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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定义范文1
现在我们要明确，只有一个经济学基础理论课程，而不是两个。政治经济学是惟一的经济学基础理论课程，西方经济学是作为吸收、借鉴的部分。西方经济学作为体系，作为学派和学术名著来介绍，我们还是需要的，需要专门的向学生介绍，但是不要突出它。
二、重视指导学生掌握经济问题研究的方法
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方法为实证分析法。那么，教学时，怎样引导学生运用实证法去探讨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呢？
（1）课堂教学时，要从经济学的理论层面切入，引导学生弄清楚经济变量的科学定义。
比如：何为经济学？答案是：经济学是一门专门研究某种社会制度下稀缺资源配置和合理利用稀有缺资源的学科。上述对经济学的简单定义，却蕴含着多层含义：A.因为资源稀缺而引发经济问题，如果资源丰富，经济学则没有产生的土壤；B.由于资源的稀缺带来了两大经济问题，即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问题，由此引导学生去了解和掌握这两个基本问题；C.解决经济问题与基本经济制度有关，不同的制度之下，解决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的方式是不同的，这样引导学生去了解有哪些类型的制度及其特点；D.经济学是一门专门研究稀缺资源配置和科学利用稀缺资源的学科，学生一旦了解了经济学的上述基本定义，就会激发其了解经济学产生、发展、演变等过程的欲望。
（2）教学时，注意设置假设条件。
假设是理论产生的土壤，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假设，理论就不可能成立，至少不能完全成立。在此前的学习过程中，学生大都习惯于接受前人的研究成果，满足于记忆现成的答案，却茫然不知假设的重要性。所以，高等职业学院的教师在教授经济学课程之前，可以引导学生思考下列问题：三角型的三个内角和是多少度？因为这是小学生都能迅速准确回答的问题，所以，高等职业学院的很多学生对自己的大学教师提出这样简单的问题深感迷惑，因而往往不敢直接回答，而是在思考。如此，教师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事实上，180度是有条件的，即平面上）。通过与过去知识的联系可以让学生意识到，学经济学不是背概念、原理或结论的。
（3）关注理论的表述方法。
一般来说，经济理论可以用文字、表格、图形或函数关系来表述。在既往的学习中，数学与经济等理论是分离的，也许一个学生数学学得很好，但对于经济他可能不太清楚。比如，曲线的斜率表示什么？它表示不同变量变化之间的关系，正斜率越大，表明横坐标的变化比纵坐标的变化速率要慢，即横坐标的变化对纵坐标的变化不够敏感，或者说是缺乏弹性的。教师可让学生回忆自己所学的数学知识，并对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诸多变量之间的关系产生联想，从而创造性地用几何方法分析更多的经济问题。
三、改造教材
目前，高等职业学院现有的教材，既要构建经济学基础理论，又要借鉴经济学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和马克主义理论研究成果，这便要求我们适当改造原有的经济学教材。与此同时，我们还要鼓励学者们在下列几个方面的研究：
（1）鼓励众多的理论研究学者从多个层面研究和写作政治经济学教材；
（2）鼓励众多的理论研究学者自选专题研究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的定义范文2
【关键词】经济学；研究对象；职业发展前景
【前言】随着经济建设的全面发展，要求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人才具备极强的综合人文素养。经济学是社会人文科学的重要学科，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深化的新经济时代无论在经济建设方面、生产生活方面都将发挥极大的作用。若想在祖国的建设大业中贡献力量，作为社会主义接班人必须对经济学具有一定的了解和把握。因此，笔者针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职业发展前景”一题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一、经济学概述
（一）经济学概念
经济学（economics）是社会人文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针对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人类为谋求进步所从事种种生产经营活动的特殊本质，以及经济活动中与之相对应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做出的学术研究。经济活动是人类改造自然使得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实践，如：生产、交换、配置、消费等。经济活动必须在一定的经济规律和经济关系中进行，经济关系是指人们在长时间的经济活动实践中产生的交错复杂的关系的总和，在各类经济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发挥最大功能的是生产关系[1]。
（二）经济学发展历程
经济学是与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相生相伴的一门科学。人类文明发展到奴隶社会阶段，经济活动开始产生，这一时期古希腊开始出现经济学萌芽，以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主要代表，针对经济学开始进行系统分析，如色诺芬的《经济论》、亚里士多德的商品交换理论、柏拉图的社会分工理论等。伴随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产生，这一时期经济学出现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针对农业生产进行经济讨论，政治经济学理论成熟；历史的车轮继续前行，19世纪末期开始，资本主义经济学开始发展，这一时期，经济学更加注重对经济现象的讨论和分析，经济学逐渐脱离政治成为独立的知识理论体系，20世纪钟声敲响之际，经济学完全取代了政治经济学，成为了独立学科。一路走来，经济学可谓凝结了无数智慧和汗水，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了杰出力量。
二、经济学研究对象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广泛、涉及领域多元化的学科，伴随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对象呈现动态趋势，若想了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必须以不同的角度分析，以下笔者针对经济学产生根源和经济学形式划分两个方面阐述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一）基于经济学根源
经济学是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一门科学，人类在从事任何经济活动的实践过程中必然应用相应的资源，经济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是人的欲望却是无限的，所以经济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类的欲望之间出现了矛盾，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指导，这种矛盾将是不可调和的。经济学的产生可谓为上述矛盾开出一剂良方。针对经济资源的稀缺性经济学将生产可能性边界、生产效率、生产成本和生产机会作为研究核心。同时，资源稀缺性为经济学带来了四大研究课题：第一，在经济活动中需要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第二，利用多少劳动力、多少成本、什么样的技术进行生产？第三，生产出的产品将会去向何处？第四，在该项生产中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经济价值？根据经济学产生的根源，以上四大问题是其主要研究对象[2]。
（二）基于经济学标准
经济学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划分为不用的部分，如：按照时间标准可以将经济学划分为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按照应用的标准会出现政治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但是最为权威的划分方式是按照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进行区分，按照这一标准经济学可分为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和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两部分。宏观经济学将国民经济总体作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社会总体经济问题以及经济变量的总量是怎么决定与变动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在形式上可以总结为“观林而不观木”，即学科术语中的“bird's eye”。微观经济学是以单个经济单位作为研究对象，是针对个体经济单位行为及经济变量的个量是怎么决定和变化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在形式上可以归纳为“观木而不观林”，即学科术语中的“worm's eye”[3]。
三、经济学职业发展前景
伴随社会的全面进步，经济建设如火如荼的发展，经济学已经成为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学科。因此，经济学的职业发展前景广阔。首先，研究经济学能够掌握金融相关知识，未来可以在具有商业性质的银行系统进行发展，如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亦可将职业生涯规划方向着眼于金融机构如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第二，经济学研究国民经济总体发展状况，所以就业范畴可以拓展为各类具有经济性质的行政单位，如财政、审计、海关等部门。第三，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研究经济学之后可以从事国际经济与贸易相关方面工作。总而言之，伴随人类文明的发展，经济学在未来的职业发展前景相当可观。
综上所述，文章首先对经济学的定义和发展历程进行了阐述，然后针对论点系统分析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最后根据全新的时代背景和经济发展形势，分析了经济学专业学生的职业发展前景。希望通过本文的讨论，能够引发莘莘学子对经济学的重视，在日常生活中了解经济学原理和知识，能够应用经济学理论解释我们日常生活实践中遇到的经济问题，全面提高自身综合人文素养，做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接班人。
【经济学硕士论文参考文献】：
[1]邱海平，张宇，郑吉伟，等.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2011年）[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12（01）：3-65.
[2]周靖祥.改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深度探析研究与评价之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1（03）：90-107.
政治经济学的定义范文3
关键词：男性不育症；锌；生殖激素
中图分类号：R698+.2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5-0515（2013）6-217-02
男性不育症是人类生殖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生殖内分泌激素与男性的发育、发生及有着密切的关系。锌对性器官和的正常发育十分重要，还影响前列腺结构和功能[1]。2009年9月～2012年9月，我们对210例男性不育症患者在常规体检和分析等检查的同时，进行精浆锌、血清及精浆生殖激素（FSH，LH，T，PRL）检测，旨在探讨精浆锌、血清及精浆生殖激素水平测定，对男性不育症的诊断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男性不育症患者210例，年龄24～40岁，平均28岁（不育组）。身体健康，性生活正常，均为婚后2年以上未育。均进行详细的体格检查。经男性学及配偶妇科学常规检查，均排除生殖器官先天性异常、遗传、内分泌障碍，以及损伤、感染等引起的器质性的病变。同时，以80例健康男子作为对照，年龄23～35岁（对照组），近2年内均有生育史，常规检查正常，无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1.2 标本采集与处理
要求被测对象用方法采集一次射出的全部，并排入清洁、干燥的采样杯中。收集的标本立刻放入37℃水浴中，待完全液化后取混匀lml，离心分离精浆（3000rpm，15min）。去除及其他沉淀物，吸取精浆贮存于-20℃低温冰箱中待测。被测对象在收集的当天上午9时左右抽血，分离血清4～6℃贮存待测。
1.3检测方法
1.3.1常规分析（SemenAnalysis，SA）采用计算机辅助全自动分析仪，检查结果参照WHO的分析标准，以密度≥20×109/L、活动率≥50%、a+b级活动率≥50%为正常值。
1.3.2精浆锌测定 用北京普析MB5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对两组精浆进行测定；
1.3.3生殖激素检测 用德国Roche411电化学发光分析仪检测两组的血清、精浆生殖激素。
1.4 统计学方法
实验数据用X士SD表示，采用t检验，以P
2 结果
2.1 33例无精症和87例少精症患者精浆锌含量为（105±5.71）mg/L，对照组为（139±87.10）mg/L，两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浓度与血清生殖激素FSH、PRL、LH、T的相关性见表1。
表1显示，少精症、无精症患者FSH水平明显升高，与正常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3通过分析精浆激素，血清和精浆激素比值（B/S）。初步得出以下结果，见表2。
表2显示：
2.3.1精浆中FsH含量比较恒定，但在少精症、无精症中FsH的B/s值增高（P
2.3.2精浆LH含量在各组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精浆LH和血浆与精浆LH比值（B/S），各组间无明显筹异。（P>0.05）
2.3.3精浆T含量 在存活率低下症和个月观察生精功能恢复者巾有明显增高，与正常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
3.2.4精浆PRL含量，在少精症、存活率低下症中有明显增高，与正常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
3 讨论
3.1 不孕症患者精浆锌测定的意义
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功能的调节是人类生殖生理活动的关键，任何一个环节有异常都有可能导致男性不育。缺锌影响垂体分泌促性腺激素，可导致减退，数量减少，重者可使生成陷于停止。本实验结果显示，无症组的精浆锌含量与对照组比较有明显降低（P
3.2精浆锌对生殖激素水平的影响
精浆中微量元素锌可以通过干扰垂体分泌促性腺激素，降低性腺功能[2]，甚者影响生殖激素的分泌。我们分析了33例无精症患者的精浆睾酮，发现生精功能损害到不可逆的情况下，精浆睾酮可以降低或者不变；少精症、活率低下症，其精浆PRL浓度高于生育组，并有显著性差异。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初步看出，精浆锌隆低，生精功能障碍，精浆中T、PRL增高。而当功能受损到不可逆程度时，精浆睾酮下降或者不变。因此，精浆锌和生殖激素的测定，在男性生殖生理的研究和评价生育力的方法上可作为一项辅助指标，对男性不育症的诊断具有重要的意义。
3.3精浆生殖激素与血清生殖激素水平的关系
实验结果各组间精浆FSH含量无显著差异，而血清FSH与精浆FSH比值（B/S），在少精症、无精症组有明显增高，与生育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这说明原发性少精症和无精症患者，当功能受到损害时，分泌的抑制素减少，反馈作用降低，垂体分泌FSH增加，使血液FSH浓度上升。
参考文献：
政治经济学的定义范文4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经验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即政治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运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主权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主权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0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②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 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③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④。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霸权稳定论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就是这种必然的霸权稳定与衰落的循环往复,不论技术水平的发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弱都不会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这种特点。因此,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宿命论的成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19世纪以来英国霸权兴衰的经验基础上的,并且结合美国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历加以实证。不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各种假定,还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种假定都充斥着经验实证主义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⑤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性行为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外围)、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外围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外围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着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⑨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⑩
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 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 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 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 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三、结 语
以上以方法论标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了概述,但这里必须强调,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上述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着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学者如吉尔平和斯特兰奇强调他/她的理论是用一种折中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或其中的一些问题。这说明,他们都认识到用某一种方法论来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只能适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两种方法论彼此互补与折中,来更深入地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斯特兰奇就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与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间,无所谓正确与谬误之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如同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样,可以兼容这两种方法”。 的确,在吉尔平这样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中也能发现一些历史主义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兰奇的理论中也能找到经验实证的成分,只是他们的理论在整体上更典型地体现出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而已。
注 释:
①这可以从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把他近来研究国际范围的政治经济学着作(2001年)取名为“全球政治经济学”中体现出来,1987年吉尔平将其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着作命名为“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吉尔平的这两本着作: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Global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Universi tyPress,2001
②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有另一种分类,即以意识形态来分类,分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从这一角度来概述国际政治经济学可参见李滨、姚鸿《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学术渊源与当代代表》,《欧洲》1999年第5期。
③我在叙述霸权稳定论时主要依据的是Gilpin,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pter3和GlobalPoliticalE conomy,chapter4中的相关内容。
④这一定义来自克拉斯纳,见StephenKrasner,InternationalRegim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p 2
⑤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
⑥这些人物的有关着述详见大卫·鲍德温《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关于基欧汉的新制度自由主义的这种进化主义及其特征的分析详见AndresHasencleveretal ,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gim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p 39-41
⑧这里作者所用的沃勒斯坦的着作是:现代世界体系(一至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ImmanuelWallerstein,“TheRiseandFutureDemiseoftheWorldCapitalistSystem”,inImmanuel Wallersteined ,TheCapitalistWorldEconom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
⑨RobertCox,“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inRobertKeohaneed ,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 220
⑩以上考克斯理论阐述主要依据下列考克斯的论着:“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op cit;andProduction,PowerandWorldOrder,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7
11. SusanStrange:StateandMarket,London:PrinterPublishers,1994(2nded ),pp 23-42
12.StateandMarket,pp 23-32
13. S Strange,“AnEclecticApproach”,inThe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ed byC MurphyandR Tooze,Boulder:Col ,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1,pp 39-40
政治经济学的定义范文5
关键词：科学性；中国经济学；经邦济世
经济学被誉为社会科学门类中的皇冠，其在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上更接近于自然科学，尤其接近于作为科学典范的牛顿物理学的研究范式。在20世纪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并没有太大差异。但是，凯恩斯的《通论》和后续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以及阿罗、德布鲁、萨缪尔森等人的综合性工作开创了利用数学工具来进行经济研究的新境界，主流经济学在数理建模、计量经济等迅速完善的工具的辅助下突飞猛进。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发展最快的一门学科，灿若明珠，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开设更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接近于自然科学的学科。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学与西方在理论经济学、实证方法等方面的研究相差甚远，经过30年来的学术交流、学术引进等活动逐渐逼近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前沿。
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上，需要注意两方面问题。一是关于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应当具有的作用和地位的认识问题；二是中国的经济学的发展和定位问题。
经济学在萌芽之初的作用十分狭隘，在古希腊时期的根本意义主要集中于贵族和平民家庭的经营问题上，后来发展为城邦经济的研究，直到国家成型才开始将政治作为基本出发点来研究“政治经济”。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实际是从18世纪中期的法国重农学派兴起才开始的。从“政治经济学”的字面表述可以看出，经济学的主要目标是为了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政治意义上的智慧和知识，而政府在进行决策的时候采取的策略更接近于艺术，而非科学。1932年，罗宾斯对经济学的定义使得科学性在经济学研究中的要求以数学表述的形式确定下来，数理建模逐渐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关于学科的科学性曾经产生过许多经济学哲学、方面的探讨和争论，经济学是否应当向自然科学的科学标准靠拢的问题到今天依然没有明确的答案。牛顿物理学作为研究程序和范式方面的科学典范作为一个极端，其他学科在科学性方面并没有呈现出一致性，相反却表现出对牛顿物理学的不同程度的偏离。如果牛顿物理学作为最“硬”（solid）的科学学科，那么其他学科认为具有一定程度的“软”（soft）科学的性质，如生物学、经济学，而人文与艺术作为另一个极端则表现出最“软”的性质。这种学科体系是由于各学科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的不同造成的，生物学由于其研究的不可逆转性和在种群范围内的不可试验性而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软科学性，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个人以及由个人组成的各种规模、范围的团体以至社会的经济活动，更加上现实中经济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政治活动的联系又造成了巨大的不确定性，经济学相对于生物学也表现出软科学的性质。这些特点决定了经济学研究不可能照搬牛顿物理学的机械论观点，将个人作为社会机器中的齿轮来研究。如果强行采用纯科学（pure science）的标准来要求经济学研究，那么经济学在精确性和现实性之间的天平将过度偏向前者以至于失掉了对现实经济的解释力。
我们对经济学及其他学科的研究，根本目的是为了理解现实世界，发现世界运行的基本规律，进而扩展人类的活动范围、增加有效率的活动手段，最终减少人类生活面临的不确定性、提高生活质量。因此，无论哪个学科的知识创造和积累都必须立足于现实经验，即使学科本身具有非常高的演绎性，在对人类生活的意义上也必须与现实经验相合，否则在学科发展历史上便不可能具有立足之地。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满足这个要求，即将经济理论和各种实证的经济研究与中国经济、世界经济的现实相结合。中国正处于转轨时期，对这样一个庞大且相对欠发达的经济体而言，“经济”二字所涵指的“经邦济世”的意义正是合适的。
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传统的客观价值论的政治经济学，二是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主的主观价值论经济学，其中后者的迅速引进和人才的大规模培养、引进逐渐成为国内经济学研究的主流。然而，比较主流经济学研究在中西之间的差异可以看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研究相对单调，更多偏向于技术和文献导向，而西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微观机制方面，以机制设计、评价和问题的发现、分析为主，技术和文献的研究为辅。此外，西方经济学界除了主流经济学之外还有几种重要的经济学流派，如奥地利学派等注重思辨的政治经济学派，演化经济学派等注重学科融合的新经济学流派等，这为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新思想和新的研究方法。
现阶段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过程中出现许多问题，将中国经济学发展方向从技术和文献导向转为问题导向是对中国经济学界的必然要求。仅仅从技术应用和文献总结方面进行的经济学研究无法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现实提供支持和指导，只有从中国经济现实经验出发，考虑中国的特定经济、政治制度环境来进行研究才能得出有意义的成果。
从经济理论的一般性而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理论大部分建立在一般均衡框架内，以价格体系的均衡作为核心来分析资源的效率配置，并对相应福利水平进行测度。近年来动态分析方法的盛行虽然将时间和不确定性的因素加入进来，但并没有对原有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拓展，只能看作是在原有分析框架内进行的数理模型的创新。现在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核心依然是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这对在中国经济研究中的应用造成了很大的限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价格的“双轨制”改革，努力进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但从总体上来看，经济活动中有许多关键价格依然处于管制之下，且缺乏明确、透明的价格管制规则。对基础价格的扰乱导致整个价格体系的大范围不确定性，是主流经济理论应用上面临的最大阻碍。因此，中国经济问题必须在转型经济特定环境中进行研究，对微观问题以及以微观分析为基础的宏观问题分析必须要将特定的制度约束作为理论分析的假设条件。这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出了挑战，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契机。
西方主流经济学虽然在二战之后发展很快，在技术工具和分析方法上也进行了大范围的创新，但从整体上来说仍不成熟。经济学研究可以采用的方法是多元的，数理模型、计量实证等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国内对数据的搜集、整理和分析能力相对于西方发达经济体而言存在大量的不足，完全依靠精确性标准来进行研究不仅得不出建设性的结论，而且有可能得出与现实相悖的认识导致错误决策。现实中数据来源的准确性、可信性等存在问题，而现代经济过程中政府、企业等经济相关主体对数据又存在很大的需求。在此压力下，国内经验统计数据方面的建设必定会有所发展。换个角度来看，如何在数据不足或不可获得的情况下进行经济学研究又为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方法的创新提供了压力和动力。国外文献对中国经济的研究上已经出现了许多尝试性的方法创新，而国内在这方面的发展则相对落后。
21世纪初的10年，世界经济增长极发生转变，新兴经济体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全球经济将进入“双速增长”时期。相对于其他转型经济体而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绩效尤为突出，这也使得中国经济成为全世界经济体中十分特别的研究对象。中央政府发起的改革开放以及地方政府自主进行的大规模经济试验是转型过程中最突出的特点；中国广阔的疆域、久远的历史和庞大的人口也使得中国不同地域的经济活动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经济体曾经表现出如此的复杂性，也从来没有一个经济体经历过如此大范围的有意识的经济试验。对于经济学整个学科的发展而言，这也是少有的实验机会。
政治经济学的定义范文6
关键词：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的一致；从后思索法；资本批判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10-0066-04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马克思在其经济学手稿、特别是在其《资本论》的叙述中运用的重要方法。对此方法，学者们在其论著中虽多有提及，但深究其确切所指、细致剖析其内容者甚少，且大家的理解确有很大差异，因而尚有辨析的必要。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中对此方法谈得最详细，所以，我们的辨析就从对《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文本解剖开始。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分篇构想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中心议题是说明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分篇构想及其理由。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文末，马克思这样来阐述“分篇构想”：“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
“分篇构想”之前的所有论述。可以视为马克思对于自己为什么这样来分篇的说明。马克思着重说明了如下两点：第一，不能从具体开始，只能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第二，经济范畴的排列，不能依据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而应依据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结构中所处的地位。“第一”是说明把“（1）”放在最前面来阐述的缘由；“第二”可以用于论证：为何把“土地所有制”放在“资本”之后。
先说第一点。马克思认为，从人口等“具体”开始是错误的，因为：“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这一错误的逻辑却是思想史曾经存在的事实：17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不过，错误逻辑的结果，却可以成为正确逻辑的起点：“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才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因为“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
关于第二点，马克思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接下来，马克思说明了“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的“普照的光”的差别：在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工业、城市、资本从属于耕作、乡村、土地所有制：而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情况则相反——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所以，剖析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从地租开始，从土地所有制开始”是最错误不过的了——必须把资本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
二、“逻辑与历史的一致”
在谈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时，马克思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比较简单的范畴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以前是否也有一种独立的历史存在或自然存在呢？对此，马克思作了肯定的回答：“在资本存在之前，银行存在之前，雇佣劳动等等存在之前，货币能够存在，而且在历史上存在过。因此，从这一方面看来，可以说，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马克思在此谈及的思想被学者们概括为“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它的准确内涵是：在历史上，比较简单的范畴所表现的关系存在于比较具体的范畴所表现的关系之前：正确的叙述逻辑是，从比较简单的范畴上升到比较复杂（具体）的范畴；因而，理论叙述的先后顺序与经济学范畴所表现的关系在历史上出现的先后顺序是一致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对此，马克思先后以货币和劳动为例进行说明。
货币在资本之前存在，但它在前资本主义条件下从来没有掌握劳动的整个领域，它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才获得了“充分发展”，即只有在最发达的社会状态下才表现出它的充分的力量。而劳动，马克思认为，劳动过程作为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是人类生活的自然必然性，是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而与它的任何社会形式无关。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在此马克思想表达的意思有三个层次：第一，劳动贯穿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劳动一般”是“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第二，在“前现代社会”，人们往往终生、甚至祖祖辈辈从事某种（至多是极其有限的某几种）劳动；只有在“现代”社会，劳动才获得了充分发展，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因而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在此意义上，“劳动一般”，只有在“最现代的”社会形式下，“才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第三，在“前现代社会”，劳动往往只是在其特殊形式（比如农业劳动）上被考察。创造财富的劳动通常被认为是同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只有在“现代”社会，人们才对任何种类的劳动同样看待，“劳动”、“劳动一般”“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
马克思在这里谈及的思想同样是“逻辑与历史的一致”：经济思想的成熟程度取决于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程度；只有劳动在“社会现实”中成为“无差别的”，经济学才把任何种类的劳动同样看待，“劳动一般”才“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这其中承载着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主义逻辑。
三、猴体与人体——“从后思索法”
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具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它是借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的；其中一部分“残片和因素”是还未克服的遗物，得以继续存留（比如地产、地租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存留）。原来还只是“征兆”的东西的另一部分“残片和因素”，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比如货币在资产阶级社会才得到了“充分发展”，才具有了“充分意义”）；只有认识了“征兆”在其中得以充分发展的“资产阶级经济”才能理解上述“征兆”（比如，在“现代”条件下，才能揭示“货币”的秘密），从而也才能理解“古代经济”。在此意义上——也只有在此意义上——“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这就是我国学者口中经常谈论的（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在我看来，这一方法只不过是在提醒人们：有必要站在历史发展的最高处，“俯瞰”较为低级的历史进程。对于这一方法，马克思还有两点非常重要、却较少被人提及的补充说明：首先，不能把“人体”与“猴体”等同起来，否则，就会像“经济学家”那样“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其次，“人体”只有在进行“自我批判”的基础上，才能理解“猴体”，才能避免对于“猴体”的片面理解。在此意义上，只有跳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狭隘眼界，才能理解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也是“片面”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中所说的“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的论断，往往被我国的研究者们解释成马克思对“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说明。其实，这里的“地租”、“土地所有制”都不是前资本主义的（因而它们不是与“资本”这一“人体”相比较而言的“猴体”），乃是特指“资本主义的地租”、“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用资本来说明“资本主义的地租”、“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只不过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逻辑的要求。另外，还需提醒人们注意的是。抽象和具体的关系，不能与猴体（低级）和人体（高级）的关系等同地看待。比如，资本（具体）在一定意义可以说内在地包含商品（抽象），但资本主义生产（高级）并不能完全地包含封建的生产（低级）。
仰海峰教授在谈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时指出：如果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可以用物质生产逻辑来加以说明的话，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逻辑只有在资本逻辑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说明；我们不可能把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简单地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只有从资本逻辑出发，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要理解生产逻辑，先要理解资本逻辑，这是资本逻辑统摄地位的确立。对此，我想说明以下几点：第一，前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可以简单地用物质生产逻辑来加以说明。马克思有云：“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第二，“在资本逻辑的基础上”说明生产逻辑，只有在“资本逻辑是生产逻辑的充分发展”的意义上，亦即马克思所说的“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这一意义上才是正确的；而且，能够在“资本逻辑”的基础上谈论的“生产逻辑”已不是生产逻辑一般。而是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第三，所谓“生产逻辑的局限”也只应理解为“抽象”（生产一般）之于说明“具体”（资本）的不充分性——正因为不充分，才需要“上升”，亦即需要说明“抽象”历史地“获得”和“叠加”的“社会形式规定性”。第四，“在……基础（高度）上理解”不能混同于“用……来理解（解释）”—科学的方法只能用“抽象”来解释“具体”，而不能反过来！（比如，只有在货币不仅是“作为货币的货币”、而且是“作为资本的货币”的“现代”条件下，才能揭示“货币”的秘密，但这并不意味着是，在逻辑的叙述上，先剖析资本，才能理解货币。逻辑叙述上，思维进程上，必须用货币、使货币发生“增殖”的社会关系来说明“资本”。）第五，生产逻辑（抽象）与资本逻辑（具体）并非“猴体”（低级）与“人体”（高级）的关系，资本逻辑对于生产逻辑的“统摄”，只是在理解为“内在地包含”（而不是“外在地支配”）时才是正确的。
四、马克思的实际叙述并不只限于“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
还有一个需要追问的重要问题是：马克思在自己著作中运用的叙述方法是否仅限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中，马克思认为，通过分析“人口”这个“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可以“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对此，马克思以“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来描述。而后。思维的行程又从“最简单的规定”开始“回过头来”，最后再回到人口。此时，“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对此，马克思称之为“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马克思认为，剖析资产阶级社会从“人口”开始是错误的，但这是否意味着对“人口”这一“完整的表象”进行分析是错误的？不是的。《资本论》就运用了“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的叙述逻辑。我们以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为例对之进行说明。
马克思是以“商品”为起点开始《资本论》的叙述的。但作为《资本论》的叙述起点的并不是“商品”概念。马克思首先是把“商品”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对其“现象形态”进行分析。就“商品”呈现给人们的“现象形态”而言，它就已经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统一体——这也是“事实”。对这一“事实”进行“分析”的方法是，把构成“统一体”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提取”出来分别进行考察。并指出二者的差别（即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尤其是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暂时“撇开”，着重分析它作为“劳动产品”这一属性，从而“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商品价值”、“价值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等被“分析”出来了。接着，马克思考察了商品的二因素与劳动的二重性的关系，尤其是考察生产商品的私人劳动所取得的“二重的社会性质”，结果发现：商品不仅是“单纯作为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这样一种很简单很平凡的东西，而且同时又是“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的东西。从而，商品就作为“融合”了平凡的自然物和神秘的社会形式的“二重物”得到了初步的把握。此时，思维、叙述的进程才走到了初步的商品概念。至此，我们可以明了：在达至商品概念的进程中，马克思不仅运用了“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这一“综合”方法，而且是首先运用了“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这一“分析”方法。
马克思对“资本”的考察也是如此。马克思首先是在其“实现了增殖的一定量的货币”这一现象形态上展开自己的分析的。他追问的是：这里的“增殖”是如何发生的？在相继排除了三种可能之后，马克思“找到”了“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于是，“资本”作为“实现了增殖的一定量的货币”就被置于一定的“关系”——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之中了。此时，通过货币与“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综合，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的“资本（一般）”概念。
由此可知，《资本论》综合运用了“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和“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的叙述逻辑，马克思在自己著作中运用的叙述方法并不只限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五、对“从抽象升到具体”的方法本身的几点补充说明
第一，马克思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一种唯物主义的方法。与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正相反，唯物主义者马克思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明白了这一点，就不会像有些学者那样，把这里的“上升”过程理解为经济学范畴的自我展开或先验演绎过程。
第二，两种不同的“上升”。从“商品”到“货币”的“上升”，不同于从“货币”到“资本”的“上升”。前者是事物内在矛盾的必然发展的产物——由“商品”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货币”从“商品”中的“分离”。后者的必然性应该到“封建社会”的“母体”中去寻找，而不应从“货币”中去寻找。由“货币”的所谓“内在矛盾”是推不出“资本”的，“资本”是一系列历史变革、一系列陈旧的生产方式的灭亡的产物。
第三，该方法有非常广泛的运用。马克思的这一方法通常被理解为“从商品上升到货币，再从货币上升到资本”的方法。这种理解是正确的，但还只是一个总的、一般的说法。实际上这一方法至少还应包括“从劳动产品上升到商品”、“从劳动过程到价值形成过程，再到价值增殖过程”、“从剩余劳动一般到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从剩余价值到利润、利息、地租等具体形式”，等等。
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与马克思的资本批判
所谓“批判”，就是考察一事物之为这一事物的独特性所在，考察它的存在条件、历史起源和历史命运。因而，所谓“资本批判”，就是考察“资本”区别于其他生产方式的特性，考察“资本”得以存在的前提，考察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的历史暂时性质。
“货币”之“转化”为“资本”，是以“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为前提的——只有在“资本一雇佣劳动”的“关系”中，“货币”才是“资本”，同时“劳动”也才是“雇佣劳动”。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在其本质上，就是使“劳动”成为“雇佣劳动”的过程，也就是使“劳动者”从原有的“关系”“解放”出来（使其“自由”）。同时又使其不得不被“雇佣”（使其出卖“劳动力”）的过程。“资本”，是“物”所获得的独特“社会形式”。这一“社会形式”可以“历史地获得”，同样也可以“历史地失去”。而且，由于“资本”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的发展，会达到这样的程度：“剥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这就是“资本”的历史暂时性。
众所周知，马克思是运用“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展开其“资本批判”的。之所以必须如此，乃是因为：要说明“资本”须先说明“货币”，要说明“货币”须先说明“商品”，而说明“商品”须拿它与“劳动产品”进行比较、参照。所以，“资本批判”的“叙述逻辑”就成了从“抽象”（劳动产品）到“具体”（商品-货币-资本）的“上升”过程。“抽象”在思维中（从而在理论的叙述中）上升为“具体”的过程，“理论地再现”了“物”历史地“获得”和“叠加”一定的“社会形式”（从而获得其“二重性”）这一现实历史过程——“商品”是“劳动产品”获得了一定“社会形式”的产物，“货币”是作为“劳动产品”的金银获得了“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这一“社会形式”的产物，“资本”则是在“货币”的基础上“叠加”了“能够带来剩余价值”这种“社会形式”的产物。“上升”过程的主要理论任务在于。剖析那个能使“抽象”上升为“具体”的独特“社会形式”。因为“上升”过程的主要困难并不在于说明“具体”是“抽象”，而是在于说明“抽象”为何、如何是（成为）“具体”：劳动产品在何种条件下会成为商品（生产商品的劳动的独特社会性质何在）？商品生产的发展为何必然地会分离出货币？“作为货币的货币”在何种条件下才能转化为“作为资本的货币”？剩余价值通过怎样的“社会机制”被必然地分割为利润、利息、地租等具体形式？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⑾⑿⒀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41、41—42、42、48、48—49、43—44、44、44、44—45、46-47、47、29、42页。
⑩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2页。
⒁仰海峰：《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哲学研究》2010年第11期。
⒃所以，当我们说“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体”时，我们只是说出了一个“事实”，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而绝不是在给“商品”下定义。
⒄之所以是“初步的”，乃是因为：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所具有的神秘性质，此时还尚未被“揭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