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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成就范文1
关键词： 国际经贸专业 教学内容 课程体系 实践环节 教学经验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的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体现在国际经贸专业领域，对国际经贸从业人员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要求正日益提高。具有创新能力的国际经贸人才必须富有探索精神并能积极有效地解决问题，拥有清晰的思维和判断力，熟练掌握语言的交流技巧，能准确获取信息并快速学习和反应。对国际经贸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教学内容进行改革，注重先进性、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相结合、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等问题，成为当务之急。
一、教学内容必须反映学科领域的最新发展
1.增加新的教学内容，满足社会发展对知识结构更新的要求。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要现代化，就要增加新的教学内容，同时也要用现代的知识观来审视、选择和组织好经典的、传统的教学内容。由于我国外贸管理体制的历史原因，国际贸易常常被看成是单独专门业务，体现在国际经贸专业人才培养计划中课程体系以外贸业务流程的内容为主。随着贸易管理体制的改革、贸易经营权的放开和世界经济的融合，国内的贸易业务日益成为企业的国际贸易操作是其企业运营中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学生应当更多地从企业管理和运营角度学习和应用贸易知识，而不是专门学习国际贸易实务、国际贸易结算、国际贸易物流与保险等课程。提高我国高校培养的国际经贸人才在企业的适用性，需要将人才培养计划中的课程设置延展至金融、营销、商业策略、企业管理等领域，引入期货交易、国际投融资、国际市场营销等课程。这样有助于学生就业和未来的职业规划，让学生在经济贸易一体化的国际商务环境中工作做好充分准备。
2.兼顾传授知识与能力培养的双重目标。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单纯传授知识的教育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有人称当今世界为知识爆炸的时代，特别是电子计算机问世以来，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越来越快，周期越来越缩短，需要掌握的知识太多，单纯靠在学校有限的时间里传授是无法适应时展的。因此，教师除传授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学会学习的方法，掌握不断更新知识、自我发展的能力，要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备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的适应能力、竞争能力及再学习和创新能力。为配合这一目标的实现，我校在课程中加入课内实践环节，以灵活多样的实践方式培养学生运用知识进行研究性学习的机会；对于实践性较强的课程配套、课程设计或单项实训课程，针对经贸知识跨学科、跨专业、综合性的特点又在高年级设置了综合性实训课程。整个教学计划的课程设置始终贯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的指导原则。
二、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正确处理好两大关系
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以开放性、综合性、弹性为特点，在调整过程中应处理好以下两大关系：
1.正确处理单门课程建设与系列课程改革的关系。
当前课程体系调整与改革的主要矛盾是整体的而不是局部的(一门课)，仅停留在单门课程的原有框架内改革是不够的，因为各门课程彼此独立地进行优化后再相加并不等于整体的最优。首先应解决整体宏观的最优问题，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各门课程的结构、内容划分。具体到某一门课程的改革上，应当首先确定它的宏观定位问题，应从课程结构的总体上根据未来社会发展的要求，进行结构和内容的创新，认真提炼各门课程的基础性内容，同时把全球经济融合、世界经济一体化、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背景下，国际贸易理论和实务出现的新情况、中国对外开放出现的新情况，引入到课程内容之中，使课程内容不断地升华和提高。
2.处理好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求得发展。一方面，要坚持取消那些内容陈旧、脱离实际的课程，设置内容新颖、符合实际的课程(例如经济类、法律类的课程等)。另一方面，又不能对过去所有课程和内容采取简单的、全盘否定的态度，而要实事求是地对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进行分析研究，明确哪些是过时的，哪些是重复的，哪些需要重点讲授，哪些学生需一般了解，哪些基础知识应当保留，哪些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必须补充的新的基础理论。本着宽口径、厚基础的人才培养要求，我校国际经贸专业目前的课程体系结构为学科基础课、专业核心课和专业选修课的三维结构课程体系。学科基础课包括教育部规定的经济类专业必修的若干门主干课程，为学生在今后对应用经济学领域的发展打好理论基础。专业核心课程是与专业联系比较紧密的一类课程，国际经贸本科专业人才培养中的重点、厚基础体现在对这些专业核心课程的教学要求更高上。专业拓宽的课程属选修课。这种三维结构的课程体系加强了课程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沟通，以少而精的核心课程为中心，能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
三、加强综合性和设计性实践内容建设，着力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加强实践环节，是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激发学生创造性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对学生实施综合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结合国际经贸专业知识结构的综合性、实践性特征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目标的要求，应遵循从理论到实践，从感性认识到实际运用，从单项到综合的原则，构建一个符合认知心理规律的、循序渐进的实践教学体系。
我校国际经贸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校内实践教学包括课内实践和课程实训两个层次。课内实践和课程论文是在理论教学过程中或结束后，作为课堂理论教学内容的扩展和应用，将专业理论知识与国情和企业实际结合起来，锻炼学生应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能力的实践环节。对于理论性较强的课程，如“国际贸易学”、“国际金融”、“国际经济学”、“国际经济合作”，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采用讨论式、互动式课堂教学，增加小组研讨的课时，采用讲授和小论文结合的实践教学方式，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和掌握理论内容。引入多元化的考核方式，学生作业和考试更多的是大量的文章阅读和资料的收集分析，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得到结论，真正培养起学生运用知识进行创新实践的能力。
课程实训可以包括单项技能实训和综合技能实训。单项技能实训是在教学计划内所列理论课程的配套实验，这类实训课程是较为重要的需独立开课的实验操作环节，是对一个阶段所学单门知识的应用与设计，旨在通过实验来巩固、理解、运用之前理论课所学的知识，实现知识的积累。单项技能实训一般是短期的，根据内容不同可分为理解型实训、技能型实训和任务驱动型实训。如外贸函电、国际商务谈判、外贸单证与结算、商品检验等课程在理论教学课时结束后，一般都配套有1―2周的实训。
由于国际贸易业务涉及商业机密，企业一般不愿意让学生接触到核心部分，许多学生的校外毕业实习收获并不大。为了确保学生能够全面了解国际贸易业务的实践过程，依托软件平台开展进出口业务的综合模拟实训就显得格外重要。综合实训的设计更强调专业核心知识在解决实际问题时的关联性，强调单项技能在解决实际问题时的整合性。在进出口业务的综合模拟实训中，学生可以利用单项技能与单科原理解决综合性问题，完成复杂连贯的工作任务。
进出口业务综合实训课程是依托建立在校内局域网络环境下的软件模拟实训平台展开的。虽然只是在一个虚拟的贸易环境中，但学生能够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全面、系统、规范地掌握各个业务环节的业务技能。学生以业务员的身份进入一家中国贸易公司并在公司通过局域网与“指导老师”――国外客户、银行、海关、船公司和保险公司等进行业务交流。指导老师随时调整的各种宏观经济指标如成本价格、货币汇率、运费率等让学生学会外贸公司利用各种方式控制成本以达到利润最大化的思路；认识供求平衡、竞争等宏观经济现象；充分体会贸易业务的风险控制和规避的重要性；激发学生了解关心实际经济运行动态的兴趣。学生经过此类综合实训，可以大大缩短进入社会的实习期和适应期。
四、广泛吸收先进的教学经验，采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革教学手段为教学服务
当前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中，膨胀的知识结构与有限的学时之间的矛盾表现得很突出。而将计算机技术及各种现代信息技术等媒体教学手段与专业知识教学结合起来，在学科基础课或专业核心课教学中开发计算机教学软件，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这样在有限的时间可扩大课堂教学的信息量。另一方面，计算机辅助教学突出的优点是克服了教师一块黑板、一支粉笔教学的局限性，创造出传统教学手段所达不到的效果。它能够通过语言、音乐、图像、动画、数据的运用等优化教学内容，同步调动学生的听觉、视觉、想象力等，取得直观、生动、深刻的教学效果，还能够模拟各种操作环境，使学生不出校门，就能身临其境地训练操作技能。因此，在国际经贸专业的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的改革中，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对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效果提高大有助益。
参考文献：
［1］田俊芳.应用型外经贸人才培养研究［J］.时代经贸，2007，（5）.
［2］李虹.国际商务环境变化与国际经贸人才培养［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国内经济成就范文2
在如此严峻多变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大背景下，经济转型已先行一步的发达地区尚不能躲避税收收入增速大幅下滑的命运，而主要依靠小规模制造业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反而能独善其身？作为经济学者，笔者对此问题很有兴趣，却一直苦思无果。
巧的是，笔者前段时间有幸参加了一个宴请，在座的有几位地方县城的主政官员，而且恰好有一位是主管经济的常务副县长。席间谈到今年的经济形势和财政收入情况，笔者抛出上面的问题予以讨教。
副县长告诉我，其实今年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很不好，日子不比北京等发达城市好过。之所以财政还能大幅增长，一是有赖于罚款收费等非税收入的增长，二是有赖于“总部经济区”的设立。
一个小小县城里也有“总部经济区”？这倒是新鲜事。他解释说，“总部经济区”就是在县城里有一固定区域，然后从外地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拉来一些企业，在此注册虚拟的分支机构。当然，实际业务还在外地做，只是开发票和纳税在县里，县里会将已缴税的地方税收分成按一定比例返还给企业，返还比例为50%-80%。2012年全县税收收入两个多亿，这样引来的税收就有一个多亿，占一半以上。
听罢此解释，其他几位地方官员也纷纷表示，现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做，有些偏僻的县市甚至100%税收返还，“税款一日游”只为地方财政收入统计时在数字上好看。
原来答案是如此的简单。有观点认为“县际竞争”有利于经济发展，甚至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成就，这确实有一定道理。回顾过去30多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我们确实处处能见到“县际竞争”的身影。
但伴随“县际竞争”而来的负效应论述已经不少。在目前体制下，政府的目标很可能演化为当政官员的政绩最大化。为招商引资，可以零土地费用，可以免税，可以牺牲环境，如此等等。由此，“政府主导”自然就成了“县际竞争”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特点，问题也就随之而来。
国内经济成就范文3
从经济学角度理解，笔者以为，“改革红利”就是“制度变迁红利”。
过去，我们主要看重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所以一说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就会提及“消费红利”、“出口红利”和“投资红利”，反而忽视了中国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最根本动力――“制度变迁红利”。实际上，据有关研究估计，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红利对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贡献最大，其贡献率大约为45%-48%。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经济制度创新的结晶，也是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演绎和实践的典型案例。
为什么要重提改革红利？
首先，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已经发生变化。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增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为第一阶段，增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对外开放和解除经济管制等制度大变革带来的资源重组和优化配置；上世纪90年代至2008年为第二阶段，经济增长受益于中国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出口拉动，以及基于出口需求基础上的资本形成；2008年以后为第三阶段，改革红利和人口红利逐渐弱化，企业生产成本快速上升。中国出口型制造业遭遇发展困境，一面要与越南、印度等成本更低的国家竞争，另一面要与欧美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竞争。由此，中国出口占全球份额再也难以继续大幅度提升，经济增长的源动力被倒逼转向内需和产业升级。在第三阶段，如果中国继续依赖过高的投资增速，由于投资形成的产能增长缺乏有效的需求支撑，加之我国投融资体系改革滞后，过多的信贷资源就会流向低效率的地方政府与国营企业。过重的“政府主导”色彩导致的“国进民退”和产能过剩在加重财政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同时，还会进一步抑制民间经济的内生创新活力，搞不好中国就很容易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另外，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由过剩转向短缺的转折点）的到来也使得我们一向占有优势地位的劳动力资源正逐渐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短板。
其次，我国经济和社会长期非平衡发展所积累的“公平负债”正成为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难以承受之重。所谓公平负债，是指过去这些年，我们的改革在有些方面的停滞甚至倒退而带来的经济效率损失。比如经济领域的“国进民退”、“投资依赖症”，社会领域的分配不公、因“维稳”而导致的社会活力丧失与体制僵化等等。由于过去我们对“效率”的偏好和对“公平”的重视不足，经济发展上的“不平等”、“不公平”已逐渐向政治、社会等其他领域扩散。社会不和谐现象和社会价值观的缺失可能成为制约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障碍。
此外，我们还面临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的压力。经济改革进行了三十年了，而与之配合的政治体制改革相对进展缓慢。目前，改革中遇到的很多深层次矛盾，单靠经济领域的单边改革已经无法完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变革束缚经济发展的管理体制，相应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短板急需弥补。
如何继续释放改革红利？
时至今日，我们的改革思路已经越来越明晰。从1995年最初提出的“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纯经济一元转型战略，到十六大提出“三位一体”，十七大提出“四位一体”，发展到十的“五位一体”的多元社会发展战略。可以说，在当前形势下，战略思路已定，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的突破口。
从长远来看，最大的也是最值得期待的改革红利就是十报告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就是说，要经济转型首先要政府转型。
从短期来看，要进行全面改革，以下五个方面可能更值得期待：
第一，2013年经济增速仍然定在7.5%是大概率事件。目前中国经济短期内已企稳回升，市场对2013年经济增长的预期普遍要比2012年高，经济增速仍有希望重回8%以上。国内经济短期软着陆的态势已经确认，但为破冰一些增长中的结构性矛盾，为经济转型进一步腾挪政策空间，政府仍会倾向于主动调低经济增速。这确实很重要，因为这彰显政府转型的姿态。
第二，2013年的经济工作最终目标由过去的“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转变为“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一元目标已经演化为二元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态是对以往经济改革的反思，是对重启改革共识的肯定，特别是包含有路线图和时间表的改革是对以往渐进式改革的大突破，不仅仅是既有改革的深化，更是改革的再出发。
第三，提振内需应该会是2013年的经济亮点。扩大内需的地位近年被一再强调，今年更将其提高到了经济的“基础”地位，强调要培育一批拉动力强的消费增长点。不论是因为短期外需整体不容乐观，还是因为中长期经济结构改革，这一举措都有其必然性。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发展旅游消费、养老消费等等，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内需消费将会更加多元化。但短期而言，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仍然十分关键，消费基础作用的培育绝非一蹴而就。
第四，温和的基建投资策略仍会继续，这是“稳增长”的需要。2013年货币政策仍会体现稳健和谨慎性，“边调边看”恐怕还是主基调，但2013年财政政策会在2012年的基础上适当从宽。
第五，围绕新型城镇化建设旨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系列改革会逐步拉开帷幕。其一，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提高农村土地征地补偿标准是信号，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肯定不会止步于此，农村土地股份制改革、农村集体土地物权流转、土地市场的交易主体改革，甚至土地“农转非”的市场化过渡都值得关注； 其二，改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开放异地高考是首选。在保持小城镇和县级市对农民入户敞开的同时，户改还要逐步向大中城市推进，不改变户籍与城市公共福利的挂钩，农民市民化就无从谈起；其三，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农村社会保障由“量”到“质”的提升，城乡公共服务要围绕建立城乡统一保障制度进行；其四，配套财税体制的改革，财政收入要向地方倾斜。这是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改革户籍制度的配套措施，不改革财政分配体制，地方政府就没有足够财力和动力为非户籍人口提供同等的公共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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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拉动中国经济成就辉煌。三十年来，出口对于中国国力的提升，改善中国国际收支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1978年至2007年，中国对外贸易总体规模扩大了57倍。其中出口扩大44倍，年均增长达到16.4%，远远超出同期GDP的增长速度。
出口弥补内需不足的现状，从1994年开始，中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和拉动率基本处于正值。2001年随着中国加入WTO，外需再次成为促进中国增长的重要动力，中国经济也因此进入2005-2007年依靠外需促增长的“黄金期”。
“稳出口、扩进口、减顺差”已经确定为外贸发展的“十二五”总体规划，中国外贸政策正在发生实质性转变，逐步放弃“奖出限进”思路，也不同于金融危机前的单方面压出口，而是在不影响出口的前提下，更加鼓励并侧重于进口。
扩大进口重要性凸显
在宏观经济领域，过度出口造成了“贫困化增长”，使外部环境偏紧。过度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以大量出口廉价制造品的形式加以释放，以此来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这在一段时间内的确能够奏效，但是长期的巨额贸易盈余，必然会导致本币升值压力。
由货币当局大量购买外币，以此来保持本币的低汇率，这样做的后果是长期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积累起大量过剩的购买力，最终便反映为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过度出口引发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即贸易顺差和资本顺差。双顺差导致大量外汇涌入中国，迫使中央银行不得不大量发行人民币收购这些外汇，央行在外汇占款项目下发的人民币过多，导致国内通胀压力增大。
出口的增长过多造成资源承载率过高，抑制经济实体的内生性增长动力，影响经济增长质量。以国外消费代替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不但加大国内经济的不稳定性，也削弱了国内消费的扩张。
同时过大的顺差也加剧了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目前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顺差的压力首次来自于2007年，当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达到262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47.7%，居世界第一位，外贸顺差的过快增长，加剧了中国与欧盟、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
来自商务部的资料显示，目前中国与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存在贸易顺差，虽然大量贸易顺差的产生与全球产业分工以及中国在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有关，并非中国本身意愿，却容易引发贸易争端，令中国面临来自多国的压力。在全球经济二度低迷之际，全球经济增长需要再平衡，外部环境要求人民币升值、要求中国扩大进口、扩大内需的声音越来越响。
微观经济领域中，过度出口造成了企业技术进步缓慢、效率下降。以出口导向为目的引起的要素价格扭曲是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的根本原因。企业在长期依赖于扭曲的低要素价格以后，短期来看这些企业的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竞争优势会增强，长期来看可能会影响企业在提高产品差异性上所做出的努力。过度依赖出口对非贸易领域有着持续的“挤出效应”，使得非贸易领域投资率大幅下挫，就业易受国际市场的波动影响。
从中国自身的利益出发，扩大进口的外贸战略与扩内需的目标相辅相成。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未来对进口商品有着巨大需求。中国总体上已经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快发展时期，重化工业规模迅速扩大，工业发展和城乡建设方兴未艾，投资主体将日益多元化，投资规模将长期保持较快增长，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其他投资品的需求将持续旺盛。
中国能源、资源消费率提高和国内满足率低的矛盾将长期存在。根据海关统计，近几年中国初级产品贸易除了食品、活动物和饮料以外其他均出现了较大逆差，目前进口大宗商品排前列的主要是原材料和加工贸易所需的半制成品。在国民生活水平提高和高收入人群扩大形势下，国内消费越来越呈现多样性，中高档消费品需求增大。过去一直对中高档消费品征收较高的进口环节税，使得许多消费者不得不从境外购买，今后，这类商品进口有很大的增长潜力。
实践证明，减出口、加快人民币升值不可行，增加进口是“减顺差”的唯一路径。2007年，中国曾冀望通过“压出口”的方式来减少贸易顺差，降低了很多行业的出口退税率，但这一政策令众多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不堪重负。
尤其是金融危机期间，出现的企业倒闭和关停造成的失业让“压出口”政策更加谨慎。而迫于西方压力，加速人民币升值，同样会使出口企业的成本大幅上升，产品失去竞争力。因此，实现“减顺差，促平衡”的经济目标，中国必须采取 “稳定出口，扩大进口”的策略，通过主动扩大进口来避免加息的压力。
中国进口贸易问题
进口商品结构不合理。对初级产品，特别是对不可再生的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进口较少，中国进口的重要资源主要用于生产，战略储备性商品进口少。中国近年来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占全部进口额的比重都在70%以上，初级产品的进口比重却不足30%。
2009年制成品进口7161.19亿美元，占71.19%，初级产品进口占28.21%，其中，以原油、化工原料、羊毛、铁矿砂等在生产过程中高消耗、污染重的产品进口为主。美国每年进口的大量原油中，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马上加工利用，而是作为战略储备，中国石油储备的最大能力仅为90天的石油消费量，远远低于日本的169天。
软性技术进口少，由于国外主要技术输出国对中国采取歧视性做法，核心技术进口更少，中国进口的关键设备大多为欧美等发达国家淘汰的产品，不便于及时掌握国际领先技术。据商务部统计，2010年全国共登记技术引进合同11253份，合同金额256.4亿美元，远低于当年货物进口额13948.3亿美元。
中国一直以来主要靠国内生产满足消费需求，消费品进口比例偏低，且低档消费品严重积压与高档消费品供给不足的消费断档，造成国内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无法满足。出于保护国内产业安全的考虑，中国对一些重要的服务部门和行业（如金融）进行了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使中国在服务进口方面基本处于空白状态。2010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口1921.7亿美元，服务贸易占中国进口比重为13.8%，而世界服务贸易的进口比重为20%-25%。
在进口市场的选择上，中国的进口市场过于集中。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进口主要来源于日、美、西欧、港澳等少数发达国家和地区，结构比较单一。近年来，中国进口市场扩展至东盟、韩国、中国台湾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在中东、拉美、非洲、俄罗斯等国家(地区)进口额大幅提升，进口地区格局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但主要进口来源的排名基本不变。
一些发达国家垄断了先进设备的生产，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定的定价能力，一旦国际局势发生不利于中国的变化，会造成国内进口成本上升，贸易条件恶化，不利于国家经济安全。中国没有培育出较强的自主研发能力，而又对关键设备和技术的进口依存度过大，可能使中国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受制于人，甚至有可能被锁定在国际产业分工的末端。以韩国为例，近年来韩国已经成为中国主要的高新技术产品进口来源地，2010年，中国从韩国进口高新技术产品693.7亿美元，同比增长41.8%，占全部高新技术产品进口的16.8%。
贸易结构方面，一般贸易的逆差和加工贸易的顺差之间的矛盾依然较为突出。加工贸易的增值率很低，是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其“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特点对进口的挤出效应大，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中国出口的增长，使中国的贸易失衡状况更为严重。
1993年之前，一般贸易进出口额大于加工贸易，加工贸易的发展速度比较缓慢，1993年后，加工贸易超过一般贸易，且发展越来越快，特别是2002年之后，各年的增长在20%以上。
另外，由于加工贸易“两头在外”，其原材料供应和市场销售完全依赖国外，与国内投资和消费的相关性相对较低，加工贸易的进出口增长出现大幅波动，对中国经济波动必然也会产生放大效应。例如，中国外贸总量增长自2000年后相当快，其中加工贸易增长更快，但受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及经济危机影响，中国外贸特别是加工贸易也遭遇重创。
中国通过加工贸易进口了大量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不利于国内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生产与优化升级。由于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在商品结构、目标市场和进出口配额等方面存在雷同或竞争，其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挤掉一般贸易，使国家税收减少。
扩大进口的可能路径
优化和调整进口商品结构。中国将重点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国内紧缺物资进口。在这方面，欧洲、美国、日本这些贸易伙伴占中国进出口大概40%左右，中国将进一步扩大进口，同时减少由于产业结构分工导致的对这些国家的贸易顺差。
产业方面，逐步放开对一些产业的准入管制，将抓住国际服务业转移的机遇，大力发展服务贸易进口，通过引进金融、电信等知识、人力资本含量较高的服务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将减少配件和中间品的进口，争取进口配件的本土生产，克服加工贸易“两头在外，大进大出”、附加值较低的特点。研究中国的进口产品结构会发现，进口的很多产品是中国有能力生产的，或者虽然目前没有能力，但是具有潜在生产优势的。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从长远看，国内对过于耗费土地和水资源的农产品的进口需求将持续扩大。中国地少人多，土地和水资源依赖程度较高的农产品生产不具有优势，过去强调保护农民利益，限制了进口。
调整、优化进口地区结构：制定进口国别政策，实现进口来源渠道与进口主体多元化，通过多元化战略分散进口风险。为了平衡贸易顺差，将增加从主要出口市场的进口，推动重要资源进口方式和来源的多元化，确保进口安全。
中国扩进口是与欧、美、日双赢之举，随着中国市场逐渐开放,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高科技进口需求进一步增加，这都为促进双边贸易平衡提供了很好的客观条件。数据显示，中国与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贸易顺(逆)差数据，与不同国家单边限制对华出口政策的宽松程度相吻合。
中国高新技术类产品从2006年以来就一直占中国机电产品进口额的60%以上，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口来源地前四位分别是东盟、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从美国进口的高新技术产品份额却从2001年的18.3%下降到了2010年的6.3%。
扩大同自贸区成员、逆差较多的成员以及最不发达国家的进口。2010年中国对所有最不发达国家进口到中国的产品减少了47%的关税，未来三年时间，中国将单方面对这些国家出口到中国的95%的产品采取零关税。
随着中国进入“重化工业时代”，对能源、矿产等的需求越来越大，这就需要开源节流，通过多种渠道扩大进口来弥补供给缺口，一方面继续加大从传统进口国的进口，另一方面积极寻找能源进口的来源国，稳定进口渠道，使进口多元化，并尝试建立与能源国的产需循环。
利用关税和非关税措施，完善鼓励进口的一些政策，促进进口的便利化。总体而言，由于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大幅度提升，加入WTO后中国关税水平持续下降，降低关税应有一定的浮动空间。中国平均进口关税水平为9.8%，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上，其中，农产品平均关税为15.2%，工业品平均关税为8.95%。
按照国内产业发展的要求，中国将结构性下调进口关税，这样有利于降低进口产品的成本，扩大进口需求。进一步降低部分先进技术设备和能源、原材料产品的进口关税，以降低进口成本，引导企业更多地进口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资源和商品，尤其是要出台支持先进技术、关键设备、零部件和国内短缺的能源、原材料三类产品进口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取消部分进口减免税。
积极改进其他价格工具，包括进口贴息、进口信贷、进口信用保险等。当前贸易进出口过程中，海关检验检疫、银行服务、税务服务，这些环节仍有较大的改革余地，这也是国务院最近抓扩大进口的重要内容。
推行扩大进口政策面临阻碍
在扩大进口的过程中，不仅需要中国政府部门的努力，还需要国际合作，包括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以及在节能环保领域的技术合作。在美国产业安全局现行10大类《出口管制商品清单》中，核材料、设备及其他材料、化学制品、微生物和霉素，材料加工、电子设备、计算机、电信与信息安全、传感器和激光器、导航与航空电子设备、船舶、推进系统、航天器及相关设备等每一类都有对中国出口限制的物项。
另外，欧盟也明令禁止电子信息、新材料、传感与激光、船舶与海事设备等产品向中国出口，日本同样在高技术领域实施对华出口限制措施。各个部门对于不同产业的保护措施，可能在当下扩大进口的大战略中受到冲击，一系列扩大进口的政策可能会推行艰难，其最大的障碍主要在消费品领域，特别是中高档消费品。2010年，进口货物增值税和消费税收入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达到29.5%。
扩大进口对企业的影响
扩大进口，尤其是扩大进口先进的产品、技术和设备，以获得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有利于提升企业的技术水平，帮助加工企业的发展。近期大力下调原材料的进口关税，企业有望卸下“成本压力”的包袱。
扩大进口，优化进口结构对跨国企业的影响。中国在拓展进出口市场的同时，将加强与进口市场国生产企业及商贸企业的合作，给跨国公司带来众多机遇。中国在积极扩大进口的同时，将引导外资参与绿色经济发展，支持具备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在境内资本市场上市。
国内经济成就范文5
经过30年的改革，智利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企业私有化过程已基本结束，一种新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已初步形成。从当前情况来看，智利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既不在于其经济体制，也不在于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而在于这种新的发展模式的局限性。
关键词智利，经济改革，经济政策，发展模式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的经济改革在拉美地区普遍展开，这个地区的经济呈现出剧烈动荡和增长乏力的局面。然而，智利经济却表现不俗，不仅宏观经济形势基本保持稳定，而且增长势头强劲，1991-2000年以年均增长6.6%的业绩居拉美各国之冠(1990-2003年为5.6%)，比同期拉美地区的平均增长率(3.3%)高出1倍，成为智利发展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对于智利经济的出色表现，究竟应当如何解释?智利是新自由主义模式成功的样板吗?智利的发展模式究竟有什么特色?本文试图就这两个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对改革进程的回顾
笔者认为，智利的经济成就是政府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实行自主的、有创意的经济政策的结果；或者说，是智利逐步背离新自由主义的结果。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对智利的经济改革进程作一个简要的回顾。智利经济改革是在军队通过1973年“九一一”阿连德领导的“人民团结”政府之后启动的，迄今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974—1982年，1983-1989年，1990年至今。
第一阶段的智利经济改革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点，不仅严厉谴责“人民团结”政府“全面破坏了经济”，“企图把智利变成一个的极权国家”，而且全盘否定前期由国家主导的、高保护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主张建立彻底的自由市场经济，推行自由贸易，发挥比较优势。当时采取的主要改革措施包括放松管制，归还前政府征收的私人土地和企业，实行贸易自由化(平均关税由1973年的94%降至1979年6月的10%，取消非关税限制)，开放金融市场和资本账户，反通货膨胀(包括采取货币升值手段)，等等。这些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一旦确立了市场力量的统治，资源就会(无代价地)重新配置给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工业，从而既带动出口也带动整个国民产值的快速增长。”然而，这个阶段的改革成效并不好，表现为经济剧烈的起伏动荡，其中1975年和1982年分别出现负增长(-12.9%和-14.3%)，1974-1981年的平均增长率仅为3.3%，低于1960-1970年的4.2%。虽然这个阶段出口明显增长，但进口增长更快，形成大量贸易赤字，到1981年出口已呈现下降趋势，到1982年智利因举借外债失控而陷入债务危机。
第二阶段的改革依然是在军政府时期进行的，但在政策上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弗伦奇—戴维斯把这种调整称之为“对新自由主义正统的偏离”(unadesviaciondelaortdoxianeoliberal)。他指出：“为了应对1982年的严重衰退，智利被迫调整政策以对付外部的严重限制和促进国内的复苏。于是就出现了从主要是在70年代及80年代初确立的非常正统的或新自由主义的模式向一个更实用主义的模式的转变，包括从某些初期改革中的局部倒退。”
第二阶段主要的政策调整有以下几个方面。(1)重新提高关税。前期快速的贸易自由化改革引起进口激增和外来商品的剧烈竞争。为扭转这种局面，智利政府在1982年以后再度提高关税，由原来10%的统一关税逐步提高，1984年9月达到35%的最高水平。1985年3月起关税开始缓慢下调，直到1991年年中才稳定在11%的水平上。尽管如此，1984-1989年的平均关税水平仍为20%，比1980-1982年期间高出1倍。(2)实行出口退税制度(sistemadereintegro)，并对出口生产商进口机器设备减免关税。(3)调整汇率。1983年，智利重新实行爬行汇率制(paridadreptante)，官方汇率根据国内与国际通货膨胀的差别不断调整，不仅纠正了原来的货币升值，而且使货币逐步贬值，1982-1988年期间货币实际贬值幅度达130%。此外，80年代期间，政府还采取了加大反倾销力度，实行主要农产品价格按国际行情浮动，对出口企业提供技术支持以及减税等措施。上述政策措施至少反映出债务危机发生后国家对经济生活采取了一种主动干预的积极态度。这些政策调整不仅促使资源配置进一步向可交易产品生产部门转移，推动了出口的增长，而且也带动了替代进口商品的生产，对于缓解80年代因债务危机引起的困境起了积极作用。整个80年代，拉美地区经济出现“失去的10年”，1980-1990年地区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1%，智利却仍然达到3.0%，比地区平均增长率高出1.7倍。
随着1990年文人政府取代军政府上台执政，智利经济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J.拉莫斯认为：“的确，在智利，从1990年起，随着民主的到来，(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偏离就更大了。发展战略虽然是建立在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基础上，但已经作了修改，旨在建立一个致力于同时取得增长与公正的更积极的国家(unEstadomasactivo)，而不是像新自由主义所说的公正是增长的结果。”弗伦奇—戴维斯对智利文人政府经济班子的基本立场做了进一步的解释：“新的看法是既赞同对开放过程中的失误有理有据的批评，开放过程造成了70年代严重的工业化倒退和大批企业的破产，但同时也考虑到，新自由主义改革在16年前就开始了，并已在1979年结束。做过了的已是既成事实。翻过那一页，重新开始。”这就是说，文人政府奉行的是对原有的改革再进行改革的方针。或者说，文人政府所继承的主要是改革的基本目标，即由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内向发展模式转向外向型发展模式，由国家主导型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至于基本经济政策，则要由政府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自主地决定和调整。
二文人政府经济政策举要
1990年以来，智利前后几届文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并表现出明显的政策连续性。在本文有限的篇幅内，不能论及所有这些政策，只能择其主要者加以介绍。
贸易政策。90年代初，文人政府在保持原有的贸易自由化水平的同时，贸易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先后与拉美、北美、亚洲、欧盟等一系列国家和地区集团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智利大概是目前世界上对外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最多的国家。这一政策调整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尽管智利的贸易开放程度已经很高，但是，在当今世界区域集团化迅猛发展的情况下，一国的单边贸易开放所能获得的收益是有限的。必须利用自身贸易开放的条件，与对方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才能通过相互的贸易优惠获取更大的收益。第二，鉴于智利的贸易自由化程度明显高于其他拉美国家，因此，在90年代以前，智利的贸易政策就具有一种脱离拉美而面向其他地区的倾向。随着80年代末90年代初拉美各国贸易自由化步伐的加快和地区经济一体化向“开放的地区主义”方向发展，智利必须重新重视发展与本地区的贸易，而采取与其他拉美国家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是贯彻这一方针的有效途径。可以说，90年代以来，智利通过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方式明显地扩大了出口市场。
汇率政策。如前所述，智利在80年代实行根据国内外通货膨胀率的变动不断进行小幅调整的爬行汇率。进入90年代以后，外资、特别是短期私人资本的大量流入，对本国货币形成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针对流入的外资以美元为主的形势，智利政府对汇率政策做出重要调整，放弃了本币单独与美元挂钩，改用钉住多种货币即“货币篮子”的办法，增加了央行对兑换市场的干预，并对流入的短期资本采取强制存款(encaje)的政策(关于这项政策，下面再做进一步介绍)。上述政策无疑对于稳定汇率和防止货币过度升值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点对于像智利这样出口对国民经济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家尤为重要。尽管在90年代中期，主要在1996-1997年期间，智利依然未能有效遏制投机资本的过量流入，以及1995年至1997年10月期间货币累积升值16%，并由此导致亚洲金融危机引起的冲击波和1999年改用自由浮动汇率制，但与某些拉美国家长期采用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相比，智利在这方面所遭受的损失要小得多。由于出口市场的扩大和汇率制度比较合理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智利的出口在90年代一直保持强劲增长势头：1990-1994年为10.0%，1995—1998年为9.5%，1999—2001年为7.3%。
强制存款政策。众所周知，外来的短期投机资本对不少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严重的后果。智利是最先对这类投机资本采取防范措施的国家之一。1991年6月，智利央行出台了所谓“强制存款”政策，规定投机性的短期资本流入(主要是短期贷款和存款)必须将相当于资本流入量的30%存人中央银行1年，不付利息。这一做法实际上就是提高外部融资的成本，是限制投机资本流入数量和调整外来投资结构的调节措施之一。后来，随着资本流入压力的下降，强制存款比重也逐步下调，直至2001年最终放弃强制存款政策。学术界迄今对这一政策仍有争议。支持者认为，从宏观经济政策角度看，这一政策能给货币政策提供更大的活动余地，可以避免因短期资本流入过多引起的周期深化；在使用外部融资较少的情况下，由资本流入形势逆转所造成的损失就比较小。反对者则认为，这一政策往往并不能达到所追求的目标，特别是在限制资本流入量方面，有可能给国内企业融资带来困难并加大融资成本。e不过，笔者认为，智利在特定的环境下采取特定的政策的做法，从决策层面看是有创意的；与短期投机资本在一些国家造成严重的金融动荡相比，智利实行这一政策所取得的成效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智利文人政府当政以来，对于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财政政策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据有关文献介绍，智利政府通过适度限制公共开支，根据形势变化对增值税税率进行一定幅度内的向上或向下调整，建立稳定化基金(rondodeestabilizaci6n)，保持公共财政相当于GDPI%的结构性盈余等手段，逐步形成了一种稳健的、负责任的财政政策。90年代以来智利保持了27%-28%左右的投资率，达到其历史最高水平，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与此同时，国家维持了对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投人，并偿还了大量外债。“实际上，90年代期间，国家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持续的财政支持，包括1998—2002年经济减速期间也不例外，中央政府的债务余额由1989年占GDP的43.8%降至2002年的15.9%。”转支持中小企业政策。智利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政策体系和与之配套的体制架构。这个政策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面向中小企业的专门融资渠道，其中包括由国家生产开发公司(CORFO)担任中介的中小企业投资贷款；由CORFO购买银行债券，银行将发行债券收入专用于向中小企业贷款；国家提供担保补贴的贷款，即向中小企业放贷的金融机构直接向保险公司购买担保，其费用的75%由国家支付，等等。(2)提供技术援助。智利于1993年建立面向中小企业的技术援助基金(FAT)，专门资助这类企业聘请顾问，以解决诸如市场分析、产品设计、控制污染、建立信息系统等。(3)中小企业研究与开发援助。智利于1991年建立全国技术与生产基金(FONTEC)，支持中小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活动。(4)培训。军政府曾对国家培训体制进行改革，但效果不佳。1995年，文人政府制定了面向中小企业的培训计划，其中包括对中小企业业主、经理及管理人员的培训和对小农业生产者的培训。1998年还建立国家培训基金(FONCAP)，为中小企业员工培训提供资助。此外，政府对这类企业的支持还包括某些鼓励出口的政策性优惠，以及鼓励同一地区的同类企业形成某种联合体等。
社会政策。社会政策并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智利在取得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忽视社会发展。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由于生产率的增长，工会作用的加强，也由于一度非常滞后的最低工资快速而集中的增加和税收的重要增长(超过GDP的2%)，实际工资以每年将近4.5%的速度提高，并显著增加了被拖欠的人力资本(卫生、教育和住房)投资，以及最低养老金和家庭拨款。因此，贫困人口已明显地降至总人口的30%以下，收入分配有了改善。”
三关于“国家”(Estado)的定位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智利90年代以来经济形势的明显好转似乎有两个重要因素值得考虑。第一个因素是，同其他拉美国家相比，智利经济改革的启动要早10-15年，进入90年代后智利已经渡过了改革前期的混乱与冲击。在经济改革的前期阶段，由于指导思想的偏差和政策的不当，智利经济经历过剧烈的起伏动荡，人均GDP的平均增长率仅为1.5%左右，贫困家庭比重由占30%上升到超过40%。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在(智利改革的)头10年中，自由贸易导向的主要冲击是一种‘对内的破坏效应’，其中最突出的是前几十年间逐步形成的国内经济遭到局部性的破坏或肢解，造成了巨大的负面社会效果。”对其他拉美国家而言，90年代还正处在改革的前期阶段，正在经历着类似智利前期的“激进式”改革所引起的强烈冲击。这或许是我们观察这些国家90年代经济与社会形势的一个重要视角，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些国家面临的严重经济与社会问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动化解。这就涉及我们所说的智利经济形势好转的第二个因素：政府在改革指导思想和经济政策上的重大调整。
在论及智利政府改革指导思想和经济政策的调整时，我们应当看到，智利改革在追求建立市场经济、实行自由贸易、发挥比较优势、让私人企业起主导作用等基本目标上是前后一贯的。90年代以来智利历届文人政府改革指导思想的调整主要集中于对国家职能的重新定位，并把国家的干预或调控集中于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
在智利改革过程中，新自由主义者在国家的作用问题上有两种观点较具代表性。一是在对国家作用的整体看法上，认为“市场是自足的、良性的经济调节机制”，国家只会造成扭曲与无效率，主张取消政治和国家，因而被批评为“新自由主义的乌托邦”。二是认为国家的收入再分配职能是对企业部门的负面干预，收入再分配过程是经济“停滞之源”。根据国外学者对智利国家改革的研究，可以把智利政府对国家的重新定位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国家不再是企业创建者、经营者和直接生产投资者，但与此同时，国家为保持国民经济的活力与稳定不断地进行调节(如对危机局面进行干预)；通过政府促销、提供补贴、刺激投资、签订贸易协定等支持企业扩张；采取多种办法吸引外资；提供道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对人力资本的形成进行干预，等等。(2)国家不再在投资资源的配置上起决定作用，而是成为“第二线的资源配置者”，主要是通过提供补贴、提供投资政策优惠、放慢关税减让速度等来扶持某些部门的发展。(3)国家在发挥收入再分配职能时坚持一条原则：不在大企业家阶层中造成不信任感。政府的行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向特定的社会集团转移资源，包括现金和减免教育、医疗收费，确定最低工资水平，支持中小企业等；二是向贫困地区转移资金和建立特定的地区发展基金。(4)国家通过诸如汇率、利率、财政等方面的政策调整保持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5)国家制定必要的市场运作规范，包括对已经私有化的企业进行必要的干预，特别是在公用事业领域确保用户的权益不受侵害。正如劳尔·冈萨莱斯指出：“尽管国家的分量比过去减小了，但上述情况表明，智利经济绝不是一种不要国家的经济。国家保留了它在现代国家应当出现的所有领域的存在，并限制着教条式新自由主义的得逞。”
四关于智利的发展模式
经过30年的改革，智利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企业私有化过程已基本结束，一种新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已初步形成。从当前情况来看，智利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既不在于其经济体制，也不在于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而在于这种新的发展模式的局限性。
智利经济改革所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是彻底改变以往由国家主导的、高保护下的内向工业化发展模式，建立一种发挥资源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这一改革目标的确定是基于这样一种判断：原来的发展模式是逃避外部竞争的封闭模式，所形成的工业体系既无效率又无活力，阻碍着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因此，新发展模式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产业结构大调整的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前期的改革主要是通过快速地、大幅度地降低关税和非关税保护(平均关税降至原有水平的1／10)，使工业部门在激烈的外部竞争中遭到“破坏”或“肢解”。这就是笔者在前面说过的改革的头10年中，自由贸易导向造成对内的破坏效应。从债务危机发生到80年代末属于第二阶段，政府采取重点发展出口生产部门的方针，这既是建立新的发展模式的基础，也正好与债务危机发生后解决对外支付问题的紧迫性相吻合。可以说，国内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货币的大幅度贬值和国内的低工资政策等因素，成就了这个阶段出口部门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在80年代后半期私有化中国家将大型铜矿企业保留下来。90年代文人当政后，政府进一步强化了促进出口的方针，推动智利产品出口成为国家外交工作的重心之一，签订了大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实施特殊部门补贴政策(如林业补贴)；专门制定矿业部门外国投资法；扩大出口产品种类，增加出口生产基地；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等等。出口快速扩张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60年代，外贸占智利GDP的9%左右，到90年代末，这一比重上升到30%。
国内经济成就范文6
【关键词】 科技支撑 “中部金三角” 金融创新 新增长极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等东部沿海地区的要素成本持续上升，资源环境压力逐年加大，既有的比较优势日益减弱，传统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尤其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周边国家竞争力加剧的影响，沿海地区加快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的步伐刻不容缓。与此同时，广大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逐步完善，要素成本优势明显上升，其产业发展空间日益广阔。因此，大力推动“中部金三角”的跳跃式发展，加快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对优化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布局具有深远的重大战略意义。
一、“中部金三角”的由来及其战略定位
近些年来，国内有部分经济学家将湘、鄂、赣三地界定为“中部金三角”地带。所谓“中部金三角”是指由中部地区地理位置接近的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共同组成的一个经济区域，参见图1。三者之间分工协作不仅可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而且会产生强大的扩散效应，从而带动更大范围区域的集群发展。
从表1可以看出，“中部金三角”目前的GDP总量合计排名位居全国第五位，进一步集聚发展的潜力十分巨大。在全国主要经济区域中，目前“中部金三角”的经济总量仅略低于山东半岛城市群。
1、区位概况、经济社会状况
一般意义上，我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6个省区，面积为102.7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0.7%。2010年人口达3.56亿，占全国人口的26.6%。
本文所指中西部八省市，系指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江西，包括西部地区的陕西、重庆、贵州等省市，以中西部地带八省市，加以统称。武汉自古就有“九省通衢”之称，是中部地区经济、贸易、金融、交通、信息、科技、教育、制造业中心，也是以长江水系连接东部沿海的要冲。
2、“中部金三角”在全国经济振兴中的腰脊中枢地位与区位优势
（1）区位、交通中枢。中部具有独特的区位核心优势：中部地区位于中国的内陆腹地，承东启西，呼南应北。中部地区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物产资源丰富，文明久远，人力富集，市场广阔。中部地区还具有强大的交通辐射力。
（2）产业梯度转移中的枢纽是支持西部大开发、向西辐射的最佳平台。独特的区位条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相对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决定了“中部金三角”城市群将成为21世纪支撑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前进基地和示范区。
3、政策短板与现实窘境
（1）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中部金三角”城市群正逐步成为政策边缘化城市。
（2）中西部特别需要具有辐射能力的核心城市群。中西部地区缺乏大都市，没有形成健康的城市生态群，难以带动和整合区域的资源和优势，也难以形成连接整个地区的产业链。从而变成了个别优秀大企业单打独拼，难以依托区域整体竞争力成长的艰难局面。中部地区，最突出的问题是缺乏一个强有力的超级中心城市，这制约着整个中部崛起的进程。
因此，“中部金三角”经济起飞，务必深化改革、打破常规、大兴创新创业之风，扎实培育优秀企业与优秀企业家，紧靠“科技+金融”，真抓实干，寻求突破。
二、科技与金融结合及其高新技术产业群建设
1、科技和金融结合，是发挥科技支撑引领作用的关键
历次产业革命的实践都充分证明，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紧密结合是人类社会变革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要引擎。人类社会的一部发展史充分证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1）人类社会每一次大的产业革命，都是源于科技创新，成于金融创新。古往今来，世界经济发生的五次科技革命，也印证了科技和金融结合这个牛鼻子的作用。例如，由纺织技术革命引发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中，股份制模式和现代银行制度功不可没；由蒸汽机发明和铁路系统的技术创新所引发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中，资本市场的创立发挥了重大作用；由信息和远程通讯技术创新所引发的第五次产业革命，与始于硅谷的天使投资、创业投资、产业基金等紧紧地相伴相随。每一次大的科技革命都伴随着重要的产业革命，当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高度融合时，往往会呈现出经济的高度繁荣和社会财富的高速增长。谁在产业革命中成功做到了科技和金融的交相融合，推动了科技与经济的深度结合，谁就能在产业革命当中赢得先机，独占鳌头。南方的深圳腾讯QQ，北方的百度搜索，都将科技研发与风险投资等金融创新方式融合得淋漓尽致，因而硕果累累。
（2）“十二五”规划的关键词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十二五”规划强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根据《中国社科院2011年蓝皮书》，武汉市位居中国科技竞争力前十名；长沙、合肥等地的科技创新能力也毫不逊色。走进“十二五”，挖掘科技创新资源，并实行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中部金三角”优势得天独厚，机会无限，潜力巨大。
2、激励创新创业，积极发展中西部八省市高新技术产业
根据国外经验，在教育、科技产业密集的地带，可以建立高科技园区，以中心城市发展带动周围地区发展。“中部金三角”城市群完全可以借鉴美国“硅谷”，像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一样，着力培养自主创新、创新创业的开拓氛围。按照科技+金融+产业化+产业集群的排列组合方式，充分挖掘武汉市及其华中地区的科技资源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雄厚潜力，大力培育出“华中的HP”、“华中的微软”、“华中的英特尔”，从而极大地释放出知识经济的巨大能量，铸造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打造出又一个中国的“硅谷”。因此，应充分发挥高科技园区的骨干带头作用，抢占战略型新兴产业制高点。
3、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功能，创设武汉“新三板”市场，弘扬创新创业精神
资本市场对于培育和发展创新企业是很重要的，它是为创新企业提供早期创业资本、中期成长资本以及后续发展扩张的持续融资平台。美国、以色列、印度等国高科技产业的兴起与发展，无不与资本市场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作为全球科技最先进、创新最活跃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发达、成熟、完善的资本市场。两相对照，“中部金三角”城市群拥有数以万计的科研人员及中科院武汉分院、合肥分院，成批的重点高校，悠久的产业基础；时至今日，却仍是沉睡的“巨人”，没有取得本来应该获得的经济成就，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三、“大金融”手段
1、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的基础作用，为中西部崛起“铺路搭桥”
要实现中部地区崛起，确保“中部金三角”城市群经济起飞，首先要有企业的兴旺，需要资金支持。由于私人资本在规模和投入目的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支持一些资金需要量大、投入时间长或短期内经济效益不显著的产业发展，尤其是难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必须要有国家支持，即采用政府主导模式。而开发性金融由于具备下述三大特点，能够为中西部崛起发挥更大作用。第一，开发性金融有很强的政策性。开发性金融肩负着重要的政策使命，其贷款投放的方向和力度与政策导向密切相关。第二，开发性金融有很强的政策执行能力。从制度设计上来说，开发性金融无论其贷款期限、利率，还是融资手段，都有着独特的优势，可以以市场手段实现政府的发展目标。这种制度设计，为开发性金融的政策执行能力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第三，由于开发性金融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这就使得开发性金融相对超脱于即时的经济运行，能够注重弥补市场失灵、信用缺损，从市场建设的角度构造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在培育市场的过程中开拓业务，为商业性金融的后期介入起到“铺路搭桥”的作用。这一本质特点切合我国中部地区区情，有着广阔的运作发展空间。 2、努力构筑以武汉为中心的中部资本市场，建设中部区域性金融中心
应考虑建立中部地区区域性的政策性银行，以及以武汉为总部所在地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中部发展开辟更多融资途径，支持中西部基础设施、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重点项目建设，以促进“中部金三角”的发展来带动整个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
（1）在金融方面予以充分支持。发挥现有国有商业银行的分行、中心支行的骨干作用；创立区域性证券交易所，设立场外交易、产权交易中心等新兴市场，提高工商企业投融资效率，培育中部产业集群。
由于中部地区与东部、西部条件都不相同，如果按全国统一标准建立单一层次的全国性资本市场，很难适应中部地区特定的需要，不利于发挥资本市场支持经济发展的功能。因此，在中部地区建立一个区域性的资本市场是很有必要的。中小企业的发展，需要多种融资渠道的支持，建立创业板、新三板、发展场外交易、产权交易，目的就是为新兴的、经营状况好的、有成长潜力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便利。恢复主要面向中部地区的武汉柜台交易市场，符合我国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基本思路，也符合资本市场本身的发展规律。武汉柜台交易市场能够给中西部地区的中小企业提供一个方便快捷、低成本的直接融资渠道。
（2）建立中部崛起产业投资基金。助推“中部金三角”经济起飞，选择产业基金这种形式进行投融资运作，是由其本身的优势决定的。
第一，中部崛起需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而目前国家财力和银行信贷难以满足其巨大的资金需求。从世界发达国家来看，实现基础设施融资的证券化，特别是利用产业投资基金为基础设施发展融资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产业投资基金聚小为大，使基础产业的民众投资成为国家财政投资的有力补充，就可以配合国家投资，改变中西部地区基础产业比较滞后的局面。
第二，高科技产业是充满风险的产业，依靠银行贷款来支持高科技产业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以创业基金的形式支持高科技产业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创业基金具有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优势，是支持科技发展事业，提高产业领域的科技含量，实现经济集约化发展的有效途径。
3、以金融之手培育有核心竞争力的大企业，择优扶植中小企业，实行“抓大放小”
对于大企业，应该促进其上市，同时发行企业债券，使这些企业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扩大规模，形成良性循环，成为中部地区的支柱。对于中小企业，可借鉴台湾经验，组建“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借提供信用保证，达到促进中小企业融资目的，进而协助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四、“中部金三角”经济圈成为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
1、增长极理论与“中部金三角”
（1）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认为经济增长首先出现在具有优势的地方，比如港口、大城市、交通要道沿线和资源聚焦地。增长极产生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前者导致生产要素向极点集聚，后者导致生产要素向外围转移。增长极发展初期，聚集效用明显，增长极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扩散效应逐渐占主导地位，推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同时造成地区间的差异。
增长极理论是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的经典理论，国外的很多地区和国内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经济区都依托该理论为发展战略，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珠江三角洲以香港为极点，长江三角洲以上海为极点，周边各地以极点为产业龙头，按产业链从高到低进行分工协作。两区域都在二十年内迅速崛起，成为了全国经济最发达、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实践表明，增长极的形成有赖于三个条件：一是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的存在；二是所在地区具有集中相当规模的资本、投资、技术、人才形成规模经济的能力；三是要有良好的区位环境条件，即周围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较好，能吸引周围厂商投资、人才和技术，才能最终促成增长极的形成。在中西部的都市圈建设中，应重点考虑这三方面的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鼓励企业发展和聚集是三个关键要素。
通过反复调研、定性与定量分析，我们认为，在中西部地区唯一具有核心增长极和辐射源潜质的就是“中部金三角”。都市圈内的城市通过错位发展、特色发展和梯度发展完成了产业升级。周边城市支撑武汉做大做强，武汉又与周边广泛交流与协作，通过各城市间良性循环实现共赢。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长江中游都市带，并向四周辐射，将会极大地带动整个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崛起。因此，中西部八省市以“中部金三角”为极点，经济起飞，前景光明。
（2）中心城市联网辐射理论与帮助落后地区脱贫致富。中心城市联网辐射是对网络开发的进一步拓展，是指几省的若干中心城市一致行动，协同发展作用，以中心城市的经济力量进行辐射。
通过对长江中游地区实地考察，我们认为：中部地区若要解决中心城市联网辐射战略，首先要搞好城市化建设规划，形成中心城市网络。以长江中游地区为例，可以在发展鄂东城市群、湘东北城市群和赣北城市群的基础上，推进三群融合，群策群力建设“中部金三角”；通过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网络将各中心城市连接起来，促进长江中游经济一体化。中西部八省市完全可以联合规划、互为支点，从根本上提高整体经济实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2、以产业纽带来强化中部城市群与产业集群的建设
（1）国外城市群发展特点及对中部城市群建设的启示。根据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的定义普遍划分出世界六大都市圈。
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包括了纽约、波士顿等著名城市，是美国经济的核心地带，制造业产值占全国的30%，是国内最大的生产基地，也是美国最大的商业贸易中心和世界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
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该城市群的核心是东京，它是日本经济最发达的地带，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枢，分布着全日本80%以上的金融、教育、出版、信息和研究开发机构。
英国以伦敦为核心的城市群：它是产业革命后英国主要的生产基地，伦敦现已成为欧洲最大、同时也是世界的三大金融中心（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以及长三角城市群）之一。
在美国的都市圈中已经形成了分工明确的产业集群城市，如底特律汽车城、波士顿飞机城。这些城市内部已经具备了完备的产业链，城市之间又彼此相连，共同构成北美制造业带。而在我国中部地区，产业集群的模式还未完全建立，包括城市群的建设为产业集群发展创建的环境还不完善。
总之，我国中部城市群的综合优势还未完全体现出来，这就更需要结合“科技与金融”创新，科学规划，优化城市群内部产业结构，协调区域内各城市群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2）确立中心城市的核心地位，发展城市群经济。湖北武汉城市群是以一级龙头城市武汉为核心，辐射半径300公里，不仅包括了传统意义上的武汉“1+8”城市圈，还融合了湘、赣、皖部分城市，旨在推动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湖南“长株潭”城市群结合“两型社会”建设，应优先发展战略型新兴产业，扎实推进传统产业及其经济结构转型。长、株、潭三市互补、融合、集群发展，并为河南中原城市群、江西赣北城市群、安徽“合肥—芜湖”城市群协调发展作出示范。
（3）科技创新、金融创新相互结合，新型城市群的建设为产业集群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所谓集群是一个生态概念。生态当中的生物集群是指在一定的区域或环境里，各种生物种群相互有规律地结合在一起的一种结构单元。而产业集群是在特定的领域中，一群在地理上集中，且有相关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相关产业的厂商以及相关的机构（如大学、制定标准化的机构、产业协会等），由它们构成的群体。集群具有专业化的特征，其成员企业包括上游的原材料、机械设备、零部件和生产服务等投入供应商；下游的销售商及其网络、客户；侧面延伸到互补产品的制造商，技能与技术培训和行业中介等相关联企业，以及基础设施供应商。转贴于 产业集群发展模式会带来经济的外部效应，在发展过程中许多同类企业甚至完全不同的企业有许多可以共享的资源，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带来经济发展的低成本优势；产业集群模式会实现范围经济，包括外部的企业聚集和内部分工体系的完善；产业集群还会带来技术制度创新优势和市场优势。
中部产业集群主要集中于汽车、钢铁、农产品加工的制造业。其中包括武汉—襄樊—十堰汽车产业带，湖南国家新材料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基地，武汉钢铁、株州有色金属、湘潭钢铁材料、贵溪铜业基地等。
目前，中部地区产业集聚受行政区划的影响较大，工业园区建设离集群化要求有较大差距，产业集群的发展层次较低。实际上，产业集群的很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出城市群集聚功能性的缺乏，由此我们看到，城市群的建设对于产业的发展尤为重要。城市群整合了区域内各城市现有资源，实现资源共享，避免重复建设，增强区域竞争力，实现区域整体经济腾飞。假如要把这种巨大作用变为现实，就特别需要以下条件：第一，创造良好的资源配置条件、公共基础设施、服务环境条件等，形成廉价的资源配置成本，以利于提高区域竞争力；第二，区域内应有合理的产业链，形成紧密的经济联系。这就要求圈群内必须有一个特大城市作为内核，它是产业链的龙头和辐射源。同时具有广阔的经济腹地，作为产业链存在的基础，产业链内分工明确；第三，域内要有一个强大的共同市场，并具备良好的市场秩序和有效的政府行为，它是城市群内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条件，能够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各经济要素间的关联及交通、通讯网络等基础设施的互补、共享。所有这些从客观上要求我们，加快建设以“中部金三角”为核心的中部城市群，以强化产业集群竞争力。在实际工作中，“中部金三角”城市群务必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开发开放，结合“十二五”转型，稳步提高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有效拓展其产业增长空间。务必紧密结合“十二五”转型，全力改造传统制造业，降低能耗，实行低碳环保；奋力推进以光电子、新材料、新能源为代表的战略型新兴产业上台阶，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培育“领军式”产业集群。
五、促进“中部金三角”城市群经济起飞的战略构想及其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就全国而言，建设“中部金三角”，有利于打造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就中西部八省市而言，建设“中部金三角”，则是探索发展新路径、建设核心增长极、建立中西部区域协作机制及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客观要求。实现中部崛起，在总体上可以采用梯度推进和中心城市联网辐射相结合的战略。以“中部金三角”为核心，实行产业集群推进，充分发挥城市群互补优势。这既符合我国一贯的区域发展思路和地域上明显呈梯度格局的现状，又能弥补极化作用进一步扩大区域间差距的弊端，实现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在宏观上，第一，要提高认识、更新观念，打破地区封锁、恶性竞争，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及产品和服务的彻底开放；第二，组建规范的、权威的区域协调机构。但在目前的体制环境下，有了区域内的协调机构，在实际工作中也要引入政府行为，发挥政府协同作用，解决诸如城市区域内空气污染、河流及湖泊水源利用和污染治理问题；第三，要探寻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在操作层面上也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由国家发改委、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牵头，建立官民结合的“中部金三角”城市群规划协调性机构，科学规划、优势互补，有序推进“中部金三角”城市群建设。
第二，有效实行全员培训，变人口大区为“人口红利”，下大力气培养企业家与企业家阶层。
第三，在中西部八省市，科学规划分中心支点城市，有序建设各具特色的生态城。例如在河南信阳、湖北荆门、湖南岳阳、江西九江、重庆万州、陕西安康等地，结合产业发展、科技研发、节能环保、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推动现代服务业纵深发展，挖掘中西部人力资源，择优扶持高效化产业，大力建设中西部绿水青山式的生态科技园、生态产业园。
第四，在特色产业群、城市群优化的基础上，借鉴美、日，实行政、产、学、研、用一体化，稳步建设“中部金三角”城市群，使其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经济区后，中国第四个快速发展的经济增长极。
【参考文献】
[1] 张可云：中部地区经济“V”型反转的可持续性分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2）.
[2] 郭生练、胡树华：中部区域创新发展战略研究报告[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1）.
[3] 钱志新：产业集群的理论与实践[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4] 王兴昌：武汉城市群产业结构布阵[J].中国城市经济，200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