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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传播导论范文1
关键词：多媒体；教学；课程；生命科学
中图分类号：G64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23-0247-02
生命科学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其本质是研究生命现象、揭示生命活动规律和生命本质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既可以是组成生命现象的生物大分子，也可以是生物个体本身，甚至可以是生态系统和生物圈，生命科学的飞速发展对人类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的发展建设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目前人类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人口膨胀、食物短缺、能源危机、环境污染及疾病危害，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将依赖于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因此生命科学被誉为21世纪最活跃的学科之一，自然科学的前沿学科[2]。生命科学素养也是大学生综合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3]。目前，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为全校的各个专业的大学生开设生物类的课程，包括世界一流的大学，如麻省理工学院，就将生物导论等生物学基础课程开放给全校[2]。通过在大学课程中普及生命科学知识，增强生命科学素养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科学素质的手段之一。《生命科学导论》是高等院校面向全校各类专业，尤其是非生物科学类专业学生开设的基础课程。由于生命科学涉及面广、内容丰富，而且发展十分迅速，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同时学生的专业差异均进一步加大了生命科学导论的教学难度。随着多媒体技术的日益发展和成熟，在现代教学中，多媒体技术教学手段的应用已成为教学改革和发展的热点[4]。运用多媒体技术，通过PowerPoint、动画、视频等多种多媒体形式和生命科学相关的专业知识进行结合。将原先大量复杂的知识更形象地呈现在学生面前，与传统的板书教学相比，具有图文并茂，便于讲解和记忆的优点，可以更大程度地的活跃学生的学习情绪，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课程的教学效果，促进课程教学发展。
一、多媒体在《生命科学导论》课程中的应用
生命科学导论课程涉及了植物学、动物学、细胞生物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生态学及现代、生物技术等众多的学科和内容，涵盖的信息容量大、知识更新速度快、综合性强[3]。作为一门全校通识类的选修课程，《生命科学导论》所面向的是全校不同专业的学生，不同专业学生对生物学的知识具有不同的实际需求，教学过程中需要兼顾不同专业学生之间的基础差异性，因此在授课时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提供不同深度的教学内容。目前的多媒体教学的最主要方式体现在PPT教学，与传统的板书教学相比，PPT具有图文并茂，便于讲解和记忆的优点，对于生物专业知识接触较少的工科和文科专业的学生在学习非专业知识时也可以节省很多精力[5]。采用PPT进行授课，可以将学生的精力集中在听课而非记笔记上，提高了教学的效果，同时也方便学生在后期随时进行查阅和回忆之前的课程内容。对于有一定生物基础知识的农科和理科学生，具有一定生命科学相关基础的学生，应当适当地增加一些知识的深度，需要对基础的知识点进行讲解的基础上引入一些新的技术和研究，激发学生对于生命科学领域进一步进行探索和了解的欲望。然而，PPT的平面图像对于一些较为抽象和复杂的技术原理无法很好的进行展现，可能会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丧失学习兴趣。教学动画在国外生物方面的课程中已有不错的发展，许多优秀的教材中附带有大量的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动画，同时一些研究者也渐渐开始在论文中利用动画或者影像来更为直观地表述自己的结论，或是将制作的动画或影像连接到自身的主页上，帮助其他研究者进行了解[4]。在常规的平面图像中，筛选、引用和制作生命科学导论相关的教学动画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和吸纳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此外，目前国内外媒体制作了许多精美的纪录片，比如中央电视台制作发行的《森林之歌》系列、英国广播公司（BBC）制作的《生命》系列、美国公共电视网（PBS）制作的《自然》系列等，这些纪录片或介绍了自然生态的伟大，或展现了生命的神奇，或介绍了快速发展的新兴技术，均可以与专题内容相结合。通过观看纪录片，学生可以更直观地去了解新的研究进展，提升学生的兴趣，拓展学生的视野。
二、多媒体在教学中应用的优势
多媒体的应用在《生命科学导论》的教学中具有很大的优势。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课堂脱离了原先的板书模式，授课模式逐渐由文字化走向图像化，而图像化也开始脱离原先静态的模式，走向动态。例如，在进行动物免疫系统的介绍时，仅用文字配合图片的讲解的时候，对于有一定生物学基础的学生来说或许较易于接受，但是对于一些文科类的学生，较多专业信息的涌入和单一的过程示意图很容易使他们失去学习的兴趣，而如果将各类免疫细胞，如T细胞、白细胞、巨噬细胞等免疫细胞用卡通的形象描述出来，表述成为人体内的士兵，将免疫细胞对病原体进行防御的过程用动画表述出来。短短的几分钟的动画就可以将原先枯燥乏味的原理化虚为实，帮助学生对于人体的免疫系统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鲁迅先生曾说：“用活动电影来教学生，一定比教员的讲义好，将来恐怕要变成这样的。”在《生命科学导论》的教学中，纪录片的应用也是如此，特别是在生态环境方面的介绍中，由于课堂的局限性，许多学生对于生态环境的接触仅仅限制在了书本上的介绍，在对“生命多样性”一章进行讲解之时，文字和数据大段地标示出了目前生物多样性所面临的严重威胁，对于不少学生来说，因为没有切身的体会，很难感受到这些数据的冲击性。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许多国家都制作了精美的纪录片向公众展示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对于学生来说，在进行教学的时候适当地引入这些纪录片比单纯的罗列数字更能够让他们理解环境保护的意义。例如《最孤独的动物》这部纪录片，表述了包括孤独乔治在内的若干种已灭绝或濒临灭绝的生物的困境，这些生物的日常生活、生存环境以及那些为保护他们而努力的生物学家的工作都通过摄像机直观地展现在了学生面前。引发他们的思考和对环境保护的意识。此外，生命科学作为21世纪的领军学科之一，其发展日新月异，通过书本进行知识传播的更新频率有限，学生无法通过书本的学习了解到新兴研究的发展。多媒体则不同，新的信息影响可以通过网络和电视平台进行传播，将其适当地引入到课堂中，不仅丰富了学生的知识储备，也扩展了教学内容。
三、多媒体在教学应用中的弊端
虽然多媒体在教学中的应用优势明显，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幻灯片、动画等影像的使用，其原始目的是使学生能够将精力集中在听课而非记笔记上面，但是也会导致部分学生上课不认真，在课堂上不去记录笔记和听课，下课后直接拷贝课件，这反而失去了学习的积极性。其次，过多地引入动画和视频有可能分散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有一种走马观花的感觉，相较于文字，影像固然更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然而学生会存在抓不住重点，难以对影片中的专业知识点进行归纳总结的状况。导致无法达到教学目的，教学质量反而下降的情况[4]。同时，引入影像进行教学有可能会使学生忽视了教师的主导地位[6]。在课堂上，教师的主要工作是引导学生去理解和吸纳新的知识信息，多媒体作为一个辅助工具，应该起到帮助学生理解、掌握知识的目的，但是并不应该取代教师的作用。若是教师过于依赖于多媒体的帮助，反而会丧失了其在课堂中的主导地位，导致无法正常地与学生进行交流，从而致使无法完成教学目标。
四、结论
综上所述，在进行《生命科学导论》的教学中，适当地引入多媒体形式的教学更有助于学生学习和理解生命科学知识以及熟悉生命科学技术。相较于传统的板书模式，多媒体的应用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所需接受的知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升教学质量。然而，凡事有利则有弊，过多地引入多媒体动画、影像等资源则容易使学生失掉重点，在学习理解上存在偏差。而教师如果过度地依赖于多媒体，则会导致无法进行正常的教学活动，丧失其在课堂上原有的主导地位，多媒体的应用反而会带来负面的效果。因此在使用多媒体教学的时候应该遵循适度原则，教师应当及时地帮助学生进行归纳总结，从而保证教学质量，提高教学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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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厉建中，胡振林，邱磊，等.多媒体在专业课《基因工程药学》教学中的应用[J].陕西教育（高教版），2009，（10）：333.
[5]高勇，陈建民，王汉林.多媒体动画在基因工程教学中的应用[J].教育研究，2015，25（2）.
科学传播导论范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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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传播导论范文3
关键词生命教育课程探索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
生命科学是与人、社会、环境结合最紧密的学科，面向大学生开设生命科学课程是通识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校生命科学导论通识课程自2008年以来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教学经验，教学内容在趣味性、可操作性以及规范性，重视对非生物学专业学生的授课方式，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创新意识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反思教学的基础元素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授人以渔，不如授人以欲。”一个好的称职的教师，不但要给学生以知识，还要教会学生自学的方法。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是影响教学有效性的最重要的因素，教师的整体综合素质和情感操守等对教学效率具有重要影响。团队成员在承担《生命科学导论》课程以来，一直在不断丰富专业知识，“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要改变教学思维，首先改变我们自己。为此我们采取了多种方式提高、升华和创新自身教学水平。
1.1学习优秀团队经验
为提高自身素养，2013年我们邀请清华大学名师吴庆余教授来我院座谈教学经验，分享教学科研成果；2014年课程组11人先后到清华、北大、浙大、上海交大、同济大学等高校观摩学习、取经交流座谈；每年派数名教师参加在广东、福建、山东及本省的教育教学研讨会；定期开展本学院课程组任课老师的互学教学交流。每一次学习都受益匪浅，不仅增加了知识的积累，在交流中也增加了个性的塑造，对生命前缘的理解和认识更加深刻。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严格自己，身正为范，这本身就彰显了一种让所有生命更加绚丽的理念。
1.2积极申报参与学校的教育教学项目
《生命科学导论》不应该局限于现有的知识体系，应该属于生命学科的大范畴。为整合学院教学资源2015年我们申报并获准了1项重大教改项目“生物技术创新性综合实践教学平台的建设”，2项重大孵育项目《基于生态学视野构建生命教育课程》、《生化》。这是以生命基础教育拓展的新尝试，也是优化现有教学资源的具体体现。
1.3展示教学新成果，触及科学前缘
生命科学的内容不但要注重传统意义上的基础性和系统性，还要注意内容的新颖性、趣味性、科普化、生活化和多样化。要展示生命科学研究最新进展，必须时刻关注前缘动态，重新选定教学内容以触及科学前缘。
2教学方法新探索
2.1讨论、质疑、引发大脑风暴
过去我们的课程以教为主，重视知识的直面传播。重知识、轻能力、重书本、轻实际、重考试、轻应用，以教师、课程、教材为中心。教师自始自终控制着整个教学过程，学生的主体性得不到充分发挥。通识课程建设以来，通过各种学习我们采取了互动式教学，鼓励学生大胆提问，踊跃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为此我们针对有关生命科学问题展开分组讨论，先后讨论了优生优育、最强大脑、克隆人、转基因技术的利与弊等热点话题，在强烈思维观点冲击下，学生的知识体系一次次刷新，关注了解生命科学的兴趣更加浓厚，跟踪讨论问题的意愿更强烈。
2.2分享经典阅读体会
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鼓励他们通过网络查阅和观看生命相关的影像、文字资料。同时通过助教把最新的研究成果放在qq群中，让同学们思考和探索，发表个人意见并邀请他们在课程展开讨论。对《生命是什么》、《寂静的春天》等生命科学的經典文献在课堂中导读，并鼓励学生发表心得体会，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经典阅读开放周。
2.3参观调查，贴近生活
组织学生参观、调查校园植物，并对其分类，从根茎叶到花果实种子，了解其生活史，并鼓励学生对所调查的每种植物通过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其用途；对于一些珍稀物种，强调其作用地位以及普及植物资源对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不仅让学生学知识，还能长见识。鼓励他们参观动物园、动物标本馆，让学生零距离领略大自然的神奇以对生命科学知识和生活环境有深刻的认识。
2.4厚基础、重操作、宽口径，为交叉学科精心的筛选教学实验
一直以来，生命科学的实验课与理论课严重脱节。为了重视非专业学生基础知识、动手能力的培养，我们每学期精选2-3个趣味性与专业性相结合实验，拓展学生的知识面，鼓励学生自己查阅文献，亲自动手规范化的操作实验，激发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促进学生积极主动思考问题、提出问题，注重学科交叉融合，全面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再通过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实验教学，让学生们对生命科学知识产生全新的认识，深思人类、社会、环境和谐发展的问题。
3改革考核评分标准
考核是课程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生命科学导论》作为一门通识教育课程，其考核方式不仅要考查学生对知识的掌握，还要注意考查学生的道德素质、学习态度、动手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等综合素质和能力。因此，在面向非生物类专业学生加强素质教育的过程中，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我们抛弃了以往单一的闭卷期末考试的方式，采取了更加灵活全面的考核方式，将考核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平时表现+讨论+实验+期末各占一定比例。该考核方式突出了对学生的基本科学素养、生命科学知识掌握能力、综合表达讨论能力、实验技能及实验结果分析能力的考核，对学生端正学习态度，认真上好每一次课程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培养学生的生命科学综合素质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4教学效果硕果累累
新的教学理念带来新的教学效果，在教学中我们不断吸纳各种知识以丰富完善自己，同时将教学成果分享给同行。我们编写出版了《生命科学实验教材》，先后发表教学论文共计5篇。
作者：李萍等
参考文献
[1] 周红.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例谈综合实践活动中的方法指导[J].新课程（教研），2011（07）：60-61.
[2] 缪敏锋.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对几个教学案例的反思[J].学生之友（初中版）（下），2010（03）：19-20.
科学传播导论范文4
一、娱乐
“娱乐”一词,早在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蔺相如廉颇列传》中就出现了:“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缶秦王,以相娱乐。’”[1]
“娱乐”是一个同义复指的词语,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娱”字的解释是:“娱,乐也,从女吴声。”[2]
东汉的张衡在其《南都赋》中说:“游观之好,耳目之娱。”在这里把娱乐视为一种欣赏。
陆机所著《文选》中晋代阮籍的《咏怀》诗之八中,也有“娱乐未终极,白日忽蹉跎”的句子。
在古人那里,“娱乐”的概念,已经与今天使用的“娱乐”概念很相似了,也即“娱怀取乐”[3]“欢娱行乐”[4]之意。
1987年出版的《文化论》一书认为:“游戏、游艺、运动和艺术的消遣,把人从常轨故辙中解放出来,消除文化生活的紧张与拘束。”[5]
1990年出版的《中国广播电视学》一书认为:“娱乐就是获得一种感情上和思想上的,也是一种美的观点、美的感受得到满足的。娱乐能丰富人们的生活,消除疲劳,有益于身心健康,还可帮助人们提高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6]
1995年出版的《传播学导论》一书认为:“人类对娱乐的需要如同对于衣食住行与传宗接代一样自然。”[7]
2002年出版的《广播电视学导论》一书认为:“娱乐就是获得一种感情上和思想上的。包括模仿的,情感共鸣和宣泄的以及思辨和理解的,总的说来就是一种美的观点、美的感受得到满足的。”[8]
2005年出版的《传媒效果概论》一书认为:“娱乐可以被定义为一种有效的和可接受的解除不满和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压力的手段。”[9]
2005年出版的《观念与范示――类型电影研究》一书认为:“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能够刺激、鼓励或者激发快乐消遣的东西我们都可称为娱乐。一切能给人类带来快乐、消遣、释放的东西,都能定义为娱乐。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娱乐理解为单纯的官能刺激和插科打诨。” [10]
2007年出版的《中国电视节目形态研究》一书认为:“这种欢乐之意,既可以是生理上的放松、愉快,也可以是心理上的满足、兴奋或宣泄,甚至是紧张、刺激、悬疑的感受。”[11]
总之,娱乐是人的天性,也是一种生活态度、生活方式与精神需求。人们需要娱乐,以形成对工作劳动的调剂与补偿,并在两者的良好协调中完成生存的整体需求,娱乐也因此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剂。一般来说,人们在满足基本生理需求的状况下,对娱乐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强烈。桑哗的《娱乐新世纪》一文中的一段话颇能说明娱乐的时代特征:
“种种迹象表明,在未来100年人类生活形态即发生的诸多变化中,娱乐无疑会成为人类的第一需要,继和平、发展之后的第三大主题。娱乐一直被看成生活中一种必要和有效的调节手段。人们通过发明五花八门的娱乐方式,并不断缩短工作日等方法,来满足自己的娱乐需求。但是,娱乐如果不能成为我们生活的最终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的话,那么,我们从中获得的快乐终究是有限的。而事实上,作为一种哲学范畴的娱乐,其游戏本质恰恰蕴含了人类追求自由解放的全部含义。娱乐是为了更好地工作,这是20世纪的理念,而21世纪的常识则是:我们更勤奋地工作,就是为了更好地娱乐,或者干脆说,工作本身就是娱乐。”[12]
对娱乐的需求源自有人之初,但最初的娱乐是以人自身为传媒,群体直接参与,娱乐的方式与范围都很小。报刊、广播等大众传媒出现后,娱乐的内涵与外延都得以扩张,但首先满足的是受众的信息需求,在组织大众娱乐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所起的作用是间接的、分散的,娱乐的社会化程度比较低。电视成为当今世界上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大众传媒后,在满足人们对信息的更为快捷、生动、准确、全面的需求的同时,也为满足人们的娱乐需求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载体。
英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兼考古学家罗宾・乔治・科林伍德曾指出:“如果一件制造品的设计意在激起一种情感,并且不想使这种情感释放在日常生活的事务之中,而是要作为本身有价值的一些东西加以享受,那么,这种制造品的功能就在于娱乐或消遣。”[13]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这个曾被戏称为“独眼怪”“梦想的匣子”的制造品,本身就是“一种远距离传送的有声有形的娱乐工具”。[14]电视作为一种现代大众传媒,本身具有鲜明的通俗性、消费性等大众文化传播特征。观众期望通过收看自己喜欢的节目获取信息,舒展身心,可以说是观众对电视明显的消费需求。关于电视与娱乐的关系,一些欧美学者提出了很多富有启迪的类似观点,譬如:
“电视是21世纪一种独特的娱乐形式。”[15]
“电视主要是一种娱乐载体,在电视上亮相的一切都具有娱乐性。”[16]
“不管是什么内容,也不管采取什么视角,电视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娱乐”“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17]
“电视不仅满足观众的娱乐需求,还制造娱乐需求,引导娱乐需求,并逐步实现娱乐传媒一体化,使世界真正进入一个娱乐的时代。”[18]
上述观点虽不无偏颇之处,但仅从电视传媒本身而言,其所传播的内容,也即电视节目本身确有明显的两重性:一方面是为了满足观众的信息需求;另一方面是为了满足观众的娱乐需求。
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娱乐一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误读,甚至将娱乐看成庸俗浅薄、丧志的代名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这一问题上形成一套僵硬的逻辑:娱乐只能是感官上的轻松、快乐,而与理性、心灵、精神、痛苦是对立的。
其实,娱乐也是有内涵、意义、品位之分的。李泽厚先生曾经分析了美感产生的阶段与层次:首先是悦耳悦目,身心愉悦;其次是悦心悦意,它包含无意识的本能满足,包括性本能、、行为、心境、理念的被压抑,通过审美获得解放与宣泄,达到心意的满足与愉悦;最高层次是悦志悦神,它是道德基础上达到某种超道德的人生感性境界,是整个生命与存在的全部投入。同样,对于娱乐的理解也应该分层,即有浅表层面的感官娱乐,也有内核层面的精神娱乐。
就电视娱乐节目形态而言,感官娱乐与精神娱乐之间、审美与思想价值之间,并非对立的相互否定的关系,而是共生的辩证统一的关系。观众在收看电视娱乐节目的过程中,娱乐实际上来自于身心两个方面的同时满足,任何一方面的缺陷都会造成某种遗憾,都会影响娱乐效果的充分获得。
二、娱乐化
“娱乐化”与“娱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化”――加上名词或形容词之后构成动词,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娱乐化’就是指某件事物(一般原先不带有娱乐性特点,或具有与娱乐性相反的特性)在经历一些变化后带上了娱乐性的特点,从而使人变得快乐;或是原本一件严肃的事情经过一个变化过程如今成了一件快乐有趣的活动。”[19]
娱乐化正在成为当今一种引人注目的电视文化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是现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核心就是以娱乐的精神、娱乐的视角、娱乐的方式来策划与制作电视节目,实现人们的视觉愉悦与情感诉求。具体而言,不仅电视娱乐节目形态族群诸形态强化了娱乐元素,而且以严肃性见长的新闻节目、法制节目、纪录片等电视新闻节目形态族群诸形态都或多或少注入了娱乐元素。“娱乐元素成为这些节目不可或缺的内容,可视性、互动性、故事性和悬念性,成为它们追求的目标。”[20]
[4]《辞源》,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55页。
[5][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页。
[6]阎玉主编,何大中、赵水福、白谦诚副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228页。
[7]董天策:《传播学导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8]欧阳宏生主编,朱天、蔡尚伟、彭逸林、赵志刚副主编:《广播电视学导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页。
[9][美]詹宁斯・布赖恩特、苏姗・汤普森:《传媒效果概论》,陆剑南等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9页。
[10]沈国芳:《观念与范示――类型电影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11]孙宝国:《中国电视节目形态研究》,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85页。
[12]桑哗:《娱乐新世纪》,载《新周刊》2000年第3期。
[13][英]罗宾・乔治・科林伍德:《艺术原理》,王至元、陈华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
[14]参见张志君:《创新精神・平常心态・平等关怀――世界各国电视娱乐节目整体扫描及对中国同行的启示》,载《当代电视》2000年第4期。
[15][美]保罗・M・莱斯特:《视觉传播:形象载动信息》,霍文利、史雪云、王海茹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8页。
[16][英]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电视与社会》,张永喜、鲍贵、陈光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17][英]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
[18][美]米切尔・J・沃尔夫:《娱乐经济――传媒力量优化生活》,黄光传、郑盛华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19]张爱凤、李钧:《“电视娱乐化批判”之批判》,载《电视研究》2009年第1期。
[20]胡智锋:《中国电视50年节目创新的三个发展阶段》,载《现代传播》2008年第4期。
[21]参见孙宝国:《中国电视新闻节目形态研究》,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67-68页。
[22]孙宝国:《电视新闻节目形态的发展走向》,载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编:《新闻传播学前沿2007-2008》,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页。
[23]参见王小嘉:《假日法制节目的娱乐化探索》,载《中国电视》2006年第4期。
[24]李海丽:《纪录片娱乐化初探》,载《山东视听》2006年第1期。
[25]吕鹏在《从看电视娱乐节目发展的新方向》(载《电视研究》2008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健康的娱乐是不放弃基本道德要求的娱乐,是能够产生审美价值和审美愉悦的娱乐,同时更应该是能够引导社会和谐的娱乐。”对此种表述,笔者深以为然。
[26]冯晨:《在坚持中发展 在运用中创新――纪念同志发表55周年》,载冯晨:《子夜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27]中国电视节目榜组委会编著:《中国电视红皮书:2001》,漓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页。
[28]参见张德祥:《要娱乐不要“愚乐”》,载《求是》2008年第5期。
科学传播导论范文5
【关键词】文化;生产与接受;建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G240 【文献标识码】A
一、关于研究对象“文化”
“文化”众所皆知,但是却并不是一个能够被轻易解释的对象。它具有最复杂的含义,既包含了物化的内容,也具有精神层面的意义,由此难以被准确定义。对此,文化生产与接受研究取向于将“文化”视为一种非常具体的事物。它可以被生产与消费,这成为了基本的研究立场。这种取向来自于文化社会学尝试对“文化”进行精确定义的发展。在文化社会学的视野中,“文化”不是大而全的、万能的、无所不在的,而是可观察的,具体的,生动的。菲利普•史密斯(Philip Smith)非常精辟地总结了这一取向所共有的一些原则:研究具体有形产物的文化,比如一件艺术品,一本书,一个广播节目。文化是生产、传递和接受的讯息,分析的主要目标便是挖掘各种因素的作用,指出产生影响的方式。文化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存在有直接因果关系的系统之中。具体行动者与机构之能动性也是分析的主要焦点。[1]
由此该研究取向并不强调文化具有某种固有的价值,不对文化产物进行价值判断。这种研究取向关心的是文化生产与接受的社会实践。
当然文化生产与接受研究对象的选择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一具体的文化产品。研究的关注经常也会以一个泛化的概念出现,这些概念是就某一类文化形态进行的概括,比如能够指涉时空的概念: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本土文化与异文化;强调受众特点的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或者是能够反映出具体的工艺和生产过程的术语:口述文化与录制文化等等。这些词汇在语义上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在展开具体研究之前,研究者往往需要对这些用词作出明确的定义。
二、文化生产与接受研究中不同的学术传统
文化生产与接受的研究具有不同的学术传统,主要有媒介效果研究,文化研究,文化社会学以及新史学的路径。这些不同的学术传统在研究旨趣上有所差异。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主要可以分为以大众传媒为代表录制文化的生产与接受,如新闻,影视,小说,流行音乐等以及其他日常生活领域的文化生产与接受,如建筑,传统与习俗等。这里仅按照学术传统上的差异,就一些重要文献作一简要回顾。
1)媒介效果研究
媒介传播效果研究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其间。研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分别出产了一些代表性理论。学者们最初持有媒介效果强大的信念,“魔弹论”是这一阶段的代表理论。这一阶段,传者的控制对整个传播过程的影响被视为具有决定性作用。但这样一种认识并未持续很久,学者们开始发现大众传播媒介的效果由于媒介的性质和它们在社会中的地位而大受限制。研究逐步摆脱了传者中心论的局限,开始转向以受众为中心。在这一过程中,从生产与接受的角度对媒介文化产品进行的研究也自然从生产主导转向了对接受的关注。这主要体现于使用与满足理论的提出。使用与满足理论站在受众的立场上,通过分析受众对媒介的使用动机和获得需求的满足来考察大众传播的效用。它强调受众的能动性,突出受众的地位。该理论认为受众通过对媒介的主动选择与积极使用,从而制约着媒介传播的过程。1974年,卡茨、布拉姆勒、格里维奇的论文《个人对大众传播的使用》总结了当时使用与满足领域所做的研究。
2)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是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建立的传统。其研究方向和学术成果被后人称为“伯明翰学派”或“英国学派”。生产与接受(或曰消费)是伯明翰学派理解文化的两个主要方面,其结果是文化生产最终被看作生产方式之一,这样就把文化从上层建筑拉回到基础中来,与社会经济生产和结构相联系。[2]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心解散,并与社会学系合并,而相应的研究传统并未因此而停滞。研究一度聚焦于各社会群体如何解读特定的媒体文本的接受研究,这其中电视节目成为文化研究最为关注的对象之一。阅听人民族志是这类研究主要的方法。
1980年莫利《全国观众》验证霍尔的阶级位置决定观众如何解码电视节目的主张,发现解读与阶级之间并非一对一的对应关系。研究发现文本解读方式并非任意,文本会使某些解读方式更容易产生。在后来的研究中,莫利开始关注文本与日常生活的互动。1986年的《家庭电视》讨论电视节目这个活动如何成为家庭例行活动结构中的一部分。1987年巴金汉对于英国肥皂剧东伦敦人eastenders的研究则强调观众的创造力和反思性。1987年约翰•费斯克《电视文化》关注正当化的大众愉悦以及观众对于文本的解读能力,认为应该抛弃阅听人的概念,转而关注观众控制观赏活动。[3]多萝西•霍伯莘在研究英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电视连续剧《十字路口》(Crossroads)时,就《十字路口》引起的争论,探讨了制片人和观众的关系,以及它的“所有权”问题。结论表明电视剧一旦播放,“所有权”就为制片人和观众共有,所以制片人无权单方面改动。[4]
以上研究说明消费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生产者,反映文化生产与接受必然是结合在一起的。文化接受同时影响了文化的生产。对此,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对媒介事件的研究指出媒介事件首先来自于组织者、电视台和受众之间进行的“协商”,然后是电视台对其进行“表现”,最后是受众在家庭对其进行“庆祝”。在此过程中,任何一方的缺席都可能导致事情的彻底失败,由此文化生产的维持需要靠组织者以及阅听人的合作。[5]
这些研究都一再表明和强调文化的接受不是一个消极,被动的过程。因此这些研究的主张是不能只是研究媒体的阐述,我们必须关注受众是如何使用文化产品的。至于这样一种使用对文化生产产生的反向作用在以上研究中还没有得到具体的展现。
3)文化社会学视野下的研究
戴安娜•克兰(Diana Crane 1992)的《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讨论影响录制文化传播的环境是如何在独立于阶级控制或精英控制的情况下对录制文化产生巨大影响以及生产和传播录制文化的组织影响文化自身性质的方式。[6]
国内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领域当中,不少学者立足大文化的视野,对文学现象进行多维阐释。例如,文学与传媒的关系,文学创作、理论批评与传播载体以及整个社会的文化生产机制是如何互动的,都成为了学界关注的课题。[7]此处“大文化视野”指的就是文化社会学的视野。陈伟军的《传媒视域中的文学:建国后十七年小说的生产机制与传播方式》一书在导论中对此类研究作了详细的整理。
如今研究已从传统的媒介生产领域转向了其它的日常文化生活中。对此,菲利普•史密斯在其著述《文化理论的面貌》中专门整理了三个有关个案:华格纳-帕斯菲西与施瓦兹所作的越战纪念碑的研究,贝克的艺术生产以及伍斯诺的对观念性事物生产与接受的探讨。
华格纳-帕斯菲西与施瓦兹(Wagner-Pacifici and Schwartz 1992)对于越战军人纪念碑的研究是其中的代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越战纪念碑被视为是二十世纪公共艺术的经典案例。纪念碑用于纪念越战期间战死的美国士兵和将官。由于越战的性质,纪念碑自建造的提议产生就充满议论,整个设计过程由于设计理念的问题更是引起争执。越战纪念碑最终呈现是多种纪念方式并存,这样一种方式可以在不同层面上满足了美国社会不同人群的需求。华格纳-帕斯菲西与施瓦兹对于越战军人纪念碑的研究实际的研究对象不是纪念碑本身,而是建造和思考纪念碑过程中所展现的各种观念的碰撞以及妥协。[8]研究将纪念碑的产生过程视为集体记忆与市民叙事的指标,研究认为纪念碑为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对话的产物,而非如同正统涂尔干式的纪念仪式理论所认定的,是某些社会对于团结一致的超验需求,以及悲痛的显示。纪念碑的打造包含了文化创造力,竞争与协商的过程。[9]
此外针对于建筑物的代表性研究还有马格里(Magali Sarfatti Larson)的《后现代建筑之后:美国二十世纪建筑的变化》(Behind the Postmodern Façade: Architectural Change in Late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大卫(David Brain)的《文化生产:建筑作为文化产物的社会建构样例》(Cultural Production as “Society in the Making”: Architecture as an Exemplar of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Artifacts);贝瑞(Brain)的《实践知识与职业控制:美国建筑的职业化》(Practical Knowledge and Occupational Control: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Architec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等。[10]
贝克(Howard S.Becker)在《艺术世界》(Art Worlds)中提出“艺术世界”的概念,并用合作、惯例来说明艺术家创作情况,其中惯例也包括受众对艺术作品的解读。艺术世界支持文化的生产,并为文化产品提供观众。但是惯例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对此,贝克的判断是任何生产都是在创新的麻烦与缺乏认同的可能性和惯例的简单和保险两者的选择中进行。[11]
伍斯诺(Robert Wuthnow 1989)的著作《论述社群》(Communities of Discourse)系统地探讨了观念性事物的生产与接受。伍斯诺进一步将研究问题确定为不同时代的社会条件如何使文化运动成为可能。每一次运动又是如何将自身确定的意识延伸到社会各个阶层,使这样一种观念意识制度化。意识如何被形塑并成功地传达到特定领域。对此,伍斯诺通过三个具体案例来加以说明。这三个案例分别来自于不同时代背景下挑战现实的三种观念系统: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及马克思社会主义。[12]
不同于伍斯诺对社会文化运动的关注,还有一些研究将关注点聚焦于组织文化的创造与维持,如Gideon Kunda的《合作的文化》(Corporate Culture)。
4)新史学的路径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与五位学者共同撰写的《传统的发明》(Invention of Tradition)通过六个个案研究(分别研究威尔士的民族服装、苏格兰的典籍再造、英国皇家仪式变迁、英国统治下印度庆典礼仪的变化、非洲民族对英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模仿以及1870―1914年英、法、德三国民族节日和大众文化方面的变化)向我们揭示,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13]由此,传统也许并非如我们想象那样历史悠久,今天的“传统”更多的来自于现代人的发明创造。而真正的传统早已远离我们的生活。
在霍布斯鲍姆“被发明的传统”这一概念的影响下,其他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还包括Randa.Serhan的《巴勒斯坦的婚礼:在新泽西创造巴勒斯坦》(Palestinian weddings:Inventing Palestine in New Jersey)向我们展现了居住在美国的巴勒斯坦人通过追溯传统婚礼中一些既定形式建构团体认同的事实。[14]Charles R.Cobb和Adam King的《重新发明的密西西比传统》(Re-Inventing Mississippian Tradition at Etowah,Georgia)注意到一些社会政治原因产生的通过丢弃真正的传统,发明创造新传统而重构社会政治组织的现象。[15]Chris. Brennan-Horley,John.Connell以及Chris.Gibson的《猫王音乐节:澳洲郊区的经济发展与身份建构》(The Parkes Elvis Revival Festiv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ntested Place Identities in Rural Australia)关注悉尼西部一个小城镇的猫王纪念活动,说明从未发生的“传统”是如何建构起来的。[16]
当然作者目的并非要鉴别传统的真伪,而是要探究发明传统的目的是什么。每一种传统的发明都来自于当时的一种社会需求。与此同时,被发明出来的传统也在影响社会,创造历史。
综上,文化生产与接受基本上是一个社会作为。也因此永远都受到社会脉络与社会关系的影响。
三、方法论问题
在大量关于文化的生产与接受的研究中,除了传播学的使用与满足理论以外,还形成了一些具有解释性的基本概念与框架,如法国当代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文学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以及来自精神分析学家爱立克森对“自我同一性”的阐述而形成的“身份认同”理论。
皮埃尔•布迪厄提出的“文学场”即“文学生产场”(the Field of literary production),它用于说明文学意义的生产并不是以内向、自足的方式进行的,而是由许多因素的相互关系形成。具备不同习性和文学资本的行动者进入文学场,争夺位置的占有权,参与文学游戏。他们的行动又受到文学场域和社会大场域影响。[17]由此,文学是一系列随机与偶然的因素的结合。布迪厄的这一理论是用于分析19世纪下半叶法国“文学场”的形成过程。根据布迪厄的理论,“文学场”形成的关键要素首先在于“文学自主性原则”的确立。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也是当前一些文化生产研究常用的重要思想资源。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是在他的实践哲学基础上提出的针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理论。葛兰西提出这个概念最初的目的是要解释资本主义统治为什么能够持续存在,无产阶级为什么不愿意革命这个问题。[18]以此提出必须通过争夺文化领导权,从而唤醒人们的革命意识。今天我们借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说明文化生产时,往往将文化的再生产简化为权力结构模型。这也是米歇尔•福科(Michel Foucault)的一种理论传统。而过度聚焦于权力的“无所不在”会导致一种倾向,即文化批判着力于对权力的实例进行局部的、微观的分析,而忽视了宏观规模的思考:作为整体的制度是处于变化之中的,是动态的,在派生“主流”价值的同时,也能派生出其他的东西。[19]因此,约翰•哈特利认为必须要有并发分析(conjunctural analysis)的观念,去顾及“开放的未来”,而不是无休止地重复原有的模式。
此外的流行理论还包括“身份认同”,这一理论来自精神分析学家爱立克森对“自我同一性”的阐述。“自我同一性”是指个体能够自觉将自身的现在,过去和未来进行组织整合,使之产生一种内在的一致性和连续感,形成一个连贯的自我形象。由这一理论引申而来的“身份认同”多用来解释文化生产中的文人意识以及文化接受问题。这种关注同样带有浓厚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倾向。
这些概念与框架深入地解释了某一个要素对于文化生产与接受过程所起的重要影响,却无法解释整体性的运作。
对此,文化社会学者温迪•葛瑞斯伍德(Wendy Griwold) 提出了“文化钻石”模型(也称“文化菱形”)。她以社会世界(social world),生产者(creator),文化客体(cultural object),接受者(receiver)这四个单位来解释文化与社会建构的关系。
葛瑞斯伍德认为,通过“文化钻石”中的四个角和六根连线,我们可以比较完整地理解文化客体和社会的关系。这一模型将生产与接受两个方面联系了起来,从而改变了以往从单一取向分析问题的偏见。
在葛瑞斯伍德的基础上,维多利亚•D.亚历山大(Victoria D. Alexander)又在此模式中间增加了中介者(或分配者)gatekeeper(亦即销售体系,博物馆,唱片公司等中介),进一步阐释文化客体进入分派体系后的的情况。[20]说明文化产品在与生产者分离后,达到接受者之前所受到地受到过滤。
当然“文化钻石”并不是一种理论。它只是表示了分析单位之间的某种联系,而未详细说明分析单位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联。但它确实是具有一定启发性,帮助我们全面理解文化。在此框架下形成了社会世界,生产者,文化客体,接受者以及中介五个分析单位。
方法论问题亦体现于研究立场。对于文化的生产与接受而言,“无立场”立场成为一种流行表述。
“无立场”的立场意味着什么?对此,赵汀阳在提出的“无立场”方法论时的解释是:“价值立场的冲突不可能在持有某一立场的情况下得到解决,很显然,以某种价值观念a对另一种价值观念b进行批判不具有理论上的意义,因为在a中处处预先把b解释为错误的,反之亦然,而这种解释本身总是拒绝被批评的。”[21]
在现实文化生产实践中,我们对种种文化客体的讨论所呈现的问题往往是一种价值立场的冲突。不同诉求产生了不同需要。在种种“需要”的名义下,文化的意义被分割。“无立场”的立场的意义在于将价值的一级判定努力上升为价值的二级判定(赵汀阳:一级判定是“x是真的”或“x是好的”,二级判定是“x是真的”或者“x是好的”这样的论述是有效的”)。
就研究视角而言,如何体现“无立场”的立场?如果依循传播学研究固有的传统,立足于效果层面展开研究必然是不完整的。这样的视角不乏有对文化问题的细致详尽的探究,但是仅从这一视角对文化问题的探讨往往总是局限于功能的视野。于是研究的问题总是不由自主地集中于如何控制传播效果等等,从而忽视了文化客体和社会群体间的互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新意。如何跳出功能主义取向的研究框架?这有赖于一种能够关注整体的全新视角。
对此,作为对认知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建构主义寻求的是理解个人的和主体间的意义和动机。[22]不同于功能主义传统,在建构主义这里,人被看作是有资格能力和沟通能力的行动者,他们是积极主动创造或建构着社会世界和日常生活,因此,社会是互动的,这种互动不仅表现个体与个体,同时也表现在行动者和社会结构。[23]这样一种研究取向开始逐渐在各个学科中都有所反映。
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社会学的研究重点发生了转向,人们开始去关心科学知识生产问题。针对这一问题,讨论的核心是科学知识究竟是什么。传统的解答是科学知识来自自然界的经验事实和逻辑规则。而建构主义提出了一些新解,强调社会因素的作用,认为科学知识不是简单地对自然界的描述,科学知识是科学界内外的人们社会交往的产物。科学知识是由人们社会性地构造出来的。至少在科学知识制造过程中,自然界因素和社会因素都在起作用。[24]在这一趋势下,一些科学社会学家开始对科学知识展开了微观的经验研究,以便弄清科学知识的生产脉络。
建构主义这样一种观念也已渗透于传播学研究中。詹姆斯•凯瑞对传播“仪式观”的强调即体现了这样一种研究的转向。在此之前,传播的“传递观”一直在美国传播学界占主导地位。在“传递观”的影响下,我们的视角拘泥于对信息的传递和控制。传播被看成是一种过程和一种技术。不论是以传者为中心,还是以受众为中心,这一模式都没有根本的变化。[25]
不同于“传递观”,“仪式观”并不在于信息的获取,而是信息的共享。通过传播的“仪式观”,凯瑞所要表达的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现实”这个问题。“现实”是可以被创造的。“现实”通过多种多样的“传播”被创造。
建构主义这样一种研究视角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是:信念、知识与观念并非只是存在想象之中的抽象事物。它们的存在必定奠基于真实的行动者、真实的机构,与真实的历史脉络之中。[26]
注释:
[1]菲利普•史密斯Philip Smith:《文化理论的面貌》,林宗德译,台湾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第219-220页
[2]陆扬 :《文化研究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10页
[3]参见菲利普•史密斯Philip Smith:《文化理论的面貌》,林宗德译,台湾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第225-227页
[4]陆扬 :《文化研究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287-288页
[5]参考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麻争旗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1月
[6]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赵国新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1年4月
[7]陈伟军:《传媒视域中的文学:建国后十七年小说的生产机制与传播方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1页
[8]菲利普•史密斯Philip Smith:《文化理论的面貌》,林宗德译,台湾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第237页
[9]同上
[10]Edited by Lyn Spillman:Cultural Sociology,Blackwell Publishers Ltd,2002,p199-208
[11]Edited by Lyn Spillman:Cultural Sociology,Blackwell Publishers Ltd,2002,p178-188
[12]Robert Wuthnow: Communities of Discours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3][英]E•霍布斯鲍姆 T•兰格等:《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3月,第1页
[14]Randa.Serhan:Palestinian weddings:Inventing Palestine in New Jersey,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 XXXVII, No.4 (Summer 2008):2137
[15]Charles R.Cobb,Adam King:Re-Inventing Mississippian Tradition at Etowah,Georgia,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and Theory, Vol. 12,No.3,September 2005
[16]Chris. Brennan-Horley,John.Connell,Chris.Gibson:The Parkes Elvis Revival Festiv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ntested Place Identities in Rural Australia Geographical Research , March 2007 , 45(1):7184
[17]赵一凡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1月,第579页
[18]参见陶东风:《如何确立执政党的文化领导权?》转自陶东风博客:blog.省略/s/blog_48a
[19][澳]约翰•哈特利:参见《文化研究简史》,季广茂译,金城出版社,2008年10月
[20][英]维多利亚•D.亚历山大:《艺术社会学》,章浩 沈杨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年1月
[21]赵汀阳:《无立场的伦理分析》,《哲学研究》1995,5
[22]黄旦:《由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化》,《新闻大学》,2008,2
[23]黄旦:《由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化》,《新闻大学》,2008,2
[24][美]史蒂芬•科尔,《科学的制造――在自然界与社会之间》之译者前言:科尔的科学观,林建成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3月,第1页
科学传播导论范文6
关键词：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概念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1-1297（2013）03-0079-01
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 教育技术（05定义）是通过创造、使用、管理适当的技术性的过程和资源，以促进学习和提高绩效的研究与符合伦理道德的实践。
从上面的概念可以看出，不管是思想政治教育还是教育技术，两者都是一项社会实践活动。值得探讨的是，目前国内对这两项社会实践活动没有一个系统的概括，这就更加谈不上两者之间的理论关系了。本文通过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概念的研究，对教育技术学、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两大学科的知识理论进行系统建构，希望对教育技术学或思想政治教育学有一个小小的帮助。本文得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概念主要从以下3方面来进行研究：
一 从教育学、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教育技术学是以它的基本理论为基础，通过分析教学过程的基本特点、要求及其规律，利用技术与科学、教学系统设计与科学决策方法，通过创造、使用、管理和评价适当的技术性的过程和资源，以实现教学最优化、效能（或绩效）最大化的研究与符合伦理道德的理论与实践。
从教育技术学的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知道，教育技术学在发展过程中要不断地从教育学、心理学、传播学、系统科学等有关的研究成果中寻求理论依据，并且依据各学科的概念、原理和方法于一个有机整体之中，使它们作为自身进一步发展的指导理论。同时，教育技术学在自己的实际研究领域中，一定要根据客观实际的需要出发，总结出、建构出、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理论，并将该理论有效地应用于本专业的符合伦理道德的实践。而思想政治教育学和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法学、美学、传播学、行为科学、系统科学、管理学、人才学以及文学、艺术等学科都有联系。具体来讲，思想政治教育学是理论下一个的二级学科，它与该一级学科中的其他二级学科有着同根同源的关系，而且它们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有很多相似之处。另外，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不是一门孤立的学科，它的理论与实践必须依靠政治学、教育学等学科的支撑，从中吸取、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以发展本学科的内容。
依据上述，我们大体可以知道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在一定意义上是属于教育学的范畴，也就是说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一种教育活动。自从教育这一活动一产生，人类的思想活动、政治活动、教育活动以及技术活动就会产生，这本身就是一种教育技术。
二 从教育技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来看
教育技术05定义的研究对象是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学习过程是指学生在教学情境中通过与教师、同学以及教学信息的相互作用获得知识、技能和态度的过程。学习资源是指支持学习的资源，包括教学材料、支持系统、学习环境。
通过学习教育技术学导论，我们清楚地知道，教育技术的研究是围绕学习者的学习进行的，学习是教育研究的出发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有多种，在这里笔者认为它的研究对象是：研究普遍联系、错综复杂的社会因素与教育对象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发展的关系，揭示、探索如何调节社会环境对教育对象的交叉立体作用，以及教育对象在受环境影响时的能动作用。通过学习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笔者认为是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以及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并且通过改造人的思想规范人的个体行为。
上述关于两者的研究对象，在本质上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研究对象是人。对人而言，从一出生就开始接收教育，而实现教育活动的过程和资源就是教育技术，另外，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一定会接受各种各样的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因此，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技术实践活动。
三 从教育技术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性质来看
教育技术学从本质上说是运用了自然科学（如物理学、数学等）、社会科学（如哲学、社会学等）等学科的基本理论来促进教育教学的。它既具有自然科学属性，也具有社会科学属性。也就是说，教育技术学既不是传统的理科，也不是传统的文科，而是融合两者于一体的具有方法论的应用性、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特点是具有阶级性、实践性、综合性。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性质，内容的变化，教育的目的，教育的评价都真正体现了该学科的性质。其实该学科的学科性质一直都蕴藏于、表现于而且作用于实际的社会实践活动中。
那么，不管是教育技术学还是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两个学科的性质都具有很强应用性、综合性以及方法论。因此，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一项目的性很强的实践活动。换句话说，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实际上就具有社会性、综合性和广泛性的特点，它本身就是一项社会活动、技术活动以及教育活动。
综上所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概念实际上就是：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教学中，在理论指导下，遵循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运用现代教育思想理论和现代教育技术，通过创造、使用、管理和评价适当的技术性的过程和资源，以实现教学最优化、效能（或绩效）最大化的研究与符合伦理道德的理论与实践。它是依据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运用教学系统设计，通过对各种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方法、现代教育媒体等进行系统整合而形成的综合性技术体系。
参考文献
