，加拿大，中国和德国的科学机构合作。他是第一个参与研究的苏联科学家，将会计学研究完全应用于美国工业。Chumachenko（1971）开始在苏联推广西方会计思想。Valuev （1984）， Kuzminsky and Sopko （1984）， Kuzminsky （1990）， Pushkar （1991）为苏联会计学理论做出了许多其他重大贡献。在20世纪的后三十年，像Murashko （1974，1979）； Kuzhelny （1985）这样的乌克兰会计学者在会计实务上做出修改和控制，Chumachenko （1960，1968）和Shkaraban （1988） 研究了实际运用分析。这些学者的研究对现代乌克兰的会计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是独立乌克兰的现代会计学与审计学的形成（1991年至21世纪初）。（1）主要特点：会计学科各分支的深入研究，与国际接轨。独立乌克兰时期的会计研究百花齐放，会计学科各个分支学科均有所突破，总体上紧跟国际会计研究的步伐。（2）研究成果。包括：其一，会计学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宣告独立。那时，乌克兰的的会计学开始逐步平缓地向国际会计准则过度。乌克兰会计学模式将其本国死板的会计学规章与从西方实践引进的原理渐渐趋同初现端倪。1999年，随着《关于乌克兰的会计与财务报告》的法律颁布，以及新的会计科目表和国家会计准则的施行，2000年1月1日起， 所有按照乌克兰法律建立的法人企业以及经济业务外方代表必须遵照《乌克兰会计报告法》进行会计处理和提交财务会计报告，乌克兰会计学自由化进程得以提速。近十几年内，已经出版了若干有关会计学理论的新教科书，如 （Sopko 1998； Butynets 2000； Kuzhelny and Linnyk 2001）。例如Goritskaya （1999）， Golov and Kostiuchenko（2001）and Voinarenko （2002）这些乌克兰的会计学者们已经撰写了很多论文旨在解决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趋同中产生的各种问题。此外，乌克兰新的财务会计体系受到更多的关注，同时，各种会计学分支：工业会计，商业会计，农业会计，商业银行以及公共部门会计等也受到关注。1992年，由 Kuzminsky发起，创办了第一份乌克兰现代会计学期刊——《会计学与审计》。随后，如《会计世界》， 《会计万花筒》， 《资产负债表》等和其它专业性的杂志也出版了。会计学和审计学的开业者们已开始有意识地组织并形成相关的专业协会，如乌克兰审计师工会（Ukrainian Auditors Union）；乌克兰职业会计师与审计师联合会（the Federation of Professional Accountants and Auditors of the Ukraine）；乌克兰注册会计师与审计师协会（the Ukrainian Association of Certified Accountants and Auditors）；乌克兰农工联合企业审计师、会计与财务师联合会（the Federation of Auditors， Accounting and Financiers of the Agro-Industrial Complex of the Ukraine）；乌克兰财务分析师公会（the Ukrainian Society of Financial Analysts）。这些组织对乌克兰国家会计学的职业、教育、研究和立法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二，管理会计和成本会计的发展。在苏联统治期间，乌克兰人并不了解管理会计学。在苏联的会计体系中，只使用了些许成本会计学的概念。但是这些概念都只为了服务命令行政性的政府管理模式。只有在苏联解体后，即在1990年的初始，乌克兰的会计师才有机会亲自去了解并实践西方的管理会计学。之后，管理会计学成为了乌克兰会计学研究的主要项目并由此发展至如今的规模。关于管理会计的精髓，概念及商业中的地位的谈论已在乌克兰成为热点，很多当地经济学家（例如1997年的Borodkin，2003年的Lastovetsky）都甚至否认了它存在的理由，申称其过于呆板，没有实践价值。另外一些亲西方的会计人员则反对上述主张，并极力维护管理会计的发展及引入乌克兰企业的重要性。（Golov和Efimenko1996；Pshkar，1995，1999；Chumachenko，1997，2000，2003； Napadovska，2000）。大部分的乌克兰会计学者和专业人士都对英美管理会计学派有很高的评价，然而，德国的“控制”理念也对乌克兰会计有很大影响，例如Pushkar（1999）认为乌克兰的会计应该是侧重于三方面：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和内部控制，Pushkar利用了控制一词表示了战略决策控制的意思。英国作者称它为“战略决策会计”。在最近几年，很多学者和专业人士除了对传统管理会计的概念感兴趣，还对战略管理会计，战略成本管理和平衡积分卡感兴趣，这些流行工具已被乌克兰欣然接受，特别是翻译高品质的教科书随处可见，如Ryan（1995）；Ward（1992）； Shank和Govindarajan（1993）；Kaplan和Norton（1996，2001）。这些观点反映在乌克兰作者的论文和著作中，例如Golov（2003）编写的战略管理会计， Petrenko（2003）的战略控制会计和Redchenko（2003a，2003b）的绩效测度和平衡计分卡。最近几年由Dobija和Napadovska（2007）编著出版的选集（倾向于“教材”），收录了美国，加拿大，波兰，德国，及乌克兰一些文献。其三，审计的发展。1993年后，“审计变革”的相关法律条文被通过后，审计在乌克兰获得了官方的地位，在那时，乌克兰第一部审计教材的编订是由Robertson（1990），Aren和Loebbecke（1991）完成的。自1993年以后，乌克兰审计方法的主要特点是以西方审计理论为基础的并以前苏联的修订版的实践为参考的，这一状况延续至最近几年，直到在乌克兰审计署决定接受国际审计准则作为乌克兰审计准则以后才有所改变。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乌克兰学术界出现很多关于审计理论的教科书和专著（Zubilevych和Golov，1996；Rudnytsky，1998；Dorosh，2001；Redchenko，2001）并且有关审计人员与会计学员的应用准则陆续发表（Bilukhaz，1994，1998，2000；Red’ko，1995；Kuzminsky，1996；Davydov，2001 ；Goncharuk和Rudnytsky，2002；Gutsailiuk，2002等）。然而，乌克兰的审计实务与西方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
（三）乌克兰会计研究评析 西乌克兰的经济发展促进了会计的发展，会计理论、会计实务、会计法制、会计教育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各种组织的创立与发展，会计出版物的大量涌现对于当时的会计思想、会计知识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乌克兰会计的发展对其经济的促进作用，正如Krasitski曾指出：每一个企业，无论是工业企业还是农业企业，应当通过记账来记录其商业活动，这样商人可以在任何时候在数值计算方面清楚了解商业活动的结果，并做出必要的（决策）调整。这一点特别适用于发生在Halythyna快速变化的农业活动中。而俄苏统治下的乌克兰会计可谓是在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环境下发展的，一方面经济的迅速发展，提高了会计职业与会计人员的地位，促进了会计的发展，这时乌克兰会计的研究在强大的俄苏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自成一派；另一方面，强权的政治和扭曲的社会意识形态，对会计人员的渐进式的镇压，阻碍了会计研究的发展。在独立乌克兰时期，乌克兰的会计发展取得了跨越式的进步，百家争鸣，会计界人士，经济界人士，企业界人士纷纷加入到会计理论与实务研究的讨论中，使乌克兰的会计发展更倾向于西方会计理论与实务，但是要追赶西方的会计研究非一朝一夕之功，乌克兰的会计学者仍然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探索，乌克兰的会计研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三、波兰与乌克兰会计研究启示
纵观波兰与乌克兰会计的发展史，时转事移，有些研究现在看来存在争议，但是仍然很有借鉴意义：
（一）会计理论研究要有社会价值 为波兰与乌克兰的会计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会计界著名人物奥匈银行的主计长Pawel Ciompa，多角度研究会计理论问题，并将其运用于实践，解决企业及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他对当今的会计研究者进行研究也具有榜样作用，给人们深刻的启示是会计理论研究的社会价值问题。现代会计作为一个交叉学科，其发展有其自身规律同时吸取了其他学科的养分，从而使其理论与实务能够在近现代取得突飞猛进的进步。对于会计理论研究者来说，广泛涉猎多学科的知识，拓展研究视野，在大量多学科文献阅读的基础上，厚积薄发，才能做出有一定深度与广度的研究成果，取得学科领域内的创新。“跳出会计看会计”，正如郭道扬教授曾经指出：研究会计问题，不仅仅是研究会计理论、会计方法、会计技术，还要研究企业、研究市场、研究国家政策、研究社会环境以及国际环境，这样会计理论研究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管理经济与社会的职能；从战略决策方面来考察会计研究，使之上升到政策高度，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二）会计实务研究与会计理论研究相互促进 20世纪早期波兰与乌克兰将会计视为一门实用型技能，各级教育机构进行会计实务教育，出版各种会计教材，强调会计的实用技能。会计研究者进行会计实务研究主要注重于描述已观察到的实务，并为这些实务的分类提供教学式的规则。虽然有时也能洞察到特定实务之所以存在的原因，但早期的会计理论工作者并未试图建立一套能够在总体上解释会计实务的原因。20世纪30、40年代会计理论工作者才开始关注如何对公司报告进行限定的问题，开始重视对会计政策提出建议。直到2000年的《乌克兰会计报告法》对从原始凭证到财务会计报告等一系列会计行为，作出了非常具体的规定。其包含的会计制度制定主体的多元化，实施的预审制度，框架的法律化、内容的多元化，对世界会计实务研究不无裨益。
（三）会计教育研究面向大众 从波兰与乌克兰的会计教育研究来看，两国十分重视会计教育与社会的融合，注重与企业的结合，培养应用型会计人才，为经济发展提供适用的会计人才。这对我国当前会计教育有很好的借鉴作用。针对各种层次会计人员的培养与职业培训，各学校如何根据本校的办学定位，将学生培养目标结合社会需要来构建会计专业体系，进行课程设置，加强会计教育的实用性、技能性、职业性是当前会计教育急需研究解决的问题。
［本文系郭道扬教授主持的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会计通史系列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1&ZD145）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郭道扬：《21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会计控制、会计教育纵横论》，《会计论坛》2003年第1期。
［2］郭道扬：《21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会计控制、会计教育纵横论（续一）》，《会计论坛》2003年第2期。
［3］郭道扬：《21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会计控制、会计教育纵横论（续二）》，《会计论坛》2004年第1期。
［4］金雁：《波兰经济转轨的成就、经验与教训》，《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