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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人口流动趋势范文1
城市化对人口统计的影响
1、总人口与流动人口统计。
城市化的过程意味着人口向城市的空间集聚过程,其中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城市内流动人口的迅速增加。据2000年“五普”统计结果,广东省流动人口(指常住半年以上的非本市户籍人口)达2105万人,接近全省总人口的1/4(24.4%)。其中流动人口较多的深圳、东莞、广州的流动人口分别达到585、492和331万人,分别占这些城市总人口的84%、76%和58%。
由此可见,对于城市化发展迅速的地区,做好流动人口的调查统计工作对于人口统计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流动人口的调查统计可以通过人口普查获取相对比较准确的结果。问题是我国人口普查10年一次,即便是小普查也要5年一次,因此如何在非普查年份搞准流动人口的统计数字显得极为重要。
据调查,广东多数地区流动人口数据主要由公安部门提供,而公安部门主要是根据办理暂住证的人数来统计流动人口的,那些未办理暂住证的流动人口则无法统计,因此,所获得的流动人口数据往往低于实际流动人口数字。对于城市化发展较快的地区来说,流动人口统计已成为重大难题。
一个地区人口统计数字的准确与否直接影响人均经济指标的准确性。调查显示,广东各市目前尚未有统一的标准计算人均GDP,其中深圳市采用常住人口作为分母进行计算(其常住人口与普查数字也有较大出入),而东莞、清远等市则按户籍人口进行计算。在刚刚结束的2003年全国统计工作会议上,国家统计局提出今后各地人均GDP的计算均按常住人口计算。
因此,目前准确计算各地人均GDP关键的问题在于,在非普查年份,如何搞准各地的流动人口数字。
2、“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
关于我国城市化水平的统计,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城镇”、“农村”的界定,即哪些地区属于城镇,哪些地区处于农村。过去几十年来我国城乡的划分大多出于行政管理的考虑,并经历了多次变化,各地情况也不尽相同。
从广州市的情况来看,1999年及以前是按照地域结合户口性质划分,城镇人口为市区的全部人口加上县级市的镇的非农业人口。从“五普”开始,城乡人口的划分是根据国家统计局1999年制定的《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试行)》的划分标准和方法,超过1500人/平方千米以上的地域的常住人口(包括外来人口)均统计为城镇人口。
据广州市统计局反映,非普查年份,在实际的统计工作中,城乡人口划分的基础数据即人口密度数据难以准确取得。一方面是取得土地面积,即各区、县级市辖下分街道、镇的实有土地面积的数据资料比较困难,因为行政区划随着城市管理体制改革不断发生变化,很难取得行政区划变动后的新区域的土地面积;另一方面,市公安局一般不能全面提供各区、县级市分街镇及居(村)委会的人口数,况且公安局提供的只是本市户籍人口,不包括居住本市半年以上的外来流动人口,而户籍人口也只是按所在户籍地统计,无法按照常住地统计。这种方法对外来流动人口占1/3的广州市来说,显然是不准确的。
此外,城市化过程中各地行政性地增设城区依然会影响城乡人口的准确统计。据对广东经济相对较落后的清远市的调查,该市政府设立“三化”目标,即“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
其中城市化的一大举措就是将现有的镇改为或合并为街道,村委会相应转变为居委会。比如:洲心镇与小市街道办事处合并为洲心街道办事处。据调查,合并后的洲心街道办事处80%的人口仍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但若按“五普”标准,则该街道办事处地域内的所有人口均计为城镇人口。
3、城市化对就业统计的影响。
与人口统计相关,城市化的发展给就业统计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据对广东的调查,对于城镇从业人员的统计,统计系统可以控制的仅是行政企事业单位这一块,而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的统计有赖于工商局的资料。问题在于工商局的从业人员数据主要依据企业登记注册时填报的职工人数,至于企业运营过程中的从业人员人数的变化,工商局并不掌握,因此该数据有可能产生较大误差。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国有、集体企业改制为股份制和私营企业,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创办私营企业和从事个体工商活动,因而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从业人数比重将不断增长,如2002年广州城镇私营、个体从业人员占全市城镇从业人员的比重接近1/3。如何搞准城镇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的调查统计对全面完善从业人员的统计工作至关重要。对于个别地区,如东莞市,其从业人员的统计中不包括流动人口,这对于一个流动人口3倍于户籍人口的城市来说,显然是不合理的。这一案例也反映了目前地市一级的从业人员统计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可比性。
4、城市化对城市住户调查的影响。
城市化的发展,同样也给城市住户调查带来了研究课题。据调查,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广东省城市住户调查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样本点尤其是国家样本点主要集中在老城区。如广州的300户国家样本点全部集中在老八区(全市共12个区、2个县级市);深圳市100户样本全部集中在4个特区,而人口占一半以上的宝安、龙岗区没有国家样本;东莞的50户国家样本全部在莞城区,150户地方样本也有100户落在莞城区,其他31个区、镇没有国家样本,只有50户地方样本。一般来说,老城区为城市核心地区,其居民的收入水平往往与其他地区有一定的差异。比如,广州国家样本点居民可支配收入就比地方样本点数据高出90元,东莞也有类似的情况。因此,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仅用老城区的样本已不能满足整个城市的代表性。
二是调查样本目前还是以户籍人口为主。
深圳的600户调查户中,有400户为户籍人口,200户为流动人口,而按2000年普查结果,深圳市流动人口大约是户籍人口的5倍;东莞市住户调查样本绝大多数是本地户籍人口;珠海市将抽到的非户籍住户从样本中剔除。如此带来的问题同样是样本在反映流动人口的生活状况时缺乏足够的代表性,因此对全市的代表性是有偏的。
三是样本户基本上是家庭户,不包括集体户,也不包括租房户。事实上,对于城市化发展较快的地区来说,以年轻人为主的集体户的比重往往较大;而城市化的发展,流动人口的增加,租房户比重也有增大的趋势。样本中缺少这部分信息,代表性是不全面的。
城市化趋势下完善相关统计方法的建议1、关于城市化水平。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城市化水平计量的研究。使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计量城市化率,基本上是从“量”上反映城市化程度,而且总会受到城乡区域划分和城乡人口定义的影响。同样的城市化率,其实质上反映的城市化程度,比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服务业发展情况,市民文化素质,科技创新能力,医疗卫生情况等,可能会有很大差异。因此,需要加强对城市化“质”的研究力度,研究设计出具有较好代表性的真正体现城市化发展方向的综合指标体系,从“质”的方面对各地的城市化发展水平进行测评。
考虑到从“质”出发计量城市化水平具有针对性强、通用性差的弱点,应将这一综合指标体系与作为目前流行的反映城市化水平“量”的大小的城市化率指标结合起来使用,这样既可以避免把城市化率简单地当作一个城市现代化的指标来追求,在城市化问题上玩数字游戏,同时可以通过这两种指标的不同组合,总结出城市化发展的不同模式和路径,从而引导城市化向重视质量、重视可持续发展的更科学、理性的方向发展。
2、关于人口统计。鉴于非普查年份的人口统计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安系统的力量,根据广州市公安局在非农业人口统计方面的改革经验(即非农业人口由过去长期以来沿袭的按户籍性质分类统计转为按地域属性统计),建议国家统计局与公安部门合作,从全国的角度共同研究规范、标准的城乡划分标准和流动人口调查统计方法,并将公安系统的流动人口稽查工作与统计系统的流动人口调查工作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公安系统庞大的网络和统计系统的统计力量,共同做好非普查年份的流动人口调查统计工作和城乡人口统计工作。
关于城乡的划分,由于在城市化过程中各地在确定乡镇“城区化”(比如将县改为市或区,将镇改为区或街道,村委会改为居委会等)方面缺乏规范统一的标准,因此,对于街道办事处地域仍应有其他相关指标作为城乡划分的参考。
比如,建议增加从事非农业生产人口比重(比方说将这一比重设为70%)作为一项划分城乡的附加控制指标,即可避免完全因行政性“城区化”改变地区城乡属性情况的发生。
关于人均GDP的计算。国家统计局最近已发文明确规定各地人均GDP的计算要使用常住人口而不是户籍人口,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全国各地的统一协调,尤其是要做好人口流入流出的调查统计,否则在计算中容易产生重复或遗漏。目前各省基本可以通过每年一度的千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统计出人口流入、流出的数据,但地市一级的流动人口统计无论是流入地区还是流出地区都存在一定的困难。为此,建议各地市在计算人均GDP前应将使用的常住人口数据上报省统计局,由省统计局根据全省流入、流出数据调整后再进行计算,避免出现系统偏差。
城乡人口流动趋势范文2
关键词：人口状况 城乡关系 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11-008-03
一、从人口分布特征看中国城乡的区域差异
（一）四大区域城市规模结构的差异
根据中国城市的地域特点，我们将其划分为四个区域进行研究，分别是：东部（包括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中部（河南，山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西部（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以及东北三省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
根据《2009中国统计年鉴》，截止2008年末，中国内地（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共有287个地级城市。其中，东部地区有87个地级市，占全国地级城市总量的30.3％；中部地区有81个地级市，占28.2％；而西部地区有85个地级市，占29.6％，东北三省地区有34个地级市，占11.8％。
目前我国城市规模的划分，主要是依据市区（不包括市辖县）非农业人口的数量。20万人口以下的为小城市，20万至50万人口的为中等城市，50万至100万人口的为大城市，100万人口以上的为特大城市。
从城镇规模结构上分析四大区域的差异。首先，从整体上看：特大城市主要分布在东部，在全国122个特大城市中，东部占41.0％（50个），中部和西部各占27.0％（33个）和24.6％（30个），而东北三省占7.4％（9个）。大城市在四大区域分布较均匀，差异较小。中等城市主要分布在西部（51%）和中部（23.5%）。而小城市也主要集中在西部（75%）。
其次，从各区域内部结构看，四大区域也存在着明显的结构差异。东部地区以特大城市居多，占到57.5%，且拥有如北京、上海等具有强大辐射带动效应的特大中心城市（400万人口以上，也称超大城市），城市结构呈倒金字塔状。中部地区大城市与大型城市数量基本持平，中小城市所占比例较小，但缺少具有强大带动作用的特大中心城市。西部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数量几乎均等，但中小城市较多。东北地区是老工业基地，因此以大城市为主。
综合来看：东部地区城市体系较为先进，带动作用明显，发展迅速；中部地区地域紧凑，城市规模发展差别不大，形成了稳健的发展势头；西部缺乏大型城市的带动作用，发展较为缓慢。东北地区虽然大型城市所占比例较高，但考虑到当时该地区老工业基地建设对大城市形成的影响和推动，并不能完全体现出城市化水平，并且该地区城市数量明显偏低。城市规模结构上的差异，表现出不同的人口分布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地区发展水平。不同的发展水平，对于城镇化进程的作用是不同的，进而产生了不同的城乡关系。
（二）四大区域城镇化水平差异
通过对2008年中国各省市区的城镇和乡村人口所占比重计算得出，各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差异较大，东部和东北城镇化水平较高, 中部和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接近，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中国社科院报告称，截至2009年，我国城镇化率为46.6％，未来15年内，我国仍将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化水平预计超过50％。从表3中可见，目前东部和东北地区城镇化水平已经超出“十二五规划”的目标，而中西部则还处于落后水平。在新一轮城镇化进程中，我们面临着一系列挑战，诸如怎样摆脱对土地资源的过度依赖，如何有效维护征地农民利益，怎样确保新增城镇化人口获得同等社会权益等。
“十二五规划”提出：城镇化工作应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积极稳妥的推进城镇化。尽管如此，由于不同的城镇化现状和目标，各地的发展策略会有所差异，进而对城乡关系产生不同影响。
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达且城镇化水平较高，正逐渐由中心城区的单极化发展过渡为大都市圈的多极化城市群，或把周边的小城镇纳入城市圈内，或构筑以城市中心与副中心相结合、市区与卫星城相连接的现代城镇体系，缓解中心城区的压力。因此会更注重城镇化的质量，而伴随着城镇化速度的稳定甚至适度放缓，城乡之间的差异会趋于减小，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异将会降低，城乡关系也会趋于和谐。东北地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曾在我国工业现代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遗留了很多问题。该地区城市建设较早，城市公共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制约了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在中西部地区，由于当前城镇化水平和未来五年的目标仍有较大差距，因此正在加快城镇化速度以减少和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中部地区缺少特大型城市，因此要大力发展城市群的建设，促进城市群内的资源优势互补。在西部，则要依托县城发展壮大一批中小城市，发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进入门槛较低、居民生活成本和就业成本便宜的优势。在追赶东部的过程中，中西部地区的城乡摩擦将会加大，城镇化问题将会较多。在西部，主要是因为收入水平较低导致矛盾凸显；而在中部则主要因为土地资源的紧缺和生活成本的加大。
（三）人口密度差异
从人口密度看，东中西三大区域人口空间分布区别较大，区域内部人口密度差异明显。根据《2009中国统计年鉴》统计数据，截止2008年末，全国总人口132802万人，全国平均人口密度为138人/平方公里。其中，西部地区总人口36523万人，平均人口密度为53.2人/平方公里。中部地区35466万人，平均人口密度345.2人/平方公里。东北地区10874万人，平均人口密度138人/平方公里。东部地区47964万人，平均人口密度523.4人/平方公里。
不难看出，各地域人口空间分布差别较大。整体来看，东部和中部人口密度较大，东北地区人口密度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西部则较低。东部区域人口密度最高，内有较多地区，人口密度均远高于全国水平，一些地区甚至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十倍乃至数十倍。中部地区人口分布相对平均，各省人口密度差异较小。西部地区人口稀少，地带内部人口密度差异较大。
人口密度直接影响到城镇化进程的顺利与否。过高的人口密度为城市的进一步扩张带来阻力和困难，增加了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摩擦；过低的人口密度也不利于城镇化，因为这将导致人力资源的稀缺，也不利于人口在城镇的集聚。因此，从人口密度角度分析，我们认为中部地区处于城镇化的有利阶段。该地区既不缺乏必要的劳动力和人口，也不会因为过大的人口密度导致城镇化副作用。
二、从人口变化特征看城乡居民的福利水平差异
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日益丰富的物质保障，极大促进了中国城乡人口数量的增长、人口质量的提高以及人口文化程度的提高。同时，人口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及社会所能提供的福利水平。
（一）从城乡人口文化教育水平的变化看城乡差异
衡量福利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人均拥有图书数量和图书消费。据新华网报道，截止至2009年6月，我国在农村地区已建成9.2万家农家书屋，中央也在2009年给农家书屋加拨13.954亿元财政补贴。但是，这13亿人民币具体分摊到每个农民头上，则仍显得杯水车薪。尽管在过去的30年经济发展迅速，但农村人均拥有藏书量仍显匮乏，农民人均图书拥有量不高，除去学生课本不计，农民人均一年只有0.1册书，也就是说10个人一年才有一本书。而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9》有关数据，2008年我国地级市市辖区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1.1册，为农村人均拥有图书量的10倍，即使将市辖区扩大至全市范围，城市人均拥有图书藏书量也有0.57册。在图书购买消费上，城乡也存在较大差距。我国13亿人口中, 有9亿多是农民, 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比例大致为1:3。但近几年城乡图书销售却一直在3:1左右的比例徘徊, 城乡间的人口比例与图书销售的比例呈现出严重的颠倒现象。
教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财政的支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出发，提出了“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科教兴国”战略，颁布和实施了九年义务教育政策，并大力发展职业院校和高等院校，中国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据《2009中国统计年鉴》中关于2008年中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样本数据分析得知，与2007年相比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人口所占比重都分别上升了一个百分点。
从1985-2008年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一览表中可以看出，农村受教育情况也明显得到改善。详见图1。
从上述的分析中可以发现，中国城乡教育水平整体上均有明显的上升，接受教育的层次有很大提高，初高中表现明显。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城市接受较高层次教育的人口比重大于农村，尤其在高中及以上层次的教育水平。产生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城乡教育投入的差距性；城乡家庭收入中可用于教育方面支出的货币数差距；城乡居民对于孩子接受高层次教育的观念差距；城乡学生自身的文化知识构成的差距。
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日益减缓，农村剩余劳动力总规模已经从1.5亿~2.0亿减少到2000万~3000万，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总量优势趋于下降乃至最终消失。因此，我国经济竞争力越来越仰仗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归根结底在于教育发展的支撑。
（二）从城乡居民出生率、死亡率看城乡差异
近年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医疗技术不断提高和医疗设备日益完善，促使我国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出现一些变化。1990年至2008年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皆呈下降趋势，而2002年至2008年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又呈现稳步发展。
在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都呈下降趋势的同时，城乡出现了很大的差距。据克罗地亚全球卫生中心的研究人员的调研报告得知，从1990年到2008年中国儿童死亡率已经从每千名婴儿中出现64.60人死亡降至18.5，下降了71%，但农村地区的儿童5岁前夭折的可能性是城市地区的3至6倍。
同时，《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2008》中指出，2000年，城镇居民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75.2岁,农村为69.6岁，中国城乡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为13.8‰和45.7‰,农村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比城市高出3.3倍，中国城乡孕产妇死亡率分别为29.3/10万和69.6/10万,农村孕产妇死亡率比城市高出2.4倍。2005年，城乡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为10.7‰和25.7‰, 农村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比城市高出2.4倍。城乡孕产妇死亡率分别为25/10万和53.8/10万农村孕产妇死亡率比城市高出2.2倍。
（三）从城乡人口离婚率和结婚率的变化看城乡差异
中国人口受多种因素影响，离婚率和结婚率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变化。城乡人口的结婚率在不断增加的同时，离婚率也有所提高。相对于结婚率而言，离婚率的变化更大。据2010年2月3日的法制晚报报道，2007年，离婚登记的同比增长率高于结婚登记的数据，而2008年两者持平，到2009年，再次出现离婚登记的同比增长率高出结婚登记的同比增长率。2009年，我国民政部门办理离婚登记的夫妻有171.3万对，比上年同期增长10.3%, 高于办理结婚登记9.1%的增长率，结婚和离婚人数均连续3年呈现增长趋势。另据中国民政部门统计，1980年中国离婚对数为34.1万对，1990年为80万对，2000年为121万对，2003年为133.1万对，2005年为161.3万对。2008年民政部门登记离婚160.9万对，2009年前3季度，民政部门结婚登记744.7万对，民政部门离婚登记117万对。从上述的绝对离婚对数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离婚人数增加趋势迅速。
离婚人数的增加主要集中在城市区域和经济发达区域，农村地区或者偏远山区的离婚率较低。城市离婚率高于农村地区，可能主要由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第一，城市生活环境的变化较农村的更大，城市居民更易受到外界的影响；第二，城市居民的思想更加开放，经济独立性更强，而农村居民尤其农村女性仍存在大量的传统观念，对于家庭的依赖性更大。
（四）从城乡人口流动情况看城乡差异
人口的迁移往往受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环境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大了对沿海地区的政策扶持力度，加大沿海城市和重点城市的开放力度，引进外资，极大促进了东部地区的发展。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发展相对缓慢。城市的扩展，尤其沿海城市产业的繁荣使城市地区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城市拥有更好的医疗设施、更好的教育资源以及更好的人居环境等，这些必然促进大量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涌向沿海东部地区。1982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不过3000万人，到2005年已经达到14735万人。根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农民工检测调查摸底数据和我国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推算，截止2008年底，我国城市外来人口规模已达1.75亿人。
流动人口以农村人口为主，2008年城市外来人口中，来自农村的占74%，来自城市的只占26%。这主要是因为，自农村实行以来，随着农业科技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农村家庭所需劳动力开始减少，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恰恰满足了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由于东部沿海地区城镇化进程较快，因此农村劳动力出现了由农村地区迁往城市地区，由中、西部地区流向沿海地区以及由落后的农村地区迁入到较为发达的城市的趋势。
据最新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9》测算，2008年，东部地区的城市吸纳了67.4%的外来人口，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城市分别吸纳了16.1%和16.5%。自2003年至2008年农村外出劳动力数量在呈现出逐年增加的明显趋势，常住户外出劳动力数量也在逐年上升。流向东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人数基本维持在70%，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吸纳人数仍然只占较少部分。
同时，还可以计算出，目前劳动力外出的比例呈下降趋势。这可能是由于在城乡二元结构中，城乡劳动力转移已经到达了“拐点期”。
（五）从恩格尔系数看城乡差异
恩格尔系数（个人食品支出总额占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是衡量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根据中国农业部的统计数据，1978至2009年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恩格尔系数如表5所示。由表5还可以得到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的趋势图，如图4所示。
可以由表5和图4看到，我国城乡恩格尔系数均呈下降趋势，但二者之间长期存在着较大差距，尤其是在2000―2005年间，长期徘徊在8.5之上。较高的城乡恩格尔系数差会加剧城市化进程中的摩擦与矛盾，不利于城乡一体化进程。与此同时，近年来国内物价一直面临通胀压力，尤其是食品类商品的物价飞涨。在此背景下，恩格尔系数较高的农村地区抵御通胀的压力会更大。可喜的是，近年来这一差值正在逐渐缩小。在新的“十二五规划”中，减小城乡收入差距是一个主要目标。
在上述分析中，我们发现，无论是城乡受教育程度、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存活率，还是城乡人口的结婚率和离婚率、人口的流动，以及城乡恩格尔系数差值都反映出经济水平对人口变化的巨大影响。经济水平对于人口享受的社会福利有着巨大的制约作用，而福利水平又影响着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因此，要想改变人口变化的城乡差距，必须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提高该地区的福利水平，以改善人口的居住环境、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条件、提高人口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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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人口流动趋势范文3
关键词：学前教育；资源需求；学龄人口预测；
作者简介：黄媛媛，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师；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积极发展学前教育，到2020年，普及学前一年教育，基本普及学前两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学前三年教育”；党的十进一步强调，要“办好学前教育”。可见，学前教育的发展已经成为国家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也对学前教育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结合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适龄人口分布、变化趋势，科学测算入园需求和供需缺口，确定发展目标”。因此，为实现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目标，需对学前教育阶段学龄人口的变化和教育资源需求进行预测。本研究在对我国2013—2020年学前教育阶段城乡学龄人口数量进行预测的基础上，对未来几年全国城乡幼儿园、专任幼儿教师和保育员、学龄人口人均经费以及硬件设施等需求量进行推算，以为政府制定学前教育发展规划等提供科学可靠的参考依据。
一、学前教育阶段学龄人口预测
国内已有对学前教育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提出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大多通过某一地区的实证调查来分析学前教育阶段的幼儿园数、经费、师资等资源配置情况[1]，而对全国范围内的整体需求研究却较少。二是对人口与教育关系的研究主要放在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2]，而对学前教育阶段人口与教育发展的研究涉及甚少。三是对各类教育的学龄人口预测，大都是对总量进行计算[3]，鲜有区分城乡学龄人口的。本研究是采用人口预测软件、公式对我国城乡学前教育阶段学龄人口进行预测，预测未来几年学前教育人口数的城市、农村变动趋势，从而合理配置城乡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公平，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一)学龄人口预测工具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人口预测软件(CPPS)的公式为预测工具，并根据公式所涉及的几个要素，进行推测统计分析。
1.预测年龄段。
根据《幼儿园工作规程》规定，幼儿园适龄幼儿为三周岁至六周岁，幼儿园一般为三年制。因此，在预测2013—2020年某一年段学龄人口时，将当年应为3—6岁的幼儿作为预测年龄段。
2.测算基数。
(1)以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的全国城市、县镇和乡村分年龄、性别的人口数据作为预测基点，根据是否有城乡户籍和本研究的需要，将城市与县镇的数据统一归为城市数据，镇以下的数据视为农村数据。(2)出生数采用统计年鉴公布的2009年度数据。联合国2003年对我国总和生育率(totalfertilityrate，是指该国家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设定值为1.83—1.86之间，国家计生委公布的2000年总和生育率为1.80左右，综合考虑，本研究将基期总和生育率定为1.8。[4]
3.预测工具。
年龄人口数量变化取决于三方面因素，即进入、退出和死亡。其中，进入和退出由年龄因素和迁移因素来决定。[5]本研究除预测我国学前教育阶段学龄人口总数外，还要对城乡学龄人口分别进行预测，因此需要考虑城市化率和农村学龄人口迁移率。人口测算使用人口预测软件(CPPS)，参照CPPS人口预测公式作为学前教育阶段学龄人口预测工具(公式)如下：
式中x的取值范围是3—6岁；由于教育政策(如《教育规划纲要》)制定的时效性，t的取值范围截止到2020年；nPt1(x)是在t1时刻年龄在x岁至x+n岁的人口数；nPt2是在t2时刻年龄在x+n岁至x+2n岁的人口数；nMPt1(x)为在t1时刻年龄在x至x+n岁的农村迁出人口数或城市迁入人口数(本研究在预测城市学龄人口时，取nPt1(x)+nMPt1(x)；在预测农村学龄人口时，取nPt1(x)-nMPt1(x))；nL(x)是确切年龄在x至x+n岁的队列存活人年数；nL(x+n)是确切年龄x+n至x+2n岁的队列存活人数。
nFPt1(x)为t1年度内x至x+n岁的农村学龄人口数；nMIG(x)为年龄类别人口迁移率。
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2000年全国3—6岁年龄段流动儿童约为223万，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约2.3亿，[6]数据整理得到3—6岁年龄段流动儿童约为512万。通过这10年的平均人口增长速度推算，2011年3—6岁学前教育阶段流动学龄儿童比上年增长5.64%。同时，依据我国目前到2020年的城市化发展特征，假设学龄人口的迁移是从农村向城市单向迁移模式，其迁移率的增长速率与城市化率的增长速率一致。[7]已有预测研究表明，2009年到2020年，我国城市化率年平均增长1.03%。[8]因此，可以算出2013—2020年学前教育阶段学龄人口迁移率预测值。
4.根据已有文献研究发现，人口预测通
常采用高、中、低三种方案进行，得到三组不同结果。中方案被认为是最可能的方案，所以本研究将采用中方案所得结果。
(二)学前教育学龄人口预测结果
1.总体概况
2013—2020年我国学前教育阶段学龄人口数总体上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2015年达到峰值5852.62万，从2016年开始逐年下降，到2020年全国学前教育阶段学龄人口为5640.43万人。这种现象主要是在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生育率持续下降后的结果。
2.城市和农村概况
由图1可以看出，2013—2020年我国城市和农村学前教育阶段学龄人口的变化趋势有差异。其中，城市学龄人口数从2013年的2489.42万增加到2020年的2757.77万，增长率为10.8%。农村学龄人口数则由2013年的3234.23万下降到2020年的2882.66万，减少了351.57万。城乡学龄人口数量在2020年基本接近。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跟随父母进城或在城市中成长起来的学前教育阶段学龄人口越来越多，呈现出城市学龄人口增加与农村学龄人口下降的趋势。
二、城乡学前教育学龄人口预测结果对学前教育资源的需求
根据以上我国2013—2020年城乡学前教育学龄人口的预测情况，本研究对学前教育发展资源需求，如幼儿园数、在园幼儿数、幼儿园教师数、教育经费数和硬件设施等进行探析。
(一)城乡在园幼儿数和幼儿园数需求预测
基于《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2020年“学前三年毛入学率达到70%”的发展目标，本研究对2013—2020年全国城乡学前教育在园幼儿数进行推算。同时，参照《城市幼儿园建筑面积定额(试行)》中关于幼儿园规模的规定，计算出未来幼儿园的需求数，进而得出幼儿园数量上所存在的供需缺口。
1.在园幼儿数
2010年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我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为56.6%，根据《教育规划纲要》中的学前三年毛入园率发展目标，研究假设城市和农村的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学率年均增长1.5%，虽然实际上不可能每年都是这个水平，但考虑到本研究属于趋势性研究，这种误差对结论的影响可忽略不计。由公式(学前教育毛入学率=在园学生人数/户籍所在三周岁以上六周岁以下适龄儿童总人数)可以算出2013—2020年城市和农村的在园幼儿数。
2013—2020年我国在园幼儿数整体呈逐年上涨趋势，到2020年将达到4038.55万人，比2010年的2976.67万人[9]增加了1061.88万人。其中，城市在园幼儿数增幅较大，增长约30%。农村在园幼儿数则从2013至2017年逐年增加，2018—2020年呈缓慢下降的趋势，2020年城市为1974.56万人，农村为2063.98万人。
2.幼儿园需求数
根据办园规模要求，本研究将每所幼儿园规模定为6个班，每班30人。基于在园幼儿的预测结果，可以得出2013—2020年所需幼儿园数：2020年幼儿园需求总量为22.44万所，与2010年幼儿园数15.04万所相比，供需缺口达7.4万所。
2010年，我国城市(含县镇)幼儿园7.88万所，农村幼儿园7.16万所。[10]预测结果表明：城市幼儿园需求量呈逐年上涨的趋势，到2020年，达到10.97万所。为“弥补”供需缺口，城市每年需新增幼儿园约3000所。而农村幼儿园需求量也呈现出先增后降趋势，2017年需求量最大，为11.56万所，2020年下降到11.47万所，但仍比2010年的增加了4.31万所。
(二)幼儿园教师需求预测
入学人数的统计是教育投入目标的基础，而师资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教育投入部分，对于师资的预测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师生比。[11]2013年1月教育部新颁布的《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暂行)》中规定“全日制幼儿园每班配2名专任教师和1名保育员，或配备3名专任教师。”本研究在预测需求时，按每班30人，平均每班配2名专任教师和1名保育员的标准来计算。
1.幼儿园专任教师需求量
从图4可以看出，2013—2020年我国幼儿园专任教师和保育员需求总量均呈增长趋势。2020年专任教师需求数将达269.24万，与2011年的131.56万名专任教师相比[12]，每年需新补充约15.52万名。
预测结果表明，2020年城市幼儿园专任教师需求量为131.64万，与2010年城市(含县镇)的86.84万相比，每年需补充约4.48万名。农村幼儿园专任教师需求量在2017年最多，而后逐年下降，到2020年需求量为137.60万，而2010年我国农村幼儿园专任教师数仅有27.58万，每年需要增加约11万名。所以，未来几年我国幼儿园专任教师的补充工作重点在农村。
2.幼儿园保育员需求量
到2020年我国学前教育阶段需要保育员134.62万名，与2010年的16.03万相比，供需缺口为118.59万。另外，2010年城市(含县镇)幼儿园保育员为12.11万，预测结果显示，2020年城市保育员需求量为65.82万，为达到需求量，需要按年均5.37万人的速度进行补充。而农村保育员需求量从2013年的需求量65.22万增加到2020年的68.80万。2010年我国农村幼儿园保育员仅有3.93万，所以每年需补充近6.49万名。
(三)幼儿园硬件设施需求预测
根据国家教育委员会(现教育部)和建设部出台的《城市幼儿园建筑面积定额(试行)》规定，幼儿园建筑面积主要分为园舍建设面积(活动及辅助用房、办公及辅助用房、生活用房)和用地建筑面积(建筑占地、室外活动场地绿化及道路用地等)。本研究将这两方面作为幼儿园硬件设施的计算指标，根据每园180人，生均园舍建设面积9.9平方米，生均用地建筑面积15平方米的规定，又基于在园幼儿数量预测结果，可以得到2013—2020年幼儿园园舍建设面积和用地建筑面积需求量。
2009年我国幼儿园用地建筑面积22257.38万平方米，园舍建设面积11693.24万平方米。[13]根据预测，我国2020年幼儿园用地和园舍面积需求量分别为60578.25万平方米和39981.65万平方米。
2009年我国城市(含县镇)和农村幼儿园用地建筑面积分别为14193.14万平方米和8064.24万平方米；园舍建设面积分别为8787.19万平方米和2906.04万平方米。从图6和图7显示的预测结果看，无论是用地面积还是园舍面积，城市幼儿园的需求量均为上升趋势，而农村需求量依然是在2017年达到最高后，之后开始下降。到2020年，城市和农村用地面积需求量分别为29618.40万平方米和30959.70万平方米；城市和农村园舍建筑面积需求量分别为19548.14万平方米和20433.40万平方米。
(四)学前教育生均经费需求预测
由于我国对各级教育的生均经费并未制定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国际上也无可以参照的标准，因此，本研究选取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生均经费指数(Ce，即生均经费/人均GDP)这一指标来计算学前教育生均经费[14]。
首先，对我国人均GDP进行预测。以2010年人均GDP达30015元[15]为基数，结合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和人均GDP年均增长8%的预测值[16]，可以得出2013年至2020年我国人均GDP值。结果表明，2013年和2020年我国人均GDP将分别达到37810.26元和64800.31元。
其次，2010年我国学前教育生均经费821元[17]，因此可以算出学前教育生均经费指数为0.03。假设该指数从2013—2020年保持不变，便可以推算出2013—2020年学前教育生均经费。结果显示：2013年和2020年学前教育生均经费分别为1134.31元和1944.01元。在现有基础上，2013年至2020年学前教育生均经费平均每年需增加10.05%。
为预测城乡学前教育生均经费的需求，先要计算出城乡人均GDP值，由于统计年鉴中人均GDP值没有区分城乡，本研究将东部和西部的人均GDP平均值分别作为城市和农村人均GDP值。2010年我国城市和农村人均GDP分别为44195元和16615元，按每年增长8%计算，到2015年城乡人均GDP分别达到64937元和24413元；2020年城乡人均GDP年分别达到95414元和35871元。
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也没有区分城乡学前教育生均经费统计数据，因此也将东部和西部的生均经费平均值分别作为城市和农村生均经费值。2010年我国城市和农村学前教育生均经费分别为1497.24元和705.62元，按生均经费指数0.03和已推算出的城乡人均GDP值，可以得出2015年城市和农村学前教育生均经费分别为1948.11元和732.39元；2020年城市和农村学前教育生均经费分别达到2862.42元和1076.13元。
三、城乡人口结构变化下学前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建议
根据学龄人口的预测，本研究提出了我国2013—2020年学前教育资源配置需求的构想，为进一步科学合理地解决城乡学前教育资源需求问题，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探索多种办园模式，满足城乡学龄儿童入园需求
积极发展公办园，大力扶持民办园。2013—2020年我国幼儿园需求量较大，只是依靠政府的力量办园，是非常有限的。除了发展公办园外，促进民办园发展也十分重要。2011年，我国民办园11.5万所，占幼儿园总量的69%，民办园已成为办园形式中的重要力量。因此，要继续加大对民办园的支持，如减免租金、以奖代补，民办公助等，保证其获得公平的发展机会。
探索多种办园模式，满足入园需求。若按全国60多万个行政村300多万个自然村为基数来计算，到2020年基本普及学前三年教育，至少需要建设几十万个农村幼儿园。[18]其中，要重点推进没有中心园的乡镇建立中心幼儿园，满足当地儿童的入园需求。采取村与村联合办园、小学举办学前教育班等多种形式来方便当地幼儿就近接受学前教育。
(二)重视对教师的培养和待遇提高，稳定农村幼教队伍
我国学前教育师资普遍存在“量少质差”的问题，而随着学前教育的迅猛发展，这个问题会更加凸显。因此，补充教师数量和提高教师质量十分重要。在对重庆、贵州等地的农村幼儿园调查中发现，师生比大都在1∶50和1∶60之间，且代课、兼任教师数量居多，没有配保育员。为达到国家规定的配备标准，2013—2020年需大量补充幼儿园专任教师和保育员。2009年全国学前教育本、专科招生共计3.2万人，中职招生24.4万人，[19]三类总和才达到总需求量的1/10左右，因此需要通过多种途径来补充幼儿教师。
主要通过“转”和“引”补充城乡学前教师资源。当前农村中小学校由于义务教育阶段学龄人口大量减少，对教师的需求也随之减少。可以从中小学富余教师中挑选学历合格人员，通过转岗培训充实到幼儿园；另外，可以大力发挥中等职业学校农村幼儿教师定向培养的作用，保证农村幼儿园师资来源数量。此外，还可通过发放津贴、贷款减免、住房福利等措施吸引一批毕业生到农村幼儿园工作。
保障教师合法权益，稳定现有师资队伍。针对农村幼儿教师收入低、环境差、流失严重等问题，政府应出台激励性政策，给予农村幼儿教师额外补贴和创造专业发展机会。适当放宽优秀农村教师参与职称评定的条件，制订符合农村教学实际的职称评定标准和选拔程序，提高获评比例，激发农村幼儿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从而达到保留农村师资的目的。
(三)规范布局调整，做好幼儿园标准化建设
根据预测结果，2013—2017年我国农村幼儿园用地面积和园舍面积需求量均不断上升，因而大量补充幼儿园用地，加快建设是该阶段的主要任务，但应该注意，2018—2020年农村幼儿园的建设用地需求量开始缓慢下降，新建、改扩建工程就应进行相应调整。
目前，城市中存在着大量高标准、高配置、高收费的幼儿园，而农村又普遍存在室内外活动面积小且有安全隐患的民办园。对于城乡幼儿园硬件设施上的差异，地方政府应根据具体情况，做好幼儿园的标准化建设，特别是要出台针对农村幼儿园的建园标准，严格依据该标准，定期对幼儿园进行检查评估，消除幼儿园的安全隐患。对农村“危房”幼儿园进行改建，重点是将幼儿园规划建设与城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做到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到位。[20]
(四)增加政府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合理分担成本比例
城乡人口流动趋势范文4
一、城镇化健康发展要扭转一个观念，破解三大问题
（一）扭转一个观念
关于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到底是“因”还是“果”的讨论一直存在。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来看，城市是产业结构演进和经济发展自然结果，而不是原因，这让很多人不理解当前我们将推进城镇化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当前提出的将城镇化作为“新四化”之一，并不是要超越这一规律，而是要补课，因为按照常住人口计算，2012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是52.6%，如果把2.6亿流动人口扣除以后则是35%。显然，如果能把这2.6亿人以及每年增加的一千多万流动人口逐步稳定在城镇，其经济意义是非凡的。
（二）破解三大问题
当前，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很多问题可以归结为“人、地、钱”三个问题。对这三个问题的认识将直接影响户籍制度、土地管理制度以及地方融资平台等改革进程。
一是城市要“地”不要“人”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发展依靠的是高资源、高投资，农村人口的富裕使得劳动力并不是一个现实的制约因素；另外，在我国东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加工贸易的体量很大，加工贸易的“两头在外，中间在内”的产业结构所需要劳动力的年龄结构相对稳定在18—35岁，也就是说不是城市排斥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而是总体上的经济结构无法容纳增速太快的城市人口，至少这个过程是缓慢的。近年来，城镇化进程中人地两张皮的经济基础正在发生变化，这一变化最突出的就是“民工荒”的频繁出现以及以扩大内需为重点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因此，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将成为一个顺势而为的重大政策突破点，但是也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二是城乡分割的土地管理制度是很多经济问题的病根所在。当前，城乡分割的土地管理制度的弊端已经显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经济落后的偏远农村宅基地的闲置问题，据统计，全国农村10%的宅基地是废弃的，空心村现象已经更加突出，这与城市建设用地的紧缺形成明显对比；城市近郊的“小产权房”现象愈演愈烈，事实上，“小产权房”现象是城市居民面对城市高房价和郊区农民应对城乡土地“剪刀差”的结合。高房价的危害不仅仅体现在房地产泡沫侵蚀实体经济，还会制约服务业的发展，而服务业的发展对于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就业等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当前的建设用地中，城市占1/4弱，而县城和小城镇约占1/4，而农村则占了将近1/2，显然，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实现有效的城乡建设用地的转换以及建设用地和耕地之间的占补平衡极其重要。
三是土地财政的痼疾不除，经济发展方式难转。在过去的10多年中，中国城市的面貌焕然一新，土地财政功不可没，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体制寅吃卯粮的弊端就更加显现，是城市房价“越调越高”的根本原因。随着当前地方融资平台风险越来越大，要破解这一难题已需尽快提上议程。除了尽快出台房产税等财产税增加地方政府税收来源，完善财税体制实现财权和事权的对等以外，尽快创新城镇化融资模式，推进民间资本进入城镇建设将是一个更加迫切的议题。
二、几点建议
（一）城镇化模式选择需遵从经济规律
我国未来应着力于三种不同的城镇化模式，分地区分类型制定政策即服务于引领中国经济全球竞争力提升的特大城市及其城市群，服务于大规模流动人口返乡后创业定居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以及服务于传统农村地区人口高度聚集以后，自动享受城市经济文化辐射的就地就近城镇化。
（二）要善于借鉴国际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经验
一是要强化中央政府制定和执行城镇化战略规划的主导作用，二是要走公共交通导向的集约紧凑型而非小汽车导向的无序蔓延型城市建设道路，三是适时大力推动城市群和城市圈的发展并要防止地产泡沫的形成，四是重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作用，五是城镇化推进要择机提速也要防止过度，六是城镇化离不开农村的健康发展等等。
（三）推进更加吸纳高质量就业的城镇化
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核心是不断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如果没有更多的高质量的就业机会，结果就是走向了一条高城市化率，但是低城市化质量拉美化的道路。在各地的实践中，以创业带动就业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将更多制约群众创业的不合理法规废除，鼓励更多民间资本开办小微企业，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关键。
（四）加大城镇化投融资的创新
扩大城镇化的融资渠道的创新势在必然，尤其是在当前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将社会资金稳步吸引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养老、教育和医疗设施建设应该加大力度。有利于吸纳过剩的流动性，也会将城市建设的资金缺口问题逐步弥补。让地方政府逐步回归到公共服务的本职上来。
（五）破解大城市不“大”，小城市不“小”的难题
大城市的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大量高端产业和医疗教育等都集中在城区，这些功能扩散不出去，北京等大城市应该继续开放户籍制度，向更多的高技术人才、更多的懂技术的人放开，继续通过更快捷的交通等方式与河北、天津等连接，把城市的空间和功能继续扩张。不仅仅可以缓解城市内部的人口和交通等压力，还可以带动整个都市圈的发展。也就是说，就当前阶段而言。我们还是要承认一点，就是让大城市更大，以便形成扩散效应，形成城市群。而小城市则适度控制空间扩张速度，让更多的人气和产业集聚，避免土地财政推动下的“鬼城”现象的继续蔓延。
（六）构建城乡联动的系统化改革
城乡人口流动趋势范文5
关键词：表格形；柱状形；折线形；条状形
初中思想品德课的图表题是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情感、树立主人翁观念的内容之一。通过此项练习，可以使学生掌握图表题的解题方法，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培养学生从图表中提取和分析信息的能力，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笔者根据自己从教多年的经历，将图表题的解答方法小结如下。
一、典型例题分析
2016年1月20日，国家统计局我国经济增长数据：
问题：“图表”（含注）反映出哪些经济信息？（从四个方面回答）
1.教师引导学生共同归纳例题答案
看图表纵向比较发现，城乡居民2015年收入比2014年高，得出信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加。（看“图表”，和自己纵比，看趋势。）
看图表横向比较发现，城乡居民2014年和2015年收入有差距，得出信息：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存在差距。（看“图表”，和别人横比，找差距。）
看标题明确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得出信息：我国经济增长迅速，综合国力显著提高。（看“注”和标题，补充）
透过现象看本质纵横比较得出信息：我国现在达到的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不平衡的。（透过现象看本质）
2.教师引导，师生共同小结图表题答题思路
（1）看：寻找答题的角度。一看“标题”：确立主题，选择有关思品原理。二看“内容”：和自己比看发展、进步或提高；和别人比找差距、问题。三看“注”：补充、解释，这个信息不可忽视。四看“本质”：课本知识即问题本质，可参考标题或者小注中内容得出。
（2）标：寻找图表与教材的联系。标出与知识点有关的关键词；标出体现题型的关键词；标出体现回答问题切入点的关键词。
（3）落实：落实答案。落实答案要点数量（可以根据分值判断）；落实表叙方法：用思品原理表达、用规范语言文字表叙（忌用口头语、忌抄图表中数据）；落实答案：先写现象（图表直观表现的东西）再写本质（思想品德课知识）。
二、跟踪练习一：关注过去五年青岛城乡居民收入情况
根据上述表格回答问题：上述图表告诉我们哪些可喜的变化？图表中还告诉我们社会发展中存在什么问题？（从两个方面回答）
教师引导学生参考例题，纵向和横向比较回答。然后给出参考答案：过去五年青岛地区生产总值、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大幅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三、跟踪练：观察“农村人口与城镇人口比例图”
问题：观察“农村人口与城镇人口比例图”（含注），试着用自己的语言表述我国人口比例变化情况。
教师引导：做思品题要做到两点：一是联系思品课本知识；二是要迁移运用基本原理。
学生分组讨论然后回答问题。经过分析共同归纳出参考答案：看表格内容，得出要点：1949～2011年间，我国农村人口比例下降，城市人口比例上升。观察2008至2011年城镇人口增减特点得出：2008年―2011年间，二者比例基本达到1：1。通过此线状形图表透过现象看本质归纳得出：图表信息说明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城镇化水平提高。
城乡人口流动趋势范文6
摘 要：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不仅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本文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动因的最新研究进行综述，并藉此提出新的研究思路。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动因；研究进展
当前，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减少农业剩余劳动力、解决“三农问题”、提高城市化水平、增大城市人口规模、增强城市集聚效应的必由之路，也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成为摆在我国政府面前的最重要问题之一。而要想顺利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我们就必须弄清楚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动因及其影响因素，本文将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动因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藉此提出新的研究思路。
一、基于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的研究
在理论研究方面，学者们基于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对劳动力转移动因进行了拓展研究。卢万青和李未无（2010）[1]着重考虑企业劳动力需求因素，修改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劳动力转移的动因为城乡收入差距，但沿海与内地收入水平不同，且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企业与高端劳动密集型企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所能提供的工资待遇也不一样，进而得出“民工荒”问题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但其基本沿袭了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的缺陷：农业工资不变，外生给定城乡收入差距。姚先国和来君（2005）[2]认为民工到城市打工的动力不是简单的两部门工资差异，而应使用城乡生活效用差异来度量，同时，农民收入也会随农民数量的减少而提高，并以此修正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发现，尽管两部门工资率仍然存在差异，但“民工荒”现象可能意味着均衡状况已经出现。但仍然是外生给定非农部门工资高于农业部门，没有建立起一般均衡模型以内生决定部门间收入差距，进而深入解释农业劳动力转移动因。
在经验研究方面，学者们也以事实和数据为依据，对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进行了拓展与检验。周平（2008）[3]以刘易斯模型为基础，用区域生产总值概念，以向量内积的形式建立简单计量模型，实证揭示了区域间收入差距是劳动力转移的要因；人口流动的主方向是人均区域生产总值较低的区域向较高区域的移动。刘建民和贺彩银（2010）[4]从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现实出发，将民营出口贸易引入拉尼斯-费景汉模型，并运用1996-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经验分析，结果表明：具有自生能力的民营非农业部门是容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经济部门，其对外贸易是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民营进口贸易在推动自身发生技术创新和加深劳动力使用偏向方面有正向作用，进而间接加快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这些经验研究虽然基于中国现实考虑不同因素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但它们都忽略了制度这一重要因素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二、基于托达罗模型的研究
在理论研究方面，学者们引入迁移风险和户籍制度等因素对托达罗模型进行了拓展。汪小勤和田振刚（2001）[5]认为Todaro模型忽视迁移风险对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建立了考虑城市就业、定居城市、城市收入等不确定性的劳动力乡城转移决策模型，认为导致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结果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是城市就业概率、转移者的择业能力等，由此提出选择合适经济增长方式、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等对策。廖淑华和余光英（2004）[6]指出，由于户籍及劳动力就业保护制度的限制，使得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形成了典型的城乡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决定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的原因不是Todaro模型的城乡预期收入差距，而是转移的预期净收入；并认为中国二元劳动力市场造成的工资歧视及劳动力进入成本不能解决城市的失业问题，相反会造成城市就业容量的损失。但上述研究都没有考虑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这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不符。周天勇和胡锋（2007）[7]则考虑农民流回农村的理性，即农民在城市里找不到工作时会流回农村，城乡人口流动一直保持均衡状态。同时假设农民迁移决策是家庭理性决策行为，一国劳动力和失业人口在农业部门、城市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的分布始终保持一种均衡状况，由此改进托达罗模型，得出相反结论：发展城市不仅能改善城市失业，而且能提高工资收入；而发展农业只能带来非常有限的收入增加，并会在农村积累更严重的隐蔽性失业。遗憾的是，其仍然是外生给定非农部门工资高于农业部门，没有建立起一般均衡模型以内生决定部门间收入差距，进而深入解释农业劳动力转移动因。
在经验研究方面，马颖和余官胜（2010）[8]将哈里斯-托达罗模型扩展到存在贸易开放的情形，认为如果一国的比较优势为制造品，贸易开放将会减少就业，利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也验证了其理论结论：当不考虑劳动市场刚性时，由于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开放能增加就业；而当劳动力市场刚性较大时，劳动力转移过程反而促使贸易开放减少就业。然而他们都没有考虑制度因素这一重要变量对劳动力转移动因的影响。席恒和周明（2008）[9]将农民工面临的制度歧视成本引入托达罗模型，并通过对乌鲁木齐市农建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的调研数据实证分析，发现：决定农村居民转变为农民工的根本动因在于比较转移前后的家庭收益和各种制度约束下的成本；制度性歧视对农村居民的迁移决策产生影响，最终造成了整个社会福利的损失。但其对于制度歧视成本也侧重于定性描述而没有量化。
三、基于推拉模型的研究
在理论研究上，程名望等（2006）[10]通过动态宏观经济学递归方法建立推拉模型表明，城镇的拉力、特别是城镇工业技术进步，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动因。基于宏观经济变量的logit模型和基于微观经济变量的描述性分析都很好地验证了该结论。研究同时表明，加强农村基础文化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深远意义，性别、家庭收入、区位等因素的差异也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有明显影响。由于程名望等仅仅建立了宏观理论模型而没有考虑微观行为，故也未能内生地解释农业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经验研究上，周孝坤等（2010）[11]基于城乡统筹发展视角，利用重庆1997-2008年数据，针对“推”和“拉”的因素分别建立模型定量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农村人均耕地减少和农业生产现代化的提高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推力”，而城市较高的收入和现代化水平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拉力”。此外，Li（2004）[12]运用重力模型，利用1990年人口普查和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全国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进行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人口乡城转移具有推动作用，而城镇失业率及工资水平的作用不显著。然而他们都没有考虑制度因素这一重要变量对劳动力转移动因的影响。
四、基于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的研究
在理论研究方面，Chen等（2003）[13]考虑工人的异质性建立了一个迁移模型，发现，即使迁移者的收入更低、风险更大，迁移也可能会发生。但仍然没有建立微观基础以内生地说明城乡劳动生产率差距，未能深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动因。
经验研究方面，朱明芬（2009）[14]基于在杭州务工的543名农民工1995-2008年的追述式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农民工家庭人口迁移态势、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发现：以新迁移理论为依据的家庭因素对农民工家庭人口迁移行为有较好的解释能力，在近14年中，杭州外来农民工家庭人口迁移发生率总体上呈逐年上升的态势，夫妻携子女迁移的情形日益增多，人口迁移间距越来越短，入迁居住方式更加城市化。然而论文没有考虑制度因素对劳动力转移动因的影响。盛来运（2007）[15]利用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理论从个体、家庭、社区和制度（使用家庭转包出的耕地面积占承包面积的比重来反映土地流转情况的制度变量）等多个层面对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了相关因素影响劳动力外出可能性的16个假设，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劳动力外出决策模型，利用中国农村住户调查34000户样本数据，对这些假设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新经济迁移理论在中国具有一定实用性。对于农民家庭来说，家庭相对剥夺感和市场流动性差增加了农民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对于家庭所在社区来讲，一个基础条件好和社会资本丰富的社区有利于推动农民外出，但过高的非农产业发展水平会降低本地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此外，土地制度对劳动力外出具有显著影响。但正如他本人所说“制度变量又是最难度量的，很难找到能充分体现制度影响的合适的制度变量放入模型。…，我们试着在模型中放入一个反映土地流转情况的制度变量”，可见，这种使用家庭转包出的耕地面积占承包面积的比重来反映土地流转情况的制度变量也是比较粗糙的。
五、总结性评论及启示
对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动因的最新研究，在理论上，大多是对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托达罗模型、推拉理论或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的进一步深化，但都不能内生决定城市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农村农业部门，农业劳动力转移只是外生力量作用的结果，因而无法深入解释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动因；经验上，大多忽略了制度这一重要因素对劳动力转移动因的影响，即便少数研究考虑了制度因素，但其对制度因素变量的选取也比较粗糙。事实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农业-非农业之间劳动生产率差距是其直接原因，但农业-非农业之间劳动生产率差距并非外生给定，而是内生决定的。因此，如何阐释农业-非农业之间劳动生产率差距，进而深入解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动因是我们将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同时，如何更合理地度量制度变量进行经验研究也是我们以后需完善的工作。（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现代化发展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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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平.二元经济理论与人口流动问题分析[J].经济问题，2008，（10）：40-2.
[4] 刘建民，贺彩银.民营对外贸易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基于拉尼斯-费模型的面板数据分析[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4）：72-7.
[5] 汪小勤，田振刚.论我国城乡人口迁移中的不确定性及其影响[J].中国农村经济，2001，（07）：61-5.
[6] 廖淑华，余光英.二元劳动力市场下的人口流动模型及其政策含义――对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一个修正[J].市场论坛，2004，（11）：64-6.
[7] 周天勇，胡锋.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反思和改进[J].中国人口科学，2007，（01）：18-26.
[8] 马颖，余官胜.贸易开放、劳动力转移和就业[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01）：156-60.
[9] 席恒，周明.转轨时期中国城乡人口流动决策动因研究[J].理论学刊，2008，（08）：77-80.
[10] 程名望，史清华，徐剑侠.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动因与障碍的一种解释[J].经济研究，2006，（04）：68-78.
[11] 周孝坤，冯钦，廖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0，（16）：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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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Chen KP，Chiang SH，Leung SF.Migration，family，and risk diversification[J].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2003：353-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