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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教育理论范文1
[关键词]和谐教育 时代主题 失衡 基本路向
〔中图分类号〕G40-0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4-0127-05
在我国，教育是一项公共产品。按和谐社会理想构建教育，要从教育事业的公益性特质出发，解决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首先，从认识引发根源上看，要对教育产业化的观点进行历史性反思。近年来，关于教育产业化的激烈争论已蔓延到了我国各级各类教育，对教育决策、理论与实践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引发了许多矛盾和问题。对此，我们必须从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国情出发，对教育产业化的理念进行深刻批判，对其逻辑前提进行理论考查，对教育产业化的事实进行深入的检讨，坚持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正确道路。其次，问题解决的基本原则上看，教育要依据其社会主义的性质要求，从国家、民族发展的持续稳定的大局着眼去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对于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要看到教育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历史过程出发，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重大客观事实出发，从改革开放的全局出发，科学、理性、冷静地处理。再次，从问题解决的基本手段上看，要明确教育的公益性决定政府在举办教育过程中要承担的主导责任：义务教育阶段，政府要承担全部责任；非义务教育阶段，政府要承担主要责任。最后，从问题解决的目标上看，要学生、家长、社会都从教育中受益；都能享受公平的、合符社会发展需要和教育发展规律的、适应自身发展需求的优质教育服务。
以下我们从现实问题出发，研讨相应的教育发展路向。
一、必须研判的四大失衡现象
当前，教育的不和谐普遍存在，我们认为，着眼于大处，由宏观、中观以至微观，都须引起高度重视的有四大失衡。
（一） 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
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有学者对我国教育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实证分析表明，“普九” 覆盖率与第三产业总值和第三产业从业人数比率紧密相关，高等教育发展总量及质量与第二产业总值及第二产业从业人数比重紧密相关。[1] 近20年来，我国教育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基本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毛入学率达到22%，进入了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教育事业的大发展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一大批现代化劳动者，创新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义务教育还没有高质量地完全普及，不少儿童不能享受基本的、免费的教育；中等教育的规模和培养的人才规格、结构与市场需求存在较大距离；高等教育还缺乏足够的适应性、多样性和灵活性，与现代化发展的要求还存在相当多脱节和滞后的地方。教育部的一个专项调查显示：立体比较东部三个地区北京、天津、上海和西部五个地区广西、贵州、云南、甘肃、青海的城乡经济和教育发展，教育支出差距大于居民整体消费支出差距，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差距大于人均财政支出差距，因而表明：在我国经济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教育差距比经济差距拉得更大更快。[2] 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的诸多不协调现象，使得教育发展与人民群众的教育需求存在很大距离，教育和经济的发展与人才需求存在很大距离，教育发展与生产力提出的科技创新要求存在很大距离，教育发展与和谐社会中的人文关怀要求存在很大距离。
（二）学校、家庭、社会教育功能合理分担的失衡
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学生的成长来源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相互作用，当三者呈现一致性和互补性时，学生才能获得健康成长。当前，在教育实践中，往往过分夸大和张扬学校教育的功能，把原本应由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承担的功能转稼到学校教育上，这是一种新的“学校教育万能论”的表现。
1. 家庭教育功能的认识与缺位。每一个人在家庭中出生、成长，并且依托于一个家庭来发展。父母的启蒙教育、家庭生活的人格示范、人伦氛围的性格熏陶、亲子教育的学业扶助，对家庭每个成员，特别是对青少年学生，具有重要的教育功能。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家庭的这四个功能还没有被家长充分认识，而且自觉实践的太少。随着市场经济逐步推进，社会的不稳定性增加，家庭的规模缩小，家庭的人文关怀多变，家庭的交流弱化，家庭存在方式变化多样，使得由家庭问题引发的教育问题在今天日益突现。家长在确认自己的教育责任和学校的教育责任时，往往对学校的教育责任和自己承担的教育责任分不清，从而对教育功能的认识存在很大偏差，导致家庭教育上的无知、缺失、随意、失责、推诿、偏倚或扭曲。
2. 社会教育功能的认识与缺位。社会要着力尊师重教氛围的营造，着力教育发展的法制环境、政策环境和舆论环境的设计，关注教育绩效的责任评估。这三个方面是社会自身教育功能具体发挥的表现，但是从目前的整体情况来看，社会教育功能还是不到位的。（1） 教育发展的舆论宽松环境提供不足。近年来，对教育的负面报道存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现象，极大地损害了教育的形象，伤害了教育参与者的积极性和教育事业的尊严。（2） 从法规政策上看，教育发展对公平要求的阶段性把握不到位。教育发展应该在保障公平方面，在不同教育层次、类别进行合理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但当前这个问题解决得不理想。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强调义务教育的公平性，要对高等教育公平性做合理的调整。例如，对高校贫困生问题必须注意三个点。第一，大学贫困生问题要放在整个高等教育公平性层面来解决，放在制度设计层面来解决。如果将公平性强调过头，把其它问题的重要性降低，公平性就肯定会存在偏差。第二，必须注意到学生的贫困是历史造成的，学校要关注和扶持，但是学生的贫困不能因此成为一种特权，否则又会产生新的不公平。大学贫困生就读困难这一问题的解决要在学校制度设置内通过学生自身的奋斗来解决，通过全面启动奖、贷、助、减、免的综合机制来解决。否则，不利于学校公平的真正建立，不利于学生成长。第三，贫困生问题的解决要与全面的国家奖学制结合起来，让全体学生争当品学兼优的学生，让全体贫困生感到发展的约束和压力，感受到富裕而优秀学生的感召和公平竞争。（3） 教育评价的科学的政绩观还远未确立。当前对教育的评价往往更多地注重学校的硬件设施和高考上线率。实际上，硬件设施只是一种教育资源和教育教学手段，高考仅仅是对一个人的学科知识积累和学习能力的考察，不是人的全面素质的考察，更不是教育的全面考察。没有正确的教育观念，就没有教育的健康发展。要弥补教育制度的缺失，教育评价还需要建立起科学的政绩观。
3. 学校教育功能的认识与超载。学校具有公益性、公共性、文化性、开放性、传承性、创新性等六个特性，这六个特性决定了学校是学生学习的园地、教师育人的阵地、学校发挥教育功能的基地，是知识传承、技能传授、品行养成、精神锻造的场所，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良知上，是服务社会的中坚。目前，由于家庭和社会教育功能的缺位，学校的教育功能严重超载。学校成了孩子成长的保姆，成了家庭责任的逃避所，成了社会教育偏见的承担者。很多对教育的偏见都强加到学校方面去，使得学校许多教育功能难以启动和发挥。为此，端正学校功能的认识，减轻社会压力和偏见的重负，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是当前学校的一个必然选择。
（三）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
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直接、最紧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职业教育发展提出了强有力需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城镇化的加速、第三产业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都需要数以千万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队伍。当前，职业教育存在中职是普多职少且职弱，高职是职、普相当而职弱的格局，因此，必须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当前应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 政府应将职业教育放在更重要的工作位置上去领导他的发展。特别是改革管理体制、创新办学机制、加大财政投入、完善政策法规、建立符合职业发展规律的绩效评价体系等方面，要有更大的工作力度。（2） 职业教育应着力塑造自己的特色。职业教育是自成体系的、独立的、有别于普通教育的教育类别。普通教育培养的是研究型、探索型、创新型和设计型人才，强调理论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和科学性，职业技术教育培养的是技术型、技艺型、操作型人才，强调所学知识的针对性、技能性、实用性，二者在专业设置、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方式上存在较大区别。因此，职业教育应遵循职业教育的基本规律，着力于竞争教育、证书教育、技能教育、就业教育，办出特色，走出与普通教育同构的陷阱。职业教育应“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以技能为核心”。要使中职学生“就业有优势，创业有本领，升学有希望，终身教育有基础”。要使高职学生“练就高级技能，提高文化素养，获得觅岗能力，奠定创业基础”。（3） 全社会对职业教育应有正确认识，大力支持。要端正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认识，消除对职业教育的蔑视，确立和宣传职业教育是主流教育、国民教育的观念，为职业教育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心理氛围。同时，社会企业和行业协会等力量及机构，要在制度建设、标准构建、合作模式、支持体系等方面加强职业教育的支持、引领和配合，促进职业教育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
（四）坚持以德育为首的教育思想，深化对德育的认识
首先，坚持德育为先的教育思想。德育、智育以及体育、美育等，是人的整体素质结构中各个要素在教育中的延伸和要求，把它割裂开来，只是为了便于理论分析。现实生活中的人是一个整体，不存在把各个要素剥离开来的人。教育是一种价值性很强的社会实践活动，要从国家和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寻求两者的平衡。为此，基于我国的教育现实状况，学校必须牢牢树立“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办学理念；教师必须认真履行“崇教厚德，为人师表”的责任；学生必须践行“立志、修身、博学、报国”的成长、成才、成人的目标取向。只有这样，德育工作才能与智育工作配合起来，两者共同发展，使学生真正成为一个健康、全面，富有创造性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其次，从新的时代高度深化对德育的认识。（1） 对德育内容必须作出新的历史性选择。今天，我们在重视政治和思想教育的前提下，要更多地强调道德和心理教育。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点转折，没有这个转折，就不能适应我们社会转型理论上的更新；不能适应现在新一代青年学生的行为特征，就不能真正落实“十六大”提出的社会分层教育的理念。（2） 德育工作要将非智力因素的培育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要重视培养学生的专注力、敏锐性、意志力、社会适应性、团队精神等非智力因素，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德育就悬在现代社会对现代人提出的要求的外层空间，学生也得不到全面发展，不能获得较好的发展空间。（3） 德育应该是形而上者立意，形而下者落实。当前，更多的要吸取前苏联的教训，从固本强基的根本战略取向上，落实物质上、制度上的保障。
以上我们按社会和谐理想构建我国的教育，我们称这种教育为和谐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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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教育理论范文2
〔关键词〕 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角；社会工作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17）02-0004-05
一、引言
国外学者关于离婚问题研究的全面展开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离婚率与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随着整个社会向后现代化迈进，社会的流动增强，抑制离婚的社会约束力逐渐减弱，家庭传统功能逐渐弱化或被剥离，离婚率上升[1]。
国内有关离婚问题的大规模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多元主义文化的不断涌入，后现代婚恋观影响着越来越多城市青年的婚姻态度，成年男女逐渐改变家庭本位的价值理念，追求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国内学者对于离婚原因的解释带有明显的社会历史性，李银河认为离婚主要是由于婚姻基础不牢，婚后一方或双方发生过失、性格不合、性生活不和谐。叶文振、林擎国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择偶观、家庭观、性事观和离异观的变化影响着离婚率的高低。徐安琪则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探讨离婚心理活动的发展变化规律及其背后的原因，并在其《离婚率的国际比较》一文中指出：三十年来，中国家庭的离婚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伴随着离婚率的上升，离婚子女问题也日益凸显。在整个社会由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转型过程中，关于离异家庭问题的研究主题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从最初法律层面的子女看护、抚养权及教育供给等问题的探讨，转向青少年成长发展过程中的心理、行为及社会化问题，而教育困境作为研究主题的探讨还尚显不足。教育本身是青少年个体成长的发展性资源，而离异家庭子女受到家庭教育功能缺失等的因素影响，在处理与父母、老师以及同辈群体的互动关系时，容易产生困惑和适应不良。本文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视角，将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应用于离异家庭青少年的教育生态系统的改善，以青少年教育困境为切入点，寻找离异家庭子女教育问题的解决途径，引导离异家庭子女正确处理教育过程中的适应不良，实现个体的健康成长。
本文所指的离异家庭泛指因父母离异而造成的单亲家庭及父母离异后再婚重组的家庭。这类家庭子女的教育困境，特指离异父母的自我教育欠缺、青少年面对不良教育生态时的处理不当以及学校作为施教主体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处理离异家庭学生特殊性的困难。这三种问题的处理直接影响到离异家庭青少年在面对不同教育生态时的心理和行为，不恰当的教育互动导致了失败的教育结果，本文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问题解决的新视角和新路径。
二、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困境
（一）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基本观点
社会工作中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是系统理论的分支，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一个具有整合意义或折中主义的社会工作理论，它是用于考察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交互关系的理论[2]。该理论把人成长的环境（家庭、学校、社区、社会等）看成是一种具有社会性的生态系统，强调生态环境（人的生存系统）对于分析和理解人类行为的重要性，注重人类行为和社会环境之间各系统的交互作用及其对人类行为的重大影响，是社会工作的重要基础理论之一[3]。
个人的教育环境是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因此，离异家庭青少年的教育问题需要从整个教育环境系统中加以考察，注重分析家庭、学校、社区等生态系统如何与离异家庭及个人相互作用并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及行为，强调揭示在教育过程中，家庭、学校、社区等系统对青少年整体发展的重大影响。在学生的教育场域，个体的教育环境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教育因素构成的功能性整体，包括个人、家庭、学校及社区等社会系统。人在教育场域中，与各种生态系统进行互动。个体的成长发展既受教育生态环境的影响，个体同时又以自己的方式对各种教育环境做出反应。根据社会生态理论的观点，可以将教育场域的系统分为微观的学生系统、中观的家庭、学校与社区系统及宏观的社会系统，本文分别从离异家庭青少年本身、家庭与学校及社会四个层面来分析离异家庭青少年所面临的教育生态。
（二）离异家庭青少年面临的教育生态
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指导下，分析离异家庭青少年所面临的教育生态，需要从离异家庭青少年个体、家庭、学校和社会四个系统中挖掘其所面临的教育困境及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此基础上，尝试构建“个人―家庭―学校―社区”良性互动的社会支持系统，为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困境的解决创建一个良好的社会互动平台。
1.青少年个体的认知偏差
近年来，学者关于青少年问题行为的研究逐渐从问题视角转向优势视角，这也是解构主义在社会工作领域中应用的一种新视角。离异家庭子女要正确认识自己作为独立个体的社会身份，他们拥有着同完整家庭孩子同等的享受家庭及社会教育资源的权利。青少年身上的“问题”是被他周围的关系，通过社会互动体验和内化的结果。青少年认识到问题不是他自身的，问题的产生和形成是被他人建构的[4]。离异家庭青少年建立自信、正确的自我认知，是实现公众对离异家庭孩子去标签化的根本途径。
不可否认，离异家庭因婚姻失败承受着生活和精神上的极大折磨，家长的不良情绪状态必然会对子女心理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引导青少年从后天的学习和成长环境中汲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因素，从而克服和消除家庭结构不完整带来的消极影响，是纠正离异家庭子女认知偏差的重要途径。
培养离异家庭子女应对社会风险因素的能力，搭建个体积极发展的社会支持网络，纠正离异青少年的自我认知偏差，是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重中之重。
2.家庭系统中离异父母的教育主体责任缺失或不当
家庭教育是解决青少年教育问题的重要因素，但现实生活中家长的教育方式却让人不敢苟同。“溺爱型”的离异父母因对孩子存在愧疚之心，想尽办法给予孩子最好的物质生活，以弥补对孩子爱和教育的缺失；“放任型”的家长则认为孩子只要不闹出“大乱子”，给孩子最充分的自由，有逃避教育责任的嫌疑；“专制型”的离异家长则会将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孩子身上，孩子所有的行为都必须指向学习成绩的提高，孩子在沉重的学业和心理压力下，心理及行为问题频发。诸如此类的家庭教育状态在生活中比比皆是，也是导致孩子各种问题行为产生的重要外部因素。
此外，现实生活中，家长往往把教育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学校，他们害怕面对和承担孩子教育失败的结果和主要责任。父母对学校教育的过度依赖，使得他们认为孩子成绩或者行为不理想，责任主要是在学校教育的不当。这种教育观念直接导致学校老师陷入教学两难处境，学校本身是知识传授的主要单位，家庭才是孩子性格塑造的主战场，家庭教育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形成及人格的塑造具有学校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家长错误的教育理念是导致青少年教育困境出现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离异家庭从家庭解体到重组家庭或者处于单亲状态，父母双方都在不断寻找新的生活机制。父母由家庭功能解体到寻找新的社会适应方式的生命历程，孩子才是最有发言权的见证者。因此，离异家庭的父母应该和孩子成为合作伙伴，而不是将孩子排除在自己的婚姻关系处理之外。家长应该打破对孩子情感忽视或搁置的惯性思维，接受孩子也是自己婚姻关系中的重要参与方，对自己的婚姻有参与表达的权利这一现实。“合作伙伴关系”是改善与修复青少年与成年人关系的明智之举。成年人不再扮演青少年的说教者、监督者及对立面，而是以理解者、倾听者、陪伴者的角色与青少年同行[5]。这也是实现离异父母与孩子之间真正的情感接纳及良性互动的关系形式，有利于青少年的积极健康发展。
3.学校系统中离异家庭学生的问题搁置
一方面，家庭教育的缺失或者不当使学校教育面临尴尬的处境：一是学校学科课程的德育渗透力量明显不足；二是学校德育活动的实施收效甚微；三是学校对学生的教育管理特别是安全管理面临巨大的压力[6]。
另一方面，家长学校自20世纪80年代出现发展到今天，并没有真正地实现其建立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之间有效链接的目标。目前，社会对于家长学校教育的意义尚没有形成共识，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在应试教育的模式下常把家长学校等同于家长会或视为可有可无的机构[7]。
离异学生在面对家庭和学校课业的双重压力下，极易出现偏差行为，而离异家庭中的父母多忙于处理自身各种情绪和事务，能够陪伴和教育孩子的时间甚少。随着整个社会进入“互联网+教育”时代，对于新的教学内容和理念，家长不能及时地与学生保持同步，更不能在处理学校课程作业等方面给予孩子恰当的指导，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影响不能达成一致。
4.对离异家庭青少年污名化的社会系统
社会还未形成有利于离异家庭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成长环境，离异家庭青少年受社会的污名化影响颇深。
一是家庭内部，基于问题视角处理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的不当。离异家庭的父母更倾向于认为婚姻破裂已经给孩子带来了沉重伤害，孩子是处于心理状态不佳的问题孩子。父母对自己孩子的缺乏自信会严重影响孩子自信心的塑造和积极心理情绪的体验。
二是社区层面，孩子生活在残缺的家庭里，被父母疏远而害怕孤独，这时候社区里的同辈群体是离异家庭青少年情绪宣泄的主要对象，而现实生活中，社区玩伴更多对离异子女产生排斥心理，导致青少年不良情绪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排解。
三是学校层面，学校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空间，离异子女需要面对和处理的同辈关系更多，因此，很多离异学生为了逃避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往往选择独自一人，把所有精力用于学习功课上，因为成绩的突出表现，可以换来周围环境的赞赏，弥补内心情感的缺失。这也是离异学生常常在学业成绩上优于他人，而在人际关系处理上出现障碍的原因。
四是社会舆论的偏见影响。现实生活中，离异家庭的孩子具有更强的抗击风险的能力和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一方面，他们在面对危机情况和外界事物的刺激时，有着完整家庭孩子所没有的独立和坚强，他们知道自我保护的最佳方式。虽然也有部分离异家庭青少年会出现偏差行为，但是我们更应该审视那些经历过父母离异等重大家庭事件而仍然能社会适应良好的青少年。另一方面，大众媒体对离异家庭青少年的报道主要是负面的，受害者、缺失者、越轨者是三个被高频报道的标签词汇[8]。社会环境越开放，社会信息越透明，社会舆论的偏见对离异孩子的影响越深。公众习惯用有色眼光看待离异家庭的孩子，他们在幼小的年纪就承受着父母失败婚姻的不良后果。我们应该发现这些孩子身上的闪光点，肯定他们的优点，帮助其弥补不足，创建有利于离异家庭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支持环境。
三、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介入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困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从上述关于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困境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从个人―学校―家庭―社会维度进行社会工作介入是必要且重要的。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在处理离异家庭问题特别是青少年问题方面，有着独特的专业优势。
首先，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困境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只依靠家庭、学校或者社区某一方面的努力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离异子女面临的复杂多样的教育问题。家庭、学校及社区是不同的教育场域，而社会工作的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专业实务技巧可以很好地满足离异子女不同教育场域的特殊介入方法需要。帮助离异子女形成在家庭内部、学校及社区环境中良好互动的沟通机制，从而解决离异子女自我偏差认知和行为问题，促进青少年积极发展。
其次，社会工作强调“助人自助”“平等”“接纳”“增能”等价值观，注重对人的接纳和尊重，充分肯定人的自我成长和改变的潜能，这对于离异家庭青少年来说，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将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应用于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问题的解决，更能激发他们自信心的建立，克服人际交往的恐惧，接纳家庭结构的不完整，增强自身抵抗外界压力的能力。
再者，在青少年教育问题上，家庭、学校及社区更多地关注孩子成绩的提高，而忽视青少年个体发展的需要。离异家庭子女更关注自身能力的提升，他们渴望被关注，渴望能保护好关系亲密的家人及朋友，这也是由离异子女爱的缺失感所导致的。“赋权”“增能”等社会工作理念和模式能很好地满足离异子女渴望独立的需求。整合个案、小组及社区工作三大实务模式，为离异家庭青少年搭建有利于身心发展的“个人―家庭―社区―社会”支持网络，促进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问题的解决。
四、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介入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困境
社会工作三大工作方法的具体实务模式众多，本文主要选取比较有可能适用于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困境解决的服务模式进行简单介绍，分别是青少年的叙事家庭疗法、学校层面的师生互助小组，家庭层面的家庭教育辅导及社会层面的社会支持网络搭建。本文尝试将各个模式的基本论点和离异家庭青少年的教育问题结合起来进行阐述，探索离异子女教育困境的解决途径。
（一）青少年个体层面――叙事家庭治疗，挖掘不良教育困境体验
叙事家庭疗法是叙事治疗领域的新方法。它认为“叙事”是人类表达思想的基本形式，人们会对他们经历的事件进行选择性的讲述，而人们的叙事行为是为了表达个性和建构生活。该疗法要求社会工作者将案主置身于整个家庭系统或家庭情境中，把案主的问题看作是整个家庭系统的问题，通过分析家庭系统找出导致案主问题存在的深层原因[9]。该疗法注重分析案主的故事叙述中未曾注意或被遗漏的片段，通过案主的自我叙事将问题外化，使人和问题分开，帮助案主积极建构新的自我认知，提高其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
离异家庭青少年对于家庭、人际交往及社会环境有着自己独特的情感体验，通过青少年的自我叙事，社会工作者可以发现在面临家庭、学校及社会教育中的各种情境时离异家庭青少年的困境体验，同时注意记录青少年在自我叙事时的内容选择和场景选取，从而找出教育生态系统中不利于青少年发展的教育环境，挖掘青少年内心的真实体验状态。
此时，社会工作者的角色从观察者转为参与者，积极鼓励案主的叙事过程，引导青少年解构并重新建构积极的教育体验，树立对自身、家庭、学校及社区的信心，增强自我效能感，相信自己能够勇敢面对不利的教育环境因素，从而培养他们积极健康的学习及成长态度。
（二）学校层面――师生之间的小组互助及自我觉察
互惠模式又称“互动模式”或“调解模式”，是小组工作的主要理论模式之一，该模式认为在助人过程中要尤其注重个人子系统和整体系统（小组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关系，强调依靠群体的力量以及互助支持系统的建立。互惠模式下，成立师生之间的互助小组，如家庭离异学生的学习困境小组、人际交往困境小组等。小组成员选取离异子女比较多的班级，将具有相同教学困境的老师和离异家庭学生召集起来。在这些基础上通过初步的小组游戏互动，筛选出那些教学困境异质性较高的教师，而学习困境同质性较高的离异家庭学生。这样选取组员的目的是探索不同教师对待家庭离异学生问题的不同教学方式，以及可能面临的教学困境，促进师生双方的自我觉察，在动态的小组互动中及时调整各自的互动模式，增进师生感情，实现教育目标。
在小组辅导过程中，家庭离异子女能更加深入地了解老师的教育行为，构建师生之间良好的互动模式。离异家庭青少年在与小组其他成员的互动中积极塑造自己的行为并自觉适应环境。此外，离异家庭子女学习困境同质性小组的建立有利于实现小组成员的经验共享，共同探讨教育过程中不良的情境体验，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更能看清自己面对同类问题时的处理方式，实现情感共鸣，寻找自我调整的方式。互惠模式可以很好地实现案主的助人自助，有利于增强小组凝聚力和群体归属感。但是，对于个别情况较为特殊的小组成员关注不够，工作者所能提供的专业服务有限，这也是互惠模式的不足之处。
（三）家庭层面――专业的家庭教育辅导，掌握教育规律
教育是一门科学，孩子成长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家庭教育是实现青少年教育目标的根本。首先，教育规律和教育科学知识并不是教育从业者的专属，解决家庭教育的关键应该是向家长普及必要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了解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其次，离异家庭父母的家庭关系辅导，家庭的产生、存在与发展有其自身规律，离异父母应该学习婚姻家庭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认识本身家庭发展状态的根源，掌握家庭发展及青少年成长规律，从而更好地处理婚姻关系及子女教育问题。
家庭教育辅导作为解决青少年教育问题的有效途径，在具体实施层面，针对不同教育问题需求有不同的教育活动设计。如学校可以根据家长的不同需求，举行专家专题讲座，鼓励家长参与研究家庭教育；建立家教咨询站，安排学校心理辅导老师、资深班主任等为家长答疑解惑；设立学校开放日，邀请家长观摩教育教学活动，直观地了解学生班级互动情况；也可以教师与家长一起编写家庭教育指导小手册；通过网媒、纸媒、校刊等宣传普及科学的教育方法等[10]。
（四）社会层面：推进家长学校建设，构建良性的教育生态网络
在现有制度和条件下，家长学校的办学更多地还是依靠校方，办好家长学校需要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
首先，为保证家长学校的正常运行，政府应该出台规范的家长学校管理政策，推动家长学校学员管理、教师管理、家校合作等制度的完善，确保家长学校实施的师资、财力和物力充足。
再者，学校应该为家长学校输送优质师资，并提供家长展示平台。学校作为家长学校的重要实施载体，邀请资深家庭心理辅导师，搭建离异家庭亲子活动的平台，向公众展示离异家庭成员在活动中展现的自信与乐观，增强离异家庭自信力。离异家庭的父母应该克服内心的自卑与恐惧，从失败的婚姻状态中走出来，积极参与家长学校组织的各类活动，这也有利于离异家长与完整家庭父母的沟通，在学校教师的引导下，使离异父母看到自己的教育责任，向其他家庭学习有效的家庭教育方式，促进亲子关系的和谐发展[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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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教育理论范文3
随着英语教学改革的深入，英语教师已经由“自导自演”的角色变为“教师导演，学生主演”的角色，即“中介者”的角色。中介作用涉及到帮助学生获得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师生的互动、学生的积极参与、学生对教师的反馈作用。教师在实际教学中一定要充分意识到自身的角色定位，以更有效地完成角色使命。
二、以“最近发展区”为理论依据，制定合理、有效的教学方案
Vygotsky将最近发展区定义为“实际发展水平”和“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2001年Ohta将该定义具体到二语习得过程中，解释为“由个人语言产出所决定的实际发展水平与通过和同伴或教师合作所产出的语言所决定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语言学习者的能力和水平是不断变化的，在教师或语言能力比较强的同伴的影响下可以达到更高的水平，英语教师应该针对现阶段学生的实际水平以及学生通过一定的教学活动和同伴间的相互影响所可能达到的水平，制定合理、有效的教学方案。教学活动既不能太简单，以至于对学生形不成一定的挑战，也不能超出学生的能力范围，以至于彻底丧失信心。
三、用动态评价来确定语言学习者的最近发展区
动态评价由Vygotsky的同事Luria提出，20世纪50年代Piaget关于儿童认知发展的观点和智力评估的过程趋向为动态评价提供了一定理论基础，而真正推动动态评价发展的是社会文化理论的核心概念“最近发展区”。动态评价又称学习潜能评价，是对在评价过程中通过评价者和学生的互动，尤其是在有经验的评价者的帮助下，探索和发现学生潜在发展能力的一系列的评价方式的统称。与静态评价不同，动态评价不仅反映个体发展的结果，更关注学习者的学习能力和学生过程。动态评价因认识到学习过程不断变化的特性并更关注学习者学习能力的开拓对于外语教学更具实际意义。
四、充分意识到教师话语的重要性
社会教育理论范文4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社会制度；法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7-0064-02
作为西方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亚里士多德在许多学科中，如哲学、伦理、物理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甚至是开创性的意义，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其中《政治学》是亚里士多德的代表作之一，被评为专门的政治学研究的“创始之作”[1]。《政治学》一书内容基本涵盖了希腊城邦生活的全貌，论及了奴隶、致富的方式与方法、财产制度、社会制度以及对当时希腊世界几个城邦政治制度的评述，城邦教育的设计与城市的规划等等。其中亚氏的社会制度思想、独特的法制理念与教育规划，使其与其师柏拉图区分开来，独创了属于亚氏的社会体系。
一、社会制度
《政治学》一书中开篇论述了社会制度几个基本要素：家庭、村坊、城邦、个人。首先亚氏定义城邦本质为一个社会团体，至高而广涵。其次在论述城邦形成过程中，论述了两种关系，一种是男女关系，另一种是主奴关系，这两种关系组成了家庭，在家庭中有三种关系：主奴关系、配偶关系、亲嗣关系。家庭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基本形式。若干家庭联合的初级形式就是村坊，而城邦就是村坊的集合。至此，社会进化到高级而完备的境界。而城邦的目的不同于家庭，其目的是为了一种优良的生活，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在三者排序中，亚氏认为城邦本性上先于个人和家庭，以正义为原则，其衍生的礼法可判断曲直，是社会秩序的基础。
通过对上述几个基本要素的论断，在卷二中，亚氏借批驳柏拉图的城邦过度划一和妇孺公有，构建了属于自己的社会制度体系。亚氏理想中的社会制度，非妇孺公有，这个社会中存在不同的品类的人，存在着普遍的友爱精神。政治社团的组合方式必居其一：一切东西归公、完全不归公、一部分归公，而柏拉图的公妻制度实际上是不可实行的，其并未做出应有的详细的说明，过度的划一化会使城邦本质消亡。一个城邦必须由不同的品类组成，过度划一不是良好的政策。而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人们都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事物。柏拉图的社会制度还会遭到一些其他诘难，如人们不知相互间亲属关系，这样会使伤天害理的罪恶容易发生，违背伦常，而妇孺公有的社会中，友爱精神一定削弱，而友爱削弱不利于内讧的消除。
在《政治学》一书中，亚氏对奴隶进行了论述。在亚氏社会制度中，奴隶制度存在是合乎自然的，主奴关系却是友爱的。卷一中，亚氏认为奴隶属于那些本性不属于自己人格而从属于别人的人，其缺乏理智仅能感应别人的理智，确实应为别人财产，这财产在生活行为上被当作工具可以转让或出卖。通过一些证明，比如体格卑劣的人要从属于体格较高的人，有些人天赋有自由，有些人自然为奴隶等，认为奴隶现象是正当的。但是，亚氏却否定了战争造成的强迫奴役，认为在合乎自然奴隶体系中，双方各尽其职，存在着友爱和共同利益，应以善良和卑恶为准则，而不是非正义的战争强迫所形成的主奴关系。
在亚氏的社会制度中，亚氏阐释了自己的社会阶级体系，而且此阶级体系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界限明确，肯定了中产阶级的地位。在卷二中批判柏拉图《法律篇》中，亚氏提到了统治者应该与被统治者区别清楚，在从整体体制上批判柏拉图时认为各级组成分子地位欠明确。
在第四卷，通过批判柏拉图社会分工，认为其分工体系下的城邦不再是以善德为其生活目的而是仅在寻求经济供应。亚氏认为城邦组成部分包括八个部分：农民、工匠阶级、市廛阶级、农奴阶级、武士、司法审判人员、富人、行政人员。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李普塞特在其名著《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前言”之前专列一节“亚里士多德论政治人及民主秩序的条件”,其中推崇地载录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最好的政治社会是中产阶级公民组成的”[2]论述。亚氏认为公民分为三个部分：极富、极贫和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具有中庸美德，不趋向于某一个极端，过美、过强或者过贵等，他们很少有野心，最能顺从理性。
其次亚氏在卷三定义了其社会制度中公民的定义，即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工匠不应列入公民籍，凡能够参与城邦官职与光荣的公民是最尊重种类。在卷二论斯巴达政治制度时，认为对于妇女不应纵容，要有合理的农奴管理制度。同时亚氏在卷六论平民政体时，阐述了其重农思想，认为农民是组成城邦人民中最优良级类，爱好实力而不重名位，牧业人口为次优良。
因此，亚氏社会制度几个基本要素：家庭、村坊、城邦、个人。在这个社会制度中，奴隶制度合乎自然，但是主奴关系是友爱的，公民们积极参加议事与审判事务，工匠等低下阶级不列公民籍，没有公民权。社会阶级分为贫者、中产者、富者。中产者最顺从理性，农民与牧民都是较优的人民级类。亚氏的社会制度思想，尤其是其对阶级的分类，对于当今社会结构有一定的启示。当今我们倡导的最理想的社会结构趋向于亚氏的社会结构，即“橄榄形”社会结构，这种结构是最稳定的社会结构，社会冲突大部分只是停留在政策层面，而不会造成整个社会的动荡。这种社会结构对于社会各种机制的形成也起着积极的作用。
二、法治理念
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论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至于今之探讨法治者“几乎不可避免地都回头求助于亚里士多德”[3]的论断。亚氏在《政治学》一书中关于法治更多是一种理念，其关于法治直接的论述很少。在卷四亚氏提到了法治的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应该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在这里，第一重意义强调了亚氏对遵守法律的重视，无论制定多少法律抑或法律有多么完备，不去遵守其实质只是一纸空文而已，这是亚氏的第一个法制理念：守法。在第二重意义中亚氏提到法律质量的重要性，公民所服从的法律应该是良好的法律，服从恶法的后果是严重的。这是亚氏的第二个法治理念：评法，即无论法律制定还是评价只有是良好的法律才可以去颁布施行。在这里之所以用“评”这个字，一方面因为在古希腊时代，法律大多是宣布的，也就是将一些惯例或者习俗宣布为法律。因此对法律的评价尤为重要，另一方面制定出的法律不一定是良好的法律，还需要参与主体的评价才可以最终确定其良莠，因此用评法作为亚氏法治第二个理念。
其次，在卷三中集中了亚氏对于法治一些代表性的论断：（1）“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法律恰恰正是全没有感情的；人类的本性（灵魂）使谁都难免有感情”[4]166。（2）“一切政务还得以整部法律为依归，只在法律所不能包括而失其权威的问题上才可让个人运用其理智”[4]166。（3）“法律可能规定得并不周详，人们根据积累的经验，修订或者补充。个人的智虑虽然可能比成文法更为周详，却未必比所有不成文法还更广博”[4]171-173。（4）“要使事物合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4]173。（5）“许多事例上，群众比任何一人又可能做较好的裁断。多数群众也比少数人更为不易腐败。单独一人就容易因愤懑或其他任何相似的感情而失去平衡，终致损伤了他的判断力；但全体人民总不会同时发怒，同时错断”[4]167。
以上可谓是亚氏经典法治论述。其中第一段（为论述的方便，简称为论一、论二、论三、论四、论五）揭示了感情因素对治事的影响，指出了法律和人在感情问题上的区别[5]。论二强调了法律对于整个城邦的重要性，即一切政务都应按照法律的规则去运行，而且法律要有基本的权威来保证其施行。虽说亚氏提到了法律不足时个人智虑重要，但是其侧重点还是法治普及性的重要性。论三亚氏则是明确告诉我们对于法律修订和更新的重要性，只有如此才可以使法律尽可能的完备与周详，同时也强调了不成文法的重要性，不成文法也可以作为法制完备的一个重要因素。论四亚氏则指出了自己对于法治的客观评价，法治与亚氏正义以及实践哲学相互响应，其影响到亚氏的哲学理念。论五则指明了法治是大多数人的裁断，甚至我们可以指明是整个城邦政务的运行原则，而大多数人比一个人做更好的判断，也更加不容易腐败。这里亚氏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表明了法治的重要性，无论对于公务裁判、腐败行为还是一个人的统治形式都是更优的。
三、教育规划
亚氏最优政体中关于教育体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阐释：（1）遵循生理性自然阶梯论教育观；（2）基本教育理念。在卷七中，亚氏认为育儿应以健康和天赋为主，重视体格教育。儿童和青年以与习惯为主，侧重于行为教育。青年至成人以思辨和理性为主，重视其哲学教育。而在儿童阶段，亚氏进行了大体的划分：婴孩期末―五岁止为儿童期内，此阶段要安排游戏或其他娱乐方式，这一方面需要教育监导去具体负责。七岁以下教育主要在家中进行，全邦需要杜绝一切秽亵的语言与图画以及戏剧，要端正语言。亚氏大体是按照出生到七岁（儿童期），七岁到14岁（少年期），14岁到21岁（青年期）三个阶段来安排其生理性教育阶段内容的。当然，亚氏重视体格的培育，如冬季生子为宜，婴孩就应尽早去训练其耐冷的习惯，可见其对体育锻炼的重要性的认可。
其次亚氏在卷八也有一些关于教育的理念：（1）强调了政体对教育的影响，教育应作为公共要务安排的集体措施。其小学四门课程基本为：读写、体操（以培养未来士兵为目的，多模拟军事等课程）、音乐、绘画。由此亚氏强调了政府在教育中的整合作用，教育应是一个国家的公共项目，表明了教育在城邦中的重要地位。（2）人们繁忙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闲暇而已，而闲暇是有其内在的愉悦与快乐的幸福境界的，课目并不完全非得必要的切合实用，事事求实用是不合豁达与自由的精神的。在此亚氏运用了一个闲暇的概念，通过此概念教育人们闲暇其实是一种人生境界，也是一种人生追求。而后面对课程实用的论断则是亚氏对知识的一种看法，过于追求实用而忘记了学习知识的本质。其实如亚氏所说学习或许就是为了一种闲暇，既是对于以后忙碌的练习也是对心灵幸福感觉的准备。（3）关于音乐方面的论述。亚氏认为音乐的作用有三种，娱乐与憩息、操修善德、操修理智。不让少年们亲自演奏尤其是在比赛中，音乐的三种利益：教育、祛除情感、操修心灵。由此亚氏强调了音乐对于个人的作用，既可娱乐又可利于修养，当今流行乐充斥社会之中，社会过多地忽视了一些不同类音乐的作用，音乐地位亟待得到当今社会基础教育的认可。
以上的关于亚氏法治两重意义的论述以及其五个经典法制论断、亚氏遵循生理性自然阶梯论教育观和基本教育理念共同构成了亚氏理想政体的法治与教育体系，其对于我们当今的法治与教育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吴恩裕.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2]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3]高道蕴，贺卫方，等.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221.
社会教育理论范文5
1．1组织管理。
一般情况下，学校党委会以行政名义制定并出台相应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工作实施基本方案，为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工作奠定制度基础。同时，要组建专门的心理健康工作管理委员会和专项任务领导小组，负责全面协调和监督检查具体活动的落实情况。
1．2结构设置。
学校可根据具体需要成立专门的心理健康教育咨询机构或者组织，主要将其挂靠在设有医药类、社会工作、教育学以及心理学的二级院系，或者直接挂靠于学生工作部。学校要严格执行三级心理健康工作网络规划，做到“校级设专门的教育咨询中心，二级院校设心理辅导员、班级内部委任心理委员”。
1．3活动内容。
活动涵盖面广，涉及多种形式，主要包括:新生入学为其办理心理健康档案;定期开展问卷调查，对学生进行心理测评;学校宣传部、学工部、大学生团体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咨询机构等不定期举行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加大宣传力度;开设专门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学校内部网站为学生提供匿名咨询服务，消除学生的心理压力;心理咨询人员在工作日轮流坐班为学生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举办心理健康教育月活动，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其中。
2、心理健康教育咨询模式的实践困境
2．1主动性较为缺乏。
专家指出，我国各高校在开展心理咨询服务时往往处于被动地位，缺乏主动性，参与性不强。但是，就大学生心理发展特点而言，青年大学生普遍存在闭锁性和独立性等心理特征，他们深受闭锁性心理的影响，且未正确认识心理咨询工作，所以他们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烦恼或者困境，而有了心理困惑他们更愿意向朋友倾诉，而不是专门的心理咨询人员。部分学生会为家庭矛盾、良性等较为私密的问题而困扰，但是他们很少向心理咨询教育机构征求意见或者寻求帮助。部分高校为了尽可能保护学生隐私，鼓励学生大胆咨询，开辟了专门的网络咨询渠道，但是学生不愿意主动倾吐心声，因此网络咨询也是收效甚微。假若心理教育咨询模式发展为等待式，那么其应有的作用就难以发挥。
2．2重咨询，轻介入。
各高校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工作时，主要以团体心理咨询或者个体心理咨询的方式为咨询人员提供引导或者启发，会从来访者的具体情况入手，与其进行交流和沟通，帮助其克服或者摆脱焦虑情绪。对于一般情况而言，这为咨询学生提供了必要的帮助，但是高校的轮流排班模式大大削减了工作效力。当天的咨询教师只负责当天的工作，轻度心理不适的学生当即即可收到显著效果，但对于严重心理不适的学生缺乏针对性，而且效果不明显。
2．3尚未建立起信息沟通的统一平台。
要确保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咨询机制的正常运转，对在校学生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指导和服务，就要构建起信息沟通的统一平台。当前，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主要由辅导员、班主任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咨询队伍共同承担，但是辅导员和班主任主要负责监控和观察班级学生的心理健康情况，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人员会运用自身所掌握的专业知识为寻求帮助的学生提供专业指导和服务，从而有效化解其心理危机。但就目前实际情况而言，各高校尚未建立起信息沟通的统一平台，不能实现信息的实时共享，难以有效预测学生心理动向，因而不能为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咨询服务。
3、高校中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与学校社会工作合力作用模式
要预测学校社会工作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发展前景时，要坚持实事求是，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前，我国高等院校社会工作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学科体系已初步建立起来，但社会影响力不大，决策者和学术界尚未普遍接纳和认可学校社会工作的巨大价值。因此，部分学者大胆假设，提出可将学校社会工作模式穿大学生工作体系中，逐步提高学校的管理教育能力。笔者认为，要将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与学校社会工作进行有机融合，就应该在坚持原有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工作模式的基础上，贯彻落实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健全组织结构，积极探索学校社会工作和心理健康教育咨询结合的有效模式，推动学校各项事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3．1初级模式———在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工作中逐步渗入学校社会工作。
首先，在制定和设计高校学生工作制度时，要积极引入社会工作理念，充分发挥社会工作的优势和独特理念原则，有效弥补传统管理中的缺陷和不足。在开展学校社会工作时要坚持“人在环境”的理论基础，在选择学生心理问题的介入手段和分析问题根源时要以社会过程和社会结构为基本着眼点，有效弥补传统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和心理教育的缺陷，实现双向协调发展。其次，要大力充实学校社会工作内容，加强对干部、班主任以及辅导员的培训，建成一批高素质的辅导员队伍，将学校社会工作渗透进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工作中，提高高校辅导员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水平，建立并完善高校辅导员制度，切实提高辅导员素质和能力，帮助其构建科学合理的知识结构体系，熟练掌握学校社会工作的基本手段、理论和方法。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工作中有计划、有步骤地渗透学校社会工作，不仅有利于完善学生工作模式，还能重塑学生工作者角色，实现学生工作功能的延伸，从而创建和谐校园，培养健全人才。
3．2融合模式———实现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工作和学校社会工作的交叉运行。
沈黎曾指出，当前的学生问题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学校现有的心理辅导体系不能完全适应发展需求，心理辅导老师要加强与学校社工的合作，建构起完善的社会工作制度，有效预防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要保证学校社会工作的顺利开展，充分发挥其职能，就要从制度层面入手，在制定学校管理体系时明确规定社会工作的地位和重要性。同时，高校要理顺心理咨询机构、学生教育以及管理职能部门的具体工作职责以及相应的关系。倘若高校设有专门的社会工作专业，那么就应将其引入社会工作模块中，组建专门针对学生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促使学生和社会工作专业教师投身到社工服务中，推动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工作和学校社会工作的交叉协调运行。
4、结语
社会教育理论范文6
关键词：社会碳成本；中国产业结构：能源结构
产业结构实际上是整个社会当中各个国民经济产业的结构情况，这一概念对于产业互相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尤其是技术和经济相互之间的依存程度，可以视之为产业之间的关联程度。产业结构的变动，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是常见的一种现象，这主要是产业结构由于生产效率、生产要素等产生的变化，从而产生了产值上的变化。特别是在工业化的发展过程当中，社会的各项生产要素对于中国的产业结构会产生非常深刻的变化，中国正处在于改革的深水区，其产业结构的变化非常深刻，也容易受到国内和国际等多个方面的影响。而社会的碳成本，正是在众多的产业结构变动过程当中有着重要影响的要素。当前全球都整体呈现出气候变暖的状况，碳排放过高而导致的温室效应，对于整个世界都有影响。中国也非常重视自己产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出现的大量碳成本的产生，所以在这种社会碳成本的思路下，中国的产业结构必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变化，特别是在国家的产业政策的引导之下，这样能够更大程度地避免社会大量地排放出碳等温室气体，从而制约中国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产业结构与社会碳成本理论综述
产业结构不仅仅影响着国民经济的总产值收入，更是影响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从党的十的报告当中也可以看出，中国政府非常关注当前的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变，特别是促进整个中国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于中国而言，国民经济的大局和产业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产业结构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国家的产业政策需要从多个层面考虑到整个社会的转变，因此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需要对未来的社会发展负责。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中国的产业结构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优化，特别是从传统的第一产业大国逐渐发展出多元化的产业形态，这些对于传统的中国国民经济体系而言都是巨大的变化。但是，中国的第二产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对于整个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影响和负担是十分沉重的，很多地区由于长期的工业发展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污染，这些生态上的“后遗症”都制约着中国未来产业结构发展的空间和能力。从本质上看，产业结构和整个社会的生态环境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这在近几年的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当中已经成为了一项关键要素。
针对在生态环境当中的二氧化碳排放，社会碳成本理论实际上是对这种产业发展的一种反思，特别是对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当中出现的生态环境破坏进行充分考量。只有从社会碳成本的角度出发，才能够让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更加具备科学性，能够针对未来的生态环境保护提供足够的理论参考。
美国著名的环境学着莱斯特・布朗，就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侯提出了环境问题和整个社会经济之间的联系，特别是能源经济需要进行改革，经济需要进入到生态模式之中。莱斯特・布朗在2002年的时侯就指出，针对全世界的气候逐渐出现温室效应的现象，应该要依靠清洁能源才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特别是如何采用氢能或者太阳能等能源解决当前工业生产碳成本过高的问题。从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以来，国际社会针对气候变化形成了如《京都议定书》等相关的约束性公约，但是对于温室气体的控制仍然是不理想的。尤其是当前发展中国家数量众多，其产业结构往往还没有形成低碳的条件。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更好地从社会碳成本的角度推动中国产业结构的良性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具有非常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社会碳成本对于产业结构制约的途径分析
社会碳成本理论的出现，对于产业结构而言，首先是提出了低碳经济这一理念。低碳经济实际上就是整个经济体制和形态当中，各类产业的碳成本都相对比较低，而在这样的一种理念之上，低碳产业也随之产生。低碳产业则是指含碳量相对比较低的生产技术，或者采取低碳的生产原料进行加工等。通过产业当中制定相关的标准，以此来控制产品生产的低碳化。因此，社会碳成本对于产业的基本要求，就是能源消耗相对较低、二氧化碳排放相对较低、对社会生态环境的污染相对低，这些无疑都是需要在低碳的条件之下提高产业的生产效能，从投入和产出的角度上看，高碳产业对于环境的牺牲较大，在当前中国很多城市都已经开始逐步进行转型和淘汰，以此优化城市里的产业结构。社会碳成本并不仅仅存在于第二产业也就是工业，还广泛地存在于第一产业以及第三产业当中，任何产业在生产的过程里都会产生碳成本，而这种成本不可能为零，必然是客观存在的。所以，针对当前中国的产业结构状况，可以从多个方面，运用社会碳成本多种具体形式来促进、引导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一）碳足迹对产业生产的监控
生态足迹理论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积极的意义，而碳足迹实际上就是在生态足迹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2007年的时候，英国石油公司首次提出了碳足迹的理论，其主要是针对当前人类在日常的生产等过程当中所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总量。多个学者和组织也都围绕英国石油公司提出的碳足迹理论进行概念和界定，特别是学者恩格迪斯就率先划分了二氧化碳的直接排放量和间接排放量的衡量体系，而ETAP就是提出了温室气体的计算方式。二氧化碳作为一项温室气体，虽然对于整个环境是有害的，但是无疑也是现代产业在生产过程当中的等价物，在生产过程里需要排放一定量的二氧化碳。因此，从碳足迹理论当中可以看出，中国在引导产业进行转型和优化的过程中，可以从二氧化碳的排放周期角度去考虑。一时一地的二氧化碳排放是可以通过限额来实现，但是针对整个生产周期当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应该采用源头追溯的方式，对二氧化碳在生态环境当中的影响进行探索。
当前采取碳足迹制约产业的二氧化碳排放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对产业的生产过程进行分析和计算，也就是整个生产投入和产出过程当中二氧化碳排放的状况。采取过程数据和投入产出的模型进行综合衡量，能够从生产周期的方式控制二氧化碳在特定产业当中排放量。不过在采取这种监控的过程当中需要充分考虑微观生产数据的变动产生的影响，避免在数据的形成过程中出现系统性边界的问题。
（二）碳税收对于产业结构优化的政策引导
碳税收也是从社会碳成本的理论当中具体化延伸出现的一种引导手段。这一观点在Symons等学者的研究当中就有所体现，Symons等人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以英国作为一个虚拟模型，考虑了几种不同的碳税收对于产业的制约，这些学者从研究当中认为，如果生产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需要被征收一定的税收，那么这一类的成本一定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最终这种价格上的波动会反过来制约二氧化碳在生产过程当中排放，对产业的低碳生产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
从降低二氧化碳的生产排放，特别是从当前中国的产业低碳化转型的角度上看，中国要真正意义上确定碳税收的征收比例问题，实际上应该考虑到这种税收在征收的过程里面，应该对于排放者的行为进行一定程度的制约。如果碳税收的征收比例相对比较低，则不能够对产业的生产者起到重要的制约或者引导作用，长期来看，碳税收的税率应该体现出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价值。在制定二氧化碳税收上，应该根据不同的行业进行调整，特别是在短期的时间中可能会造成的工业负面影响要进行引导。实际上，征收这种二氧化碳的税收，应该根据企业的排放强度以及行业的不同进行调整，以引导产业低碳生产作为最终目的。对于一部分重型的化工类产业，如果只是依靠二氧化碳税收的征收，是不能够完成对这一类行业的制约，还应该采用一些配套的生态环境政策或者法规进行制约。
制定二氧化碳的关税也是可以促进产业的转型。在本国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产品进入到世界不同的市场当中进行流通已经是一种常态，形成一种“生态绿色壁垒”实际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针对产品征收碳关税，可以从一般均衡模型进行计算，在生产模块、收入支出以及对外贸易等模块都应该进行嵌入式的构建，才能够对国家的经济生产进行低碳化引导。但是如果没有充分考虑实际的情况，可能也会造成一定的副作用，因此，应该对中国的外贸以及经济生产的情况进行全面的考量，才能够保护中国的低碳产业格局的健康发展。
（三）从能源成本降低等方面鼓励产业低碳转型
实际上，社会碳成本不仅仅是从二氧化碳的成本角度上进行货币性的调整，更应该从能源结构上进行调整，鼓励不同的产业都采用清洁、高效的能源进行生产，这样可以更好地降低能源成本。能源结构实际上就决定了社会产业当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采用不同类型的能源，在达到同等的热值的时候，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都是有非常巨大的差异。所以，国家在制定二氧化碳成本基础上的产业格局调整政策的过程当中，就应该从能源优化的角度上，更多鼓励产业贡献出更多的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石油、煤炭以及天然气在总体的能源消费当中的比重如果产生了一定的差异，那么他们在生产过程当中的效率是不同的。煤炭作为一项传统的能源，实际上对于产业的低碳生产会起到负相关的影响，因为产业的生产过程当中，煤炭作为二氧化碳的主要排放能源，应该要多加考虑和调整。而借鉴广东和上海等地区为例，广东主要考虑到从能源结构优化的角度，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特别是采用清洁能源进行发电、供电等，将成本的效益体现到消费者、生产者等群体上，因此对于能源结构的调整，有更多的社会群体的支持。而上海则不同，上海采取的方式主要还是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上，因此，这种控制如果没有采取能源结构调整的方式进行引导，可能会压缩一些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的产能，对于长久的发展仍然不利。
所以，基于能源成本的角度考虑产业低碳化生产转型，应该从能源供给的角度人手，只有能够提供更多清洁和高效率的能源，才能够推动社会各类产业积极地采用更多低碳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因此，新能源供给的充足，从源头上为产业结构的变动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也为中国未来的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