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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产业分析范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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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主要参见新浪和豆瓣影评。
[6]《拿奖 冯小刚哽咽：损失的票房全回来了》，搜狐网。
http：///20121218/n360738252 .shtml。
[7]尹鸿：《冲突与共谋――论中国电视剧的文化策略》，《文艺研究》年第6期，第21页。
[8]《唱响主旋律，多出精品剧――吉炳轩同志在2000 年电视剧题材规划会上的讲话要点》，《中国电视》2000年第7期，第4页。
[9][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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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数据时代的特点
2011年，在《海量数据，创新、竞争和提高生成率的下一个新领域》这一研究报告中指出：数据已经渗透到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逐渐成为重要的生产因素。大数据作为一个技术热点，它具有数据体量巨大、数据类别繁多、价值密度低、处理速度快等4个特点。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即为资产。自有类数据和第三方平台提供的海量数据，使得企业可以基于用户的需求定制改善产品、开展精准的推广活动，进而开启数据精准营销的大门。可见，大数据是现代产业营销的重要推动力量。
二、文化产业营销现状
我国的文化产业的发展起步较晚。在十四大以前，我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时代，文化行业的主要任务是生产、传播和管理社会主义文化，并不涉及销售或营销的问题。到“十五”时期，由于受到加入WTO等因素的重新，我国的文化产业才有所发展。之后，部分发达地区将一些文化经营单位从事业单位中剥离出来，组建了按照市场化方式运作的文化产业实体，文化产业的营销活动这样才诞生了。我国的文化产业营销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1992年以前的探索阶段，二是1992年至2002年的体制改革阶段，三是2002年后进入了产业化阶段，目前，我国文化产业的营销活动成为一个社会经济的亮点频频出现。较之发达国家，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还有很大的差距。我国文化产业尚处于起步时期，能够借鉴的成功经验缺乏。现在我国文化产业的营销模式一直沿用传统的物质产品营销模式，由于与文化产业自身的特点不相适应，因而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主流观念及发展环境存在障碍；经营理念落后，营销信息化程度低；缺乏科学有效的营销策略；创新性不足等等。而现代大数据技术能有效改善和解决由传统营销模式带来的这些问题，尤其是营销信息化程度低、营销策略欠科学等问题。在大数据时代，文化产业要获得新的生命力和长足发展，必须顺应时代要求，在营销过程中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
三、大数据时代文化产业营销模式特征及表现
大数据时代，文化产业的营销模式应不失时机地体现大数据的特征：
1.全面把握数据资源，提高文化产业营销的科学性大数据时代，庞大的数据资源为产业营销的量化进程奠定了基础，将以前复杂的营销活动逐渐演变为一系列的数据搜集与相关分析。“一切都改变了，我们所需要的是所有数据，‘样本=总体’”，从而使营销全面化、科学化成为可能。“由于文化产业所涉及的行业和产品，在不断产生或更新数据资源。这些数据资源直接面对消费者，有着明确的直接消费价值”。因此，通过各种途径全面把握数据资源对文化产业营销有着广阔的前景。影视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数据资源的充分把握能大大促进我国影视营销的科学性。电影《小时代》在放映前的宣传上就运用了大数据技术。据悉乐视影业参与《小时代》发行权的争夺，是源于“3100万”这一个数据。乐视影业之前做了一个科研调查，证实了影片票房和新浪微博搜索量之间呈同向变化关系。根据新浪微博的搜索数量显示：《小时代》未上映前的搜索量已达到了3100万，是前期热卖影片《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的8倍多。可见，乐视影业的营销投资正在实现科学化。
2.深入挖掘数据资源，增强文化产业营销的预见性企业营销活动能否成功，其关键点在于能否准确地研判顾客价值。当前，企业想要对营销进行有效的预测难度越来越大，主要源于顾客需求差异化日益增大、竞争行为随机化的程度日益增强，以及各个行业发展变革速度日益加快。但是，随着大数据的出现和推广，营销过程中的精确预测也将实现。大数据通过使用多重数据方法，对大量的数据进行建模分析，深入挖掘这些数据的关系，来实现对位来事件发生概率的准确预测。同样以《小时代》这部影视文化作品为例，在消费者洞察环节，《小时代》的营销团队又一次通过大数据准确的预测了这部电影的目标消费群体——“90后”。根据相关调查数据得知：2009年中国电影观众的平均年龄为25.7岁，到2013年时已经下降至21.7岁。当前电影市场的主流消费者是“90后”，郭敬明的粉丝也大都是“90后”。依托对大数据的深度挖掘，《小时代》的营销才具有可预见的更大的成功性。
3.整合数据资源，增强文化产业营销的创新性庞大的数据资源需要横向梳理、纵向挖掘，但同时也需要综合整合，从更为立体的角度创新文化产业的营销模式。但不可否的是，大数据的产生和运用为创新研究文化产业营销模式奠定了基础。Drucker指出，创新的重要特征是能够提升社会价值。我国最初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定位在于以生产、传播和管理社会主义文化，即文化的社会价值。在大数据时代，文化产业营销通过全面把握数据资源、深度挖掘数据，创造巨大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应重申其社会价值。这里所强调的社会价值是升级版的社会价值，具有更广泛的、更积极的，更强劲的、更深远的影响力。
《小时代》这部影片，不可否认对大数据的营销模式应用的比较全面，《小时代》其上映首日大卖是不争的事实，但影视评论人曾念群表示“所有影厅都放《小时代》并不意味着票房的成功，它只满足了某一年龄层或某一特定人群的需求，更多人群并未进入电影院。电影院不能只是纯商业电影的天下，热爱文艺片的观众群也需要被培养。”从某种意义上说，《小时代》这部影视作品的营销还需进一步整合大数据资源，增强其社会价值的广泛性。
四、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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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产重型化模式盈利方式及面临的挑战
内地房地产企业曾经通过资产重型化经营模式获得了大量的超额利润，通过对房地产企业各盈利环节进行细分和研究之后，我们可以把重资产经营模式分为四大基础盈利方式。
土地增值：土地的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决定了土地资源供给数量的有限，造成土地有限供给与相对无限需求之间的矛盾，根据市场经济规律，需求大于供给的时候，土地的出让金价格就会逐步攀升（见图1）。自2000年以来，由于房地产需求的增加，带动房价高速上涨，房地产开发企业储备的土地资源大幅增值，轻松赚取“土地红利”。时间差和房价高涨是房地产开发企业赚取“土地红利”的重要原因。尽管相关法律规定了企业获取房地产开发用地后的开工建设时间，由于没有严格实施，从而致使房地产开发企业都大量囤积土地、放缓开发速度、延长开发周期，随着时间推移，赚取土地增值带来的“土地红利”。
产品增值：对于房地产企业来说，市场是企业不可控的因素，而产品开发却是企业可控制的因素。要追求高额利润，产品升值是重要的途径，尤其是2008年之后，包括中信、绿城、龙湖、星河湾等企业加大产品塑造力度，通过产品塑造和客户的新体验实现了在相同区位、相同土地的情况下，获得比其他企业更高的收益回报。如中信地产自2007年底整合以来，以购房者购买中信地产的房屋为前提，围绕地产业务，为客户提供包括文化、度假、旅游、理财等八个方面的专属增值服务，特别是打造了拥有4万多个家庭客户，总业主客户人数超过10万人的“中信会”，以会员形式提供系列增值服务，使其房地产产品的竞争力和盈利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
资本增值：房地产企业资本增值具体可分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房地产企业低成本的融资。主要涉及如何以最小成本获得企业所需要的资本，普通的资本筹集包括自有资本的积累、权益资本的筹集和负债资本的筹集。对于房地产企业而言，主要融资方式是负债资本，主要途径有房地产经营贷款、房地产抵押贷款、房地产信托以及发行债券等方式，其中对银行低息贷款是以前房地产企业主要的融资方式。另一方面是优化资本运营结构以获得最大的资本收益。房地产企业利用资本运营调整资本的结构，具体来说包括企业负债结构、投资结构、资产结构、经营结构、来源结构等，企业需要在总资产与净资产、负债资本与权益资本、长期负债与短期负债、专业化经营与多元化经营、长期投资与短期投资、金融资本经营收益等构成要素中进行目标结构的选择与合理比例的确定，高负债化的资本结构是以前房地产企业最典型的资本运营结构。
周转增值：2011年以来，房地产企业信贷紧张、资金成本快速升高，在这样的环境下，高周转成为众房企追求利润的主要手段，高周转的好处在于，能给房企带来大规模、高市场占有率以及投资的快速回收。该模式的代表是行业标杆企业万科，万科自2010年起适时采取了深入二三线城市、主攻中小户型、加快周转的运营策略。这种“高周转、不囤地”的开发模式、高于同行的管理水平、多达40余个城市的市场规模，促进了万科“逆势扩张”，用337天实现了1000亿的销售规模，成为了国内房地产行业第一家年销售额千亿级公司。高周转加快了单位资本的盈利效率，成为近几年房地产企业普遍追求的盈利模式。
当前，国家对地产行业的调控进一步加大，限购限价政策深入实施，土地升值减缓、利润率上升空间降低，地产企业传统的重资产盈利模式面临严峻挑战。
市场竞争压力：地产行业跑马圈地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从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都有数量众多的地产企业在产业链各个环节参与市场竞争，特别是同质化竞争非常激烈。以旅游地产为例，央企华侨城是旅游地产行业的龙头，其开发的欢乐谷项目为其赢得了巨额利润。在利润的吸引下，其他房地产企业纷纷介入旅游地产开发，在准一线城市的武汉，上海世茂集团投资400亿打造的武汉嘉年华主题乐园项目，在苏州、常州、徐州、泰安、宁波等较为核心的二三线城市，宋城股份、苏州高新等企业投资的各种主题公园项目也已纷纷落地。在行业同质化竞争的压力下，华侨城负债率明显上升，2012年超过72%，已经越过了国资委对央企负债率划定的70%的“红线”，而且未来还将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格局。
企业运营压力：传统的重资产开发模式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资金，而这些投资主要由企业独自承担。2011年以来，各大银行先后收紧房地产开发贷款，证监会也暂停房地产上市公司再融资，地产企业资金链承受巨大压力而不得不通过信托，甚至高利贷等手段融资。这种融资成本非常高，使企业的财务杠杆率大幅下滑，盈利水平随之下降。重资产模式下的地产企业运营核心是资金链，在没有外部资金支持的情况下，企业经营只能局限于一定区域或开发有限的地产项目，企业运营受到严重制约。
政策税收压力：近几年，国家对房地产的调控日益严厉。土地增值税使地产企业在土地增值环节的利润被税负拿走，囤地模式行不通了；更为严厉的限价政策使房地产企业的销售利润受到制约，暴利时代难以再现，囤房模式也行不通了；日益深入的限购政策，二手房转让政策使地产市场的投机需求大幅减少，整个地产市场的活跃度逐渐降低。而根据上证、深证上市公司的数据统计，房地产行业已经成为税负最高的行业，在统计的23个一级行业中，房地产行业整体税负约为15%左右，企业的盈利水平受到了极大的削弱。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地产企业资产重型化模式已经难以适应当前的政策环境和市场形势，单打独斗、统包统揽的粗放型运作模式盈利日益困难，地产企业盈利模式需要摆脱“重型化”，转向“轻资产模式”。
二、地产企业资产轻型化的优点及经营模式分析
地产企业轻资产模式突出特点是投入小、风险小；高杠杆率、高回报率；标准化程度高，专业化程度高。具体而言，其主要优点有以下几点。
融资方式多样，有效打破资金瓶颈。在融资模式上，轻资产模式的资金来源方式众多，投入的自有资金通常较小。根据历史数据统计，轻资产模式比较发达美国房地产企业通常自身只投入约15%左右的资金，另外有15%左右的资金来源于银行资金，其他70%是社会大众的资金，主要有房地产开发基金、产业信托基金、物业投资基金等方式。这种以基金为核心的“轻资产模式”保证了企业的资金安全，有利于企业顺利运营。
市场风险分散，利于企业稳定经营。在“轻资产模式”下，地产企业自身投入的资本小，资金来源的多样化使得房地产企业的风险由全社会共担，企业的风险得到了稀释。以美国房地产企业为例，尽管美国房地产企业的盈利水平低于国内房地产企业的盈利水平，但其盈利的稳定性远高于国内企业，根据最近20年的数据统计，美国房地产的回报率长期稳定在9.5%～13%之间，其波动幅度远小于国内的房地产企业。
专业能力突出，竞争优势充分显现。“轻资产模式”的另一个优点是市场高度细分，专业化非常高。房地产企业都倾向于选取自身最具优势的产业链环节，加以培育发展，形成企业独特的竞争优势。美国房地产行业在资本运作、设计策划、拆迁征地、建设施工、销售租赁、物业管理等产业链环节都有非常专业的企业，这些企业在取得专业化优势后，往往会把规模做大，成为这一环节最具竞争力、最强、规模经济最优的企业。
通过比对国外地产行业比较先进的“轻资产模式”，结合国内地产行业的现状，我们认为国内地产行业实施“轻资产”运营，可以选取以下模式。
金融化——以小投入撬动大资本。这种模式下，地产企业是组织者，通过组建基金（如房地产基金、物业基金等）将社会上的资金集中起来进行地产运营。目前国内已经有多家企业开始探讨这种模式。如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导演+制片”的轻资产模式正在万通地产内部一步步实践。2013年万通地产将依托正奇资本基金平台，发起规模约为13.2亿元的CBD物业投资基金，投资标的为北京中服Z3地块。目前，万通地产Z3项目的财务规划已经全部完成，因为有物业投资基金的资金支持，包括地价在内的Z3项目后续资金目前都已经全部解决。这种以基金为核心的“轻资产”模式未来还将在万通地产现有的全部商用物业中展开。产业基金是地产“轻资产”模式最直观的运营模式，而地产金融化还包括直接融资租赁、经营租赁和出售回租等多种运作模式，他们的共性都是运用杠杆手段以较小的资本撬动大资本，实现风险分散，获取相对较高的收益。
标准化——把单商品做成大规模。产业化的本质是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基础是标准化。在房地产市场资源相同的情况下，谁拥有标准化体系，谁就拥有行业的未来。标准化其实就是管理的专业化、精细化，其核心是产品的标准化。即从产品的设计、施工、采购、成本控制等环节制定标准，进行复制。产品标准化背后是流程的标准化、管理的标准化，即从“客户细分—价值细分—居住要求—技术标准—设计模块—标准化产品”体系的整套标准流程。在产品标准化层面做得最出色的地产企业是万科。万科根据客户细分，划分出不同客户的价值关注点，推出客户对居住面积、居住环境、产品结构风格、产品功能、局部指标等方面的居住要求，进而将居住要求转化为技术标准，落实到设计的模块，形成部品的模块化、功能的模块化、户型的模块化和组团的模块化等，经过大量的沉淀最终构成一个标准化的产品体系。目前很多房地产企业已经有意识地把业已开发出来的、比较成熟的地产产品梳理总结，使之标准化。如华侨城地产的华侨城系列、中粮置地的大悦城系列、华润置地的橡树湾系列等都是比较成功的案例。
专业化——由运营型转为服务型。地产行业向“轻型化”转型，由投资运营转为专业服务也是未来的重要趋势。相对于额度巨大的地产投资，做专业服务相当于是“没有本钱的生意”，但其利润率却相当可观。这一模式国内做得比较好的是绿城的代建模式。2010年9月，在经过精心策划之后，绿城成立绿城房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专业从事代建业务。绿城代建业务进展相当神速，不到半年，绿城的代建业务已落地项目就达到了近40个，总规划建筑面积约500万平方米，已成功进入浙江、上海、江苏、福建、山东、河南等多个省市。绿城的代建模式几乎不占用绿城的资金，但却是绿城新的利润增长点和未来转型的方向。目前绿城的代建业务以项目代建、资本代建等商业代建为主，同时，安置房、保障房等政府代建项目也是绿城代建业务拓展的主要方向。通过经验积累和专业培育，绿城的代建业务水平和质量在不断提高，已成为其核心竞争力。
三、地产企业资产轻型化经营需要培育的基本能力
中国房地产业传统的商业模式是“投资—拿地—开发—销售”，这种一条龙大而全的资产重型化商业模式对高速发展时期的中国房地产业来说可谓居功至伟，成就了十几年的中国房地产业的奇迹。然而，随着行业的发展，这种模式越来越显露出它的局限性，而分工专业、资产轻型化的“美国模式”将成为未来的行业发展主流模式。投资与开发、建设、后期物业管理、服务分别由产业链条上的专业公司来负责，这将是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要实现这一模式转变，地产公司应该着重培养以下能力。
一是卓越的组织管理能力。资产轻型化的地产开发模式使房地产企业不再全部运作整个产业链，而是将产业链各个环节都交由专业的公司参与运作，房地产企业自身只是一个组织者、统筹者，这就需要其具备卓越的组织管理能力，使各个环节能够衔接有序，充分发挥最大效应。
二是突出的资本运作能力。轻资产运作模式使房地产企业的金融化属性进一步增强，企业不但要以较低的成本融入社会资金，还要有较强地资本经营运作能力，加快资本周转速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同时要特别注意金融风险的防范，使企业资金流始终处于高效安全的快速周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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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客观科学的预测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比较困难的。采用数学模型是一种有效的科学方法。本文尝试基于产业链,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使用GDP和行业数据，模拟出数学模型，以此来预测企业的主要经济指标。并以造纸业为例进行实证分析。
关键词：产业链；数学模型；造纸业；实证分析
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科学准确预测主要经营指标是比较困难的。用数学模型来确定企业的经营指标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可以为企业的经营提供科学决策支持。笔者曾经使用GDP及行业历史数据来预测企业经营指标，实际误差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认为是一种比较科学的方法，值得借鉴和推广。
在企业尤其大型企业集团，一年一度的经营绩效目标制定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合理的绩效目标尤其是营业收入对企业运行及目标达成具有重要影响。收入预测决定着成本预算、人力资源预算、生产预算、筹资投资预算等一系列生产经营财务安排。经营绩效目标制定一般遵循“由上到下”和“由下到上”的流程，达到“上下”一致认同的目标。企业所有者或最高管理者往往会依据其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对行业形势及企业发展的把握，在上年的基础上确定一个“增幅”作为目标。下属往往会疑问“增幅”的合理性，而上级无法准确的给下属明确答复。下属依据自身对行业的认识，对市场一线的了解，会按照上级的要求，上报年度绩效目标。但是，这样的目标汇总后往往达不到上级的预期。
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成的“矛盾”或“困惑”普遍存在。如何消除“上下级”双方的顾虑，制定比较合理、科学的收入指标，进而确定企业经营指标便成为一个有意义的课题。目前已经形成了市场预测体系的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应用广泛。
1市场预测的方法体系研究
从市场预测方法的分类来看，主要有判断预测法、时间序列分析法和因果分析法三大类。判断预测法，也叫直观法，是预测者根据已有的资料，依靠个人的经验和分析能力，对市场未来的变化趋势作出判断，以判断为依据作出的预测。判断预测法主要有：集合意见法、专家意见法和市场调查法。时间序列分析法，是将历史资料按时间顺序加以排列，构成一统计的时间序列，然后向外延伸，预测市场未来的发展趋势。因而，又称之为历史延伸法或外推法。因素分析法，也叫相关分析法。它是在分析研究实际资料的基础上，找出影响市场发展变化的规律性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而找出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联系方法，建立数学模型，依据引起市场变化的原因之量的变化，来预测市场未来的发展趋势。
在三类预测方法中，前一类基本上属于定性分析法，后两类则属于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法属于经验预测、描述性预测，属于简单预测。时间序列定量分析法仅限于自身时间趋势的外延延伸，没有考虑到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而因素分析法（相关分析法）无疑是科学的预测方法。它有效地克服了主观经验判断的局限，增加了相关因素对预测指标的分析判断，增强了预测的可信度和说服力。但是，运用因素分析法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如必须具有一定的数据，能够对影响市场变化的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等。
基于解决“上下级”双方的矛盾，笔者拟采用因素分析法，以GDP和行业数据，来预测企业的收入指标。
GDP是宏观经济中最受关注的经济统计数字，它被认为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情况最重要的一个指标。GDP是国民经济体系在一定时期内经济活动产生的最终成果，是由国民经济结构所决定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是各个产业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关联，并依据特定的逻辑关系和时空布局关系客观形成的链条式网状关联关系形态，形成生态产业链。产业链的本质是用于描述一个具有某种内在联系的企业群结构，它是一个相对宏观的概念。产业链中大量存在着上下游关系和相互价值的交换，上游环节向下游环节输送产品或服务，下游环节向上游环节反馈信息。引进产业链的目的在于准确定位目标行业/具体产品在产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找到主要的影响因素。
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及各种研究机构对GDP做了大量的研究，提供了一些预测数据，成为了解把握经济走势的重要参照。另外，国民经济体系中，各产业、主要产品基本上都已经积累了较多的历史数据资料，这些数据可以为作为分析的基础资料。
总体来说，在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系统是相对平衡的，供需总体上是均衡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会引起连锁反映，并促进产业链趋于新的平衡；产业结构的变化最终体现到经济数据里。根据数据之间的逻辑联系，构造出数学模型。例如，以GDP为自变量，以目标产业或者行业或者具体产品为因变量，构建出通用模型：
Y=f（x），其中：x为GDP，y为目标行业/具体产品的经济指标，f为函数关系。根据自变量、因变量之间的数据趋势，采用一定的方法，模拟出具体函数表达式。考虑到宏观经济数据GDP和微观企业的销售数据之间判定系数及经济意义的解析，两者之间引进行业（子行业）数据，作为中间变量。那么通用模型就变化成Y=g（f（x）），x为GDP，f（x）为中间行业与GDP的模型，g（f（x））为中间行业与目标行业/具体产品的模型。当然，如果目标行业/产品与GDP具有高度相关，模型能通过检验，无需引入中间变量，成为一步到位的简单模型；如果一次引入中间变量不够，可以多次引入，变成一个比较复杂的复合模型。
不管是简单模型还是复合模型，均需要通过检验。模拟模型需要通过一系列检验，比较常见的是计量经济学模型，需要通过三重检验：①经济意义检验：主要检验模型参数估计量在经济意义上的合理性。②统计检验：检验模型的统计学性质，通常最广泛应用的统计检验准则有拟合优度检验、变量和方程的显著性检验等。③计量经济学检验：目的在于检验模型的计量经济学性质。通常最主要的检验准则有随机误差项的序列相关检验和异方差性检验，解释变量的多重共线性检验等。
笔者以造纸业为例，对因素分析法的操作过程进行实证。
2以造纸业为例进行实证分析
假定一家以瓦楞纸箱为主要业务的企业，经营处于行业的正常水平，销基本平衡，经营团队积极进取，能准确把握经营环境及形势变化，并能随着上下游市场变化及时调整产销策略。如何使用因素分析法，测算销售收入指标？其步骤如下：
2.1产业链梳理梳理产业链的目的在于准确定位瓦楞纸箱业务在纸产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寻找与瓦楞纸箱的最主要的相关因素。在纸产业链中，依据纸产品的生产和生命周期，可以将其划分为农林、制浆、造纸、纸消费和纸回收等几个阶段，在制浆造纸机械、化学助剂等产业的配合下，构建成纸业系统的完整产业链。见图1。
很明显，瓦楞纸箱属于纸制品，其原料来源于箱板纸，而箱板纸是机制纸及纸板的一部分。机制纸及纸板是重要的轻工业原料，应用范围广泛。造纸业长期以来与国民经济的景气度密切相关。
2.2收集数据资料。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造纸工业年鉴》及国家统计局网站，可以获取机制纸及纸板、纸制品、瓦楞纸箱和全国GDP的历史数据，见表1。为方便理解和应用，假定机制纸及纸板、纸制品和瓦楞纸箱产销平衡，产量即为销量。
2.3数据处理机制纸及纸板、纸制品、瓦楞纸箱忽略产品结构的差异，剔除结构变化对模型的影响。单位均为万吨，无需处理；GDP指数可以直接从年鉴查询；2002～2009年不变价格GDP按公式为：GDP1+1＝GDPi*指数GDPi+1/100，1990<i<2009。实现了以1990年不变价的GDP换算。
2.4模型模拟使用SPSS软件，以机制纸及纸板为因变量（y）、GDP为自变量（x），采用线性回归的方法，模拟出两者的关系式：
y1=0.0818x1-489.29（R2=0.9627，t＝21.57，F=465.2）模型（1）类似的，分别以纸制品为因变量、机制纸及纸板为自变量，以瓦楞纸箱为因变量、纸制品为自变量模拟出各自的模型：
y2=0.6412x2-2139.7（R2=0.994，t＝31.46，F=989.5）模型（2）
y3=0.5959x3-66.694（R2=0.9886，t＝22.8，F=521.8）模型（3）
从模型（1）到模型（3）实现了由GDP-机制纸及纸板-纸制品-瓦楞纸箱递推，依次经过3个模型，便可以成功的由GDP测算出瓦楞纸箱的产销量。
2.5模型检验以模型（1）为例，进行三重检验。
2.5.1经济意义检验该表达式的含义是：当以1990年可比价格算的GDP每变化1亿元时，需机制纸及纸板产销量变化818吨。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机制纸及纸板产销量每增加818吨时，其上下游产业推动GDP增长1亿元。具有经济意义。
2.5.2统计学检验：①拟合优度检验（R2）：判定系数R2=0.9627，接近1，表明模型对于样本值的拟合程度高，可信度高。②参数显著性检验（t检验）：给定显著水平a=0.05，自变量t检验值21.568＞t0.025（19）＝2.093，通过t检验值，说明参数的显著性。③回归总体线性显著性检验（F检验）F=465.17，说明模型线性关系在a=0.05的显著水平下是成立。
2.5.3计量经济学检验：本模型是一元回归，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通过上述三重检验，可以认为该模型有效。
按照前述方法模型2、3加以阐述和检验，具有实际经济意义并通过检验，模型可以采用。到此，该瓦楞纸箱预测模型就完成了。
2.6预测瓦楞纸箱的产销量在模型的帮助下，该瓦楞纸箱生产企业可以估算其产销量。并根据其在行业的地位、瓦楞纸箱的结构、市场占有率、新产品上市等因素进行修正，最终确定一个预测产量作为目标产量。结合价格变化趋势的预测，便可以推算出销售额。
据专业研究机构分析，2010年我国GDP估计在8.5％～10％。那么GDP指数应该在108.5～110，按照GDP处理公式，计算出可比价格的GDP。结合模型（1）、（2）、（3），便可以计算出机制纸及纸板、纸制品、瓦楞纸箱的生产量。
2010年瓦楞纸箱的行业增长率在12％～14.52％。基于2010年是后经济危机时代，经营环境仍然比较复杂，经济回暖仍然需要确认，该企业可以保持中性的估计，跟上行业发展水平即可。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当然，如果该企业属于行业的优势企业，那么经营策略则可以在“危”中寻“机”，做强做大也是机会，那是另外的一个主题，本文不累述。
2.7经营指标的预测在销售收入的基础之上，企业的销售预算、生产预算、采购预算、财务预算等，可以按照常规方法，顺理成章的完成。
3实证结果分析及应用建议
笔者曾经用该思路和方法，多年完成大型企业集团内各个业务领域产销量指标的测算，比凭经验的简单估算更具有说服力，有效的消除了“上下级”的矛盾和困惑。过去几年的实际运行表明，误差基本上都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影视产业分析范文5
关键词：企业产权；失业；失业再就业；非参数方法；Cox半参数方法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8－0012－04
一、研究背景
当前我国面临的整体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同时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加大，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速度加快，新成长的劳动力就业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相互交织。失业不仅是劳动力资源的一种浪费，影响失业者的物质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状况，阻碍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而且是影响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甚至危及社会的稳定。因此，各国政府都高度重视再就业工作。自1998年实施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以来，我国的再就业政策几乎是从零开始，从比较消极的“三条社会保障线”的收入支持政策到以鼓励就业为主要内容的积极就业政策。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条例和法规。从2006年开始，我国又实施了新一轮的积极就业政策，进一步扩大了政策对象，丰富了政策内容。然而，政府政策的有效性显然依赖于我们对失业再就业本质的认识。为此，本文运用生存模型中的非参数法及Cox半参数法，分析了企业产权性质对失业再就业的影响，从而为政府提高再就业政策的有效性提供经验证据。
二、文献评述
运用生存模型对失业者再就业影响因素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并积累了丰硕成果。Ehrenberg和Oaxaca是最早对失业者再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的学者，其研究发现，失业救济金延长了失业持续时间。Atkinson和Mieklewright、Carling，Holmlund和Vejsiu、Meyer计量出了失业持续时间相对于保险给付额度的弹性；Katz和Meyer、Hunt、Card和Levine证实了失业保险给付期与失业持续时间之间的正相关关系。Dynarski和Sheffrin研究了受教育程度、配偶是否有工作、失业率、性别等因素对失业者再就业概率的影响。Ashenfeher和Ham、Kiefer分析了失业持续时间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Heekman和Brojas、Corak研究了失业持续时间和过去失业经历的关系。以上文献无疑为本文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借鉴的分析框架。
运用生存模型对我国失业者再就业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相当有限。从所收集的文献上看，Simon Appleton,John Knight，Lina Song和Qingjie Xia是最早应用生存模型对我国下岗职工再就业影响因素进行经验研究的学者。他们采用1999年CASS的家庭人户调查的4000个样本数据，运用生存模型中的半参数方法，发现身体状况欠佳、受教育程度低以及有小孩的女性下岗职工的失业持续时间较长，失业补贴对下岗职工失业时间的长短没有影响。马骏的生存分析结果表明，技能培训可以缩短上海市和沈阳市下岗职工的失业持续时间，年龄则延长下岗职工的失业持续时间，而下岗职工原单位的效益对失业持续时间没有影响。马骏、今村弘子和赵国庆利用生存模型研究了北京市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影响因素，发现年龄、教育程度、工作经验都会对失业持续时间和再就业产生影响，但性别和婚姻状况并不影响下岗职工失业持续时间。与其他企业相比，制造业企业较其他企业的下岗职工的失业持续时间更长，在原企业属于固定工或长期合同职工，则下岗后的失业持续时间会比较长。杜风莲分析了男性与女性失业者再就业的影响因素，发现女性再就业概率是男性的0.54倍；教育水平、有6岁以下孩子、各地区第三产业比重、职业培训等对女性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男性的影响不显著；工作经验和社会网络工作搜寻手段对男性再就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失业期间挣得低收入和获得失业救济金对男性有显著负向影响，所有这些因素对女性的影响都不显著。马驰骋运用生存模型对青岛市失业者的经验研究表明，失业保险会延长失业持续时间。
到目前为止，国内仅有少量运用生存模型对中国失业者进行经验研究的文献，这些研究无疑是开创性的。但其缺点是，都没有研究企业的产权性质对失业再就业的影响，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进行研究。
三、数据描述
本经验分析的数据来源于厦门市城镇调查失业登记的1261个样本数据。观察的起点和终点时间分别为2003年1月和2006年6月。按照失业者失业前所在企业的性质，本文把失业者分成两组，一组是国有、集体企业失业者，另一组是其他性质企业失业者，主要包括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等。表1是这两组样本失业持续时间的统计特征。
从表1可以看出，国有、集体企业失业者的平均失业持续时间是21.7个月，而其他企业失业者的平均失业持续时间为11.5个月。从直观的样本数据来看，国有、集体企业失业者具有更长的失业持续时间和更少的再就业机会。下面，将通过生存模型中的非参数和Cox半参数两种方法来验证这个直观的样本结论所具有的统计显著性。
四、计量方法及结果
(一)非参数方法及计量结果
失业持续时间是指从进入失业状态到转入下一次就业状态所经历的时间。假设失业持续时间T的概率分布函数为：F(t)=(T
假设S代表T的生存函数，则S(t)=1-F(t)=p(T≥t)，它表示失业持续时间T超过或等于t的概率。
假设入(真)代表T的风险函数，即表示一个失业者失业时间T已经持续到t的情况下，他在短期dt内实现再就业的条件概率。用公式表示为：
生存分析中的非参数估计方法可以用对生存曲线s(t)和风险函数h(t)进行估计，并可对两组不同生存曲线差异的显著性进行检验。
对生存曲线进行估计的方法有寿命表法(Life-Table Method，简称LT法)和Kaplan-Meier法(Product-Limit Method，简称PL法)。寿命表法适用于
样本数较多的生存资料分析，Kaplan-meier法主要用于小样本的生存资料分析，也可用于大样本的分析。本文采用Kaplan-Meier法来估计生存曲线。
Kaplan-Meier的估计方法为：对n个样本的失业持续时间(包括截尾数据)按照由小到大的顺序依次排列成：t1＜t2…＜tj＜…＜tk＜∞。由于某些样本可能具有相同的失业持续时间，故K＜n。
假设hj代表失业持续时间为tj的样本个数，j=1,2，…，k；mj表示在tj和tj+1之间被截尾的样本数；nj表示在每个失业时间点tj上的样本观察数，即
估算出生存曲线以后，还可以通过Log-Rank和Wilcoxon秩检验来检验不同生存曲线的差异性。
图1和表2是通过SAS统计软件，运用Kaplan-Meier法得出的两组失业者的生存曲线及生存曲线差异的检验结果。
从非参数分析的结果来看，国有、集体企业失业者的生存曲线在其他性质企业失业者生存曲线的上方，而且这种差异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国有、集体企业失业者比其他性质企业失业者具有更长的失业持续时间和更小的再就业机会。
(二)Cox半参数法及估计结果
引入表3中的变量，建立如下的Cox比例风险模型：
λ(t,x)=λ0(t,x)exp(X'β)=λ0(t,x)exp(x1β1+x2β2+…+xnβn1) (1)
式中，λ0(t,x)为基准风险函数；λ(t,x)为风险函数；x为解释变量。
采用Cox半参数法，通过部分似然法对参数β1、…、β2、β做出估计。表4和表5是本文用SAS统计软件，运用Cox半参数法得出的整体方程的假设检验和参数估计结果。
从表4可以看出，方程整体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表5的参数估计可以看出，失业前所在企业性质的估计值是-0.65358，并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负号表明，失业前所在企业是国有、集体企业的，会降低失业者再就业的机会，国有、集体企业失业者的再就业机会是其他性质企业失业者的0.52倍。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根据工作搜寻模型，失业者再就业机会的大小取决于失业者面临的工作机会与接受工作机会的概率。
从面临的工作机会来看，国有、集体企业失业者的工作搜寻动力不足，导致其工作机会较低。具体表现在：
(1)国有、集体企业失业者的福利依赖性较强。因为，以“三条社会保障线”为内容的政府收入支持政策，其支持对象主要是国有、集体企业的失业者，这增加了国有、集体企业失业者再就业的机会成本。同时，由于失业再就业的主渠道是非正规部门，而非正规部门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普遍存在规模小、收入较低、劳动者权益无法得到保证等问题，从而滋长了国有、集体企业失业者的福利依赖。调查表明。享受城市低保的人员中近三分之一具有劳动能力。这些人不愿意就业，并非他们天生懒惰，而是工资水平过低。
(2)国有、集体企业失业者的个人责任认知程度较低。国有、集体企业的绝大多数失业者的就业都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由政府包办和安排的，由此形成了就业是政府责任的思维模式，使他们在市场经济的转变中难以适应，不肯主动到市场上求职。慈勤英、王卓祺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对失业责任的认知，有助于失业者的再就业实现，尤其是在促进失业者接受正式或非正式工作方面的作用显著。
(3)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在养老、医疗以及住房保障和福利水平方面的差异，限制了国有企业失业者进入私营、外资、个体等非正规部门再就业的行为选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集体企业的职工享有较高的福利保障水平。相比而言，养老、医疗、公伤、生育等保险，还没有完全扩大到非正规部门。在非正规部门中，只有少数人参加了社会保险基金的统筹。
从接受工作机会的概率来看，由于职业的等级观念在国有、集体企业失业者的脑海中根深蒂固，择业时他们往往放不下国企身份的架子，挑肥拣瘦，对工作的期望值较高，在许多就业机会面前，选择了“自愿性”失业。
因此，较低的工作机会和接受工作机会的概率，导致了国有、集体企业失业者与其他性质企业的失业者在失业持续时间和再就业机会上的较大差异。
根据以上的分析结果，本文认为，可采取如下的促进再就业政策：
(1)大力发展服务业，促进经济与就业和谐发展。要避免增长型失业，大力发展就业增长弹性系数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使其成为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力军。在大力发展服务业中，各级政府部门要加强宏观调控，明确服务业发展的目标，调整服务业的内部结构，降低服务业进入门槛；加大对服务业，特别是社区服务业的财税、信贷扶持力度。
(2)转变就业观念，增强失业者个人责任的认知程度。如果不摒弃职业上的“三六九等”的旧观念，放不下架子，在就业机会面前，失业者还是会做出自愿失业的选择。所以，应通过政府部门、新闻媒体等多部门的联合行动，大力宣传正确的就业观，鼓励多种形式就业，激发失业人员勇于面对现实，艰苦创业，在逆境中崛起。
(3)完善与非正规部门就业相适应的社会保险制度。推进非正规部门就业，是有效解决再就业问题的一种重要途径。因此，研究和解决非正规部门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问题，不仅有利于扫除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后的社会保险关系接续的体制障碍，而且有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解决弱势群体的社会归属感。
(本研究获得厦门大学王亚南研究院“985工程”专项资金的资助)
影视产业分析范文6
关键词：生产业 FDI 影响因素
引言
目前对生产业的具体分类世界各国没有统一的划分标准，参照我国行业分类标准，本文将沈阳市生产业分为以下具体六类：（1）现代物流业（2）信息服务业（3）现代金融业（4）商务服务业，（5）科技服务业（6）房地产业。
一、沈阳市生产业利用FDI的影响因素
（一）因变量
生产业的FDI规模（PSFDI）。本文认为生产业FDI实际金额则更能反映外商根据东道国变化了的实际投资环境采取相应投资策略的意愿与能力。
（二）自变量
1、经济需求
（1）市场规模（GDP）。（2）经济增长潜力（PGDP）。本文用人均GDP来代表市场增长潜力。（3）居民收入（RI）。本文采用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
2、供给因素
（4）基础设施建设（ROAG）。本文采用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讯业增加值来表示。（5）人力资本（HRM）。本文用每万人口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来表示。（6）劳动力成本（WAGE）。采用职工年度平均工资。（7）科研水平（RL）。本文用财政用于科学研究支出来表示。（8）信息化水平（IL）。本文采用邮电业务总量来衡量信息化水平。
3、行业因素
（9）制造业FDI（MFDI）。本文仍采用制造业FDI实际金额。（10）生产业GDP增加值（SGDP）。本文用服务业GDP增加值来表示。
4、开放水平
（11）城市化水平（CITY）。为城市人口占全市总人口中的比重。（12）服务贸易开放度（OPEN）。沈阳市进出口总值相当于GDP比例。（13）市场化程度（DM）。非公有制经济的工业产值与工业总产值的比率。（14）政府干预程度（GID）。虚拟变量，反映经济政策变化所带来的经济影响。1990―2000年，中国未加入WTO为0；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1；2002―2004年，国家提出并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为2；2005―2007年，《辽宁中部城市群（沈阳经济区）合作协议》签订为3；2008―2009年，《沈阳市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为4；2010年，国家正式提出建立“沈阳经济区”为5。
二、计量分析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和线性回归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样本数据选择从1990年开始到2010年，数据主要来自《沈阳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运用SPSS19.0软件包对样本进行分析。可知，提取2个主成分，即F1和F2。累计方差贡献率为94.200 %，远远大于85%，可以看出提取的两个主成分包含了全部指标的总信息量。之后对其进行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可知此时KMO取值0.822大于0.7，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统计量的Sig值小于0.01，即认为各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从表1可知，除CITY、SOPEN之外，其它各变量在F1上均有较高的载荷，说明F1基本反映了除CITY、SOPEN以外指标的信息，而F2仅SOPEN有较高载荷。利用因子载荷矩阵可以求得F1、F2对应的特征向量，进而求得主成分F1和F2的表达式：
F1=0.097 ZGDP+0.095ZPGDP+0.044ZMFDI+0.091ZSGDP+0.083ZROAG+0.067ZHRM+0.106ZRL+0.099ZWAGE+0.092ZRI+0.098ZIL+0.039ZDM+0.014ZCITY-0.098ZOPEN+0.088ZGID
F2=-0.074 ZGDP-0.058ZPGDP+0.221ZMFDI-0.026ZSGDP+0.017ZROAG+0.104ZHRM-0.157ZRL-0.088ZWAGE-0.033ZRI-0.079ZIL+0.253ZDM+0.309ZCITY+0.591ZOPEN-0.023ZGID
其中，ZGDP，ZPGDP，…ZGID为原始变量标准化后的数据。以每个主成分所对应的特征值与所有变量个数比例作为权重计算主成分综合模型：
F=0.8287143 F1+0.113283F2
可以看出，主成分F1的权重系数远远大于F2，可见，第一主成分F1对我国服务业利用FDI的影响更大。然而F1包含多个变量的信息，且载荷均较大，因此，本文结合多元回归法，对影响生产业利用FDI的主要因素做进一步的分析。首先应用主成分筛选变量法，即对特征值近似为0的主成分，其权重系数较大的特征向量所对应的变量剔除掉，然后再次进行主成分分析和剔除，重复这一过程直至特征值不是很小为止，最终得到因子的最佳组合。据此方法，本文最终保留了DM、CITY、OPEN、HRM、GID、ROAG等六个自变量，并与因变量PSFDI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回归模型经多次改进后，最终结果如表2。
此时R2=0.925，调整R2=0.906，均大于90%，即模型几乎解释了总变异的全部。DW=2.074，可初步认为残差序列不存在一阶的自相关性。除CITY之外，模型线性关系成立的F检验显著性值Sig均小于0.01，说明模型整体的拟合优度较好。系数表里的VIF统计量也都小于10，说明共线性基本消除。
三、结论
根据上面的主成分分析和回归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PSFDI与DM有明显的反向依存关系。造成这种扭曲的负相关关系，除了统计口径变化造成的分析误差外，本文认为更重要的是由于随着沈阳市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逐渐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某种程度挤占了原本外商直接投资的市场份额。
其次，PSFDI与HRM、CITY 、ROAG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其中ROAG占的比重最大。城市人口数量的提升意味着巨大的市场需求，而人力资本数量的丰富及质量的提高进一步减低了外资的人力成本。完善而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是吸引外商投资的关键性因素，它可以使城市各社会经济单位更好地分工协作加强联系，迅速传导着人流、物流和信息流，把各社会经济要素紧密地聚合在一起，大大增强外资的工作效率，提高有关部门的经济效益。同时基础设施的建设扩大了需求，增加了就业，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再次，PSFDI与GID、OPEN有较低程度的负相关关系。虽然行政干预的出发点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外资、发展经济，但是有时却会造成外商的担忧，导致外资的流失。当经济发展程度较低、进出口额较小时，主要进口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外资利用其技术优势大量涌入；当经济水平提高、进出口额提高、进出口结构改善后，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技术差距缩小甚至有所反超时，外资流入相对减少。
最后，PSFDI与GDP、PGDP、MFDI、SGDP、RL、WAGE、RI、IL关系不明显。
参考文献：
[1]Hymer.“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M].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Firms.1.T.Press， 1976
[2]冯霞.服务业利用FDI影响因素探讨――河南例证，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0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