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体系的基本特征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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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体系的基本特征

市场体系的基本特征范文1

关键词:健身俱乐部;体育消费;体育市场;市场构建

中图分类号:G812.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06)01―0045―03

当人们开始注重生活质量时,体育健康消费就将开始启动。体育健身俱乐部就是伴随人们生活质量提高和体育消费需求的启动而兴起的。宁波市作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发达、人民富裕,城市竞争力排进全国十强,这为健身俱乐部的发展提供了直接的社会经济支持。然而,宁波市健身俱乐部发展状况如何?其经营规模和经济效益、企业所有制和市场定位、消费对象和消费方式、管理体制和人员素质又如何?经营性健身俱乐部在其运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产业引导和市场促进的建章立制,以及怎样构建健身俱乐部的市场体系,是体育行政部门亟待研究的课题。本研究通过对宁波市经营性健身俱乐部的现状调研,揭示经营性健身俱乐部市场运作的困难,并基于此,构建健身俱乐部市场体系的基本框架。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宁波市16家有代表性的经营性健身俱乐部作为调研对象。

1.2 研究方法 采用文献资料查阅,调研这些健身俱乐部的投资结构、所有制结构、社会经营体系和相关规章制度。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健身俱乐部会员有关消费资料,发放问卷220份,回收204份,有效问卷171份。并对有效问卷进行数理统计和分析。采用实地访谈法,与健身俱乐部投资者、管理者、经营者和俱乐部会员座谈访问,以获取有关资料。

2结果与分析

2.1 宁波市经营性健身俱乐部现状

2.1.1 所有制结构与规模 调查结果显示:国营性质的健身俱乐部2家,占12.5%,个体民营性质14家,占87.5%,2家国营性质的健身俱乐部分别挂靠市妇联下属企业工人文化官,个体民营所有制的俱乐部占主导地位符合浙江经济的特色,表明民营资本已进人体育产业。

投资规模在200万元以上的5家,占31%;50-100万元的5家,占31%;50万元以下的6家,占38%。总体规模不大,这和俱乐部目标市场定位有关。

2.1.2 经营项目及经营状况 从经营项目看,单一项目经营者居多,即单一健身健美俱乐部占多数。综合性项目的其次,即除提供健身、健美项目服务外,还提供桑拿、康复理疗、按摩、健身咨询、美容等服务。

经营状况:赢利7家,占43.8%;持平7家,占43.8%;亏损2家,占12.4%。

2.1.3 消费对象的基本特征 消费对象的构成特征受经营性健身俱乐部的投资项目、投资档次、目标市场和经营理念所决定。调研显示:宁波市经营性健身俱乐部会员的基本特征如下:

1)女性多、男性少。参加俱乐部的女性占被调查人数的57.9%,男性占42.1%。

2)青年多、老年少。健身会员中青年占71.2%,45岁以上中年人仅占27.8%。

3)学历愈高、比例愈大。大学学历的会员占57.8%,高中学历的会员占31.6%,初中及小学学历的会员各占5.3%。

4)收入水平呈橄榄型。低收入和高收入者分别占5.3%和10.4%.中等收入者占84.3%。表明中等收入人群是健身消费者的主体。

2.1.4 收费方式和消费水平 健身俱乐部消费方式基本上为两类:

1)会员制(准会员制):会员制的收费方式其实是优惠制,即采用年卡、季卡、月卡。年卡1000-3300元,季卡160-1500元,月卡60-520元。

2)散客方式:散客的收费价格,因俱乐部的规模与档次的不同有很大的差别,低则每人次10元,高则每人次68元。

2.1.5 经营者对自身经营前景的判断 经营者对自身经营前景是否看好,不仅取决于经营者对企业自身的把握程度,还取决于对企业外环境的满意度:如产业政策、法制建设、城市现代化以及体育消费水平等。调查表明:前景看好的占58.6%,目前尚难以判断的占40.4%,前景不好的仅占2%。表明投资者和经营者对这一市场的基本判断。

2.2 俱乐部运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2.1 市民体育消费观念滞后,体育消费人口偏少“花钱买健康”的体育消费远不如保健消费强烈。2001年宁波市农村和城镇居民人均用于教育、卫生,娱乐、健身的支出分别占总支出的14.5%和19.6%,宁波市体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37.8%,这是体育健身市场的主要消费群体,然而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体育消费不花钱”的观念仍具很强的惯性,体育健身消费群体总量不足。因此提高体育消费意识,增加体育消费人口是体育健身市场发展的前提。

2.2.2 俱乐部规模小,缺乏合理布局 在调杏的16家健身俱乐部中,规模较大的有7家,经营场所的面积在800m②左右,大多数俱乐部经营场所面积在100―400m②之间,且经营的项目以女子健美操和美容为主。与上海、广州、杭州等城市比较,宁波市的健身俱乐部规模小,档次低、缺乏有品牌的连锁店,而且缺乏规划。实地考察发现,仅在鼓楼步行街附近100m圈内,竟然开办了金谷健身中心、植美村和伊露健身中心3个俱乐部。按照“有效经营半径”的原理,显然这种布局是不合理的。

2.2.3 相关政策法规不健全 近年来,宁波市政府行政部门制定了一些体育产业经营管理的规章制度,但如何扶持、培育体育健身市场的相关政策和法规建设尚不到位。缺乏市场法规保障,突出问题是:行业标准不全,影响了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譬如尽管出台了健身俱乐部准入条件,但缺乏必要的行业星级标准和收费等级差,导致健身俱乐部规模小、档次低、重复建设的现象,已经引发非良性竞争,最终造成健身市场整体疲软。

2.2.4 经营人才严重匮乏,经营管理不规范 资料显示,2001年宁波市每万人拥有体育项目经营人员仅5.8人,且大多为普通职员。在调查的16家健身俱乐部经营主管中,大学本科学历者仅3名,其余都是高中以下学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热爱体育、热心体育,但缺乏体育经营管理的知识和经验,致使健身俱乐部总体经营和管理水平较低。因此,体育经营人才的缺乏是影响宁波市健身俱乐部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2.2.5 经营场馆利用率低,且经营品种单一 在调查中发现,尽管不同的项目场地器材设施的利用率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场馆利用率不高,尤其是健身器材的利用率较低,不少场地器材经常处于闲置状态。健身俱乐部普遍是白天暂停营

业。场地器材的利用率不高,势必抬高经营成本,从而不利于体育健身俱乐部的健康发展。

健身俱乐郎的经营品种非常单―,在16家健身俱乐部中,经营健美操和美容项目的有10家,占62.5%,经营健身器械、健美操、跆拳道、休闲茶室、蒸气浴室、桑拿、美容项目的有6家,占37.5%。可见,宁波市健身俱乐部的经营品种如此单一,很难满足大众多层次的健身娱乐需求,同时也影响了场地器材的利用率。

调查结果表明,目前经营性健身俱乐部市场运作非常困难,其原因固然很多,但健身俱乐部市场体系的不完善,市场缺乏不同层次健身需要的消费主体,缺乏健身俱乐部体系的网络化和管理的多元化是制约健身俱乐部市场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构建健身俱乐部市场体系是本调研引出的一个新的命题。

3 健身俱乐部市场体系之构建

健身俱乐部市场体系的构建必须以健身人群的不同需求为依据,形成经营性、公益性、福利性不同性质的俱乐部网络,通过多元化的管理,促进健身俱乐部健康、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3.1 健身俱乐部体系的网络化

3.1.1 经营性商业健身俱乐部 所谓经营性商业体育俱乐部,是指经营者以面向大众提供休闲、娱乐、健身服务为目的,以商业性健身娱乐设施为活动场所,依靠市场机制和利益机制运转的会员制群众体育俱乐部。

据调查,宁波市经营性体育俱乐部在管理、规划、行业标准等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政府行政部门应注意总量控制和合理布局,并成立经营性健身俱乐部体协,各个俱乐部可根据项目地域特征组成若干俱乐部联合体,形成有网络层次的商业健身俱乐部组织,以满足较高收入人群的体育健身娱乐需求。

对健身娱乐业的经营,政府应给予政策倾斜,制定和出台优惠政策和措施,如减免某些税收,降低水电和土地价格、场地设施方面予以一定资助等,以发挥经营者和投资者的积极性,体育市场管理部门应与物价部门、工商部门一起对健身娱乐市场劳务价格体系进行研究,根据健身俱乐部的规格、档次、服务质量进行星级评定和合理的价格政策。

3.1.2 非经营性健身俱乐部 非经营性健身俱乐部,是指经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民办非企业的体育社会团体。

据调查,宁波市非经营性健身俱乐部还非常单薄,远远满足不了青少年和老年人体育锻炼的需求,因此,体育行政部门应充分利用直属各类各级公共体育场馆,构建非经营性体育俱乐部的网络,同时也应鼓励学校、机关、企业等单位的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实行资源共享,在开放过程中,可以通过政府补贴和适当收费,使其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1.3 社区型健身俱乐部 社区型健身俱乐部是指在群众体育活动点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群众体育俱乐部。其特点是:数量多、规模小、就近组合、就地活动、地域特征显著。它将是我国群众性体育俱乐郎的主体部分。

目前全国社区建设都在按照原国家体委1984年《城市公共体育设施用地定额指标暂行规定》及国家技术监督局1994年《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文件执行。宁波市社区建设也不例外,目前宁波市社区的小型健身场地比较充足,关键是如何组建,并以活动点较为集中的地域片为基准,组成若干俱乐部联合体,统归街道社区体协直接管理,体育部门要配合街道办事处对社区体协的俱乐部管理给予业务上的指导。

3.1.4 单位型健身俱乐部 单位型健身俱乐部,是指以提高职工健康水平和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为宗旨,利用单位的场地设施,组织职工在工余时间进行各种健身、娱乐活动的群众体育俱乐部。

调查表明,群众体育活动点以老年人为主体,而经营性健身娱乐场所以青年人占绝大多数,比较而言,中年人的体育运动,单位体育责无旁贷。

目前,宁波市单位型健身俱乐部的资源也较丰富,但没有充分利用,缺乏指导和引导。因此,各企事业单位的工会部门要结合贯彻全民健身计划,积极配合体育部门抓好本单位体育俱乐部的组建工作,以行政区域为基准,组成若干俱乐部联合体,统归行业体协直接管理,市体总对行业体协的俱乐部管理给予业务上的指导。

3.2 健身俱乐部管理的多元化

3.2.1 经营性健身俱乐部管理“行业化”由于经营性体育俱乐部依靠市场机制和利益机制来运作,因此,应根据《体育法》和国家体育总局对体育经营活动及体育市场的有关文件精神,明确主管部门,并建立商业体育俱乐部体协,按行业标准来管理经营性体育俱乐部。

3.2.2 非经营性健身俱乐部管理“协会化”由于非经营性体育俱乐部主要追求社会效益,又是社会团体的一种组织形式,并按自主经营,行政援助形式组建。因此,非经营性体育俱乐部应以市体育局的市场处行政管理,相关体育协会,自主经营来具体经营管理。

3.2.3 社区型健身俱乐部管理“社会化”由于社区型体育俱乐部数量多,规模小,并按自我约束,自我发展机制运作。因此,社区型体育俱乐部应由街道社区体协直接骨理,居民住宅区物业、居委会按服务社会、服务全民健身的宗旨进行社会化管理。

3.2.4 单位型健身俱乐部管理“福利化”由于单位型体育俱乐部是以提高职工健康水平和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为宗旨,并按单位扶持,福利机制运作。因此,单位型体育俱乐部由行业体协直接管理,各企事业单位的工会部门做好职工体育锻炼的组织工作,切实提高职工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3.3 健身俱乐部服务的多样化

3.3.1 健身俱乐部服务手段多样化 对于经营性体育健身俱乐部,可采用贵宾卡、金卡、银卡、季卡、月卡等,又可采用俱乐部会员卡等手段;对于非经营性体育俱乐部,可采用团体会员卡,一卡通等手段,对于社区型体育俱乐部和单位型体育俱乐部,可采用健康档案建立,体质追踪监测,运动处方服务等多样手段。

3.3.2 健身俱乐部服务品种多样化 体育健身俱乐部服务品种多样化与健身俱乐部的规模和档次有着直接的关系。健身俱乐部既是运动锻炼的场所,又是休闲娱乐的场所。因此,俱乐部应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品种,以满足各层次人们的健身娱乐需求,这是今后健身俱乐部的发展走向。

4 结 论

1)宁波市经营性健身俱乐部以个体民营所有制为主体,但总体规模不大。从经营项目看,单一经营者居多,导致健身俱乐部市场的消费群体不多;从经营场所布局看,缺乏整体规划,缺乏政策引导。

2)基于宁波市经营性健身俱乐部的现状,提出健身俱乐部市场体系构建的必要性,健身俱乐部体系的网络化、管理的多元化、服务的多样化,对经营性健身俱乐部市场的培育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市场体系的基本特征范文2

关键词 健身俱乐部 体育消费 体育市场

中图分类号:G806 文献标识码:A

1前言

当人们开始注重生活质量时,体育健康消费就将开始启动。体育健身俱乐部就是伴随人们生活质量提高和体育消费需求的启动而兴起的。平顶山市作为一个资源型城市,经济发达、人民富裕,城市竞争力在河南消费前三,这为健身俱乐部的发展提供了直接的社会经济支持。然而,平顶山市健身俱乐部发展状况如何?其经营规模和经济效益、企业所有制和市场定位、消费对象和消费方式、管理体制和人员素质又如何?本研究通过对平顶山市经营性健身俱乐部的现状调研,揭示经营性健身俱乐部市场运作的困难。并基于此,构建健身俱乐部市场体系的基本框架。

2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选平顶山市6家有代表性的经营性健身俱乐部作为调研对象。(2)研究方法:采用文献资料查阅,问卷调查法,采用实地访谈法。

3结果与分析

3.1 平顶山市经营性健身俱乐部现状

3.1.1 所有制结构与规模

调查结果显示:个体民营性质6家,占100%,个体民营所有制的俱乐部占主导地位符合平顶山市的特色,表明民营资本已进入体育产业。投资规模在200万元以上的2家,占30%,50~100万元的4家,占60%,总体规模不大,这和俱乐部目标市场定位有关。

3.1.2 经营项目及经营状况。

从经营项目看,单一项目经营者居多。

3.1.3 消费对象的基本特征

(1)女性多、男性少。参加俱乐部的女性占被调查人数的55%,男性占45%。

(2)青年多、老年少。健身会员中青年占75%,45岁以上中年人仅占25%。

(3)学历愈高、比例愈大。大学学历的会员占50%,高中学历的会员占35%,初中及小学学历的会员各占7.5%。

3.1.4 收费方式

(1)会员制:会员制的收费方式其实是优惠制,即采用年卡、季卡、月卡。

(2)散客方式:散客的收费价格,因俱乐部的具体情况不同,每人次38――88元。

3.2 健身俱乐部市场体系之构建

健身俱乐部市场体系的构建必须以健身人群的不同需求为依据,形成经营性、公益性、福利性不同性质的俱乐部网络,通过多元化的管理,促进健身俱乐部健康、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3.2.1 健身俱乐部体系的网络化

(1)经营性商业健身俱乐部。据调查,平顶山市经营性体育俱乐部在管理、规划、行业标准等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对健身娱乐业的经营,政府应给予政策倾斜,制定和出台优惠政策和措施。

(2)非经营性健身俱乐部。据调查,平顶山市非经营性健身俱乐部还非常单薄,远远满足不了青少年和老年人体育锻炼的需求,因此应鼓励学校、机关、企业等单位的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实行资源共享。

(3)社区型健身俱乐部。目前平顶山市社区的小型健身场地比较充足,关键是如何组建,并以活动点较为集中的地域片为基准,组成若干俱乐部联合体,统归街道社区体协直接管理,体育部门要配合街道办事处对社区体协的俱乐部管理给予业务上的指导。

(4)单位型健身俱乐部。目前,平顶山市单位型健身俱乐部的资源也较丰富,但没有充分利用,缺乏指导和引导。

3.2.2 健身俱乐部管理的多元化

(1)经营性健身俱乐部管理行业化。由于经营性体育俱乐部依靠市场机制和利益机制来运作,并建立商业体育俱乐部体协,按行业标准来管理经营性体育俱乐部。

(2)非经营性健身俱乐部管理协会化。由于非经营性体育俱乐部主要追求社会效益,又是社会团体的一种组织形式,并按自主经营,行政援助形式组建。因此,非经营性体育俱乐部应以市体育局的市场处行政管理,相关体育协会,自主经营来具体经营管理。

(3)社区型健身俱乐部管理社会化。由于社区型体育俱乐部数量多,规模小,并按自我约束,自我发展机制运作。因此,社区型体育俱乐部应由街道社区体协直接管理,居民住宅区物业、居委会按服务社会、服务全民健身的宗旨进行社会化管理。

(4)单位型健身俱乐部管理福利化。单位型体育俱乐部由行业体协直接管理,各企事业单位的工会部门做好职工体育锻炼的组织工作,切实提高职工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4 结论

基于平顶山市经营性健身俱乐部的现状,健身俱乐部体系的网络化、管理的多元化、服务的多样化,对健身俱乐部市场起重要作用,对河南经济发达地区健身市场的培育具有借鉴作用。健身俱乐部是体育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应通过政策环境优惠化、市场管理法制化、投资经营多元化,推动健身俱乐部市场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 罗翠玉.商业性健身俱乐部的营销分析[J].市场研究,2009(12).

市场体系的基本特征范文3

关键词:资本结构 股权偏好 制度变迁 融资效率

一、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现状及其特征

资本结构是指企业资金的价值构成及其所占比例,也就是企业所筹集的资金中债务资金和权益资金各占多大的比重。

(一)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现状

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表现出偏好股权资本的特点。根据一般融资偏好理论和融资顺序,应先是内部融资,其次是无风险或低风险的举债融资,最后才是的股权融资。然而,从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来看,却是尽量避免借债,多采取配股的措施。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并不是依靠自身内部积累来实现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这其实是不利于企业发展的。

(二)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基本特征

首先,我国上市公司外部融资比例大于内部融资。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中内部融资比例非常低,外部融资比例要明显高于内部融资,部分上市公司甚至是完全依赖于外部融资。其次,上市公司明显倾向于股权融资。我国证券市场的迅猛发展为上市公司进行外部股权融资创造了良好,但上市公司却过分的偏向股权融资,长期负债保持的比率很低。第三,在债务融资方面,上市公司短期债务比例偏高。很多上市公司的长期借款占比要明显低于短期借款的比例,这也进一步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在进行长期融资的策略选择上,更倾向于股权融资。

二、制度变迁和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关系

(一)我国资本市场的制度变迁历程

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从制度演进方面来看,可以分成三个时期:1986年以前是萌芽发育期,这一时期有零星的、不规范的证券发行和交易,证券市场只是处于萌芽状态;1986—1990年是制度准备期,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直接融资活动不自觉地从民间金融创新开始变成全社会的制度需求,建立证券市场新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1990年以后是制度化发展期,证券交易所、证监会相继成立,《公司法》和《证券法》陆续颁布,证券市场逐步规范化和制度化。

(二)制度变迁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我国资本市场的制度演进体现了制度性质从诱致性变迁到强制性变迁的转变,政府在制度变迁中发挥的作用使得这种强制性尤为明显。由于制度不完善,导致上市公司对股权融资所获资金的使用效率很低。究其原因,一是重视融资却轻视使用效益,上市公司大量从资本市场获取资金,但是,在获取资金后,上市公司频繁更改募股资金投向。二是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占用了上市公司大量的资金,这种现象是由于我国股票发行中分割上市、股权割裂、一股独大的制度缺陷产生的。

(三)针对我国资本市场制度缺陷的政策建议

要促进我国证券发行市场的有效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主要应做好以下工作:1、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证券市场有效运行必须要有一套反映市场经济本质要求和资本市场内在规律的完善的法律体系。2、明确政府在发行市场的角色定位,要严格界定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的边界,逐步改善政府行为对市场行为的大量替代现象。3、迅速完成股权分置改革,推行公司整体上市,只有在公司整体上市的情况下,发行市场才有效率建设的基础。

三、融资效率和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关系

上市公司的融资效率指的是能够为上市公司创造剩余价值的融资能力,它具体包括二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公司所筹集到的资金能否得到有效的利用而不至于浪费,二是筹集资金所花费的成本尽可能低,企业的资本结构取决于融资政策,而资本成本自然决定了融资方向。

(一)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产生的融资效率问题

我国上市公司重视股权融资的倾向往往导致融资效率低下。过分的股权融资使得股权结构不合理,对融资效率的负面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在制度安排上的影响表现为股权垄断。股权垄断使大股东没有足够的约束,任意处置融资所获得的资金而不计效率和成本,造成上市公司的融资效率低下,浪费严重。另一方面,是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因素,主要有非流通的控股股东任意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关联方“零成本”占用资金等等。

(二)提高上市公司融资效率的对策建议

首先,应加强上市公司融资制度的创新。融资制度的创新,应以市场为导向,使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优势互补;改变以贷款为主的传统负债方式,培养和健全商业票据和企业债券等债权融资市场。其次,应发展和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资本市场应坚持改革和开放,直接融资比重应不断提高,要建立起一个多层次、多产品的市场体系。此外,资本市场体系的完善并不能就满足企业需要,还应当发展公司债券市场作补充。第三,要加强企业管理制度建设。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这是提高上市公司融资效率的关键;加快上市公司重组和退市制度建设,以不断优化整体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加强立法,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是提高上市公司融资效率的基本保证。

综上所述,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目前还存在诸多问题,最突出的就是股权融资偏好严重,这与我国独特的资本市场制度变迁密不可分,而偏好股权融资的资本结构,又导致融资效率低下,同样不利于上市公司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因此,对于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问题,要从制度改革来入手,不断提高上市公司的融资效率,最终得以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刘睿聪.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经济论坛,2010年第3期

市场体系的基本特征范文4

【摘要】结合当前中国转轨经济的背景,先对制度的定义和内容进行界定;接着描述我国具有中国特色制度的特征和发展历程;然后说明当前与制度背景相关的文献;最后强调研究中国的会计问题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考察更重要更有意义。

【关键词】中国 会计问题 制度 制度环境 制度安排

21世纪的财务与会计发展面临着四大环境问题,分别是经济全球化、中国加入WTO、“十二五”规划的实施和新环境下的国际关系。转轨时期中国经济呈现出新旧更替的特点,要想深入研究中国的财务与会计问题,必须将其放在目前中国特殊的、变动中的制度背景下考虑。

一、制度的定义与内容

葛家澍(2006)认为制度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社会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的总和;二是指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包括有组织的法律、法规、业务规则和无组织的惯例和习俗。Davis and North(1979)将制度区分为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两部分,制度环境就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制度安排则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安排。

二、中国特色制度的特征及发展历程

1.制度环境

由于政府出于政治目的对企业,特别是对国有企业进行干预是转轨经济国家最基本的特征。比如为了保障社会就业,政府会强迫企业接受更多的雇员;另外,在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契约关系中,政府既作为“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双重角色,因此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干预要强于非国有企业。所以国有企业中普遍存在的“棘轮效应”和“预算软约束”问题。

在转轨经济国家大多数都未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包括产品市场、经理人市场和司法体系等方面。林毅夫等(1997)认为,由于国有企业仍然处于不公平竞争的状态,所以我国的产品市场竞争的信息效应仍然很难发挥重大的作用。国有企业相对于与非国有企业来说,面临如生产资金密集程度过高、职工福利负担过重、部分产品的价格扭曲问题等。就现阶段的司法体系方面,我国上市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仍无法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

2.制度安排

产权改革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主要是下放企业资产使用权和重新分配企业剩余索取权。虽然改革的成效有目共睹,但企业剩余控制权仍始终掌握在政府手中。由于国有产权主体缺位,经理或者政府官员可能成为事实上的公司控制人,权力与责任的不对称容易导致控制权成为一种“廉价投票权”。另外,政府的多重管理机构、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也是上市公司控制权安排模糊不清的重要原因。孙铮、李增泉(2007)认为,我国上市公司企业控制权的配置虽然在理论上是清晰的,但事实上却是一种随机行为。

2005年4月,我国开始进行股权分置改革。我国的企业股票上市后,可分为可流通股和不可流通股。一方面非流通股占上市公司比重大,并在公司的决策中居主要地位,掌握着公司的控制权,可它们不能上市流通;而另一方面流通股所占比例较少,且分布分散,所以流通股股东难以行使监督权和决策权。结果势必导致两种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利的问题。股权分置改革通过一定的程序让原先不参加流通的非流通股上市流通,改变股份二元化的现状,实现股票的全面流通。

三、相关的会计问题研究

1.会计准则的研究

张春虹(2003)得出中国会计制度的模式主要受中国政治因素影响;经济因素决定着中国会计制度的内容、复杂程度和会计目标;同时文化因素和法律因素对中国的会计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夏东林、李晓强(2005)认为环境因素是一个基础性的影响因素, 既对会计准则产生影响, 也会影响到会计准则的执行。

2.会计信息质量的研究

夏立军(2004)认为中国审计市场的基本特征有政府干预与审计独立性,市场、法律机制对审计质量的保证作用较弱,主要依靠行政力量来保证审计质量等。施用进(2007)认为转型时期的经济制度环境缺陷,是会计信息失真的主要原因。

3.管理会计的研究

陈元东等(2005)认为影响我国企业管理会计应用的社会环境因素主要包括经济模式、政治因素、来自国外的影响、学术界引进等变量;组织内部环境因素主要有:组织文化、员工价值观以及组织结构等变量。潘飞、文东华(2006)对主要研究政府对企业经营的行政干预和市场体系的不完善等影响市场环境的因素,并对我国企业进行实证分析。

四、总结

我们发现在影响会计发展的各种环境因素中,每一个特殊的因素都会对会计个别不同的方面产生不同影响。比如政治制度决定其经济制度,从而决定该国的会计模式;法律制度影响一个国家会计立法的模式,影响其会计实务等方面;最重要的经济因素则会对会计技术的进步和会计的目标产生不同的影响等。目前我国学者对于我国会计问题的研究,无论是对会计行为变量还是治理变量的选择上受到西方文献的广泛影响,众多的文献都在检验西方已有的发现是否可以在中国重现。我们并不否认在西方重要的变量在中国也可能是同等重要的,而是想强调,研究中国的会计问题借鉴西方的文献固然重要,但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考察可能更重要。

参考文献

[1]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3-68.

市场体系的基本特征范文5

在我国经济成份呈现多元化态势的今天,不同经济主体在融资中应占据不同位置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的不对称、信贷结构与需求的不对称问题日益显露出来,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中小企业在融资体制中明显处于不利地位。尽管民营经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地位和作用已经得到社会各层面的重视,但目前个体私营企业融通资金仍然十分困难,这与民营经济的贡献和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力是不相符合的。应清醒地看到,拓展民营经济的融资渠道,切实解决企业的融资困难,仍然是一个需要决策和管理部门重视的现实问题。在直接融资方面,应该为中小企业创造更有利的融资环境,同时还可以通过金融创新,进一步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拓宽中小企业融资路径,需要从多方面加以考虑。

一、直接融资渠道

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可以概括为:债权融资、股权融资、风险投资与资产证券化。债权、股权融资是指企业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等方式募集资金,风险投资是指通过创建风险基金或称创业基金或风险投资公司,为中小企业特别是中小高新技术企业融通资金。

(一)完善直接融资体系,建立公正开放、立体化、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为中小企业融资打开大门

1.不同规模的企业有不同资金需求

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应能覆盖不同发展规模的企业,满足各类企业不同数量的融资要求和提供多样化的融资方式,以促进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地发展。所以应该尽快建立一个多元化的资本市场以适应不同发展规模的企业融资要求。

2.一个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融资策略,在不同时期需要不同的资本市场来提供多样化的融资服务

这样不仅满足了企业发展中对资金的需求,也保证了社会资金的高效配置和利用。从成熟的市场模式来看,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应包括主板市场、二板市场在内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以满足小规模的企业和企业在不同成长阶段对融资的要求。

(二)利用创业投资和风险投资,促进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

利用创业投资和风险投资资金是促进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的培育和发展的重要融资路径。创业投资和风险投资的基本特征一是投资周期长,一般为3至7年;二是除投入资金外,投资者还向投资对象提供企业管理等方面的咨询和帮助;三是投资者通过投资结束时的股权转让活动获取投资回报。由于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是一个漫长而极具风险的过程,其间又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因此可采取此种方法。

二、间接融资渠道

我国现行的金融体系基本上以服务国有经济的国有银行为主,缺乏与中小企业配套的中小金融机构。因此要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建立一个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中小金融机构为辅的间接融资模式。

(一)拓宽国有商业银行融资渠道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是货币政策传导链中的重要一环,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息息相关。近年来,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人民银行采取了有针对性的具体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截止至2003年6月末,中小企业贷款余额6.1万亿元,占全部企业贷款余额的51.7%,同比提高了0.7个百分点。中小企业新增贷款6558亿元,占全部企业新增贷款的56.8%,比同期大型企业新增贷款占比高出28.2个百分点。从这组数字不难看出,国有商业银行已经成为中小企业筹资的主要渠道。

(二)建立中小金融机构,尤其是中小民营银行

在金融体制方面,我国银行业经过多年的改革,基本形成了以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银行机构共同发展的局面。为解决城市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也曾建立了大量的城市信用社,但由于信用社本身制度不完善和企业的逃废债现象严重,出现了大量不良贷款。可见,没有制度保障和企业信用意识支撑,组建再多的银行也不能解决问题,而只能加大金融体系的风险。要改变银行在中小企业贷款中的约束条件,必须深化银行改革,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银行。

三、非正式金融部门仍是民营企业解决创业和运作资金的重要渠道

市场体系的基本特征范文6

中国传统市场的水平,相对于西欧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点几乎得到了公认。按照一般的逻辑而言,产业组织应该较早地发展起来。市场的功能不仅能有效地配置资源,还能寻求有效率的专业化水平和分工水平,发现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市场的发展促进产业组织的产生,大体经过如下进程:

市场扩大促进效益提高——促进分工与专业化——交易费用上升——组织出现

交易费用的上升,是由分工与专业化发展的结果,而新的经济组织(包括组织)的产生则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

中国的产业组织在传统成长滞缓,一直困挠学界的“资本主义萌芽”,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企业组织始终停留于萌芽阶段,迟迟不能破土而出。同时,中国的行会组织也一直是弱化的,尤其是手行会。这其中必然存在一种制度性的障碍。因为,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看法,“如果企业不存在,那么就会有一种更强大的趋势使市场在组织上膨胀,并且使更多的交换活动归于其中。”(霍奇逊,1993:216)

是哪些什么环节存在障碍?为什么发达的中国传统市场不能催生出企业等相关经济组织?当然原因是复杂错综的,涉及、文化等各个领域,由于市场与产业组织的高度关联性,本文将就此进行探讨,其他因素则不拟展开。

二、市场与产业组织的产生:制度经济学的观点

企业组织只能在市场中产生,但是否市场发展必然产生企业,市场越发展企业越能从中产生?

科斯(1994)认为,分工经济并非企业经济存在的充分条件;只有当企业制度能节省交易费用时,它才能替代市场。这一观点由张五常(1996)等人进一步发展。企业就是用劳动市场替代产品市场。诺思(1994:230-231)说,既然科层组织的纵向一体化意味着要以要素市场替代产品市场,那么,一个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将是组织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费用。

钱德勒(1977:7;11)认为,过去通过市场配置的资源与产品可由企业来实现。“通过将生产单位与采购、分配单位几方面的行政管理相结合的办法,可以减少获取市场和货源信息所需的费用。更重要的是,众多单位的一体化,允许货物从一个单位向另一个单位的流动,能够通过行政管理进行协调而达成。”此外,行政协调所导致的节约,比起较低的信息与交易费用所引起的节约,更为巨大。“当管理体系能够比市场机制更加有效地操纵和协调许多业务单位的活动时,这种机构(即近代企业)就应运而生了。”

杨小凯(1999:222)的数理推论表明,如果存在分工经济而又没有交易费用,则分工可以通过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市场来组织,并不需要企业制度。但是,如果存在分工经济,又有交易费用,则自由市场便能在其间寻求最有效率的交易组织结构。最终产品生产与中间产品生产间的分工经济是企业经济存在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如果分工经济超过交易费用,而且中间产品交易中的交易效率,比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中的交易效率低,则存在企业经济。杨小凯(1999:411-412)还认为,“企业产生的必要且充分的条件是:最终产品生产和中间产品生产的分工,以及交换某种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低于受雇生产该中间产品的劳动交易。当企业因分工而产生时,能避免对交易效率最低的活动直接定价的剩余权结构将在市场上占有优势。”这里,劳动与相关生产品在交易效率上的判别对企业的产生是必要的。

三、中国传统市场中的产业组织:制度性障碍?

无论企业组织,还是行会组织,都是与市场紧密相关的。它们都不能得到发展,是否意味着市场制度本身对它们的制约?按照制度主义者的观点,企业组织、行会组织,都属于非市场交换,它能降低相关领域的交易成本,并超过市场制度所带来的收益。而企业、行会的弱化,主要原因可能就是它们不能由超过市场本身完成交易所带来的效益,交易成本更高,因而长期受到抑制。企业组织生产出来的产品,如果因为组织本身具有较高的成本,那么其产品的成本也就会高。

企业组织的交易成本,也就是资本组织劳动力进行生产的成本,可能高于通过市场体系获得商品的成本。也就是说,市场的发育阻碍了企业组织的萌生。这种观点看似是矛盾的,实则是可以合乎逻辑的。在特定的条件下的经济制度中,是可能成立的。已有一些实证的成果可以作为的基础。

伊懋可(Elvin,1973)分析明清中国棉纺织业缺乏技术进步的三大原因,其中之一是,中国商业发达,市场机制比较完善,棉布商人无需直接卷入生产就可以顺利得到大量棉布,因此,把资本作为流动资本来使用,比起投放生产更为有利,因而商业资本很少转化为工业资本。

罗友枝(E.S.Rawski,1990)考察了19世纪晚期中国糖、茶、丝的出口,认为它们“未能适应世界市场的国际竞争,根源于中国市场结构,确切地说,根源于市场的过度竞争。”“竞争市场,本应是传统经济渡过危机、对市场变化做出敏捷反应的有效机制,在中国却成为工业化、生产管理与大规模企业等发展进程的因素。”

弗兰克(2000)分析中国衰落的原因时说,恰恰是中国过于繁荣,人口持续增长,导致了“高水平平衡陷阱”,人口增加,资源减少,人力资本便宜,工商业不再有技术创新的冲动,最终使中国失去了转化的契机。

关于市场与产业组织的关系,迄今为止以吴承明先生(1985:27)的一段论述是最为深入而具体,同时也是最引人思索的。在谈到明清工场手工业时,他指出,工场手工业的劳动分工,明清时期不能和欧洲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情形相比。这其中有一种情况是,由于场外分工发达,场内分工反而简化。如景德镇和广东石湾的陶瓷业,即因过份专业化,窑、作、行、店林立,互为分工协作关系,其工场手工业的规模反而十分可怜。清代苏州的丝织业,也因一些工种独立成行,由织户临时雇请,原来工场手工业的迹象反而消失。吴老揭示的这一有趣现象耐人寻思。

四、传统市场的结构特征与交易效率:中国与西欧的差异

中国传统市场形成了等级体系,这是基于个体小生产者市场主体行为特征的市场结构,也与行政等级体系相辅相成。细密的,将分散的细小的个体小生产者卷入市场体系之中,并通过有效的价格传递,组织各地的商品集中与分销。在这种市场体系中的商品,由于小农与小生产者的低生产成本,以及市场体系本身有效地传递价格信号、运输成本的低廉,商品总的成本较低。

中国传统市场的效率,从纸币的行用可以得到反映。贱金属货币在中国的长期流通,是因为大量的城乡小生产者活跃于市场,分散的、细碎的交易主导着市场。(龙登高,1996)但市场的扩展,又受到贱金属货币的制约,因此创造出纸币来适应之。北宋四川的富户、南宋徽州商人都曾联合发行交子。令人不解的是,金银等贵金属却仍然没有在货币体系中成长起来,即使到了明清时期,白银成为主币,黄金在货币体系中的作用仍很有限。人们不使用贵金属货币,而别出心裁地发明纸币,可以说是通过制度创新来适应市场体系的基本特征,并使之富有效率。

西欧中世纪的庄园内,农民的生产与生活依赖于农奴主,农奴的谷物得堆放在领主的磨坊里;在法国,庄园的烘炉和榨汁机都是领主的专利品。农奴可以被推举为采邑的管事或担任管理庄园乡村经济的庄头。4-6头牛的一组犁在当时任何一户家庭都是大得供不起的一项实物资本投资。即使在市场交易上也是如此,周市就是由领主组织的庄园内部的交易。每年一个月的大型市集有利于远距离贸易,但与一般农户的联系有限。

在新兴工商业阶层中,则有严密的行会行使相似的职能,组织工商业者进行生产与交换,通过非市场化手段降低了交易成本。专业化逐渐硬化为职业行会。 行会会员所能做的工作越是有限和专门,它出售其商品的市场区域范围便越大。高度专业化的行会,如佛莱芒的纺织,各道工序加以细分,并成为各自独立的行业。这一广泛的分工如此有效,以致佛莱芒的织物充斥各地,将整个欧洲的价格压下。庄园、行会,为后来的企业组织提供了制度惯例。

庄园的作用、行会的作用,在中国都由市场来执行了。例如,它们集中众多商品的职能,由市场等级体系逐级集散商品来完成,它们规定价格与传递信号的职能,在中国也由市场等级网络来完成了。中国的行会,没有渗透到生产环节与销售环节,只是协调行业成员与政府的关系,也协调成员之间的关系。

杨小凯(1999)通过数理分析得出命题如下:若系统中的基本元素数目并非微不足道,则层系更有效率。最优层系的相对效率随基本元素的增加而提高。如果层次数很大,则人们可以通过附近的小城镇与邻人交易,通过大城市和其他中等城市与较远的生产——消费者交易。这就是说,层次数大能减小贸易伙伴的平均距离。如果生产中的分工足够发达和/或城市规模经济及交易效率足够低,则一个城市系统是多中心层系。否则,它就是单中心层系。具体的分析有待实证,但大致可以说,西欧中世纪是多中心层系,而中国传统市场是单中心层系,那么,二者在分工的水平、城市规模经济及交易效率方面是各有特色的。

西欧的市场结构,与传统中国有较大差异。(龙登高:1992)这种差异似乎可验证上引杨小凯(1999)的命题。西欧没有形成传统中国的市场等级体系,可以说是“多中心层系”。与中国相比,其市场网络没有那么细密,个体农户与市场的联系没有那么密切,城市经济规模似乎也要略逊一筹,交易效率整体而言也要低一些。但与市场相关联的生产中的分工却要发达一些。通过各地每年一个月的市集,各庄园之间,以行会来组织的工商业城市之间,大规模的商品流通引人注目。

五、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

或谓中国缺乏强劲的技术革新来带动制度创新,尤其是没有出现工业革命,这里的关键问题其实应该是,技术创新是怎样产生的。诺思(1994)在谈到工业革命时认为,一系列制度方面的变化为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市场规模的扩大引起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进而引起了交易费用的增加;交易费用的增加导致了资源的浪费,也说明原有的经济组织出现了不适应性,迫使经济组织发生变更。保尔芒图(1983:387)也指出,产业革命的特点就是资本的集中和大企业的形成。资本集中在某种程度上是先于技术发明的,近代大工业只不过加速并完成了一个早已开始了的演变布局。诺思(1999)的中心论点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可见,制度变迁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各国的工业革命,几乎都是发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此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和存在于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力水平之上,并长达200多年。

单纯的技术发明不一定能带来技术革命,它需要特定的外部条件与之配合;它更不一定能推动制度创新,而往往是制度创新为技术创新铺路。甚至技术发明并不一定会受到欢迎。英国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肇始梭,但其发明者约翰凯的命运很悲惨,织工们控诉他想剥夺织工们的生计,制造商们拒绝他所要求的使用费用而起诉他,他只得四处逃难,到法国去了。飞梭及其发明者的命运,相对于中国一些发明来说要幸运得多。清初戴梓发明的火器“连珠铳”,一次可填发28发子弹,又造出蟠肠枪和威远将军炮,但以“骑射乃满洲根本”的清王朝,忌惮削弱八旗军的传统与优势,不予采用,还将他发配充军。这是技术发明受到制度制约而窒息的典型事例。

一个行业及相关行业中的各个工序,在长期的演进过程中形成互动的整体节奏,某一技术的改进会打破共同的节奏;或者相反,某一技术改进不能为这一共同节奏所容纳,最终只能自动退出。18世纪英国阿克莱发明的水力纺纱机,成功地加快了纺与织的产业节奏。但14世纪出现的类似发明水转大纺车在元代中国却昙花一现(李伯重,1987),未能打破当时麻纺织业及后来棉纺织业的生产节奏,相反自身消失了。元代出现的三锭纺车,至明清也未能取代单锭纺车。“纺”这一环节的技术革新,在中国不止一次夭折了,它不仅未能带动“织”环节的相应改进,反而不能不回复原有的纺与织的节奏。可见,技术的使用、推广,是由市场与的需求来决定的,如果缺乏这种需求,或者说需求微弱,它将难以推广和普及,并在普及过程中不断完善。英国棉纺织业则从“纺”的技术创新开始,成功地带动了整个纺织业的技术革命。

英国棉纺业直到17世纪才自印度传入,毛织业这一传统工业则历史悠久得多。但工业革命发生在棉纺织业。保尔芒图(1983)分析道,一个没有传统的新工业,未被墨守陈规的传统所束缚,它处在那些阻止或延缓技术进步的法规之外,它好象是一种对发明和各种创举开放的试验场地。毛纺织业则太保守了,受到特权的保护,所以不能通过技术革新来自行完成自己的变革。英国毛纺织业技术创新的迟滞,正是形成了制度经济学所说的路径依赖,导致创新受阻。

正如英国的毛纺织业,明清中国的棉纺织业从生产到市场都已形成成熟的体系。在这个传统产业中,某一环节的技术发明,因为它的使用会引起整个产业体系其他环节的相应变化,也就是说必须改变整个产业系统才能使技术发明得到广泛的,对于已经形成路径依赖的传统产业来说,这种发明是力所不及的。因此某种技术革新不仅未能带整个产业体系的变化,相反自身要受到这个产业体系的制约。

六、交易费用与产业组织

假如一个资本所有者要创办一个,他将必须支付如下费用:1)土地成本,2)劳动力成本,3)组织管理费用等等。

西欧一些企业,或专业化生产的规模体,是由庄园演进而来。在西欧的庄园中,土地是不进入市场的,而劳动力依附于庄园主,因此1)、2)两方面的交易费用不会提高。至于3),西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集来组织商品流通,它适合于大额商品的流通。规模经济所产生的规模效应,在这种市场体系中具有优势。因此,领主组织园内的劳动力从事专业化商品生产,此时在内生交易费用方面并没有太多的改变。而的地主,要把分散的个体的农民组织起来生产,要在高地租的土地上建立大型工场,内生交易成本要大得多。

产业组织的产生,还是商人资本渗入生产领域的结果。商人资本渗入生产领域并转化为产业资本,大体经历如下过程:

商人资本——包买商品——提供原料——提供工具——开设生产场所——完全雇佣

商人资本所关心的是买卖的差价及由此带来的商业利润。正是为了增加买卖差价,为了占有市场卖出高价,他们才包买小生产者的产品,为了在买进价格上实现节省,他们才掌握原料,继而掌握设备,乃至厂房。通过资本对产业的组织与管理,他们试图降低市场与分工的扩大所引起的交易费用的上升,也就是说,通过对市场的替代,来减少交易费用。

在中国传统,土地市场活跃,地价高昂,建造厂房所耗1)土地成本高。劳动力在家庭中使用是不计成本的,但当他为人雇佣时,就不同了,起码得支付能够维持生活的工资。劳动力市场广泛存在,但这种劳动力,往往是季节性劳动力或者是具有一定生产工具的劳动力,转化为自由雇佣劳动力难度大一些。中国的个体小农家庭经济具有很强的韧性,个体家庭经济很容易复原,劳动力一旦具备一定的条件,就可以租佃土地恢复个体农耕生产。而西欧的农奴,因为在生产上依赖于庄园主,一旦从庄园中分溢出来,很难进行个体生产,常常被迫进入工商业。因此2)企业来组织劳动力成本不低。至于3)组织管理费用,也就是规模经济所产生的单位产品成本减少,由于市场体系适合于个体小生产者,在原料购买与产品销售等方面,产业组织较之小生产者,将难以形成比较优势。

产业组织,因为购买土地、劳动力等方面的交易费用,自身管理的交易费用,不能抵偿市场的交易费用,产业组织难以替代市场。另一方面,交易费用的增加,分摊到众多的个体小生产者身上而得到减小。随着市场的扩大,信息在日益众多的人中间传播,平均每个商人的交易成本也下降了,信息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也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而下降。

在手工,中国的个体家庭工业,在细密的市场体系下,如鱼得水,能比较便利地得到原料供应与市场销售。其比较优势又得以发挥,以其低成本而优于企业。而企业组织因其内生的交易费用而使成本上升。——当商人能够便捷地从市场中获得低廉的商品供给时,他的资本何必投入高成本的企业自己来组织生产呢?因此,商人地主所获得的资本往往不是流向生产领域,除了流向流通领域外,还竞相流向土地市场,以稳定的地租来替代高风险的商业利润。

在西欧,无论是领主组织庄园内的资源,包括土地与劳动力等,来建立产业组织,还是商人资本通过控制生产过程而转化为产业资本,都以替代市场来降低交易费用。在传统中国,资本控制生产形成的产业组织,由于较高的内生交易费用而举步维艰,适合于市场体系的个体小生产者则具有比较优势;替代市场的产业组织,并不能降低交易费用,甚至还不如直接取之于市场来得便利。

保尔芒图,1983,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中译本。

罗友枝(E.S.Rawski), 1990, Competitive Markets as an Obstacls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s Market Economy in Transition, Edited by Yung-san Lee and Ts’ui-jung Liu, Academic Sinica.

弗兰克,2000,白银资本——重新审视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中译本。

霍奇逊,1993,制度主义学宣言,北京大学出版社中译本。

科斯,1994,的性质,载《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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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思a,1994,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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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德勒,1987,看得见的手,商务印书馆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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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 黄有光,1999,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出版社中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