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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的意义范文1
经济奇迹的背后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30年之久，被国际社会誉为“中国经济奇迹”。大量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奇迹与先前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亚洲经济奇迹的共同点都在于“劳动力无限供给”，即有着相对劳动生产率而言的过剩劳动力。
为此，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包括吸引外资、控制消费在内的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关键。
中国与亚洲经济奇迹不同点在于因体制改革所创造的“制度红利”。
在改革开放前，囿于计划经济体制所导致的城乡二元经济分割的强化，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无法充分利用；市场经济趋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桎梏，使劳动力与包括外商在内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开始充分有效地结合，使经济增长速度相对保持在较高水平上。
由此观之，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工业化与市场趋向性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结合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基本成因。但目前各种迹象表明，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正趋于终结，并由此使中国经济增长的条件开始了减速趋势。
人口变化的挑战
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的终结是中国人口变化的结果。尽管目前农村劳动力仍呈剩余状态，但统计分析表明，50％左右适合于外出就业的16岁至45岁剩余青壮劳动力转变成农民工，务农已为数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农村年富力强的剩余劳动力已基本转移完毕。这一现象就是国内外学术界热议的“刘易斯拐点”。
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当“刘易斯拐点”来临时，工资当呈普遍上涨趋势，并对以低成本劳动力为特点的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成本竞争优势带来深刻的挑战。如果说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人们所期待的加速转移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产物，那么问题的深刻性则在于中国的人口结构同时也在向老龄化方向加速转变。
据测算，中国人口总数将在十年后的2020年前后达到峰值。按联合国标准的劳动力人口，即14岁－64岁人口将在2012年前后达到峰值；而按就业最佳年龄，即34岁以下劳动人口，在2003年前后达到峰值，目前正在回落。
这一估算不仅在某种程度与本世纪初出现的“民工荒”现象相吻合，同时也预示着明年劳动人口见顶后，新增劳动力将开始下降。而随着经济的发展，预计在2015年前后，新增劳动力供给与新增劳动力需求将基本持平。随后，劳动力短缺也将成为普遍现象。这不仅意味着工资上涨的幅度会加大，而且有可能需要修改现行的退休标准，以动员更多的人口参与劳动。
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如果上述预测准确，对“十二五”期间乃至未来十年中国宏观经济将会产生下述影响。
首先，由于人口规模总体上升，对商品和劳务的社会总需求仍在上升，但劳动力供给却有下降趋势，从而使供给方面的增长率与需求方面的增长率出现差距，这将导致物价上涨的趋势长期化。尤其是35岁以下的劳动人口持续回落，会使低端劳动力工资增长速度快于平均工资增长速度，致使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的物价上涨快于平均物价上涨速度，从而对中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成本造成更大影响。
人口变化对通胀的含义是，物价总水平有可能持续上涨，而农产品、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价格上涨幅度更大。这就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位从支持经济高增长转变为控制通胀。
其次，劳动力供给的下降意味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人口抚养比将再次上升。由于全社会用于社会保障的开支加大，储蓄率将呈下降趋势，意味着投资驱动性经济增长将难以为继，不仅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减速，更重要的是工资上升导致出口成本上升，出口竞争力下降；同时工资上升和老龄化均会推高消费，拉动进口，从而使贸易顺差较快下降。最悲观的估计是，2016年后贸易顺差将开始由正转负。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变化将直接影响国际收支的变化，这就需要宏观经济政策密切关注国际收支，及时有效协调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关系等。
再者，鉴于上述情况，劳动力供给数量的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既意味着创造财富的人口减少，也表明需要抚养的人口上升，从而导致有可能的人均财富下降。根据中国以往的经验测算，人口抚养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人均GDP将增至0.11个百分点。
更为重要的是人口老龄化抚养比的上升，与人口年轻化抚养比的上升有截然不同的含义。14岁以下人口抚养比的上升，不仅意味着抚养成本的双倍增加和医疗费开支的80％提前使用，而且表明未来进入劳动力队伍的人口增加，抚养成本可偿还且有结余，而人口老龄化的抚养成本是净支出，偿还基本无望。
由此，人口变化所带来的社会保障开支代际偿还来源片面会使当期社会运行成本上升，从而对家庭、企业和财政在内的全社会层面的国家资产负债产生意义深远的冲击，其中对财政的可持续性威胁最大。这就需要从长远着眼、从现实着手立即开始规划构架，包括家庭、企业和财政在内的稳定健康可持续的国家资产负债表。
绸缪“先老未富”
经验表明，“刘易斯拐点”是个区间，区间包含着始点和终点两个拐点。流行看法的拐点实际上是终点，称之为“商业化点”，意味着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农村“隐蔽性失业”不再存在。从而农村，主要是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使农产品如同其他商品一般，具有商业上的竞争性，并因此改变了经济社会的二元特征。
事实上，在达到这一终点之前的相当长时间就会出现“刘易斯拐点”的始点，称之为“食品短缺点”。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在农业生产基础条件如机械化等尚未完全改善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提高有限，从而面对增长中的需求农产品产出提高有限，甚至有所下降，只是食品价格上升。而食品支出又是工资中的重要构成部分，食品价格上涨又会促使工资进一步上升。
从目前情况看，近年来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产品的涨价以及农民工的短缺都预示着在中国“刘易斯拐点”的始点已经来临，中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区间。与其他国家相比，由于中国人口结构快速老龄化的因素，使处于“刘易斯拐点”区间的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更加突出。
计划经济的意义范文2
关 键 词：体育社会学；竞技异化；夺标育人；和谐发展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1)05-0048-04
Questioning about competition dissimilation
PENG Yong-shan1，2，ZHAO Yong-ping3，ZHANG Xing-qi4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China；2.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Economics，Nanchang 330013，China；3.Jilin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Changchun 130022，China；
4.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Quannan Normal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Duyun 558000，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s demonstrated that competition is a sort of entertainment whose based on the goal to become champions and to educate people via game orientated sports training and competition, which is the logic start point for questioning about competition dissimilation; by collating dissimilation and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condition of competition development, the authors revealed that the occurrence of competition dissimilation is companied by the illegitimate gaming between various competition interest entities and the unbalance of its peripherial spaces for existence, is the behavior contradictive to the highest principle for competition and the ultimate goal of competition, intentionally conducted by competition related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interest entities to restrain human society ad-vancement by utilizing their power, mainly caused by that competition entities are subjected to excessive political and capital deduction and pressure; by analyzing causes for competition dissimilation,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that competition in the post Olympic time should get on the track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hat initiatively boosting the soft strengths of competition culture, combining competition with education and people orientated competition are important guarantees for establishing a correct ideology about competition and resisting its dissimilation.
Key words: sport sociology；competition dissimilation；to become champions and educate people；harmonious development
当今，国际竞技面临异化的挑战，已是不争的事实。同样，虽然我国运动健儿能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广州亚运会荣登金牌榜首，但是仍然存在运动员培养成本高、代价大，竞技审美疲劳、生存弱势群体增多，以及黑哨、假球和兴奋剂滥用等屡禁不止的异化现象。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对竞技本质及其异化的认识程度不够，即缺少先进的竞技文化。国家“十二五”规划的主线是“加快转变国家经济发展方式”，通过提升文化软实力，促进硬实力的提高。同理，中国竞技健康、可持续发展，也必须要依靠提升其文化软实力水准。因此，揭示竞技的本质及其异化的原因，加强竞技文化软实力的建设，转变国家竞技发展方式，对建设体育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1 竞技认知的分歧
国内《运动训练学》认为竞技是以体育竞赛为主要特征，以创造优异运动成绩，夺取比赛优胜为主要目标的社会活动[1]。还有学者认为竞技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和集体在体格、体能、心理和运动能力等方面的潜力，取得优异运动成绩而进行科学系统的训练和竞赛[2]。也有学者认为竞技运动是一种具有规则性、竞争性或挑战性、娱乐性、不确定性的身体(身体性)活动。还有观点认为竞技是为了娱乐健身而进行的游戏性的身体活动，或者说是以夺取锦标为目的训练和比赛。总体而言，上述定义看似较完整地展示了竞技的内涵，不同程度地突出竞技的主要目的，然而过多地将竞技定位在生物学意义上的体能竞争，显然不符合以人为本的时代要求，也不符合未来竞技的发展方向。
在中国体育的范畴中，以竞技(体育)代替体育一度是我国体育发展的主流，似乎体育就是竞技夺标，这种建立在“国家逻辑”基础上并发展起来的主流体育过于强调它的社会效应和工具效应，以集体归属和国家荣誉作为唯一价值取向。有学者在谈到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时，认为“中国竞技体育是在100余年来受民族屈辱和民族压迫的情势下与世界体育汇合潮流的，它的动力来于民族的忧患意识，同时又反作用于民族的自强意识”[3]，这可谓是一语中的。
目前，国内外竞技由于过于张扬竞技的“物性”，忽略了竞技的“人性”，导致人们越来越远离参加竞技的自身目的，而单纯追求体能、成绩、物质奖励等，这是近年来假球、、黑哨、兴奋剂猖獗和泛滥的思想根源。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体育的精神需求越来越强烈，竞技的文化娱乐功能和教育功能符合当代人对竞技的需求，为此要求竞技本质回归的社会呼声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势下，政府应更多地为运动员的自我完善和全面发展提供机会，而非一味强调为国争光和夺取金牌。
2 竞技本质的思考
竞技的最初含义是暂停工作、离开工作场所，到户外进行自由娱乐、游戏或消遣，人们在竞技中轻松自由，没有过度的工作压力和功利色彩，是彻底地摆脱日常工作中压力的一种娱乐活动，游戏是竞技的最初概念和理想的抽象。谭华[4]在《体育本质论》中提出体育是一种具有游戏性的身体活动（大肌肉活动），游戏性是体育本质属性之一，并认为游戏不仅是竞技的重要属性，而且也是体育所不可缺少的属性，此观点已日益为人们所接受。事实证明，富有游戏性的竞技体育、充满人性化的竞技理念和培养方式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古奥运不仅是宗教性的祭祀活动，同样也是张扬人的“人性”，以及合理竞争的具有完全意义的游戏活动。古代奥运正是因为竞技中游戏精神和教育基因的丧失，以及运动员功利色彩严重等多重腐蚀下停办，代表现代奥运最高形式的竞技应当吸取教训。
从近年来有关竞技本质研究的文献资料看，许多学者已经逐渐走出了传统竞技本质“竞赛论”狭隘范畴，开始从社会文化背景中重新探索竞技的真义，如有人认为竞技是社会文明的产物，属于大文化范畴，它为社会提供精神和相关的物质产品，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也有观点认为竞技是在现代体育中形成了一个满足人们通过观赏高水平竞技表演，获得一种为一切其他表演艺术形式所不能取代的审美享受和感官刺激的社会实践[5]。还有人提出所谓竞技是指运动员以比赛竞争为基本手段，以满足人们审美享受及刺激等需要的社会实践[6]。这些概念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竞技中人的主体地位，满足了人们的体育精神需求和自我价值实现，展现了现代竞技的出现、发展乃至壮大的基本历程。
不同学者赋予竞技新的内涵，虽然在表现形式和手段上也有所不同，但均反映出竞技具有游戏、育人、娱乐等特性。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是追求快乐幸福与行为过程的愉悦，同竞技所追求的娱乐价值具有内在的一致。竞技是一种娱乐，具有游戏的性质，这并非贬低竞技，而是出于提升其地位和价值的需要。综合分析，竞技是通过具有游戏性的运动训练和竞赛，以实现夺标育人为目的的娱乐，夺标育人是竞技的本质，是对其娱乐和游戏属性的理性升华，将游戏作为竞技的起点和终点，不仅符合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而且可以有效解决竞技概念混淆、界定模糊、价值偏离和目的手段颠倒等问题提供理论支持。竞技以游戏为开端，经过中介到达终点后，集秩序与自由、崇高与美、感性与理性、紧张与和谐、共性与个性、自在与自为的结合体，它既有教育和娱乐双重属性，又具有适度的政治和经济功能，否认后两者的存在是不客观的，但过分强调和夸大后两者的功能，必然会导致竞技异化，因此重新认识竞技本质，是国家竞技文化深层次变革的重心，更是国家竞技“软实力”建设的着力点。
3 竞技异化的探究
3.1 异化的梳理
“异化”一词是人类为满足现实所需创造出来的新词汇，学界普遍认为“异化”一词是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使用的一个具有辩证法思想的概念[7]。随着人类的演进，对异化概念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异化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国内有学者提出，异化就是指从主体中分裂出来或丧失掉的东西在摆脱主体的控制并获得独立性后逐渐壮大，反过来控制、支配、压迫或扭曲主体。当这个主体是人本身的时候，那么，异化就是人给自己树立起一个最终控制不了的反对势力，导致人性的变形[8]。也有学者认为异化是指由主体产生的客体脱离主体成为与主体相对立的独立存在，并在保持其独立性的同时反过来支配其主体的结构[9]。
透视对“异化”的各种认识，可以梳理出2条异化内涵的清晰主线：一是以代表人物为特点的阶段性时代内涵，二是哲学异化理论所具有的较强学科动力，是不同学科新方法论的有益补充。在不同的对话语境中，异化概念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作为语言代码与文字符号的异化内涵与外延的当代扩展，无疑留下时代的烙印，同时也会给人们的意识思维以负面影响。当今社会的异化现象可以视为是：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产品在自身各种思想、外界利益诱导下成为一种独立的异己力量，它在对主体进行控制的过程中，使人的发展受到影响，甚至丧失主体地位。这种异化实质上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人在异化中失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人的真正意义存在。异化使人从本质上失去了他自由自觉的特性，沦为一种工具，成为一种手段，从而处于被奴役被支配的地位，竞技现象中的异化也未能脱离其中。
3.2 竞技异化的新认知
产生于19世纪末期的现代奥运，是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以后开始的伟大社会实践，而以奥运为最高形式的竞技，在经历了激烈的社会变迁和时代洗礼后，已日益显示它的顽强的生命力，如今竞技的影响力足以影响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它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鉴于此，人们将竞技实力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国际赛场上的追逐和拼搏绝不仅仅是运动员之间的比赛，似乎成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甚至将运动场上的胜利看成是展示国家实力、显示民族优越性和提升国际地位的象征。伴随着竞技过程中，过度追求竞争、商业操纵和政治追求的膨胀，最终形成了一种足以扭曲竞技本质的异己力量，从而导致人们越来越远离参加竞技的本来目的，而更多地掺杂了他人的目的、非竞技的目的，竞技异化也就不可避免。
竞技异化是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它是伴随着各竞技利益主体的不正当博弈和其外缘性生存空间(比如体制、政策、机制)的失衡而出现，正是因为竞技主体的生存空间出现恶化，即人的内外环境出现问题(内环境――人的情感、道德品质、责任感，外环境――体育体制、机制等)导致人的本质异化。若结合竞技发展的宗旨、目标、最高原则及存在空间，一切有悖于竞技最高原则的行为、忽视了人自身发展的倾向以及追求体能、技术等物化层面，或者说是谋功利手段，进而使一个国家的竞技发展偏离了正常轨道的一切行为都是竞技异化。因此，竞技异化可理解为与竞技相关的机构及利益主体利用权力故意实施有悖于竞技最高原则和终极目标来抑制人类社会前进的行为，或者部分竞技主体由于在政治、资本和夺标的诱惑下，寻求自身利益、集体利益或者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其结果必然导致赛场秩序混乱，假球、黑哨、兴奋剂等泛滥。
4 竞技异化的成因
4.1 竞技缺失“游戏精神”
目前国内外竞技异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竞技与游戏分裂，导致其“游戏精神”缺失，从而使人在竞技中感到强迫性增大，自由度锐减。爱玩是人的天性，人在竞技中首先体验的是愉悦。最近有学者提出，“竞技应以游戏为其内核贯穿始终，但当今它与游戏越来越远，成为人谋生的手段。人在其中体验不到自由、秩序和愉悦，部分人感受到的是强迫感。” [10]竞技运动中人们体会不到快乐，而把运动作为目的或者是谋取利益的手段，这样必然导致竞技“异化”，竞技与游戏分裂后，使竞技中的人迷失自我。德国文学巨匠席勒曾说过，“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因此，培养游戏精神，能够促使竞技中分裂的人性得以复合，游戏精神的回归，有助于国家竞技“软实力”的提升。
4.2 竞技运动中人文意识的减弱
体育人文观表现体育对人类生存意义及其价值的终极关怀，强调体育运动中人性的回归和主体地位的建立，最终目的是体育运动为促进人的和谐发展服务。然而现代社会人在体育竞赛中的主体地位逐渐边缘化，国家利益、金牌至上、物质利益使得比赛场沦为名利场[11]，而这显然都是过于强调竞技运动的“竞技性”，这种视“竞技性”为体育的本质属性与功能，既与奥运的宗旨相违背，又与奥委会主席罗格新提出的‘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的理念不相称。“人文性”的竞技是呼唤“以人为本”的新的人文思想和体育人文精神的核心所在，“人文性”的竞技将更为合理地引发人们内在公平、良知和情感，并成为现代社会自觉寻求健全人格的主要价值目标。体育文化中不能缺少的人文理想、人文观念和人文精神等软实力成分，后奥运时代，国家竞技应走文化发展型道路，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这对抵制竞技异化将起到重要作用。
4.3 国内竞技缺少普世性体育精神
奥运是人类竞技的最高形式，其核心理念是竞技概念界定的着眼点。奥运宗旨强调“通过开展没有任何歧视、具有奥林匹克精神――相互了解、团结、友谊、公平竞赛精神――的体育活动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而更美好的社会做贡献。”简言之，奥运宗旨的前提条件是“公平竞赛”，目的是“教育青年”，理想是“维护和平”，实质上是有普世性的“公共体育精神”，它强调的是一种通过竞技的教育来培养人，使之成为全面发展的人。历史证明，每当竞技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时，它就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否则它将受到严峻的挑战。奥委会主席罗格在在北京申奥成功后就提出两大要求：一是要进行奥林匹克教育，二是北京的环境标准要符合要求。显然他希望奥运不仅是展现各国竞技实力，更应该是促进人类文化交流、体现人生价值、公平竞争和实现人全面发展的大舞台。北京奥运会的“人文奥运”理念、广州亚运会的“激情盛会、和谐亚洲”口号均彰显了人类文明的共同思想“和谐”，这是顺应世界竞技文化的发展趋势，宣扬的正是国内缺少的具有“普世性”的公共体育精神和充满“人性化”的竞技运动，是一种“类”的文明，而国外担忧的就是我国国民“类文明”的缺失、是否会主动接受奥运教育等问题。“普世性”体育精神的提倡是世界竞技的大爱，是竞技异化得以根治的良药。
4.4 竞技体制的缺陷
我国当前竞技管理体制具有较强的行政色彩，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政府管理体制，其目标是为了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我国竞技运动实力，通过对竞技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改变我国历史上体育落后的局面。有学者提出，中国体育体制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从根本上看，体育领域的制度缺陷和失衡主要是忽视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构建，缺乏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观作为指导思想，导致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终极目标的体育精神流失[12]。而目前举国体制下的竞技体育确实在短时间内获得了迅速的提高，然而这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现象，是在牺牲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共体育利益下获得的，如果这种竞技“一尊独大”的形式继续延续，必将持续对其他体育形态的“挤兑”，进一步损害人民群众体育物质和精神需求，导致体育系统内部各形态以及体育和社会大系统之间的不和谐，继续加重竞技异化，而这显然与目前国内“十二五规划”发展主线背道而驰。
竞技是夺标育人的娱乐运动，其中，“夺标育人”是竞技的本质和核心价值的基础，“游戏”和“教育”是其本质属性，“娱乐运动”是其归属的领域。竞技异化是其主体受过度的政治和资本的诱惑及压力，导致比赛目标和手段的颠倒、夺标和育人的分裂，这是竞技赛场问题不断的根源。后奥运时代竞技应走文化发展型道路，主动提升竞技文化软实力，竞教结合、以人为本是树立正确的竞技思想，抵制异化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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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的意义范文3
(一)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成绩非常突出
计划经济时期，在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低的情况下，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中国用占gdp百分之三左右的卫生投入，大体上满足了几乎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国民健康水平迅速提高，不少国民综合健康指标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成绩十分显著，被一些国际机构评价为发展中国家医疗卫生工作的典范。
（二）这一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经验
1、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布局与服务目标合理。以后的20多年里，通过政府的统一规划、组织和大力投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形成了包括医疗、预防、保健、康复、教学、科研等在内的比较完整的，布局合理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在层次布局上注重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和农村医疗服务体系的建设。在城市地区，形成了市、区两级医院和街道门诊部(所)组成的三级医疗服务及卫生防疫体系；在农村地区，形成了以县医院为龙头、以乡(镇)卫生院为枢纽、以村卫生室为基础的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络。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大幅度提高。
计划经济时期，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目标定位明确，即提高公众健康水平，不以营利为目的。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社会公益目标优先的定位，是由当时特定的组织与管理方式决定的。医疗服务体系的骨干部分是政府部门直接创办的国有机构，末端为隶属于城乡集体经济的集体所有制机构。政府通过计划手段进行管理，同时确保医疗卫生事业的资金投入。医疗卫生服务收入与机构和从业人员个人经济利益之间没有联系。
2、医疗卫生工作的干预重点选择合理。其一，突出“预防为主”，重视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在整个医疗卫生投入中，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一直处于优先地位。逐步建立了包括卫生防疫、妇幼保健、地方病控制、国境卫生检验检疫机构在内的、基本完整的公共卫生体系。公共卫生机构与医疗服务机构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协作关系。此外，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结果是：各种烈性传染病被完全消灭或基本消灭，法定报告的发病率迅速下降；多种地方病和寄生虫病得到有效控制，发病率大幅度降低。其二，基于医疗服务机构的公益目标定位，医疗领域的干预重点集中于成本低、效益好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治疗上；技术路线选择上注重适宜技术，强调中西医结合。政府对医疗服务标准的规范及其他相关制度安排，使医患双方保持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医疗卫生干预重点的合理选择，不仅实现了医疗卫生资源的低投入、高产出；而且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形成了更加公平的医疗卫生资源分配。
3、形成了广覆盖的医疗费用保障机制。一方面是医疗保障体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城镇地区，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基本上覆盖了所有的劳动者；按照当时的有关制度设计，多数职工家属在发生疾病时，也能够报销部分费用。在农村地区，合作医疗制度逐步普及，鼎盛时期覆盖了90%左右的农村人口。通过以上三项保障制度，全国绝大部分人口在发生疾病风险时都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费用保障。另一方面，公益性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本身，也具备很强的转移支付和医疗费用保障功能。由于各种医疗服务机构的人员工资、基础设施以及医疗设备投入主要来自政府和各经济集体，药品价格也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因此，医疗服务体系在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同时，也具有转移支付和医疗费用保障的功能。即使未参加任何形式医疗保障的居民，看病时就已经获得了政府公共投入的补贴。公益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这种转移支付功能，是各种保障制度特别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得以顺利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由上述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转移支付功能带来的费用保障机制，确保了全国绝大多数居民特别是经济困难群体能够看起病，从而大大提高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平性。
（三）这一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也存在问题
当时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总体投入和专业技术教育赶不上医疗服务体系的迅速扩张，致使医疗卫生服务的总体技术水平较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导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在医疗服务体系发展和医疗保障水平上依然存在很大差距；过分严格的政府计划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医疗服务机构及医疗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此外，城镇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一直存在着对患者约束不足以及一定程度的资源浪费问题，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则存在互济功能不足的问题，如此等等。但总的来看，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在国际上是得到公认的。
（四）计划经济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是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在干预重点选择方面以及在费用保障机制发展方面取得突出成效，政府的主导作用是决定性因素。医疗卫生的投入以政府为主，医疗卫生资源在不同卫生领域以及不同群体间的分配由政府统一规划，具体服务的组织与管理也由政府按照严格的计划实施。从而保证了全国绝大多数居民都能够得到最低限度的医疗卫生服务，确保了中国人民健康水平的迅速提高。这些成绩的取得，说明中国当时的选择符合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要求和规律。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但暴露的问题更为严重。从总体上讲，改革是不成功的。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医疗卫生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
1、在医疗卫生服务体制方面：医疗卫生机构的所有制结构从单一公有制变为多种所有制并存；公立机构的组织与运行机制在扩大经营管理自的基础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同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之间的关系从分工协作走向全面竞争；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目标从追求公益目标为主转变为全面追求经济目标，不仅非公有制的医疗机构如此，公
立医疗服务机构乃至公共卫生服务机构也是如此。2、在医疗保障体制方面：随着80年代初期解体，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绝大部分地区迅速瓦解；由于该制度赖以生存的体制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试图恢复合作医疗制度的努力一直未见明显成效。城镇地区，随着国有企业以及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传统的劳保医疗制度和公费医疗制度也遇到了很大困难，经过多年的改革探索，目前确定了统一模式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企业职工医疗保障(保险)体制。
3、除此之外：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行政管理体制、药品生产与流通体制等等也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医疗卫生事业的行政管理及资金投入方面，中央政府的统一协调职能不断弱化，各种责任越来越多地由地方政府承担。药品生产与流通走向全面市场化。
4、医疗卫生体制变革的基本走向是商业化、市场化。在供给层面，基本形成了商业化、市场化的服务提供模式。各种资本都可以进入医疗服务领域，基本上不存在进入和退出限制，新建医疗机构的布局以及服务目标定位主要取决于市场需求状况。包括公立医疗机构乃至公共卫生机构在内的所有医疗服务机构，都已经成为实行独立经济核算、具有独立经营意识的利益主体。在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微观组织和管理方面，普遍转向企业化的管理模式。各种医疗服务机构之间则逐步走向全面竞争；医疗服务的价格形成机制也主要依靠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在需求层面，医疗卫生服务需求越来越多地演变为私人消费品。目前在城镇地区，医疗保障(保险)制度所覆盖的人群大约有1亿人左右，不足全部城镇从业人员的半数；在农村地区，则只有全部人口的10%右。另外，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的医疗保障体制本身都不具有强制性。改革开放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一直坚持自愿原则。城镇医疗保障(保险)制度虽然名义上具有强制性，但在实际操作中因过分追求小范围的收支平衡，也只有确保缴费才能享受相关待遇。对于绝大部分社会成员来说，医疗服务上的需求能否被满足以及被满足的程度，基本上取决于个人和家庭的经济力量。在公共卫生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二）医疗卫生体制变革的主要成效。
商业化、市场化走向的体制变革带来的成效主要表现为：通过竞争以及民间经济力量的广泛介入，医疗服务领域的供给能力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机构的数量、医生数量以及床位数量都比计划经济时期有了明显的增长，技术装备水平全面改善，医务人员的业务素质迅速提高，能够开展的诊疗项目不断增加。此外，所有制结构上的变动、管理体制方面的变革以及多层次的竞争，明显地提高了医疗服务机构及有关人员的积极性，内部运转效率有了普遍提高。
（三）体制变革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主要表现为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
1、在公平性方面：不同社会成员医疗卫生需求的实际被满足程度，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严重地两极分化。富裕社会成员的医疗卫生需求可以得到充分的满足，多数社会成员(包括相当多农村人口以及部分城市居民)的医疗卫生需求，出于经济原因很难得到满足，贫困阶层则连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都享受不到。在世界卫生组织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中国列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倒数第四。
2、在卫生投入的宏观绩效方面：尽管全社会的卫生投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居民综合健康指标却没有明显的改善。，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已经增至5.42%，但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公共卫生领域，一些卫生、健康指标甚至恶化。改革开放前已被控制的部分传染病、地方病开始死灰复燃，新的卫生、健康问题也不断出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对191个成员国的卫生总体绩效评估排序中，中国仅列144位，结果令人深思。
3、公平性和宏观效率的低下，导致了消极的社会与经济后果。它不仅影响到国民的健康，也带来了诸如贫困、公众不满情绪增加、群体间关系失衡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多数居民在医疗问题上的消极预期，已经成为导致宏观经济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因素。长此以往，不仅影响经济发展，而且危及社会的稳定以及公众对改革的支持程度。
（四）问题的根源在于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
1、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共品性质与商业化、市场化服务方式之间的矛盾。与一般消费品不同，大部分的医疗卫生服务具有公共品或准公共品性质。具有公共品性质的服务是营利性市场主体干不了、干不好或不愿干的。同时，也是个人力量所无法左右的。因此，必须而且只能由政府来发挥主导作用。否则就一定要出问题。sars所暴露的公共卫生危机以及其他诸多问题的出现已经充分显示出问题的严重性。
2、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与商业化、市场化服务方式之间的矛盾。医疗卫生的普遍服务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能够及时满足每一位患者的需要。因此，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本身必须是多层次的、布局合理的。商业化、市场化的服务方式不仅无法自发地实现这一目标，而且必然导致医疗服务资源在层次布局上向高端服务集中，在地域布局上向高购买力地区集中，从而使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大大降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城市的医院密集程度和拥有的高端服务设备数量已经达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广大农村地区则重新回到了缺医少药的状态。
3、医疗卫生服务的宏观目标与商业化、市场化服务方式之间的矛盾。从全社会角度来讲，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合理目标应当是以尽可能低的医疗卫生投入实现尽可能好的全民健康结果。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只有选择成本低、健康效益好的医疗卫生干预重点及适宜的技术路线，才能实现上述目标。在商业化、市场化的服务体制下，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及医务人员出于对营利目标和自身经济效益的追求，其行为必然与上述目标发生矛盾。在医疗卫生干预重点的选择上，只要将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就必然出现轻预防、重治疗，轻常见病、多发病、重大病，轻适宜技术、重高新技术的倾向。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基于牟利动机提供大量的过度服务，甚至不惜损害患者的健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医疗服务价格以及全社会卫生总投入迅速攀升、但全民综合健康指标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其源盖出于此。
4、疾病风险与个人经济能力之间的矛盾。不同社会成员可能遇到的疾病风险以及相关的医疗服务需求是不同的，个人及家庭之间的经济能力也是不同的。如果将医疗服务需求视为私人消费品，主要依靠个人和家庭的经济能力来抵御疾病风险，则必然有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医疗服务需求无法得到最低程度的满足，他们的基本健康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这不仅有失社会公平，也会带来其他一系列经济与社会后果。因此，在医疗保障体制的设计上，必须在广覆盖的前提下，建立风险分担和社会共济机制。中国城乡医疗保障体制改革的实际结果，就是将医疗服务需求逐步演变为私人消费品。其消极后果已经显现。商业化、市场化的道路不符合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规律和要求是一个早已被理论和各国实践充分证明了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问题是重新走了一遍已经被认定为错误的道路。这种倾向必须纠正。
（五）导致医疗卫生体制变革中出现偏差的主要原因
1、在于改革和发展模式选择中过分重视经济增长，包括医疗卫生事业在内的社会事业发展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以后，由于体制基础的变动，传统的医疗卫生体制特别是医疗
保障体制受到了严重冲击，实际的保障范围迅速下降。面对这种现实，在相当长时间内都没有形成明确的体制调整和事业发展思路，而是被动地修修补补、维持局面。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逐步提上议事日程后，在改革的目标设定上存在明显的偏差。更多地是服从于其他体制改革的需要，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视为一种工具性政策，忽视了其服务于保护公众基本健康权利目标的重要性。2、对医疗卫生事业的特殊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在服务体系改革和建设方面，简单将医疗服务机构视同于一般企业，选择了一条过度市场化的改革道路。集中计划体制解体以后，医疗服务机构从全部依靠政府拨款，转向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医疗服务收入，强化自身经济核算是正确的选择。但政府因此而放弃自己的责任，企图通过鼓励创收来实现医疗服务机构的自负盈亏，就偏离了医疗卫生服务于社会的大目标。医院与社会、医务人员与患者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鼓励医疗卫生机构追求经济目标，必然损害社会和患者的利益。在医疗费用筹集与分配方面，忽视疾病风险与个人经济能力之间的矛盾，忽视风险分担与社会共济，也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要求。此外，将医药生产流通企业视同一般的生产企业，放弃了必要的监督和规制，也是一个明显的失误。
3、其他方面的体制变动对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影响。其中最突出的是财政体制的变动因素。80年代实行多种形式的财政分级包干体制以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责任特别是政府的投入责任主要由地方财政承担。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地方财政能力上存在很大差距，使得不少落后地区缺乏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能力，以至不得不采取一些错误的改革和发展方式。90年代税制改革以后，中央财力有了很大增强，但依然没有形成有效的转移支付制度。另外，医疗卫生事业管理体制上的条块分割，也导致了改革方向和目标上的不协调、不统一问题。
4、既得利益群体的影响。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在总体上陷入既不公平也缺乏效率境地的同时，自然会产生既得利益群体。在前一阶段医疗卫生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中，既得利益群体主要是部分医疗服务机构和从业人员，以及部分享受较高医疗保障待遇的社会成员。由于信息不对称、谈判能力的差别，以及其他体制缺陷因素的存在，既得利益群体对改革方向的影响不容忽视。它是导致合理的改革措施难以推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逐步偏离合理方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当前的一些改革思路和做法，不少仍与医疗卫生事业基本规律和发展要求存在矛盾，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
（一）目前的不少改革思路与做法都值得商榷
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的问题及其严重后果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全面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同，各个领域的改革也都开始进一步推进。能够面对问题、正视现实，加快推进改革固然值得肯定，但改革能否获得预期的进展及良好的效果则是另一问题。从总体上看，目前正在推行的不少改革思路及做法都值得进一步商榷。
1、公共卫生领域的改革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非典”过后，强化公共卫生体制建设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目前的政策着眼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增加政府投入；二是强调应急体制建设。这种思路存在明显的问题。
政府投入不足的确是近年来公共卫生事业出现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除投入不足外，医疗服务体系与公共卫生体系的割裂问题、公共卫生组织体系之间的条块分割问题、公共卫生机构组织与管理上的体制缺陷，以及由此导致的行为偏离等问题都是非常严重的。没有综合性的配套改革，仅靠增加政府投入，解决不了以上这些矛盾。即使在投入问题上，也需要以体制完善为基础，尤其是要建立不同层级政府间规范的责任分担与资金筹集机制。否则即使增加了政府投入，也无法确保公共卫生事业的稳定发展。
强化公共卫生领域的应急体制建设固然是必要的，但应急体制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由各级疾病控制中心、防疫站和传染病专科医院组成的应急医疗系统。“非典”暴露的决不仅仅是应急医疗系统问题，而是整个医疗卫生体制，特别是常规医疗卫生体制的失效问题。离开了常规医疗卫生体制，只靠应急医疗系统，不仅解决不了传染性疾病的早期发现问题，也解决不了大量传染病患者的救治问题。此外，公共卫生不仅包括传染病防治，还包括地方病防治、职业病防治、健康教育、妇幼保健以及环境卫生控制等等。除传染病防治外，中国目前在上述领域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而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有效的常规医疗卫生体制。回避常规体制的失效问题，只因特定问题的出现而强化应急系统的思路和做法显然是不合理的。
2、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的商业化、市场化倾向依然十分严重；“抓大放小”难以保证“可及性”。尽管商业化、市场化的医疗卫生服务体制改革已经带来了极为严重的社会后果，但至今国内学术界对此不愿意进行认真的反思，商业化、市场化的舆论和呼声依旧很高。很多地方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实际推行的改革措施依然是进一步商业化、市场化。除鼓励竞争、放开价格，以及在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进一步引入企业管理模式外，不少地方还套用国有企业改革的做法，通过股份制改造、整体出售、授权经营等多种方式将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民营化。如果这种倾向得不到有效遏制，后果将不堪设想。
上述倾向来源于一个简单化的、有诱惑力的思路：通过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市场化竞争，可以提高机构自身的运行效率并降低服务价格；政府转而采取补贴需方或购买服务的方式来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保障，财务负担可以因此而大大减轻。这种思路貌似有理，其实是行不通的。只要医疗服务机构走向全面市场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布局及服务目标偏离问题就不可避免；竞争无法保证医疗服务价格降低，也早已被各国的实践所证明。在以上前提下，政府补贴需方和购买服务不仅无法保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健康发展，也减轻不了政府的财务负担，最后必然因医疗卫生的总体服务水平下降而招致公众激烈的批评。
中央政府有关部门虽然没有主张医疗卫生服务体制全面商业化、市场化，但是强调分类改革。其政策要点是将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分为两类，一类放开，定位为营利性机构，按照企业模式进行组织和管理；另一类为非营利机构，主要追求公益目标，政府继续给予经济上的支持。鉴于中国国情(国家投入能力)并考虑到国际上的普遍做法，对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进行分类改革，形成多元化的服务提供主体是合理的选择。但在抓什么、放什么的问题上，有关改革政策的基本导向是“抓大放小”。这种思路存在重大缺陷。在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方面，要想充分保证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要想真正提高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需要优先发展和政府确保的是初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而不是那些三级以上的大型综合医院。从这个意义讲，可能“抓小放大”比“抓大放小”更为合理。
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目前对包括医疗服务机构在内的事业单位改革思路中，非营利机构的组织管理模式备受推崇。但中国并没有发展非营利机构的传统和经验，相关法律、法规也几乎全部是空白。另外，非营利机构本身也有其固有弱点。由非营利机构来担当某一公共服务领域的主要责任，在国际上并非是普遍的做法。
3、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本身存在明显缺陷，发展前景不容乐观。在城镇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方面，目前尚没有新的改革计划。制度建设的重点是全面推进“统帐结合”的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问题在于，目前正在推进的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本身存在明显缺陷，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1）在医疗保险制度中引入积累制的个人账户，不符合医疗保险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其一，医疗保险所依据的基本原则是社会共
济，个人账户的设立显然降低了医疗保险的互济功能。其二，个人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是随机性的，不可能先积累后消费；引入积累制并不符合医疗需求规律。从国际经验看，除新加坡外，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在医疗保险(保障)制度中引入个人账户。况且，新加坡的个人账户功能与中国制度设计中的功能也相去甚远。新加坡个人账户中积累的资金主要用于住院治疗中的个人自付部分；而在中国，却要求个人账户支付平时的门诊费用，实质上是要求个人自己来解决基本医疗服务问题。这种“大病统筹，小病自费”的制度设计，违背了“预防为主”的医学规律。（2）现行城镇医疗保险制度的目标人群只包括就业人员及符合条件的退休人员，将绝大部分少年儿童、相当一部分老人以及其他无法就业的人员排除在外。这样的制度设计必然导致如下结果：一是上述人群的医疗需求难以得到制度化的保障，个人及家庭面临的医疗风险难以化解，从而带来经济、社会方面的消极后果。二是在一部分人有医疗保障而另外一部分人没有医疗保障的情况下，无法避免体制外人员以各种方式侵蚀体制内医疗资源的问题。
（3）现行医疗保险制度设计及相关配套措施没有解决对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行为约束问题，以至医疗服务费用仍无法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维持资金平衡就成为医疗保险自身的难题。在实际操作中，主要做法就是强调参保者享受的待遇与缴费紧密挂钩，不能缴费甚至不能及时缴费就无法享受相关保障待遇。长此以往，医疗保险事实上就演变成自愿参加的，且只有具备缴费能力才能参加的“富人俱乐部”。在无法控制服务提供者行为的情况下，有关制度转而将控制重点改为患者，通过起付线、封顶线、多种形式的个人付费规定，实施对患者的全面经济限制，以至于能够进入该体系的参保者也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
（4）另外，现行医疗保险设定的统筹层次过低，以至于无法在较大范围内实现风险共担。在参加医疗保险的不同类型人群中，也存在保障标准上的差异，影响到制度的公平性。
上述问题的存在，影响到城镇医疗保险制度自身的可持续性和实际效果，继续推行下去的难度很大。
4、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设计同样存在明显的缺陷。在农村医疗卫生状况急剧恶化、恢复传统合作医疗制度努力普遍失败的情况下，中央政府的有关部门于出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改革思路，明确提出了政府增加投入的责任。这一点值得充分肯定。问题在于制度设计原则上依然存在明显的缺陷，很难发挥保障广大农村居民基本医疗需求的作用。
（1）农村居民自愿参加并需要按年度缴纳费用。这事实上就设定了一个费用门槛，以至于最贫困的农村居民，通常也是最需要帮助的人，必然因为缺乏缴费能力而无法参加。这与社会(医疗)保障制度需要突出对经济弱势群体保护的一般性原则是明显矛盾的。另外，自愿参加的制度必然形成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群体区分，难以避免体制外人员对体制内资源的侵蚀问题。
（2）政府的补贴与自愿参加相结合。由于自愿参加必然形成对经济困难群体的排斥，能够参加的是农村中相对富裕的群体。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参保者的财政补贴，就变成了一种典型的逆向转移支付，加剧了农村医疗卫生领域的不平等，违背了社会保障制度应当对贫困者进行转移支付、以缓解社会不平等的基本原则。
（3）保障目标依然定位为保大病。事实上放弃了对大多数人基本医疗需求的保障责任，也不可能获得良好的投入绩效。在农村的现实生活中，真正影响农村居民整体健康水平的是常见病和多发病。许多农村居民的大病也是因为“小病无钱治而扛成大病”的。从医疗卫生投入的绩效看，对大病的干预所获得的健康效果远不如对常见病和多发病的及时干预。
（4）与城镇医疗保障制度设计一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设计，缺乏医疗服务体系改革的同步支撑，以至于不得不突出对患者的约束。制度设计中也引入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起付线、封顶线以及分段按比例报销等做法。这些做法对于维持资金平衡是有益的，但对患者过分严格的约束特别是过高的患者自负比例必然会导致参保积极性的下降。
（5）缺乏组织能力和管理成本上的分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确定以县为单位进行组织。实施费用发生后，以县为单位集中审核、报销。表面看来，统筹层次已经很低了。但中国的实际情况是，绝大部分县都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人口，且农村居民居住分散。合作医疗面对千家万户，县政府是否有足够的组织能力，管理成本有多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6）相关领域改革的一些做法也需要进一步商榷。近年来对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还涉及其它一些内容，部分做法和思路也值得质疑。一是医药体制改革问题。与一般消费品不同，消费者在药品消费方面缺乏足够的选择能力，无法摆脱对医生的依赖。要想保证合理用药和药品价格的合理性，规范医院和医生的行为是关键。从国际经验看，基本着眼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政府干预严格控制药品的生产许可、质量标准、使用范围和价格；二是切断医院、医生收入与药品销售收入之间的联系，实施医药分开。中国的医药体制改革却逆向而行。政府对药品生产许可、质量标准、使用范围及价格的管制日益放松，形成了药品产生和流通的过度竞争局面。与此同时，医院、医生收入与药品销售收入之间的联系却不断增强。其结果是：医院、医生与药商同流合污，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选择和使用药品，操纵药品市场，药品价格失控、低性价比药品驱逐高性价比药品、伪劣药品泛滥以及药品滥用等问题愈演愈烈。面对有关问题，近年来一个比较明确的改革措施是实施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试图以此切断医生和药商之间的交易关系。以此作为政策重点的问题在于，药品流通方式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单纯通过流通体制改革不可能全面解决药品使用与价格方面的混乱；更突出的问题在于，有关政策将招标采购的主体定位为医院。作为利益主体且作为医生个人利益的共同体，医院仍必然以其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进行选择，有关问题和矛盾不可能解决。改革实践已经证明了这种改革思路的问题。二是医疗救助制度建设问题。近年来，经济困难群体的医疗问题日益得到关注，一些部门开始探索建立针对经济困难群体的医疗救助制度。这种探索的出发点值得充分肯定。问题在于，针对经济困难群体的医疗救助制度必须与整个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同步推进。单独推进医疗救助体系很难达到良好的效果。原因之一是在大部分社会成员都享受不到制度化医疗保障的情况下，只针对部分经济困难群体提供医疗救助，医疗资源侵蚀问题难以避免。原因之二是无法回避的贫困陷阱及群体矛盾问题。对最贫困的群体实施医疗救助后，贴近贫困线的家庭和个人就有可能因为疾病问题而沦为最贫困者，而自然产生救助要求。因此，救助范围不得不逐步扩大，直至制度无法支撑。否则，就必然出现群体间的矛盾和冲突。
四、未来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需要首先解决的一些原则性问题。
（一）结合中国国情，明确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目标定位
在所有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无法回避的基本矛盾是：社会成员对医疗卫生的需求几乎是无止境的，而社会所能提供的医疗卫生资源则是有限的。从这一基本矛盾出发，一个必须回答的原则性问题是：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如何在社会成员之间，以及不同的医疗卫生需求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换句话说，必须首先解决保障谁和保什么的问题。上述问题的解决方式有三种选择：一是优先满足部分社会成员的所有或大部分的医疗卫生需求。二是对所有社会成员按照实际需求提供均等的、有限水平的服务保障。三是优先保障所有人的基本医疗需求，在此基础上，满足更多社会成员更多的医疗卫生需求。
第一种选择的优点在于便于操作，将医疗卫生需求作为私人消费品，购买与服务方式采取市场化的方式即可。这种选择的最大问题在于其会产生非常严重的不公平问题，整个卫生投入的宏观绩效也会很低。中国近年来的改革实践及其后果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这种选择应当彻底放弃。第二种选择的优点是可以确保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平性，以及医疗卫生投入的宏观绩效。其主要的问题在于管理和操作上都非常困难，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国家的医疗卫生体制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中国的现实情况也不可能接受这种选择。相比之下，优先保障所有人的基本医疗需求，在此基础上，尽可
能满足更多社会成员更多的医疗卫生需求是较为合理的选择。尽管这种选择也有其不足，但毕竟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实现对全体公民健康权利的保护，大大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而且也便于操作。世界多数国家的医疗卫生体制，大体上都属于这种类型。舍此选择，别无它路。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目标定位选择不仅关系到社会目标的实现，而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很大。一个不好的医疗卫生体制在影响社会目标实现的同时，必然制约经济增长。中国近年来的实践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与此相反，一个好的医疗卫生体制则会促进经济增长。如果中国能够尽快建立一套保证所有老百姓都能享受到基本医疗服务(广覆盖的)的医疗卫生保障体制，一是可以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社会环境的改善必然有利于经济增长；二是对国民基本健康的有效保护必然会降低疾病负担，减少疾病带来的经济损失，同时也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强化国家竞争力；三是可以大幅度提高居民的生活预期，刺激消费并带动宏观经济的增长。
（二）必须合理选择医疗卫生的干预重点和干预方式
基于医疗卫生资源有限性与公众医疗卫生需求无限性的矛盾，还有一个原则性问题必须解决：一定要合理地选择医疗卫生的干预重点和干预方式。这不仅直接关系到医疗卫生投入的宏观绩效，也关系到社会公平问题。选择的唯一标准是使有限的医疗卫生投入获得尽可能大的增进国民健康的效果。选择的基础则是在不同的医疗卫生干预目标、干预成本和效益(增进国民健康的效果)之间进行比较。不同的医疗卫生干预环节、对不同类型疾病的治疗、对同一类疾病不同人群的治疗、以及对同一种疾病不同治疗手段的选择，在成本和效益上都有很大甚至是巨大的差别。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干预重点和干预方式上的选择尤其重要。首先，应当突出公共卫生服务；第二，在疾病治疗方面，应将医疗资源集中于成本低、效益好的基本临床服务；第三，对于那些按照现有技术可以取得较好治疗效果，但成本非常高昂的临床服务，在现阶段不宜广泛提倡；第四，必须彻底放弃那些成本高、效益极差的临床医疗服务；第五，应注重选择更加适宜的医疗技术路线。
目前，中国无论是在城镇医疗保障制度设计还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设计上，都将“大病统筹”作为医疗保障的重点。这种办法得到很多人的认同：大病由于治疗费用高只能通过医疗保障制度来解决，小病则因治疗成本低可以由个人和家庭自行解决。这种思路看似合理，事实上却根本行不通。如果所有的大病问题都可以通过社会统筹来解决，则意味着公共筹资与个人筹资相结合的医疗保障制度可以解决所有人的所有医疗服务需求，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基本现实。按照这一思路进行制度设计，基本结果只能是以牺牲大部分人基本医疗需求来满足部分社会成员的大病保障需求，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平性无法实现。另外，医疗卫生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很多疾病特别是部分大病的发生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对很多大病的治疗和控制是成本很高而效益却很低的，将保障目标定位为大病，也不符合效益原则。将医疗卫生的干预重点集中于公共卫生以及成本低、效益好的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与控制是无可非议的选择。但有几个问题需要强调。第一，这种选择主要是针对政府责任而言。如果部分社会成员有特殊医疗需求，而且其个人和家庭力量抑或其他筹资方式(比如购买商业保险等)可以承担相关费用，这种需求应予以满足。第二，常见病、多发病与大病的界限不能简单以治疗费用的高低来区分，而是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第三，对于部分治疗成本很高、治疗效果很差甚至无法治愈的大病，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不可能放弃治疗，合理的治疗方案是采用低成本的维持性措施来尽可能减轻患者的痛苦，实施临终关怀。在医疗卫生干预重点选择问题上，除了要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确保选择的合理性外，应当对所有社会成员进行理性思维教育。不少疾病的发生、演化属于自然规律，是人类现阶段无法抗拒的。即使不存在资源约束，以高投入且很多情况下以增加患者痛苦方式来对抗自然规律是缺乏理性的。
从中国的情况看，尽管卫生资源与医疗需求之间的矛盾依然很大，但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整个国家的经济能力以及卫生投入能力均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如果能够很好地选择医疗卫生的干预重点，充分发挥资源投入的健康效用，全民的健康状况比计划经济时期有更大幅度的改善是不成问题的。
（三）核心问题在于强化政府责任
基于医疗卫生事业的特殊性，无论是基本保障目标选择还是医疗卫生的干预重点选择，靠市场都无法自发实现合理选择，出路只能是强化政府职能。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取得巨大成效的决定性因素也在于此。政府的责任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化政府的筹资和分配功能，二是全面干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
1、在筹资方面，首先要确保政府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公共卫生事业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提供公共卫生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责。这一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除此之外，在一般医疗领域，基于个人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及个人经济能力的差异，政府也必须承担筹资与分配责任，这是实现社会互济和风险分担的前提，也是实现合理干预目标的基本条件之一。
在一般医疗领域如何发挥政府的筹资和分配职能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从国际经验看，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通过政府一般性税收筹资，为国民提供医疗保障；二是政府组织实施社会医疗保险计划，对国民提供医疗保障。两种筹资和保障方式各有利弊。考虑到中国国情，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二三产业尚不发达，工薪劳动者占全社会劳动者的比重较低，保险方式不是理想选择。相比之下，政府直接投入可能更加便于组织和管理。
2、在全面干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方面：一是要干预医疗卫生服务的地域布局，避免医疗卫生资源过分向城市及发达地区集中，以确保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二是要干预医疗卫生服务的层级结构，大力扶持公共卫生及初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发展，避免医疗卫生资源过分向高端集中，这是实现合理干预重点选择的基本条件之一；三是要干预医疗卫生服务的服务目标，突出公益性，在此基础上，发挥医疗服务机构及医务工作者在医疗卫生干预重点选择方面的积极作用。四是要干预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和价格，确保公众能够得到优质服务。
如何更好地实现政府对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和发展的干预是另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首先，如果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以营利性机构为主体，无法保证社会公益目标的实现。其次，目前很多人崇尚的个别西方国家的非营利机构主导模式，受文化传统、法律和制度基础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中国也行不通。合理的选择可能还是由政府直接举办多数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特别是承担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责任的机构。当然，由政府直接举办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也有其难以克服的弱点，但这种组织方式在确保政府意志的实施、确保医疗卫生事业服务不脱离社会公益目标方面的优势是其他体制所不可比拟的。对于公立机构可能出现的效率低下问题，可以通过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给予改善。迄今为止，多数发达国家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仍以公立机构为主体。这一事实值得中国认真考虑。
五、对未来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一个框架性设计
（一）打破城乡、所有制等各种界限，建立覆盖全民的、一体化的医疗卫生体制。建国以来，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建设特别是医疗保障体制建设，一直是分别城乡、分别所有制乃至分别就业状态来组织实施的。这种制度建设方式已经落后于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在未来的改革中，必须打破城乡、所有制等界限，建立一个覆盖全民的、一体化的医疗卫生体制。这样不仅可以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保障全体公民的基本健康权益，也可以避免体制分割所造成的利益集团分化以及由此产生矛盾和冲突，还能够从根本上扫清传统医疗体制对劳动力流动、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等形成的障碍。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城乡一体化的医疗卫生体制建设，可以真正增进对农民权益的保护。此外，过去只针对少数群体的保障体制所难以解决的体制外侵蚀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二）划分医疗卫生服务的层次和范围，实行不同的保障方式。为了合理的分配医疗资源，有必要将医疗卫生服务分为公共卫
生、基本医疗服务和非基本医疗服务三个层次。包括计划免疫、传染病控制、妇幼保健、职业卫生、环境卫生和健康教育等在内的公共卫生服务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应由政府向全体社会成员免费提供。在基本医疗方面，以政府投入为主，针对绝大部分的常见病、多发病，为全民提供所需药品和诊疗手段的基本医疗服务包，以满足全体公民的基本健康需要。具体实施方式是，政府确定可以保障公众基本健康的药品和诊疗项目目录，政府统一组织、采购并以尽可能低的统一价格提供给所有疾病患者。其间所发生的大部分成本由政府财政承担。为控制浪费，个人需少量付费。对于一些特殊困难群体，需自付部分可进行减免。对于基本医疗服务包以外的医疗卫生需求，政府不提供统一的保障，由居民自己承担经济责任。为了降低个人和家庭的风险，鼓励发展自愿性质的商业医疗保险，推动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保”。政府提供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在自愿和自主的基础上，为职工购买补充形式的商业医疗保险；也鼓励有条件的农村集体参加多种形式的商业医疗保险。对不同层次医疗服务的界限划定，尤其是基本医疗服务包范围(包括药品和诊疗项目)的确定，可以依据医疗服务领域对各种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经验，并结合政府和社会的保障能力来确定。制度建设初期，基本服务包的范围可控制得小一些，随着经济增长和政府投入能力的提高，再逐步扩充服务包的内容。（三）构建与目标体制相适应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既然在公共卫生问题上政府要承担全部责任，为了便于工作上的统一组织与协调，最好由政府直接组织的公共部门来提供相关的服务。从中国目前的情况出发，基本医疗服务也应主要由公立机构来提供。鉴于公共卫生事业和基本医疗服务之间的紧密联系，二者可以采取合一的体制。即建立同时承担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职能的公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这样做，可能更加符合医疗卫生自身的规律，突出预防为主，实现防治结合；同时也可以避免多元服务体系并存带来的资源浪费。非基本医疗需求属于私人消费品，至少在现阶段如此。因此，主要靠市场化的方式来提供服务，不需要政府来统一组织。在这一领域可以充分引入竞争机制，鼓励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发展。但是由于医疗服务的特殊性，不可能将全部非基本医疗服务都交给营利性机构去提供，还是需要保留一部分承担非基本医疗服务责任的高端公立医疗机构。其作用之一是在服务价格方面发挥导向作用，二是在技术路线选择方面发挥导向作用，三是仍需要承担一些相关的政府职能。例如诊疗新技术的推广、新标准的示范，以及特殊时期的应急医疗服务等。除此之外，也应借鉴国际经验，积极创造条件，发展非营利的医疗服务机构；与营利性医疗机构、公立医疗机构一起，共同为居民提供非基本医疗服务。
公立医疗机构由政府直接举办，其基本职能是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服务以及部分非基本医疗服务。此类机构不得有营利目标和行为，收支要严格分开。对于只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机构，政府应确保投入。提供非基本医疗服务的公立医疗机构运转费用来源以服务收费和政府投入相结合，可以有盈余，但盈余应当进入国家预算收入并用于推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公立机构的医务人员为公职人员，但需通过合同聘任等方式引入激励与约束机制。公立医疗机构的布局由政府统一规划。其中，只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机构，可以参照政府行政机构的管理方式；承担非基本医疗服务责任的公立医疗机构，可以在确保政府基本意志得到贯彻的前提下，给机构以更大的独立性。营利机构完全按照企业方式运作。政府对医院和医务人员的资质条件、服务价格、服务质量等实行全面监管。非营利医疗服务机构按照一般非营利机构的模式运作。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盈余只能用于事业再发展。政府给予相关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同时进行全面监管。
（四）全面推进医药分开。按照以上制度设计，在基本医疗服务领域，前述医药不分、以药养医等问题应当可以彻底杜绝。政府工作的重点应主要集中于非基本医疗领域，特别是营利性医疗服务机构。主要的调控手段一是在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的基础上严格限定医院的收入比例，全面推行医药分开；二是辅之以严格的价格监管和相应的惩戒手段，最大限度地控制医药合谋问题。
（五）建立并逐步完善筹资与组织管理体制。基本政策框架、服务内容和标准由中央政府来确定。在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障领域，保持全国大体上均等的水平。但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保障涉及千家万户，具体的组织实施责任还是要更多地依靠地方政府。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以县级政府作为组织实施的责任主体，应该是比较适宜的选择。
为了实现医疗卫生事业特别是公共卫生及基本医疗事业的均衡发展，实现服务的公平，筹资责任应以中央政府为主，各级政府合理分担。可以考虑由中央政府承担医务人员工资、基本药品和诊疗手段的采购费用，而诸如医疗设施的基本建设等费用，则主要靠地方政府来承担。地区间的财政能力差异问题，可以通过强化一般性的财政转移支付来逐级解决；为了尽可能做到财权与事权的统一，财政上需要做出相应的安排。例如，调整中央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医疗卫生支出；适当调整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收入比例；中央财政设置专项预算科目用于补贴落后地区的医疗卫生费用等。长期来看，则应在税制改革的基础上，调整中央、省、县级政府之间的收入比重；设置专项税收用于医疗卫生事业。同时根据按保障目标测算的人均费用标准和各地(县)的人口数量，核定各地(县)的基本医疗服务总费用，列入中央财政的年度预算，并按季度通过省级财政直接拨付给县级执行机构；为了确保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稳定，必须改进各级财政的预算制度，对公共预算中的医疗卫生科目实行分账管理，禁止任何形式的相互挤占和挪用。此外，可以在中央和省两级建立专门的医疗卫生基金，以应付各种不时之需。
（六）新旧体制的衔接方式。一是现有医疗保障体制与目标体制的衔接问题。关键是保证目前享有较高水平保障的社会成员的实际待遇水平不发生明显降低。出路是为他们提供补充保障。例如，对政府公职人员以及其他获得过医疗保障承诺的国有经济部门的中老年职工等，可采取由政府统一提供附加商业医疗保险的方式予以解决。对企业职工，则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参加商业性大病医疗保险。二是对现有医疗服务机构的分类改革问题。对现有医疗服务体系的改革只能是“抓小放大”，同时承担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责任的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主要应通过对现有各级公共卫生机构、二级以下的公立综合性医院、以农村乡镇卫生院和城市社区医院为主的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的改革、调整、合并形成。对目前三级以上的大型专业性或综合性医院，则应进行分类改革，部分改制为营利性机构，部分改制为非营利机构，还有一部分应继续保留其公立机构的性质。
计划经济的意义范文4
【关键词】 医疗卫生；人力资源；职业化
现今我国正在正在实行各项医疗体制的改革，各专家学者都在对医疗体制问题进行论证。医疗事业的发展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健康，其是无法忽视的社会问题。现今，我市某些医疗机构，特别是一些乡镇医疗机构的人力资源的管理问题一直比较突出，医疗人员的各项技能、素质等也不符合要求，这对医院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故如何建立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来解决这一问题非常重要。笔者现对此问题进行阐述，总结如下。1 现今医院中人力资源管理的情况
1.1 管理形式、系统等都比较落后，无法为医院更好地服务 现今有些医院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仍实现计划经济时期的管理模式，医院中仍存在“大锅饭”的思想，这样的思想无法帮助医院建立起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一些医院的绩效评估体系完全流于形式，无法起到激励的作用，致使员工的积极性、责任心等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1.2 体制问题 现今我国不断地进行着医疗体制改革，但现今医院的所属问题仍比较模糊，一些医院归政府直接管理，一些医院归卫生机构管理，一些医院归企业管理。这样致使医院受到多重单位领导，体制情况比较复杂。多重单位的管理会让医院的各项政策等无法及时落实。落后的体制会对人力资源管理有很大的影响，无法调动医疗人员的积极工作的热情，甚至产生消极的工作状态。
1.3 考核流于形式 目前绝大部分医疗卫生机构虽然实行了绩效考核管理制度，但这种激励任存在着平均主义的倾向，在德、能、勤、绩、廉等方面不能具体量化，难以相互比较；缺乏对考核存在问题的人有针对性的制定出个人的整改规划和提高的计划。这很容易在职工中形成一种“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无区别”的消极思想，从而难以最大限度的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2 实行员工职业化管理的意义
现今我国各项企业已经逐步发展为国际化企业，专业的管理理念已经逐步成型。这一理论的发展在各大企业都已经广泛地开展起来，为企业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从这个角度讲，实行医疗卫生机构员工职业化也是经济国际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产物。虽然医疗单位有其独特性，其和企业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但实施系统的管理系统对医疗工作者会有很大的激励作用。现今一些医院也尝试了实施了管理系统，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其对医院起到的作用具体有如下几点。
2.1 职业化可以促进医疗卫生机构对关键业务骨干的培养 一个职业化的医疗卫生机构要求其拥有系统性较强的人才培养及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为其不断培养及输送专业技能较强的关键业务骨干及管理人才。
2.2 职业化有利于医疗卫生机构培育自身的文化 从企业界内的有关经验来看，一个职业化建设较好的组织往往是拥有优秀文化气氛的组织，也往往是一个具有创新能力的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组织。
2.3 职业化可以帮助医疗卫生机构建立并实现远景目标 对于组织而言，具有并实现发展的远景目标对丁其综合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一个职业化实施较为成功的组织而言，明确的、科学的发展目标是不可或缺的。3 实行员工职业化管理的途径
3.1 树立正确的职业化管理理念 应加强对医院进行文化建设，改变过往的计划经济的理念，建立起职业化的管理理念，发挥职业化的作用，以促进医院不断发展。所有员工均建立起职业化的观念，才可让其的积极性、责任心等都不断地提高，从而为患者更好地服务。
3.2 确定任职资格标准 笔者认为职业任职资格标准确定的两个基本步骤可以被考虑采用，这两个基本步骤一是通过运用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及观察法等具体手段分析职业标杆人物的有关情况；二是通过分析所取得的标杆人物的有关信息，确定此类专业人员所应具备的素质、技能等，进而确定任职资格标准中所包含的模块及其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具体分析内容包括行为道德标准分析、职业素养分析及知识技能的分析。
3.3 任职资格评估工作的开展 任职资格评估工作的开展应注重把握以下原则：一是评估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员工工作绩效与工作效率的可持续发展，以便为组织的科学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二是评估工作应以公正、客观为原则；三是在评估工作中应注意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四是评估的结果应与激励制度挂钩，以便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给其工作增加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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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的意义范文5
关键词：经济一体化 极化作用 辐射作用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呈现出三大经济圈，即珠三角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京津冀经济圈。这三大经济圈对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实现经济结构转型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同时也是我国在新时期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的重要力量。但从近年发展过程来看，京津冀地区不论是在整体发展的速度、还是发展规模上，都明显地落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圈。本文在增长极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京津冀地区的增长极在带动其腹地地区共同发展所遇到的一些难题，并探讨性地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和看法。
一、增长极理论
(一)增长极
增长极的概念最早是由法国的经济学家帕鲁于1955年提出来的。在他的文章中提出：现实世界中的经济要素的作用完全是在一种非均衡的条件下发生作用的，经济增长并不会同时发生在所有的区域，而是有选择地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方式向其周围地区扩散。并最终影响到整个区域的发展。但是，我们说帕鲁的增长极概念是比较抽象的，是一个经济性质的概念，并没有把增长极的地域性内涵包括进来。到了60年代中期，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布德维尔和其他一些学者一起将极的概念引入到地域空间中来，布德维尔认为：增长极是指在城市区域配置的不断扩大的工业综合体，并在其影响范围内引导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发展。至此，增长极正式从抽象的概念转换为具体的地域空间概念。以后的学者纷纷引用到各自的研究领域中。
(二)增长极的极化与扩散作用
由于增长极的产业发展比周边的腹地地区要快，因而在区域发展的初始阶段，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腹地地区的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都趋向转移到核心地区，这样在某种程度上就减少了腹地地区发展的机会，使得极核地区与腹地地区的经济差距不断地扩大，极核地区的中心地位不断加强。当极核地区的产业和人口集中到一定程度又会引起极核地区的环境恶化、地价上涨、交通混乱等集聚不经济现象，部分产业会逐渐往外转移，以获得新的发展条件和机会。在往外转移过程的同时也把极核地区先进的技术、理念、管理方法带到了腹地地区，从而带动了腹地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极核区和腹地落后地区的差距。这种现象客观上带动了整个区域的联动发展，加强了各地区的联系，在理论研究的过程中有时候又称其为涓滴效应。
二、京津冀地区经济一体化过程的现状
(一)第一产业
京津冀地区第一产业的合作有着很长的历史，长时间以来北京和天津一直就是中国重要的政治中心和工商业中心，第一产业的功能弱化，主要依靠环京津的河北地区提供粮食、蔬菜等生活资料。随着京津地区的产业结构的转型和调整，京津冀地区的第一产业的合作会不断加深，产业链之间的联系不断紧密。在目前，第一产业的合作状况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例如，河北地区目前的农副食品在京津地区的市场上占到了很高的比例，其中，蔬菜、生猪、活牛、活羊、果品的占有率分别达到40％、50％、40％、25％、40％左右。另外在目前，北京和天津的很多食品、农产品深加工企业都纷纷到河北地区设立生产基地，或建立各自的原料基地。大大加强了京津冀地区第一产业的交流和合作，并且在可似预见的将来，这种交流和合作还会得到不断的加强和深化。
(二)第二产业
从总体上看，京津冀地区的第二产业的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目前受到种种问题的干扰，发展前景不容乐观。就目前的主要成果来说，主要是京津地区一些传统的工业，对环境影响比较大，依赖于资源能源的产业不断地迁到河北的部分地区，实现了区域整体的产业协调和合作。但是笔者认为，这种产业协调和合作带有一定的机械性，和理论上的极核地区向腹地地区进行产业输出和扩散存在一定的区别性，理论上企业为了降低企业的成本和获得更大的市场或发展空间而向外转移，而现实中是为了改善首都的环境，在政府的主导下，强制部分企业搬离首都，或进行转移，市场机制的调节力度不是很大。因此，我们认为第二产业的合作和交流获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带有一定的机械性。
(三)第三产业
在第三产业的合作上，主要集中在旅游业、服务业等产业领域，比如说在一些优秀的旅游资源的整合方面，打破原有的旅游市场壁垒，共同推出一些著名的旅游线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另外在人力资源的共同开发、资本的流通服务、通信领域的合作也都还有很大的合作潜力。
三、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增长极地区和腹地地区的互动机制不健全
京津冀地区的整体发展联动性不强，核心地区与腹地地区缺少一个良性的互动机制。特别是随着通信技术、交通方式的便捷，使得核心地区可以加强与其他地区的联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腹地地区的依赖。双方的交流很少，经济的互补性开发认识不足。
(二)行政区划协调有待完善
京津冀地区存在着两个直辖市和一个省的三个省级行政区，在地区发展前景的问题上，都尽可能追求自己辖区内利益的最大化，对区域整体的协调、综合效益的考虑比较滞后。一方面，北京、天津凭借自身的独特优势，在招商引资、国家的大型项目建设方面，处处都占有绝对优势，相对地减少了河北地区在利用外来资本技术的机会。同时，北京、天津却长期从河北地区摄取资本、资源、能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加速自身的极化过程，但是在极核区需要转移自身的部分产业时，极核区政府又会考虑到自身的财政收入、就业等利益，尽量把需要转移的产业扩散限定在自己的辖区内，以保住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样，进一步加剧了核心区的环境资源压力，腹地地区受到的扩散和发展机会就会变得更少。从而产生了经济学上的一个现象“马太效应”强者越强，弱者越弱。
(三)区域产业分工链条断裂
京津冀地区目前也存在很多颇具实力的产业，比如说通信电子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的生产等，在国内都是名列前茅的产业。但是经过相关的资料分析我们发现，这些强势产业并没有能够与其腹地地区实现产业对接。对带动区域联动发展的作用有限，比如说同在汽车领域，著名的汽车生产商北京现代在中国共有40多家的配套企业和提供零部件企业，其中有十几家是现代集团原来在韩国的配套企业在北京建立的合资或者独资的公司，还有二十几家是分布在上海、昆山、江阴等长三
角城市的企业。
四、政策和建议
(一)寻找利益共同点
由于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合作被上述种种问题干扰，使得目前要想从根本上进行产业合作和协调变得非常困难，但是我们说从未来整体的发展趋势看，京津冀地区最终还是要往经济整合方向发展。笔者觉得可以从区域各种利益共同点出发，深挖产业链。比如说在第一产业方面，河北的农业产业相对于京津地区来说具有很大的发展优势，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京津地区不大可能会大力发展其不占优势的农业产业，因此我们说河北的广大腹地地区可以重点搞绿色农业、观光旅游农业以及对农产品深加工，做高标准、低残留、绿色品牌农产品。
(二)创新区域制度体制
笔者认为，目前很多学者和研究人员在研究京津冀区域发展问题时多集中在对产业规划、基础设施、资源配置等方面的考虑，忽略了对制度体制的深入考察。而制度体制的障碍是影响地区发展最大的因素，因为制度体制决定着资源的配置方式和效率，直接影响着经济的发展水平。因此，我们可以从制度体制创新的角度来看京津冀腹地地区的发展问题。我们以农业的发展来看，目前，各地方政府在推动农产品品种的多样化，或者农产品深加工的同时，可以在农业土地利用方式上采用一些新的方式，如“股田制”“反租倒包”或者“以土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等多样化的有利于在农业领域提高规模效益的制度创新。
(三)加强区域生产要素的流通
区域内可以流动的生产要素主要有劳动力，资本、技术。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可以促进区域的资源优化配置，加强腹地与极核地区的联系。因此，必须实施有利于促进要素流动的政策。例如，出台方便异地消费和异地购买的政策；建立开放、统一、公开、透明的资本市场与要素市场；及时清理已经过期、不合时宜的部门封锁和区域封锁政策；积极实施反垄断、反区域封锁的政策：建立能够竞争有序、结构合理的企业组织体系：规范市场的进入和退出行为：放松劳动力的流动限制，进一步完善鼓励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自由流动的各项政策等。
计划经济的意义范文6
杨宝哲
在寒假里，我们和我弟弟一家去青州滑雪。
我们到那里之后，先租了两套滑具，然后就开始滑雪了。到了滑雪场一看，那里人山人海，白雪皑皑。可惜的是，这里都是人造雪，如果是天然雪一定会更美，更刺激！我们先乘上缆车来到了半山腰，再从半山腰向下滑。当时，从上往下望去，觉得特有挑战性。我手持撑杆，弓腿弯腰，用力一滑，顿时像生了翅膀，身轻如燕，那种感觉真爽！
我连续这样滑了几次，越滑越觉得有意思，胆子也越来愈大。可是有一次，从最高峰往下滑时 ，在接近地平线的时候，我不小心摔了一跤，好不容易挣扎着爬了起来，觉得浑身酸痛。可是我不灰心，不泄气，吃了点东西，喝了点水，又接着滑起来。
这次滑雪，真是既惊险又刺激，我但愿下一个寒假快快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