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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影响的作用范文1
关键词：绘画；摄影图像；借鉴
中图分类号：J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9-0062-02
自摄影诞生以来，有关绘画与摄影的争论一刻也没有停息过。身处在“图像时代”的今天，我们再也无法回避“绘画”与“摄影”的关系。从美术史的发展历程来看，经历过相互排斥、相互影响的几番此消彼长后，摄影仍然不断发展壮大，而绘画最终也没能走向终结。我认为在绘画创作中利用摄影图像可以获得启示、参照；通过绘画创作融入个人情感和审美，产生、建立新的图像。新的图像通过表达画家的情感和审美，使观者产生新的启示、参照，从而拓展了视觉艺术。
回顾摄影的发展，其每一次进步一方面依赖于技术，另一方面与艺术的发展也紧密相连。自摄影诞生以来，摄影和绘画的联系便异常密切。在摄影技术发展的初期，对于如何用光、如何构图、如何塑造形象等等主要是参照绘画的规律，绘画主义一度是摄影艺术的主流风格。对于人们来说年轻的摄影艺术向源远流长的绘画艺术学习和借鉴仿佛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摄影对于绘画的影响和作用，特别是绘画向摄影的学习和借鉴，传统绘画史则很少提及。即使是一些利用摄影手段作画的画家也不愿公开承认，仿佛绘画创作借鉴摄影技术就是自降格调的事。当然，在艺术观念正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今天，艺术之间的相互借鉴已习以为常。尤其在当代绘画创作领域，作者为了追求语言、图式、风格的个性化，往往可以借助摄影图像的启示性、参照性和直接性来得以实现。
一、摄影图像的启示性
既然摄影与绘画是可以相互影响和作用的，那么在此我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摄影师和画家的关系是怎样的？瓦尔特・本雅明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做了这样一个类比。他将摄影师比作外科医生，而将画家比作巫医。“众所周知的是外科医生的治疗方式是在病人体内做手术，而巫医则是将手放置在病人身上。巫医保持了与患者的自然距离，确切地说他将手放置在患者身上，通过他自身的某种力量来进行治疗。外科医生则相反，他是大大地缩小了与患者的距离，因为他进入了患者的体内，通过他的手在患者器官中小心谨慎地动作来完成治疗。”①巫医与外科医生的关系就如同画家和摄影师之间的关系。画家在作画时观察着眼睛与事物地天然距离，摄影师则是进入到事物的组织之中。这样的差异使得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图像也有着天壤之别。画家的图像是整体性的，而摄影师所表现的却是大量的碎片。“具体而言，绘画的实践是由一个开放的绘画关系构成的。每幅画都有自己的效果方式，即由其他绘画作品的效果方式发展而来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既是由同一个画家应用，也是由其他画家采用，同时也影响其他画家的效果方式。因此，形成绘画实践的绘画作品通过它们的绘画元素以及使它们发挥效果的方式，被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动态的整体性。”②以马奈《草地上的午餐》为例。我们可以大胆地猜想，马奈有可能是已经意识到摄影技术所产生的大量图像碎片完全可以利用到绘画创作中；也或许是偶尔为之，就像突然性地从摄影照片中得到了某种启示一样。不管他最开始利用照片的动机如何这幅作品的最终效果是经典的。这幅作品仿佛使人们能够感受到画家的那种愉悦、对瞬间的专注状态。对此更有感触的莫过于毕加索，他根据马奈的这幅作品创作了一系列重要作品。或许是从马奈的画作中得到了某种重要启示，毕加索通过借用、转换主题等等方式描绘出与原作完全不同的作品。与原作的放松气氛不同，毕加索的《草地上的午餐》则显得异常紧张，画面中透露出一种严厉而混沌、以及永恒凝视的持久欲望。将这幅作品放在原作一旁，反思它们之间的差异，就可以看到这两幅画阐述了完全相反的主题。通过对比马奈的原作，我们能够一目了然的发现两幅画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地因果关系。通过这样的一些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画家通过利用摄影图像进行创作从而建立了新的图像，此图像对于观者产生了新的启示。
“绘画的目的是为一个足够敏感的观众带来某种具体的经验。”③这句话很好的诠释了我们画画到底为谁？既然绘画是一个传播的过程，那么这就必然要求我们的画家对于生活的积累足够丰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能够在有限的时间中体验足够丰富地生活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摄影的出现和发展却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别样的体验方式。画家对于生命、死亡等等一些非常人能够体验到的视觉经验，往往可以通过摄影图像来完成。摄影图像客观真实、快速便捷的传播为绘画创作者们提供了非同一般地体验模式，这样的方式不但使画家们的视野得到了空前的拓展、体验的范畴得以拓宽，还使的画面变的更有感染力。利用摄影图像的启示性来进行绘画创作的思路，很早就被西方众多画家所认识。而在中国，这一认识虽然姗姗来迟，但中国当代画家们则体现出一种非常好的适应性。他们从语言、形式、观念和方法等不同的角度接受着西方艺术家们所积累的图像认识；同时通过直接的关注和反映中国当代社会生存的问题和现状，转化为当代中国语境的个人化艺术实践。
二、摄影图像的参照性
人类对于真实图像的追求有着近乎本能的渴望。早在17世纪的荷兰，画家维米尔就以其逼真的画面效果而闻名于世。很多学者认为维米尔使用了一种类似于照相机的特殊器材来创作，这个特殊的器材名称翻译过来叫“暗箱技术”。直到19世纪中叶，摄影术的发明才真正实现了人类生产真实图像的梦想。摄影自诞生以来就以其客观、真实、准确的记录方式而为人类所认识。随着摄影的不断发展，画家们开始意识到可以利用摄影的这些特质来更精确地把握时间、空间的跨越。
（一）对于瞬间发生事物的把握
一直以来对于瞬间发生物象的表现都是大多数画家们认为很难表达的主题。以往的画家们都是通过记忆或平时积累的视觉经验，以及借助于道具、模特等等方式来完成当时情景的再现，但往往其真实感和现场气氛却大相径庭，而摄影技术的出现和普及则带来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摄影除了可以利用其客观真实、准确生动的特质来完成对于瞬间发生事物的记录，还可以利用其慢速度、放大等技术来实现我们所需要的特定图像。摄影也因其特有的瞬时性而被人们形象的称为“凝固时间”的艺术，摄影通过构图截取空间，通过快门截取时间，从现实世界中截取特定的瞬间，将其定格。在当今这个技术改变生活的时代里，摄影技术的不断发展为画家的生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体验。遍观画家群体中摄影器械的普及率真是高的惊人，纵观如今的画家们参加各式各样地采风、下乡活动，都早已是“长枪短炮”。摄影所带来的快捷而真实的视觉图像，使得越来越多的画家相信它将成为搜集创作素材的必备工具。
（二）对于过去发生事物的把握
在现代人的生活中，通过翻阅历史或浏览摄影照片来追忆往事可能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方式，摄影的普及也让更多普通人的生活有了图像的记忆。借助于摄影图像可以使我们清晰地了解到不同时期，不同人群的生活状态和时代背景，其直观性、生动性远胜于文字的记录。特别是有关于特定历史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等等属于大部分人的共同记忆，其效果尤为明显。有了摄影图像的参照，也使得画家们能够在“历史碎片”中更加方便、快捷地索引出创作中所需要的讯息，使得画家们对于过去发生的事物有了更加精确地把握，从而让画家们的视野实现了时间、空间上的跨越。在中国当代画家群体中不乏深谙此道之人，如徐唯辛的作品《历史中国众生像》系列肖像组画便是有力的例证。
三、摄影图像的直接性
“画家和摄影家都支配着一件工具。画家的笔触和色彩对小提琴家的音调构成对应，摄影师与钢琴家一样，都要运用机械装置，而这些装置受制于某些规则，小提琴家却不受这些规则的限制。”④在摄影技术诞生之前，贵族阶层可以毫不脸红地欣赏人体绘画艺术；摄影诞生之后，大多数人却无法容忍通过镜头拍下来的人体照片，其原因正是在于这些摄影图像的“直接性”，它总是让人联想到照片的对象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在文学作品中，作家描写死亡可以尽可能地使用想象力，极力去渲染真实的恐怖气氛，读者在阅读中自己去体会这种气氛并在体会中升华。如果让画家去将死亡的景象如实的画出来，人们就会接受不了，因为视觉本身有一种不容置疑的直接性，就如同照片中拍摄的那些关于死亡的图像总是会导致人的生理而不仅仅是心理上的不良反应。正如前文中提到的摄影师通过运用摄影装置，表达的是一个又一个真实的存在；而画家运用笔触和颜色来表达的只是画家心目中所追求的美。正因为存在如此差异，才使得画家们能够自由的运用摄影图像作为创作中的参照；也使得摄影能够回归自己的职责，"像一位侍女，侍立在科学与艺术的两厢"。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同时通过对于摄影和绘画相互关系的不断梳理，使得越来越多的画家认识到利用摄影图像的参照，可以更好的在创作中融入自己的感情和审美，从而得以产生新的图像；新的图像通过表达画家的感情和审美对于观众产生新的参照。
四、结语
随着现代社会的日新月异、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在艺术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展的今天，摄影和绘画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发生着深刻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两者的相互融合、彼此借鉴将成为一种长期的文化现象，不可否认地是这已成为了当代影像绘画创作中的一种明显趋势，并将焕发出勃勃生机。
注释：
①瓦尔特・本雅明.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胡不适译.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5年1月第一版，第133页.
②尼吉尔・温特沃斯.绘画现象学.董宏宇,王春辰译.江苏美术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第224页.
社会影响的作用范文2
议题一：影像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在机具影像诞生的一百多年里，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最快的一百多年。正如人类的所有技术文明都终将脱离单纯的技术内涵、献身于广阔的社会一样，影像也从诞生之初就拥有其他身份。而随着影像技术本身的发展与成熟，以及社会机制的发展与成熟，影像与艺术、商业、政治等领域的相互作用愈加深刻、广泛，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南京大学传媒实验教学中心主任韩丛耀教授指出，当代全球化社会呈现出一种显著特征，即艺术和文化上的“图像”转向。随着照相术的发明与应用，尤其是电影、电视的发展与普及，现代社会日益表现出视觉化转向。视觉文化不同于词语的或话语的文化，它是经由视听媒介传播而形成的一种新型文化形态，与单纯由文字媒介传播形成的以语言为中心的文化相区别。随着技术的发展，视觉媒介越来越呈现出机械复制性和数字复制性，我们的生活愈加被视觉化的图像，尤其是电视图像所异化，而影像的重要性在当代社会中也愈加凸显。
《大众DV》杂志主编吴砚华强调了影像记录历史的巨大功能。她以《大众摄影》创刊50周年的纪念册为例，这本命名为《我们的生活记忆》的图文画册包含80多幅摄于1958年至2008年的作品，通过记录半个世纪里中国人衣食住行的生活图景，展示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和社会变迁。影像，这种记录历史的精确和客观，是文字很难做到的。
台南艺术大学教授、著名电影导演黄玉珊则强调了影像在信息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尤其当下影像已经进入多元发展的阶段，无线电视、有线电视和网络媒体成为人们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不管你主动寻找还是被动接受，以影像为载体的信息都已经带着强势的姿态，直入你的日常生活。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方延明教授就此进一步指出，在汶川大地震中，影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电视作为第一大媒体，其新闻的纪实性、生动性、真实性充分地展示出来。如果没有央视、四川台等主流电视媒体的直播，为全国乃至世界人民呈现震后灾区的状况，这次地震就不会有那么多同情、凝聚不了那么多热情、也得不到那么多捐助。他认为，影像应当传递一种大真、大善、大爱，在这个前提下，影像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会愈加重要。
南京电视台影视频道总监吴坚认为，DV在很大程度上，甚至从根本上，改变了电视新闻事业的运作方式。他以《南京零距离》为例，这个栏目的运作机制大概由70到80人组成，真正的一线记者20多人，其他都是DV通讯员。他们每人手持一只价位从2000元到8000元不等的小DV，走街串巷去寻找、拍摄社会新闻，几乎到了无孔不入的境地。吴坚谈到，以这种方式发掘新闻，从很大意义上讲，是新闻的社会化，也是社会的新闻化――DV使得我们走进一个社会监控的益处和弊端都愈加明显的时代。
台湾纪录片导演陈斌全则以台湾的“社区影像”现象为切入口，探讨了台湾的影像事业现状。当下台湾的很多媒体从业者在寻找新闻素材时，往往借助网路的渠道。比如Youtube这个网站，这是一个以草根为主体的视频浏览、上传、分享网站，商业电视新闻从业者会在其上搜索具有新闻价值的“社区影像”，然后把这些影像借用到正规的播出管道里来，这就形成了一个专业追着业余走的有趣现象。换句话说，影像事业的门槛越来越低，民众通过网路介入其间、得到反馈的机会也越来越多，网路拥有大量的隐性观众，而“社区影像”作为平民影像将会产生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
苏州科技学院讲师、纪录片摄影师邵斌提出，正如物理学中力的正作用和反作用，又如人类历史中种种发明创造的两面性一样，影像也存在这个问题。在有巨大推动性的前提下，它也会包含着另一种巨大的危害性。他总结了两点影像的危害性。其一，放大社会矛盾；其二，强迫政治作秀。
议题二：两岸高校之影像教育
安德烈・巴赞说，并不能说技术决定了人们的观念和思想，技术有时反而是人们观念和思想的障碍。影像既然是一位技术和思想的混血儿，我们谈到影像教育这一话题，就不得不面对一个重要问题：在培养影像的从业人员时，我们是应该注重培养技术，还是应当注重培养思想。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胡翼青博士就此议题发言说，影像作品是其作者灵魂的光与影，不管是新闻还是艺术，都有关人本身。要培养一个影视从业者，必须培养他在拍摄影像时的自主性和反思性，要思考他为什么拍摄这个影像，他为谁而拍这个影像，他拍摄影像的背后存在着什么样的社会观念。我们的影像教育，在如何培养拍摄主题的思想性上、如何培养一种民主意识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朱丽丽副教授就“如何培养影像从业者的思想性”作出回应，她谈到自己的从教经历，把自己的教育模式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美学教育。这是一个教学生如何去鉴赏的阶段，要自己操刀去创作影像作品，首先要学会鉴赏他人作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是一个必要的阶段。
第二个阶段：大众文化视角中的电影教育。这是一个把电影放到社会学范畴里去研究的阶段。关注到电影与社会的关系，关注到电影与美学之外的一切东西的关系，比如政治、经济、身份认同等。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纪录片摄影师李晓峰谈及纪录片创作的教育问题，他认为首先要培养学生对拍摄创作产生幸福感，一种扛起拍摄机器就有的幸福感；其次，纪录片的创作必须关注人本身，一部纪录片的好坏，有时就在于其中人的表情，好的纪录片会关注人的表情，差一点的就忽略人的表情，这不是一种表象的形式的问题，是本质的外在体现。
议题三：影像教育的推行与提升
影像的历史只是短短一百多年的历史，但回顾这一百多年，在影像教育的推行和提升方面，却有很多可以借鉴的经典理论和方法。在传播技术、传播手段不断更新的现代社会，如何进一步推行、提升影像又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
陈斌全认为，影像只是一种载体，如何去推行影像教育，关键是发现不同的人怀着什么样的目的去利用它。比如新闻工作者用它传播新闻，网路上的播客只是利用影像记录日常生活，有的学者则要利用影像去阐释某种专业上的观点。因此从宏观上讲，影像教育的推行可以扩展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因为对影像有所求的人太多了，这就对影像教育的规模有了新的要求，不单要在高校里坚定推行，也要在社会上广泛地推行。
江苏电视大学周振华博士以他从教的江苏电视大学为例，谈到他们学校的宗旨是以先进的技术设备为依托，把每个同学都锻造成熟练的影像工匠。在校期间，让每一个同学都找到一个明确的方向，并且使他们在这个方向深入发展，为他将来走上影像业打下坚实基础。
他认为，“提升”就是不可避免地偏向某一个专项。当然，总的来说，影像的提升还是一个集合体，是很多人在不同专长上的提升最后综合而成的。
社会影响的作用范文3
【关键词】：社会保险；人力资源管理；作用；影响；建议
1 前言
对于现代企业来讲，人力资源已经逐渐成为了对其发展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所以，在对人力资源进行管理的时候，有必要注重管理理念和方式、手段的更新，并始终以优化配置的目标为导向，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进而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社会保险对企业员工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应摆正社会保险的地位，充分利用其对员工的影响来为企业发展服务。
2 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社会保险的作用及影响
在当今的市场环境下，人才对企业实力的影响不容忽视，基于此项认知，不少企业均对人才战略进行了调整。作为与企业人才战略实现紧密相关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也因此自然而然的成为了企业管理的重点。社会保险的本质是福利制度，其可以增强员工归属感，使其自发的努力工作，因而，现实中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应在明确社会保险作用及影响的前提下，合理利用其影响力。总体来讲，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社会保险的作用及影响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2.1激励效应
社会保险可以视为企业为员工提供的相关保障，属于员工福利的范畴。福利能够提升企业员工对自身岗位及公司的满意度，进而在工作中自发的努力。所以，社会保险可以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明显的激励效应，即使员工主动工作，并对岗位负责、对工作充满热情。从就业动机上讲，薪酬待遇及员工福利均是最受求职者关注的问题。所以，若企业能够满足其对员工福利的期望，那么企业引进人才的成功率将会大大提高。同时，企业福利制度也可以消除员工对未来的担忧，使其确定更加清晰的职业规划，有助于防止人才流失。而从社会角度讲，社会保险可以视为国家维护劳动者权益、规范企业管理的保障性措施，是以人为本理念的重要体现。企业在管理中若能够严格按照国家要求落实社会保险制度，就可以将企业理念传达给员工，打消其心理上的顾虑，使其能够将注意力集中到工作上，对保证员工工作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另外，购买保险的做法实际上也向员工传递出了一项重要信息，即其得到了企业认同，这样一来，员工将会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到企业发展中，责任心将会显著增强。虽然购买保险只不过是企业管理中的一项基本工作，但是，其却可以借由对员工心理的影响对企业经营产生积极作用，促进企业产值的提升。所以，企业管理工作中必须正视社会保险的激励效应，并通过相关要求的落实，来放大其正面作用。
2.2稳定效应
不少求职者在应聘的过程中，都会提出同样的问题，即企业是否会为员工购买社保。这种情况实际是劳动者权利意识觉醒的体现，说明新时期的求职者普遍较为关注此项问题。所以，针对求职者的这种心理，企业在招聘的过程中，可以将“本公司将为入职员工购买社保”作为一个宣传亮点，以吸引人才加入。同时，我国当前对于社保缴费的要求实际上对于企业也是比较有利的，比如，按照规定，如果员工在职，社保费用应由员工本人和所在公司共同承担，但是若员工辞职，那么企业将不再为其缴纳社保，费用需由其个人承担。此项规定会使员工在想要离职时产生顾虑，有助于减少离职。因而，现行的社保制度还可以帮助企业稳定员工，减少人员流动带来的损失，对于企业的稳定发展影响较大。
2.3互利效应
很多企业不愿意为员工购买社保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科学认识到此举对自身的影响。购买社保可以消除员工顾虑是公认的，但是，此举给企业带来的好处却经常被忽视。比如，社保本质上属于一种保险，因而，购买社保实际上就是一种投保行为。在购买社保的前提下，意外事故赔偿应由保险公司和企业共同承担，所以，此种行为实际上是可以减轻企业负担和风险的。比如，工伤赔偿金大多都牵涉到较大的金额，若全由企业承担，那么企业实际上需要担负的责任是很大的，对于规模较小的企业来讲，如果不幸连续发生几起事故，该企业将可能面临倒闭。关于此举的重要意义，借由一个例子即可明确：A企业员工张某在工作期间意外身亡，若其所在公司未给张某购买社保，此次事故的赔偿金由企业一方承担；但是，若企业为张某购买过社保，那么此次事故中，赔偿金将由保险公司与张某所在公司一同承担，且企业只需承担一小部分的人道主义补偿即可。所以，企业为员工购买社保的做法，实际上是有利于双方的，并不仅仅是只惠及员工。
2.4 可促进经济效益的提升
企业购买社会保险的做法可以使员工产生安全感和归属感，这种影响并不局限于激励作用，还体现在其他方面。比如，在后顾之忧消除之后，员工对企业的满意度会更高，同时也愿意改进自身工作为企业做出更多的贡献，所以，社会保险对于企业发展是极为有利的。在社会保险的作用下，员工与企业的利益是一致的，只有企业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员工才能够享受更好的待遇，所以，也可以认为社会保险缓和了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利益矛盾，使其二者能够同心协力共谋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仅企业的凝聚力会明显增强，员工忠诚度也会显著提高，员工不仅不会产生离职的想法，在工作中也会始终坚持“对企业负责就是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对待工作会更加认真。这样的企业往往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经济效益也会因此偏高。以某私企为例，由于对员工福利的认识存在偏差，该企业刚开始并没有购买社会保险的想法，后因员工大量离职影响到了生产秩序，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经过与离职职工的交流，企业发现很多员工的离职都是缺乏安全感。在明确问题根源之后，企业立即对员工管理办法进行了调整，并在最短时间内办妥了在职职工的社会保险事宜，并设立了年终奖，用以表彰优秀员工。在新措施实行后，该企业员工离职率明显降低，同时，员工的工作态度和企业氛围均明显改善，当年的经济效益超出预期。
3 人力资源管理中放大社保正面作用的建议
结合当前我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实际来讲，社保方面的工作依旧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企业对购买社保的行为认识错误、缺乏远见等。这些情况的存在，限制了企业的健康发展，所以，在接下来的管理工作中需要有意识的克服这些问题。鉴于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对企业发展影响较大，企业管理中有必要通过放大社保正面作用的方式，来改善人事工作的面貌，以此推动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具体做法可参考下文建议。
3.1改观对社保的认识，并科学部署相关工作
鉴于当前依旧还有不少企业认为社保可有可无的现实，本文认为应首先将此种错误认识扭转过来。企业必须明确社保在人事工作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及发挥的关键作用，正确看待其与自身利益之间的关系。上文中已经就此做过分析，购买社保不仅仅是为了使员工安心工作，从另一方面来讲也是在为企业自己“购买保险”，以防意外事件给企业造成过大的损失，属于一种风险防控手段。当前，激烈的竞争环境使企业处境更加艰难，管理过程中更要重视对各项风险进行控制，而作为最有效的风险控制办法之一，社保理应得到企业的重视。另外，在企业明确社保重要性及影响的基础上，还要重视对该项工作的实施进行部署，以确保相关规定的落实。对此，本文认为企业可设立专管机构，并立足自身实际，确定一套系统的实施方案，为各项工作的有序进行提供保障。另外，在实践方案的时候，为了规范执行，还应对相关人员的职责进行明确、扭转与社保有关的错误认识，将人本理念贯穿全程。另外，对现有人事管理模式进行创新也是必要的，实施时建议以人性化为指导和基本原则，重点强调社保的重要性及其对员工、企业自身的影响。
3.2严格遵照劳动法的要求，尊重并保护员工的各项权益
出于保护劳动者正当权益的考虑，我国对于劳动法的执行一直有着严格规定。但是，依旧有个别企业无视劳动法要求，在管理中也并不十分尊重员工，这种情况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法律落实保障机制尚不完善，另一方面也与企业管理者有着一定的联系。作为一家企业，必须明确人力资源的重要性，承认员工对企业发展做出的贡献。企业是市场的重要构成，所以，在发展中理应遵守市场规则、执行国家法律的要求。比如，在新员工入职的时候，企业有责任与其签订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并为其办理相应的手续。这个过程应秉持公开原则，尊重新员工的正当权益。对于劳动合同中规定的内容，企业应规范履行，尤其是关于社保的内容，企业应按照劳动法的要求，积极承担起社保缴费的职责，按时、按规定缴纳相应的费用。
3.3健全社保体系，强化管理
社保属于人事工作的范畴，与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要想放大社保的正面作用，就必须正视其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关系，健全社保体系。鉴于当前社保相关工作很不规范，企业应在明确不足的基础上，对此项工作的管理进行重新部署，比如，安排专人专管此项工作等。在具体措施方面，建议企业关注以下几点：首先，企业应遵照相应要求，将员工的基本情况如实上报，并依法缴纳相应的费用。此举可以起到规范相关工作的作用，是企业重视员工的表现。其次，企业应在做好常规工作的同时，辅以绩效考核，并借助公正评价，实行“优则奖”的管理办法，强化社保的激励效应。
4 结语
总体而言，社保在现代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发挥着激励、稳定等多项积极作用，对员工和企业自身均有不小的影响。所以，企业管理中有必要尝试从社保入手，借助相应措施来放大其正面积极作用，以此来促进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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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影响的作用范文4
【关键词】文化语境 社会因素 英汉翻译
语言是人类在社会环境中交际的工具，也是思想文化的主要载体。翻译作为一种交际工具，在不同的语言社会之间将一种语言转换为另外一种语言内容。语言影响文化和社会，文化和社会会影响语言环境的形成，从而对英汉翻译活动产生很重要的影响。所以，要想用一种语言文化尽可能真实地再现另一种语言文化，翻译者就必须较全面地掌握不同的文化语境和社会因素。那么，文化语境与社会因素对英汉翻译活动产生怎么的影响作用呢？下面将从理论基础和例证分析两个方面浅析文化语境和社会因素对英汉翻译活动的影响作用。
一、理论基础
1.文化语境。语境是由语言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最早提出的，即语言使用的环境。他认为语境如果脱离了语言，那么语言便只是臆造的没有意义的东西。同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语境可以分为两种――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情景语境指的是语言行为发生时周围的情况，事情的性质，参与者的关系、地点、方式等。而关于什么事文化语境这个问题，学者们从角度和层面诠释了文化语境。胡壮麟认为“文化语境是社会结构的产物，是整个语言系统的环境。具体的情景环境则来源于文化语境”。黄国文给文化语境下了这样的定义：“每个言语社团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社会契约、思维方式、道德观念、价值取向。这种反映特定言语社团特定的方式和因素构成了所说的‘文化语境’。”蒋坚松和彭利元又提出文化语境“是语言运用的社会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社会心理和人类思维的共同认识。”根据文化语境的上述定义，我们可以认为文化语境，指的是那些对语义有着制约作用的、语言之外的因素，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由于英汉两种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文化语境对英汉翻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译者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2.社会因素。所谓社会因素则是指社会上各种事物，包括社会制度，社会群体，社会交往，道德规范，国家法律，社会舆论，地理环境，教育水平，风俗习惯等等。它们的存在和作用是强有力的，影响着人们态度的形成和改变。社会背景的不同是影响英汉翻译的最大瓶颈。因此，译者要想清楚准确的传达反映原著的内容和思想，就要在良好掌握两种语言的基础上，更要了解两种语言的语言文化背景，并且在翻译过程中将语言和社会文化背景结合起来。
二、例证分析
1.文化语境对英汉翻译活动的影响作用。随着翻译的发展，翻译工作的内容也已经从简单的语言词汇的转换变成了两种社会文化的传播过程。因此我们要深刻的了解到文化语境对英汉翻译活动的影响作用，在翻译过程中将二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下文笔者将试图从历史传统、、思维方式及价值取向四个方面来阐述文化语境对英汉翻译的影响作用：
（1）历史传统。在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一些短语或词汇看上去不难理解，但是如果不结合这些词汇的历史文化背景便很容易产生错误的理解。例如，“Achilles ’ Heel”，原指仙女忒提斯为了让儿子炼成“金钟罩”，在他刚出生时就将其倒提着浸入冥河，但是却留下了全身唯一一处死穴。现指“致命的弱点，要害”。同样，汉语中的“鸿门宴”应译为“Hongmen feast with a trap for the invited”， 如果译者不了解在当时中国楚汉象征的历史背景，只会简单地直译为Hongmen Feast，读者只会将其理解为就是常见的宴席，而不能准确理解其中的含义。
（2）。另一个对翻译活动影响较为明显的因素就是。中西方文化中的不尽相同，这对翻译工作也产生了一定的要求。差异要求译者更精准的在不同间表达词语的社会文化含义。例如中国文化中关于佛教的俗语“借花献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这些在西方的宗教文化中是不存在的。在英语为主的西方国家里，以基督教为主的宗教文化使西方人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产物，类似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西方社会文化中语言和思维的表达甚至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例如“God bless you.”、“God be with you.”等。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该意识到在文化中的重要地位，避免翻译失当。
（3）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决定语言表达方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所以译者可以根据不同的翻译方式在处理分析原文，翻译要针对目的语的表达习惯进行，这样可以是译文有更高的观赏性，也提高了译文的可读性。
如“布衣蔬食”这个成语常用来表示节俭朴实之意，将其英译时，译者应充分考虑到译语的文化语境，避免引起误解。现代西方人士普遍认为蔬菜是营养健康的食品，棉麻是时尚健康的布料，它们的价格往往高于鱼、肉黑人化纤制品。如果将“布衣蔬食”直译为“wear clothes of cotton and eat vegetable”，西方读者不可能意识到这是在形容一种节约简朴的生活方式。在充分进行语境分析的前提下，不防将这一成语译为“wear coarse clothes and eat simple food”，以避免原译在译语文化中可能导致的对蕴含意义的误解。颜色类的词语在英汉文化中也具有较大的差异，颜色意象所表达的象征意义也有所不同。例如，红色在中国人眼中代表热烈，忠勇，但在英语中则更多的用来表示人物的性格火爆；黄色和金色表示权威和天神，但是英语文化中更多的认为黄色表示内心胆怯，等等。因此，为了避免译文中意象理解的混乱，一些具有特殊含义或意象认同不吻合的词汇最好不要直译。
（4）价值取向。 在价值取向方面，英汉两种社会文化也具有较大的不同。中国人崇尚儒学，强调“中庸”，因此中国人在言语交谈或文字中更注重表达含蓄和内敛。西方人更注重个人价值的体现，强调进取，认为个人力量和意志是成功的关键。正因为价值取向的差异，中国人经常在听到别人对自己说“You are amazing！”的时候会回答“No.”西方人则会很高兴的回答“Thank you.”也正是因为西方文化更重视跟人的价值，因此英文日常交谈中会将年龄，婚姻等问题看做是个人的隐私，这点也与中国社会有一定差异。
综合以上几点，翻译活动受历史文化思维等多方面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对原语言和目的语的社会文化背景有一定的了解，才能精准的理解原语的语境，从而采用适用的方法。
2.社会因素对英汉翻译活动的影响作用。翻译活动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呈现出一个开放的活动场，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翻译活动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出现的交流活动，而且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演变而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由此可见，英汉翻译活动不仅受文化语境的影响还受一系列社会因素的制约。
（1）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对文化形成的影响或许不如历史文化思维等方面的影响广泛，但是地理环境可以造就特定的文化，从而衍生出特定的语言表达方式。以英国为例，英国四面环海，距离欧洲大陆最近也有三十多公里之遥，英国人早期的生活很大程度依赖于海，他们在与海斗争中创造了“海的文化”，这一文化在部分词语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在英国文化的日常用词中，海文化可见一斑，英国人经常用“fish”组成复合词，例如“cold fish”用来形容“冷漠的人”；同理，中国漫长的发展历史都处于农耕环境中，因而产生了“农业文化”，例如“天涯何处无芳草”、“疾风知劲草，国乱显忠臣”等等。
（2）地域政治。语言与政治是不可分割的。在不同的社会中，由于政治制度等各方面的不同，必然也就存在着各自独特的民族个性，使得语言富有而且具有浓厚的政治民族色彩。例如：“Those were days when the sun never set on the British flag nor rose on many an EastEnd home.”该句中EastEnd具有特定的政治内涵。从地理的分布上来看，英国伦敦分为西区和东区，西区则叫WestEnd，是富人居住的繁华地区；而东区，即EastEnd，则是穷人居住的地方。因此，该句也就应翻译为：那是日不落大英帝国的黄金时期，也是伦敦贫民区千家万户从不见天日的岁月。
（3）风俗习惯。人类的语言源自社会生活，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之下生活的人们就具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习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语言的产生和发展，因此就有了相同事物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在有截然相反的意思。最典型的莫过于对“龙”这个意象的理解。在中国文化中，“龙”已经被神化了，中国人也常以“龙的传人”在形容自己。中国古代的皇帝更是“真龙天子”。但在英语文化中，“dragon”的文化意象却是大相径庭的，是魔鬼的化身。由于社会文化背景与习俗的差异，不同地区对同一事物的理解不甚相同，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要了解这些文化层面的差异，才能更加请准的表达出原语言要表达的意思，从而避免不必要的误会。
三、结论
综上所述，文化差异处理得好坏，社会背景知识掌握得多少，往往是翻译成败的关键。正如美国翻译理论家巴斯奈特曾经指出，翻译时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由此可见，要达到真正成功的翻译，翻译者不仅要具有良好的语言知识，还要具有强烈的文化意识，掌握全面的社会文化背景知识，了解英汉两种文化的差异以及社会因素对翻译的影响。如果想达到两种语言清晰准确的交流，就要在英汉翻译过程中参照两种语言的社会文化背景，将二者结合起来。总之，文化语境与社会因素对英汉翻译活动有直接影响。所以，在英汉翻译活动中恰当的翻译策略是英汉翻译活动有效进行的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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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影响的作用范文5
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在1950～1982年一直徘徊在5.0%以下，之后开始上升，至2000年达到7.0%，进入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老龄化社会，预计2025年前后该指标将达到14.0%，进入老龄社会，2040年前后该指标将达到23.3%，进入超老龄社会[1-2]。反观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日本，1920～1955年该指标徘徊在5.0%以下，1970年达到7.1%，1995年达到14.5%，2010年达到23.0%[3]。
上述数据表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时期尽管与日本相差30年，但老龄化速度却非常相似，从平稳期的5.0%上升到7.0%的第一阶段都是不到20年，从 7.0%上升到14.0%的第二阶段都是25年左右，从14.0%上升到21.0%的第三阶段都是15年左右(我国部分为预测数据)。与此同时，我国人口结构转变的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社会经济背景也与日本十分相似。在第一阶段，都是在社会急速转型和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日本用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20年时间经历了战争结束和恢复重建，实现国民收入倍增，经济的发展显著地改善了以传染病、营养不良和死婴等为中心的健康问题，平均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等事件。同样，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的20年间经历了结束混乱，市场经济转轨，GDP总量翻两番，疾病谱发生改变，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健康状况与平均预期寿命大幅度改善与提高等事件。在第二阶段，日本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社会阶层分化以及贫富差距的显性化，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生活方式等社会因素变成了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4]。我国人口结构转变的第二阶段始于世纪之交，同样出现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分化以及贫富差距不断加剧等问题，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作用日益加重。因此，如何有效地利用这30年的时间差，深入探讨社会因素影响健康状况的作用机制，是提高我国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课题。
健康与社会经济地位关系的研究有多种学科视角，其中社会学探讨的是社会分层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是如何导致健康不平等的[5]，即研究的重点是社会分层，而健康不平等只是社会不平等的不良后果之一。社会医学探讨的是各个社会群体的健康状态以及生活状况如何受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目的是为了从医学和社会的角度维持、增进、改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的健康水平。本文将以社会医学的视角为主，并借鉴社会学的观点分析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为我国健康介入研究以及老年政策的制定提供基础数据。
二、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关系的理论以及先行研究
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存在争议[6]，即同时存在社会经济地位不同导致健康状况结果不同的社会因果论和健康状况不同导致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健康选择论[7]。在将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的情况下，社会经济地位在退休之前已经形成，观察时点的健康状态以及其后的生存时间与社会经济地位有明确的时间先后，二者的关系更符合社会因果论的观点。可以说个人的健康状况受社会结构因素限制，即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健康水平，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人，其健康状况越差[8]。我国学者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存在影响，其中，齐良书等人认为20～65岁的成年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状况越好[9]，汤哲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老年人有更长的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10]，顾大男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对高龄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等身体健康的影响较小[11]。另外，反映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关变量同样对健康产生影响，黄枫等人认为不同的社会医疗保险待遇对于老年人口的健康有着显著而长远的积极影响[12]，刘平贵认为60岁以前的职业是高龄老年人死亡风险的重要预测变量[13]，曾宪新认为是否有养老金对于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有显著影响[14]。
上述研究尽管证明了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水平越高的观点，但是重在阐明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理论机制的研究却很少[15]。社会因果论包括两个方面的影响机制：一是物质环境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收入与生活环境差距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二是生活方式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不同生活方式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王甫勤以成年人为对象验证了生活方式论，即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越倾向于拥有和维护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又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健康水平[16]，而对于普遍维持良好生活习惯的我国老年人来说，这样的解释机制是否合适有待进一步讨论。
在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之间有可能存在如文化性闲暇活动这样的第三变量。顾大男分析3年的追踪数据，发现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和较多医疗资源的老年人外出旅游和健身锻炼的比例较高，而出游和健身锻炼有利于身体健康以及降低死亡风险[17]。吴金晶等人分析截面数据发现，经常参与志愿者活动的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高[18]。杨宗传认为文化素质是老年人参加老年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19]。齐良书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多种途径作用于个人健康状况，如果仅用单一指标进行量化分析，难以全面深入地揭示其作用机制[20]。
当然，我们也发现先行研究中尚存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如何影响健康的?其机制尚未得到解释，多数研究只证明了存在影响。二是健康指标不全面，未同时考虑健康状态(健康的质)和生存时间(健康的量)：同样是讨论男性与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导致的是男性健康状况比女性好，却又导致女性寿命比男性长。三是追踪时间较短且未考虑生存时间。寿命或生存在先行研究中一般追踪时间只有2～3 年，追踪时间过短很难排除基线调查中既成事实的干扰，不能说明因果关系。多数研究只分析死亡率或生死结果而不考虑生存时间的多少，造成分析存活一年的老人和存活十年的老人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四是统计分析方法不适用于综合作用机制的研究。双变量分析、多元回归、Logistic回归分析或Cox风险回归等只能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直接影响而不能分析间接影响，而且有些先行研究使用不同模型分别研究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的关系、生活方式与健康等的关系，却主观推断出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改变生活方式而影响健康的结论。
三、研究方法
1.研究设计与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分析讨论，本研究以社会因果论为基础，探讨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通常人们在进入老年期后不仅有足够的时间照顾自己的生活，而且由于健康水平的下降更意识到需要维持一个良好的饮食作息习惯，因此，对于老年人来说，良好的生活方式是健康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老年人由于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责任不断减少，生活责任性外出大幅度减少，其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增加可能是维持老年人社会交往的重要因素。城市老年人在基本生活已经得到保障的前提下，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可能更多的是带来文化性闲暇活动的不同。
本文使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将2000年调查时点之前已经形成的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基本潜在因子，将2000年调查时点的文化性闲暇活动作为中间潜在因子，将2000年调查时的健康状态(健康的质)和其后9年时间里的生存日数(健康的量)作为结果潜在因子(其中，健康状态使用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包括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社会健康三个方面)，分析基本因子如何通过中间因子对结果因子产生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如图1所示)，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并通过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假设2：文化性闲暇活动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并通过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假设3：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文化性闲暇活动，并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间接影响健康状态和生存时间。
2.调查方法与调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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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基线调查是由作者负责的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城市科学研究所与沈阳市卫生局的合作项目，调查时间是2000年6月1日至6月20日，调查总体是沈阳市的和平区、皇姑区、沈河区、大东区、铁西区五个市区的45万人老年人。抽样方法是使用分级抽样方法，在五个市区中分别抽出两个老年人口比率与所在区老年人口比率相近的街道办事处，再从中各抽出一个老年人口比率与所在街道办事处老年人口比率相近的社区。调查对象是被抽出社区的全部60岁及以上老年人，全市共计抽取了10个社区的4460名老年人。调查员由经过多次培训的各区疾病控制中心的医生和街道的地段医生以及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职员担任，使用自填式和询问式两种问卷，最终回收问卷3654份，回收率为 81.9%。
本研究的追踪调查为作者负责的2012年度日本文部科学省学术振兴会资助的中日养老文化比较研究项目，对基线回答者的死亡日期以及死因进行追踪调查。追踪调查的对象是从基线调查回答者的3654人中减去未登录户籍者134人、姓名与身份证号码等个人情报记录不清者703人、问卷回答不完全者51人，实际追踪调查对象为2766人。追踪期间为2000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共3135日。本研究为了减少调查期间已经濒临死亡者的影响，分析对象是从追踪期间的全部538名死亡者中删除了基线调查结束后6个月内的死亡者，最终为2001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死亡的506人。
3.调查指标与统计方法
2000年基线调查中与本研究有关的项目包括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健康状态三大类指标。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包括退休前的职业、教育程度、家庭收入三项。文化性闲暇活动包括社区活动、旅行游乐、个人兴趣三项。世界卫生组织在1948年提出的健康概念已被广泛认可，即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是虚弱，而是身体的、精神的、社会的一种良好状态，因此，在本研究中将健康状态分解为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社会健康三个构成部分。描述身体状态的身体健康包括主要疾病、疼痛症状、生活能力三个项目，其中生活能力测评选用东京老年综合研究所开发的老年人活动能力评价指标①中的银行存取款与缴纳水电费这两项差异较大的敏感指标投入了方程;描述与群体或他人关系适应性的社会健康是指个体与他人及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并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实现社会角色的程度，本研究中使用去公园晨练、购物办事、广场聊天等外出活动频度测评城市老年人生活中的偶遇性社会适应程度，同时使用与邻里、朋友、同事等的互访活动频度测评老年人主动性社会适应程度;精神健康主要是指人们的一种主观的快乐的人生体验，而不是描述是否患有精神疾患，本研究中使用对人生幸福的感觉和对现在生活满足的感觉这两项指标。年龄在描述分析中用年龄阶段表示，在结构模型中为实际年龄。本研究使用结构方程分析方法，统计分析软件为SPSS18.0版和 Amos17.0版。
四、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
1.分析对象的变量分布
本研究的追踪对象为2776人，追踪期间为2000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分析对象为剔除了基线调查结束后半年内的死亡者，剩下的2001 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死亡者506人，其生存时间为228～3134日，平均生存1808.34日。表1为506名死亡者的基线调查的变量分布。
2.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的结构方程模型
在结构方程模型中，我们将身体健康、社会健康、精神健康及其构成的综合健康状态、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等潜在因子用椭圆形表示，将直接观测到各个变量(包括生存时间)用长方框表示，用e、d、z表示未知部分，箭头连线表示因果关系，连线上的数值为标准化路径系数，在(-1，1)之间表示关系强度与方向，方框或椭圆形的右上角数值为回归解释率，GFI为数据与模型间的调整拟合度。本研究的拟合模型不仅AGFI值达到0.921，而且健康状态解释率为70.0%，生存时间的解释率为10.0%，说明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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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具有较强的正向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46，其中身体健康影响最大，达0.70×0.46，社会健康的影响仅次于身体健康的影响，达到0.59×0.46，精神健康的影响力较小，仅为0.26×0.46。在身体健康的各指标中，老年人的身体能力对生存时间的影响力远大于身体病症的影响力。本研究的结果与吴晓光等人的8年追踪数据均发现，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力、健康自评以及认知功能对死亡有较高的预测价值[21]，并与曾宪新分析65岁以上城乡老年人的3年跟踪数据所发现的死亡风险与生活能力等身体健康指标关系稳定的结果呈现一致性[22]，但本研究不仅验证了上述身体健康的作用还证明了社会健康对死亡有较高的影响力与预测性。
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有着很强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达到0.70，对生存时间的直接影响极其微弱，其路径系数不具有显著性，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改变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产生很大的间接的正向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70×0.46。上述结果可以发现，假设1部分被验证，部分被否定，即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有很强的正向的直接影响，而对生存时间并无直接影响，该指标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而间接影响生存时间。齐良书等人认为20～65岁成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状况越好[23]，本研究发现60岁以上城市老年人也具有上述倾向。刘贵平分析80岁以上城乡高龄老年人的2年跟踪数据发现，死亡风险与社会经济地位中的退休前职业有一定相关性[24]。但是，曾宪新分析65岁以上城乡老年人的3年跟踪数据发现，控制了其他变量后社会经济地位对死亡风险的影响不明显[25]。本研究认为，城市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对生存时间或死亡风险不具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
社会经济地位对文化性闲暇活动具有中等强度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25，同时由于文化性闲暇活动对健康状态具有中等强度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26，所以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又对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强度为0.25×0.26。上述结果表明，假设2部分被验证而假设3完全被验证，即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文化性闲暇活动，并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间接影响健康状态。本研究与杨宗传以及顾大男的观点一致，都认为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社区活动与旅游等文化性闲暇活动越丰富[26-27]。而且本研究与吴金晶等人的观点相似，志愿者活动等文化性闲暇活动越多的城市老年人，包括幸福感在内的精神健康水平越高，其综合健康状态越好[28]。但是，顾大男使用3年的追踪数据分析死亡与出游的双变量关系认为，旅游对健康长寿的作用是直接的[29]，本研究在控制健康状态的情况下认为，文化性闲暇活动对生存时间不具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年龄对社会经济地位的路径系数为-0.42，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说明年龄越大社会经济地位越低。因此，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影响包含着年龄对健康状态与文化性闲暇活动的间接影响，强度达到0.42×0.70和0.42×0.25，而年龄对生存时间、文化性闲暇活动以及健康状态的直接影响极小，路径系数均不具有显著性。
五、结论与讨论
为了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本研究运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对沈阳市2766名60岁及以上城市老年人进行9年追踪调查，对其中506名死亡的老人使用结构方程分析方法解析其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与健康状态以及生存时间的结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
城市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一方面对健康状态产生直接影响，另一方面通过改变文化性闲暇活动而对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社会经济地位对生存时间没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影响健康状态延长生存时间。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有较大影响，其中身体健康对健康状态的影响力最大，其次为社会健康，最后为精神健康。另外，身体健康中身体能力对生存时间的影响力大于身体病症。因此，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老年人其文化性闲暇活动越丰富，其外出交往频繁，从而提高了社会健康，满足了精神健康，维护了身体健康，间接延长了生存时间。
在我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期，由教育程度、收入、退休前职业构成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受年龄的影响，高龄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与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影响包含着一定的年龄因素。
既有的关于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作用机制的理论包含两个方面的解释：一是认为不同社会阶层拥有不同的亚文化，其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人们的饮食烟酒、作息运动、以及性行为等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反过来又影响着人们的健康;二是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人所享有的医疗资源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得不到及时救治。
相对于上述生活方式论和物质资源论，本研究寄希望于就城市老年人提出文化性闲暇活动论从而对上述理论做一定的补充。城市退休老年人由于健康状态下降而且有足够的时间，一般都能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但由于社会责任与家庭责任下降，外出活动减少致使社会健康恶化。如果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老年人仍然维持一定水平的文化性闲暇活动，这样就增加了外出交往活动的内容与事件，客观地促进了社会健康与生活能力，并改善了精神健康，进一步延长了生存时间使得死亡风险降低。
社会影响的作用范文6
【关键词】4～5岁儿童；数学能力；执行功能；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中图分类号】G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16）12-0038-05
本研究所说的数学能力主要是指儿童在数学学习过程中，迅速而成功地掌握相关知识和技能的能力。〔1〕Baroody（1986）认为，儿童早期数学能力包括非正式数学能力和正式数学能力。非正式数学能力是指在学校教育环境之外儿童获得和发展的数学能力，儿童可通过自身具有的数学学习生物倾向性（如数字感）以及与周围物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积极建构这种能力，包括数数、数字比较、简单运算、数概念掌握等四种能力。正式数学能力是指儿童在学校教育环境中获得和发展的数学能力，包括数字读写、掌握数字事实、掌握运算技能、理解数学概念等四种能力。有研究表明，儿童在幼儿园时期所获得和发展的数学能力可显著预测其正式入学后的数学学习水平。〔2〕
近年来，有大量研究发现，儿童的数学能力和执行功能存在显著相关。〔3〕Caron发现，儿童4岁时的执行功能水平可显著预测其小学一年级的数学能力，〔4〕Mark 和Elizabeth等人的研究也证实执行功能和数学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相关。〔5〕这表明执行功能是影响儿童早期数学能力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 ，简称EF）是一种高级认知活动，是对一般认知过程进行的控制和调节，它有特定的生理基础，即大脑前额叶及其边缘地带。执行功能主要包括认知的灵活性、工作记忆和抑制控制三部分。
此外，也有很多研究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以下简称“家庭SES”）对儿童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6〕对儿童数学能力的发展影响尤为显著。〔7〕研究发现，贫困家庭儿童与普通家庭儿童大脑的海马体和前额叶差异明显。〔8〕大脑前额叶区是个体调节、控制自身的主要脑区，执行功能是该区的主要功能之一。儿童早期的家庭社会经济状况可能会通过影响大脑的某些结构而影响儿童早期的数学能力。本研究拟通过实证方法考察4～5岁儿童家庭SES、执行功能及其数学能力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鉴于有大量研究已证实儿童的数学能力发展具有显著的年龄差异，〔9〕本研究将年龄作为协变量加以控制，研究的理论模型见图1。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在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市以及肇庆市广宁县3地60所幼儿园中各随机抽取一个中班（年龄主要为4～5岁），再按1∶1的男女比例随机抽取10名儿童为研究对象，共抽取了600名儿童。经筛选，最终获得有效样本471名，其中男孩241名，女孩230名。总体样本的平均年龄为60.94±4.99个月，男孩平均年龄是61.54±4.57个月，女孩平均年龄是60.31±5.33个月。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自编的《家庭SES调查问卷》、谢如山的《学童数学成就测验量表》〔10〕以及由Cameron等人设计的《头―脚―膝―肩》（Head-Toes-Knee-
Shoulde，简称HTKS）为研究工具，〔11〕对执行功能在家庭SES对4～5岁儿童数学能力发展影响中的作用展开研究。研究者首先向样本儿童的家长发放《家庭SES调查问卷》，然后运用《学童数学成就测试》和《头―脚―膝―肩》两个测量工具以一对一的测验方法由测试者对儿童施测。测试数据通过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儿童家庭SES、数学能力以及执行功能三者之间的关系
将样本儿童《家庭SES调查问卷》得分从高到低加以排列，以总得分前后27%为临界点，前27%为高分组，后27%为低分组。27%的分组法是一种分析测验鉴别度的方法，在常模参照测验中，若分数值呈正态分布，以27%为分组临界点所获得的鉴别度可靠性最大。根据这一分析方法，本研究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得分在15分以下的儿童划为低分组，得分在25分以上的儿童划为高分组，15分至25分之间的儿童划为中分组。
以性别（男孩、女孩）、年龄（4岁、5岁）以及家庭SES（低、中、高）榉肿楸淞浚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以及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1）。统计分析发现：（1）不同性别儿童的数学能力存在显著差异，男孩的数学得分显著高于女孩；但不同性别儿童的执行功能不存在显著差异，男孩的执行功能得分虽高于女孩，但不显著。（2）不同年龄儿童的数学能力存在显著差异，5岁儿童的数学能力显著高于4岁儿童的数学能力； 不同年龄儿童的执行功能水平存在显著差异，5岁儿童的执行功能显著高于4岁儿童的执行功能。（3）虽然不同性别儿童的数学能力和不同年龄儿童的数学能力存在显著差异，但性别和年龄的交互作用差异并不显著，说明儿童的性别和年龄与其数学能力不存在显著交互作用。（4）不同家庭SES的儿童数学测试得分存在显著差异。多重比较发现，家庭SES高分组的儿童得分显著高于中分组和低分组儿童。此外，不同家庭SES的儿童在执行功能得分上也存在显著差异。多重比较发现，家庭SES高分组儿童的执行功能得分显著高于中分组和低分组，中分组又显著高于低分组。
考虑到年龄对数学能力和执行功能有显著影响，本研究以年龄为协变量，以零阶偏相关分析法进一步探讨家庭SES、执行功能与4～5岁儿童数学能力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见表2）。在未控制年龄的情况下，儿童的数学能力和执行功能以及家庭SES均存在显著相关，儿童的执行功能和家庭SES也存在显著相关。控制年龄之后发现，儿童的数学能力和执行功能、儿童的数学能力和家庭SES以及儿童的执行功能和家庭SES仍存在显著相关性。
（二）执行功能在家庭SES与4～5岁儿童数学能力发展中的影响作用检验
本研究采取Baron和Kenny（1986）研制的逐步检验法检验执行功能在家庭SES与4～5岁儿童数学能力发展中的影响作用，结果见图2。
具体检验过程分为三步。第一步：将数据进行中心化处理，然后以家庭SES为自变量，以儿童数学能力l展为因变量，以年龄为协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分析，得到家庭SES对儿童数学能力发展产生影响作用的总体效应，即路径c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具有显著性（β=0.285，p
第二步：以家庭SES为自变量，以儿童执行功能为因变量，以年龄为协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分析，得到家庭SES对执行功能水平的直接效应，即路径a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具有显著性（β=0.349，p
第三步：以家庭SES和执行功能为自变量，以儿童数学能力发展为因变量，以年龄为协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分析。在控制了家庭SES的影响以后，得到执行功能对儿童数学能力发展的直接效果即路径b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具有显著性（β=0.462，p
统计结果显示，执行功能中介效应为0.16（a×b），占家庭SES对儿童数学能力发展影响总效应的56.14%（中介效应与总效应的比值）。这表明家庭SES对儿童数学能力发展具有直接的影响，但影响较小；家庭SES对儿童数学能力发展的影响主要通过执行功能的中介作用得以实现。
三、讨论与建议
（一）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执行功能在家庭SES对4～5岁儿童数学能力发展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12〕一般来说，家庭SES较低的儿童可能会感受到更多的压力，这些压力可能会导致儿童自我调节能力的降低，进而影响其计划能力以及数学任务的完成能力。此外，儿童在面对数学任务时，母亲提供的情境性支持也会影响儿童执行功能的表现。有研究发现，儿童22个月时所接受的母亲提供的情境性支持（包括母亲的敏捷性、参与性、敏感性、接纳性、合作性、有效性、是否能遵从儿童领导以及是否能根据儿童的状态提供支持物）能够解释儿童在22个月到33个月时执行功能变异率的6%。〔13〕个体在完成数学任务时，往往需要执行功能的高度参与，而家庭SES较高的母亲更可能为儿童提供及时、敏捷和有效的情境性支持，促进儿童执行功能潜质的发挥，进而提高儿童数学任务完成的质量。
Kimberly（2013）等人的研究发现，在幼儿园教育中，教师对儿童语言能力发展指导的数量和质量都要多于数学能力发展指导。而且，由于学前期对儿童数学能力的发展没有硬性要求，大部分家长很少会直接对儿童进行数学学习的指导，但儿童数学能力的发展大多依赖于父母所提供的数学学习环境。正因如此，儿童数学的学习更加依赖执行功能潜能的发挥。所以，虽然家庭SES会对儿童数学能力的发展产生影响，但需要通过儿童的执行功能才能产生作用。
（二）教育建议
一方面，鉴于执行功能的可训练性，建议教育者通过对儿童执行功能的训练减少因家庭社会经济处境不利可能导致的儿童发展差异。一般来说，执行功能水平的提高主要依赖于个体的成熟以及人为的干预训练。虽然有研究表明执行功能的发展受基因影响更大，但是大量的干预研究表明执行功能也可通过教育性干预措施得以提高，例如有研究发现家庭SES处境不利儿童在获得干预之后进步明显。〔14〕
另一方面，可通过改善处境不利儿童的家庭处境，促进儿童的健康发展。政府应关注处境不利儿童，加大公共设施建设力度，让更多家庭SES较低的儿童有机会利用这些活动资源。此外，政府还应为家庭SES较低的家长提供学习机会，促进其就业和再就业能力的提高，从而提升文化素养，改变教育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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