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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学的研究方向范文1
【关键词】产业经济学 教学改革 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2）11-0243-01
引言
发达国家的产业经济发展起步早，其学者概括产业经济发展规律性的理论著作问世也较早，产业经济学理论在国外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虽然产业经济学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我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但是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在我国形成比较晚[1]。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一批西方产业经济学著作的翻译出版，西方的产业经济理论逐步传入我国，并且成为国内经济学研究中的热门学科。
1.产业经济学的学科性质与目的
1.1学科性质
产业经济学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用以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新兴的应用经济理论，是一门介于宏微观之间的中观经济理论。本学科以“产业”作为研究的焦点，探讨在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发展中各产业之间的关系结构、产业内的企业组织结构变化等规律以及研究这些规律的方法，进而分析经济发展中内在的各种均衡问题，为制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服务，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
我国主流产业经济学偏向于借鉴日本的学科体系，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基本理论部分（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产业布局、产业关联、 产业发展）和理论应用部分（产业政策）。基本理论部分主要围绕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的互为决定关系、产业结构的调整 升级、产业间的投入产出关系、产业间的空间分布关系、单个产业及整个国民经济的进化过程等问题展开的，各个基本理论研究都具有明显的现实问题导向[2]。
1.2学科目的
我国高校设置产业经济学课程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产业经济学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产业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产业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的能力，并领会国家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制定不同相应政策的内涵。通过课堂教学和实验、以及作业与案例讨论等方式使学生初步具备应用产业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产业发展规律的能力。
2.产业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缺乏规范适用的教材
一本合理适用的教材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前提和基础。由于国内的产业经济学教材内容和结构普遍借鉴国外不同发达国家，不同教材之间其内容和结构安排不同，教材内容混乱，案例陈旧，缺乏一本内容安排合理、案例时效性强、同时结合中国发展实情编写的适用教材。
2.2教学与考核方式单一
目前，我国高校产业经济学的教学还是沿用传统的应试教育模式，采用内容相对不变的教材，以老师“填鸭式”的讲授为主。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与现实产业发展严重脱节，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更达不到培养目标的要求。
在现有的考核体系中，对于学生的最终考试成绩往往采取平时成绩占20%左右与期末考试成绩占80%左右的方式加权求和。考试的命题方式以名词解释、单项选择、多项选择、简答题、论述题、案例分析题等六大题型为主。考核手段仍旧停留在对课堂知识的考试这一环节上。
2.3教学实践环节不足
由于产业经济学和博弈论、计量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其口径宽、涵盖内容广泛，其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得到极大拓展。目前我国许多高校还不具备建设经济学模拟实验中心的条件，即使建有实验室，很多实验室只能是采用模拟贸易操作、模拟谈判等方式针对某一个课程的操作，至今也没有出现一种良好的解决办法能够让学生真正了解经济理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3.产业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对策与建议
3.1创新教材体系
在目前我国的产业经济学课程教学中，首先，应该大力鼓励教师自己根据对课程前沿理论的跟踪，将最新的理论研究热点以及自己主持或参与的相关科研项目的科研成果作为课程内容的丰富和补充，提高教材的研究层次和实验特征；其次，应该鼓励教师通过多年来自己对本学科教学经验的积累以及知识的融会贯通所形成的讲义作为教材，有效弥补产业经济学现有教材知识比较陈旧的缺陷。
3.2改善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的创新是我国产业经济学教学改革中最重要的内容。教师必须改变单一的“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充分利用网络、多媒体、实验器材等现代教学设备，将“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向“以问题导向型”的素质教育教学方法转变。同时可以通过制定奖励机制，引导学生积极发言，踊跃讨论，增强学习兴趣，营造轻松愉快的教学氛围。
3.3加强教学实践环节，改善考核方法
现阶段我国高校的产业经济学课程的考核方式过于单一，不能真正反映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理解与运用能力。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必须采用多样化的考核方式，将课堂考核与课外考察相结合，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企业、学校和学生及其家庭多方面的共同作用。给学生创造更多的走入社会、融入社会的时间和空间的机会，从而使他们更多地关注和发掘生活中的产业经济学案例事实。
参考文献：
[1]水.产业经济学（第二版）[J].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34～35
[2]柯颖.我国高校产业经济学教学改革初探.[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168～169
产业经济学的研究方向范文2
关键词：流通、生产成果、商务经济
一、流通与流通经济学
流通，从本质上讲其可以说是一种流动，但基于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其所包含的范围比较宽泛，例如对于研究人体结构，我们可以说人体血液的流动也是一个流通的过程，对于研究大自然的环境变化，我们通过研究空气的流动、海水的流动等等，总而言之，所有的物质流动都可以称为流通过程，而本文所研究的流通是基于经济学的范畴来进行。
从经济学范畴来讲，流通是一种商品或产品的流动，从传统意义上说，我们所说的流通只包含了商品的交换与流动，商品指的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而流通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么一个交换的过程。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信息时代的到来，流通不仅仅指的是商品的流动，而包含了资金流通、人才流通、信息流通等等，同时也不仅仅是指一种实物流通，也可以是一种无形服务流通。但这一切都包含着一个共同点，即流通是将产品从生产范畴过渡到消费范畴这么一个过程。
流通经济学就是以流通为根本的一个学科，其反映了产品流通的本质，当然，这里所说的产品包含了两种含义，一是有形的商品，如穿的衣服，吃的米饭，住的房子，行的汽车等等，二指的是无形的产品或者说是服务，特别在这么一个时代，这种服务日渐明显化，如衣服的退货服务、汽车的保修服务等等。因此，流通经济学应该把流通作为其核心概念来进行产品流通研究，如何进行产品的资源优化，通过什么有效途径把产品流通出去，如何做好保修保障等等都是其研究的范畴，这就要求我们从产品的购置、加工、运输、营销等等方面进行有效的实施。
二、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重构流通经济学
上文说到，对于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应以流通作为核心的概念来进行，但其中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流通经济学究竟属于哪个范畴，政治经济学？空间经济学？产业经济学？难以界定，其次，流通一词比较含糊混淆，其难以与贸易、商业、营销等等词汇区分开来，因此难以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这些词语都可以用一个行内术语――商务来表示，因此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重构流通经济学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法。
商务，简单来说，是一种交换活动，这种交换活动与商业行为和服务行为相关，而商务经济学正是研究这样一种商业行为与服务行为的运作规律的一门学科。商务经济活动是包括了所有流通经济和服务经济的一种活动。商务经济学不仅研究的是国内的经济行为，同时也兼顾国外的经济行为，同时也把国内外的行为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分析。商务经济学首先是覆盖整个流通和服务领域的经济学。商务经济学首先要研究商业活动的规律。包括商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运营规律。除此之外，商务经济学还要研究与服务有关的经济理论。服务作为无形产品，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要研究生产业和生活业的发展演变规律，研究服务业发展与商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研究流通经济学，扩宽了流通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传统的流通经济学，研究的只是一种有形商品的实物交换过程，从商品生产出来流通到消费者的手中，期间并无太多的交集，但商务经济学则从一个新的范畴来研究，即服务，特别随着电子商务这一概念的出现，我们买卖的交易不仅仅强调产品的质量与功用，同时也强调一种服务的态度，服务的意识，服务的精神，而如今的淘宝网、当当网等这些网站的出现，正是很好地体现出来这一点，对于服务态度好的商家，显然我们更乐意也更愿意去购买他们的产品。因此，拓宽了研究领域的流通经济学不仅仅局限于商品的交换，也应强调服务意识。其次，我们也越来越了解到一种变化，即我们交易方式的改变，传统中的交易一般都是面对面的交易方式，如今，我们可通过网上交易，以前走几公里路给的一个东西，如今一个快递明天便可到达，省了很多人力物力，流通方式的改变也要求我们的服务精神尽善尽美。因此，商务经济学的电子商务研究，无疑给流通经济学提供了一种巨大的流通生产力。
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研究流通经济学，拓展了流通经济学的研究空间。传统的流通经济学研究的空间只局限于国内的流通与贸易，比较缺乏对于国际间贸易流通的研究。而商务经济学不仅仅局限于国内的研究，同时也能够兼顾跨国流通的研究，实现了国内外流通与贸易的结合与统一。比如对跨国公司商务行为的研究，把国内的公司、国外的公司和跨国的公司的流通手段、贸易功能结合起来进行对比分析，可得出比较全面的流通信息，特别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流通经济学不仅要研究国内的产品服务，也要研究国外的产品服务，才能很好地把自身的产品流通到消费者的手中。
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研究流通经济学，明确了流通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方向。在以前众多的研究流通经济学的过程中，流通经济学这一概念是模糊不清的，没有人能给出一个正确的定义，从而也使得其研究方法和方向也层出不穷。但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下，我们可以以其作为一门学科来进行研究。唐・埃思里奇曾把研究问题的科学方法描述为以下一般步骤： （l） 识别问题；（2） 限定研究目标；（3） 提出假设，提出预期结果以及研究方法；（4） 设计研究程序；（5） 获得适当信息；（6） 解释结果并得出结论。我们在研究流通经济学时，要分析研究的问题是属于专题性的？学科性的？还是为研究其对策。显然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下构建流通经济学应将其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应按照唐・埃思里奇这种严谨的科学研究方法来进行，从而才能明确流通经济学以后的研究方向，提升流通经济学的学科地位。
三、从商务经济学中得出研究流通经济学的框架
基于上文分析了商务经济学对于流通经济学的重要性，以下我们探讨出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下流通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基本框架。第一，研究流通与流通经济的核心概念。其主要包含流通的内涵与外延，流通的本质，流通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历程。第二、流通的要素与分类。如可将流通可分为商品流通，资金流通，信息流通等等。第三，流通的功能、结构、渠道。具体是流通可带来怎样的影响，可通过什么方式渠道去促进商品的流通。第四，流通经济的基本原理与基本理论。流通的经济学理论与管理学理论的联系。第四，流通经济行为的运作规律。第五，基于不同空间的流通经济行为。如可研究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间的流通经济行为特点。第六，流通经济的规范与政策。对于流通经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有怎样的规章制度和运作条例。
四、结语
随着经济、科技的进步和发展、流通问题将会越来越突出，流通也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越来越不可或缺的部分，流通经济也越来越得到重视，本文是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下，去探讨研究流通经济学的概念，范畴以及其研究的框架。既是为流通经济学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同时也提出了把流通经济学当成一门学科去进行研究，希望能通过对商务经济学的研究去促进我们对流通经济学的认识与理解，同时希望给日后研究流通经济学的学者做一个参考与借鉴。
参考文献：
[1]冉净斐.重构流通经济学：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J].企业活力 2012
产业经济学的研究方向范文3
关键词：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交叉学科；创新
区域经济体现了国民经济的地域单元或者空间单元的构成。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与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区域关系的协调问题已经成为了地方政府以及理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区域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运用其独特的视角来看待经济问题，为区域经济问题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得到了广大学者的一致赞同。区域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国民经济区域规划的问题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而区域并没有规定一定的具体范围，可以是一个州、一个省或者是几个州、几个省，甚至可以是县级地区，或者是不按行政区域划分，而是在自然地理条件或者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经济地区。因此，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1 区域经济学中区域的含义
根据对区域考察对象的一些不同特征，可以把区域分成很多类型，但是最常见的类型有三种：自然区域、行政区域和经济区域。第一，自然区域。自然区域按地理环境划分的，根据不同的地域差异，地表的空间来分区。因此按照性质的不同可以将地表区域划分成不同的系统，然后按照从属关系来总结出一个区域等级系统。而区域自然环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每个要素都有内在的联系，即使一个要素的区域发生了变化，也会引起其他要素发生变化。第二，行政区域。所谓行政区域就是指行政管理的地域范围。由于行政区域在进行划分时有一些主观因素，所以与自然区域相比起来，有着可变性和不稳定性。第三，经济区域。经济区域主要是以大中城市为核心，把交通运输作为纽带的经济区域。其划分是客观的，并且相对有稳定性。经济中心、经济网络、经济腹地是其较为重要的几个要素。一个经济区域内的要素都是相互联系却又彼此制约的关系。
2 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区域经济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区域经济学只包含区内经济学，而广义的区域经济学还包括区际经济学。区际经济学主要基础是地域分工理论，区际经济学为制定区域经济协调政策所服务的，它解决的是区域之间的资源如何优化配置的问题，通过探讨经济合作的联系，来揭示区际经济的动力机制和分异的过程，而区内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单一区内的资源如何优化配置。区内经济学是以区情分析为研究的开始，然后把战略、规划等的编制作为其研究的主要部分，把区域经济的政策制定和管理实施当做研究的“归宿”。而许多区域经济学的著作却没有对区内和区际、研究的内容做出严格的区分，导致许多著作都没有完整的体系。综上所述，区域经济学是一门应用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相结合的学科。
3 新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随着区域经济学的发展，西方的经济学界又出现了新区域经济学，很多经济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到提到了区域、地理以及空间的问题。
3.1 新区位因素研究
传统区域经济学所研究的区位因素主要是地理位置、生产技术、社会经济条件以及自然资源等，在研究过程中只重视了劳动成本、运费等因素，却忽视了社会经济条件。尤其是随着跨国公司和经济全球化的研究兴起，经济学家把新区位因素的研究提高到了新的台阶，并且试图使用数学模型来揭示新区位因素的作用。
3.2 全球区位论的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全球区位理论逐渐兴起。它研究的是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它把企业的活动范畴从国内引向了全球，所以企业的选择范围也从国内转向了国际。但是对于特定的地域来说，是要根据首位区位因素对地域的空间分异规律进行分析。
3.3 新地域运动规律研究
新区域经济学形成主要是靠信息技术、跨国公司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因此，它们的地域运动规律也就成为了新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主要研究的是新地域运动的影响因素、空间模式、演化规律以及城市效应。
3.4 新空进集聚研究
第一，对报酬递增和空间集聚的研究，一些使报酬递增的因素的形成是通过区域或地方的经济集聚形成的，而在空间集聚过程中，研究学者强调的只是报酬递增形式不同。第二，对区域成长和空间集聚的研究，一个国家中不同地区的工业发展因素具有相似性，会导致地区间的集聚比国家间的集聚更简单。
4 结语
综上所述，区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四个层面，而每个层面的研究内容都可以进一步分成许多理论系列和理论层次。
参考文献
[1].李帆；傅劲松.论资源产业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体系[J].资源与产业.2006（06）
产业经济学的研究方向范文4
“国民经济学”这一学科在国内外有着不同的学科渊源。在国外学术界，国民经济学与经济学区别不大，目前研究的主要对象都是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英美等国家习惯将其称为“经济学”，德国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则将其称为“国民经济学”。亚当·斯密1776年的《国富论》可以看作国民经济学的先驱之作，现有中译本文献中可以查到的直接以国民经济学为名的西方经济学专著主要是非英美学者（特别是德国学者）所著，如1915年翻译出版的日本学者津村秀松所著《国民经济学原理》、1914年翻译出版的德国学者傅克斯所著《国民经济学》、1938年翻译出版的德国学者狄尔所著《国民经济学原理》等。在国内，国民经济学学科发端于国民经济计划学，该学科最早由中国人民大学创办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当前，“国民经济学”是经济学门类中“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是一门关于国家经济是怎样运行和应当如何管理的学科，从宏观、战略的角度来研究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并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进行预测与规划。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学科建设的快速推进，国民经济学的新理论、新体系不断涌现。考虑到“保留并发展国民经济学可能是中国经济学的特色”“国民经济学也许是中国经济学（体系）发展的一个特色点、突破点、制高点”，我们有必要停下来思考国民经济学的学科建设还存在哪些问题，以及中国国民经济学学科未来应该如何发展。诚如林木西所言，“国民经济系统是一个多部门、多地区、多环节、多层次相互交织，诸多子系统相互交错，多目标、开放性、动态化的巨系统”。面对这样一个庞杂的大系统，在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过程中，由于不同学者的学术旨趣和侧重点有所不同，衍生出一系列的学科建设困境和难题，亟须加以突破或化解。
纵览现有文献，可发现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面临的尴尬或困境，并初步提出了一些解决之道。可大致将现有文献分为如下两类：（1）关于国民经济学学科面临的尴尬或困境。刘瑞指出，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面临“国内外学科性质不同”“国内学科分工不明确”“国内学科专业同行不同语”等三大尴尬局面。顾海兵、齐心认为，国内学界对“国民经济学”的理解要么过窄、要么过宽，需要进行必要的折中处理。王廷惠认为，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存在研究对象分歧、学科体系不一、学科特色不足、学科边界模糊等一系列问题。（2）关于完善国民经济学学科的建议。和云建议，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过程中应处理好“规范性与特色性”“本土化与主流化”“国民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科”等三对关系。林木西认为，国民经济学的学科渊源与其从国外寻找不如从自身挖掘，其学科边界、研究对象与其同其他学科去比较、界定，不如靠自己的努力和创新。花冯涛则建议，一方面要处理好国民经济学与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的关系，另一方面在研究的核心内容上，要着重强调国民经济学的宏观特性与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
纵览现有文献，可发现它们还存在如下不足：第一，现有文献所提炼的国民经济学学科所存在的问题尚缺乏哲学方法论层面的反思，从而影响了对相关问题的深入把握；第二，现有文献所提出的化解之道仍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缺乏优化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的系统解决方案。为此，本文选择以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Lakatos）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为基本工具，对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面临的“四大困境”展开具体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完善国民经济学学科的路径选择。
二、学科建设面临的“四大困境”
1.困境之一：理论内核缺乏
按照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可将一门理论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和“辅助假说”，“辅助假说”围绕“硬核”形成了一层层外围保护带，“正是这一辅助假说保护带，必须在检验中首当其冲，调整、再调整、甚至全部被替换，以保卫因而硬化了的内核”。简言之，研究纲领的硬核或内核即“一组关于该学科在研究过程中需要遵守的规则”，拥有坚硬的内核是一门理论具有生命力的标志之一。一般认为，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可对一门理论进行细致的结构分析，进而可包容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和库恩的“范式”概念。国民经济学内核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关键问题。不可否认，国民经济学学科的研究内容较为多元化，与较多的经济学分支乃至社会科学分支有着丰富的理论“接口”，这是其学科外延较广的体现之一。举例来说，在与国民经济学并列的应用经济学学科中，产业经济学拥有“产业组织理论”这一内核，国际贸易学拥有“比较优势理论”这一内核，绝大多数经济学分支学科都有各自明确的理论内核。然而，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至今，仍然缺乏一以贯之的理论内核和贯穿研究体系的那根“红线”。正因缺乏明确的理论内核，且存在较为宽泛的研究体系，容易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国民经济学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进而言之，在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过程中应该捍卫和坚持什么、调整和改变什么，往往就成为不清不楚的问题了，从而必然会影响学科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一句话，理论内核不明确严重地影响了国民经济学“研究纲领”的活力和生命力。而当一门学科缺乏自身明确的理论内核时，便存在着被其他学科同化的可能。
2.困境之二：外围保护带庞杂
一门学科的外围保护带是将研究纲领的内核运用于现实世界所得到的种种具体的假说。在发展一门学科的过程中，需要结合现实数据或案例不断地对外围保护带进行证伪，通过不断地“去伪存真”，保留暂时没有被证伪的假说，进而形成围绕理论内核的一层层“保护带”。国民经济学的发展也不例外。然而，迄今为止，国民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外围保护带仍然较为庞杂，甚至难以找到其系统而明确的理论假说。在厦门大学钱伯海教授历经多年构造的国民经济学学科体系中，财税机制与调节、货币信贷与金融调节、对外经济及其调节、国民经济总体模式及发展战略等内容始终存在，但逐步增加了对总需求、总供给、总供求平衡等相关内容的论述，进而将国民经济学转化为国民经济管理学。顾海兵、齐心认为，国民经济学包括国民经济方法论、国民经济统计学、国民经济信息论、国民经济预测学、国民经济政策论、国民经济地理学、国民经济模型论、国民经济生态学、国民经济军事学、国民经济人口学、国民经济法学、国民经济战略与规划论、国民经济社会学、比较国民经济学等。刘瑞指出，国民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应该包括两大板块和三个层次，两大板块分别是“国民经济运行”和“国民经济管理”，“国民经济运行命题”包括“经济总量命题”（经济增长与发展、经济总供给、经济总需求）、“经济结构命题”（产业结构、区域结构、企业结构）、“经济平衡命题”（经济总供求平衡、经济内外部平衡）；“国民经济管理命题”包括“政府经济职能命题”（市场失灵、政府干预必要性、政府经济管理制度）、“宏观调控命题”（宏观调控目标与手段、宏观调控机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命题”（发展战略、发展规划）、“经济政策命题”（宏观调控政策、经济发展政策、经济规制政策）。（注：括号内的表述为第三层次）。林木西则认为，国民经济学的研究体系主要包括：国民经济系统（系统总体、系统结构、系统环境）、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分析、需求动力、供给推力、周期波动）和国民经济管理（管理目标、发展战略与规划、监测预警与综合评价、宏观调控、微观规制）。王廷惠指出，中国的国民经济学应该重点强调国家战略利益导向、国情与本土化语境，关注可持续发展。目前国民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尚缺乏公认的外围保护带，学者们也缺乏对上述体系或框架的证伪或证实，使得在全国性的国民经济学方面的学术论坛或学术会议中，缺乏统一的交流语境和学术背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研究者“自说自话”的局面。这加剧了国民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科中的“大杂烩”，必然影响国民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和繁荣。
3.困境之三：学科边界不清
从一定意义上说，学科发展的交叉局面或许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并且跨学科发展是当代科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然而，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如果没有明确的学科分工、学科边界不清晰，会严重地制约和影响知识积累的进程和效率。即便是跨学科融合发展，也应该是在学科高度分工、知识高度分立的背景下，当各学科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二次融合”。纵览国内各国民经济学学位点以及国家级、省级重点学科所涵盖的研究方向可发现，国民经济学尚不能很好地体现出与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等学科的区别。当前国内的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还没有为“二次融合”做好准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民经济学不仅在研究内容上与上述诸多应用经济学学科的边界不清晰，而且与部分理论经济学学科的区别还没有被厘清，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与西方国民经济学存在含义上的混淆。根据德国学者罗雪尔的看法，西方学者（尤其是19世纪以前）所言的“国民经济学”主要不是指国民经济学学科，而是指国家角度的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异体，甚至是政治学的一个部分。目前，德国的经济学分为国民经济学和企业经济学，美国经济学会对经济学的1—3级分类中尚不存在国民经济学学科，但美国经济学会的分类与国民经济学相关的有E类、H类、O类、P类。而在中国，国民经济学是综合运用各种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和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若干具体问题的经济学科。显然，中国的国民经济学是一门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本土化经济学科，在中国发展国民经济学学科，并非要传承与复兴德系国民经济学。也就是说，中国的国民经济学与德系国民经济学是不一样的“国民经济学”，不能因为名称相同而将它们混为一谈。
二是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不甚明确。有著名学者曾指出，国民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是一回事，甚至引用马克思的话来加以证明。不可否认，政治经济学是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然而，中国的国民经济学是从国民经济计划学转化而来，肯定需要运用包括政治经济学（德系国民经济学）在内的各经济学流派的基本原理和知识，同时在不少内容中还要吸收哲学、系统论、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所提供的知识养分，这决定了不宜简单地将中国的国民经济学等同于政治经济学。按照目前中国经济学科体系的划分方法，国民经济学属于经济学门类中“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面设置的二级学科，而政治经济学则是“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下面设置的二级学科，在这里的“国民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显然不是一回事。
三是与宏观经济学的关系还不明朗。国内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可以在国民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画等号。不可否认，国民经济学的理论来源之一就是宏观经济学，甚至国民经济学只有紧密结合宏观经济学才能实现更好的发展，但国民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至少还存在着如下三大区别：（1）分析层次有差别。国民经济学可同时涵盖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的分析（虽然侧重于宏观领域），其分析广度要超过宏观经济学。（2）研究主题有差异。国民经济学重点分析经济制度问题、经济结构问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问题，不同于宏观经济学高度关注的经济总量及其决定问题。（3）知识构成有区别。国民经济学大量吸收了哲学、系统论、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养分，而宏观经济学在吸收人类文明成果方面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广度。与宏观经济学的分析视野和研究对象不同，国民经济学既分析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社会再生产问题，也非常重视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既分析经济发展中的产业关联问题，也格外重视不同区域的平衡发展问题。
4.困境之四：研究对象不明
关于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当前中国学术界还同时存在着宽派、窄派和中间派三种观点。宽派以钱伯海等为代表，认为国民经济学是以整个国民经济为整体，把政治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结合起来，既研究生产力，又研究生产关系，既研究国民经济运行质的规定性，又研究其量的规定性，还研究国家管理等上层建筑，以及社会产品生产、分配、流通和使用的全过程的一门综合性学科。窄派以李华、刘瑞等为代表，认为国民经济学就是国民经济管理学，是指广泛运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多学科知识，研究宏观经济运行规律及其管理机制的综合管理学科，主要研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对国民经济活动进行科学的决策、规划、调控和组织，如何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有效运行。中间派以顾海兵、齐心为代表，认为国民经济学应从属于应用（宏观）经济学、实证（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一般原理与行政管理学及社会统计数据相结合的应用宏观实证经济学。从上述梳理可看出，迄今为止，“国民经济学究竟研究什么”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当然，这与前述该学科尚没有明确的理论内核和公认的外围保护带存在一定的关系。如果将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明确下来，并将其外围保护带梳理清楚，那么，确立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将不再成为一道难题。
三、进一步完善学科的路径选择
1.以宏观经济学的“三化”（应用化、战略化、政策化）为基础，提炼理论内核
迄今为止，提炼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仍然是一项重要且亟须完成的工作。有学者认为，国民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国家的宏观调控，计划、财政、金融等三种政策手段构成了宏观调控的三种主要手段，国民经济学应该比财政学、金融学等学科更为宏观。也有学者认为，市场与计划的关系理论构成了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作为从国家层面入手展开研究的经济学学科，其理论内核不能是具体的政策手段，因为具体的政策手段只是实现国民经济运行目标的途径，其本身并不能形成完整的逻辑链条；类似地，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也不宜是简单的市场与计划的关系理论，因为这一理论尚不足以有效分析社会经济发展等更为宏观的国民经济主题。进而言之，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只能从国民经济学系统中去寻找和提炼。这是因为：第一，国民经济学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国民经济学这一巨系统具有开放性、动态化、多部门、多地区、多环节、相互交错、多层次、多目标等特征。第二，系统论是研究国民经济学的最佳手段。系统论是认识系统、剖析系统的最佳途径和方法。只有把握了国民经济学的系统总体、结构及其功能，才能明确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分析这一系统的基本思路和方法是什么，进而才能找到其理论内核、探索其理论结构。遵循上述思路，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是宏观经济学的应用化、战略化和政策化。依据这一理论内核，国民经济学的核心任务是：主要运用宏观经济理论，结合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甚至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着力分析和解决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涌现的各种现实问题，并提出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建议。
2.以基础理论运用于国民经济现实得出的具体假说为内容，明确外围保护带
为了明确国民经济学的外围保护带，需要将其理论内核运用于现实世界而得到种种具体的假说，然后不断地通过实证分析手段对之进行证伪，并不断对外围保护带进行调整、再调整，才能硬化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按照拉卡托斯的看法，在一个进步的研究纲领中，理论导致发现迄今不为人们所知的新颖事实，而在退化的研究纲领中，理论只是为了适应已知的事实才被构造出来。因此，为了使国民经济学成为一种进步而非退化的研究纲领，需要以宏观经济学的应用化、战略化和政策化等“三化”为主线，将其基础理论运用于对国民经济现实的分析和解释，得出国民经济学的系列命题和假说，构造其外围保护带的基本框架，并以国民经济学的主要理论驱动“新颖事实”的发现，从而不断完善国民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及其结构。
3.以国民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之间的有效分工为原则，明晰与其他学科的边界
一是强化国民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之间的分工。国民经济学属于应用经济学，也因此，应该突出强调其“应用”色彩，强化该学科与理论经济学之间的分工。理论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是提出并论证各种经济学理论，其中涵盖了各种经济学流派，如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后凯恩斯学派等等。而应用经济学的基本任务则在于合理运用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吸收和借鉴理论经济学中各个学派的养分，来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为此，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和分析不必过多地陷入流派之争，而应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基本原则，选取经过事实检验、尚未被证伪的经济学理论去分析国民经济系统中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之道。
二是优化国民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之间的分工。国民经济学应区别于应用经济学中的其他分支学科，如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等。在这些学科中，区域经济学主要研究与区域发展、地区差异等有关的经济问题；财政学主要分析政府收支行为及其背后的动因与规律；金融学探讨货币资金的融通及其背后的基本规律；产业经济学定位于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的“中观经济学”，主要研究产业发展和演化动因及规律；国际贸易学则主要将（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延伸到“国际”范围，以便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各种稀缺的资源要素。那么，国民经济学应该如何定位，以区别于现有的应用经济学学科呢？我们认为，国民经济学应该定位于“综合性、统领性、应用性的经济学学科”。也就是说，国民经济学作为一个“巨系统”，虽然其与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之间存在着广泛的“接口”，但该学科以宏观经济分析为基本领域，其视野更宽、研究对象更广泛、研究方法更多元、包容性更强，对其他各门应用经济学分支学科具有统领作用。也正因如此，在中国的经济学学科划分中，国民经济学作为应用经济学的“头号学科”（国民经济学代码为020201），其在应用经济学中的地位类似于政治经济学在理论经济学中的地位（政治经济学代码为020101）。
4.以理论内核、外围保护带、学科边界的确立为前提，找准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产业经济学的研究方向范文5
关键词：商业集群 学说史 脉络 展望
引言
在现实生活中商业集群现象随处可见：从农村的农贸市场到城市的商业街、商务中心区（CBD），再到风靡全国的奥特莱斯购物中心和花样繁多的Shopping Mall ；从伦敦的牛津大街、查令十字路，到日本的新宿大街，再到美国的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等，这些都形成了世界闻名遐迩的商业集群。
但长期以来，人们更多地将集群研究的重点放在制造业，对商业集群的研究却很少。随着服务型社会的发展，商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趋势将会越来越强，商业集群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一些学者也开始将研究的视角转向商业集群问题。
本文拟从商业集群研究的起源、商业集群的定义、商业集群形成的原因以及商业集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等几个方面系统梳理商业集群在经济学说史上的发展历程，为商业集群的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现实启示。
商业集群的起源
对商业集群研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杜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ü nen），杜能在其管理自己大片土地的过程中，根据自身的经验撰写出了《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并于1826年出版。在这本书中，杜能的本意是想说明不同产业因为运输费用的不同而如何去决定一个孤立国家的土地和地租的。为此，杜能根据运输费用的大小而提出了被后人称之为“杜能圈”的理论，即孤立国最终会形成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由内向外依次分布着自由式农业、林业、轮作式农业、谷草式农业、三圃式农业以及畜牧业的同心圆结构。实际上，“杜能圈”就是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商业集群，在这个商业集群中聚集了蔬菜、牛奶、木材以及猪牛等商品的供给者和需求者。因此，也可以说杜能是最早研究商业集群起源现象的经济学家了。
1890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正式成立。局部均衡是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中心，前提假设是“其他条件不变”，这一假设使得有可能单独考虑经济的一个片段同时忽视它与其他片段的联系，新古典经济学采用了一种极端的处理市场交易的方式―让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见面”，通过一个假设的“拍卖人”，让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就商品买卖达成协议。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意识中，市场不是空间维度中的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着的交易场所，而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节点”。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这与新古典经济学产生的时代分不开的。新古典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末期，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对还比较低下，需求远远大于供给，人们信奉的是“供给创造自身的需求”的所谓“萨伊定律”。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忽视对空间流通的研究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没有了“空间维度”的概念，商业集群自然也就无从谈起。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居于主流经济学的地位。因此，直到今天，西方主流经济学仍然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对于空间流通问题基本上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基本上不谈商业集群问题。“空间维度”一直被主流经济学家所“歧视”，究其原因无非是一提到“空间维度”就令他们联想到仍然处于“描述和绘图”研究阶段的地理学而已，有着“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美誉的经济学怎么可能和碌碌无为的地理学为伍呢。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伴随着区位理论的产生，商业集群问题的研究又出现了转机。1933年，德国经济学家克里斯特勒（Walter Christaller）以德国南部城镇的空间分布为研究对象，在一系列假设条件的基础上，克里斯特勒构建了一个包括三级商品、市场和城市中心在内的空间经济，形成了一系列彼此重叠的六边形市场范围，即商业集群，克里斯特勒得出的结论是城市中心即商业集群的数量和该地区提供的商品种类负相关，中心地具有向周围地区提供中心商品的职能。另一位德国经济学家阿格斯特・廖什（August Losh）则试图根据基本原则寻找到经济体从事经济活动的最有效分布，并且根据假设，经济体最有效的分布是由完全竞争的经济自发形成的，即这些经济体都倾向于出现集中的空间分布模式，形成商业集群，产生集聚经济效应。
1929年Hotelling率先在《竞争的稳定性》（《stability in competition》）一文中给出了一个简单商业集群模型：Hotelling通过一系列假定，最终得出了“在一个有限的线性市场中，依靠价格和定位进行竞争的两个商家，均衡时他们会集聚在线性市场的中点处”形成商业集群这一结论，即“最小差异化原则”。
对于消费者来说，他们无法掌握市场中商品的所有信息，这样消费者就无法决定购买什么商品才是自己的最优选择。A.Wolinsky在1983年将不确定性引入模型，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由于搜寻商品需要付出运输成本，为了降低这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成本，消费者倾向于到商业集群处购买自己需要的商品。
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藤田昌久（Masahisa Fujita ，M）、蒂斯（Jacques-Francois Thisse）、维纳布尔斯（A. Venable）等著名经济学家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不断深入，“空间维度”被纳入到了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借助于“Dixit-Stiglitz模型、冰块、演化和计算机”，他们研究了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区域增长集聚的动力。自此开始，可以看成对商业集群的研究开始正式进入了主流经济学的殿堂。
商业集群的定义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商业集群的概念并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定义，“世界上有多少个组织在使用商业集群的定义，就会出现多少个定义版本”，但这并不影响经济学家各自对商业集群的研究。
藤田昌久（Masahisa Fujita）和雅克-弗朗克斯（蒂斯（Jacques-Francois Thisse）认为商业集群是“出售相似商品（如时尚服装、餐馆、电影院、剧场、古玩等等）的店铺的集聚，或者是提供多种不同职位的劳务中心的集聚”。日本学者田村正纪认为，在区域市场中，零售商店铺选址的重要特征就是零售商通常选择相互接近的地点开店，这种选址行为就形成了商业集群；另一位日本学者石原武政认为，商业集群实际上是指若干商业者集中于某个区域的情形，是以顾客的相关购买商品为中心，而所经营的商品品种又有所拓展的专业店的集合，商业集群的代表就是商业街和购物中心。一个由学术人士、业界人士和政策分析人士等共26人组成的会议小组给出的关于商业集群的定义是：“商业集群是借助于活跃的商业交易、对话和交流渠道，在地理上相近且相互依赖的商业企业的聚集，它们集体分享共同的商机和商业风险”。
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关于商业集群的定义，主要是由于研究者的研究出发点不同导致的。比如另一位经济学家D.L.Huff以研究商圈（Retail Trade Area）而著名，他是从预测特定地点的消费者前往某零售店铺购物的概率的角度出发来定义商业集群的，即商业集群是许多相关联的商业企业所形成的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商业供应范围，应包括店铺的规模、交通条件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Huff模型。
商业集群形成的原因
关于商业集群形成的原因，经典的解释是Hotelling模型，该模型假定两个出售完全相同商品的店铺，由于店铺位于不同的空间位置会导致消费者所支付的旅行成本的不同，所以消费者关心的不仅仅是价格，而是价格与旅行成本的二者之和。在假设运费随距离而增加的条件下，两家店铺都会极力寻找市场中人口更为集中的一侧，两家店铺竞争的唯一均衡便是这两家店铺都布局在消费者分布区间的中位数。如果消费者的分布密度是均匀的，那么这两家店铺最终都会集中在市场的中心，即形成商业集群。Hotelling模型说明了商家对市场份额的竞争产生了一种向心力，这种力量使得商家必然会集中到一起进而形成商业集群。
商业区位理论也对商业集群的成因进行了分析，Stine J.H（1962）借助于W. Christaller的中心地理论分析了商业集群的形成机制和形成的动态过程，Stine的研究发现，当经济发展使交通条件改善并带动了消费者需求增加的时候，商家的巡回销售线路就会逐渐缩短，商人也最终由“行商”演变为“坐商”，这时商业集群就出现了。
也有许多学者从“集聚经济”的视角出发来研究商业集群的形成机制，认为商家主动追求集聚经济是商业集群形成的主要原因：“利润”是促使商业集群形成的根本驱动力，出于对成本节约、知识的创新、品牌和社会资本以及风险规避等的考量，最终使商家聚集在一起，从而形成商业集群。
美国经济学家Louis P. Bucklin则是从生产者规模的角度来分析商业集群形成的原因的。Louis P. Bucklin认为，市场是分散还是集中，以至于进一步影响的是直接商流还是间接的商流，很大一方面是由生产者的规模和本地交易中心的规模决定的：如果本地的生产者能够满易中心的需求，那么此时的分散交易市场就是经济的；反之，若本地的生产者不能够满易中心的需求，那么这时就会形成某种类型的集中市场，即商业集群。当市场交易集中在某一中心形成商业集群时，商家接触到所有潜在购买者所花费的费用相对较少。
消费者行为理论认为消费者的行为特征是商业集群形成的根本动力。在Christaller的中心地理论中，距离是消费者选择商家店铺的唯一决定因素，但Berry B. & W.L. Garrison（1958）则对中心地理论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商品满足消费者的程度、消费者的购买能力以及消费者出行的方便性都是影响消费者选择商家店铺的重要影响因素，即使规模相同的两个“中心地”也有可能出现功能上的不同。
藤田昌久和雅克-弗朗克斯・蒂斯对寡头竞争条件下的零售商的集聚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当产品间的差异足够大时，两个商店必须都布局在市场的中心以最大化消费者的剩余”的结论。他们的这一结论和Hotelling模型所得出的结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二者关注的重点显然不同：藤田昌久和雅克-弗朗克斯・蒂斯是从消费者剩余的角度来考虑商业集群问题，而Hotelling模型却是从商家利润最大化的角度来考虑商业集群问题。
以上只是在理论方面对商业集群形成的原因进行的分析，在实证方面，Arentze、Oppewal 以及Timmermans运用实证分析方法论证了消费者多目标购买行为与商业集群之间的存在的正相关关系。
从以上对商业集群形成原因的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不同观点研究的角度和重点不同，有的强调消费者的利益主导，如Bucklin的交易中心需求满足说，但过多的是强调商家的利益是形成商业集群的主要原因。在这些学者的心目中，作为供给方的商家在商业集群形成过程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实际上，商业集群的形成原因是消费者和商家双赢导致的：消费者成功地实现了一站式购物，节约了搜寻成本，规避了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而商家也获取了商业集群所带来的经济利润。
商业集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关于商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服务业集群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如Dekle和Eaton（1999）利用日本的相关工资和地租数据对制造业和金融服务业的集聚经济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金融服务业的本地化集聚经济要远远大于制造业，而制造业的城市化经济却远远大于金融服务业。Naresh & Gary（2003）在分析英国金融服务业集聚强度时对企业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时发现，不论在增长模型还是在进入模型中，英国的金融服务业都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上的集群效应。Marius & Nicole（2008）在对欧洲地区的劳动力密集度所引起的集群经济进行分析时，特别指出金融服务业虽然较少依赖于临近的大型市场，但金融部门集群却会产生强大而且积极的生产效应。
在国外文献中，商业集群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方面的文章很少，一方面是由于在国外文献中基本上没有将商业集群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对其进行研究，而只是作为产业集群的一个附属品而一带而过；另一方面，商业集群对经济增长所起作用方面的数据不容易获取也是影响商业集群实证分析相对较少的一个原因。
简评
商业集群研究的理论重点在于：建立符合商业特性的商业集群理论分析框架体系，通过对商业集群形成的原因、商业集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等的研究，深入探究商业集群发展的特征和规律。但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产业集群的研究，把产业集群的研究范式移植到了商业集群研究上来，忽视了商业集群和产业集群之间的差异性：产业集群的主营业务以制造业的生产为主，执行的是生产职能，而商业集群的主营业务却是以商品经营服务为主，实际上执行的是流通环节的职能。此外，产业集群因核心技术的存在而难以被复制，而商业集群却因不存在核心技术而存在被复制模仿的可能性。因此，不能完全用产业集群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商业集群，否则就会限制人们对商业集群的认知思维，无法形成一套有别于产业集群的商业集群分析框架。因此，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在对产业集群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对商业集群的研究，从而完善商业集群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首先，商业集群具备产业集群的共性，但也有自身的特殊性。商业集群形成的原因、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的途径等，都应该结合商业自身的性质来加以分析，不能停留在产业集群分析的老路上。
其次，在具体的研究范式上，应该建立商业集群的一般理论分析框架与模型，并引入空间维度对商业集群进行系统研究，推进商业集群发展，为地方政府制定商业集群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具体措施提供理论基础。
最后，商业集群的研究要与具体的商业表现形式结合起来。现有的理论研究比较偏重于对商业集群这一商业模式的整体性研究，而对于商业集群的具体表现形式，如CBD、商业街、集贸市场、购物中心、产业园区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何不同并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说明。由于自然禀赋等因素的不同，每个地区在构建属于自己的商业集群的时候，究竟采取何种商业模式自然也就会有所不同，因此十分有必要加强对商业集群中具体的商业模式的进一步研究。
但必须说明的是，商业集群的形成、发展没有固定的套路，既有可能是在政府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商业集群，也有可能是市场主导下形成的商业集群。无论是哪一种形式形成的商业集群，只要是有利于经济增长，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政府都应该大力支持。因此，政府在商业集群中的作用在今后也应该成为商业集群问题研究关注的一个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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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学的研究方向范文6
关键词：信息服务业 信息产业 研究视角
一、引言
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专门针对现代信息服务业的研究逐渐兴起。然而，由于不同学科、 不同行业、不同部门的研究者对于信息服务业的内涵和定位存在着认识上的巨大差异， 导致国内外关于信息服务业存在种种不同解读。本文通过对国内外近几十年来信息服务业研究的回顾， 归纳这些研究背后所潜藏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的转变， 并对现代信息服务业研究的发展规律做深入解读。
二、国内外信息服务业研究历程回顾
（一）信息服务业研究的兴起：信息产业视角
国外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末为起步期。1975年，K. Roger[1]和E. Sweezy等[2]分别论述了信息服务业的发展战略和创新障碍问题。1982年，R.M. Hayes[3]等通过对美国信息服务业与制造业间投入产出关系的计算，发现即便是当时信息经济特征最为明显的美国，其制造业对信息服务业总体上也明显利用不足。H. J. Engelbrecht[4]则通过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实证分析，指出信息服务部门的增长己经被看作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由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过渡的一部分。
国内方面，信息服务业研究起步于90年代初。1991年， 国家制订《关于今后十年信息服务业的发展方案》。1992年原国家科委了《关于加快发展科技信息服务业的规划纲要和政策要点》。1994年以后，国内学术界对于信息服务业研究进入兴盛期，乌家培[5]、高新民[6]等知名学者均专门撰文探讨信息服务业的发展问题。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以软科学范式为主， 研究内容限于信息服务业的现状、 问题及对策分析等。
（二）信息服务业研究的成熟：产业经济视角
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欧美信息服务业研究开始进入成熟期。研究者开始引入产业经济学研究理论和方法。如D. Thomas等[7]提出了公司决策进行外包或者保留信息服务时的结构模型。R. Schware等[8]指出工业化国家的企业组织形态变革推动了离岸信息服务的发展。此外，针对信息服务业行业结构的量化分析也开始大量出现 [9]。
我国信息服务业研究则在2000年前后进入成熟期，在研究方法上开始摆脱软科学研究的一般模式， 并引入产业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 对信息服务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 包括对信息服务业产业集群[10]、产业竞争力[11]、技术创新、产业区位[12]等问题的研究。
三、国内外信息服务业研究的演变规律
（一）国内外信息服务业研究视角的变化规律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信息服务业研究存在“信息”和“服务”两条路径。前者关注产业运作模式及与其他产业的互动等问题，以信息产业和信息化理论为其上位学科，关注信息产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而带来的产业辐射能力和附加值的不断提升；后者则关注企业层面的业务运作、服务创新和产业层面的集群发展等问题，以服务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企业管理学为其上位学科，关注信息和信息技术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导作用。
信息服务业脱胎于科技信息服务，在早期依附于科技产业活动的特征比较明显，因此多关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等对传统信息服务活动带来的影响，从属于信息产业的研究传统。而随着信息服务业逐渐脱离科技信息服务业范围，产业形态越来越完善，产业自身的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不断加强，人们对于信息服务业产业定位的认识也不断迁移，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关注信息服务业作为“服务业”的集聚性、辐射性和独特的运作规律。
（二）国内外信息服务业研究视角转变的技术背景
过去几十年来， 信息服务业研究从“信息”向“服务”视角的转变，与以PC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一代信息技术从兴起到普及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首先，信息技术的普及和推广应用， 是信息服务业之所以产业化而从一般的信息服务活动中独立出来的根本原因，这是早期“信息”视角的信息服务业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其次，信息技术在全社会各个领域内无处不在的渗透作用，又使信息服务从科技领域而迅速蔓延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信息服务业也成为一个横断支撑活动门类，这又是信息服务业“服务”视角研究的现实基础。
可见，上述信息服务业研究的“转向”，并不是一个固定或者单向的历史进程，而恰恰相反，它也必将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普及与应用而出现一个新的轮回。也就是说，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普及，将使得依附于新技术的信息服务形态开始出现，基于“信息”视角的对信息服务业新模式和技术互动机制的研究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信息服务业研究的主流。这种从“信息”到“服务”，再到“信息”视角的螺旋式上升过程。
四、结语
过去几十年中，与上一代信息技术的普及相对应，信息服务业从传统的科技领域逐渐扩展到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同时信息服务业的研究视角也从“信息”逐渐转变到“服务”视角。基于这一判断，本文认为，未来信息服务业研究将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普及而出现向“信息”视角的再次回归，这值得引起当前信息服务产业界对信息服务业的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的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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