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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起源范文1
作为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主要流派之一，传播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文化思想为理论基础，在广阔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分析媒介和传播系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关注传播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权力机构对传播活动的控制。传播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北美，后在北美、欧洲、南美等地蓬勃发展，并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入中国大陆。经过二十多年的借鉴和发展，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从单纯的理论引介逐渐向产业分析、社会发展分析等多领域扩展，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
但由于该领域的研究者数量有限且研究主题较为分散，这些理论成果无法建构起一个完整而集中的体系，因而，本文选取了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类期刊自1998年至2013年有代表性的30余篇论文，在“本体研究”“产业研究”和“社会发展研究”的框架下，以作者为单位进行综述，试图对该领域理论成果的总体情况做出梳理和勾勒。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
（一）西方溯源
1.理论引介：起源、发展与反思
传播学作为一门外来学科，其在中国的发展是从西方书籍的翻译和学科理论的引介开始的。相较于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在中国的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其书籍翻译和理论引介相对较少。
李琨是最早关注该学派的学者之一，他指出，传播媒介向新型大工业的发展、国家政权的参与以及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的不平等和“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研究焦点；宏观的研究方法、批判性和对现实的关注是其研究特点；在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的竞争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我国把握宏观形势、维护国家利益和推动全人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
郭镇之梳理了传播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宏观的、历史的、能动的和辩证的），并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简要介绍[2]。
刘晓红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初创期，由于研究取向和批判立场与美国当时的学术环境和政治气氛相冲突，该学派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蓬勃发展时期，北美研究硕果累累的同时，欧洲、南美等地也出现了该学派的研究者；反思拓展时期，在结合世界大众传播发展的新形势下深入思考以往的研究课题的同时，反思自身的理论发展并尝试借鉴其他传播批判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探索新的研究方向[3]。
曹晋和赵月枝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指向及其从北美到欧洲的发展脉络，阐述了该学派的人文关怀，即一方面猛烈抨击全球传播产业彻底商业化造成的若干不良后果，另一方面积极投入到媒介改革的社会运动中[4]。
陈世华的研究集中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他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路径， 和西方的批判旨趣，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技术批判，社会学思想传统和北美新闻传播研究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渊源；“我们不自由的传播”是其理论精髓[5-6]。
2.奠基者思想研究：身体力行，将理论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
达拉斯?斯迈思和赫伯特?席勒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以丰富的研究成果为该学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我国学者集中对这两位先驱的生平和传播思想进行了研究。
郭镇之认为达拉斯?斯迈思不仅是一位倾向于的学者，而且是一位将理论研究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的身体力行者。其代表性的观点有“受众商品论”“依附理论”等；其实践贡献体现在积极参与并影响了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运动，并始终关注传播领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7]。
郭镇之还对赫伯特?席勒的生平、著述进行了研究，认为他不仅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而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他的著作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8]。
陈世华在新媒体时代对赫伯特?席勒的传播思想进行了重读，深入细致的分析了他关于“复合媒体和媒介帝国主义”“思想管理者和信息劳动力”“传播与文化宰制”“信息传播与社会危机”的批判思想[9]。
3.同其他流派的比较分析：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与文化研究学派
传播学研究中，结构功能主义学派、批判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间的差异、对抗、借鉴是学者们关注的又一内容。
杨茵娟分析了结构功能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与当时美国社会背景、历史状况及主流社会思潮间的关系，回顾了每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探讨了每个学派存在的缺陷，并寻求三个学派之间对话与沟通的空间[10]。
刘晓红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指出二者的关系经历了短暂共处、尖锐对抗、沟通和借鉴三个不同时期，并分析了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互相借鉴的前提[11]。
黄典林认为，以往对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诸种分歧的讨论多停留在表象的差异，要理解这些分歧需要从根源上把握哲学观的差异。实现两者整合的可能途径是从中间温和立场的交叉地带寻求共识[12]。
（二）本土化进程
1.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舶来品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较短，目前仍处于向国外学习借鉴的阶段，其本土化的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很少，且主要出现在对国外理论进行引介的文章中，如上文所述的李琨、郭镇之等人的文章。
国外，尤其是北美、欧洲的理论框架体系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研究基础之上的，有些甚至带有美国中心主义思想，因而生搬硬套并不能解释和解决我国的问题。下一阶段我们有必要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框架体系，在此基础上解读我国丰富而复杂的传播实践。
2.理论研究的发展
陈卫星论述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使用的重要概念“文化工业”向“文化产业”的转型过程，并分析了这一概念改变所带来的理论方法的充实和对新信息传播技术的产业化过程的新视角、新理论启发和实践形态[13]。高亢思考了新媒体环境下“受众商品论”的作用机理，指出了受众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形成机制，受众商品剩余价值的衍生途径以及商品化过程中“广告商在场”身份的演变[14]。谢进川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实践性进行考察，分析了20世纪以来的媒体改革运动，指出其关注重点在于媒体改革运动的总体性新主张和未来发展可能之探索，而对新媒体关注较少；其对自我起点的过度强调延误了社会实践性的进一步展开；其对优势力量间的演化关系缺乏关注；对新兴转型国家的传播转型研究有待加强[15]。
综上可知，我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方面的重心仍停留在对这一学派整体情况的认知和国外理论框架体系的引介方面，结合本国国情的理论研究仅取得了零星的研究成果，完整的学科体系尚未建立。且在引介国外理论时偏重北美理论的介绍，相对忽视了欧洲、拉美等地的理论发展，未能展示出世界范围内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全貌。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研究
（一）我国传媒业现状分析及发展建议
目前我国占主导地位的媒介研究往往局限于从内容、形式等层面在媒体行业内进行对策性研究，而忽视了媒体所处的宏观政治经济结构及其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开阔的理论视野为媒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批判视角，一些学者从这一视角出发，对我国传媒业现状及发展趋势做出了深刻的分析。
黄清源从微博商品化的运营模式着手分析，发现资本和权力对微博的控制力量仍在维系。但是，微博的技术特性使得这种社会媒体能够对既有控制进行消解，为公众享有更广泛的知情权和更广阔的自由表达提供可能，进而对公共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16]。
蔡骐、谢莹阐述了网络恶搞文化中受众主体性所受到的结构限制，他们认为，在经济主导的现代消费社会，技术提供的解放性遭遇社会结构的制约性，能动的主体难逃商品化命运[17]。
刘燕南和文卫华从受众权益角度分析了电视互动节目中的“三次售卖”现象，他们认为今天的互动类节目在传统的媒介、受众、广告商的三角关系中挤进了一个新的利益体――服务提供商。媒体通过与服务商一同分享观众参与的利润，实现了由“二次售卖”到“三次售卖”的进化[18]。
罗锋审视了我国的出版贸易逆差，认为应将其置于世界政治经济框架内进行考察，它的形成缘于“中心―边缘”的世界结构体系，要想转变出版贸易逆差，必须努力重构政治经济与信息传播新秩序[19]。
胡冀青和汪睿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媒体企业经营管理的理念与方式，但为了掩盖其高度功利性的实际功能，它通常被标榜为新闻业的职业操守和最高信仰。当代公民新闻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挑战实际是对传统的新闻管理模式的挑战[20]。
曹晋和杨琪对版权文化进行分析，对版权贸易的商品经济力量如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以及如何阻止知识产权的资本扩张进行了探讨[21]。
黄典林解读了“限娱令”背后的政治经济张力，认为“限娱令”和其他类似的政策举措及其导致的产业实践的调整和社会影响，都可以看作是当前传媒制度安排中，媒体事业属性所定义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效益与传媒运营方式的市场化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冲动这两种具有不同倾向的力量之间冲突关系的一种呈现[22]。
（二）国际视域下的传媒业发展研究
宋晶以中国和印度两个第三世界国家对社会冲突的媒体再现为例，考察了不同媒介体制下政治制度和市场驱动如何错综复杂地影响媒介产制和媒介内容[23]。赵月枝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广播电视宏观管理中以市场化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的原因、过程、影响以及市场化与公众利益、传播系统民主化的关系[24]。冯建三引述和讨论了韩国和委内瑞拉的另类传播现象，并强调了对另类媒介的兴起、运作条件及脉络、成就与局限进行评估的重要意义[25]。吴晓迪研究了美国广播电视业所有权集中化的现象，分析了这一现象的逻辑、冲突及后果，并审视了其对我国的启示[26]。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学者较多的运用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国内传媒业的发展状况，而对国际形势关注较少。并且国内的产业研究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局限于某一个案或个别领域，虽有少数鞭辟入里的分析，但大多是搬用国外理论的泛泛而谈，缺少对我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社会权力关系的深入研究。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发展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追求社会公正和公平的道德哲学，其目标是“挑战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深化民主和提高人类的解放程度”[27]。因而，它不仅关注传媒业自身的结构和历史，并且将视野扩展到了全球化、公民权利等社会议题。王殿英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正在侵蚀公民权利的完整性，阻碍公民权利的实现：媒介私有化限制了公民传播权资源；媒介市场化使市场理论取代公共利益；媒介自由化导致媒介垄断；媒介全球化侵害了落后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和公民权利[28]。刘晓红从主体、载体和范围、内涵等各方面介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话语中的“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并分析了媒介私有化对公共领域的威胁[29]。蔡骐从传播政治经济的核心概念“权力”出发，指出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大众媒介必然从自身利益出发周旋于政治与经济的权力体系中。媒介不可能在与政府、企业的关系上保持中立或是超越社会利益的冲突。新型传播技术与政治经济基础权力相结合，将对现代社会人的精神进行更为巧妙的操纵和控制。由此，受众作为公民的权利正在步步流逝[30]。赵月枝和罗伯特?A?汉凯特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探讨了媒体全球化和媒体民主化的发展过程、不同国家背景下的表现及存在的悖论、问题和矛盾[31]。
四、总 结
政治经济学的起源范文2
[关键词]资本论；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贫富差距
[作者简介]宋青励（1993―），女，东华理工大学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全球化；蔡东伟（1979―），男，哲学博士，东华理工大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原理。（江西南昌 330013）
《资本论》的出现，对西欧乃至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本书基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事实，详细阐述了资本主义自身生产方式所具有的矛盾以及其发展过程中呈现的规律。尽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曾多次对其进行攻击和责难，但始终无法驳倒资本论中的劳动价值论，更无法实现对其的超越与替代。所以，《资本论》一书的问世，对政治经济学领域而言不只创造了经济学上的新高度，更在哲学的存在论上有了突破。
一、《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
在1857-1858年写的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最后一个笔记本（第七笔记本）的封面上，亲笔写下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续）》的题名。这表明，马克思一开始时是打算用“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命名的他的经济学巨著的，并于1859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随后马克思开始着手第2分册的写作。但随着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他对第2分册作了一些调整，力图以“资本论”这个单独的标题出版，接着的副标题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也就是后来独立出版的《资本论》。从这个角度而言，不论是作为正标题还是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无疑代表了马克思对他的“鸿篇巨著”的根本定性。
那么，我们怎样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呢？第一，从理论维度来看，这是将政治经济学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一门真正有益于人类需求的科学。马克思认为，如果政治经济学只是资产阶级经济时期的科学，则它没有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社会历史的一个发展阶段，而是当作了社会生产及发展的最终形式，所以只有在社会斗争的潜伏时期或在极个别情况下，它才能够被称作科学。而《剩余价值学说史》无疑就是这一任务的根本实现。第二，从现实维度来看，这是科学解剖资本主义生理机制的客观需要。要想科学解剖资本主义的生理机制，就必须采取“政治经济学批判”，层层剥离那些外在假象，“把可以看见的、仅仅是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的现实的运动”。从这个角度而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必然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现实本身的批判。第三，从政治立场来看，这是建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本质要求。《资本论》作为无产阶级的科学指导理论，必然意味着要对“副本”和“原本”的双重批判，即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双重批判。从最终旨趣来看，这是彻底终结政治经济学的必然要求，它的根本目标是要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因此，它必然要从根基上彻底终结一切政治经济学。
二、《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的当代价值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全球财富的分配状况如何？贫富差距是进一步扩大了还是缩小了？财富是否越来越聚集到少数人的手中？对于这些问题，当代西方经济学家们纷纷做出了解答。在《不平等的代价》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E・斯缇格里茨认为，“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黑暗的一面在于不平等现象非常严重，并且还在不断加剧。这影响到了美国的社会结构，使得其经济的可持续性也受到制约。富人更加富裕，而底层民众则承受着与美国梦不相称的贫苦。直到2007年，美国社会结构中0.1%的上层家庭收入是95%的底层家庭平均收入的230倍，而最富有的1%人群拥有的财富超过国家财富的1/3。在《21世纪资本论》中，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迪调查了在过去三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财富收入数据，更为深入的说明了不仅是欧美国家内部的贫富悬殊渐渐拉大，全世界的贫富差距也逐渐在拉大。当前，全世界最富有的0.1%的人群却占有了世界总财富的20%，社会顶尖的1%的富人占了世界总财富的50%，而最富的10%约拥有总额的80%-90%。[1]这表明，不仅在欧美国家内部，而且就全球范围而言，占世界人口较少数的富人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敛集财富。
为什么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呢？皮凯迪认为，其根源在于资本的收益效率大大高于劳动收入的增长效率，这也是资本主义内部的核心矛盾。那么，资本的收益率为什么会高于收入的增长率呢？皮凯迪并没有做出详细的进一步解释，因此这只是从物质分配角度给出的表面解释，并没有从根本上揭示这N不平等加剧的内在根源。马克思认为，“生产的方式不同，完全决定了分配的结构。就分配对象而言，能进行分配的只是劳动成果。就劳动的形式而言，人员不同的生产的方式直接关系到分配产品的结构。从此来看，收入增长率远低于资本收益率的本质因素不在于分配的本身，而在于生产结构的原因。就此而言，斯蒂格利茨的判断与马克思存在一致之处，在他看来，财富分配不平等之所以加剧，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本身。从这个角度而言，《资本论》依然能够为我们理解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提供重要指南。
18世纪时，卢梭就曾指出私有制是导致一切不平等产生的源头。但卢梭并没有区分两种不同的私有制，“一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另一种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为基础。”[2]而资本主义私有制正是“在前者的坟墓上成长起来的”，它通过裸的暴力，剥夺了直接生产者的资料，为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马克思将这种剥夺称为资本的“原始积累”。
因此，从起源来看，资本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对他人劳动的掠夺之上的。也正是基于此，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3]这也决定了，资本绝非指具体某物而是指以压迫剥削他人为基础的生产关系，这也是资本主义制度得以构成的经济基础。马克思说：“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其实质是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里，资本决定了生产过程。换句话说，此种生产方式的基础在于资本本身以及雇佣劳动关系，而这种劳动关系又是占主导地位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生产方式。”所以，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目的，决不是为了满足大众的生活需要，而是为了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攫取。
为了最大限度获取利益，资本必定会通过各种手段在世界范围内寻求财富，国家政权也将被与资本捆绑在一起，变成保护资本主义利益的联盟。也正是基于此，马克思断言，在资本累积持续进行的情况下，全球的财富也将逐步从社会底层流向上层，从不发达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最后聚集到少数人的口袋。马克思在书中形容：“一端是源源不断的财富持续性的聚集，而另一端的无产阶级，通过自身的劳动进行生产，所获取的仅仅是不断积累的无知、压迫、贫穷、粗野、劳动折磨预计道德的堕落”，”这才是资本主义积累的本质以及绝对规律。”
因此马克思认为，在财富分配上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悬殊，分配过程的本身并不是根本原因，其本质在于资本和资本主义内部所存在的生产关系。即使这一结论的得出是在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并且是以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为对象所提出的，但用它来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的财富积累和分配问题仍然能给我们许多启示。皮凯迪和斯迪格理茨对于资本主义的研究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思想，但他们的理论并不能从根本上超越或者，只是用更为全面的调查数据和案例进一步证实了马克思判断的正确性。大卫・哈维以马克思的这一分析入手，提出了“剥夺性积累”概念，揭示了“新帝国主义”的运行逻辑，为我们理解贫富差距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
三、结语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经济停滞现象，主流经济学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他们不得不从《资本论》中寻求理论资源，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资本论》的生命力。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资本论》更是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无法忽视的经典之作。显然，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体现了马克思学说的科学性，而且也体现了它的阶级性，是二者的辩证统一，它对后来的西方和西方左派政治经济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政治经济学的起源范文3
关键词：受众商品论 伪需求 闲暇劳动论 拟态环境
1 概述
以一个学术地图的视角看解读问题的必要审视视角――传播政治经济学由两个核心的问题构成：一是政治，即权力逻辑，二是经济，即生产逻辑，即一种泛商品化的资本主义视角来分析看待传播活动的各个环节。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探讨是将媒介置于一个更为宏观的社会环境中加以分析。商品化是政治经济学对传播以及媒体考察的起点。马克思本人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也正是从商品这个基本元素开始的。加拿大学者莫斯可认为商品化与传播的关系具有两个普通意义：“第一，传播过程和传播科技对经济学中的商品化的一般过程起了推动作用。……第二，整个社会的商品化过程渗透到传播过程与传播制度中，使这个过程中所出现的深化和矛盾也对传播这种社会实践产生了影响。”[1]于是，摆在传媒政治经济学者面前的核心问题是：商品生产的逻辑如何制约传媒的运作？谁以何种方式控制传媒？
商品化的过程使得媒体产业从头到尾都被纳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对商品化的认知从媒体产品生产意识形态产品，到认识媒体产业为广告商生产了符合广告商需要的特定的受众，使得商品化的分析足以跳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阴影，受众商品论也因而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里一个核心主题。受众商品论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学科探讨起源于对西方决定论的批判。在斯迈思提出“受众商品”的原始文章[2]当中就强调了应该以物质论的立场分析传播媒体/广告/受众之间的三角关系。之后，斯迈思在其更完整的文章《受众商品及其劳动》[3]里认为威廉士的《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一书虽然提到将文化工业放在物质生产的脉落下分析，但却没有将广告放在文化工业的范畴之中。
2 “受众商品”的论证的对话
核心观点：受众商品是一种被用于广告商品销售的不耐用的生产原料。受众商品为买他们的广告商所作的工作就是学会购买商品并相应的花掉他们的收入。简言之他们的劳动创造了商品需求――垄断资本主义广告商的目的。受众也许会抵抗，但广告商的预期目标已经充分实现，结果渗透在需求控制的体系中。
问题1 需求的源头：商品是解决问题的工具，消费者通过广告臆造的问题发现自身需求，从而产生需求。
与此类似，日本学者藤竹晓的“媒介充欲主义”说在更经验的层面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认为媒介的日益发达导致了人们与这个丰富的物质世界如此接近。从而膨胀了人们的欲望。他从道德与文化批判的角度探讨了人性在技术化冲击下的问题。而受众商品论强调了经济意义上的需求是“伪需求”，是广告商为了利润而伪造了这种需求。问题的关键是需求是否广告商“臆造”了问题（商品是解决问题的工具）从而制造的，或是人们本来就存在的。深究这个问题，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进入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逻辑怪圈中。很难说在受众、广告商、媒体之间的博弈过程中，某一方在起主导作用。提出受众商品论的斯迈思先生在立场上是批判决定论的。而这种对需求臆造的论点显然有另一种精英决定论的痕迹。从狭义传播逻辑来考察三者的博弈可以发现。作为信源的传播主体的不是独立的单项度作业而是一个完整的闭合圈。而宏观的看待人类社会需求的产生则是整个人类在劳动信息传播的互动过程中动态进步的表现，最终结果是人类文明的进程或者说一直是作为文明进程一个部分在运动着。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对商品的高度清晰的陈列导致的新的后果。
问题2 操纵的手段：从信息传播过程来看，广告商是完全理性的而受众是完全非理性的。
整个对受众的控制过程是诉诸于一种信息的不对称而产生的对事件判断的理性与非理性来论证的。其中的主要方式是传媒与广告商合谋制造了受众身处的“拟态环境”。通过制造一个信息环境，将受众与真实事件隔离开使受众所处的环成为一个虚拟的环境，或者称之为“拟态环境”。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社会对于媒体几乎是一片声讨之声，“传播机器每日通过报纸、电台和电视把民族主义、沙文主义、自由主义、道德论等等按时按量硬塞给每个‘公民’”。大众传媒通过传播大众文化，创造了人类无法逃离的虚拟环境，媒体作为一种霸权武器，执意向受众进行灌输，而受众却只能眼睁睁地接受这种灌输，它麻痹了受众，磨掉了人们的斗志，受众得到虚假的满足，其“非人性”的本质使得社会上的一切都发生异化，马尔库塞甚至就此断言，长此以往，人只会成为“单向度的人”。
事实上，拟态环境的评价缺乏一个真正可参照的标准，给人的直观印象是受众受到了欺骗，此类的理论相当多。然而我们只要进行一个逆向的思考就会发现，拟态环境如果没有了，受众是不是就接触了事件的真实一面了呢？什么才是事件的真实一面？是我们亲身感触的？或是亲手触摸到的？都是，也都不是。盲人摸象是一个古老的寓言。而恰当的说明了拟态环境论对真实的追求的一种误区。事实上，传媒作为专业的信息职能机构将事情的全貌尽可能地展现。比较起受众盲人摸象式的社会参与要更接近于论述中的“事观全貌”的真实。而我们也不需要将这种真实定位为更接近与真实本身的。它只是事务作为文本的一种表征方式。但决不是站在真实对面的所谓“媒介假环境”所称的虚假。其次，由于消费者的专业程度限制，广告信息的传播最大程度的将产品的专业术语“翻译”成为受众经验范围内的术语，极大的增强了消费者的识别能力，同时也由于增加这种识别能力直接导致消费者选择时的理性程度。本雅明在论述媒介的霸权时，也认为受众依然是主动的，他对受众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乐观的。
不对称如果存在的话，那么必然是匿名的受众的喜好、需求对于广告商永远是一个不可穷尽的迷。广告商永远将处于对这一迷题答案的追溯过程当中。只得说明的是这种主动的态度并不能表明广告商作为这一信源的完全理性，正是由于广告商不可能对这一答案完全知晓，所以广告商制造的产品（产品和信息一样也是为适应目标受众而存在的某种意义表达）及其广告信息同样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最终被市场（也就是受众）以选举的方式认可或淘汰。作者所列举的超市的例子，将导购系统作为促进冲动型购买的骗局的一部分。但是，作者是否知道，在多少个品牌中有一个具有进入超市的可能。实际上，这一部分是消费者已经授权表示认可的品牌。已经作出了选择。非理性是人们既有的思考内容而不是通过广告商与传媒的合谋使作为消费者的受众陷入“意识工业”制造的一个巨大骗局之中。
问题3 自由与否的论辨――“闲暇劳动论”对“劳动价值论”的解析
作者在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述中强调了两点，一是受众看似闲暇的传媒接触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劳动，支付了自己的注意力。而这种注意力的支付是自由掩盖下的不自由。同时被受众支付的注意力被偷偷转卖给了广告商。
首先，无报酬劳动的界定是有意义的。这种意义在经济学上十分清晰。消费本身也是劳动，从每周工作70小时到每周工作40小时到假日经济的政策无不说明对于创造经济有意义的劳动不仅在8小时以内，而且在8小时以外。经济运行本身就是一个生产消费的完整过程。而广告，媒介上的传播为这一过程的实现起到作用。我们如果不单纯的把阅读报纸，观看电视这种现象孤立出来看，而将它纳入整个消费劳动的高一级劳动中考察就会发现，广告媒介为人们的消费劳动提高了效率，大大加速而不是减缓了人们“消费劳动”的效率。这里存在的交易不是消费者的注意力被偷偷的出售了，而是为了高效率的完成这种社会的整体消费劳动。受众与商家达成了协议，以集中委托的方式让商家作为消费者的受众雇用了媒介信息平台，从而通过广告的方式来为受众的消费劳动服务。对广告商的委托授权过程就是通过消费来完成的。由此，这里并不存在媒体与广告商的合谋，而受众也并没有出卖自己的注意力。
综上，受众商品论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一个论点，它具有审视受众消费劳动商品逻辑意义，而不具备直接的政治（即权利）逻辑。同时，受众如果在客观上存在劳动的话，那么这些劳动不是被动的以一种欺骗的方式被出卖了。受众、广告商、媒介不是一个敌对方的博弈行为，也不存在媒介与广告商的合谋。
参考文献：
[1]Vincent Mosco（加）.传播政治经济学[M].华夏出版社，2000：138.
[2]munication：Blind spot on Western Marxism，1977.
政治经济学的起源范文4
西方第一个把数学用于经济问题的是意大利的切瓦,他于1711年写了一本关于货币价值的书。但首先比较系统地运用数学的,是1838年法国库尔诺的《财富理论数学原理的研究》,这书常被当做数理经济学的开端。
由于当时的经济理论权威们不熟悉数学推理,而无人问津,直到40年后因受到英国的杰文斯和法国的瓦尔拉斯的高度推崇,才知名于世,并被当做数理经济学和数理学派的正式起源。此后英国的埃奇沃思、马歇尔、美国的费希尔、意大利的帕累托等进一步发展了数理经济学。
库尔诺并没有用过“数理经济学”的名称,他采用的书名用意不仅在于理论研究,而且在研究中要运用数学分析的形式和符号。他认为在财富理论中运用数学分析 ,是为了探索不能用数字表现的数量之间的关系,和不能用代数表现的函数之间的关系;即使不需要精确数字,只要能更简明地陈述问题、开辟研究途径、避免脱离主题,数学也有其有用之处,如果仅仅因为不熟悉或怕用错而拒绝数学分析,是荒谬的。
杰文斯1862年发表的论文《略论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数学理论》是数理经济学的最早名称,到1879年他的主要着作《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书再版时,附上1711年以来的“数学的经济的”文献目录,等于公开宣称数理经济学的存在。他认为经济学要成为一门科学,必须是一门依赖于数学的科学,简单原因就是研究数量和数量之间的复杂关系,必须进行数学推理,即使不用代数符号,也不会减少这门科学的数学性质。
杰文斯的目的是要为价值的最终理论以及建立在这个理论之上的市场规律提供数学解说。他的理论中心是“价值完全由效用决定”。他把商品对所有者的效用分为总效用和最后程度的效用(即后来的边际效用),后者是商品拥有或消费总量增加时,总效用增加量对商品增加量的比率。
他认为随着商品拥有量的增加。最后程度的效用会逐渐降低,并据此用数学方法推出:一种商品所有者和另一种商品所有者互相交换商品可以增加总效用,交换要进行到两种商品的最后程度效用相等、总效用最大达到均衡时才停止,这时两种商品在两个所有者之间的交换比率应该等于交换完成后两种商品的最后程度效用的反比。
瓦尔拉斯在1874年出版的《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一书中认为,纯粹经济学实质上就是在假设完全自由竞争制度下,关于价格决定的理论;价格存在是因为商品具有数量有限和有用的自然条件,只要有交换就会有交换价值。
交换价值是个可计量的数量,正是一般数学的研究对象,所以交换价值的理论应该是数学的一个分支;数学方法并不是实验方法而是推理方法,经济学的纯粹理论也象“物理-数学的”科学一样,从经验的真实概念中抽象出理想的概念作为基础,可以超出经验范围进行推理,在建成这个科学后再回到实际,也不是为了验证,而是为了应用。
瓦尔拉斯的主要理论是建立在边际效用价值论之上的一般均衡理论体系。库尔诺虽然也考虑过个别商品的产、销、进出口对其他商品生产者的收入会产生反作用,但仍然限于局部分析,没有同时照顾全局,瓦尔拉斯企图用数学方法加以补救。
埃奇沃思最早研究商品各种议价的经济后果,并且提出无差异曲线的概念以便避免用货币作为计量边际效用的固定单位,后经帕累托改进,用以代替边际效用,作为一般均衡的理论基础。马歇尔的理论核心是认为一种商品的均衡价格就是在其他情况不变时,该商品的需求价格与供给价格达到一致时的价格,所以又称为局部均衡论。
数学在现代经济理论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一方面运用数学方法研究的理论领域还在扩大;另一方面,对前人研究过的问题还不断运用更深奥的数学方法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政治经济学的起源范文5
作为西方经济学历史主义流派奠基者的李斯特经济学具有鲜明的“国别利益属性”。这一属性尤其表现在李斯特所主张的“国家贸易保护政策”当中。那么，李斯特为什么要提出这一区别于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这一主张今天还有没有意义？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是一个尤其需要加以辨析的重要问题。
一、李斯特“保护贸易”思想的起源
首先，李斯特的“保护贸易”思想的形成，与他多年旅居美国有关。李斯特在美期间，正值美国保护贸易推行的，他目睹了保护贸易不但没有妨碍美国经济发展，反而促成了它的财富增进的事实。当时，美、德境况颇为类似，两国经济发展阶段相同，同受英国“谷物法”限制，农工产品无法向英国自由输出。美国既然为建立和扶植工业而实行“保护政策”卓有成效，德国也应加以仿效，这样才能最终赶上工业先进国。因此，我们可以说，李斯特“保护贸易”的主张，首先得自于他对美国经济经验的观察。
其次，李斯特的“保护贸易”思想奠基于他的“一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理论”。 他曾两次提出贸易制度要和一国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论断。一次是他在总结欧洲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时提出，对于一个在各方面条件都具备的国家来说，可以而且必须按照自己的发展程度来改进它们的制度。改良的第一阶段，是对比较先进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以此为手段使自己摆脱未开化状态，在农业上求得发展；第二阶段，是用商业限制政策(即贸易保护政策)促进工业、渔业、海运事业和国外贸易的发展；最后阶段，是当财富和力量已达到最高程度以后，再恢复自由贸易制度，在国内外市场上进行无限制的竞争。他还说，当时西班牙、葡萄牙等在第一阶段，德国、美国在第二阶段，英国在第三阶段。
另一次论述经济发展阶段问题时，他更明确地说：“从经济方面看来，国家必须经过如下发展阶段：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和农工商时期。”并认为，只有处于第五时期的先进国家可以实行自由贸易，因为它不害怕和别人竞争；而处在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和农业时期的国家，也需要自由贸易，以便用自己的剩余农产品换取别国工业品，以促进本国经济繁荣，加速向高一级的发展阶段转化。只有处于农工时期的国家，如德国和美国才需要保护关税，以免受先进国家竞争。
再次，从不保护贸易的反例论证保护贸易的必要。李斯特曾向人们分析了后发展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国际交往中没有保护的尴尬境地。当时英国经济最发达，因而自由贸易是最适合英国的，英国人会把他的剩余资本用来在他认为法规制度、资源状况都比较合适的国家和地区去发展自由贸易，以至整个英国最后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工业帝国。在这样的形势下，那些落后国家的命运如何呢？“在这样的形势下，法国以及西班牙、葡萄牙将遭到同样的命运，最上品的酒要供应英国世界，只有最下等的劣酒才能留给自己，法国最多只能干些小型女帽业那类营生。德国到那时看来对英国世界没有什么别的可以贡献，只有一些儿童玩具、木制的钟、哲学书籍等类，或者还可以有一支补充队伍，他们为了替英国人服务，扩大英国的工商业优势，传播英国的文学和语言，牺牲自己，长途跋涉到亚洲或非洲沙漠地带，就在那里沦落一生。到那个时候，属于这个英国世界的人民想到或谈到德国人或法国人时，就像我们想到或谈到亚洲各国人的那副神气―样，这个转变是不需要多少世纪的。”尽管后来的情况并不像李斯特所预测的那样(可能正是实行了保护政策的结果)，但李斯特的理论完全是符合逻辑的，是有理论震撼力的，看一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就国际贸易展开的激烈争论，我们就能感受到它的现实震撼力。
二、李斯特关于“保护贸易”的方法
首先，李斯特并不主张无条件的贸易保护制度。他的保护关税政策也并非一般地反对自由贸易，实行闭关自守，而只是把它当作一种保护本国工业发展的手段。因此，他对保护关税作了多方面限制：对那些与国计民生有头等意义的工业部门和新兴工业部门，要给予重点保护，如纺织业；对一般工业进口，可规定不同税率对输入加以限制；对奢侈品工业，只给予最低限度的保护，而对于一切复杂机器的输入应予免税或征收很轻的税。对于保护时期，也要作适当规定。如被保护的工业经过保护以后能与外国竞争，甚至价格低于进口品，就不用保护了；如果保护了几十年仍扶植不起来的工业，就不必再保护；对于那些没有强大竞争者的工业，即使本国工业基础比较薄弱，也不要保护。他还认为，随着本国经济的发展，应逐步降低进口税率。如仍实行高关税，就会对国家有害，因为它限制了本国工厂主与外国的竞争，会助长他们的惰性。应当认为，这些观点和主张是很有见地的，是对外贸易理论和政策史上的光辉篇章。
其次，在对外主张保护关税的同时，李斯特在国内商业政策方面主张必须废除关卡，统一税则，实行自由贸易。因为不在国内各邦之间实行自由交往，便没有统一的德国。但是，他认为在对内实行自由贸易时，也有必要由国家作适当的政策干预，并认为经济越发展，国家在立法和执政方面对经济干预越不可少。这表明，李斯特对国家在建立健康的市场经济秩序方面必须发挥作用这一问题，已有较深刻的认识。
在李斯特看来，不仅要建立统一市场，促进国内商品流通，让优胜劣汰机制发挥作用，而且要建立法制社会，创造吸引外资的条件。他说：“历史告诉我们，技术和商业是会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的。他们在本土受到了迫害、压制，就会逃避到别的城市，别的国家，在那里寻求自由、安全和支持。……无论何处，驱逐它们的总是理性的缺乏和专制虐政，吸引它们的总是自由精神。假使不是由于欧洲大陆各国政府的愚昧无知，英国就很难达到掌握工业优势的地位。就我们德国所处的地位来说，与其抱着守株待兔的态度，静候着别国由于政策失当，把他们的工业驱逐出境，使这些工业不得不流亡到我们这里来寻找避难所，不如不要等待这样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而主动提供对工业有利的条件，邀请他们到我们这里安家落户，这样作不是要聪明得多吗?”
三、对李斯特“保护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评价
综合看来，李斯特的经济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他的著作是经济发展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对此，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和一些经济学说史研究者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英文版编者序中指出，“此书所论及的问题在李斯特逝世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仍然是有现实意义的。直到20世纪下半叶，那些关心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人仍然可以从李斯特的学说中寻求到启示。李斯特真正无愧于自己名望的是，他是一个预言家，他预见到了‘所有不发达国家的抱负’，而不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的辩护士。”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英译者序的作者劳埃德在19世纪末指出，“把叙述四十年以前情况特别有关的一本书放在今天读者面前，这似乎是一个时代错误。但是李斯特所阐述的一些原理，它的主要特征固然与某一个时期相适应，然而也同样与另一个时期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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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古典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为发展中国家，它是一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方式，使其脱离经济落后的情况，从而进入发达国家的学科。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经济学所研究的内容具有非凡的意义。中国作为世界数一数二的发展中国家，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有着迫切的需求。所以，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深入发掘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价值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将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一）古典发展经济学阶段
发展经济学起源于17-18世纪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目的是如何实现财富的增长，就是最为单纯的经济发展问题。所以，在古典发展经济学阶段，发展经济学主要研究问题就是经济增长的问题。古典发展经济学理论中有两条重要理论，一是亚当・斯密斯提出来的“绝对优势论”和大卫・李嘉图根据其改进得出的“相对优势论”，两者都强调了合理分工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从古典发展经济学理论分析，可以得知古典发展经济学主张经济发展自由论，反对国家干预。
（二）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阶段
二战结束以后，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意识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于是纷纷都将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上来，发展经济学也在这个时期进入到了第二阶段――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阶段。许多经济学家经过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原因是经济结构中存在着矛盾，具体表现在传统的意识形态和先进意识形态的矛盾、落后的技术水平和先进的技术水平的矛盾、落后的农业水平和先进的工业水平的矛盾。这些经济结构中的矛盾使得许多人民都没有足够的储备资金，每天只考虑“活着”的问题，而没有考虑享受生活，所以不会产生太多消费的需求，没有消费需求拉动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无法快速运转起来，市场经济无法得到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低，形成恶性循环。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难题，提倡通过国家干预经济来带动经济发展。
（三）新古典发展经济学阶段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们都开始研究分析结构主义中所揭示的经济发展难题，并逐渐产生了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理论。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理论强调了市场竞争的重要性，主张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来调节市场经济，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新古典发展经济学还提到了政府干预的作用，提倡以市场竞争为主，政府再加以宏观调控，来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发展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一）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
我国经济发展不能单单靠政府的调节或者单单靠市场自由竞争来推动。因为新古典发展经济学中提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要结合政府的干预和市场竞争的调剂。我国市场经济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逐渐成熟，所以市场竞争可以作为主导，政府再加以宏观调控，正确引导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二）经济制度的变化问题
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研究了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中提出的结构主义问题，将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原因归于制度问题。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过一段时间的计划经济，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式。而经济体制的改变，主要是所有制的改变，从计划经济的公有制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这就要求中国必须完善产权制度，明确财产的归属。
（三）经济增长方式问题
最新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最好的方式是提高生产率。而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还是靠投资，通过不断地投资推动经济发展，这样的发展方式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到后期会因投资疲惫而发生收益递减。正确的经济增长方式应该是提高生产率，通过人才的培养、设备的更新、技术的发展等方式发展生产力，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结束语
中国的经济已经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一些在经济发展初期所用到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显然已经不适用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在经济发展的新时期，中国应该努力探索新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结合理论中实用性比较高的部分和我国国情，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并将理论运用到市场经济调节当中去，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为我国经济增长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做出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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