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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考试制度改革范文1
独立学院作为新型的高等教育办学模式，其法学教育起步较晚，且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母体教学模式，这就忽略了其法学教育的个体性。2008年司法考试报名条件向在校法科学生开放，于是，在校学生为了通过司法考试，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通过司考上，出现了忽视法学理论学习的倾向。这种变化给独立学院的法学教育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一、厘定独立学院法学教育的性质
对于法学教育是通识教育还是职业教育，法学教育界一直存有争议，但是将大学法学教育定位为通识教育的观点更符合目前的现状。原因有三，其一，我国法学教育机构众多，主管部门也不尽相同，但是在入学考试、核心课程、公共基础课程等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大同小异;其二，法科学生毕业后不能直接从事检察官、法官、律师等相关行业，而是要参加法律职业培训和统一司法考试;第三，2008年出台的《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以下称“办法”)第四条规定：“司法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组成国家司法考试协调委员会，就国家司法考试的重大事项进行协商。”第五条规定：“国家司法考试由司法部负责实施。”以上条款可以说明，国家司法考试独立于教育行政部门和高等院校存在，司法考试和法学教育的管辖与实施分属不同的部门。
该《办法》第二条规定：“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申请律师执业和担任公证员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可见，司法考试制度的实施，为我国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的衔接搭建了平台。法科学生通过司法考试是进入法律职业的必经途径。另外，法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注重理论和应用相结合、书本知识与社会知识相结合，在教学过程中，适当地开展案例教学、模拟法庭、模拟仲裁庭、法律诊所、法学乡村调查等活动与通识教育并不矛盾。
二、独立学院法学教育的现状
多数独立学院的教育模式由母体高校提供，母体的法学教学模式对独立学院教学活动有直接影响，而传统法学教育普遍存在着“轻应用、重理论”的现象。由此独立学院法学教育存在以下问题。
(一)教学目标及定位不清
独立学院法学教育的目标不清，定位不准，教学上没有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设定符合独立学院学生特点和学院特色的法学人才培养方式。采用母体高校的标准进行管理和教学活动，使得传统法学教育的高理论性和高规范性压力一直存在于独立学院法学教育中。这是造成独立学院法科学生实践能力低下的主要原因。
(二)课程设置偏重理论
大多数独立学院法学教育的课程设置中，理论课时所占比例相当大，实践性教学内容较少。除了毕业实习外，很多课程没有实践教学环节。即使安排毕业实习，也只有两三个月，甚至受到就业压力的影响，很多学生选择在实习期间准备司法考试、公务员考试等，最终使毕业实习流于形式。
(三)教学方法及手段落后
现行独立学院法学教学模式主要是传承传统法学教学模式，教学以教师讲授理论为中心，学生的法律逻辑思维能力、学习能力、实践能力等方面的培养未能在教学中得到充分的重视。此外，受薪酬、学校知名度等因素的影响，在课堂外，学生与知名的法学家、法官、律师等交流的机会较少，学生的视野狭窄，学习主动性较差，自学能力不强。
此外，独立学院法学教育还存在着经费紧张、受场地限制的现象，从而使得独立学院的法学实践性、应用性的教学活动难以开展。
三、司法考试背景下独立学院法学教育的改革
基于以上分析，独立学院的法学教育面临着重新定位及统一司法考试的双重压力。因此，在对独立学院法学教育进行改革的过程中，既不能忽视独立学院自身的特点和不足，又不能不顾司法考试的影响和学科的特点而盲目地进行改革。
(一)根据法学学科特点，革新教学理念
法学教育为通识教育，但不应忽视职业能力教育。法学教育中坚持通识教育为主，职业教育为辅的原则。通识教育是基础教育，在传授法律基本知识、传播法律精神、普及法律文化，培养学生法律素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独立学院的学生基本是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的，之前没有任何的法学基础知识，因此，大学法学教育仍应坚持将法学基础理论作为教学的重点，培养具有较强法律素养的法律通才，为将来拟从事法律职业和拟从事法学教学研究者打下法律基础。
另一方面，法学的实践性极强，在教学过程中应结合独立学院自身的特点和人才培养方案，开展教学活动，并积极探索具有创新性的教学模式。以加强法科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为目标，积极开展案例教学、模拟法庭、模拟仲裁庭、法律诊所、送法下乡、法学乡村调查等活动。因此，独立学院在法学教育中，既要考虑学生的基础知识教育，也要考虑职业的需要。
(二)调整课程设置
现阶段，大学法学教育的课程都是由教育部设置的，共16门主干课，包括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宪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民法、商法、知识产权法、经济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等。这样安排能够从整体上保证高等院校所培养的法科学生在质量上的统一，但忽视了独立学院的地域性和市场性的特点，不能充分发挥独立学院教育方面的优势。
因此，根据独立学院“服务地方”的理念，同时兼顾法律职业教育的需要，有必要在16门主干课之外，开设相关的辅助课程。例如，可以根据学生未来的发展方向针对学术型和实务型增设不同的课程，学术型的学生未来主要是进行法学理论研究，因此，增设外国法制史、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国法律思想史、法律逻辑学、比较法、法律语言学等课程;而实务型学生，可以开设司法考试的培训课程、法律文书写作、司法实务、刑事侦查学、法律心理学、法医学等课程。
(三)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
传统法学教学方法注重理论讲授，受母体教学方法的影响，独立学院法学教学也是如此，因此，独立学院法科学生在实践能力方面的培养一直被忽视。但独立学院学生在创新性、动手等方面一直受到肯定，这恰恰可以弥补学习能力的不足。
“模拟审判”是实践教学的代表形式。一般来说，“模拟审判”分为五个环节：首先，选择典型案例。通常案例选择实务部门的真实案例，可以从法院、律师事务所选择已结案的案例，也可以从高法的公布的典型案例库中进行选择;其次，对学生按每组10～15人进行分组，通常按照原告(公诉机关)、被告、审判员等角色进行。各小组内部根据学生的兴趣和专业特长再进行细化;再次，各小组的成员根据自己的角色，在开庭前准备相关诉讼文书。包括起诉书、公诉意见书、证据目录和说明、辩护词、词等，并按照法律的规定将文书传递给对方;第四，正式模拟开庭。按照程序法要求，进行庭审活动;第五，评议和总结。整个活动结束后，教师对模拟审判活动进行总结，指出优缺点，分析原因并给出意见。同学间可以对整个活动进行交流，对模拟审判活动发表意见和体会，以进一步提高学习效果。
学生在整个模拟审判的过程中，从零散的案件材料入手，通过分析、筛选、归纳，从中寻找出法律事实，形成法律要点，进而查找适用相关法律规范，并最终形成辩护意见或意见。这个过程，学生既可以加深书本知识的理解，又可以熟悉法庭审判的程序，掌握举证、质证、辩论的技巧。动手能力大大增强，弥补了传统法学教育中实践能力训练和培养不足的缺陷。
司法考试制度改革范文2
【关键词】：司法考试；法律职业共同体
一、问题的导入
目前，全国统一司法考试是选拔法律人才的重要渠道。自2002年司法部开始推行全国统一司法考试以来，初任法官、检察官和执业律师、公证员必须通过考试获得司法职业资格。制度的设计使司法考试成为一种职业准入门槛，为建立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搭建平台。司法考试制度施行十年以来，催生了不少司法培训机构，很多人指责司法考试冲击了正常的法学教育秩序，对“博士生考不过硕士生，硕士生考不过本科生，法学本科考不过非法学本科”的现象更是嗤之以鼻。当然，我们会正视这些现象，通过司法考试体制的完善，解决现存问题。在此，我们有必要对司法考试制度的完善做出探讨。
二、完善司法考试制度的必要性
（一）完善司法考试制度是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必然选择
通常意义上来说，法律职业共同体主要是由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院四类构成，当然还包括企业法务、政府法务及其他从事与法律事务有关的职业。“在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都是以类似的司法考试作为司法官遴选的基本依据的。”同质性的法律人才是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关键因素，正如学者吴汉东曾指出，“法律人才应当有三个相同的规格要求：第一，共同的法律精神、法律信仰、法治理念、法律职业伦理；第二，相同的法律知识结构；第三，相通的法律技能。”。
（二）完善司法考试制度是提高法律职业准入门槛的必要准备
自司考设立以来，参考人数井喷式增加，到2012年超40万人报名，近三年的录用率在20%到27%之间。这种高淘汰率，能过滤掉部分不适格的人。同时，由于近年来，司法考试中减少了单纯记忆的客观题比重，增加了对法律时务、案例分析等更能体现法律思维能力的考察，那些不具有法学教育背景的人便很难通过考试，而经历了正规法律教育的学生平时所积累和内化了的法律知识、技术乃至信仰往往能帮助他们通过考试。现实生活中，很多法学院校并不具备相应的师资能力，却招收了很多学生，不仅浪费了国家教育资源，还增加了法学专业的就业压力。将司法考试录用率作为一项考核标准，通过良性竞争，淘汰不具备法学教育能力的院校，投入更多的资源培养精英法律人才，避免形成“法律硕士是法学本科‘压缩版’的尴尬局面”。
（三）完善司法考试制度是促进法律职业群体合理流动的必经阶段
司法考试历来以培养法官、检察官、律师为目标，而这些“法律人”因为种种原因，常会出现职业间的逆向流动。“以法官为例，不像其他国家已是通例的‘法官少、律师多’现象，中国独一无二地出现了‘律师少、法官多’的法律人才结构”。常出现的情况是，法官因为资历、薪酬等原因，转向了律师行业或者其他职业。这种职业流动模式带来了诸多不良影响，呈现出“有经验无地位、有地位无经验”的现象，不利于司法公正。反观其他国家，我们会发现大多数国家的职业流动模式与我国相反。例如美国的法官、检察官以及其他法律时务工作者都是从律师之中选出来的，律师是迈入其他法律职业的前提。
（四）完善司法考试制度是将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连接起来的必然结果
司法考试是法学教育走向法律职业的独木桥，如何通过司法考试帮助学生更顺利地过渡到法律职业阶段必然涉及三者的关系问题。
1、司法考试促使法学教育将理论与实践结合
社会格局的急剧转型，疑难冲突此起彼伏，高端法律人才缺位。单纯的理论教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司法考试中愈加注重对法律运用能力的考察。较之以往，司考更加强调法学教育的实践性，一方面要求更新法学教育观念，另一方面鼓励学生参与法律实践。
2、司法考试是法律职业准入的最低要求
司法考试除了是法律职业准入的门槛外，还应发挥增强法律职业认同感的作用。法律职业的认同感，是构建同质性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条件。不同法律职业之间相互尊重，才能渐渐消除“部分律师遭受法官和检察官刁难和敌视”的现象。目前我国法律职业者之间知识背景较为多元化，很难达成同质性的认识，司法考试的考试资格是导致这种现象的重要因素。
三、完善司法考试制度的路径
司法考试作为一种考试制度，就难免会出现应试的现象，这也正是遭人诟病的地方。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完善这项制度，降低通过司考的偶然性因素，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考试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构作用。因此，本部分将结合国内外司法考试制度，试对完善司法考试制度提出几点改革意见。
（一）分段考试――法的确定性要求法律人的确定性
针对司考“一考定终身”的弊端，大家普遍认为一次考试偶然性过大，不足以测试学生的能力，发挥失常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有学生希望能分段考试，降低失误的风险。那么，是否应该增加考试次数？以何种方式增加？增加考试次数究竟能否解决一次考试的弊端呢？
比较中外司法考试制度，我们会发现国外大多数国家实行的是分次或分阶段考试。以德国为例，德国采取了欧陆法系比较常见的“两段式”司法考试模式，中间还夹有一个预备期研修培训，一般只有极少的法科生能最终获取法官资格。德国《法官法》第5条规定：只有在大学完成法学专业学习并通过第一次国家考试，然后完成见习服务并通过第二次国家考试，才能取得法官资格。德国的分阶段考试能够实现选拔优秀法官的目标，但是这种高淘汰率不符合当代中国国情。首先，中国正处于法治社会的建设阶段，急需大量的法律人才，只有一个合理的淘汰比率才能实现集约化教育资源利用。其次，德国的培养模式要求投入大量资源在见习服务阶段，这在中国职前培训不系统、不完善的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
我国有学者主张另一种类型的分段考试方式，即把现在的一次性考试改为法学基础知识和法律分析论述两次考试。第一次考试采用客观题，合格率约为三分之一，合格后取得第二次考试资格；第二次采用案例分析、写作等主观题型，以法律实务中涉及到的实体法、程序法为主，合格率仍为三分之一。将客观题和主观题分开，采用两次考试的方式，与现在的考试方式有2个明显的不同：①淘汰体制。形式上虽然是两次考试，分次淘汰，但通过客观题来衡量，真能起到甄别是否接受过法学专业教育的目的吗？②考察内容。此种分次考试方式给人拼盘花样翻新的印象，仅是在现在的基础上，将主观和客观换了一种组合方式。所以，将客观题与主观题截然分开的方式，笔者无法认同。
笔者认为分段和分次是有结合的余地的，具体来说，我们可以采纳德国二次分段的方式，通过第一次考试者方能参加第二次考试。第一次考试的定位是单科目考核，第二次考试的定位是综合性考核。考过规定门数的单学科就算是通过第一次考试，之后参与一定年限的法律实践，再进行第二次综合性的司法考试，第二次更多的以主观题为主，考察法律思维能力。
（二）报名资格――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同质性要求法律人的专业性
试想，若任何人都能参与司法考试，如何能实现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同质性。因此，对于报名资格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怎样完善报名资格，无外乎扩大和缩小两种选择。
有学者认为，设计分阶段考试后，应该在报考政策上，放宽报名资格要求，放开对包括党校文凭报考资格的限制，并向法学高学历人才倾斜。放开资格要求可以使更多的人了解法律，推进法律人才多元化。但是，结合我国实际会发现，不管从法学教育渠道，还是从教育层次来说，学习法律的人都很多，却没有形成实际上的法律秩序，反而导致法学教育十分混乱，例如我国既有正规的普通高等法学教育，又有夜大、自考等非正规的法学教育。
有学者主张，不管考试次数是多少，报名资格上“必须强调参考人员的法学教育背景”，其意即在保持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教育背景的同质性。这不仅是大多数国家的经验，也与我国现状相符。大陆法系国家都将法律专业学历文凭当作司法考试的必要条件，原来不要求专业学历文凭的一些国家近年来也转而提出要求，如日本和韩国。面对法科学生被各种司考培训学校所掳获以及资格考试阶段的“弃大学而去”的现象，日本和韩国先后都在吸纳美国经验的基础上，推出了“法科大学院改革”。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将司法考试的报名资格限制为接受正规的法学教育。这不仅是为了实现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同质性，也是为了社会的人才结构更优化，毕竟“统一司法考试所赋予的只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那些不具有正规法学教育背景的人可以将精力放在其他方面，构建多元化的社会人才结构。法学院校也可以集中利用法学教育资源，逐步向精英化教学模式前行，将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更好地结合在一起。
（三）区域分配――考用制度衔接
司法考试的统一实行，出现了中西部地区部分县、区无人考过的窘境。而合格的司法人才，又不愿到偏远地区参与司法工作。为此，有人建议进一步降低司法考试在部分地区的通过分数线，甚至出现“大司考、小司考”的做法，完全打破了来之不易的司法考试统一性。这样做是否真的能解决难题？对此，笔者持反对态度。
大家之所以相信司法考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它的全国统一性。统一参考至少从形式上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大家可以平等参与。我们并不反对司考分数线在一定范围内不同，但大幅减低，甚至新设小司考是不符合逻辑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名存实亡。建立考用平衡制度，除了将司法考试分段化外，笔者主张采用类似注会考核的科目进修，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加入大学考试成绩的比例。如前所述，我们可以将第一、二次司法考试中间的法律实践灵活处理，比如规定参与偏远地区建设的可缩短法律实践的时间、去基层参与固定年限的司法实践可以获得第一次的免考资格等。但是，寻找考用平衡点时，我们的目光不能局限于司法考试本身，还应该从经济待遇、社会保障等角度入手，吸引法律人才向偏远地区流动。
四、结语
完善司法考试制度的目的归根结底是建立起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最低入门标准，使我们的法律职业人员在较高的起点上从事专业化的司法职业。本文以司法考试制度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构建作用为切入点，结合完善司考制度的必然性和可能性，进一步对比各方观点后，对司法考试存在的弊端加以回应，从分段考试、报名资格、区域分配三方面做出努力。基于上述分析和判断，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对司法考试制度加以研究，使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构建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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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考试制度改革范文3
为提高民事诉讼制度的效率,确立了案件审理的期间缩短一半的改革目标。通过扩大集中审理的案件数、聘请内行作为法官辅佐专员参与专业性案件审理[37]、设置专业法院[38]、大幅度提高简易案件标的额的上限[39]、鼓励审判外解决纠纷(特别是设置类似欧洲各国采用的劳动参审制等劳动争议案件处理系统以及导入劳动调解制度[40],在法务市场竞争激化的前提条件下促进民间营业型ADR的发展[41],以及制定ADR基本法[42])、广泛采用包括互联网和电视会议在内的信息技术等方式方法,使涉及事实真伪之争而需要取证的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平均处理时间由1999年20.5个月缩短到10个月以内。原则上所有的案件在受理之后都必须进行定立审理计划的协商,以便当事人准确把握案件的进程和预测诉讼成本。考虑在一定范围内导入败诉方负担胜诉方律师报酬的制度、诉讼费用保险的制度,降低提诉手续费的数额,并扩充民事法律援助。拟授予消费者团体等组织以独立的诉权,引进团体诉权制度。另外,根据公民需求积极实行和普及在夜间乃至节假日也受理案件和开庭审判的新的服务项目。
为提高刑事审判的效率,要求法廷辩论原则上必须连日开庭、不予中断(集中审理),并设立由法院主持的新的准备程序,以便在第一次公审之前整理所争执的焦点问题、制定审理计划[43].特别重要的是为缺乏财力的嫌疑者也设立公共辨护制度(过去只有受到的被告有权请求国选辨护人),使嫌疑者和被告人的辨护权从制度上获得一贯性的保障[44].有必要特意指出的是,引进连日开庭的集中审理制度和嫌疑者公共辨护制度是这次刑事制度改革的划时代性成果,如果切实施行,则相关的程序势必在整体上发生巨大变化。另外,为了保障审讯嫌疑者的程序公正性,拟导入强制性审讯过程书面记录制度[45],同时加强和扩大检察审查会的功能,赋予该组织的某些决议以法律约束力[46].针对现行刑事司法对被害人权利保障重视不够的问题,拟制定有关被害人及其遗属的保护和救济的法律,建立包括刑事司法在内的广泛的社会支援体制[47].
基于保障人权的需要,进一步充实行政诉讼的专业部门,改变“小司法”在“大政府”和“国会”面前容易示弱的格局,加强司法对行政的监督(包括对行政机关的政策性判断及其第一手判断权的司法介入)以及对违宪立法的审查,并考虑导入取消行政法规之诉等新的诉讼类型[48].
3 法律家人数的大幅度增加
应争取在2004年使现行司法考试的每年合格者人数提前达到1500人,到2010年增至3000人(为2001年1千人数的3倍),从而使从事司法实务的法律家人数在2018年左右达到5万人规模(为2001年约2万人数的2倍以上,超过法国的法律家总人数),实现法官和检察官人数的较大幅度增加。预计其中法官人数将增加500-700人。到2020年,司法考试以3次报考为限,但合格率从2000年的占应考人数的3%左右提高到70-80%。在2001年实施的司法考试制度在经过一定期间的过渡之后,于2010年废止[49].
原则上侯补法官从富有实践经验的律师和检察官以及富有专业知识的法学者中募集。特别重视从律师中选任法官,以便纠正司法消极主义的偏向,使法官能根据从事律师业务获得的见识来做出大胆的法律判断。预计到2023年律师出身的法官人数可达750人。关于这一点,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意见书是这样表述的∶
“在争取落实裁判所法第42条所规定的法官来源多元化的宗旨的同时,还要适应因撤消特例法官侯补制度所引起的法官人数大幅度增加的事态,因而必须强有力地推动从律师中任命法官这一长年以来的课题的解决。为此,最高裁判所和日本辨护士连合会不得不建立起经常性的密切的协作体制。这种协作体制不仅仅限于律师担任法官,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它还作为双方人才交流的体制,有助于……已经改作律师的那些侯补法官顺利重返法官职务。最高裁判所和日本辩护士连合会基于以上共同认识,起草了《设置关于律师担任法官等事项的协议会要纲》,并就推进律师担任法官等事项的互相协作达成了共识(参阅2001年5月8日通过的《关于推进律师担任法官的具体措施的提案》)。今后,双方应当遵循上述宗旨,齐心协力,建立经常性体制,加强协商与合作,进而不断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推进律师担任法官等”[50].
另外,计划改变仅仅由 最高裁判所来决定下级审判机构的法官任命名单的做法,设立对法官人事进行外部监督的组织(反映国民意志的任命咨询委员会),同时明确人事鉴定的主体资格和判断标准,定立申请再议的程序[51].关于为确保法官人事透明性和客观性的制度改革的基本内容,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建议的注意事项如下∶
“以最终判断由最高裁判所法官会议行使为前提,应明确初步鉴定权的行使者;
关于鉴定标准,应明确规定诸如案件处理能力、法律知识、领导能力、道德水准、灵活性等具体而客观的评比项目并予以公布;
应考虑在评比之际采取诸如填写自我鉴定书等反映本人意向的适当方法,进而采取既能反映法院内部意见也能反映法院外部意见适当方法;
关于鉴定的内容以及理由等,应根据被鉴定者的请求向其本人公布;
对于鉴定内容等被鉴定者有不满时,应为此设立适当的(申诉)程序“[52].
就律师方面而言,应该加强其公益性和社会责任,使业务活动的内容透明化。为了扩大律师活动的领域,对于法律事务所的业务范围的管理方式由审查许可制改为报告备案制,提高选择和决定的自由度。打破律师垄断诉讼业务的特权及其与相邻法律行业之间的壁垒,承认司法书士在简易法院的诉讼权以及专业手续代办人在侵犯专利权等诉讼案件中的权,允许税务代办人在有关税务的诉讼中担任辅佐人 [53].
使大学的通才式法学教育转向以具备充分的专业技术和法学思考力的职业法律家的培训为重点。新的美式法学院从2004年4月开始招生,学制一般是3年,但具备一定法学基础知识的学生可以缩短为2年。教育形式不再以大教室讲义为中心,而广泛采取研习班讨论的方法。推动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具有实务经验的职业法律家到法学院任教。为法学教育设立作为中立第三者的评价机关,只有通过该机关认定的法学院毕业生才能获得司法考试资格[54].与此相应,从2004年开始废止司法考试合格人数限额制度。
4 公民的司法参与
在法定合议案件(预计每年平均5000件左右)特别是重罪案件的刑事诉讼中导入具有日本特色的公民参与司法的方式――“审判员”(暂时称呼)制度。其内容特征可以表述如下∶按照英美式陪审制的选任方式,从公民登记簿中随机抽取候选人、根据忌避制度的规范确定审判员(预计每年平均15000人次),再按照德法式参审制的决定方式,承认审判员基本上享有与职业法官同等的地位和权限,即审判员和职业法官共同做出有罪无罪的判断并衡量和科处相应的刑罚 [55].
导入审判员制度的效果至少可望在以下两个方面表现出来∶(1)改变刑事审判以检察官公诉状等为中心的书面调查方式,加强口头辩论和旁听的成分,使法廷语言变得更加通俗易懂。(2)由于兼职性的审判员不可能长期参加法廷活动,因此检察官开示证据的期间和范围由法律明文规定,在公审之前必须整理系争问题并订立审理计划,一旦开庭之后就要连日集中审理,以便尽早做出判决。
此外,为在其他领域推动司法参与而采取的措施包括∶导入医疗事故责任、知识产权等方面案件审理的专业委员制,扩充民事和家庭纠纷案件审理的调解委员、司法委员以及参与员的制度,加强检察审查员的作用,在最高裁判所设立下级法官人事咨询委员会,为了使最高裁判所法官的国民审查制不流于形式而进一步提供受审查法官的有关信息,等等 [56].
四 正视社会体制与司法改革的关系――日本经验的启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有理由承认这次日本司法改革的确是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是比较彻底的。其中最有象征性的措施是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日本辩护士连合会在司法改革运动中提出来的两项根本性要求――大力推动法官从律师、检察官以及法学研究者中选任的法律家一元化,导入以国民参与司法为理念的“审判员”制度。其中最有实质性的措施是加强司法部门对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的监督机制以及按照方便群众、保障人权的原则改善司法服务,扩大其规模、提高其质量,与此相应刑事和民事审判的具体程序也将得到较大幅度的刷新。总的来说,日本的律师、法学研究者以及社会各界对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意见书是满意的。
在意见书提出之后,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于2001年7月26日宣告解散,但在此之前的7月1日,日本内阁官房(办公厅)设立了由有关政府官员和律师等大约30人构成的“司法制度改革推进准备室”作为负责具体落实最终报告的事务机构,分为8个专题作业班,于继续听取各界意见的同时,着手筹备和大力推进相关的立法工作。到立法阶段,各种起草和审议的作业多半将只在法制官僚和司法官僚的小圈子内进行,学者和律师虽然接受咨询、参与审议,但其影响往往是很有限的。因此,对于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意见书所提出的基本目标能否真正贯彻、制度设计的蓝图会不会在立法作业中变形走样,还存在着一些疑虑 [57].
显然,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展开的这次日本司法改革,决不仅仅是一个大幅度增加职业法律家人数的问题,其意义也并非所谓提高审判的效率和效果所能涵盖,当然更不能把它矮小化成为一个美式法学院的模仿。这次司法改革之所以受到广泛重视,就因为它是与政治改革、行政改革互相关连的,是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工程收尾的复杂作业,是继明治维新时期的法制现代化、战后的法制民主化之后的第三次法律革命 [58].也许有人认为这次司法改革涉及的主要是审判制度所固有问题或者与之相关的技术性问题,即使不搞权力结构的整体改革、即使政治改革和行政改革在受挫后陷于停顿,司法改革也照样可以顺利实现。这是大错而特错的。我们固然可以说司法改革能够成为政治改革、行政改革的突破口和杠杆,但决不可幻想离开了政治改革、行政改革也能够把司法改革进行到底。
其实日本司法改革的最大障碍在于包括律师和法官在内的职业法律家各自为政,热衷于维护自己的身分性特权以及垄断性利益 [59].这与政治家和行政官僚坚持小集团的既得利益而致使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半途夭折的问题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如果不打破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任何改革都无法深入。因此,司法改革与政治改革、行政改革互为因果,分别进行到一定阶段之后必须统筹安排,通过划清权限、完备程序以及加强说明义务的方式,把整个国家权力结构的转换――从“共同负责,都不负责”的状态改变到“各自负责,人人有责”的状态,从对内负责的体制改变到对外负责的体制――也纳入议事日程之中。这就是缓和限制的基本逻辑。
不妨认为缓和限制是日本这次司法改革与政治改革、行政改革的共同口号 [60].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缓和限制需要制定明确而公正的规则和程序,需要加强司法制度的功能。而在司法领域自身中其实也需要缓和限制,具体表现为通过司法考试制度的改革、法律家一元化、法官人事的透明化、诉讼业务对律师以外的相邻法律行业开放、承认非职业法律家参与审判的权利等等来废除法官和律师的资格屏障、身分性特权以及职务上的垄断性。固然,对限制缓和的概念内容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例如,从行政改革与司法改革的关系的角度来看,把“事先监督”改为“事后监督”这种限制时机上的或先或后的变化可以被认为是缓和限制,而把“大政府、小司法”改为“小政府、大司法”这种限制主体和限制方式上的或大或小的数量性变化也可以被认为是缓和限制。这样把握缓和限制的涵义其用意无非是要提供通俗而明确的改革指标,但作为理论指针则难免“皮相”之讥。又例如,法律界的主流见解认为只有缓和限制的司法改革论才能创造公平竞争和保护弱者人权的条件,是防止社会陷入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之中去的制度性调节器 [61],但也有人间接地把缓和限制的司法改革论斥之为朝着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社会的历史倒退 [62],甚至还有人认为在缓和限制的名义之下,日本政治反倒可能从分权转向集权,而司法改革实际上正在通过制度资源的重点倾斜、缩减政府在服务业方面的功能的方式,自觉不自觉地使政府能够腾出手来在军事、外交、经济运营等方面扩充其权限 [63].但是,无论对概念理解的差异有多大,对于这次司法改革的本质是缓和限制,至少是在一定范围内有利于缓和限制这一点是没有异议的。
缓和限制的结果应该是自由的增加――自主选择、自我负责,在司法领域里这意味着某种新型的当事人主义 [64].根据笔者的理解,这次司法改革中表现出来的新当事人主义倾向是∶通过废除职业法官特权(从而承认律师担任法官)和律师的垄断诉讼业务特权(从而承认非律师的法律工作者享有出庭权)等方式促使法官和律师尊重市场法则,承认当事人作为法律服务的顾客和消费者有权通过ADR来选择纠纷解决方式、通过法律家一元制和司法参与制来选择审判主体以及通过交涉达成合意来选择案件处理的结果,与此相应,司法制度必须在质(提高案件处理的效率)和量(扩大法律职业的规模)这两方面满足当事人以及市民社会整体的从专业化到民主化的各种需求。
在这一意义上,不妨认为这次司法改革兼有深层次现代化和后现代化这两个侧面。所谓“深层次现代化”是指梅因关于“从身分到契约”的命题在司法领域也开始得到落实,在现代欧陆式法治国家的制度设计中得到保留的法官的身分特权被“法曹一元化”以及带有陪审制特点的兼职“审判员”等改革措施所打破,而垄断诉讼业务的律师身分特权也被“法律服务的市场化”以及“当事人选择自由”等改革措施所打破。所谓“后现代化”是指从形式性法治主义转向实质性法治主义乃至一种更彻底的当事人主义,以此为契机,法治秩序的正当性不再来自某个先验的范畴(例如自然法)或者某个外在的力量(例如国家强制力),而是来自我你他之间的相互主观性的议论、交涉、妥协、共识以及保障这一系列沟通活动能够顺利进行的公正程序。
其实中国这2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方向也是缓和限制――即所谓“放权”、“松绑”,更准确地说是从全体主义体制转变到利益多元化的法团主义体制,从硬性权威的统治转变到软性权威的统治,从计划性物品经济转变到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在加入WTO和申办奥运成功之后,融入主流社会的压力和全球一体化的压力形成共振,使缓和限制的市场法则、民主法则更容易长驱直入。在这个意义上,虽然中国与日本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但却在很大程度上面临共时性的非常类似的改革任务。另外,在政治改革、行政改革或受挫或停滞的状况下,司法改革受到社会的格外垂青并且步伐较大、成果显着,这也是中日两国的共同现象。因而中国和日本之间在司法改革方面的许多制度性举措和实践经验是互相可资借鉴的。
尽管如此、中国的司法改革与日本还是有些根本性的差异。虽然所谓“下放审判权”的改革也属于缓和限制的范畴,但在法院人事以及判决执行等方面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是集权化和加强限制 [65],在案件处理方面更侧重于以专业化和“精密司法”为目标的改革理念。这种在某些层面与日本以及欧美各国目前的司法改革逆向而动的目标模式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需求、建构现代法治秩序的“补课”措施以及制度变迁的“路径依存(path dependence)”所决定的,有其客观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不可与其他社会的经验进行简单的类比和评价。只要对各级人民法院的现状略作观察就可以认识到,当前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的最大任务还是提高法官以及其他有关人员的法律学识和社会地位、真正实现审判独立以及通过程序合理化的措施严格防止司法腐败。为此,需要在相当长时期内采取“人事集权、资源集中、信息分散、功能分化”的公式来解决制度设计方面的课题,因为只有把人事权乃至相关的财务权收归法院系统内部特别是最高法院统一形式,才可以在政治权力过大、人际关系过稠的社会条件下强化司法部门抵制外界干预的势力,只有把关于法律知识和法廷技术的精确信息分散到每一个合议庭和法官个人才可以提高司法部门整体的专业化的水平,只有在职权分割、功能特定的状况中才可以限制自由裁量的任意性,促使司法界在内部或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地积蓄起更充分的变革潜能。
然而,即使充分考虑到上述保留条件,中国在司法行政方面的有些集权化改革举措的问题还是不得不指出来以供大家商榷。例如,1995年公布的法官法第11条第6款规定“人民法院的助理审判员由本院院长任免”,这一规定是否会为操纵人事权柄的任意性留下过多的藏垢之所呢?此外,最高人民法院的五年改革纲要虽然有许多令人振奋的制度设计,在审判方式改革以及法院人事制度改革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由于受到国家权力结构以及现实条件等方面的制约,迄今为止的司法改革还不能说是足够彻底的。例如,纲要提出建立和完善督导员制度 [66],这对司法独立的影响究竟如何似乎尚有待考察;如何把现有的行政性监督机制(除督导员外,还包括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以及人大常委会的“个案监督”等)转化为适当的公民外部监督机制,也是值得今后探讨的课题。在诸如此类的探讨和“更上一层楼”的改革过程中,但愿笔者在这里就日本司法改革近况、特别是人事决定以及其他司法行政过程的透明化、分权化、民主化所作的介绍或多或少有些裨益。
(完)
附录∶
内容简介
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意见 书在2001年6月12日正式发表。回顾至此为止5年来的历程,我们可以得出两点基本结论∶(1)这次日本的司法改革由财界和政界出面号召、促进,成为公共传播媒介关注的焦点,是继明治维新时期的现代法典编篡运动、战后美军占领时期的法治秩序重建之后的“第三次法律革命”。(2)这次司法改革的各种举措也是非常大胆而彻底的,具体表现为日本全国律师协会长期提倡的民间性两大改革主张――从律师中选任法官(法曹一元化)、从外行中选任“法官”(导入陪审制)――都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所谓“大司法”也成为今后制度创新的目标模式。
为什么在这个世纪之交日本要进行大刀阔斧的司法改革?首先是由于全球化的压力。已经冲破了国界限制的资本运动要求各国法律制度采取统一的规格,而世界贸易组织(WTO)解决纠纷机制的司法化使国内审判制度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其次是企业加强自身竞争能力的要求。为了扩大经营自必须缓和政府的各种限制和指导,为了避免竞争所带来的无序必须加强规则的制定和实施,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决定了司法部门的重要性。再者,政治改革和行政改革的各种措施都不见成效,需要从牵涉既得利益较少的司法改革中寻找突破口。最后应该说这是法院功能扩张的必然结果。现代社会日益复杂化、动态化,许多具体问题的解决不能从法律中找到现成的答案,需要法官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政策性判断甚至创造规范。既然法官的权力已经扩大到创造规范的程度,那么就必须加强对法官的民主监督,承认和扩大公民对审判活动的参与。
这次日本司法制度改革的本质是缓和政府对社会的限制,进一步扩大当事人以及公民整体的自主和自治,把统治方式的重点从“事先监督”转移到“事后补救”,从“小司法”转移到“大司法”。因此,有必要制定各种明确而公正的规则和程序,并进一步加强司法制度的实际功能,特别是加强司法对立法和行政的监督机制。同时,而在司法领域自身中也需要缓和限制,具体表现为通过司法考试制度的改革、法官人事的透明化、诉讼业务对律师以外的相邻法律行业开放、承认非职业法律家参与审判的权利等等来废除法官和律师的资格屏障、身分性特权以及职务上的垄断性,以便更好地为公民提供法律服务。
(2001年8月发表于宽沟会议,刊登于《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第1期)
「注释
[1] 指美国政府在1994年11月15日提出的“对日本政府的缓和限制等的要求一览表”。其后,美国政府对司法改革的具体内容实际上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例如∶Submission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Judicial Reform Council, June 6, 2000, at .
[2] 例如∶户松秀典 “对于致力于建构司法国家的改革的期待”《法律家》第1198号(临时增刊,2001年4月10日)69-74页、小佃郁“司法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司法化当中的日本的司法改革”《法律时报》第73卷7号(2001年)20-22页。顺便定义一下概念的内容, “司法国家(Justizstaat)”是相对于德法式“行政国家(Verwaltungsstaat)”而言的,意味着不承认独立的行政制度、不进行专门的行政审判,由普通法院来决定一切法律上的争端,以英美两国的制度形态为典型。
[3] 参见大内兵卫、我妻荣《日本的审判制度》(岩波书店、1965年)、日本辩护士连合会《临时司法制度调查会意见书批判》(1967年5月刊行)。顺便指出,《临时司法制度调查会意见书批判》成为此后日本全国律师协会推动司法改革运动的纲领性文献。也有人把战后日本的司法改革分为三个阶段,即∶(1)美军占领当局主导下的司法改革、(2)临时司法制度调查会主导下的司法改革、(3)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主导下的改革。参阅江藤价泰“关于司法改革的思考”《法律时报》第72卷1号(2000年)44页。本文基于临时司法制度调查会意见书的挫折以及此后继续要求司法改革的运动等事实,更强调后两个阶段的连贯性。
[4] 野村二郎《日本的法官》(讲谈社、1994年)186-187页。
[5] 详见《法律家培训制度等改革协商会议意见书》(1995年11月13日提出)以及为此安排的《法律时报》第68卷3号(1996年)讨论专辑“法律家的培养与司法考试制度的改革”,尤其是小田中聪树教授的批评意见。
[6] See at .
[8] See at )。
[34] 同上,5页。
[35] 同上,6页。
[36] 同上,7-8页。
[37] 例如有关医疗的民事案件第1审的平均审理期间特别长,在1999年达到34.6个月。为了到达审理期间减半的改革目标,必须采用辅佐法官进行审理的专门委员制度。同样的需求也存在于有关知识产权、建筑、金融的案件审理之中。参阅前引意见书17-18页。 [38] 已经决定在东京和大阪两个地方裁判所设立专利法院那样的专业性机构,集中投入有关专业的人力物力。详见前引意见书19-21页。
[39] 现行的一般案件诉额上限为90万日元、小额金钱债务案件诉额上限为30万日元。
[40] 前引意见书,22-23页。
[41] 同上,35页。
[42] 同上,37页。
[43] 同上,42-45页。
[44] 同上,46-48页。这被认为是日本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最大成果。
[45] 同上,51页。
[46] 同上,48页。
[47] 同上,52 页。
[48] 同上,39-40页。
[49] 同上,57-58页。
[50] 引自同上,93-94页。
[51] 详见同上,92-100页。
[52] 引自同上,97页。
[53] 详见同上,78-88页。
[54] 详见同上,61-77页。
[55] 详见同上,102-108页。
[56] 参阅同上,98-99页、109-110页。
[57] 例如,在组织司法制度恳谈会和编辑《月刊司法改革》等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的宫泽节生教授就在2001年8月2日与笔者讨论了在立法过程中司法改革的目标无法全面落实的可能性。但愿这只是杞忧而已。 [58] 例如:田中·前引书(注19)2页。
[59] 参阅嗵口·前引论文(注21)。
[60] 参阅渡边治“作为新自由主义战略的司法改革·大学改革”《法律时报》第72卷12号(2000年)、常木淳“司法的缓和限制与律师活动的理念”《法社会学》第53号(2000年)、土田和博“新自由主义的司法制度改革与宪法原理”《法律时报》第73卷6号(2001年)。
[61] 参阅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意见书(前引)6页。
[62] 渡边洋三等《日本的审判》(岩波书店、1995年)288页以下。
[63] 久保田穰“市场经济推进的司法改革的问题性”《法律时报》第72卷1号(2000年)50-51页。
[64] 其核心观点是相对于法院的当事人的权利扩张到审判程序形成这一层面,注重当事人相互之间的平面性责任分配。例如,井上正三“诉讼内的纠纷当事人的角色分担”《民事诉讼法杂志》第27号(1982年)192页。
司法考试制度改革范文4
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考录制度执行力度缺乏严肃性。经过7年的耕耘，“凡进必考”现已成为公务员录用的共识。但是一些地方，仍然还心存侥幸，对考录工作认识不够深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是为了吸引人才，对高学历、高职称、稀缺专业人员实行免考或随意简化考试科目和程序，以考核代替考试，以考调代替考录。二是“钻政策的空子”，利用考试与调任领导干部的空间，个别“庸才”不经考试披上公务员的“外衣”，堂而皇之登上领导干部的舞台，出现了“考不进来调进来”的现象。三是考录工作缺少透明度，考生、家长心存疑虑，对考录工作“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缺乏可信度。
二、录用要求“门槛”过高，缺少平等性。一些部门用人要求过高，使很大一批考生“望门兴叹”，也让他们失去了平等竞争的机会。一是学历要求过高，只招收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这样就把一批同等学历的自考生排斥在外。这既违反了公务员录用考试中关于“平等竞争”的规定，也违反了我国教育法关于“自考文凭和普通高校毕业文凭同等待遇”的规定。二是制定“土政策”，实行地域限制，只招收本地籍考生。这让公务员招考面向社会成为空话。
三、考录工作未实现定期化、缺乏连续性。一是公务员考录信息“闭塞”。由于考录工作未定期，考生不知道招考工作何时举行，县级人事部门又很难给一个明确答复，等有一个明确信息后，又由于来得比较突然，时间、空间衔接上又相对紧凑，缺乏有效准备，往往不得不放弃考录机会，因此很多考生抱怨考录信息“闭塞”。二是考录工作无连续性。县市没有招考公务员的主动权，一些地方、部门严重缺人，上报审批、考试录用“战线”太长，急需人员得不到及时补充，致使公务员队伍年龄结构与知识结构的更新与交替出现断档，这样既不利于公务员队伍的正常新陈代谢，又因人员配备不足而影响了某些工作的正常开展。
四、考录缺乏针对性，用人单位难找想用的人。在当前的招考方式中，特别是在笔试、面试工作中实行“千人一卷”的模式，不能突出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具体专业要求，致使录用对象虽然通过层层考试选拔，但仍存在着“高分低能”现象，即符合招考职位的条件，却不能胜任岗位工作。
五、考录工作缺乏灵活性，考录成本较高。乡镇、县、市机关考录公务员由市地级人事部门向省级人事部门上报考录计划，待审批后，全省统一组织实施。一是缺乏灵活性。基层机关补充公务员唯一途径只能考录，而考录工作全省一个步调，个别地方、部门因特殊情况也不能有特批计划，只能等待。二是现行考录政策成本较高。考试结果只在一次考录中适用，而报名、考试由省、市、县分级组织，这不仅加大了工作量，无形中增加了考录成本，而且由于没有形成有效的机制，相同职位、相同科目的考试结果，因试卷命题、考试标准不同，难以重复有效利用。
对策及建议
一、实行分级分类制度。为了避免“千人一卷”、“高分低能”的尴尬局面，实行分级分类制度。调整笔试内容，在公共科目的基础上，根据不同职位、不同行业增加相对应的专业知识考试。公共知识作为测评机关工作者应具备的基本常识；专业知识考试以招考职位为核心，主要测评本岗位应掌握的基本技能。专业知识可根据实际需求设置文秘、政法、人事管理、经济管理、财务管理、信息技术等，并在成绩的计算上要突出专业知识所占比重。
二、建立定期连续的公务员考试制度。考录制度是打开国家行政机关面向社会的一条“独木桥”，唯一通道开或关的时间应该为世人所共知，也即应该有一个开门关门的具体时间供人们去选择。因此，以省为单位进行定时定期的公务员招考工作，既可以降低考试成本，又可以统一考试程序、考试内容，还能由于考生的精心准备而保证考试质量。一是规范笔试内容、形式以便考生更能够较系统全面地查找资料、进行复习。二是借鉴普通高考、自学考试、计算机、英语、司法考试的组织方式，建立定期连续的公务员考试制度。每年确定具体固定的报名时间、考试时间、面试时间，做到有章可循。三是采取“一次考试、多个专业、结果适用”的途径，对公共知识以划定合格分数线，不计入考试总分，测试结果各个职位有效，全省适用。凡参加公共知识考试合格者，可相应的公务员考试公共知识合格证书，并规定有效期。这样既可减轻考生的负担，又可减少考录的成本。
司法考试制度改革范文5
1．忽视了对学生法律信仰和法律职业道德的培养。很多学校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没有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强烈的坚持正义的使命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高度的信仰法治的思想、坚强秉持法治的理念、崇高的法治理想和强烈的正义使命感。有专家认为，合格的法律人才应该具有“三有”标准，即有法律的学问、有社会的常识和有法律的道德。如果只有了法律学问、社会常识，而没有或缺少法律道德，就很有可能沦为政界的官僚政客，而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法律人才。但当前我国传统的法学实践教育模式不可能使法学学生进入真正的角色境界，因而无法让学生真正地体验到一个法律工作者应负的历史使命和法律职业道德。而法学实践教学可以使学生成为司法实务真实案件中的角色，从而使学生可以在实践中把握职业道德标准，从心底崇尚法律精神和法律职业。
2．法学专业实践教学环节未得到相应的重视。从教育学角度来讲，法学教育应当是一种素质教育。通过这种素质教育，才有可能培养出既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又有较强的司法实践能力和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的法律人才。所以，我们一方面要重视法学理论教学，重视课堂教学，将其作为法学教育的基础;但另一方面，我们更要将法学实践教学放在一个重要而突出的位置，将其置于法学教育这一系统工程之中，使其与理论教学地位平等、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3．法学专业实践教学形式主义明显。我国高校法学专业实践教学环节虽然形式多样，但形式主义严重，没有落到实处。目前我国高校法学实践环节范围狭窄、内容单调又不系统，其中一些实践环节是否进行随意性很大，大多数高校在实际操作中只讲形式，不讲内容，不讲实效。这样无疑影响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特别是创新精神的培养。实际上，法学专业实践课程的设计和实践环节的实施都由法学专业教师自由安排，没有与法学专业培养目标和培养规划相配套。再者，各高校实践教学没有成熟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教学大纲和教材。另外，因各高校经费投入的有限，法学专业实践课设计的门类少，各专业课程中实践性环节少，法学实验实训更少，甚至毕业实习也大多由学生自主联系，搞分散实习，这也使法学专业实践教学陷入了形式主义的泥坑。
二、法学专业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的必要性
1．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对法学专业学生获取实践知识、培养实践能力、提高自身素质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在我国高校法学教学中，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重课堂，轻课外”的倾向。忽视实践教学环节，忽视学生的主体作用，已成为法学人才培养中的一个典型的薄弱环节。它严重阻碍了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个性的发展和创造性潜能的发挥。因此，加强法学实践性教学环节就显得特别重要。有专家曾指出，知识来源于实践，能力来源于实践，素质更需要在实践中养成，各种实践教学环节对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尤为重要;实践对于大学生成长至为关键。在教学过程中强调实践教学，注重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是法学教学的一个特色。通过大量的法律见习、实习和实训等社会实践活动，不但可以提高学生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还可以锻炼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
2．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对于开拓学生的创新思维、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具有独特的效果。实践是重要的学习方式，法学专业的见习、实习和实训要求边学边做，在群体和团队内互相学习，这需要良好的、彼此合作的创造性思维方式，所以，学习的效果十分关键。高校法学教育传统的“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往往使学生感到枯燥无味，失去学习兴趣。而在法学实践教育中教师往往直接面对一个个学生，易于进行互动式教学、讨论式教学和启发式教学，为学生提供优质的个性化服务。它有利于学生发挥所长，弥补所缺，学有所得，学有所成，获得个性化的发展。
3．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也是法学专业学生就业的需要。如何使法学专业毕业生走出校园后，能尽快地适应工作环境，进入角色，服务社会，满足用人单位对人才的实践需求，是高等院校法学教育必须面对和急需解决的问题。在竞争激烈的毕业生就业市场，高校法学专业毕业生要想取得优势，在法学教育中就必须注重法律见习、实习和实训等社会实践活动，时刻将这些实践活动贯穿于整个法学教育中，把实践教学与职业资格和就业岗位需求联系起来，在岗位需求上寻求突破，这样才能在竞争激烈的人才市场上处于不败之地。
4．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是教育部的要求和教学工作评估的需要。教育部要求高等学校强化实践育人的意识，大力加强法学专业实践教学，并把实践教学作为教学工作评估的关键指标之一。所以，我们应该站在时代的高度认识实践教学并切实搞好实践教学，完成好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任务，办出人民满意的教育。
三、法学专业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的建议
传统的法学实践教学形式虽然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方面还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所以，为了加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一方面，需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真正重视法学实践教学环节;另一方面，在教学中，需要加强探索，勇于实践，不断拓宽和创新法律实践教学形式。
(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真正重视法学实践教学环节
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法学专业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1．学校领导和法学专业教师要真正重视实践教学环节。传统教学模式中，学校领导和教师都普遍注重法学原理和基础法律知识的传授，相对忽视或不重视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和操作能力的培养，最终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普遍缺乏实践能力。要真正重视法学实践教学环节，就必须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必须对现行的法学教育模式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法学课程的设置和教学方法进行改革，这又必须以法学教育宗旨的改革为前提，因为法学教育不仅是法律理论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司法实践能力的培养。而法学教育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让学生受到良好的专业技能训练，熟悉法律业务，能够胜任经济职能部门、企业及各类经济实体、司法部门、律师事务所及其它法律专业工作，其中最主要是要求学生熟悉并掌握审判工作、检察工作和律师业务的程序、操作规程和技巧，进一步熟悉各种法律文书的格式和写作要求、技巧，最终具备独立从事审判、检察和律师工作的能力。这些基本知识的获得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必须通过长期的实践操作才能达到目的。真正重视法学实践教学环节，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就得改变传统的实践教学模式，树立正确的适合法学实践的教学理念。具体来说，必须以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为出发点，在加强法学实践环节的指导思想上引导专业教师应该进一步加深认识，采取尽可能多的方法和形式，动用尽可能多的师资和经费，占用尽可能多的资源和时间，把实践教学工作落到实处。
2．要在课程教学计划、实践教学计划和考核方式中增加实践教学环节的比重，在重视培养学生法学基础理论知识的同时，更加重视实践教学环节，以达到法学专业实践性应用人才的培养目标。在每学期开学前，由各教研室经过认真的讨论和论证，首先制订一个可行的详细包含法学实践环节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从而把实践教学环节强制性地纳入法学各门课程的教学计划中。法学实践教学环节主要包括庭审旁听、模拟审判、专业见习、专业实习等。按照这个教学计划，各课程专业教师要认真地选用一批合适而实用的教材，制作教学课件和教学讲义，明确实践教学的目标、内容、形式、方法、安排、操作要求、考核形式、标准及要求，以此来加强对法学各门课程的实践教学的指导和规范。对学生学习的考核，尽量做到实践环节考核量化。第一，规定在4年大学期间，每个学生必须亲自至少参与、或办理一个民事、刑事案件或其它案件，让他们通过办案这种亲身经历来把握和体会怎样认定案件事实、怎样分析和运用证据、怎样适用法律、诉讼程序是怎样进行的。第二，规定学生专业见习时间每年不得少于1个月，毕业实习时间不得少于6个月，并配备专业老师予以指导和监督，以保证学生的实践环节课时。教管部门对学生的实践学习活动要做出积极的合理安排，并提供必要的实践学习条件。考试部门要进行现行的应试教育考试制度改革，合理科学地设计实践学习的考核评价制度，加重实践学习的分值，以此来调动学生参与实践学习活动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从而使法学实践教学环节得到加强，使法学实践教学质量得到提高。第三，在各门法学专业课程的综合考核中，规定如果实践学习环节不及格，则该课程的总成绩就为不及格，实践环节的成绩直接与学生的评优评奖挂钩。对教师教学的评价，必须综合考虑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如果规定实践教学课时必须占总课时的30%，教师就必须用好用足这30%的实践教学课时，不得张冠李戴，流于形式。并与教师的评优、评先、晋级密切挂钩，以此来督促各专业老师对实践教学环节的重视。
3．稳定而有计划地投入法学实践教学经费，并逐年增加，建立和扩大校内校外实习实践基地，逐年改善校内校外实践基地的设施。争取教育部财政部等上级部门的专项资金，建立健全法学各类实验室和实训室，如按人民法院的审判庭模式建立标准的模拟法庭，并配备先进的设备，保障学生就是在校内也能得到法学专门技术的锻炼。对校外实习基地，更应舍得投入，并不断加强与司法实务部门的联系与交流，以保障学生的暑期见习和专业实习取得更好的效果。有了足够经费的投入，才能保证法学实践教学环节不致落空。可以说，足够经费的投入是落实法学实践教学环节的关键。
4．建设一支综合素质高、实际操作能力强、实践经验足、责任心强的法学专业师资队伍，是真正重视法学实践教学环节的一个重要举措。其一，建设一支“双师型”法学专业教师队伍，高校教学部门应该硬性规定，所有法学教师必须通过司法考试，必须到律师事务所兼职，必须到法院、检察院、监狱、公安预审部门等部门挂职锻炼，必须在校内校外的实践教学基地带领学生进行实训、见习和实习。其二，鼓励支持法律实务部门有较高理论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法官、检察官、警官和律师等采用专家讲座、周末讲堂、课堂审判等形式到高校兼职任教。
(二)加强探索，勇于实践，不断拓宽和创新法律实践教学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