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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教育的特征范文1
关键词：古希腊；中国古代；体育文化
古希腊和古华夏分别代表着人类文明的两个源头，因此古希腊体育与中国古代体育有着迥然不同的形态和价值体系。从体育发展的历史来看，体育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一、研究方法
文献资料法、比较研究法。
二、分析比较
1.古希腊体育的竞争性与中国古代体育的等级性
地理环境是不同民族体育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土壤。古希腊与中国古代各具特色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这两个民族不同的文明和民族性格，并且深深地影响着体育文化的发展。
希腊是一个面积非常狭小的岛国，海运交通便利，商业较为发达。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国民的生产关系向契约形式转化，致使森严的等级制度失去了繁衍的依托，从而为民主、宽松的政治制度奠定了诞生的基础。古希腊体育中的赛跑，其特征就是参赛者不论地位高下、年龄长幼，一律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同等的条件下跑完相等的距离，最后以成绩显示谁之优劣。
与古希腊所不同，古代中国的四周是高山、沙漠和当时条件下无法跨越的大海，形成一个封闭的状态，而内部的回旋余地又相当的广阔，是发展农业文明的理想条件。农业文明为宗法等级制度的滋生提供了温床。等级制的延续和加强致使任何不遵循等级差别的文化因素不得产生，否则就是对等级制的冲击，也是对专制统治的不稳定因素。
2.古希腊体育的健美性与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养生性
在同海上风浪搏斗的过程中，勇敢的希腊海员们充分感到自身力量的重要性。于是肌肉发达、身体健美的形象便成为古希腊人崇拜的偶像。与古希腊体育繁荣相对应的是古希腊高度发达的哲学与科学。古希腊的哲学家用数学的方法研究动物和人体的结构，这就使得古希腊体育有着特殊的发展轨迹和审美价值。在古希腊的体育雕塑中，雕塑家们对运动员形体美的把握，已经能够科学地运用数学上的“黄金分割”和解剖学原理，体现了古希腊科学的发展水平。
与古希腊所不同，中国古代体育的形成与定型借助的不是自然科学而是当时的哲学。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人必须与大自然保持协同才能维系生命，维持健康。因此，在中国古代体育中，养生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养生体育建立在宏观观察和直觉经验的基础理论之上，与建立在以分解、分析方法为主体的实验科学基础之上的古希腊体育大相径庭。
3.古希腊体育的身体教育与中国古代体育的道德教育
古希腊人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提出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概念的民族。古希腊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宗教社会。古希腊宗教特有的神人同形同性特征与城邦公民职责相结合，陶冶了古希腊人独有的人格意识。他们把“自我”视为一种客观化的认识对象，从多方面去论证“人”，他们注重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注重体育在育人方面的作用。古希腊体育中尊重人的个性，追求多样化与矛盾性的文化特征，可以激发民族的扩张力、创造热情和冒险精神，有利于体育教育中对人的个性培养和发挥，然而却缺乏中国式的谦恭待人、稳健温和，易导致物欲主义、享乐主义和个性的过分扩张。
中国古代的传统道德给中国古代体育打上了深深的“道德教育”烙印。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其主旨精神始终是解决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在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与古希腊文化的出发点是根本对立的。古希腊文化强调从个人出发，个人与集体呈现出一种松散的状态。而在中国古代，由于传统伦理价值观的作用，单一的个人显得毫无意义，仅表现为一种抽象的存在。求善与道德的一个特征就是自己的行为不能给他人带来否定作用。而古希腊则不同，它是通过竞赛，以其双方形成的胜负结果来肯定胜利者，否定失败者。
综上所述，本文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不同的地理环境、物质生产方式，孕育了不同的传统文化和民族品格，从而形成了古代中国和古希腊各具特色的传统体育个性。
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注重个人修养和道德性，促进了以身心和一、动静结合为特征的东方传统体育形式的发展，然而却削弱了体育的竞技性；
古希腊民族崇尚人的个性，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强调公平竞争，对现代竞技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易导致个性主义的膨胀。
参考文献：
［1］颜绍泸．世界体育史研究中的误区：东方体育．体育文史，1990（3）.
［2］谢凌宇．略谈中西方传统体育的个性特征．体育与科学，1990（5）.
古代教育的特征范文2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价值取向不明确价值取向问题一直是大学课改以及教师教学的核心问题，也是争论的焦点，根据对“大学课程为谁而设”这一问题而回答将价值取向分为三个方面，即学科本位、社会本位以及个人本位。持“学科本位”的人认为，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设置是为学科自身的发展而设立的，因而在教学中更加强调知识体系的逻辑性以及科学性，对学术上的要求则为更高；而持有“社会本位”观念的人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是为社会的发展而设立的，强调书本知识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的结合，因而在教学过程中一味地追求学科的实用性而忽视了学科自身所包含的文学修为，如审美意识等；持“个人本位”的人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是为了学生的发展而设立的，强调学生个体与学科教学之间的联系，通过知识、价值等的传授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进行塑造，从而培养出一个“真正的人”。不同本位的选择将会造就不同的教学侧重点，因而对学生的影响也有所不同。但是目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出现了价值取向不明确的现象，从而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明确的向导，降低了该学科的实际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内容不能够体现时代性西方著名学者詹姆逊曾经说过：“文学研究是一种愿望，探讨这种愿望也许最好从政治和社会角度入手，把它看作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因而在编著中国古代文学时应该站在社会的制高点，把握整个社会的经济动脉，以独特的政治视角来看待我国古代文学，将我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进行无缝衔接。但是，我国古代文学的编著更多的是从社会本位出发，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而服务。所以只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实用性进行了深度挖掘，并没有在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内容过于陈旧，不能够与时代相结合，从而缺乏青春的气息。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方针不能够与时代接轨我国政府一直以来都在致力于我国文化的建设以及传承，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在2009年年底，我国教育部门针对高等教育的改革提出了“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新要求；在“十二五规划”的《纲要》中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要求“加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教育，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努力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但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质量却不尽如人意，其教学方针的制定脱离了时代的发展，缺乏与时俱进的特征。虽然说现在实行的是素质教育，强调对学生个性化的发展与培养，但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仍旧强调对规律性以及共性的掌握；仍然以教师为主体，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模式，缺乏对学生学习主动性的调动；仍然以分数为主要的衡量标准，忽视了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在新形势、新环境以及新要求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仍旧采用传统的教学方针，从而不能够与时代进行很好的结合。
虽然说中国古代文学是我国高等教育汉语语言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但其因为丰厚的文化底蕴以及独特的人文色彩而彰显着我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对我国大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文学作品是一个国家文化意识形态的具体显现，也是对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以及审美取向的综合反映，因而通过对古代文学作品的赏析可以对学生进行无形教育，帮助其形成健全的人格。在学科特征上，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既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播，也是“通古察今”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元素。其实，文化的发展不是对各种不同文化进行叠加，而是对过去传统文化的一个重新审视，通过不断的雕琢形成一个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新兴文化形式。因而，应该通过改革创新将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时代特征进行紧密结合，体现出传统文化的价值。
建立明确的核心价值体系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就明确指出了“传承创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因而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还需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从而对人民进行有目的的教化作用，以文化为主要核心将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为社会的繁荣创造更多有利的价值。因而，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应该围绕“为谁而设”这一问题来构建明确的核心价值体系。其实，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设立不是单从一个本位进行思考的，而是汲取三种观念的长处，为学生的成长创造更良好的环境。首先，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让学生能够掌握更多的古代文学知识是这门课程的基础目的；其次，通过文学的熏陶以作品中的优秀人文素养对学生的人格塑造进行辅导作用是该门课程的直接目的；最后，学生将在学习中不断积累的文化素养投身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建设中，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积极因素。
探索符合时代特征的教材如今使用的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完成的，其编写的核心思想是社会本位，因而与现代社会需求以及社会发展有一定的出入。而教材是一个课程的主干部分，对课程的安排与进行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因而探索符合现代时代特征的教材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探索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两个问题：（1）在对教材进行定位时应该考虑多方面因素首先是时代的需求，应充分体现出“十二五规划”纲要“传承创新”的特点；其次要反映出大学高等教育的特点，在对知识进行积累的同时还需要将知识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注重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之间的衔接；最后注意选材的延展性，便于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实现与实践。（2）扩展中国古代文学的定义在现在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一直以来都将中国古代文学限制在一个狭隘的空间中，没有与其他文学进行有机的融合，从而造成了“闭关锁国”的现状。其实，所有的文学形式都应该是相互交融的，它们之间都可以联系在一起，因而应该从一个更为广义的角度看待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用这些文学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思考当今社会问题，从而发掘出人类的本性。这才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宗旨，也是其最终追求的目标。
古代教育的特征范文3
关键词：儒家思想数学教育传统数学
一、儒家思想与古代数学研究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主流。《周礼》有“九数”和“六艺”之说，儒学讲经兼教数学，教育儒学化、经学化使数学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汉儒用数理讲《周易》，经书兼讲天文、历法和数学，因之数学成为儒学一部分”。[1]
古代的中国数学家在其成长的过程中，不论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大都处于儒家思想的氛围之中。古代数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思想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在儒家价值理念的影响下，古代数学家研究数学的动机主要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注重的是数学的实际性。即重视实践的实际效用，注重实际效用的思想反映在古代思想的知行观中。实用理性表现在中国古代数学家的数学观中，他们从不同侧面论述了学习和研究数学在现实生活中的效用。中国数学的实用性的特征实际正是对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开。
由于古代数学家的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数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从根本上说，古代数学家研究数学的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一是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二是出于“仁”“孝”之德，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三是出于经学的目的，要发挥儒家之道。
魏晋数学家刘徽在《九章算术注》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著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夏侯阳算经》序中说：“夫博通九经为儒门之首，学该六艺为技术之宗。”《颜氏家训》“杂艺”篇说：“算术亦是六艺要事，自古儒士论天道、定律历者，皆学通之。然可以兼明，不可以专业。”朱世杰在《四元玉鉴》中说：“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秦九韶在《数书九章》序中说：“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经世务、类万物”。所谓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因此，研究数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二、儒家思想与古代数学教育
1.教学目的之“经世致用”、“注重符验”
“实用主义是中国古代社会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中国传统数学体系大致是遵循着‘经世致用’的观念展开的。古人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等方面有着极深的实用主义色彩。‘经世致用’成为数学教育的一大特色，对中国传统数学造成相当大的影响。”[2]
儒家要求“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切问而近思”（《论语·子张》），即联系实际来思考，强调力行，付诸实践。孟子说：“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强调认识来源于实践。荀子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荀子·儒效篇》）把能在实践中运用知识看作是认识的最高阶段。这种学以致用，注重符验的儒家思想，反映了他们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态度，是其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在认识方法上的表现。
2.教学方法之“举一反三”“以一知万”
孔子教学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举一反三”。《论语·述而》说：“不愤不启，不徘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孔子认为启发要建立在学生学习主动性的基础上，当学生的头脑中出现了问题，有所感悟又还不很明朗的时候，即是进入了心求通而未得，口欲言而未能的“‘喷”“‘啡”状态，这才是进行启发的最好火候。孟子主张引导学生达到一种跃跃欲试的状态，但不要代替学生去解决。“举一反三”在《论语》中有时又叫“闻一以知十”（《公冶长》），又叫“告诸往而知来”（《学而》），其方法论的意义是通过对类的本质的把握去推知该类的其他事物。这一方法到了荀子又演化成了“以一知万”的命题，而“以一知万”的具体内容，则是“以类度类”和“以道观尽”（《荀子·非相》），即通过弄清一类事物的基本道理，以求得“观尽”并把握该类的所有事物。显然，“举一反三”和“以一知万”的思维本质，就是从一般推向个别的演绎方法。
数学具有内容抽象的特點，如何能使学生在数学活动中深刻理解并掌握数学知识、领悟数学思想和发展数学能力，启发诱导正是一把钥匙，它可以开启学生积极的数学思维活动，使数学教学充满活力，避免因抽象难懂导致思维停滞和因简单注入而导致思维僵化。因此，儒家“举一反三”和“以一知万”的思想方法，就很自然地被引入到了数学教育领域。
3.教学要求之“苟求其故”、“善学尽理”
与西方的所谓理性分析思维相对立，中国传统思维（儒家思想）的根基是“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和经典思维。“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思维——整体思维的最典型的理论形式，强调天和人的联系不可分割，它倾向于对感性经验作抽象的整体把握。
儒家虽然注重经验，强调应用，却并不截然排除对对数学上的逻辑演绎方法事物内在原因和规律的追求。孟子说：“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离娄下》）这里的“苟求其故”，便是要求去探索天地星辰的所以然之“故”。苟子也说过：“辩则尽故。”（《正名》）又说：“善学者尽其理。”（《大略》）可惜这种“求故尽理”的思想在先秦儒家中没有成为主导的思想。导致了后来的中国传统数学侧重于模式推理而不注重命题推理，使数学实践与数学理论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失去赖以发展成长的源泉而枯竭。
参考文献：
[1] 周瀚光.先秦儒家与古代数学[J].北京：大自然探索，1986年第4期，第151页。
古代教育的特征范文4
关键词：国学；人文素质；古代文学；课程改革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国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蕴藏着极为丰厚的文化内涵，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对于学生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提高自己的人文素质具有重要意义。在我省“文化兴省”的大背景下，加强高校传统文化教育显得尤为重要。但目前中国高校传统文化教育不容乐观，根据我们的研究和对省内几所高校的问卷调查，发现目前高校传统文化教育存在着诸多问题。例如许多高校大学生对国学知识的涉猎面不宽、学习程度不深、国学知识不全面；对国学知识把握不准、学习国学知识的主动性不高、对国学知识的运用能力较弱等，而目前大学生的人文修养也令人担忧。
中国传统文化是几千年来由中华文明演化汇集而成的一种反映中华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它以儒家文化为内核，兼容佛、道，博大精深，历史悠久。而中国古代诗、词、戏曲、古文、小说等文化形态就是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好载体。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具有较强的素质教育作用，对于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具有重要意义。鉴于高校教育的实际情况，我们选择最能彰显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华文化特征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作为提升大学生国学素养的重要途径。
根据调查研究，当代大学生对古代文学的国学教育是基本认同的，认可古代文学教育对传统文化的承传功能，而高校的古代文学课程是大学生接受国学知识最多的渠道。但目前高校古代文学课程的设置和授课情况并不理想。比如，部分高校或专业并没有开设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或相关课程，而受学科分野、学时压缩等因素影响，古代文学课程在高校教育中呈弱化趋势。另一方面，很多学生学习国学的主动性不高，古代文学作品不好理解，老师的授课积极性受影响，学生审美取向及价值观偏移等因素，都影响了高校传统文化教育的顺利开展。为了加强高校传统文化教育，提升大学生的文化素养，有必要对高校传统文化教育的课程设置做出科学的规划。
大学生人文素质主要包括传统人文知识和人文素养两个部分。传统人文知识主要对中国古典文学知识的修习积累，而人文素养则是经过传统文化知识等的浸润、内化后形成的价值观念、思想道德修养、行为方式等等。在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的过程中，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育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传承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传统文化中最容易为现代人理解、接受的一种形态，是沟通现代人与传统文化的最直接的桥梁，同时也是世界其他文化背景中的人民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佳窗口。”[1]通过中国古代文学这个优良载体，基本可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里那些优良传统和可贵品质。目前高校古代文学教育的形势不容乐观，比如许多高校存在重视应用技术、应用知识教育而轻视人文教育的现象，作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提高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古代文学课程，并没有真正得到高校管理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育存在课程设置不合理、课时压缩等现象。主要表现在：
1.古代文学课程设置不合理。
目前许多高校的古代文学课程设置存在不合理的现象，其中汉语言文学专业及相关专业有古代文学课程，而其他许多专业并没有将古代文学课程列入必修或选修教学计划。与古代文学课程设置相关的一些选修课程如大学语文、国学概论等也没有受到学校的足够重视。
2.课时压缩。
目前许多高校古代文学课程存在着课时压缩现象。古代文学课程教学跨度较大，内容较多，学习难度较大，而在课时普遍压缩的情况下，很难保证教学的质量，不利于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
3.学内容泛化，教学模式陈旧。
当前高校古代文学课程教育存在着注重古代文学基础知识的传授，注重朝代概况、作家作品的介绍，但由于课时有限，教学内容不能深入、全面，存在泛化、概括化的现象。另外，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模式也比较简单，大多以课堂讲授为主，教学手段单一，这都影响了教学效果。
另外，学生们在古代文学的学习过程中，学习的积极性不高，学习兴趣不浓，大部分学生不是积极主动的来学习和阅读国学知识，除了课堂上所学习的古代文学知识外，有些学生很少阅读古代文学的作品和书籍，学习途径显得比较单一。
鉴于目前高校古代文学教育的实际情况，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对古代文学课程进行改革显得势在必行。
首先，要加强高校管理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对古代文学课程的重视，强化大学生国学教育，从根本上扭转高校国学教育的不利局面。高校管理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要重视国学教育在大学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在课程设置、评介体系等很多方面要对大学古代文学等课程教育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和高度重视。
其次，要培养大学生学习国学的兴趣，鼓励他们积极主动地学习古代文学知识，要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学习古代文学知识的重要性，让他们充分认识到古代文学教育对其自身成长与人格培养的重大意义，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提高了，学习的效果自然也就好转了。
古代教育的特征范文5
关键词：古代书院；学术管理制度；学术取向；大学管理
近几年，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随之而来也产生了许多问题，究其根源，还是对当前大学学术管理制度的本质没有深刻准确的认识，对学术管理制度的取向定位存在偏颇。相比之下，书院作为我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殊机构，其管理制度的取向特征及倾向性对当前的大学管理改革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
一、古代书院学术管理制度取向及其特征
书院出现于唐代，后兴盛于宋代，经历元、明，直至清朝。从历代书院的概况和特点可以看出，书院的发展总是在其自身的学术属性与当朝政府的政治权力间博弈而随之变更的。我们这里从书院内部管理制度的内容上讨论书院的学术管理制度，管理制度从内容上可分为机构的制度、工作的制度、人员的制度三种。
（一）首先，从学术机构制度来看，古代书院除了是讲学的场所，有时也会成为议政的机关。以书院为论坛，争鸣学术，指论朝政。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中着重批评太学，宋朝朱子一派的学者，其干政的声势盛极一时。明朝无锡东林书院学者义愤干涉，声势浩大，政府称之为东林党。由此可知，书院已成为古时议政精神的代表，已不单纯是讲学之地了。
这些都体现着书院学术与政治相互依赖与制约的关系，也就是学术取向与政治取向的对立统一。议政在当时来说，也是一种学术性的表达，因为当时学生所习内容都是有关道德政治性的，对于国家发展民族大业的政治意见，是学术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内在反映。学院发展仰仗政府支持，政府也需要学院培养谋士。但对于议政的程度，政府依然抱有绝对强制控制权，这是政府对学术的制约。充分体现了古代书院学术管理制度自由性与受控性的统一。
（二）其次，从学术工作制度来看，这里主要讲学术、教学活动之类。《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规定了封建社会“大学”教育内容的核心，是讲明道德的所以然，这不难看出，其中的学术取向与政治取向的矛盾以及统一。一方面反对学习知识是为了谋取功名利禄，但另一方面书院最后培养的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政客；一方面规定了教育核心是格物穷理，而另一方面却培养的是巩固封建秩序的人才。可见书院制度的特征是学术取向与政治取向的高度集中统一。
再来看教学活动。古代书院实行自由讲学，“讲会”是书院的教学组织形式。各学派代表人物讲授自己的学术见解，如张强调“义利之辨”，朱熹专讲“格物穷理”。而书院里的学生，无一不有自由研究的态度，自学精神令人倾佩。因此，书院内部本意还是在强化学术取向的。
（三）其三，从学术人员制度来看，我国古代书院普遍采取的都是“山长负责制”的组织形式。山长负责制是一种确立山长为书院领导核心地位的管理模式。
古代书院的教育者，其角色不仅是传道授业的“教书先生”，还有很多都在政府担任着重要官职，这也是书院学术与政治相统一的体现。以岳麓书院为例：“大中祥符间，天子使使召见长山周氏式，拜国子主薄，诏讲诸王官。式固谢不应诏，幸还山肄业，习如初，至赐对（队）衣、鞍马、内府书。而宋有戚氏，吴有胡氏，鲁有孙氏、石氏，各以道德为人师，不苟合于世著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明晰，中国古代学术管理制度的取向特征是在以政治取向为大背景下的在政治取向与学术取向间循环交替，此消彼长，对立统一的发展演变的。
二、学术自主：书院办学理念对当代大学管理改革的启示
历史的沿革时至今日，我国现代大学管理制度与整个国家、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是密切相关的，也是建构在当前我国固有的体系基础之上的，极大的受到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取向的影响。但对于大学管理制度的根本属性，也就是学术取向在当前我国大学管理制度建设中缺乏足够的重视，有必要通过探索回归我国古代书院最初的价值取向。
（一）树立以学术为根基的大学管理理念
当今高校管理制度存在的种种弊端，究其本质，还是观念的偏差。进行大学管理改革，观念的革新要放在首位。要实现高校学术自由，学术管理制度的完善，首先，就应该彻底转变陈旧的观念，树立公共、自由和创新的理念。这就要求不论是政府官员、高校人员，还是社会群众都要有正确的思想，摒弃传统思想的局限性，在对待教育这个关乎国家命运的事业上，更加理性的审视其本质，放眼未来，不要急功近利。最后要把大学管理制度定位在学术取向上，回归到古代书院的学术自由的理念精神上来。
（二）争取以自由为根本的大学学术自治权
古代书院对当代大学管理改革的启示意义还体现在大学学术自治权上，大学学术自治又体现在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的大学自治主要是大学与政府间的博弈，微观层面主要是学校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间的制约关系。大学的本质应是学术的受控性与自由性的对立统一。1因此，政府与高校之间应当建立一种和谐的良性关系，而这种良性关系的最终指向就是实现大学的独立自治。在大学管理改革中依然要把大学定位在学术机构上。政府可以提供给大学相对独立的法人资格。在学校内部，建立相对独立的学术自治机构。
（三）制定基于学术取向的“教”“学”制度
大学在根本上是学术机构，不论古代还是当前，生产并传播知识是大学工作的主要内容，在大学管理工作制度中不断强化大学的学术取向，才是大学管理改革，甚至是大学存在的根本所在。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应该是自由的，自学的氛围应该是浓厚的。采取既激励与制约并用的激励，在教与学的制度设计中充分体现将学术输出最大化。回归到古代书院的学术管理大氛围及其精神上来。
（四）完善基于大学本质的学术评价制度
古代书院对教师的选拔和任用方面，都是以学术作为衡量标准，发展至今日，对当前大学的借鉴意义依然深刻，即将学术作为对教师聘任、评价、激励等的核心条件，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学术评价制度就是十分必要的。学术评价制度的设计首先要保证学术评议的独立性。其次，要采用发展性的评价方法，这种方法比较适合学术性评价。再次，需要多种评价主体共同进行评价。整个学术评价制度的建构必须以学术取向贯穿始终，重拾我国古代书院的灿烂传统。
参考文献
[1] 孙绵涛，康翠萍.大学学术自由性与受控性的对立统一：基于大学学术自由本质观的重新审视[J].教育研究，2011.6
古代教育的特征范文6
[关键词]声乐教育、音乐教育、实践哲学
一、哲学与声乐教育
(一)声乐艺术与声乐教育
声乐是“用人声唱出的带有语言的音乐”，“作为一门艺术，对歌唱主体而言，它是自己内心的印象、认识、感情、愿望以歌曲为载体的一种表达，一种抒解，一种信息的输出。”从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来看，声乐艺术无疑是先于声乐教育而存在的。声乐作为音乐艺术教育的主导形式，不仅在学科性质和特点上有别于器乐形式，同时它在教育过程和学科任务培养方面也具有相应的独立地位。
(二)哲学与声乐艺术
在人类的精神文化领域内，艺术与哲学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哲学是通过美学的形式影响艺术。就声乐艺术而言，哲学(以美学为中介)的意义在于“不仅从宏观的视野，去阐明声乐的本质特征，探讨其美的构成规律及其审美功能，并以微观的触角分别深入其各构成系列，剖析它文学的、曲调的、演唱的本体美的特征与从属体的依存性特征，高度抽象出声乐的美学理论”，揭示声乐艺术形态的特殊性，为声乐艺术实践提供审美导向，促进声乐艺术潮流的形成。另一方面，声乐艺术也可以通过自身的特殊方式，传播和体现一定的哲学思想。比如说，莫扎特的艺术歌曲《晚年的心情》(Abendempindung，K.523)，不但表达了存在主义哲学的重要命题“荒谬感”，还包含了对康德的“上帝”(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自白了他心目中的上帝是由宇宙宗教感和道德宗教构成：“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是时常、愈是反复地加以思索，它们就会给人心灌注时时在翻新、有加无减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的认可，更展现了启蒙主义引导下的人道主义思想。
(三)哲学与声乐教育
声乐教育是以声乐艺术为媒介进行的教育活动，它的艺术特征一方面体现出教育及艺术教育的特征，另一方面体现出声乐艺术的本质特征。由于声乐艺术与哲学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因而，哲学与声乐教育之间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正如杜威所言：“如果我们愿意把教育视为塑造理智和情绪的基本素质的过程，哲学也可以定义为教育的一般理论。”哲学与声乐教育的关系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对于声乐教育者而言，一个强有力的哲学支持更是不可缺少的。雷默(BennettReime)在《音乐教育的哲学》一书中就明确指出：“如果一个人想胜任自己的专业，如果一个人的专业在整体上卓有成效，那么某种哲学——即有关该专业的本质和价值的整套基本信念——则是需要的。”
二、从中国古代哲学中探寻声乐教育的思想资源
从19世纪末以来的一个多世纪，我们的声乐教育者在林立的西方哲学思想中探索与寻觅，在为秉持“实践哲学’还是“审美哲学”音乐观争论不休时，却遗忘了脚下这片千年沃土所蕴涵的宝贵思想资源。无论是先秦诸于、魏晋玄学，还是东渡而来的佛教文化，其中都蕴涵着声乐教育安身立命的哲学内核。
(一)中国古代哲学：对“整体意识”的关注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是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名言，它言简意赅地阐述了孔子心目中完整人格的塑造过程。言中毋庸置疑地肯定了“乐”，即歌唱、舞蹈、器乐等在“成人”过程中的作用，认为“乐”是塑造完整人格的最后一步：孔子之后的孟子、荀子，秉承了他的思想理念，使“人格教育”成为了音乐教育最为深刻的烙印，深深地烙印在中国文化的骨髓中，流淌于中国声乐文化的血脉之中。
与孔子的处世哲学不同，被后人誉为“中国哲学之父”的老子崇尚自然、天籁，追求“法天贵真”，追求音乐与自然、人、社会的和谐一致，提出了“自然之音”、“大音希声”的道家音乐审美观。而其后继者庄子则提出了”天人合一”的理念。
“天人合一”实际上是指主观与客观的世界通过人类的实践而相互联系的过程。通过由“感”及“悟”的认识方式最终达到主客合一的境界。而这一认识方式在声乐的实践与学习过程中尤为重要。
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自东汉时期由印度传人中国以来，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相互吸纳、渗透，最终成为中国本土最具影响力的宗教和文化思想观念。在佛教众多宗派之中，由唐代僧人唐玄奘引人中国的唯识宗，在表述人的感官与生命意识整体关系方面，对我们当代的声乐教育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唯识论认为，无论哪种艺术，都是人的整体意识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各门类艺术都是在相互作用下发展的；只有当特定艺术作用于人的整体意识活动时，人的创造活力才可能被激发，人的艺术生命才可能活化。
不难看出，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它们都把“音乐”作为人的一种生存状态融入到人的生命构建之中，并渗透到了古代的音乐文化形态之中，从而使“整体意识”的关注成为中国古代哲学音乐观的重要内核。文人音乐就是这种以古代哲学为核心的音乐文化的代表者。
(二)中国古代哲学在音乐形态上的体现：文人音乐
中国古代的文人音乐，指的是由历代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知识阶层人士创作或参与创作的传统音乐。主要包括琴乐和词调音乐，
琴乐中的琴歌流传很广，其中“操”“引”等歌唱部分的水准也非常高，《尚书》“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中的“声依咏”就是指乐器的声音是伴随着歌唱的声音进行的。历代文人或是从民间音乐吸取养分，进行改编：或是把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化作琴歌，抒发真情实感。
词调音乐是配合着词而歌唱的一处音乐体裁形式。文人对于词调音乐的贡献主要在于：择腔、创调及词调音乐的理论研究。择腔、创调是词调音乐的两种创作方式。择腔，亦称倚声填词，即利用旧曲填人新词。战周时期的屈原就吸取民间歌曲的养料，以民歌的风格创作了很多诗歌如《天问》、《九章》、《招魂》、《离骚》等。这些作品，一方面充满了生活气息和浪漫色彩，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屈原超群的才华和志尚高沽、不随俗流的人格精神。创调，是自度曲与自制曲、文人利用民间流传的各种音调素材，别创新的词牌。此法发端于柳永，周邦彦亦能自度曲，但有意识地大量创作者当推姜夔(1155-1221年)，他创作了《白石道人歌曲》，为词调的发展作了多方面的探索与贡献。在词调音乐的理论研究方面，北宋沈括著有《梦溪笔谈》，其中的《乐律》阐述了有关声乐演唱“声中无字，字中有声”的辩证观，对后来声乐教育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燕南芝庵所著的《唱论》，则全面论述了歌唱艺术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规律性的旨要，强凋歌唱艺术创作中主观情感与客观现实的联系。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文人音乐，是文人们对天地、对人生、对社会的体悟与批判，更是他们心境与灵魂的艺术折射，可以说它是人生的
艺术化；同时，文人们亦将音乐融入他们的生命存在中，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与生存状态，即可谓艺术的人生化。文人音乐，是传统哲学与文化、音乐及生命体相互凝结的产物。它们不是技术，甚至不是艺术，而是一种生存状态，是生命的感发。
(三)中国古代哲学对声乐艺术的解释：一种启迪
由前述及，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古代哲学认为歌唱是人的整体意识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在与其他门类艺术，如器乐、诗词、舞蹈等相互作用下发展的。声乐不是技术，甚至不是艺术，它是一种生存状态，是歌唱者生命的感发。这种观念，突出了感性体验在声乐艺术中的重要性。实际上，感性体验是中国声乐文化的悠远传统。但是，由于现代社会中西音乐文化的深度交融，西方音乐受其哲学思想不断发展的影响，正逐渐追寻音乐中的感性体验，而中国声乐却在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遗失中，接受西方哲学思想中的理性归纳，逐渐丢弃了自己的音乐传统。
可见，当代中国的声乐教育首先应突出“整体的人或人的整体”，以及“人的本性、潜能、价值和经验”，强调感性体验特征。而这种感性体验特性将从生活性、生命性、状态性等社会实践特征中表现出来。它使学生声乐学习的范同突破了学校的界限，寻求学校、社会之间的内在整合与相互作用；它促使学生声乐学习过程中的“能力观”突破了学校的疆界，促使声乐教育所要求的不仅仅是“声乐认知技能”，更主要是“人格智力”，它需要学生从“资格概念”转向“能力概念”。
三、西方哲学思想与当代中国声乐教育：解不开的纠缠
由于我国自以来的音乐教育是建立在深扎于西方哲学体系之上的西方音乐教育模式基础上的，所以，作为音乐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声乐教育，其发展不可避免地深受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
(一)主体性哲学思想与中国声乐教育
西方主体性哲学的形成和凸显经历了一个从原始社会主客混沌不分到古希腊哲学通过本体论的建构初步区分人与周围世界，再到近代哲学在认识的主客体关系中突出主体性以及德国古典哲学把主体性理论发挥到极致的过程。而音乐教育中的音乐审美、技术理性主宰的音乐认知、实体思维的音乐教育观都凸显了西方近代以来所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主体性哲学思想。
1.以审美为唯一目的的声乐教育及其弊端。审美一直是我国近代以来音乐教育所强调的，而声乐教育一直也非常重视音乐美感在歌唱认知中的作用，在一段时间内甚至以此作为声乐教学内容遴选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声乐教学内容所选择的声乐作品一定具有美的属性，否则它无法唤起美感，即声乐作品的美决定认识主体(包括演唱者、学习者、听众等)的美感。这种以“音乐等同于‘音乐作品’，并作为一种客体来认识它的本质”的音乐审美概念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声乐教育，把对声乐的认知集中在“什么是美的声乐”，那些具有审美价值并能引起审美反映和审美愉悦的声乐作品就是“好的”或“美的”，反之亦然，这就陷入了一种“主客二分”的二元思维中。把声乐具化为审美的存在，实际上是把审美作为歌唱的首要功能与唯一目的，但世界上许多民族的歌唱都不是作为审美而存在的，歌唱在很多地方甚至能替代语言来表达和交流日常生活信息。比如，“蒙古长调”最初是蒙古族先民在蓝天白云之下，辽阔草原之上生活形态自然而直观的流露，或为了抒发某种情感，或为了传递某种生活信息；至于它的审美性和艺术性可以说是研究者强加给它的。由此可见，把对声乐艺术的理解窄化为歌唱是作为审美而存在的声乐教育，忽略了声乐艺术的生活存在，必将阻碍对声乐文化多样性存在的认知。
2.实体思维的声乐教育观对声乐文化多样性存在理解的缺失。实体概念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它的定义是“一个不依赖其他东西而自身存在的东西”。实体思维坚持的是主客二分的二元论思维模式，即坚持实体第一性，属性第二性的原理。我国学院派“民族唱法”千人一面，万人一腔的状况，就是实体思维声乐教育观所造成的结果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民族声乐教学，以西洋美声唱法的美学观和教学方法为基础，使其成为第一性的实体，而中国传统的民族唱法(“原生态”唱法)则是作为第二性的属性，必须用西方“系统”、“科学”、“先进”的美声唱法来规范中国“不科学”、“不系统”、“落后”的“原生态”民族唱法。这种观点忽视了不同民族声乐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在当今文化多元的新形式下，其狭隘与片面性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人们对民族声乐艺术发展状况的不满，这也是现在具有传统声乐文化的语言、风格、韵味以及地方特色的“原生态”民歌广泛流行的根本原因。
3，技术理性控制下的歌唱认知模式及其对声乐教育发展的阻碍。声乐技术的学习内容主要指声乐教育中的声乐理论基础知识(包括基本乐理、和声、曲式、视唱练耳等)和声乐演唱技术(包括歌唱发声、声乐语言、歌唱表演等)。学堂乐歌以来，声乐技术的学习一直主宰着我国的声乐教育。无论是上世纪50年代歌唱发声方法的“土洋之争”，还是近年“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增设的视唱练耳考核，都无一不凸显了声乐技术学习的重要性。但是，技术理性产生的基础是数学逻辑，这种建立在数学理性基础上的声乐技术控制着对歌唱的认知，无论是歌唱表演还是歌唱审美，声乐技术的学习都是基础。又由于建立在数学理性基础上的声乐基本原理可以被精确地把握，因此，包括歌唱发声方法在内的某些声乐基本原理被冠以“科学性”，并被赋予“客观性”、“普遍性”等特征。于是，在数学化技术理性的控制下，歌唱便有了“科学”与“非科学”、“先进”与“落后”的二元论之分。
实际上，技术理性主宰的歌唱认知模式与西方近代以唯理论和经验论为倾向的认识论哲学息息相关。唯理论和经验论对声乐教育的渗透，使声乐教育远离人的生活世界，声乐教学活动成为一种以知识授受为中心的、单向的、机械的、强制的知识灌输和训练的过程。无论是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教师或学生与歌唱、歌唱与歌唱都成了“主体一客体”关系，造成了彼此间交往和对话的缺失。也进一步让歌唱变成仅仅是由技术所构成的，抽调了道德、风俗、历史等相关因素，并脱离了一定时间、地域和文化的声音技巧展示主体性哲学在确认人的主体地位和理性力量、将人从中世纪宗教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又因对人的主体性的极端强调而陷入理论上的“唯我论”闲境和实践中的人类中心论困境。因此，要克服近代西方认识论的缺陷，摆脱困境，对主体性哲学思维范式的超越和突破就成为了两方哲学的发展方向，而实践哲学就是其中的一种表征。
(二)实践音乐教育哲学观与声乐教育的发展
“实践的音乐教育哲学观”从实用主义哲学和过程哲学的视角提出，强调“音乐是一种多样化的人类实践”，其代表人物是美国音乐教育哲学家戴维·埃利奥特(DavidElliot)。他借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论哲学观，将音乐教育置于具体的语境，在人类学等基础理论学科更广阔的视野下，解读音乐教育的价值与本质，强调了音乐作为文化的道德、政治、社会、个人维度正是在这一实践哲学理念的“多视角”本质、多元性概念引领下，声乐教育开始突破思维上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局限，紧紧抓住“声乐教育的本质与声乐艺术的本质密切相关”、“声乐教育的意义与人们生活中的歌唱意义密切相关”这两个声乐教育实践性原理的理论前提，对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师和学生的互动关系等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声乐教师作为控制教学的组织者，要“以学生为本”，强调学生的亲身参与，善于激发与指导学生进行创造性的歌唱创作，让学生在体验四个角色“表演者、欣赏者、创造者和评价者”之后，真正实现声乐学习中的主体地位，从而使我们的声乐教学最终体现声乐教育的基本价值。
(三)鲍曼(WayneD，Bowman)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新实用主义
20世纪60—80年代，后现代思潮席卷全球，在东西方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理查德·罗蒂继承了杜威对哲学进行改造的精神，从分析哲学走向实用主义。他的新实用主义既是对分析哲学的反叛，也是对传统哲学的回归；同时，秉承理解和宽容的多元化宗旨，抹去了价值与事实、道德与科学的“二元论”区别：更从经验主义的层面探讨了真理、意义、实在、思维、世界等传统问题，重申了真理的主观性、相对性原则，强调以实际效果之有用为真理的唯一目标。实际上，实用主义是美国的本土文化。在经历了产生一繁荣一衰落复兴这样一个过程之后，出现了以理查德·罗蒂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者，他的思想的产生，受到了广泛的争议，但也体现了实用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对法律、政治、教育、社会、宗教和艺术的研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倡导者之一鲍曼教授就深受这种哲学理念的影响一所以，较之另一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倡导者戴维·埃利奥特(DavidElliot)，他的思想就更接近后现代哲学的新实用主义部分，因此在学术的思考上更加前沿，也更为贴近当代哲学发展的背景。
1.多元化理论使声乐教育面临挑战。鲍曼批评了音乐审美哲学将音乐与社会、历史、文化和语境的理解的脱离，他认为在全球文化多元化的时代，音乐和音乐教育在范围上比传统上西方所使用的音乐和音乐教育概念更加广泛、音乐实践哲学的显著特点，就是音乐参与的社会与文化性质和对其基本原理的多元、变化和流动过程的认可。音乐是复数(Masics)而不是单数。总之，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最重要的教育潜能(涵义)以及教学意义，是培养学生在区别和差异中宽容而有效地学习，培养出认同和共享群体的兴趣和思考的批评性视野。所以，我们的声乐教育应努力培养学生对不同声乐类型充分感受的能力。无论是古典、现代，还是传统、流行，都应该让学生去亲身体验。这样，既能集思广义，又能形成独立自主的判断能力。只有运用多元的声乐实践，多样的声乐教学构想在不同教育重点的情况下才能展开也许，这就是多元文化理论带给声乐教育实践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