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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自然观的基本内涵范文1
关键词：自然观；生态中心主义；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7）01-0065-08
Abstract： Aiming at the interrogation of western Green Thoughts towards the anti-ecolog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ecological implication of ecology Marx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by revealing the lack of theory in ecology centralism view of nature and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view of na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ecology Marxism not only criticizes the anti-rationalism and anti-technology tendency of ecology centralism， but also reveals its theoretical predicament of the natural value theory and the natural right theory. It believes ecology centralism roots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to the personal value and attitude to environment， which is non-historism and idealism. Ecological Marxism also criticizes that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explores ecological problems only from the view of value， instead of from the social system and social historical conditions in which values are interdependent.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view of nature insists that nature only has the instrumental value to mankind， which is abstracted from the certain social structure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abstract modern mechanical view of nature. Therefore， its pursuit of human overall interests and human long-term interests is only fantasy. The defense of ecology Marxism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adheres to the basic stand of Marx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identifies the root causes of natural alienation to the mode of social production， advocating by changing the social system and mode of production to eliminate the natural alienation and to solve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It also points ou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s both the natural dimension and the cultural dimension， insisting on preexistence and social historical nature， insisting on human nature and sociality， and always insisting on the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natur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cology Marxism makes accurate position on the theoretical nature about western Green Thoughts view of nature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and advocates the cultural and natural factors in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 constructs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t view of nature theory， which emphasizes the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nature and human.
Key words： view of nature； ecology centrism；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cology Marxism
面对全球性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西方绿色思潮批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反生态性，他们试图用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或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取代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以此走出生态困境。生态学者通过揭示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理论缺陷，为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展开了有力的辩护[1]。本文旨在系统地论述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及其理论特质。
一、生态学对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的批判
生态中心主义以利奥波德、罗尔斯顿和奈斯为代表，他们在自然观上坚持自然价值论以及自然权利论，反对一切形式的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与自然和谐共处[2-4]。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的上述主张受到了生态学者的严厉批评，他们不仅揭示了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的理论困境，而且揭示出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的后现代特征，生态学者同时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探寻生态问题的理论主张。
第一，生态学者揭示了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的理论困境。生态学者指出，自然价值论面临着如何从事实认知推出价值判断的理论难题。在生态中心主义者看来，自然的价值是自然本身就具有的，是客观存在的，正因为自然价值的客观存在，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一般的伦理关系。基于此，生态中心主义者认为完全可以从“是”中推导出“应该”来，因为 “实然之道蕴含着它的应然之道”[5]。生态学者指出，生态中心主义者把价值等同于事实，这是他们最根本的理论困境。事实和价值存在着联系，并非截然两分，但是生态中心主义把它们等同起来，是不可取的。不仅如此，生态中心主义必须论证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的客观性。为此，生态中心主义者把生态系统构成要素的价值等同于它们的存在本身，这种论证方法不仅犯了前面所说的把价值论等同于存在论的错误，而且把自然作为评价主体去评价价值的内在属性，这是不可能作出客观评价的。除此之外，生态中心主义对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客观性的论证并不是建立在科学的研究和严密的推理基础上，而是归结于人的直觉，这种作法很难保证理论的科学性和严密性。除了上述难题外，生态中心主义还需面对如何定义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的挑战。在生态中心主义者那里，这两个概念没有严格统一的规定。在定义自然价值概念时，他们要么认为自然价值就是一种“内在价值”和“客观价值”；要么认为自然价值是指自然物的内在结构和属性；要么认为自然价值就是生态系统的创造性。对于什么是自然权利，他们强调非人类存在物具有与人平等的，包括生存权利和自利在内的道德权利，这种道德权利应该得到人们的尊重。可见，生态中心主义者把本属于人的价值和权利概念不仅做了宽泛的解释，而且推广到非人类存在物上，但这种尝试未必是成功的。
第二，生态学者指认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具有后现代特征。生态中心主义主张“非人类中心主义”，反对理性主义，反对科学技术，使其理论具有鲜明的后现代特征。对此，生态学者展开批判性分析。在生态学者看来，生态中心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强烈反对，具有后现代反主体的特征。人类中心主义本身并没有错，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如果不是把人而是把生态自然放在中心地位，势必会带来各种反人道主义的体制。其一，在对待人类理性方面，生态中心主义者指认生态危机缘起于人类理性的骄横和对自然的控制，提出必须消解人类理性和批判“控制自然”观念。生态学者一方面强调不能消解理性主义，而是应该探讨如何正确地发展理性主义，使理性主义的优势充分体现；另一方面指出“控制自然”并不意味着对自然的侵犯，而是在掌握自然律前提下的有意识的合理控制。其二，在对待科学技术方面，生态中心主义者目睹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使用产生的诸多负面影响，他们反对科学技术，主张放弃技术，使人类退回到前技术时代。生态学者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的反技术主义倾向，强调应该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具体的社会结构中看到科学技术所带来的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可以说，当今社会的生态危机根本不是科学技术本身的危机，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及这种制度对科学技术的不合理使用方式的危机。
第三，生态学批判生态中心主义分析和解决生态危机的理论主张。生态中心主义把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归咎于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上的传统伦理价值观，提出要解决生态危机，必须抛弃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承认非人类存在物的“自然价值”和“道德权利”。对此，生态学者展开了严厉的批判。在生态学者看来，生态中心主义将生态问题的根源归咎于个人对环境的价值观和态度，这种观点是非历史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即生态中心主义把自然看作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根本没有看到自然的社会历史性；把生态问题唯心主义地归结为世界观和价值观问题，看不到生态问题背后所隐藏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问题，因此无法真正找到产生生态问题的根源。生态学者指出，我们应该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中去探寻生态危机的根源。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伙同消费主义价值观，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向第三世界国家推行的“生态殖民主义”，实施非正义的“生态掠夺”等才是全球生态危机产生的罪魁祸首。生态学者不仅批评了生态中心主义者对生态问题根源的探寻，而且批评了生态中心主义者对生态问题的解决方式。对生态中心主义者来说，未来社会生态问题的解决只需要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即用一种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看待自然以及自然与人的关系，培养一种对大自然的“生态意识”。福斯特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当今最紧迫的问题并非改变人类的价值观，而是毫不留情地揭示并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性，打破以资本逻辑为基础的全球权力关系，惟有如此才有可能解决生态问题，在一个非正义的社会制度下，即使个体的生态道德得到明显提升，也无益于生态问题的根本性解决。同样，戴维・佩珀也认为，生态中心主义过分地迷恋个人的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并把它们看成是促进社会变革、解决生态问题的主要动力，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现有社会制度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巨大力量才是解决生态问题所面临的巨大阻力。
总之，在生态学者看来，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抽象地和非历史性地看待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忽视了生态问题产生的社会现实根源，因而无法在实践中找到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途径。
二、生态学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批判
生态学者不仅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而且批判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主要以墨迪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和诺顿的“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为代表[6-7]。生态学者指出，无论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还是弱式人类中心主义，都具有鲜明的内在缺陷，这些内在缺陷决定了它不仅依然是一种与资本紧密联系的近代机械自然观，而且不能真正解决生态问题。
第一，生态学者揭示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内在缺陷。在生态学者看来，无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如何鼓吹人类整体利益和人类长远利益，它依然是抽象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根本无益于生态问题的解决。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坚信“生态化”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由此可见，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是相容的，它有可能沦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内在组成部分，这种内化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不仅不能解决生态危机，而且有可能与资本相结合加剧生态问题的产生。此外，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所追求的人类整体利益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因为根本不存在抽象的人类整体利益。在现有资本全球权力框架中，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打着人类整体利益的旗号，实则维护着以资本为核心的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人类整体利益根本无从谈起，因此它是一种裸的地区中心主义和阶级中心主义。不仅如此，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要求以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基础，在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全球权力范围内是无法真正落实于实践来解决生态问题的。之所以这样，不仅是因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所追求的人类整体利益和人类长远利益虚无缥缈，无从实现，而且当代全球范围内的生态问题实质上是资本全球化的产物。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依仗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政治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殖民主义”，加剧了生态问题的恶化和社会不公正。生态学者强调，探寻生态问题需要全球性视野和全球性行动，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对虚无缥缈的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追求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他们提出的解决生态问题的理论主张只可能是纸上谈兵。
第二，生态学者指认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实质是一种近代机械自然观。在对待自然问题上，近代机械论明确指出，自然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它是一个按照客观数学规律运行的冷漠的和无趣的世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不仅认为自然对人类而言只具有工具价值，而且认为自然只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客体，完全忽视了被人类改造过的自然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性特征。由此可见，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在对待自然方面仍然是一种近代机械自然观。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近代机械自然观继承了西方哲学中主客二分的认识传统，指认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实就是一种主客关系。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的主人翁地位，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和需求控制自然，但是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终究要受到理性思维的制约，否则生态问题随之出现。可见，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所理解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只不过是一种建立在人类利益和需求基础上的，控制与被控制的主仆关系，它仍然没有跳出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窠臼。在对待科学技术问题上，近代机械自然观十分推崇科学技术的作用，甚至把科学技术的进步等同于社会的进步，但是它没有关注到科学技术运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虽然注意到了科学技术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但它坚信只要以人类理性的方式操控自然，在F有制度框架下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革新就能够解决生态问题。生态学者指出，无论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还是近代机械自然观，他们都是脱离一定的社会结构和历史条件抽象地谈论“控制自然”观念和科学技术的效应问题，根本看不到“控制自然”观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与资产阶级“控制人”的观念紧密结合的，因而不能正确地理解“控制自然”的真正内涵，无法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本质作出正确的评价，正是在这一点上，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和近代机械自然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第三，生态学批判性地分析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与生态危机。在生态学者看来，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和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一样，缺乏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它们仅仅从抽象的价值观层面探寻生态问题，忽视了价值观所依存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历史条件，因而无法建立科学的生态自然观。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建立在资本利益之上，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它在探讨生态问题时，只不过是一场“贼喊捉贼”的游戏。另外，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在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全球权力关系范围内，缺乏实践的可操作性，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在生态学看来，人类本身并不是生态危机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资本的全球权力分工。如果不变革这种资本主义制度，不打破这种以资本为核心的全球权力关系，一切解决生态问题的途径都只是枉然。基于此，生态学者指出，生态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不能离开人类立场，对此，格仑德曼、戴维・佩珀和休斯都作出了分析。格仑德曼认为，人类在分析生态危机和反思对待自然的现代态度时，绝对不能够放弃“人类的尺度”。 戴维・佩珀指出：“生态社会主义是人类中心论的（尽管不是在资本主义-技术中心论的意义上说）和人本主义的。”[8]休斯发现人类中心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并断言就是这种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9]，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不同，这种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能够为保护自然提供理论支撑。
生态学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批判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内在缺陷，指出建立在资本利益基础之上的抽象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不仅无法解决生态危机，反而会引发生态危机。人类只有立足于真正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打破资本全球的权力关系，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才能真正走出生态危机的困境。
三、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
基于对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批判，生态学明确指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生态学并不是对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具有生态意蕴，以此为基础，生态学展开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
第一，生态学深入挖掘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生态意蕴。在生态学者看来，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对自然概念和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的看法，以及如何克服自然异化的观点都包含着一种生态学的关注。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现代性的自然概念。格伦德曼认为，马克思关于自然的概念具有浓厚的现代气息，它可以追溯到皮科、培根以及黑格尔，并延伸到尼采。马克思还发展了一种独特的对待自然的现代性观点，即把自然看作是具有某种功用性的物体，它可供人类利用以满足人类的需要和欲求。在这个物质世界中，人类为了生存，必须“控制自然”。自然在马克思那里不是拟人的，它自身没有目的，只是人类将其需要和欲求强加于它，因此人类对自然的控制不是以一种肆意的方式进行的，而是必须尊重自然的规律。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不仅强调自然概念的现代性，而且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戴维・佩珀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戴维・佩珀看来，人与自然不可分离，人类通常与自然处于一种统一和斗争状态中，自然往往以一种与人敌对的姿态存在着，人类既依赖于自然生存，又要与自然作斗争。劳动是人类与自然发生相互作用的中介，人类在生产劳动过程中，毫无保留地把自身的力量倾注于自然，其Y果是，人在被自然化的同时自然也被人化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相互改造，即当人类通过生产改变自然时，也改变他们自己，即人类的自然。随着我们对自然改造的不断深入，我们开始懂得应该去了解自然规律，以便更有效地改造自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同时发展了自己的智力。此外，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自然是一个社会概念，是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自然的异化意味着自然在人类社会实践中从自身分离，它被视为一个社会产物的失败，自然的异化其实就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异化。要消除自然的异化，就必须消除社会的生产方式对自然的非理性控制，重新规范自然对整个社会的用处。生态学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指认自然异化的根源在于社会生产方式，主张通过变革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来消除自然的异化、解决生态问题，这种对自然异化的观点是建立在人类-社会关系一元论基础之上的。
第二，生态学者提出，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具有自然维度，而且具有文化维度。对此，詹姆斯・奥康纳作出了详细的论述。詹姆斯・奥康纳指出，要充分重视自然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地位，并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向外扩展到物质自然界之中。自然界的能动性和自主运作性是自然的特性，自然界虽然是人类实践的结果，但是它具有自身的运动规律，自然本身的运动规律是客观存在的。詹姆斯・奥康纳不仅强调自然的自身运动规律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强调自然界的自身运动规律和内在属性还会对人类的实践活动产生影响。除此之外，詹姆斯・奥康纳认真考察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自然和文化维度。对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自然维度，詹姆斯・奥康纳认为，自然系统不仅内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而且自然系统的内部发展趋势和发展规律将会对人类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生影响。不仅如此，自然系统的内在发展趋向和内在规律也会影响到社会形态和阶级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并产生一定的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文化维度看，詹姆斯・奥康纳指出，文化在前苏联那里只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这就直接导致了前苏联理论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劳动等概念缺乏一个文化的视角。从文化视角来看，不管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它们都与一定的文化规范和文化价值观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说，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传统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不仅是劳动力，而且包括劳动协作方式都是在一定的文化传统下进行，并受到这些文化传统的影响。此外，詹姆斯・奥康纳还考察了社会劳动的自然和文化维度。他指出，人类的生产劳动既受到自然的影响，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又受到文化的影响，是一种文化实践。一方面，人类的生产劳动被赋予了自然的特征，自然的客观规律制约着人类的生产劳动。另一方面，社会劳动被赋予了文化的特征，特定社会结构中的文化规定和文化实践是社会劳动的建构基础，而文化规定和文化实践反过来又被社会劳动的形式所决定。
第三，生态学始终坚持历史观和自然观的辩证统一。在生态学者看来，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系统相互影响，自然生态系统制约人类的实践活动，而人类通过社会劳动调节和控制自然生态系统，生态学者所建构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正是建立在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辩证联系的基础之上的，以历史观与自然观的辩证统一为其理论特征。生态学者指出，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坚持自然的先在性和社会历史性。自然界及其自然规律是不依赖于人的一切意识和意志而独立存在的，自然及其自然规律具有先在性、客观性、制约性。人类只有不断地认识自然，自觉地遵循自然规律，才会使自然向着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方向发展。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通过社会劳动把自然带入到他们的视野。人类不断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具有社会历史性。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强调自然的先在性和社会历史性，而且坚持人类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生态学者指出，“人类既是自然存在物又是社会存在物”[10]，人类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双重特征。一方面，人类作为拥有生理需要的自然存在物，像其他所有生物体一样，能够仅仅存在于自然环境中，人类不仅依赖于自然界并且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人类还可以通过劳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满足人类的需要。另一方面，人类同样也是社会存在物，他有别于其他生物体，人类通过“有计划的意识”活动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而且这种“物质变换”也发生在人类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生态学者强调，人类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人类不仅与自然发生关系，而且人类与人类之间也会发生关系，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与人类的关系始终贯穿在马克思的整个著作中，人与人的关系受制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又决定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是辩证统一的。
总之，生态学者通过强调自然的先在性和社会历史性以及人类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实现了人类-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自然-人类、人类关系的辩证统一。生态学者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辩证统一，在此基础上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之道，体现了其鲜明的理论特征。
四、评论
生态学者揭示和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理论缺陷。基于此，他们深入挖掘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生态意蕴，并提出用自然和文化维度重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劳动等概念，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辩证统一。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坚持的是立场，具有如下基本特点：
第一，生态学对西方绿色思潮自然观和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理论性质作了准确的定位。生态学把生态中心主义看作是具有后现代性质的绿色思潮，把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看作是建立在资本利益基础之上的近代机械自然观，而把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看作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批判，认为它是现代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的后现代性质体现在它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反对科学技术，反对理性主义，主张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等方面；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之所以说是一种近代机械论自然观，是因为它把自然看作是与人类相对立的客体，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上，其自然仍然是与资本结合在一起的。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是现代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一方面是因为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并不抽象地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科W技术的运用，它反对的是人类中心主义和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强调生态危机的解决仍然需要坚持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立场，强调科学技术的合理使用有利于生态危机的解决。另一方面是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强调人类对自然的“合理控制”，对自然的控制是建立在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满足人类的利益和需求基础之上的，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并不反对经济增长，不主张对工业实行限制，主张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统一。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论述与西方绿色思潮的自然观有着原则性的区别，这对于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生态学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性质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视野。
第二，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强调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自然观。无论是生态中心主义还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他们都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之上，要么强调生态系统对人的制约和限制，要么强调人对生态系统的控制和利用，最终导致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根本无法解决人与自然在现实社会中的矛盾冲突。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那里是一个有机体，人类社会与自然是不可分离的，人和自然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改造。因此生态学反对脱离人类社会历史的抽象自然观，主张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所研究的自然是“人类历史的自然”，自然的异化产生于人类社会中，具体地说产生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过程中。解决自然异化的根本方法在于实现一场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因此生态学指出，要解决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就是要打破现存的资本全球权力关系和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走生态社会主义道路。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反对脱离具体的社会结构，单纯从价值观维度谈论生态危机的根源以及解决之道，提出以资本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不正义性和非生态性才是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其理论导向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批判。因此我们可以说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继承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方法，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向度，推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当展。
第三，生态学者主张把文化和自然因素引入到历史唯物主义中，建构起文化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理论。他们不仅突出自然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强调自然对于人类社会的生产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主张文化会导致不同的社会生产力和协作方式，进而导致不同的社会发展进程。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自然和文化因素的重视，把自然、社会和文化看作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这不仅在理论上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在文化、自然等领域的研究视域，而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可以肯定地说，生态危机与我们忽视自然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过分强调经济基础的作用而轻视文化的作用有一定的关系。因此，生态学所建构的文化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对于我们从哲学意义上思考生态危机颇具启发性。
五、结语
总而言之，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针对的是西方绿色思潮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反生态性的诘难，其辩护的实质是强调基于立场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是认识和解决生态问题的科学理论工具，以彰显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性。生态学者与西方绿色思潮关于自然观的争论，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西方绿色思潮自然观和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理论性质；而且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自然异化的实质，倡导通过变革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来消除自然的异化、解决生态问题，具有非常现实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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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自然观的基本内涵范文2
[关键词]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D0；X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5-0005-09
[作者简介]王帆宇（1978—），男，河南信阳人，苏州大学原理专业博士研究生，苏州经贸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生态文明研究；朱炳元（1950—），男，江苏苏州人，苏州大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学研究。（江苏苏州 215009）
[基金项目]2013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生态文明建设研究”（13YJC710047）的阶段性成果。
生态文明是当前中国正在大力推进的一种新型文明形态。作为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实现了对工业文明的反思、扬弃与超越，有着显著区别于工业文明的观念特征。对此，本文将从支撑生态文明形态的价值观、技术观、消费观、发展观和自然观五个方面来进行阐述。
一、价值观：否定自然界的内在价值与肯定自然界的内在价值
所谓自然界的内在价值，是指自然自己赋予自己或自己派给自己的能满足自身存在和发展的价值，亦即事物自在（in itself）的和自为（for itself）的价值，或如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所定义的，是自然“所固有的价值，不需要以人类作为参照”。①价值观对人的行为动机有导向的作用。人类对自然价值的不同态度，直接影响着人类对自然地位和作用的看法以及在实践中对待自然的行为。
（一）工业文明否定自然界的内在价值
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归之为主客体关系，这是近现代文明特别是工业文明在认识论上的重要出发点。历史地看，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出现，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成果，既包含着积极合理的思想和要素，同时也隐喻着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主客二分虽然推动着人类不断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但也造成了人与自然机械二分，使得人类主体成了一个凌驾于自然客体之上的唯一具有尊严的神性的存在，而自然客体则变成了“一个完全按照我们的目的加以摆布和操纵的对象，成为人类达到自身目的的工具、手段”。②由此，自然客体成为失去了生命和没有了灵性的摆置物，失去了自组织、自适应、自修复和自完善的能力与价值属性，丧失了自身的情感、精神、目的与内在价值，其存在不过是为人且只有工具意义的存在。正如人类中心主义的代表帕斯莫尔（J. Passmore）所言：“人类以外的存在物，无论是否具有生命，都只具有工具价值，动物如此、植物如此、荒野也如此。”③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士（William James）的观点则更加直截了当，在他看来，“我们周围的世界似乎具有的那些价值、兴趣或意义，纯粹是观察者的心灵送给世界的礼物”。④很明显，这等于从根本上对自然价值存在的客观性进行了否定。在他们看来，大自然所谓的价值，仅具有被人利用或满足人和其他生命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外在“工具性价值”，其存在都是为人而存在的。换言之，只有人才具有内在价值，其他非人存在物仅是实现人之目的的工具而已。依此逻辑，既然自然界中的非人类存在物不具有内在价值，那么它也就丧失了享受任何道德主体的关怀资格，无论人类怎样改造、操纵、处理它都是合理的、正当的，而且不必承担任何道义上的责任，甚至当人类的利益与大自然之间发生不可协调的矛盾时，人类也要首先考虑自身的利益，而全然不用顾及生物界生存的权利和大自然的承载能力。长期以来，这种价值观念支配着人的实践取向，使得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和征服的过程，逐渐演变成了人类对自己文明的根基——自然的破坏和掠夺的过程，最终不可避免地酿成了生态环境危机的日趋恶化。
（二）生态文明肯定自然界的内在价值
工业文明充分展示了人类在征服自然和控制自然上的无穷智慧和力量，但也由此滋生了一系列难以预料的社会问题、伦理问题和生态道德问题。潜在的威胁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挑战，基于此，生态文明对自然的价值重新进行了界定，认为具有主体性和目的性的绝不只是人类，“非人类存在物与人类一样，在生态系统中占有一个‘生态位’，它们拥有自己的目的和目标，因而都拥有主体性和生存下去的权利”。①我国自然界内在价值论者余谋昌也指出：“价值主体不是唯一的，不仅仅人是价值主体，其他生命形式也是价值主体。”②这就告诉我们，在整个生态系统内部，包括非人类存在物在内的整个生物圈都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和主体性，同时也都具有以这一目的为尺度去评价他物的内在价值。而且，从价值存在论的维度来看，早在人类这一物种出现之前，作为物种生存进化所依据的自然准则就已经存在了，而“人类只是一个后来的加入者”。③由此可见，自然价值并非人类所赋予的，而是客观存在的，具有“自然自立之自性”。事实上，不仅生命系统具有内在价值，就是矿物、水域、山脉等非生命系统也都持存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固有价值属性，这主要缘于“这种存在是合理的，是以其自身为主体的能自在和自为的”，④其本身固有着以自身为评价尺度的和不依赖于人类作为参照的价值。如此一来，和人一样，动物、植物甚至一些非生命无机物，它们既是目的，也是手段，是蕴含着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目的性与规律性的统一融合体。“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彼此变换，它们是整体中的部分和部分中整体的合二为一，各种各样的价值都镶嵌在地球的结构中。”⑤事实上，既肯定自然界所具有的对人的效用价值，又承认自然界也拥有能满足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内在价值，这不仅能为人类在开放与利用与自然上提供道义上的支撑，同时也有利于引导人类正确地评价和善待自然，进而在促进整个自然生态系统动态性、完整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实现地球生物圈的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故此，罗尔斯顿曾明确指出：“自然界内在价值是生态伦理学的具有导向作用的、关键的、基本的、核心的范畴。”⑥
二、技术观：征服型技术观与和谐型技术观
技术观是指人们对技术本质的认识、把握以及对技术在社会生活应用中所要达到目标的一种价值判断。历史地看，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不同的时期所呈现出来的技术观是不一样的，甚至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生态文明时代，技术观实现了由征服型向和谐型的转变，把握这一转变，有助于发挥技术在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中的作用，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智力支持。
（一）工业文明奉行征服型技术观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摆脱了对宗教和神的崇拜和束缚，人类从此不再匍匐在自然的脚下而成为“大写的人”。然而，“大写的人”所受到的启蒙思潮并非要呵护或敬畏自然，而是要运用自己的“天赋”理性大胆地去拷问自然，而技术则充当了这种拷问的最有效的工具手段和力量。特别是到了20世纪以后，随着人类征服自然欲望的逐渐膨胀，现代技术向自然世界提出了更加蛮横的要求，使得现代技术的框架在本质上日益表现为征服自然与控制自然的价值取向。“在现代技术的支配下，所有的东西都被汇入一个巨大的网络系统，在此系统中，其存在的唯一意义就在于实现技术对事物的控制”。①这样，在发达工业文明体系中，受征服型技术的驱使，人对自然的支配和掌控，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率上都呈现出空前强化甚至是无所不能的态势。人类坚信，只有自身的利益才是至高无上的目的，一切人之外的客体存在物都是为人的和人为的，“当自然不合人的想法时，人就整理自然。当人缺乏事物时，人就生产出新事物。当事物干扰人时，人就改造事物。当人为了出售和获利而吹嘘事物时，人就展示事物……”②现代科技为人类所展现出来的这幅美好图景，使人类似乎更加有理由自信：人改造自然的活动可以为所欲为，只要拥有了科学技术，人类在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道路上就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由此，人类在科技万能论和技术功利主义的陷阱里越陷越深。然而，铁的事实一再告诫我们，高度发展的现代技术在不断增强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和带给人类社会巨大福祉和效益的同时，也因为超出了地球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而引起了自然界生态链的失调甚至断裂，最终不可避免地促成了以人与自然关系紧张为特征的生态危机。
（二）生态文明秉承和谐型技术观
在越来越多地认识到生态危机的后果以后，人们开始思索建立一种新技术观，并寄希望以此既能维持生存的高效率，又能承载人、自然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于是，和谐型技术观应运而生。和谐型技术观是一种“以人为本、以技为用，强调通过人、技术、自然、科学、社会之间的协调均衡、共存共进以实现体现它们系统性与整体性的和谐状态的技术价值观”。③它克服和突破了以封闭性、控制性、征服性和具有人类中心主义倾向性为主要特征的工业文明技术观的“负面”缺陷，实现了将社会物质生产从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向以人类与其生存环境的协同进化与整体发展为价值取向的转变。其标准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遵循闭环型的经济流动模式。现代社会的机器大工业采用线性的非循环流水线，其产品沿着不可循环的“原料—产品—废料”线性流程生产出来。和谐型技术观摈弃了这种传统的线性经济流动模式，它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把自然界的无废物原则引入技术系统，注重资源在生产链条中的循环与可持续利用，形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闭环流动型增长模式。这种循环性既体现在诸多生产环节的环形系统闭合（上一流程的废弃物会成为下一流程的生产原料）上，又体现在人与自然的环形系统闭合（最终的废弃物能够被生态系统消化吸收）上。这种封闭的循环技术系统，既节约了资源，又减少了污染。
第二，坚持预防型的源头治理原则。“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环境风险，是遏制生态危机的治本之策”。④为了规避生态风险，和谐型技术观坚持以预防为主、从源头治理的方针，在技术方案的构思、规划阶段就注重引入绿色、环保和低碳的创新理念，始终把产品的环境属性（可制造性、可拆卸性，可回收性、可重复利用性等）作为设计目标的重要出发点，全面推进绿色产品，因而产品的孕育过程就是生态型的。
第三，追求生态型的效益评价标准。传统工业文明技术观是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最高准则的。和谐型技术观摒弃了这一传统的定向思维模式，强调人类在对发展效益进行权衡和评价的时候，应以人类与生物圈的共存为价值取向，以“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的整体发展为战略目标，切实把生态效益纳入科学技术的评价体系，把技术对经济和社会的推动建立在自然资源能源可承载能力的基础之上，从而引导技术创新沿着有利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及其与经济、社会、环境复合式生态系统之间的良性循环的生态化方向协调发展。由此，和谐型技术观一方面体现了人类对传统技术观全面而深刻的伦理反思，另一方面也蕴涵着对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追求相统一的理念。
第四，倡导共处型的自然开发理念。和谐型技术观强调遵循自然的生态运行和发展规律，反对借助以功利化、定量化和集中化为特征的巨型工业技术对生态存在状态的自由摆布、对生态演变进程的强行干预和对生态内在节律的肆意扰乱。它强调人类应该具有与自然共荣的智慧，在开发技术从自然中汲取营养时就必须把解决环境问题也一起考虑进去，学会善待自然、修复自然，并与自然融洽相处。
三、消费观：消费主义消费观和生态消费观
消费观是消费主体在消费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实在人们头脑中的观念反映，消费观折射出了人们对待消费活动的基本认识和思想态度，指导、规约着某一特定社会成员的消费行为，并进而对个人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健康合理的消费观有利于促进自然—人—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而盲目扭曲的消费观不但不会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甚至还会造成资源浪费、生态失衡、环境恶化以及人格分裂等严重后果。
（一）工业文明坚持消费主义的消费观
作为一种流行于现代社会的以符号消费为中心的消费至上的伦理观，消费主义消费观崇尚体面的消费，沉溺于对物质财富和自然资源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并把追求当做生活的目的和人生的价值。在这种消费观念的支配和驱使下，便发生了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所指出的消费异化的现象。首先是消费目的的异化。本真意义上的人类消费是对使用价值的消费，其旨归是对需要的满足，是对人可持续生存与发展的促进与提升，但异化消费却超越了自身的内涵，使人的消费价值目标发生偏离，导致消费观念扭曲和价值取向错位，并最终使人迷失自我。在消费中，人们无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人的真正需要，只专注于欲望的满足、财富的炫耀和身份的建构，甚至认为对物的占有就等于对幸福和美好生活的拥有，这使消费与人的真正“需要”和“使用价值”渐渐背离，消费不再是目的，而是演变成为满足欲求的一种手段，演变成为消费而消费的病态行为。其次是消费行为的异化。消费对象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是通过消费行为来实现的，消费行为的初衷也就在于满足需要，而异化了的消费行为与消费行为的本义是背道而驰的，它表现为过度的消费、无节制的消费和恣意的消费等，其结果必然造成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无情攫取和疯狂掠夺。我们甚至可以说，当前危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类消费行为异化的折射。正如世界自然保护同盟主席施里达斯·拉夫尔（Shridath Ramphal）所深刻总结的：“消费问题是环境危机问题的核心，人类对生物圈的影响正在产生着对环境的压力并威胁着地球支持生命的能力。从本质上说，这种影响是通过人们使用或浪费能源和原材料所产生的。”①
（二）生态文明践履生态消费观
建立在对消费主义消费观理性反思基础上的生态消费观，秉承适度消费、绿色消费等理念，注重物质需求、精神需求和生态需求的协调，倡导热爱自然、节约资源、关爱他人。生态消费观之所以能够取代消费主义消费观而成为当代人应该选择也必须选择的消费模式，是因为它在消费过程当中同时兼顾了消费者个人、社会和自然三者的关系，具有更全面、更广泛的伦理意义。
首先，生态消费是尊重自然、践行环保的绿色消费。绿色消费实际上是一种旨在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消费方式，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可持续性消费方式。这种可持续性体现在消费内容上，即生产用的原材料和生产工艺、生产过程对环境没有任何潜在的副作用；体现在消费过程上，即在消费品的使用过程中不会对其他社会成员的工作、生活以及周边的环境造成不良影响；体现在消费结果上，即消费品使用后不会产生过量的垃圾、噪音、废水、污气等短期内难以处理的、对环境造成破坏的消费残存物。
其次，生态消费是崇尚文化、满足心灵的精神消费。生态消费不是以物质财富和自然资源的高消费为衡量尺度的，而是以突出人的文化消费含量与精神享受高低为标准的。本·阿格尔（Ben Agger）也表达出了类似的观点：人们也许最终不是根据量的消费而是根据质的消费（好的文化、艺术、精神的享受和实现）来确定幸福的。因此，人类应在满足基本物质需求的基础上，重视对大自然精神价值的消费。事实上，人类只有从对物质的“虚假消费欲望”中解脱出来，恢复人的需要中的精神追求，才能克服“消费主义”所导致的生存悖论，实现人自身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再次，生态消费是崇尚健康、注重节俭的适度消费。适度消费首先是一种与自然的承载力、养育力、修复力相适应的消费。地球是人类栖身之所、衣食之源，但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任何人在消费时不仅要考虑人生存的健康限度，而且要考虑源环境的承受载荷，切实把消费水平限定在人口、能源、资源的可承载力范围之内。适度消费还是一种旨在追求代内和代际之间公正的均衡性消费。它强调消费者在消费时不仅要考虑自身利益，而且要充分考虑和保证到他人和社会的整体利益，把当代人的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利益同时兼顾起来。
四、发展观：经济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
发展观是一个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对发展及怎样发展的总的系统看法，它回答了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等关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于不同的发展观，就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发展体制和发展道路，就会产生迥异的发展效果。
（一）工业文明追求单纯的经济发展观
工业文明的发展观是一种典型的拜物式的生态缺位的发展观，它所追求的是单一的“发展=经济增长”模式，忽略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协调，把发展单纯归结为物质财富的积累。长期以来，在这种把发展问题视为经济问题，把资源、环境问题视为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的发展模式支配下，人们在对自然的认识和实践上都陷入了一种误区。在认识上，人们一方面不再考虑环境养育能力，不再考虑资源的再生能力和自净能力，而是把自然视为蕴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专门供人类无偿地“单向性”索取和“掠夺式”开采；另一方面则把自然界当做随意排放废弃物的垃圾场，以为它有着无限的修复力、承载力和透支能力。在实践上，在整个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所追求的，只是如何发展得更快，而并不关心诸如“为了什么发展”和“怎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这样的目的论、价值论问题。特别是到了后工业文明时期，随着人的主体意识的片面张扬以及科技水平的提高，人类不断加强对自然的支配和控制能力，不断把自然作为人类征服和主宰的对象，由此，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改造自然的力量逐渐被异化为控制和破坏自然的力量。在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看来：“控制对于自然的控制成为今天的大问题。”①人类的这种以经济为中心、以生态为工具的托勒密式的片面发展观，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它留下了一个物质资源高度消耗和生态环境高度污染为表征的“黑色文明”，既伤害了地球的生态系统，也制造了人类自身的“囚徒困境”，其最终结果无疑是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对此，英国学者托勒（H. Toler）博士曾尖锐指出：“现代文明的症结在于，工业已经成为压倒一切人类旨趣的东西，人的其他任何旨趣的供应都遭遇忽视。”②
（二）生态文明倡导可持续发展观
有别于工业文明的单向度片面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是一种人、社会与自然的生态整体主义世界观，它“既追求人的发展，又追求自然的发展，是人与自然相得益彰的整体发展”。③其核心与本质，是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维护和确保人类与自然的协同进化和共同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实现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有机耦合，但同时又在追求视角上偏重于生态中心主义，它表达和宣示了人类在文明旨归上的一种全新取向：生态文明。所以，这一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体现着人类价值观、发展观的反思、变革与重建。
与传统工业文明发展观相比较，可持续发展观体现出以下两个显著特征。
第一，在发展目标上，可持续发展观把人、经济、社会和自然看做一个动态复杂系统，注重发展的整体性、综合性、内生性。这一方面体现在“人—社会—自然”复合系统的整体性上，另一方面体现在“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整体性上。可持续发展观的这种系统整体性的思维特征，决定了其在实践目标上所要达到的两大根本旨趣：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与协同进化，二是生态与经济的有机统一与协调发展。既然是和谐统一与协同进化，就应该在满足人类自身生存发展需要的同时，不损害非人类生命物种满足其生存发展需要的能力的发展，把实现人类自身的利益与实现非人类生灵的利益有机结合起来，保证当代人利益、后代人利益及环境利益都得到公平对待。既然是有机统一与协调发展，就应该从更高的境界、更宽的视野去审视这一发展战略，谋求做到在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也要切实维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和谐与发展，努力推进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循环流动与可持续发展。
第二，从发展实质看，可持续发展观追求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即需要、限制和协调，其中最重要的是需要。可持续发展观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按照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1987年所发表的《布伦特兰报告》所下的定义，它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④这一定义意味着可持续发展观在发展取向上的两维向度：一是在空间维度上要满足所有当代人的需要，即实现合理的代内公正；二是在时间维度上要满足不同时代人的需要，即保证充分的代际公正。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公正，可持续发展都是以满足人在现代条件下的需要为诉求的。这样，可持续发展战略将“需求”概念和“发展”概念有机联系起来，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作为自己的目标，这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传统发展观把发展仅仅视为单纯的经济增长或纯粹的社会结构变迁的局限，给发展概念注入了深厚的人文底蕴，昭示了可持续发展观的“人本”精神。
五、自然观：机械论自然观和整体有机论自然观
自然观是人类对自然界总的观点和根本看法，它不仅包括人类对自然界的本原、演化规律、结构、秩序和变化的认识，还包括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在每一个时代，人们根据那个时代的认识水平与认识方法，都会形成相应的自然观。有什么样的自然观，就有什么样的对自然进行认识的方法论原则。
（一）工业文明崇尚机械论自然观
工业文明的自然观是机械论的。机械论自然观渊源于古希腊的原子论，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勃兴于近代工业科学革命中。机械论自然观在整体上表现为“人对自然”的特征，即人对于自然的控制性、对立性和超越性。英国哲学家柯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对机械论自然观的核心观点进行了经典表述：机械论自然观“不承认自然界是一个有机体，仅承认它是一架机器：一个按其字面本来意义上的机器。”①如果把机械自然观浓缩为一句话，那就是“世界是一架机器”。笛卡尔（Rene Descartes）甚至将这种隐喻又扩展到人的身体：“我认为人的身体也是一架机器。”世界机器的隐喻透射出了“控制”自然的核心理念：既然世界是一台机器，那就意味着它不再是个有机体，不再具有生命和活力，进而引出人是大自然的唯一主体，可以支配一切，可以对大自然这部机器进行为所欲为的操纵和控制。如此一来，蕴含在自然之中的神性消失了，大自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终极目的消失了，希腊意义上原初的自然——一个有生命的、具有外在形式与内在本性的自然祛魅了，并随之分裂为物质与精神的两极，由此直接导致了人们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大变革——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和还原主义方法论的出现。当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已被一分为二以后，人类在实践上日益以征服者的姿态君临于这“异在”于自己的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如美国环境伦理学家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所指出的：“因为机械论观点把自然看做死的，把质料看做被动的，所以它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微妙地认可了对自然及其资源的掠夺、开发和操纵。”②机械论自然观不仅为人们征服自然的思想提供了可能性论证，更为人们征服自然提供了方法上的可行性说明。近代以来，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和征服活动正是在这种自然观的指导下进行的，而这正是造成现代人类社会生存危机的重要原因。
（二）生态文明强调整体有机论自然观
与工业文明的自然观不同，生态文明的自然观是整体性的。生态文明的整体性自然观是指人类在把握与自然的关系时，要把自身置于整个生态系统中观察与处理问题，从与自然相互关联的整体性思想出发，审视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物种的关系。生态文明的整体性自然观首要表现在它看待人与自然关系的系统性思想上。它不再把人和自然机械地分割为绝然对立的主体和客体，而是把它们的连接视为一个高度相关和不可分离的有机整体。在这个整体互动的生物圈中，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发展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人虽为地球上万物之灵，但它也是“大自然机体上普通的一部分”。作为大自然的产物，人类和周围的环境一起构成一个环环相扣、密不可分的整体，并通过彼此之间不断的物质循环、能量传递和信息交换，共同维持和推动着整个生物圈向着高度整合、整体优化与可持续的方向协同发展。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和动物一样）依赖无机自然界来生活，而人较之于动物越是万能，那么，人赖以生活的那个无机自然界的范围也就越广阔。”①人与自然之间这种在本体理论上所具有的同根同源整体共生性，决定了人类不能也不应该主宰自然。如果人类肆意摧毁自然，那么必将引起自然生态系统中生态链条的断裂，一旦生态链条断裂，就必然导致卡洛琳·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所警示的“自然之死”和“人类之死”。因此，“那种认为世界完全独立于我们的存在之外的观点，认为我们与世界仅仅存在着外在‘相互作用’的观点，都是错误的”。②生态文明不仅把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视为一个有机的系统，而且认为社会也是一个有机的系统，人类同时也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并且人自身也是一个有机的系统，也是一个自我运行的系统。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生态文明自然观的整体性思维把对整个宇宙以及对人本身及其在其中的地位的认识都提到一个有机整体的高度，但这种强烈的整体主义诉求，并不是一种极端的整体主义，它同样承认并努力维护世界和生态价值的多样性。事实上，“最大限度的自我实现就需要最大限度的多样性和共生”。③
系统自然观的基本内涵范文3
一、设计中的自然观
中国古典哲学的根本观念之一就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中国古代传统设计理论中就有着自然观的体现，如《天工开物》就非常强调人类要和自然相协调、人力要与自然力相配合。此外，中国传统审美理论也多是基于此观点来展开论述。如唐张彦远提出：“因知丹青之妙，有合造化之功。”北宋张怀说：“蕴古今之妙，而宇宙在乎手，顺造化之源，而万化生乎心。”明王履《华山图序》提出：“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由此可以看出，生活是设计师创造的基础，设计师的创作灵感、创作元素都源于现实生活，设计是现实生活的能动反映。生活内容与艺术家的思想感情相结合形成意象，意象是在艺术家头脑中所形成的艺术形象的“蓝图”②。在中国传统造物思想中，自然观的体现可谓是淋漓尽致。如古代建筑设计深受自然观的影响，多采用坐北朝南的布局，最初是便于采光和日照，但后来上升到古代礼制的高度，就是通常所说的“面南而治”。《周易正义•说卦》中有这样的记载“: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面南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疏］：……日出而万物皆相见也，又位在南方，故圣人法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也。”③这样的建筑遗风，在现代建筑设计中还有着重要的体现，仍在影响着现代设计形式。由此可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不只是消极地适应自然，而是积极地作用于自然。设计就是要遵循在这一相互作用中的规律，从而形成对自然界的可持续创造。“心师造化”的本质是用心去领会自然的法则，从自然中去汲取养分。意象造型与仿生设计都是建立在对自然事物模仿研究基础之上的，这是两者的共性。然而两者研究的层面不同，意象造型强调的是对不同文化背景、美学观念的意象研究，其体现产品的文化、审美内涵；现代仿生设计强调的是对生物系统的结构、功能等特征的研究，其体现产品的功能合理性原则。简而言之，意象造型偏重于内在感性，仿生强调外在理性，两者是设计不可或缺的两面。仿生设计被西方大量应用到现代设计之中，随后我国便引入这一设计方法。仿生设计主要研究事物的结构、形态、功能和色彩等方面。通过这一层面的研究，使产品、人、机、环境达到了和谐共生的新高度，同时推动了工业化、批量化的现代设计进程。然而人们在大量利用这一方法时，却忽视了对传统文化和传统审美的挖掘研究，导致设计很难从物质层面渗透到精神层面，获得永恒的生命和情感。鉴于此，要实现“心师造化”要求的“外在”和“内在”有机统一，达到“坐忘”的境界，通过造型语言传递一定的文化、审美内涵就显得很有必要。
二、师从自然、返璞归真
我国的现代设计几乎是照搬西方的设计理论与方法，经过多年的发展，许多问题已经暴露，至今还未形成适合自身发展的设计体系。形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舍近求远，崇洋，忽视了对本土造物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才导致今天的“空中楼阁”之现状。因此，重新解读先人朴素的造物观，力求达到师从自然、返璞归真，或许能让我们找到一剂良方。《考工记》一书中处处体现着人与自然和谐的观点，对今天仍有重要意义，现列举如下：“天有时，地有气，工有巧，材有美，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天时”、“地气”是指自然界的客观条件，“工巧”、“材美”是指主体的主观因素。也就是说造物时，只有合理利用这些条件，才能制造出精良的器物。这是一种系统论的造物观，正体现了要遵循自然的法则，这一观念也形成了我国早期的设计美学观。虽然在现代工业发达的今天，设计对自然的依赖程度逐渐减少，甚至会出现对立，但是其基本内涵仍是现代工业设计的必备因素。“凡斩毂之道，必矩其阴阳。阳也者，稹理而坚；阴也者，疏理而柔。”上述的“阴”“、阳”是指树木生长因光照的差异而形成的向阳面和背阴面。阳面和阴面的木材由于自然条件作用的不同，会造成两者硬度和密度不均匀。也就是说在选用阴面木材时，要经过烘烤才能达到和阳面相同的硬度和密度，才会保证车毂不会变形。由此可以看出，要用自心去领会自然的法则，对事物外在现象和内在本质都有透彻的认识———“学穷性表，心师造化”，才能做出精良的设计。“燕之角、荆之干、胡之、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轮人为轮，斩三材必以其时。三材既具，巧者和之。毂也者，以为利转也。辐也者，以为直指也。牙也者，以为固抱也。轮敝，三材不失职，谓之完。”上述论断充分说明人们在造物时首先是要选材，遵循自然材质的属性，做到“物以致用”的原则。材料优良是物质的客观前提，工巧是技术经验，是造物为良的重要保证。如造车轮必使其磨损程度达到最小，即使车轮破旧了也不至于变形。“轸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圜也，以象天也；轮辐三十，以象日月也；盖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龙九，以象大火也；鸟七，以象鹑火也；熊旗六，以象伐也；龟蛇四，以象营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上述论段充分体现了主观意象客观化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的造物观，在满足产品功能性的同时表达出了一定的精神和文化内涵。如轸的方形，以象征地；盖的圆形，以象征天；轮辐三十根，以象征日月；盖弓二十八根，以象征二十八宿；龙旃饰有九存，以象征尾宿九星；鸟旃饰有七存，以象征星宿七星；熊旗饰有六脖，以象征参宿中伐星的六颗星；龟旒饰有四旃，以象征营室与东壁连体构成的四颗星；弧旌上画有枉矢，以象征形如张弓发矢的弧星。
系统自然观的基本内涵范文4
关键词：自然观；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
十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中，而后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首提“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生态问题已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问题，学者们运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寻找解决危机的方法。福斯特的生态思想为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提供了思想方法，也为消除怀疑生态思想的学者们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说到：“事实上，整个19世纪生态思想发展的最大成果就是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崛起，而这又与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伴随。”在一定意义上，他把对马克思的生态理论的内涵及当代价值的揭示转化为对马克思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揭示。鉴于人们对的辩证法没有多少异议，所以他主要集中于对唯物主义的阐述上。
一、马克思博士论文中唯物主义自然观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异》，马克思之所以选择伊壁鸠鲁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写作对象，正是因为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理论。福斯特认为伊壁鸠鲁超越了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机械论倾向，这是马克思的―个重大发现。福斯特详细的说明了马克思是如何肯定伊壁鸠鲁对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机械论和决定论的超越。他强调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肯定是在坚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的。认识到马克思在坚持唯物主义基础上对伊壁鸠鲁的肯定要比认识到马克思对伊壁鸠鲁超越机械论和决定论的肯定更为重要。福斯特认为马克思之所以肯定伊壁鸠鲁就是想要说明伊壁鸠鲁是个唯物主义者。福斯特说到：“他（指马克思――引者注）同伊壁鸠鲁主义和英法唯物主义者们的相遇，使他和恩格斯后来所说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形成了面对面的关系。”
二、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关系
福斯特认为成熟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在系统的接触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哲学以后形成的。之前我们一谈到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关系，首先想到的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和超越，而福斯特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吸收和继承上。福斯特认为正是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刚要》这部著作中费尔巴哈同黑格尔实现了分裂。黑格尔认为自然是从精神中分离出来的，自然从属于精神，在《自然哲学》中提到“自然界的宗旨就是自己毁灭自己，并打破自己的直接的东西和感性的东西的外壳，像尼芬克斯那样焚毁自己，以便作为精神从这种得以更新的外在性中涌现出来。”而费尔巴哈“坚持认为物质世界本身是现实存在的，包括其中的人类及其对世界的感觉”。对于黑格尔来说，这种来自费尔巴哈的冲击是毁灭性的。福斯特这样描述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冲击，“正是在这里，费尔巴哈的批判最具毁灭性，因为它就是冲着这个离奇的自然哲学而来的，即就是为了脱掉这个皇帝的外衣。正是缘于黑格尔无法提出真正的自然主义，以及他一意孤行地将外在自然（被视为是机械的）置于绝对理念之中，所以他的思辨哲学――他的辩证法――惊人地毁灭了。”之所以说马克思是对费尔巴哈的继承与超越，是因为费尔巴哈与黑格尔的决裂使马克思彻底看清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实际上是在为神学做辩护，之后马克思从费尔巴哈的思想中吸取了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的这一思想“对马克思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费尔巴哈在反对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时为的自然观提供了框架。马克思通过吸收了伊壁鸠鲁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提出了自己的“产生于感觉经验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一方面认为人是自然物，另一方面也认为人和其它动物一样是受动的，也就是说“人的欲望是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同时马克思强调人类的对象性的世界是在历史中以不同于人类的方式实现的。
福斯特认为马克思正是借助于费尔巴哈同黑格尔的决裂才同黑格尔彻底划清界限的，所以我们应该看到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形成所作出的贡献。但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也不能说一点儿也没有受到黑格尔的影响。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体系中的合理内核――辩证法。福斯特把马克思形成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看成是马克思一生所坚持的思想，即使后来有学者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解读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但是基础还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意蕴
系统自然观的基本内涵范文5
关键词：室内设计中国传统文化运用
一、引言
室内设计作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在世界范围内的真正确立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现代主义建筑运动是室内设计专业诞生的直接动因。在这之前的室内设计概念，始终是以依附于建筑内界面的装饰来实现其自身的美学价值。现代主义建筑运动使室内设计从单纯的界面装饰走向空间的设计，从而产生了一个全新概念的室内设计专业。
室内设计是包括空间环境、室内装修、陈设装饰在内的建筑内部空间的综合设计系统，涵盖了功能与审美的全部内容，代表了现代世界的主流。
室内设计与文化背景是分不开的，设计师要完成创造具有民族的地域文化特色的现代室内设计，就要对传统文化有深入的研究，结合历史文化和时代文化，扬长避短。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室内设计中的运用
文化是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人类思想的产物，是精神文明的体现。现代室内空间里各种造型、装饰、陈设等无一不表现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愿望。这些不同风格的现代室内设计以科学技术为依托、以文化艺术为内涵，它的发展往往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时代的发展有其基本的脉络，需要设计注入新的灵魂与血液。因此，很有必要将传统与现代美学及设计理念融入到设计中。中国传统文化在室内设计中的运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思维方面借鉴
中国传统文化中整体的、辩证的、因果循环的思维方式，强调事物各方面辩证统一和相互间的联系，其思维过程重综合、重归纳。反映在自然观上，强调“天人合一”“浑然天成”“物我不分”和“因势就成”。其思想发轫于先秦的道家、儒家以及禅宗理念，是原始质朴的混沌思维方法论的基本核心。中国特有的思维方式，为现代科学技术解开某些知识密码提供了科学辩证的有力思想武器。现代科学的三大发现——量子力学、相对论和混沌论中所包含的概念和思维方法，与中国民族文化中所蕴含的注重整体、和谐、相对、转化的传统思想方式相当吻合。
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艺术创作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是意象思维。中国的意象思维着重从特殊、具体的直观领域中去把握真理，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它显示出了活泼不滞、长于悟性的特点。思维方式转化到设计上，往往促成创意的产生，它是人所共知的潜意识中存在的思想意念。一个好的思维意念的生成，能够超越任何阻碍人类之间相互交流的因素，达到更高层次的彼此交流。我们的设计师在进行设计时，能够把作品的创作思维糅合到中华民族传统的自然观、哲学、思维方式中，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产生。
2.运用传统符号作为装饰元素
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在经过漫长的历史凝练后，逐步形成各具典型文化内涵的图形和纹饰。他们包括人物、植物、动物、图腾、几何符号等形式在内的图像，以及一些流传广泛的典故、成语、传说中的人物、景物，一些约定俗成的事物及组合。这些传统符号既有具有传统象征内涵和比喻意义的图案和纹样，也有古代传统图腾纹饰，以及传统宗教纹饰符号。这些文化符号在经历了岁月的洗练后都渗透出浓厚的历史凝重感，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因为其文化符号是形式与内涵的完美结合。我们应该用今天的设计语言诠释与重现这种完美。在当代，这些符号仍有着积极的实用意义，直接运用这些传统符号作为装饰元素，是营造传统的文化室内环境的有效手法。一般的运用手法有：
第一，抽象简约。这种手法是对传统形式的整体或局部，进行艺术加工提炼与抽象简化，其原则是可失传统之形而不失传统之韵，使传统的儒、道、禅中的某一种文化，在结合现代的功能与技术的基础上，得到延续与发展。
第二，符号拼贴。其特点是将人们所熟悉的传统构件加以抽象、裂解或变形，使之成为某些典型意义或象征意义的符号，并在室内元素中拼贴运用，从而使新与旧、今与古带着某种联系。
第三，移植与嫁接。即对儒、道、禅历史文化进行移植嫁接，使之成为一种新的艺术形象。现代设计不仅要让传统艺术和文化在各方面得以运用,还应该结合现有的技术与工艺对传统装饰艺术进行延伸与拓展。
3.体现富有文化内涵的陈设艺术
陈设艺术从古至今一直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的形式、质感、文化特征无不在空间与人之间传递着某种氛围、某种情感。陈设艺术以其悠久的历史、鲜明的民族特征、强烈的地域特色，责无旁贷地担当起了重要的使命。中国传统文化丰富而久远,由于历史、地域、宗教、文化、经济、习俗、环境等因素的差异而形成千姿百态的陈设艺术，这是我国室内设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传统的居室陈设以实用性陈设为基础，对室内装饰的最终效果往往起到一种灵魂的作用。中国传统的陈设风格已成为东方的一大特点,它蕴含两种品质:一是庄严典雅的气度,二是潇洒飘逸的气韵，象征着深奥超脱的性灵意境。继承传统文化的陈设艺术是人性化设计的基本归属。我们不能忘却传统，更不能刻意模仿传统，要继往，更要开来。
室内陈设艺术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烘托室内气氛、创造环境意境，创造二次空间、丰富空间层次，柔化空间、调节环境色彩，强化室内环境风格、反映民族特色等。陈设艺术通过再现、点睛、提炼等表现手法在本质上传递着一种内在的、深层次的可延续的传统。如在室内陈设一些原始情调的饰物，增加自然的意境；可通过红色的干辣椒或金黄的玉米串，抑或一束干麦穗、白色的芦花，还有手工蜡染的花布等等，巧妙点缀，匠心独运，就会达到一种意想不到的自然美效果；或者在墙上挂上或画上一些图片，画前再配上一些与之协调的盆栽植物，虚实结合，会使人感到清新、舒畅、视野开阔，有走进自然的感觉。格调高雅、造型优美，具有一定文化内涵的陈设品使人怡情悦目，陶冶情操，这时陈设品已超越其本身的美学界限而赋予室内空间以精神价值。新晨
中国传统文化崇尚自然，对自然采取顺应、亲和的态度,对自然景物非常喜爱。这种淳朴亲切的自然情怀反映在室内空间的处理和陈设设计上,将自然要素尽量组织到内部空间中。在室内营建日益精巧、和谐、完整的景观体系,体现人与自然的相融关系。利用花窗、门、挂落等装饰构件形成开敞的和半开敞的空间,将室外景观“借”入室内；绿色植物和盆景,作为室内陈设部分,使室内增添更多的自然景观元素。中国传统室内陈设设计也力求表达特定的情感意境，以达到传情达意的最高境界。这些都可以为现代室内设计所借鉴。
结语
作为一名中国的设计师应立足于现实，深刻审视华夏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责无旁贷地发扬与传承传统文化，将其与现代艺术设计紧密联系起来，并将传统与现代美学及设计理念融入到设计中去，形成现代与传统结合的室内设计风格。
参考文献：
[1]杨敏．中国传统陈设艺术理念浅谈[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0(9)
[2]潘吾华．室内陈设艺术设计[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
系统自然观的基本内涵范文6
一、“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在苏州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自然辩证法强调对自然界客观存在及其发展和变化规律的尊重，改造自然更要与自然和谐相处。苏州园林从开始营建就遵循着园林所在的自然地理条件，以拙政园为代表的苏州古典园林，就是对大自然的充分尊重和保护的代表，不论是在水景还是植被分配上都体现了园林景观中的自然生态理念。苏州园林的构景要素中的山水、植被和建筑，无一不被赋予了人的主观色彩，有了人文内涵，在以人为本、充分保护自然、运用自然条件的理念中，将自然与人的关系、自然与科技的关系发挥的淋漓尽致。“虽由人作，宛如天开”的苏州园林之美，与中国国画有异曲同工之妙，注重自然的意味与情趣，注重园林的意境与内涵。［2］苏州园林的灵魂就在于此。苏州园林的营建和设计，不仅是对自然的充分诠释，更是对于艺术的高度追求。
(一)物质性
园林艺术的物化形态随着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不断深化以及自然科学本身的不断发展而发展，但从作为绝对存在着的物质本身来说，它是固有的、不变的、永恒的。正如恩格斯所说:“物质是某种既有的东西，是某种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东西。”［3］在苏州园林中的一些自然山水景观，例如一些岩石、土壤、植被、水体，都是在意识没有产生之前就已经客观存在，只是没有具体的定义而已，充分体现了自然美的主旨。文征明在拙政园建园初的总体思路“因地制宜、法乎自然”更是对自然物质性的遵循。物质具有客观实在性，并决定意识，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二)系统性
自然界不是各种物质的堆积，而是一个巨大的、相互联系的系统。自然系统具有整体性、层次性，各要素之间、各系统之间以及相互作用并不断变化，把握其内在联系和系统性是园林景观设计中的重要因素。苏州园林在布景上，不是一个杂乱无章的各种景观的堆砌，而是一个多重相关的小景观的和谐组合。时至今日，拙政园仍然“以形状富有变化的水池串连各景区，成为既有主次、又有变化的统一体”。［4］中国的园林创作中主张“天人合一”。“在营构布局、配置修建、山水、植物上，努力寻求顺应自然，着力表现纯自然的天成之美，并力图突破情势上的调和和整一，模山范水成为中国造园艺术的最大特点之一”。［5］苏州园林在营建和设计中充分认识到自然界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并尽可能地尊重每一自然景观要素，并合理发挥好了各要素本身的特性。如拙政园中很多高低起伏的长廊，不仅使两年的景色充分展现出来，更展示了水面的高低和变化，水、石、廊等各个因素的综合，不仅是对自然的充分应用，也展现了自然的系统性。此外，还有一些叠山置石景观、视觉与嗅觉相结合的雪香云蔚亭等等。
(三)层次性
层次结构是由若干要素之间相关性关系所构成的系统，再通过新的相关性关系而构成新系统的逐级构成的一种结构关系。层次性在园林设计中运用的非常广泛，通过层次性的布局和设景，以获得更引人入胜的景观效果、更加美观的景观感受。苏州园林在设计构筑中，多采用因地制宜的方法，通过借景、隔景、对景、分景等多种手法来组织和构筑空间，形成层次性强的多重景观，叠山理水，内外空间相互渗透，让游人有“步移景异”的观景感受。这也是中国式园林与西方园林的最主要特征。如拙政园中的中部水面，被池中的两座小岛以及曲桥、房屋和花木分割为几个部分后，水面迂回流通，空间层次更加丰富，景物更显得立体而深远。苏州园林中的假山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或与植物相互映衬、或与水景相互交融、或与亭廊融为一体，层层叠叠，让人不仅有身在林中的感受，更有一种移步换景的多重感受。
二、科技观在苏州园林设计中的充分运用
自然辩证法是自然界的辩证法，也是科学技术的辩证法，是关于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和发展规律的哲学思考。科学技术作为自然辩证法研究人与自然、与社会关系及发展规律的媒介，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中作用重大。苏州园林在设计中对于科技手段的运用大大增强了园林的美感与多样化。园林设计的定义中提到的工程技术手段、植物种植、园路铺设、建筑的营造等就涉及科技问题。在苏州园林的景观设计中，植物的种植布景、亭廊的建筑设计以及园路的铺设都是科技观的体现。例如:以“林木绝胜”著称的拙政园，除了就地取材，经过科技手段的不同搭配，便与山石水景完美相结合。拙政园的“倚虹亭”，园中“与谁同坐轩”的扇亭，扇面两侧是实墙，实墙上开着两个扇形的空窗，一个对着倒影楼，另一个对着“鸳鸯厅”，而后面的那一窗由于面对着山，窗中正好映着入山的笠亭，笠亭的顶盖又恰好配成一个完整的扇子;狮子林中多似狮子的石凤峰林立;园路铺设中“海棠春坞”海棠花铺地图案，海棠花的雅致与素净的墙面、精美的花坛反映了文人的精神品味;脊饰雕塑仙人寓意富贵吉祥等等。这些景观带给人一种美感的同时，更是科技与自然、人文的结合。
三、自然辩证法在园林景观设计中运用的启示
(一)以人为本、遵循自然规律
园林景观设计中，设计者们首先应该遵循客观规律，并掌握基本的科学与技术实践方法论问题。设计师们必须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充分尊重当地居民传统民俗与文化，尊重所在城市的文脉与文化情结。现代园林的设计应更加重视人的行为意愿，重视使用者的心理感受，满足其游赏及其他需要。［6］严格按客观规律来设计符合人类需要和现展的综合性园林景观。
(二)紧跟时代、合理运用科技
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科学技术为园林造景和效果呈现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但与此同时，也应意识到过分依赖科技而忽略了自然美本身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应在园林设计中合理运用自然美，在营造效果上注重对科技的运用，打造自然与科技相结合的园林景观。中国几千年的园林艺术历史，造就了无数的优秀园林艺术作品。每个时代的园林设计作品都反映了当时那个时代的风貌，在园林景观的设计中既要顺应时展，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又要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园林设计中高度结合，设计符合时代特征、体现时代文化、时代精神，延续历史文脉的园林艺术作品。
(三)生态先行、科学规划
人类社会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离不开自然界，而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那些试图奴役自然、征服自然的观点和行为都是不可取的。当今的园林规划应当借鉴和发展传统园林的经验，在遵循生态学原理的基础上，建设符合生态学的科学的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园林景观，建立一种人、植物、动物、建筑等和谐共处的秩序，实现科学发展，形成稳定的多功能的生态系统。在规划建设中不应破坏原区域的生态环境，充分利用当地的山体、植被、湖泊等各要素，构建多层次的生态系统，不断丰富物种多样性，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园林景观在提高和改善人类生活环境和保护生态环境上有着重要意义，园林景观设计的方式方法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只有在遵循自然辩证法原理以及中国园林的具体实际的情况下，尊重客观规律、科学发展、合理运用自然辩证法，建立系统的自然观与科学技术观，建立一条生态的、可持续的园林景观设计之路，才能让中国的园林艺术长盛不衰、独具魅力。
作者:徐汇 单位:河南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张塔洪，黄生惠．园林景观设计［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赵仁冠，托马斯•克凡．苏州园林———中国园林设计原理分析［J］．时代建筑，1986，(2)．
［3］邓晓松．对自然辩证法在中国园林设计中的应用的几点思考［J］．现代经济信息，2013，(22)．
［4］邵忠．苏州古典园林艺术［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